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麗時代災異及災異觀研究

李 祥

(1.延邊大學人文學院，吉林延邊 133002；2.綿陽師范學院中國周邊國家研究中心，四川綿陽 621000)

“災異”指脫離正常的自然現象成為災殃的變怪，是天災地異的簡稱?！盀摹币话阒缸匀粸暮θ绲卣?、旱災、水災等；“異”一般指異變，如日食、河水變色、桃李華、牛生馬、鬼哭等?！盀摹焙汀爱悺笔遣煌母拍?，但是由于古代認識水平有限，通常將“災”和“異”結合在一起考慮，構成一套完整系統的災異思想體系。

高句麗(公元前37年—公元668年)是一個橫跨今我國東北部分地區和朝鮮半島北半部的文明古國，國祚綿延七百多年，在東北亞歷史上占據著重要地位。對于高句麗的災異及應對體系，中韓學者進行了一些研究，但是研究成果還不是很豐富①。本文以《三國史記》一書中高句麗災異記載為中心，對高句麗時代災異的類型、特點、影響及相關應對措施進行研究，旨在進一步理解東亞漢字文化圈國家的災異觀念，希望對中韓兩國的災異史、災害史研究有所裨益。當前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對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災異已成為人類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而研究古人在應對災異時的一些應災舉措、賑災思想等，對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應災防災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高句麗時代災異的類型及特點

高句麗的災異情況大多在《三國史記》作了記載?！度龂酚洝烦蓵?145年，作者為高麗文人金富軾，該書是奉高麗仁宗之命編撰的朝鮮三國時代的正史。書中記載了大量的高句麗災異記事，是研究高句麗時代災異及應對的重要史料。

關于《三國史記》的史料和學術價值，學者李大龍認為“20世紀后期隨著我國學者對高句麗和朝鮮半島歷史研究一度出現熱潮，《三國史記》成為彌補中國史書記載匱乏的一個重要資料來源……所以學者們在研究高句麗歷史時還是不得不引用《三國史記》的記載”[1]2。學者張芳認為“《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是再現高句麗政權昔日輝煌的藍本和基礎史料，它在高句麗政治、外交、文化以及考古方面的史料價值不容忽視……要重視《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史料的獨特性，使它更好地為高句麗的歷史研究服務”[2]。學者秋實認為“就史料的征引看，《三國史記》在編撰過程中大量參考了《史記》《漢書》《資治通鑒》《冊府元龜》等中國古代文獻，同時也參照了《三韓古記》《海東古記》等朝韓古代文獻，因而成為今天研究古代中國東北地區和朝鮮半島歷史的一部重要典籍”[3]。由此可見，《三國史記》作為朝鮮半島第一部正史，具有較高的可信度，也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史料來源。

根據《三國史記》中高句麗時代的災異記錄，可見高句麗時代共發生災異198次，也即大約平均3.5年便有一次災異發生?？傮w而言，高句麗災異種類繁多，我們可以把高句麗災異大致分為天文、地質、氣象、水文、動植物、社會人事、特殊災異七種類型②(詳見表1)。

天文災異在《三國史記》中的記載有32處，占整體災異記錄的16.2%。高句麗的天文災異包含日變、月變和星變三種,其中“日變”包含日食及與太陽相關的異象?！度龂酚洝匪d高句麗“日食”記錄10處，與太陽相關的異象1處，如“榮留王二十三年(640)秋九月，日無光，經三日復明”[4]252;與月亮相關的異象1處，如“寶藏王二年(643)秋九月，十五日，夜明不見月，眾星西流”[4]255；“星變”記錄19處，主要是彗星、流星的記錄，有14處，火星在古代被稱為“災惑”，記錄有2處，如“琉璃明王十三年(前7)春正月，災惑守心星”[4]178。此外還有“赤氣”記錄1處，如“故國川王四年(182)春三月甲寅夜，赤氣貫于大微如蛇”[4]201?！俺鄽狻敝鳌氨鵀摹?，不久“漢遼東太守興師伐我”[4]201。

