“搭伴養老”：家庭轉型與農村老人的自我犧牲

張一晗

一、問題的提出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18 年末，中國 65歲以上老人達到16724萬人，占總人口的8.9%，(1)國家統計局：《2018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人口普查總人口(萬人)》，國家數據網, 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zb=A0305&sj=2018，2018年，訪問日期：2021-06-10。人口老齡化形勢嚴峻。老年期作為個體生命周期的末端，生病、死亡屢見不鮮，喪偶便成了老年人必然面臨的情況。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我國喪偶老年人口有 4774 萬人，占老年人口的26.89%，他們的生活狀況引起了學界的普遍關注。已有的研究顯示，喪偶老人的貧困發生率(2)劉彥喆、王晶：《性別視角下的農村喪偶獨居老人生存狀態研究——以吉林省東豐縣某村為例》，《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1年第2期。、死亡風險(3)焦開山：《中國老人喪偶與其死亡風險的關系分析——配偶照顧的作用》，《人口研究》2010年第3期。、抑郁癥狀檢出率(4)陳立新、陳功、鄭曉瑛：《北京城市喪偶老人抑郁癥狀及其影響因素分析》，《中國老年學雜志》2008年第7期。都普遍高于有配偶的老人?？梢?，喪偶對老年人的經濟情況、日常生活、精神狀態均產生了極大負面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很多喪偶老人希望再找一個老伴一起度過剩余的晚年生活。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老人普遍有再婚需求，但正式再婚的很少，他們更多采用的是“搭伴養老”的“準婚姻”模式。所謂“搭伴養老”,“就是老年男女雙方不進行結婚登記而生活在一起,實現晚年相互照料的一種老年再婚的生活方式?！?5)姜向群：《“搭伴養老”現象與老年人再婚難問題》，《人口研究》2004年第3期?！按畎轲B老”具有三個核心特征：一是搭伴主體多為60周歲以上且無配偶的老年男女；二是搭伴形式上沒有正式的婚姻締結；三是搭伴的目的是相互養老和互相照顧。事實上，“搭伴養老”現象早在十幾年前就在大城市中悄然興起，近年來在農村也開始大量出現。在當前社會變遷的背景下，農村老人“搭伴養老”是一個值得深入討論的話題。

整體來看，學界普遍將“搭伴養老”作為老年再婚的子范疇進行研究，將注意力集中于城市老人的“搭伴養老”現象，其研究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從法學視角探討“搭伴養老”的利弊及權益保障問題，其重點在于通過討論城市老年人非婚同居產生的相關問題，敦促國家法律的進一步完善(6)郝麥收、姚遠、宋健等：《“搭伴養老”：黃昏戀的協奏曲》，《人口研究》2003年第3期。，這部分研究占據了現有相關研究的絕大多數；二是從人口學或性別視角探討“搭伴養老”的現狀，前者更偏向于對老年人再婚的樣態進行整體性描述，揭示達成再婚的普遍規律，并對老年人再婚難現象進行歸因，較為典型的有：個人條件、子女數量、社會輿論、家庭成員阻撓等(7)王伯承：《農村喪偶老年人的生活狀況調查研究》，《貴州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后者則在分析中引入性別視角，重點關注“搭伴養老”的“性別化”影響及女性老人的不利地位(8)譚琳、徐勤、朱秀杰：《“搭伴養老”：我國城市老年同居現象的社會性別分析》，《學?！?004年第1期。；三是從社會學角度探討“搭伴養老”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三種觀點：選擇、完善和補償理論(9)張愷悌：《中國城鄉老年人社會活動和精神心理狀況研究》，中國社會出版社，2009年。，理性選擇理論(10)李南海：《老年同居：理性選擇視野中的社會學分析》，《廣西社會科學》2007年第5期。，社會交換理論(11)彼得·布勞：《社會生活中的交換與權力》，李國武譯，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73頁。。下面通過表1來展示三者的異同。

