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荒活民書》版本研究諸層面

張明成

(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北京 100089)

董煟①(？—1217)，字季興，號南隱，德興(今屬江西)人。宋光宗紹熙四年(1193)，董煟進士及第。此后，他在仕途上并未取得太大的成就，“顧乃一仕為令而黜，再為令而死矣”[1]124，終生沉浮于宦海之間，最終卒于知縣任上。董煟之所以為后世所銘記，是因其所撰的《救荒活民書》(以下簡稱《活民書》)。董煟在進書表中說，該書“上卷考古以證今，中卷條陳今日救荒之策，下卷則備述本朝名臣賢士之所議論施行可鑒可戒可為矜式者”[2]自序?，F存版本還有拾遺一卷，是對前三卷內容的補充。四庫館臣稱贊此書為“古書中之有裨實用者也”[3]709?！痘蠲駮返陌姹厩闆r并不過于復雜②，但因目錄書所著錄《活民書》刊本、抄本情況不明，元明之時又與后出的《救荒活民類要》《救荒活民補遺書》等續補著作產生了混淆，從而使情況變得復雜了起來。

一、《活民書》探源

對于《活民書》成書時間問題，華林甫和葉世昌最早提出《活民書》并非一次成書，認為前三卷成書于嘉泰年間(1201—1204)，拾遺一卷則是在前三卷完成后補充寫就的[4]188。就《活民書》文本內容來看，這一判斷是基本無誤的。需要強調的是，成書時間并不等同于進書時間。由于董煟在進書表里并未交代，所以無法斷定具體的進書時間。董煟的墓志銘中說：“會年饑，曰：‘吾嘗為《活人書》，條貫悉備，使其書行，天下無捐瘠矣，一京秩皇計哉?！阶咝性谒现?，執政是其說，下之畿漕，俾鋟木以班諸路?！盵1]124亟，多次也。董煟的進書活動顯然不止一次，最終才得以進呈，這與董煟只是下級官員的身份是相符的。同時，作為下級官員且非在臨安任職的董煟，進“京”機會并不會多，數次的進書活動之間遷延數年完全是可能的。數年時間，完全足夠董煟完成拾遺部分。

董?！痘蠲駮愤M呈后，“下之畿漕，俾鋟木以班諸路”，得以官刻本形式流傳于世。張世南《游宦紀聞》也提到“(董煟)所著《活民書》、《壽國脈書》，嘗經乙覽，今浙漕有刊本”[5]50。兩處記載吻合，皆謂董煟在進呈《活民書》后由浙西轉運司(畿漕、浙漕)刊刻成書。這應當就是《活民書》的最早刻本。遺憾的是，上述史料都沒有對浙漕本《活民書》予以太多的說明，而且在早期的目錄書中，對《活民書》的著錄情況也有分歧。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以下簡稱《直齋》)著錄道：“《救荒活民書》三卷：從政郎鄱陽董煟編進?！盵6]221《宋史·藝文志》則言：“董?！痘蠲駮啡?，又《活民書·拾遺》一卷?！盵7]5104這是否意味著曾經有三卷本《活民書》和三卷附拾遺本并行于世？

《活民書》成書于寧宗時期，因此《宋史·藝文志》對該書的著錄內容當源于《中興館閣續書目》③。因此就目前史料而言，最早著錄《活民書》的乃是《中興館閣續書目》而非《直齋》。近來有研究者指出，以《直齋》等宋代目錄書乃至《宋史·藝文志》“所著錄的總卷數作為研究南宋印刷史的依據是并不妥當的”，這是因為《直齋》著錄書目“呈現出抄本與印本互相雜糅的情形”[8]116。宋人周密就直言：“近年惟直齋陳氏書最多，蓋嘗仕于莆，傳錄夾漈鄭氏、方氏、林氏舊書，至五萬一千一百八十余卷?！盵9]217既然是“傳錄”，就不能將《直齋》著錄書目都認為是刊本。如此，在抄本、刻本情況不明的情況下，將《直齋》的著錄內容作為研究宋刻本《活民書》的依據是不適宜的。