地質災異有地震、山崩、地裂等，據史載高句麗共有21次地質災異。地震是地質災異的主要表現形式，共19處；山崩的記載有1處，是由“大水”所引起的次生災害，如“慕本王元年(48)秋八月，大水，山崩二十余所”[4]188；此外還有地質異常的記錄1處，如“大祖大王五十六年(108)春，大旱，至夏赤地,民饑，王發使賑恤”[4]192。

氣象災異是高句麗時代發生最為頻繁的災異現象，記載有60處，占了整體災異記錄的近三分之一。氣象災異指氣象災害和氣象異變兩種形式。氣象災害有旱災、大風、大雪、霜雹、雷災、霧災等。旱災在所有氣象災異中占比最高，共有11處記錄。旱災多被記載為“旱”“干旱”，有時也會有“自二月至秋七月，不雨”[4]214這樣的記載。除此之外還有風災4處、雪災8處、霜災9處、雹災8處，大霧3處、雷電8處等?？梢姾禐?、霜災、雪災、雹災、雷電是高句麗時代發生率最高的氣象災異。氣象異變指不符合自然規律的氣候異?，F象，包括無雪、無冰等，共有7處。冬季無雪無冰，容易造成細菌滋生，引發瘟疫等次生災害，如“中川王九年(256)十二月，無雪，大疫”[4]211。此外，還有極其“怪異”的氣候現象被記錄，共有2處，如“寶臧王三年(644)冬十月，平壤雪色赤”[4]256，“寶臧王十五年(656)夏五月，王都雨鐵”[4]267等。

水文災異指水災和水文異象等。有關高句麗“大水”記錄有6處，京都、國東、國南等地均發生過“大水”。水文異象指河水、海水變色等異象，僅有1處記錄，如“寶臧王十九年(660)秋七月，平壤河水血色，凡三日”[4]268。

動植物災異分為動植物災害和動植物異象兩類。高句麗時代最主要的動植物災害是蝗災，記錄有7處?；葹氖恰巴{農業生產，影響人民生活最嚴重的三大自然災害之一”[5]728?！度龂酚洝逢P于動植物異象的記錄有13處，其中動物異象8處、植物異象5處。動物異象既有常見動物的異象，如“故國壤王三年(386)冬十月，桃李華，牛生馬，八足二尾”[4]222。也有傳說中動物的異象，如“始祖東明圣王三年(前35)春三月，黃龍見于鶻嶺”[4]175。植物異象如“大武神王二十四年(41)八月，梅花發”[4]187，梅花本冬季開花，夏季八月開花顯然不符合節氣；又如“文咨明王三年(494)冬十月，桃李華”[4]232，桃李冬季十月開花，顯示氣候變暖，也不符合自然規律。

社會人事災異由瘟疫、饑荒等社會人事災害和社會人事異變兩方面構成。如關于人的瘟疫記錄有3處，瘟疫一般發生在冬季，同時多伴有“無雪”“雷”等災異，如“中川王九年(256)十二月，無雪，大疫”[4]211；再比如饑荒，《三國史記》有關高句麗饑荒記錄有14處，可見高句麗時代受災異影響導致民眾饑荒的現象還是很嚴重的，有的時候甚至達到“民相食”的地步，如“故國壤王六年(389)春，饑，人相食，王發倉賑給”[4]222。社會人事異變方面，有如“寶臧王七年(648)秋七月，王都女產子，一身兩頭”[4]265。這樣的古代醫學解釋不了的連體嬰兒現象也被劃入異象記載。除此之外，還有“烽上王八年(299)秋九月，鬼哭于烽山”[4]214，“文咨明王二十七年(518)三月，暴風拔木，王宮南門自毀”[4]235，“寶臧王五年(646)夏五月……東明王母塑像，泣血三日”[4]263，這樣的社會人事異變被記載。