表1 關于“搭伴養老”的三種社會學理論視角的比較

總體而言，現有對“搭伴養老”的研究存在以下幾個可以推進的方向：一是在研究對象上，重視城市老人的再婚情況研究，對農村老人的關注相對不足。農村老人與城市老人具有不同的特質及經濟基礎，農村與城市也有不同的社會基礎，所以將農村“搭伴養老”與城市相區分，并進行單獨研究尤為必要。二是在研究領域上，重視政策、法律制定的結果研究，機制分析及討論較為缺乏。事實上，政策法律的完善需要先了解現象產生的原因，才能“對癥下藥”，出臺合理的解決措施。三是在研究路徑上，重視老人個體意愿及雙方互動的研究，對雙方家庭互動及社會基礎的考慮相對不足。無論是選擇、完善和補償理論，理性選擇理論還是社會交換理論，都預設了個體可以理性地通過權衡利弊，自行決定是否再婚及其形式，但與西方不同的是，在中國的很多文化情景下，結婚是非個體性的，家庭、家族及在此基礎上建構的人際關系網絡都會對其產生影響(12)蘇紅：《多維視角下的中國家庭婚姻研究——結構、關系、家族和文化》，《社會》2007年第2期。。而隨著社會變遷，中國傳統家庭也正在經歷轉型與震蕩，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會影響家庭成員的選擇和行為。近幾年，有學者也曾引入代際關系變量對老人再婚行為進行分析，并提出：當前老人再婚更多的是在傳統的“反哺模式”失效后出現的一種補償機制。(13)李元珍：《老人再婚與代際關系變遷——湖北省老人再婚現象調查》，《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但其只考慮到家庭結構的變化，并沒有意識到價值層面的作用，也沒有揭示出家庭轉型的具體內涵和“搭伴養老”的內在機制。筆者于2020年在陜西省H縣D村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駐村調研，通過深度個案訪談和參與式觀察，對農村老年人的生活安排與養老狀況進行了翔實的考察，獲得了較為豐富的田野資料。調研發現，農村地區普遍出現的“搭伴養老”現象與家庭轉型密切相關?；诖?，本文將以農村老人“搭伴養老”的經驗調查為基礎，以家庭轉型為切入點，對“搭伴養老”的形成機制及其后果進行詮釋，以豐富對養老問題的相關研究。

二、“搭伴養老”的表現與特征

D村位于H縣正北方向，距離市區10公里，屬于典型的農業型村莊。全村有438余戶，總人口為1572人，共有5個村民小組，耕地近1780畝，總面積為1.4平方千米。在當前社會經濟背景下，村莊人口外流嚴重，老人構成了在村的主體。全村60歲以上的老人現有403人，其中，80歲以上老人28人，75～80歲老人75人，70～75歲老人74人，60～70歲老人226人。喪偶老人共計98人。整體來看，D村產業結構較為單一，以農業為主，但縣域范圍內的能源工業發展吸收了部分農民非農就業，并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經濟分化；村莊內部血緣關系緊密且村民小組依然在農民生產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兩者共同建構下，該村具有一定的價值生產能力，村莊秩序較為穩定。綜上可知，D村是一個較為傳統的中西部農村，“半工半耕”是當地主要的家計模式?？傮w而言，當地農村的“家本位”思想是比較濃厚的，在倫理觀念的影響下，村莊遵循著子代輪養的養老模式。一般情況下，當地老人在60歲或者喪偶以后，就開始在子代家輪流居住，老人的生活開支、人情花銷等都由隨居的子代負責，老人生病及喪葬儀式的費用則由所有子代均攤，財產也由子代共同繼承。但是，近10年來，D村在家庭層面發生了巨變，一種新的養老方式正在打破這種子代贍養的養老格局，即“搭伴養老”。

2000年之前，D村的“搭伴養老”現象并不存在，隨著社會轉型，打工經濟興起，該村“搭伴養老”的現象開始出現，并逐漸增多。2000年以來，根據統計，D村共有8對成功實現“搭伴”的老人，詳見表2。

表2 D村2000年以來的“搭伴養老”情況

從表2可以看出，D村的“搭伴養老”現象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從發生時間來看。 “搭伴養老”多發于2005年以后，特別是2010年以來。2000年以來的8例“搭伴養老”中，發生在2005—2010年的有兩例，其余的6例均發生在2010年之后。

第二，從參與主體看。一方面，男方多為具有獨立獲取經濟收入能力的老人，如退休工人或者村莊中的手藝人，他們的收入不依賴子女且相對來說較為穩定，女方則多為無收入能力的普通農婦，男女雙方的經濟收入懸殊；另一方面，男女雙方的性別分工區分明顯，在“搭伴養老”的過程中，雙方遵循著“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通常男性負責賺錢提供生活開支，女性則負責料理家務。

第三，從家庭開支來看。首先，家庭開支通常由男性老人負擔，無論是兩人的日常生活開支還是人情往來花銷等都由男性老人支付。其次，家庭開支中有部分花銷是與女方家庭互動產生的，具體來說，這包括女方回家探親的費用、給女方親屬買小禮物的支出、過年及開學等特殊節點給女性家庭的小輩發放的紅包等。再次，部分家庭存在男性老人單獨給女性老人零用錢的情況。據筆者了解，這種現象在“搭伴養老”中較為常見。在日常支出之余，男性老人需要給女性老人一些額外經濟支持，其具體數額由雙方老人商議決定，當地平均水平是500～1000元，女性老人可自行決定零用錢的用途。一般情況下，女性老人會將這部分錢攢起來，或私下補貼自己的兒孫。最后，從家庭收入與支出情況來看，在量入為出的準則下，雖然不同層次的老人收入情況不同，但除去日?；ㄤN普遍還有盈余，由于開銷由男方老人提供，結余的錢也默認為男方老人所有。