當然，對于《宋史·藝文志》也需要加以辨析方能作為判斷依據?！端问贰に囄闹尽分小痘蠲駮返闹泝热菰从凇吨信d館閣續書目》，而《中興館閣續書目》又是根據當時南宋館閣藏書對《中興館閣書目》的一次增補。如此，則需要明確當時南宋館閣所藏《活民書》之情況。前已述及，董煟墓志銘和《游宦紀聞》都記載了浙漕本《活民書》，其中墓志銘撰于董煟逝世后不久，即嘉定十年(1217)；根據張世南自序：“紹定改元，適有令原之戚，閉門謝客，因追思，提筆紀錄，不覺盈軸，以《游宦紀聞》題之，所以記事實備遺忘也?！盵5]自序則知其于紹定元年(1228)開始撰寫。所以在嘉定十年至紹定元年這一時間段內，現存史料中只見浙漕本《活民書》而無其他版本信息。墓志銘和《游宦紀聞》之所以記載《活民書》，是為了彰顯董煟的事功。墓志銘為傳主美言自不必論，張世南之兄張世美為董煟之婿，基于此，《游宦紀聞》也對董煟持褒揚態度。董煟只是一介下層官員，并無太多政績可以大書特書。因此，向皇帝進書并得以官刻對董煟而言便是尤其值得紀念的事功。如果官刻后還曾被其他機構或個人翻刻，墓志銘或《游宦紀聞》斷然不會缺記這種表明《活民書》受歡迎的事例。因此，至少在嘉定十年至紹定元年這一時段內，可以說浙漕本是《活民書》的唯一刊本。那么成書于嘉定十三年(1220)的《中興館閣續書目》④之著錄內容便是根據浙漕本《活民書》而來。

因此，至少就刻本《活民書》而言，自伊始當即為三卷附拾遺本，而無三卷本。陳振孫所見的三卷本《活民書》很可能是抄本而非刻本，從董煟自謂“吾嘗為《活人書》”來看，在進書并得以刊刻之前，《活民書》內容已大體完備，因此不排除以抄本形式在坊間傳播的可能。

二、《活民書》在元代流傳的兩條線索

元代《活民書》大約有兩個源頭：一是集慶路刊本，這一源頭情況較為清晰?！毒岸ń抵尽份d有“《活民書》一百七十六版”[10]1889?！吨链?正)金陵新志》在記載刊刻書籍所用紙張時，稱“《救荒活民書》一百五十(張)”[11]5662。則元代集慶路刊本當源于宋建康刊本。另一源頭情況較為復雜。在《元西湖書院重整書目碑》(以下簡稱《書目碑》)史部條下有“《救荒活民書》”[12]377。雖然僅列出書名，而無卷帙版本等信息，但其后的碑記提供了這部書板的年代信息：

西湖精舍因故宋國監為之，凡經史子集無慮二十余萬皆存焉。其成也豈易易哉？近歲鼎新棟宇工役匆遽，東遷西移，書板散失，甚則置諸雨淋日炙中，骎骎漫滅。一日，憲幕長張公昕同寅趙公植、柴公茂，因奠謁次顧而惜之，謂：“興滯補弊，吾黨事也?！蹦硕鹊赜谧鸾涢w后，創屋五楹，為庋藏之所……并見存書目勒諸堅珉以傳不朽。非獨為來者勸，抑亦斯文之幸也歟。

山長陳袤記，前教諭張慶孫書并篆，泰定元年九月直學朱鈞立[12]377。

西湖書院前身為南宋國子監，保存有大量書板。后因書院新興土木，所藏書板遭到了毀壞與散失，所以時人張昕、趙植等置屋加以收斂，并立石刊刻了當時書板尚存的書目。

元人黃溍對西湖書院與南宋國子監的關系有更加直接明確的敘述：

西湖書院實宋之太學，規制尤甚。舊所刻經史群書有專官以掌之，號書庫官。宋亡學廢而板庫俱在。至元二十八年，承旨徐文貞公治杭，以其建置之詳達于中書。俾書院額立山長，書庫之所掌悉隸焉[12]377。