特殊災異。筆者認為“祥瑞”與災異是密不可分的。祥瑞象征君主德政、天下平和，是上天對君主施仁政、得民心的“褒獎”，是一種特殊災異。研究災異不能離開祥瑞③。如史載：“琉璃明王二十九年(10)夏六月，矛川上有黑蛙，與赤蛙群斗，黑蛙不勝死。議者曰：‘黑，北方之色，北扶余破滅之征也?！盵4]180此處“黑蛙”象征北扶余，是“災異”；“赤蛙”象征高句麗，是“祥瑞”?？梢娤槿鹋c災異是密不可分的。又如“閔中王二年(45)夏五月，國東大水，民饑，發倉賑給”[4]187。在這則史料里，閔中王二年夏五月發生了“水災”這樣的“災異”，結果到了“閔中王三年(46)秋七月，王東狩獲白獐”[4]187。閔中王通過獲得“祥瑞”將去年的“災異”沖走，從而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又如史載：“次大王四年(149)五月，五星聚于東方。日者畏王之怒，誣告曰‘是君之德也，國之福也?！跸??！盵4]197在這則史料里，“五星聚于東方”按傳統的災異觀應為“災異”，但高句麗“日者”因害怕國王震怒而曲解為“祥瑞”，可見在“日者”看來所謂“災異”“祥瑞”是可以根據需要相互轉化的?！度龂酚洝匪d高句麗祥瑞總共35處，占比17.7%，位列災異第二位。按種類統計，黃龍、慶云、異人、赤蛙、神馬、赤烏、神鼎、金璽和兵物、白魚、三角鹿和長尾兔、無尾虎、朱豹、紫狐裘和白鷹、梨樹連理、嘉禾各1次，鯨魚目、白馬各2次，白鹿4次，白獐5次，神雀(鸞、異鳥)7次。按國王劃分：東明王3次、琉璃明王3次、大武神王4次、大祖大王6次、陽原王2次?？梢?，祥瑞多集中在高句麗早期四個王(東明王、琉璃明王、大武神王、大祖大王)時期。高句麗28王之中，有祥瑞記錄的僅11王，長壽王之后除了陽原王、平原王外，其余國王均無祥瑞記錄，尤其末代王寶臧王不僅沒有祥瑞記錄，而且災異記錄甚至多達16處。

爬梳文獻記載，高句麗時代的災異呈現如下特點：

1.就地區而言，高句麗災異發生的地域具有空間范圍的廣泛性。記錄的重點是王都地區?！度龂酚洝匪d高句麗災異198處，其中明確提到地名的僅21處，其余只是記載了災異的類型及時間等。在21處記載中，關于王都地區的就有17處之多，占了絕大多數。

早期高句麗國都是丸都。427年，長壽王移都平壤，高句麗國都即今朝鮮平壤。史籍中有如京都、王都、丸都、平壤等的表述皆指首都地區。另有指代區域位置的記載如稱國東、國南等。如“閔中王二年(45)夏五月，國東大水”[4]187，“大祖大王三年(55)秋八月，國南蝗害谷”[4]191。高句麗災異記載地點并不明確，有明確記載的王都地區又占絕大多數。這與王都在高句麗政治生活中所扮演重要角色有很大關系，而那些未言明發生區域的災異則證明高句麗災異具有地域的廣闊性。

2.高句麗時代的災異包含天文災異、地質災異、氣象災異、水文災異、動植物災異、社會人事災異、特殊災異七種類型。天文災異可細分為日變、月變和星變；地質災異又有地震、地裂、山崩等表現形式；氣象災異包含旱、風、雪、霜、雹、霧、雷等自然災害及無雪、無冰等氣候異常；水文災異包含水災、水文異象等；動植物災異分為動植物災害如蝗災和動植物異象等；社會人事災異包含瘟疫、饑荒等；特殊災異包含23種異象變化。由此可見，高句麗災異具備多樣性的特征。

3.從危害程度看，高句麗時代的災異可分為一般災異、較重災異和嚴重災異。一般災異只記載災異的時間、地點和類型，如“大祖大王七年(59)秋七月，京都大水，漂沒民屋……二十年(72)夏四月，京都旱”[4]191。對于災異，史書上如有“發倉賑給”等則視為較重災異，如“閔中王二年(45)夏五月，國東大水，民饑，發倉賑給”[4]187。而如有祈禳或“民饑、人相食”等的，則視為嚴重災異，如“平原王五年(563)夏，大旱，王減常膳，祈禱山川”[4]240，“烽上王九年(900)自二月至秋七月，不雨，年饑，民相食”[4]214。