第四，從搭伴終結的原因來看。突發性意外是搭伴關系終結的主要原因。搭伴關系是較為脆弱的，雙方對風險的抵抗能力相對較弱，在搭伴雙方中的一方出現突發性意外時，如車禍、大病等，搭伴關系就面臨終結。在搭伴關系終結后，則由子代履行養老責任，對老人進行贍養。

概言之，以D村為代表的農村地區的“搭伴養老”具有契約性、功能性、互動性等特征，這些特征決定了農村“搭伴養老”實踐有著特殊的樣態。在社會變遷的背景下，“搭伴養老”的出現恰好滿足和適應農村家庭的發展需求，因此在農村廣泛出現，并逐漸成為農村解決養老問題的新趨勢。

三、“搭伴養老”的實踐機制

“搭伴養老”的出現，是社會轉型背景下整體家庭的策略選擇。一方面，“搭伴”不同于正式的婚姻締結，老人在進行搭伴時心理依然歸屬的是自己原本的三代家庭，因此搭伴過程中形成了多種規則，以實現對子代權利的保障；另一方面，“搭伴”的目的是解決老人的養老問題，而實現搭伴的前提在于搭伴雙方需求的滿足，因此雙方事實婚姻的締結過程也是資源互換的過程。為了維持搭伴關系，在雙方互動時甚至需要一些策略性的手段。整體來看，農村“搭伴養老”主要是通過以下幾個方面的運行機制來實現的。

(一)形式保障：子代權利的回歸機制

在“搭伴養老”的過程中共有兩方面的形式可保障子代權利：一是搭伴關系組成時非婚同居的形式；二是老人在生命最后階段由子代贍養的形式。

從前者來看，在“搭伴養老”的過程中，老人之所以不考慮正式締結婚姻，主要是出于兩個方面的考慮。第一個方面是財產繼承。一般而言，農村男性老人手中都握有一定的財產，他們普遍有一些經濟積累，也有宅基地，這些財產默認是屬于男方家庭的，如果以法律登記形式再婚，則會對子代繼承產生影響，所以不管是子代出于自身利益考慮還是父代出于財產不流入外人之手考慮，男方家庭都傾向于不進行登記結婚。第二個方面是養老問題。根據倫理規則，給父代養老送終是子代的義務，如果老人婚姻以正式形式確定，則子代可能會增加照顧對方老人的負擔，也會增添不必要的麻煩?？梢钥闯?，農村老人雖然希望在生活中有人陪伴、相互照料，但其心理歸屬卻始終屬于原家庭，不愿意因自己的婚姻情況造成家庭財產的分割或流失，這也是“搭伴養老”可以形成的關鍵因素和基本前提。從這個角度來看，“搭伴養老”的非婚同居本身就構成了一種形式保障，其意圖在于使老人不會從原有家庭結構中脫嵌，而是始終屬于子代家庭，保證了子代實現繼承權。

從后者來看，在搭伴時限上，搭伴形式并不會延長到其中一方老人生命完結。農村老人在搭伴與個體生命終結之間，還有一段子代贍養期，時間長短不定，但形式上普遍存在。換言之，無論搭伴生活中相處如何，伴侶都不能陪伴對方至生命的盡頭，即老人在生前的最后階段及死亡時，必須在自己原本的家庭中度過。這種短期贍養形式，也是實現財產繼承的保障。具體來看，從伴侶到子代的贍養過渡具有雙重意義：一是通過子代對父代養老送終的過程，可以進一步保證子代繼承權的回歸，將對方家庭隔絕在本家庭的財產分配之外，杜絕出現老人財產被提前分割的風險；二是子代的短期贍養相當于養老義務的履行，是對村莊倫理規則的遵守，所以子代在村莊中不會遭遇輿論壓力，父代搭伴的行為也會更多地被看作是其個體行為，因此子代也樂于進行低成本投入以維持自身在村莊中的評價。