國子監雖然是宋王朝主要的國家刻書機構，但自北宋時起，相當部分的監本書籍便不是在國子監內刊刻的了⑤。除了委托同屬中央機構的崇文院刊刻外，國子監還會將刻書任務交予地方，由地方直接刻書或雕刻書板。靖康之亂后，北宋國子監內所藏書籍印板大多毀于戰火，以致南宋國子監需要“下諸道州學取舊監本書籍，鏤版印行”[13]114。南宋時，地方刊刻監本的現象更為頻繁，如紹興年間刊刻的《毛詩正義》即由“紹興府雕造”[14]62，紹興中又“分命兩淮、江東轉運司刻三史板”[15]388。元西湖書院的這部南宋國子監藏《活民書》書板極有可能也是由地方刻板后被收入國子監，而且應當就是浙漕本。這是因為二者皆在臨安，國子監沒有舍近求遠的道理。不止是《活民書》，同樣由“浙漕司摹板”[16]1045的《崇文總目》也出現在《書目碑》上。

《書目碑》立碑后的次年，即泰定二年(1325)，“右丞趙簡請行區田法于內地，以宋董煟所編《救荒活民書》頒州縣”[17]662，《活民書》再次以官刻形式流播，至于所據是集慶路本還是浙漕本目前還無法確定。

至順年間(1330—1333)，桂陽路儒學教授張光大在董?！痘蠲駮返幕A上續補了《救荒活民類要》一書。從張光大引用了《活民書》拾遺部分的內容來看，張氏所見應為三卷附拾遺本的《活民書》。前已述及，《書目碑》的確提供了浙漕本至元代仍存于世的可能，因此雖然無法直接斷定張氏所引《活民書》即是浙漕本，但卻是《活民書》的初刻本(浙漕本)為三卷附拾遺卷說的一則旁證。

三、《活民書》續作類著作的出現

入元后，《活民書》即出現了續作類著作⑥。先是張光大的《救荒活民類要》，張氏對《活民書》上卷內容改動不大，只是將原有條目大致按時間順序予以重新編排并增補了相關內容?！痘蠲駮肥Ｓ喽砗褪斑z部分則被張氏拆分，與他增補元代內容共同編入全書之中。明英宗正統年間(1436—1449)，江陰朱熊同時參考了董煟的《活民書》和張光大的《救荒活民類要》，續補而成了《救荒活民補遺書》，整體框架基本沿襲《活民書》。值得一提的是，朱氏對“救荒報應”一節予以了大量增補，以致被批評“雜以詭說邪教，慮其適滋眾庶之惑”[18]454。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河南按察副使王崇慶又對朱氏《救荒活民補遺書》進行了校正、補充與說明，即為《重刊救荒活民書補遺》。明崇禎年間，浙江嘉善鄉紳陳龍正在朱書基礎上，刪除救荒報應類“詭說邪教”內容，增添明代內容并重新排序而輯為《救荒策會》一書。

由于這些續作類作品內容、書名差別都不大，因此很容易產生混淆。這一情況在首部續作類著作《救荒活民類要》成書后便已產生?！赌嫌褐尽繁阌小熬然幕蠲褚愐槐尽盵19]1405和“救荒活民書八卷……元桂陽路教授張光大編”[19]1484的記載。而之后朱熊續補的《救荒活民補遺書》由于以補遺自謂，產生的混淆則更加嚴重。