4.高句麗時代的災異具有明顯的持續性和群發性。持續性是指一定的年代段內，部分災害持續幾年在同一地區不斷發生。群發性是指許多自然災害，特別是等級高、強度大的自然災害之后，常常誘發次生災害的接連發生[6]6，如旱災往往伴有蝗災，水災之后往往出現旱災，冬季“無雪”往往引發瘟疫等?，F以《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第七》“安原王”條所見災異情況為例進行分析(詳見表2)。

表2 《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第七》“安原王”條所見災異統計

從表2可見，535—542這短短八年間，有9次災異發生，平均每年就有一次災異發生。這一時期的災異現象，呈現出水文災異、地質災異、氣象災異、社會人事、動植物災異循環發生的樣態?，F代地理學認為，地球上的大氣圈、水圈、巖石圈、生物圈、人類圈是一個互相聯系、相互作用的整體，其中任何一個圈層的變化都會引起其他圈層的變化[7]1。八年中，高句麗災異形式達十余種，并涵蓋了五種災異類型，明顯可見這一時期內高句麗災異具有明顯的持續性和群發性。

二、災異對高句麗社會的多方影響

災異的發生，給高句麗的社會發展帶來了多方面的影響。學者鄧云特認為：“災荒嚴重發展的最主要結果，就是社會的變亂，而所謂社會變亂的主要形式，不外乎人口的流移死亡、農民的暴動和異族的侵入?！盵8]103高句麗作為東北亞古國之一，其受到的災異影響，大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王位更迭。災異的發生，直接導致高句麗王位的更迭。據史料記載，高句麗28個王之中，因災異發生導致王位更迭(一般是王死亡)的多達18個，占一半以上，可見災異對高句麗的政治生活影響之大。在這18處記錄當中，有的是王自殺的情況，如“烽上王九年(300)春正月，地震，自二月至秋七月，不雨，年饑，民相食……王知不免，自經……”[4]215,也有的是大臣弒王，共3處，如“慕本王二年(49)三月，暴風拔樹，夏四月，隕霜雨雹。六年(53)冬十一月，杜魯弒其君”[4]189。除此之外，還有災異造成高句麗重要大臣(一般是國相)死亡的記載。如史載“新大王十四年(178)冬十月，丙子晦，日有食之……十五年(179)秋九月，國相答夫卒”[4]200，“烽上王元年(292)秋九月，地震……三年(294)秋九月，國相尚婁卒”[4]213。

2.民眾大量死亡或流徙。雖然史書中僅有“有死者”“死者二百余人”等只言片語，沒有準確有效的數字，但僅從史籍記錄的內容來看，高句麗因災異而導致民眾死亡或流徙的現象還是很嚴重的。如“文咨明王十一年(502)冬十月，地震，民屋倒墮，有死者”[4]233，“安原王五年(535)夏五月，國南大水，漂沒民屋，死者二百余人”[4]237等等。另外饑荒導致的人口流徙情況同樣嚴重，如“大祖大王七年(59)秋七月，京都大水，漂沒民屋”[4]191。據此可知，因災異而導致的人口流徙現象，大量民眾在水災、地震中流離失所。不僅如此，因饑荒還造成“民相食”事件，如“烽上王九年(300)自二月至秋七月，不雨，年饑，民相食”[4]214，“故國壤王六年(389)春，饑，人相食，王發倉賑給”[4]222。災異對高句麗民眾的人倫觀念造成重要沖擊。

3.農業生產受損。災異對高句麗農業生產造成極大破壞。高句麗時代因災異導致農業生產受損情況不勝枚舉(具體見表3)，農作物減產和糧食歉收是災異帶來的直接結果。據史載，高句麗共發生9次重大農業生產災害，主要是霜雹和蝗災，秋季七八月份比較嚴重，并且有時伴有嚴重的饑荒。表3有關高句麗農業生產受損情況的記錄，只是實際情況的一小部分，但是由此不難看出，災異對高句麗農業生產的破壞是難以估量的。