(二)隱性契約：矛盾傳遞的阻隔機制

正如上文所述，“搭伴養老”之后普遍還有一個子代贍養期，那么搭伴養老的邊界在哪里呢？換言之，在什么情況下，村莊中的“搭伴養老”就不再繼續維系了呢？事實上，農村“搭伴養老”具有一定的規則性，不僅男女雙方有關于生活支出的口頭契約，村莊中也形成了不言自明的隱性契約。對于這些隱性契約，老年男女雙方在組成事實婚姻時不會談起，但大家都心知肚明，搭伴的過程中雙方也都會遵守。即，一般情況下，在一方慢性病加重、檢查出大病、遭遇突發性意外時，搭伴契約自動解除，贍養義務即刻回歸到對方家庭，兩家再無瓜葛；老人在搭伙過日子期間突然去世時，在世老人要立刻通知對方家庭，如果逝者是女性，則讓其子女將其接走；如果逝者是男性，則女方立刻離開。老人舉辦葬禮期間，與其搭伴者不能出現。如果兩人感情特別好，則在逝者“頭七”時可以進行探望，但通常情況下，與逝者搭伴者都不會再來祭奠。村莊內部常用“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 “頭婚是齊心，二婚只上了床沒有上心”來形容這種“搭伴養老”的夫妻關系。

案例一：W爺爺，去世時70歲，是退休干部。W曾找過兩個搭伴對象。第一個因為經濟原因，在一起沒多久就分手了。第二個是外村的，搭伴生活了兩年。據村里人描述，兩人關系處得不亞于原配，感情非常好。有一天，W在出門趕集時遭遇車禍，女方當時在外，接到說男方出車禍的電話后立刻回了家，收拾完東西就讓兒子把自己接走了。W被送往醫院搶救，但由于傷勢嚴重，幾天后去世，其兒子將W安葬，女方再也沒有出現。(編號1)

村莊中“搭伴養老”形成隱性契約的目的在于減少參與搭伴對象家庭的麻煩。一方面，隱性契約在雙方老人之間形成了矛盾阻隔。因為一旦其中一方生重病或突遭意外，不僅意味著煩瑣的日常照料，也意味著龐大的經濟開支，這些都是與其搭伴的老人不愿意負擔、也無法負擔的。在這種情況下，共同生產生活、互相照顧的“過日子”初衷也會隨之被打破，“搭伴養老”的復雜性和風險性被大大加強，所以也就不能再繼續維系。另一方面，隱性契約在雙方家庭之間形成了矛盾阻隔。在老人生重病后，其離世的可能性也隨之加大，如果老人是在“搭伴養老”的過程中去世的，那么其去世的原因、去世之前是否交代了遺囑、去世時的財產狀態等，都可能成為其子女向另一方老人及其家庭“討要說法”的理由，這樣就給參與搭伴的雙方子女家庭增加了很多矛盾?；谶@些原因，村莊內部對“搭伴養老”形成的隱性契約有效阻隔了可能產生的密集矛盾。

(三)資源交換：生活需求的滿足機制

由上文可知，農村老年男女“搭伙過日子”時，雙方經濟差距一般較為懸殊，男性普遍經濟基礎較好，可以不依賴子代家庭負擔起兩人在一起的經濟開支，女方則一般沒有收入來源，處于依附地位，依靠男性的收入開展生活?！按畎轲B老”得以實現的關鍵在于老年男女雙方的功能性需求可以因此得到滿足，而這種經濟差異是他們進行交換的基礎。

從女性老人來看，她們普遍生于改革開放前。一方面，在生活歷程中，她們普遍遵循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在家庭發展中一直扮演照顧家庭的角色，也習慣了這樣的身份定位；另一方面，在經濟能力上，這個年齡的婦女大多留守在村，沒有外出務工的經歷，基本沒有經濟積累，也不像部分城市老年女性一樣擁有退休金收入。而村莊及其附近的半正規就業，大部分都是建筑產業、運輸業等對女性不夠友好的行業，她們無法勝任。所以，當配偶去世時，這些女性老人就失去了經濟保障，不得不依賴子女生活。在傳統父權社會，與男性天然就處于村莊及家族的保護結構中不同，女性要依靠努力才能獲得保護。一般來看，其途徑有兩種：第一種，通過傳宗接代，完成宗族延續的任務，融入男性家庭的價值實現中；第二種，在此基礎上，保持勤勞，操持家務，幫助家庭過好日子。這樣，女性隨著年齡增加，變成了村莊中的老年女性，就可以共享男性老人的權威，取得較高的社會地位與家庭地位，這也是傳統婦女意義感和價值感的來源。伴隨著家庭轉型，父權極大衰落，家庭重心也發生了偏移，老年女性難以實現權威共享，也無法再安然地接受子代供養。在失去勞動力價值后，她們客觀上就成了子代家庭的負擔，為了減輕自身在子代家庭的經濟花費及負罪感，這些老年女性試圖以“搭伴養老”的方式將經濟花銷進行轉移，并以此為途徑滿足自身的養老需求。根據慣例，一旦開始“搭伴養老”，除家庭基本開支外，老年女性的零花錢、買衣服、人情開支等都由男性負擔。在當地農村，將“搭伙過日子”稱為“搭伙圖財過日子”，也正是這個原因。

