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計算的權利：數字城市的新貧困及其治理

姚尚建

在城市研究中，數字城市的愿景伴隨著政策話語的積極推進。在政治學視野中，這一話語的背后，仍然體現了技術政治特征下管理主義的邏輯演變。產生于工業革命時期的管理學派再次進入城市，以“新基建”的政策入口進入城市規劃；同時沿著公共管理的思維路徑，基于企業治理變革的技術性路徑被應用到城市治理的日常場景，并逐步實現公民向用戶的身份轉化。由于農業社會的長期傳統與城市化進程的提速，數字化快速作用既帶來了公共生活的便捷，也事實上導致了中國十幾億人口率先大規模直面算法剝削、信息泄露、數據權利等問題。作為城市數字化轉型的外部性后果，新型貧困將與傳統城市貧困一道，深刻影響著城市發展與治理的成效。

一、現代城市演變的動力切換：從工業化到數字化

在西方世界，中世紀以來的城市復興依次體現為商業、工業推動的結果。1184年，意大利各自治市獲得了建筑城墻的權力，商人獲得了城市的庇護，“當商人成為城市自治機構的永久性成員以后，一個新時代便開始了，這個時代推動了陸上和水上各條重要通道的重新開通”[1]。正如芒福德所言，城市的容器功能一經恢復，就會很快發揮其磁體功能。中世紀以后的工商業因此成為城市持續擴張的動力。在中國，沿海開埠與近代工業化催生了城市化，1949年以后尤其是近40年來，中國城市化出現了先慢后快的趨勢，并日益接近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在這一過程中，既涌現了大量的世界性城市，也涌現了一些國家中心城市、區域中心城市及中小城市。

首先，城市化、工業化和新型工業化。和中世紀西方城市的工商業并行路徑相似，中國現代城市的大規模形成得益于晚清以來的貿易和工業化啟動。借助于貿易力量，一些港口城市如上海等率先崛起后，一些傳統的資源型城市迅速擴張。以唐山為例，19世紀后期開平煤礦正式投產，使唐山從一個18戶人口的村莊迅速演變為一座約3萬人口的城鎮，1898年唐山設鎮時，已經成為灤縣、豐潤縣地區的經濟中心。[2]20世紀中葉，我國城市發展的工業性特征更加明顯，1949—1952年，城市數量從136個增加到153個，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后，城市數量已經達到176個，城市化水平達到15.4%。[3]工業化對于城市化的促進作用在隨后的國家發展中得到了持續體現，甚至在20世紀60年代啟動的持續近20年的三線建設，也客觀上促成了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體系和以大中城市為核心的八大新工業區，從而改變了工業體系和城市體系一度集中于東南沿海的情況。

工業化是城市化的先導，也是現代化的必經之路。在1949年后的一段時期，中國工業化成就集中體現在重工業布局上，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全門類的工業體系。2004年，我國重工業比例甚至上升到67.6%，比上一個峰值的1960年還多了1個百分點，創造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最高紀錄。[4]長期以來的重工業依賴，造成了我國城市轉型的困難。傳統的機械工業、冶金工業、電氣工業、化學工業等重工業結構對于資源、環境的負面影響，使中國的產業政策很快做出調整。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提出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路子。[5]在這樣的戰略部署下，電子產業、信息產業等新型產業得到了充分發展。

其次，工業革命的三次疊加及其對于城市化的差異性激勵。如果說從18世紀60年代開始，世界依次進入以蒸汽機為代表的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以電氣化和信息化為代表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工業革命時期，那么很顯然，黨的十六大報告立足中國現實，在21世紀初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時代變革的革命性意義。值得關注的是，黨的十六大報告同時強調，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趨勢。至此，21世紀的中國經濟增長的秘密已經非常清晰：即在有限時間里，不同區域同步實現了工業革命在中國的三次飛躍；眾多農業人口和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員工大規模進入城市。2011年中國城市化率超過50%，農業中國正式進入城市時代。