表3 高句麗農業生產受損情況統計

4.外力侵入。學者鄧云特認為：“災荒之延長，消磨民族內在之力量，內力不充，外力遂得以侵入，此尋常之理也?！盵8]134災異造成高句麗社會經濟矛盾急速激化，民族之內在抵抗力完全喪失，外力趁機得以侵入。如史載“烽上王元年(292)秋九月，地震。二年(293)秋八月，慕容廆來侵”[4]213，“故國原王十三年(343)冬十一月，雪五尺。十五年(345)冬十月，燕王廆使慕容恪來攻”[4]220，“小獸林王七年(377)冬十月，無雪，雷，民疫。百濟將兵三萬，來侵平壤城”[4]221，“故國壤王五年(388)夏四月，大旱，秋八月，蝗。六年(389)秋九月，百濟來侵”[4]222，“文咨明王十一年(502)秋八月，蝗。冬十月，地震，民屋倒墮，有死者……冬十一月，百濟犯境”[4]233。

三、高句麗時代的災異應對

災異嚴重威脅高句麗政權和社會秩序的穩定。災異發生后，高句麗統治者在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應對舉措。

1.祈禳。災異發生后，統治者會通過祈雨祭等儒教的方式進行應對。古人認為大旱是因王的“不德”引發的，通過實施祈雨祭向上天祈禱，如史載“平原王五年(563)夏，大旱，王減常膳，祈禱山川?！盵4]240由此可見，祈禳常為統治者所重視，已成為高句麗統治者應對災異的一種途徑。

2.君主及時調整統治政策，施行德政以順應天意。雖然高句麗沒有直接施行德政的史料記錄，但下述兩段臣下對君主的勸諫足以體現應對災異君主應施行德政的重要性。如“次大王三年(148)秋七月……白狐隨而鳴……問于師巫曰：‘欲令人君恐懼修省以自新也。君若修德，則可以轉禍為?！盵4]196。結果次大王“不聽”，明臨答夫“因民不忍，弒王”。又如“烽上王九年(300)八月，王發國內男女年十五以上，修理宮室，民乏于食，困于役，因之以流亡，倉助利諫曰：‘天災薦至，年谷不登……此誠畏天憂民，恐懼修省之時也’”[4]214。結果烽上王亦不聽諫，群臣共謀廢王，“王知不免，自經，二子亦從而死”[4]215。

3.巡幸。災異發生后，君主通過巡視各地來應對災異。爬梳文獻記載，高句麗時代與災異相關的君主巡幸記載多達19處。有的是巡視和確認領土，維護邊境地區的穩定，如“文咨明王四年(495)春二月……大旱。秋七月，南巡狩，望海而還”[4]232；有的是通過狩獵“祥瑞”來應對災異。根據史料記載，狩獵的“祥瑞”有神馬、白獐、白鹿等，其中白鹿最多，其次為白獐。通過狩獵“祥瑞”，將“災異”等不吉的事物“沖掉”，從而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如“閔中王二年(45)夏五月，國東大水……三年(46)秋七月，王東狩獲白獐”[4]188。還有的是國王親自巡行撫恤災民，以安定民心。如“平原王二十三年(581)秋七月，霜雹殺谷，冬十月，民饑，王巡行撫恤”[4]241。

4.薦舉。災異發生后，國王通過“牧民者薦舉”以贏得民心。國王認為災異的發生是由于國家沒有優秀人才的緣故。通過實施“牧民者薦舉”，錄用優秀的人才是對災異的應對舉措之一，如史載“大祖大王六十六年(118)八月，命所司舉賢良、孝順……”[4]192“故國川王十三年(191)夏四月……遂下令曰：‘……令汝四部，各舉賢良在下者’”[4]201等等。

5.罷黜、誅殺叛亂者。災異發生后，國王還通過罷黜大臣措施來應對災異，如：“大武神王十四年(31)冬十一月，有雷無雪。大武神王十五年(32)春三月，黜大臣仇都、逸茍、焚求等三人為庶人”[4]185。此外，國王還通過更為激進的政治手段誅殺叛亂者來應對災異，維護自身統治。如史載：“故國川王十二年(190)秋九月，京都雪六尺……左可慮等與四椽那謀叛。十三年(191)夏四月，聚眾攻王都，王征畿內兵馬平之?！盵4]201又如：“陽原王十一年(555)冬十月，虎入王都，擒之。十一月，太后晝見……十三年(557)冬十月，丸都城干朱理叛，伏誅?！盵4]239