從男性老人來看，他們用經濟資源交換的是日常生活的照料。在農村，受長期性別分工影響，男性老人普遍自理能力較弱，喪偶之后，他們就會面臨一系列生活困境。在傳統時期，父權地位極高，且受農業生產方式的影響，老人與子代不會產生分離，喪偶男性老人的生活照料嵌入整體家庭生活，無形中得以解決。在社會轉型的背景下，受家庭發展壓力的影響，中青年長期在外務工，如果單獨從子代家庭中抽調一個勞動力來照顧男性老人，則會面臨成本太高的問題；如果老人與子代家庭共同居住，則會打破子代生活的獨立性，增加很多代際間的生活摩擦。在這種情況下，具備一定經濟資源的男性老人更加傾向于就近尋找一位女性對自己進行照料。男性老人的子代在財產及權利關系明晰的情況下，一般也會對其行為表示支持，因為這樣既可以減輕自身的贍養負擔，也不會影響自身原有的利益。

從以上可以看出，老年男女“搭伴養老”不僅可以通過資源交換滿足老人自身需求，也可以減輕雙方子女的贍養壓力，這也是“搭伴養老”得到子女默許的原因所在。

(四)策略表達：穩定關系的維持機制

事實上，在“搭伴養老”的過程中，雖然很多規則都已提前明晰，雙方老人的權利義務也十分明確，但這并不意味著雙方老人的關系不需要維系。由于搭伴關系并非建立在個體對個體情感關系的基礎上，搭伴關系的穩定性較差，為了獲得長久的互助支持，也為了獲得對方家庭的肯定，老人也需要與對方家庭有一定的情感互動，其目的在于維持搭伴關系的穩定性。所謂情感互動不是指通常意義的走人情，在農村實踐中，這種情感互動不具有固定性，也沒有硬性要求，通常以男性老人不定時給女性家庭成員贈送一些小禮物為形式。如在開學前給女方的孫子拿一點錢，給女方家庭中的小輩買點玩具，在女方回家探望時為其準備一些禮品，等等。這類花銷并不多，每年算下來也只有千八百元，但卻在兩人的關系維系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對女方而言，男性提供的額外支出是其對自身愿意投入的證明方式，也是自己生活質量存在保障的體現。如果男性沒有做到的話，女性會對其尋找自己搭伴的真誠性產生懷疑，也可能會對資源交換的公平性產生疑慮，從而可能提出結束關系的要求。老年男性在此情況下，只能或主動或被動地滿足女方的要求。

案例二：D爺爺，現年68歲，是礦上的退休工人，退休后在村里務農兼養蜜蜂獲取家庭收入。D在62歲喪偶后開始尋找合適的搭伴對象，一開始有一個婆婆愿意跟他在一起，兩人住在一起一個多月后，婆婆表示要回自己家一趟，想拿D的兩罐蜂蜜作為禮物，D不太同意，表示自己要用蜂蜜賣錢以補貼家用。女方認為D摳門，不舍得給自己花錢，就立刻跟D分開了。D后來又找了一個女伴，吸取了教訓，每次都提前準備好探親禮物，還會給女方家庭的小輩買書包等文具，兩人都很滿意這種狀況，至今還在一起。(編號7)

可以看出，所謂“搭伴養老”中的情感性互動及表達，更多的是男性為了維持雙方關系采用的策略。這部分經濟支出可作為老年男女關系的潤滑劑，使搭伴關系更加和諧。但一般情況下，此類花費不會太高，通常由男方的經濟收入水平決定，女性也出于自己的身份認知不會提出過分的要求。某訪談對象在談及此事時表示：“在搭伙過日子的家庭，男性一般是‘要多少給多少’，兩人感情好就多給一點，感情一般就少給；原配是‘有多少給多少’，付出完全不一樣?！睆恼w上看，老年男性對女方及其家庭的支出是較為有限的，其大部分經濟積累還是會作為生活補貼或作為遺產留給自身家庭的后代。

總體而言，通過形式保障、隱性契約、資源交換、策略表達的實踐機制，“搭伴養老”得以順利運轉?？梢钥闯?，搭伴行為并非老人情感表達的產物，其過程貫穿個體家庭及雙方家庭的互動。事實上，農村“搭伴養老”的產生，是社會變遷背景下家庭轉型的結果。理解“搭伴養老”形成的緣由，既需要有宏大的歷史視野，明了家庭社會的變遷過程，又需要對微觀生活洞察與感知，把握“搭伴養老”與家庭發展的關系。