《中國古籍總目》(以下簡稱《古籍總目》)所載《活民書》現存版本有“明抄本(臺圖)、墨海金壺本、珠從別錄本、長恩書室叢書本、半畝園叢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四庫全書本”[20]3335。但清代目錄書中所記版本卻不止如此，如《八千卷樓書目》就載：“《救荒活民書》三卷，宋董煟撰。明刊二卷本、守山閣本、學海類編本、半畝園本、曾氏刊本?！盵21]683翁連溪所編的《中國古籍善本總目》(以下簡稱《善本總目》)也載有一個所謂的“明萬歷四十五年姚思仁刻本”[22]687。事實上，除了《古籍總目》所載《活民書》諸版本皆能查詢到外，其余二目所載諸版本信息皆有不少訛誤。首先是“明萬歷四十五年姚思仁刻本”藏于北京大學圖書館，從其將董煟按語稱為“董煟曰”而非“煟曰”來看，其并非是《活民書》。實際上《古籍總目》已經對《善本總目》的說法予以了修正，前者著錄道：“救荒活民補遺書三卷增補一卷，宋董煟撰、元張光大增、明朱熊補遺。明萬歷四十五年姚思仁刻本(活民書)，北大，山東曲阜師大?！盵20]3335-3336因此這個姚思仁刻本其實是朱熊所作的《救荒活民補遺書》而非董?！痘蠲駮?。至于《八千卷樓書目》所載額外諸版本，張吉寅對此有過辨析，他指出：“《學海類編》中無《救荒活民書》，《守山閣叢書》中亦未完整收錄《救荒活民書》，只是在俞森編撰的《荒政叢書》中摘錄了《救荒活民書》的卷中部分?！骺肀尽质恰毒然幕蠲裱a遺書》二卷本之誤?！盵23]其說大體成立，只是《守山閣叢書》并非摘錄自《活民書》而是《救荒策會》。但對于“曾氏刊本”，張氏稱因曾氏“所指何家，難以考定，因未見他書著錄，疑為誤錄”[23]，其實不然。

《八千卷樓書目》共16次提到曾氏，或曰“曾氏刊本”，或謂“曾氏叢書本”。雖然沒有直接交代曾氏為何人，但有一點是可以明確的，即書中提到的曾氏當是指同一人或同一家?！栋饲Ь順菚俊份d：“《幾何原本》六卷，西洋歐幾里得撰，利瑪竇譯。海山仙館本刊十三卷，曾氏刊十五卷本?！盵21]867由于卷數不一，因此只要查清十五卷本《幾何原本》刊刻者便可確定曾氏為何人?！独m修四庫全書》收錄了十五卷本的《幾何原本》，題為“同治四年夏/月刻于金陵/曾國藩署檢”[24]147。由此，曾氏當包括曾國藩，此外還有曾國荃，這是因為曾國荃也曾積極參與到曾國藩的刻書活動中來：“咸豐辛酉(1861)八月，文正(筆者按，曾國藩)既克復安慶，部署粗定，乃從子偲之言，命其采訪遺書，商之其弟忠襄(筆者按，曾國荃)，刻《王船山遺書》?！盵25]4281

遍查史料，并無曾氏兄弟刊刻《活民書》的記載。丁氏為何會記載“曾氏刊本”呢？實際上，這也是因為續補類著作與原作產生混淆而發生誤記的案例。

需要補充的是，除了金陵，曾氏兄弟的刻書活動還影響到湖北。清同治五年(1866)，曾國荃奉命調補湖北巡撫，抵鄂后曾氏開始籌備于湖北設立書局(即后來的崇文書局)。黃嗣艾在《湖北省立官書局本末記》中就說：“當初議開設書局，動自胡文忠公，而湘鄉曾文正公贊之，曾忠襄公漸行之，至李文忠公(筆者按，李鴻章)實業其事?！盵26]239清同治八年(1869)湖北崇文書局刊刻了朱熊補、王崇慶釋斷的《重刊救荒補遺書》二卷[20]3336。因此，《八千卷樓書目》中所載的“曾氏刊本”實際上是屬于續作類的《救荒補遺書》，而非《活民書》。

四、《活民書》現存版本離析

從上文論述來看，《古籍總目》對《活民書》現存版本記載是準確的。其中，明藍格抄本(以下簡稱“明抄本”)為四庫本的底本，而墨海金壺本又是由文瀾閣《四庫全書》本?？笨《鴣韀23]。錢熙祚編《珠從別錄》，又將墨海金壺本《活民書》收入其中。此外，“莊肇麟編《長恩室叢書》、吳坤修編《半畝園叢書》皆錄入《活民書》，版式與《墨海金壺》、《珠從別錄》同而缺董序”[27]108-109。因此，明抄本當是現存諸版本之祖本。