除了政治上的應對措施之外，還有一些經濟上的應對措施。學者鄧云特把中國歷代救荒政策概括為消極和積極兩方面。消極方面包括賑濟、調粟、養恤、除害、安輯、蠲緩、放貸、節約；積極方面包括重農、倉儲、水利、林墾等。高句麗的情況也大致如此。

第一，賑濟。賑濟是指國家打開倉庫，對因自然災害受到損害的民眾，無償給予救濟的方法。賑濟一直是經濟應對舉措中最直接、最普遍、最重要的一種應對方式。從整個高句麗歷史來看，賑濟主要有王親巡賑濟，王親賜谷、賜物和發倉等形式。王親巡賑濟，如史載“故國原王二年(332)春二月……巡問百姓老病，賑給”[4]218，“安原王七年(537)春三月，民饑，王巡撫賑救”[4]237等。王親賜谷、賜物，如史載“大祖大王六十九年(121)冬十月，王幸扶余……存問百姓窮困者，賜物有差”[4]193，“安臧王三年(521)五月，王至自卒本，所經州邑貧乏者，賜谷人一斛”[4]236。王親賑濟災民，親巡賜物，可以說高句麗君主十分重視賑災工作，應對方式不斷提高?！伴h中王二年(45)夏五月，國東大水，民饑，發倉賑給?！盵4]187這是高句麗歷史上首次發倉賑濟災民的記錄，此后大祖大王、故國川王、西川王、故國壤王、安臧王都有“發倉賑給”的記錄?？梢姟鞍l倉賑給”是賑濟中最為直接、普遍的救助方式，而且“發倉賑給”一般多在饑荒之后施行。

第二，養恤，意為供養、接濟，是一種臨時性的撫恤政策。派遣使者撫恤的情況，在文獻記載中隨處可見，如史載“大祖大王五十六年(108)春，大旱，至夏赤地，民饑，王發使賑恤”[4]192，“故國川王十六年(194)冬十月……仍命內外所司，博問鰥寡孤獨老病貧乏不能自存者，救恤之”[4]202。從史載記錄來看，因水旱災害派遣撫恤的情況最為常見，如“安原王六年(536)春夏，大旱，發使撫恤饑民”[4]237。這是因為水旱災害與農作物收成密切相關，一旦發生水旱災害造成農作物受損，百姓可能饑餓甚至死亡，因此高句麗政府最為重視水旱災害的撫恤工作。

第三，安輯，即安撫。是對因災異而受損的災民進行安撫的一種舉措，包括王親撫慰和遣使安撫存問等不同方式，這也是高句麗經濟應對舉措中最重要的一種方式。統治者親自撫慰災民的現象在高句麗十分常見，如“大武神王五年(22)春二月……遂親吊死問疾，以存慰百姓”[4]184，“故國川王十六年(194)冬十月，王畋于質陽……給衣食，以存撫之”[4]202。遣使安撫存問是安輯災民的一種最普遍、最直接的方式，如史載“大祖大王五十年(102)秋八月，遣使安撫柵城”[4]192，“長壽王七年(419)夏五月，國東大水，王遣使存問”[4]225。

第四，赦免。這是以國家命令的方式減輕或免除對罪犯的刑罰。赦免包含大赦和曲赦囚徒。

大赦是赦免的一種，它作為國王固有權力是對犯罪者全面解除正在執行的法律效力或對審判的結果確定的刑罰減刑，既赦其罪又赦其刑的制度[9]36。大赦的原因很多，災異祥瑞的發生也是大赦的原因之一。由于古人認知水平有限，對很多自然現象解釋不了，若遇日食、星變、地震、水旱災等，統治者都會大赦天下，如“大武神王二年(19)春正月，京都震。大赦”[4]182。也有因特殊的“異”——祥瑞的出現而大赦的情況，如“大祖大王二十五年(77)冬十月，扶余使來，獻三角鹿、長尾兔，王以為瑞物，大赦”[4]191。曲赦囚徒也是高句麗時代應災的重要方式之一?！吧缴贤醵?198)夏四月，赦國內二罪已下?！盵4]204這是高句麗史上首次出現曲赦囚徒的情況。其后還有“東川王十七年(243)春正月，立王子然弗為王太子，赦國囚”[4]208，“平原王二年(560)三月，王至自卒本，所經州郡獄囚，除二死皆原之”[4]239等等。通過赦免，國王可以樹立權威，減少財政支出，增加勞動力，有利于災后生產的恢復和社會矛盾的緩和，特別是災異時可以抑制難民的發生，減少災異的危害程度[9]36。