四、“搭伴養老”的成因：家庭轉型

“搭伴養老”又稱“搭伙過日子”，這意味著搭伴不僅是一種準婚姻形態，更是一種生活狀態，其核心目的就是為了更好地度過老年階段。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搭伴養老”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雙方老人及家庭的需求，但事實上，這種生活并沒有想象中的和美。在調研時，問及搭伴老人對生活的想法，他們通常用“湊合”一詞進行概括，老人雙方的相處并沒有太多的情感因素可言。即使在對方面前，老人也不太避諱表露自己的想法，“過得好了就先湊合著過，過不好了就各回各家”，一位搭伴的老人如是說。那么，為什么要“湊合”著“搭伙過日子”呢？其原因在于，這種養老選擇并不只是基于老人的個體動機，更大程度上是迫于家庭結構轉型作出的一種犧牲。

對于農村老人而言，養老的主要渠道是家庭，無論是經濟供養、生活照料還是精神慰藉，子代支持對老年人養老都起決定性作用。費孝通曾基于中西文化差異，將代際關系進行了概括。他提出，西方是接力模式，強調單向性，從家庭生命歷程來看，是通過上一代對下一代的撫育接力型構的。在父母對子女撫育完成后，老人則會進入空巢期，由老夫妻共同構成一個生活單位共度余生。而中國是反饋模式，強調父代撫育與子代贍養的雙重互動性。在中國，老人的最后階段不是撫育空白期，而是處于被贍養期(14)費孝通：《家庭結構變動中的老年贍養問題——再論中國家庭結構的變動》，《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3期。，只要父代幫助子代結婚、分家就能夠安然地享受子代的供養，此種代際互動是雙向、均衡的。在簡單家庭再生產階段，農民家庭的村莊生活是均質化的、穩定的，農民的生產目標也局限于完成基本的婚喪嫁娶等。此時，生活壓力不大，子代贍養作為家庭生活的一環，可以較為輕易地實現。在社會轉型的背景下，傳統的家庭贍養模式開始遭受沖擊。具體來說，中國農村的社會轉型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市場化力量為核心的現代化是農民家庭進行再生產的基本背景。伴隨著社會轉型、城鎮化加速，農民家庭開始積極對外部系統進行回應和調適(15)李永萍：《家庭發展能力：農村家庭策略的比較分析》，《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其中關鍵性的應對策略即重構農民家庭的再生產機制(16)李永萍：《“學會做老人”：家庭轉型視野下的農村老年人危機——基于北方農村的分析》，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7年。。此時，農民家庭由簡單家庭再生產變為擴大化家庭再生產，為了實現家庭整體向上流動的目標，農民家庭不斷進行資源積累和整合，由于家庭發展的目標是彈性和接續的，所有的家庭成員不得不全部高度卷入其中。在這個過程中，有勞動能力的父代進行持續積累及對子代家庭進行無限轉移，沒有勞動能力的父代則盡量減少花費，不給子代增加負擔，支持子代家庭的發展和躍升，由此完成擴大化的家庭再生產?？梢钥闯?，家庭發展目標的調整帶來了家庭資源配置的變化，從而進一步影響了代際關系，并對老年人養老造成擠壓，傳統的家庭養老形式也不能再滿足老人的實際養老需要(17)陳建梅、武夢笛：《區域特色嵌入融合下城市老年人口養老服務體系優化路徑研究——基于哈爾濱市城區512份調查數據》，《西北人口》2020年第1期。?？梢哉f，“搭伴養老”就是這些本該進入贍養期的農村老人應對社會轉型的自我調適。

具體來看，農民家庭轉型主要包含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家庭形態的改變，二是家庭積累的極化，三是家庭倫理的偏移。為了實現擴大化的家庭再生產，這三個方面的內容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老人的養老生活，并共同孕育了“搭伴養老”的產生。

首先，在物理空間上，“半工半耕”的家庭勞動力配置下家庭成員分離(18)王德福：《彈性城市化與接力式進城——理解中國特色城市化模式及其社會機制的一個視角》，《社會科學》2017年第3期。，使老人的生活照料難以實現，為“搭伴養老”的出現奠定了客觀基礎。在傳統的農耕社會，流動性較低，子代與父代共同在村莊中生活，父代或不分家，或攜養老田與單子代共同居住，家庭始終保持結構的完整性。這樣，老人的生活照料問題自然而然可以得到解決，喪偶老人也可以通過子代照料保證正常生活的開展。即使出現了老人生病的情況，由于農業生產具有機動性和靈活性，子代家庭也可以較好地完成時間籌措，在兼顧生產的同時照顧老人。社會轉型使農民的謀生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農民由世代居于一地、家庭就業，轉變為離開鄉土、流動就業(19)王躍生：《中國家庭代際功能關系及其新變動》，《人口研究》2016年第5期。，為了保證家庭再生產的最大程度積累，農村家庭能動地嵌入了中國城市化進程之中，建立了“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生計模式(20)夏柱智、賀雪峰：《半工半耕與中國漸進城鎮化模式》，《中國社會科學》2017年第12期。，簡單來說，父代在家務農獲取農業收入，子代在外務工獲取工業收入。半工半耕的勞動力配置帶來的最大問題是農民家庭的分離，大量年輕人外出務工甚至在城市定居后，老人只能被迫單獨在村莊生活。如果父代家庭處于完整狀態，夫妻二人可以進行互相照顧，家庭生活運轉得以維持，一旦家庭出現殘缺，在子代與父代分離的情況下，喪偶老人的生活照料則很難保證。換言之，家庭形態的變化使代際關系客觀上產生斷裂，子代反哺也難以延續，很大程度上老人為求自養，不得不選擇“搭伙過日子”。