從一般意義上看，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的互相促進集中體現為兩個方面的結果：城市數量的增加及城市的區域性分異。因此，從總體趨勢看，大量人口進入城市；從個體趨勢看，人口分布各類城市。人口與城市在區域之間的分布雖然并不平衡，但是這些分布總體上遵循傳統的產業布局進行?！伴L期以來，由于技術范式比較成熟穩定，鮮有根本性的技術、產業和生產方式創新，產業布局多遵循既有規律，相關研究大都圍繞產業集群、產業全球分工(如垂直專業化、全球價值鏈)等方面展開?！盵6]但是，21世紀迎來了新一輪科技革命，這些對于產業布局、經濟形態乃至生活秩序都產生了持續性的影響，從農業經濟時代的分散式經濟、工業經濟時代的集中式經濟，到信息經濟時代的分布式經濟及智慧經濟時代的分離式經濟，經濟范式的轉換鮮明地體現在空間形態上。[7]這些繼而影響著城市及人口分布，一些遠離區域中心城市的諸如義烏、龍港等輕工業城市完成貿易化轉向，嵌入全球價值鏈，從而吸納了大量的人口。

最后，新技術革命對于城市轉型的多維突破。從知識譜系看，上個世紀末期啟動的經濟形態先后被稱為“知識經濟”“信息經濟”“數字經濟”，從三次工業革命的邏輯看，現時代正在發生的工業革命依然屬于信息革命的當代體現，屬于技術變革的持續。但是由于本輪技術變革的深度擴散與多維融合，并直接影響著傳統的經濟業態與公共生活，人們更傾向于把本次工業革命稱為“第四次革命”或“新工業革命”。

“1946年，美國誕生了世界上第一臺大型實用電子計算機‘埃尼亞克’，這臺計算機用了1.7萬多個電子管，7萬個電阻，l萬個電容和6000個開關，重約30噸，每秒可進行5000次加法運算?！盵8]此后，電子計算機的更新換代日益加快，為信息化時代的到來奠定了基礎。建立在傳統工業基礎上的城市體系強調信息的等級化分享、空間的地理化展現、生活的秩序化運作先后被信息計算所顛覆，基于大數據、云計算與物聯網的信息技術改變了企業運作方式，也改變了城市形態與城市生活。這種建立在計算機技術、大數據存儲與人工智能等技術綜合應用之上的城市形態，就是“數字城市”(Digital City)。綜合建筑系統、測繪系統、3S系統和信息產業系統的觀點，李琦等進一步認為，“數字城市是從信息化角度，對信息時代及準信息時代城市狀態的形象刻畫，表征在花園城市、園林城市、生態城市等工業城市文明基礎之上，信息化基礎設施完備、信息數據資源豐富、信息化應用與信息產業高度發達、工業化與信息化持續協調發展、人居環境舒適的良性城市狀態”[9]。城市的系統性、可計算性與協調性，成為未來城市形態的重要特征。

二、數字城市的階段演化與貧困的轉向

從一般意義上看，城市化是社會關系的空間化過程，城市既表現為一定社會關系，也表現為一種空間結構。作為與城市相伴生的社會問題，城市貧困既表現為一種社會融入的障礙，也表現為一種空間排斥。阿馬蒂亞·森認為貧困并不僅僅指收入不足，而是權利的缺乏以及其他條件不足造成的。[10]借鑒其視角，城市貧困最終體現為城市生活能力與權利的喪失。在傳統的城市形態下，這種喪失的社會呈現與空間體現是清晰的，但是隨著城市數字化的轉型，建立在社會關系與空間結構上的城市貧困識別日益困難。