第五，賑貸，即由政府貸給災民耕牛、種子等，以助其恢復生產。如史載“故國川王十六年(194)冬十月，命有司，每年自春三月至秋七月，出官谷，以百姓家口多少，賑貸有差，至冬十月還納，以為恒式。內外大悅?！盵4]202爬梳文獻記載，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之中，只有高句麗有相關記錄，令人矚目[9]33。賑貸與之前的臨時救災對策不同，是一種“恒式”的保護措施。頒行之后，“內外大悅”。通常情況下，國家會多種政策并用，以緩解災情，穩定社會秩序。

比起災后的補救措施，災前的積極防御舉措也是很重要的。自然災害一旦發生，其對農業生產的損害是最為嚴重的，而高句麗關于災異的積極防御，主要針對農業生產，體現為勸農與節約兩方面的思想。

一方面勸課農桑。針對自然災害帶來的糧食歉收等情形，《三國史記》中的記載體現出重農意識的災異預防思想，如史載“平原王二十五年(583)二月，下令減不急之事，發使郡邑勸農桑?！盵4]241統治者以政令方式勸勉百姓回歸農事，足以說明高句麗對以上防災措施的重視程度。

另一方面是節約用度?！肮艜r君主，每遇饑荒，往往即下詔減膳，用示節約克苦，且常以身作則，為天下倡?！盵8]327史載“平原王五年(563)夏，大旱，王減常膳，祈禱山川?！盵4]240災異發生后，君主表示接受上天的警告，通過“減常膳”祈求災異的平息。很明顯，高句麗君主的應對措施體現出我國兩漢時期董仲舒“天人感應”的思想。停修工程。據《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第七》“平原王”條記載“平原王十三年(571)八月，重修宮室?；?、旱，罷役?！盵4]240意思是君主如不節約，大興土木，會招致災異，體現出一種節約的思想。鄧云特的《中國救荒史》認為，“節約”也是消極救荒政策中災后補救政策之一[8]291。

四、高句麗時代的災異觀

高句麗時代災異頻仍，通過這些災異，考察高句麗人的災異觀以及對統治階層政策決定的影響；通過與中國歷代史書中的災異觀比較，考察其異同?？疾旄呔潲悶漠愑^，離不開對中國儒教陰陽五行觀的分析。中國的災異觀由來已久，《左傳》《春秋》《公羊傳》都有災異方面的記載。在漢代董仲舒提出“天人感應”理論之后，夏侯始昌作《洪范五行傳》，劉向作《洪范五行傳論》，劉韻又對劉向的《洪范五行傳論》進行了補充和修改，最為重要的是，《漢書·五行志》將災異和五行聯系起來，第一次在官方正史中運用陰陽五行說對災異進行解釋。史載“琉璃明王二十九年(10)夏六月，矛川上有黑蛙，與赤蛙群斗，黑蛙不勝死。議者曰：‘黑，北方之色，北扶余破滅之征也’?！盵4]180由此可見高句麗的陰陽五行思想明顯受到中國災異思想的影響。

高句麗作為東亞漢字文化圈國家，深受中華文化影響，災異觀作為一種儒家政治觀念，同儒學一同傳入高句麗。史載“大祖大王二十五年(77)冬十月，扶余使來，獻三角鹿、長尾兔，王以為瑞物，大赦?！盵4]191這顯然深受中國災異祥瑞說的影響。史載“大武神王三年(20)冬十月，扶余王帶素遣使送赤烏，一頭二身……王與群臣議，答曰：‘黑者北方之色，今變而為南方之色，又赤烏瑞物也。君得而不有之，以送于我，兩國存亡，未可知也?！瘞芈勚?，驚悔?！盵4]183可見高句麗人已將災異與政治聯系在一起進行解讀，但是高句麗災異觀也有與中國災異觀不同的地方。如“次大王四年(149)五月，五星聚于東方。日者畏王之怒，誣告曰‘是君之德也，國之福也?！跸病盵4]197。這里“五星聚于東方”依據中國正史的觀點分明是不吉之兆，而高句麗“日者”顯然根據自然的變化用未來指向性的方法進行解釋，將災異解釋為祥瑞?？梢姳狈较到y的原始信仰或高句麗固有的土著信仰對高句麗的影響很大。由此可見，高句麗時代的災異及應對，顯然受到董仲舒“天人感應”災異說和“五行五事”災異系統的影響，只是與中國的“天人感應說”“陰陽五行論”略有不同的是，高句麗時代對災異的解讀還受到來自北方系統的原始信仰或高句麗固有的土著信仰的影響，呈現出一套獨具高句麗特色的完整系統的災異觀。