其次，在家庭發展上，家庭生產目標與積累能力的張力使父代無限卷入，老人養老的經濟空間被進一步擠壓，這也是“搭伴養老”產生的重要前提。在傳統的簡單家庭再生產時期，父代的人生責任是有限的，在父代人生任務完成后，已婚年輕子代和中年親代即進入“交換期”。在這個階段，父代無需撫育，子代也無需贍養，兩個獨立家庭開展互動，這個時期也是子代進入贍養期的過渡時期(21)王躍生：《農村家庭代際關系理論和經驗分析——以北方農村為基礎》，《社會科學研究》2010年第4期。。隨著現代化的推進，市場化的壓力通過婚姻和城鎮化不斷滲入農民家庭?；橐鰤毫εc城鎮化壓力形成捆綁，超出了年輕適婚子代的能力范圍，子代結婚和買房的壓力也因此溢出并轉移到父母身上。一方面，子代婚事的高額消費給男方父母帶來了沉重的負擔，使得他們的交換期與傳統階段相比十分遲滯；另一方面，現代婚姻的非穩定性也使他們在幫助子代結婚后也不能休息，而是要繼續向子代家庭輸入資源，這就使得父代的人生任務不斷綿延。在全國各地農村調研時，筆者發現，子代家庭調動父代勞動力已經成了普遍情況，父代不僅要通過勞動償還子代結婚欠下的債務，還要盡可能照顧孫代，北方農村甚至出現了“老人不老”(22)何倩倩：《城鎮化、家庭再生產壓力與代際關系重構——以北方農村“老人不老”現象為例》，《學習與實踐》2019年第 12期。的現象。值得注意的是，為了應對社會轉型，農民家庭形塑出的功能性家庭樣態(23)李永萍：《功能性家庭：農民家庭現代性適應的實踐形態》，《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不僅影響了青年子代和中年父代的代際關系，也影響了老年父代的生活狀況。其原因在于，在中國家庭的綿延結構中，中年人既是青年人的父代，也是老年人的子代，在他們將自身資源向下一代集聚時，勢必是以對上一代的資源緊縮為代價的。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無論是中年父代還是老年父代，都是家庭極化發展的犧牲品。正如前文所述，在資源的擠壓之下，老年夫婦主要依靠互相照顧對老年生活進行維持，一旦一方去世，另一方的處境就十分被動——男性老人無法依賴子代的資源供給，更不能享受子代的日常照料，只能選擇合適的農婦“搭伙”，滿足自己的照料需求；女性老人在不具備經濟積累能力的情況下，為避免成為子代家庭的負累，也需要選擇有一定經濟實力的老人“搭伙”以滿足日常生活需求?！按畎轲B老”是家庭整體資源配置集中于子代家庭發展，老人被邊緣和擠壓的一種無奈選擇。