首先，城市貧困空間分布的隱秘性。在空間形態上，城市貧困群體的非正式居住、非正式就業及空間隔離是一個典型特征。人們大多以貧民窟、棚戶區等來形容這些低收入城市區域。在一些國家，居住隔離還包括種族因素。2011年，種族和解后的南非開普敦市海灣鎮，“居住空間呈現出明顯的種族分野，30%左右的白人占據了海灣鎮90%以上的正規居住空間，70%左右的非白人則主要居住在海灣鎮兩頭狹窄的貧民窟之中”[11]。20世紀70—80年代以來，拉美各國通過登記注冊、土地確權、頒發產權證書等形式，逐漸承認非正規住房區域的合法性。在中國，學者們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城中村”“城郊接合部”“棚戶區”“工廠宿舍”等方面，較少使用“貧民窟”這一概念，對于“中國是否存在貧民窟”問題，目前學術界主要存在虛無論、相似論與實在論三種觀點。[12]但是對于中國城市存在低收入區域，學界并無不同意見。

隨著大量農業人口向城市轉移，中國城市不可避免地出現諸多低收入區域，這是由城市化規律決定的。在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中，中國城市貧困的空間分布更加隱蔽。除了熟知的破敗的棚戶區，低收入人群也可能居住在城市遠郊的成套住房中，但是由于空間布局邊緣化、就業結構不匹配和配套公共設施不完備等問題，居住在保障性住區中的低收入家庭往往承受高額通勤成本的壓力，生活質量下降。[13]另一方面，一些從事數字工作的高收入者日益依賴線上交往，時空距離感不斷減弱，地域性社區的重要性已經大大削弱，從而更加凸顯“脫域的共同體”的重要性。[14]這種低收入者的長距離通勤與高收入者的線上社區，逐漸混淆了低收入社區的地理性特征。隨著數字化對于地理空間的扁平化推進，公共服務通過數字化實現廣袤的分布，人們逐步擺脫了對中心城區公共服務資源的依賴，城市貧困人口的空間分布更為廣泛：一些貧困人口依然聚居在中心城區，一些較為偏遠的城郊也能聚集較多的貧困人口，因此通過區域識別貧困日益困難。

其次，城市貧困的群體性演化。城市化是一個群體適應過程，也是一場社會運動過程，“近代以來中國工業化的過程視為這樣一個宏大的運動：數量巨大的農民和底層勞動者被強制、迅速地終結了他們固有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如何在新的社會當中安置他們，成為這場浩瀚歷史運動的根本主題之一”[15]。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以“孫志剛案”為標志，國家長期通過戶籍制度阻截農業人口進城的政策逐漸失敗，基于機會選擇的農業群體、低收入群體涌入城市，但是客觀存在的就業機會、社會保障等差異，促使一些來自鄉村的群體陷入貧困。

現代工業建立在科學管理之上，這一范式在二戰之后遭遇行為主義的挑戰，但是借著數字化的精密計算，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被送上了流水線，并被榨取最后一個銅板。尤其是在打著高科技、高端制造等名號的車間，剝削更加隱蔽。例如某制造企業，從原料投放到產品形成，需要經歷十多個制程。由于機器人的參與，技術工人雖然無需在局促空間進行繁重的裝配工作，但是仍需要在不同的機臺之間進行繁復的控制，其控制按鈕的每一次時間是被精密計算的，超過規定時間就會造成整個制程的停滯。未來的計算甚至可以追蹤到工人經手的每一個產品，從而使年輕的工人處于焦慮之中。流水線的規訓剝奪了青年群體社會交往的空間，也阻礙了城市化的健康路徑。如果說第一代知識匱乏的農民工通過返回鄉村尚能擺脫城市融入的困難，新一代不愿回鄉的年輕人猶如“三和青年”般在城市邊緣游弋。

一些理想主義者認為，城市數字化使城市生活更便捷，事實上基于計算的數字城市本身就可能演化為一條流水線。在深圳三和的電子一條街上，微信號是可以出售的商品，然而可以想見的是，這些收購者顯然是出于非正常用途收購微信號，[16]出售微信號的年輕人則不過以150元的價格出售了其數字化生存的途徑。當他們把數字溝通渠道出售以后，他們也將被數字城市徹底拋棄。因此，除了進城農民，城市數字化轉型還新增兩類貧困群體：一類是數字失能的老人、殘疾人群體；一類是掌握了技術的賽博朋克(Cyberpunk)，生活在城市社會的邊緣，和數字失能的老人比較，這些“低端生活與高等科技的結合”(combination of low-life and high tech)的數字失權的年輕人，更能深刻體會到精神的貧困。