五、結語

本文以高句麗災異記事為研究對象，把高句麗的災異分為天文、地質、氣象、水文、動植物、社會人事、特殊災異七類。其災異發生地域范圍廣泛，類型和程度多樣，不僅具有明顯的持續性和群發性，而且還具有鮮明的季節性，并呈現出災異期和無災期交替出現的特點。災異對高句麗的政治和社會生活造成極大的影響，導致王位更迭、大臣死亡、民眾大量死亡和流徙、農業生產受損、外力侵入等，對高句麗統治階級的利益造成損害。因此高句麗統治者在政治上、經濟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來應對災異。政治上包括君主的祭祀祈禱、施德政、巡幸、薦舉、罷黜大臣、誅殺叛亂者等；經濟上包括各種及時性救助措施，如賑濟、養恤、安輯、赦免、賑貸等，以及各種積極的災前防御措施如勸課農桑、節約用度等，構成了災前防御、災中救助、災后恢復的災異應對體系。應災舉措有效解決與緩解了當時的災情，高句麗對災異的應對能力也日趨完善。高句麗時代的災異及應對，顯然受到董仲舒“天人感應”災異說和“五行五事”災異系統的影響?！度龂酚洝匪d高句麗災異記事，明顯深受《漢書》《后漢書》《舊唐書》《新唐書》等中國正史的影響，可以把高句麗災異按照中國正史的五行思想進行歸類，并按照中國正史的方式進行解讀，所不同的是中國正史有的有專門的“五行志”，而《三國史記》把高句麗災異記事歸入高句麗本紀中記述，這是半島史書編撰特點和記載方法所致④。高句麗的災異觀除了深受中國的“天人感應說”“陰陽五行論”影響之外，還受到來自北方系統的原始信仰或高句麗固有的土著信仰的影響，呈現出一套獨具高句麗特色的完整系統的災異觀。

注釋：

① 國外研究方面，參閱韓國李仁淑《高句麗的自然災害和對策》，韓國教員大學2006年碩士學位論文等。國內研究方面，參考王利群《高句麗自然災害初探》，《通化師范學院學報》2001年第3期；王利群《高句麗自然災害發生狀況及影響》，《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4期；王虹波《高句麗時期氣候災害發生特點及成因分析》，《通化師范學院學報》2013年第4期等等。

② 中國學者宋正海將災異分為九類，分別是天文、地質、地震、氣象、水文、海洋、動物、植物和人。這種分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詳見宋正?！吨袊糯卮笞匀粸暮彤惓Ｄ瓯砜偧?，廣東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③ 韓國學者樸星來認為對災異的研究應是包含天體和地上發生的怪異的自然現象的綜合性研究，應把災異分為象征災難的“咎征”和象征祥瑞的“瑞征”。詳見樸星來《百濟的災異性格》，《第一回年代學研究·韓日共同學術大會集》，1986年，忠南大學百濟研究所主辦。

④ 韓國學者李熙德將《三國史記》災異記事與《后漢書》“五行志”比較，指出《三國史記》災異記事深受中國正史影響，詳見李熙德《〈三國史記〉天災地變記事的性格》，《東方學志》第23—24輯，1980年；此外他還將新羅的災異記事按照《新唐書》“五行志”觀點進行詳細解讀，指出新羅的災異記事是新羅社會深受中國五行思想影響的實證。詳見李熙德《新羅時代的天災地變》，《東方學志》第82輯，1993年。李教授雖未寫高句麗災異，但是研究高句麗的災異記事可以參考上述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