最后，在價值觀念上，受發展目標影響，倫理本位讓位于家庭本位，向上反哺的價值倫理遭受沖擊，進一步催生了“搭伴養老”的出現。農村家庭的倫理性包含兩種內涵：一方面，父代通過對子代的付出，實現了“祖先—子孫”的綿延，農民從中獲得了本體性的生命價值與意義；另一方面，子代也要對父代的繁育進行回報，父代因實現了傳宗接代的任務，既可以告慰祖先，又可以無愧子代，從而可以安然接受子代的供養，過上有品質的老年生活。換言之，這種“我養你小，你養我老”的家庭秩序構成了家庭生活的基本倫理。然而，現代化的家庭轉型對農民家庭的價值體系產生了重構，具體有兩種表現。一是社會轉型建構了家庭發展的正當性，父代本體性價值過度擴張，從而打破了代際關系的平衡。具體來說，現在的父代僅僅完成傳宗接代的目標是不夠的，還面臨更高層次的家庭發展目標，家庭本位與倫理本位因家庭轉型產生了錯位。一方面，為了實現家庭發展，父代本體性價值大幅延展，“恩往下流”的實踐越來越徹底化；另一方面，子代獲得了核心家庭投入的正當性，向上的反哺倫理松綁，家庭倫理變成了對父代單方面的要求。在這個過程中，老人的價值實現越來越工具化，也越來越依附于對子代家庭發展的付出，一旦老人喪失勞動能力，就很容易被家庭邊緣化，老人也會在自身價值上進行自我否定。二是在家庭發展壓力極大的情況下，代際關系的理性化程度提高，倫理性關系開始向交換性關系轉變，父代為求得子代贍養，不得不進行更深層次的自我剝削。換言之，在傳統倫理本位家庭中，子代對父代的贍養是無條件的，它建立在父母養育的基礎上，贍養本身就是一種回報。但隨著家庭發展壓力的增大，子代為了實現小家庭的發展，理性化程度提高，并逐漸將撫育質量與贍養質量掛鉤，與父代建構了交換性的關系。在代際交換中，父母的付出被前置測算，子代的反饋卻無法估計，父代為了得到子女的良好贍養回報，更加努力地進行自我剝削，長此以往，父代越來越處于弱勢地位，代際關系也越來越滑向不平衡。因此，當價值倫理被沖擊和改變后，父代從被動地接受自養的現實轉向了主動地減輕子代的負擔，剝離子代贍養的義務，選擇“搭伴養老”的形式，其實質是通過這種形式實現了養老的功能替代。

總之，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家庭為了回應社會變遷，實現了以家庭擴大化再生產為目標的轉型。受向“功能性家庭”轉型的影響，家庭的結構形態是父子分離的、家庭資源是向下轉移的、倫理價值是子代偏向的，其目標指向家庭資源的最大化積累，卻也同時將家庭中心從父代大家庭轉向了子代核心家庭。父代老人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地自我犧牲及為子代服務，他們不斷用“兒子也不容易”說服自己。等到老人不能勞動時，他們被子代贍養的正當性已經在發展本位壓制下極度收縮。為了給子代家庭減輕負擔，老人只能被迫開展自養的實踐探索，“搭伴養老”就是其中一種方式。

五、總結與余論

調查表明，近年來，農村老人“搭伴養老”的趨勢越來越凸顯。本文從家庭轉型視角，通過透視D村，發現農村“搭伴養老”是在家庭轉型背景下，雙方家庭為了應對社會變遷、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以犧牲老人為代價形成的合謀。通過形式保障、隱性契約、資源交換、策略表達的實踐機制，老人實現了搭伴實踐?！按畎轲B老”看似老人自養的一個解決途徑，可以很好地彌補子代反哺缺位帶來的不良后果，滿足女性老人的經濟需求及男性老人的日常照料需求，但實際上，這種方式并不能代替子代贍養，甚至還會產生一系列不良后果。

事實上，“搭伴養老”作為老人自養嘗試的一種方式，是老人進一步自我犧牲的表現：女性老人為了尋找合適的伴侶，輾轉自身家庭與男性家庭之間，不能安居。找到伴侶后，依然要操持煩瑣家務；男性老人則在找到伴侶前艱難度日，找到伴侶后也要費心維系。加之“搭伴養老”的不穩定性及其貫穿的功利性，很難判斷這種形式是否真正可以提高老年生活質量。更為糟糕的是，如果“搭伴養老”成為村莊慣例，則可能會對原本就已經偏移的家庭倫理造成進一步的沖擊。一旦“搭伴養老”被固定化，子代就會從贍養責任中進一步解脫出來，代際關系失衡更為加劇。這種倫理責任松綁，最終可能導致子代棄養，演變為“只送終不養老”的局面，老人的生活質量就更難以保證。而且，因為“搭伴養老”具有一定的條件，對男性老人的經濟情況、女性老人的持家情況等都有一定的要求，所以并非每個喪偶老人都可以成功進行“搭伴養老”。此時，如若代際反哺失效被合理化，則經濟基礎薄弱、勞動能力不足、身體條件較差的貧弱老人會面臨更深的競爭擠壓。

“搭伴養老”的出現反映了當前農村地區普遍的養老困境。在社會轉型背景之下，贍養責任與家庭倫理受到沖擊，養老危機與家庭轉型緊密相伴，“未富先老”和“未備先老”已成為農村地區的普遍現象。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有效保障老人的養老生活成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在筆者看來，一方面，要積極引導家庭倫理的回歸，落實子代贍養的責任與義務，促進老人養老生活的改善；另一方面，也要認識到社會轉型背景下家庭養老弱化的必然趨勢，積極建設社會養老服務體系，發展適合各地農村實際需求的多元養老模式，以公共化的形式解決農村養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