最后，數字城市貧困的形式交織。隨著時間的推移，數字城市的流水線化對每一個城市居民都將無差別地施加影響，這一趨勢也對基于收入的城市貧困理論提出了挑戰。從比較經驗看，貧困線的設定一直存在不足，“如果我們要確定哪些人可能缺乏實現社會可接受的生活水平的資源，那么收入是一個有用的指標。但是，收入不能準確地衡量其達成目標的能力(這些能力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例如教育、信息、合法權利、疾病，受威脅的家庭暴力或不安全感)”[17]。

能力權利視角重新把貧困拉回到阿馬蒂亞·森的框架。無論是遠程醫療，還是日常購物、交通，數字化城市都依賴日益復雜的數字手段，對于只能勉強使用“老人機”的群體來說，傳統的生活方式已經遠去，離開了智能工具，連起碼的城市生存都很困難，他們的城市貧困應該歸類為數字城市生存的能力貧困。隨著這些老人的衰病與數字技術的推進，越是老齡化嚴重的城市，被拋棄的群體越多；對于年輕人來說，無論是高收入的“碼農”還是低收入的賽博朋克，只要持續被“算法”困擾，他們的共同命運就是只能長期工作，失去社會交往的時間而陷入數字城市生存的權利貧困。同時，能力與權利的轉換并不天然隔絕，當數字化轉型超越人們的學習能力時，貧困就會從特定的群體彌漫開來，越來越多的城市居民將面臨城市生活的憂懼。

三、“被計算的權利”及貧困的彌散

從時間順序上，“數字城市”建設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城市政府與企業內部信息化建設，城市政府與企業之間的互聯網連接，建設數字大廈、數字社區、數字城市。[18]這一順序遵循了城市規劃、城市建設與城市治理的基本規律，城市的數字化轉型還同時包括了三個過程性特征：信息適應、數據驅動及算法引領。城市貧困作為人類生活的共生性特征，嵌入城市數字運行的過程，并構成數字城市治理必須面對的現實性問題。

首先，市民的數字化：基于數字的城市規劃與參與門檻的設置。在城市研究中，城市規劃具有基礎性的意義。建立在科學管理之上的規劃主義之所以被詬病，是由于這一極其重要的城市權力往往被專家所壟斷，而忽視市民的需要。簡·雅各布斯曾經嚴肅批評專家式的城市規劃：“直到今天，大城市的規劃者和住宅計劃者們都認為他們手中掌握著他們面臨的問題的答案，或者是真理，他們就是依照這種真理試圖把城市街區重新塑造成建立在只有兩個變數基礎上的模式，一個因素(如空曠場地)的變化只是直接地、簡單地依賴于另一個因素的變化(如人口)?！盵19]

雅各布斯抨擊了專家式城市規劃的壟斷性，但是她沒有看到當下數字城市規劃的新門檻，在專家視野中，諸如人口、交通、職業等因素的“可計算性”(calculability)逐漸被廣泛使用。一般認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展起來的GIS等現代信息技術具有支持空間數據的獲取、管理、處理和分析等功能，為城市問題的定量化分析以及用數字化方式來定量描述和研究城市提供了基礎。[20]這一地理空間信息化、數字化的處理過程客觀上設置了特定知識的門檻，重新使城市規劃回到專家的案頭而非市民的墻頭。更要重視的是，在技術革命的驅動下，市民本身逐步異化為專家眼中的數字而非城市主體，從而助長城市規劃的“非人化”趨勢。

其次，“技術性權利”：城市運行的數據驅動與能力剝奪。從理想主義的角度，大數據技術擴展了公民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和監督權，政府的權力由自上而下的控制式管理向平等對話、互動公開、柔性化、扁平化的管理模式轉變。[21]這種技術賦權與技術賦能的基本判斷并無不足，問題在于，樂觀主義的視角可能忽視城市居民的差異性，而把存在知識差異、能力差異的市民抽象化，并推行無技術差別的公共政策。需要強調的是，2019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0.60%，但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為44.38%。[22]由于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存在城鄉差異，同時在2020年底，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才全部脫貧，[23]城鄉不平等與貧困現象仍然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因此，技術賦權論揭示了一個深刻的社會現實，即“無技術者無權利”，而這種知識貧困導致的權利喪失正可能始于依賴數字的城市規劃。

從現時代的一般性特征看，“數字時代”中，數字技術是核心，電子技術是手段，信息技術是應用。[24]從城市權利的角度，在數字技術之前，掌握技術是城市權利實現的核心。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第4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9.89億，互聯網普及率達70.4%，其中我國互聯網政務服務用戶規模達8.43億，占網民整體的85.3%。[25]從絕對數值看，除去未成年人，不能進行互聯網政務服務的人口仍多達數億。如果技術與權利進行捆綁，那么這些人已經陷入了權利貧困。

最后，城市治理的算法引領與權利傷害?；诶麧櫟淖分?，企業始終走在數字應用的前列。地理信息系統使用從空間層面完成了數字化轉向。華盛頓州西雅圖市星巴克公司使用ESRI ArcGIS軟件進行布點分析時，都要評估土地成本、人流、街道、旅行時間、最有可能消費咖啡產品的人群以及其他因素。[26]進入21世紀，借助于龐大的消費群體，中國的互聯網公司大量出現，共享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更為便捷的城市生活，也搜集了海量的個人信息。

20世紀70年代，世界范圍興起的公共管理浪潮主張用企業家精神來改造政府，在數字城市治理中，數字化企業運行方式確實啟發了現代城市治理方式。上海市的“一網通辦”“一網統管”建設，全國各地的“健康碼”在疫情期間對人員流動的精準追蹤充分說明，龐大的數據計算已經無時不在跟蹤城市個體生活。從公共治理的角度看，公民、企業、社會組織都是城市治理的主體，但是在城市數字化轉型中，企業最早擁有了數據的算法，對于其他主體來說，其算法的能級并不對等。

到了20世紀90年代，企業化的政府改造運動走向失敗，其致命的問題在于治理的碎片化與公平的喪失，因此，在20世紀末期，整體治理運動開始重新找回政府。企業終究無法替代政府，但是在數字化轉型中，大量的地方政府依賴企業的數據計算能力，從而形成企業對政府的“俘獲”。更重要的是，互聯網企業的精算式“殺熟”建立在其對于用戶信息的壟斷上，而政府是天然的壟斷者，一旦政府與企業廣泛結盟，一旦權利被深度計算，沒有人能在城市中獲得安全，而安全，正是城市的核心價值。

四、城市權利的數字化拓展與新貧困的遏止

在列斐伏爾看來，城市權利并不是簡單的訪問城市的權利，也不是返回傳統城市的權利，它是一種城市生活更新或改進的權利。[27]陳忠繼而解釋到，城市權利是空間權利與社會權利的統一、資格權利與行為權利的統一、個體權利與整體權利的統一。[28]城市的數字發展是技術驅動下的城市史的一個階段，在20世紀60年代，技能喪失導致的新貧困已經引起人們的重視。[29]在城市數字化轉型期，更要防止城市發展對于能力與權利潛在的剝奪，防止催生新的規模性貧困。

首先，確保信息均衡，遏止城市治理的數字化迷思。數字時代的城市治理乃至國家治理日益依賴眾多的信息與數字資源。由于法律和民眾自我保護雙重機制的缺失，越來越多的機關、企業、學?；蚱渌M織都在無度采集人們的各種數字信息甚至生物信息，當數字信息與生物信息打通之后，所有的城市個體都在“無私”地裸奔。數據采集還催生了數據交易，這些數據既包括全行業、品牌、店鋪、預售數據，也包括一些直播數據、跨境數據。

“權利方法把饑荒看作是經濟災難，而不只是糧食危機?！盵30]同樣的邏輯，在城市數字化轉型中，需要認識到數據不是簡單的信息，基于數字的城市治理承認信息權是一項基本的城市權利，因此數字城市反貧困的起點需要落腳信息持有的正當性上。按照諾奇克的理論，正當持有才是正當交換的前提，如果這些交易的數據是非法獲取的，那么這種交易也是非法的。更重要的是，數據的采集與交易是把雙刃劍，從數據邏輯上看，只要有一人的信息被泄密，任何人都有被泄密的可能。同樣的邏輯，只要個體信息被惡意使用，那么由個體組成的公共信息也有被惡意使用的風險，建立在巨量數據計算之后的城市治理也毫無秘密可言；更為致命的是，建立在嚴格等級制下的國家信息獲取的差異化原則、權力政治金字塔架構將遭遇嚴重挑戰。

其次，區分數據的公共性與私人屬性，依法保留私人空間?，F代治理強調權利優先，現代城市的繁榮得益于市民社會的發達，得益于個體自由的保留。如果說在中世紀，這種自由與繁榮有賴于城墻的保護，那么當人們不再依賴城墻時，法律必須豎起自由保護的無形之墻。

權利是法治思維的起點，數字城市的法治化意味著需要積極保護個體的私人空間，法無允許則禁止任何主體采集私人信息。要保留國家與社會的兩套體系，珍視并培育社會的自發秩序，不能因為技術進步，就重新回到政府可以包辦一切的執念，在此基礎上，給任何采集、使用、交換公眾信息的個體或組織設置門檻。同時在公共數據使用上，一方面要積極推進公共數據的共享，法無禁止則允許任何主體使用公共數據，從實體和程序上保證公眾使用公共數據的權利；另一方面，要努力挖掘更多、更全面的公共數據，為城市公共生活提供便利。

最后，數字城市個體能力的差異化共存。城市是不同個體聚居之處所，也是文化多樣性與個體差異性互相包容之所在。從貧困治理的角度看，如果說傳統城市，貧困集聚的空間特征要求貧困治理兼顧城市更新，那么數字城市時代的貧困治理要求精準實施個體賦能和賦權。隨著城市老齡化的進程加快，城市老人與城市青年日益成為城市治理需要重點關注的兩類群體，也就是說，城市治理既要正視老齡群體的城市生存需求，更要關注城市建設者——年輕人的城市生活。

城市化的推進將吸納更多人口進入城市，城市數字化轉型中要防止城市治理的結構失衡。具體而言，人口老齡化是我們的城市現狀，對于失能的特定群體尤其是老人與殘疾人群體，通過差異化的技術完善，賦予其生活在數字化城市的能力；同時，年輕人是城市的未來，在數字治理中，他們是應該被呵護的一代，要堅決執行《勞動法》第三十六條“國家實行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八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四十四小時的工時制度”之規定，捍衛年輕人休息權、健康權、生命權，為城市健康發展保留持續的動力。

結 語

中世紀以來的城市復興，標志著市民社會的崛起與權利的擴張，三次工業革命的興起沒有改變城市治理的權利主張，這一事實充分說明，技術更新與城市發展從來就不是一組矛盾。進入21世紀，全球范圍的城市擴張與人口的涌入，已經使國家治理日益壓縮為城市治理，城市治理壓縮為社區治理，精細化、個性化的城市治理成為時代必需?，F在以及未來，每一次新的技術革命都可能帶來城市治理新的機遇，也可能面臨持續性的挑戰。一方面，城市數字化轉型可以使建立在權力關系上的城市管理與公共服務的逐級遞減效應得到糾正，并有效減輕中心城區的人口壓力與服務壓力；另一方面，這一轉型也可能給已有城市問題的化解帶來新的挑戰。從城市反貧困的角度，城市絕對貧困逐漸讓位于相對貧困，而相對貧困更多可能來自數字化進程中的數據風險與算法剝削。數字化時代的城市需要正視技術的變化，正視權利的可計算性，以法治思維確保技術向善，并保障更多的人擁有城市生活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