明藍格抄本“版匡高21.6公分，寬15.9公分。四周單邊。每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字數同”⑦。根據莫琚《救荒活民書引》所言“亟命邑令楊端鋟諸梓以廣其傳”[28]2和明抄本抄錄的原序署名“成化癸巳歲三月谷旦鄉貢進士文林郎知酆都縣事鄱陽胡璉序”[28]130，可知這一抄本實抄錄自成化刻本。由明抄本上溯為成化刻本，由于成化刻本今已不存，故難以再直接上溯。但從相關史料中可探尋一些蛛絲馬跡。明正統七年(1442)，禮部尚書胡濙在為《重刊救荒補遺書》所作的序中說：“《救荒活民書》乃董煟編集，二百七十八條，至王炳翻刊，又止二百一十四條?！盵29]1081趙琬也說：“(《活民書》歲月既久，不無殘缺?！盵29]1081

朱熊在凡例中自謂：

董煟原編三卷，計二百七十八條。后王炳翻刻，止得二百一十四條。今訪采闕漏六十四條，以足原本。又搜出遺逸唐虞以下至宋一十四條，外加臆見補斷，及收張光大所編元制一十八條，新增圣朝詔敕并《為善陰隲》書內采出共二十七條。今本前后通計三百三十八條[29]1085。

雖然王炳確系何人已經無法查清，但可以得知朱熊所作的《救荒活民補遺書》是在王炳翻刻本《活民書》基礎上增補而來的，且《活民書》至王炳翻刻時已脫五分之一余的內容。筆者細致對比了今本《活民書》與《救荒活民補遺書》的內容，雖有個別文字上的出入，但今本《活民書》全部內容均可從《救荒活民補遺書》中發現。而《救荒活民補遺書》所獨有的內容，由于增補的史事皆無“董煟曰”字眼，剩余部分則明顯為元明史事，因此可斷定這些內容皆為后來增補的。也就是說，今本《活民書》從內容上與朱熊所用“王炳本”基本雷同，二者當系出同源。

前已述及，入元后《活民書》有集慶路刊本和西湖書院藏本兩大流傳途徑。由于元代和明中前期的《活民書》版本皆已不存，故難以確鑿考實“王炳本”“成化刻本”與上述兩版本之間的流傳過程。比較有可能的是，二者的傳播過渡載體為明代的官方藏書機構文淵閣。明滅元后盡收元代政府所藏圖書與書版于南京，圖書收入文淵閣，書版則藏于國子監⑧。明初楊士奇等人編修的《文淵閣書目》就載：“董?！痘蠲駮芬徊咳齼?缺)?！盵30]55而至萬歷年間，張萱等人編修的《內閣藏書目錄》則已不見《活民書》的記載。由此，“王炳本”或“成化刻本”很有可能是直接得自或抄錄翻刻自文淵閣所藏之《活民書》⑨。

說回現存版本。張吉寅提出，現存版本分為“以《四庫全書》本為主的抄本系統和以《墨海金壺》本為底本的刻本系統”[23]。由于《長恩書室叢書》本和《半畝園叢書》本《活民書》與墨海金壺本、珠從別錄本系出同源且為后出，所以筆者選擇了明抄本、文瀾閣《四庫全書》本(以下簡稱“文淵本”)、文津閣《四庫全書》本(以下簡稱“文津本”)、《墨海金壺》本(以下簡稱“墨本”)和《珠從別錄》本(以下簡稱“珠本”)《活民書》，以卷二勸分部分為中心對上述版本予以比對(詳見表1)。

表1 《活民書》現存諸版本比較

從表1來看，《四庫全書》本《活民書》錯訛最少，質量最優。這是因為，明抄本雖為現存最早版本，但從其書引署名“成化歲壬辰冬十月既望四川重慶府同知錢塘莫琚拜手謹識”來看，這一版本的抄錄人員級別并不會太高。囿于現實條件限制，未必有較為精審的校訂過程?？瘫鞠到y也是如此，由于是張海鵬私人刻書，雖祖于文瀾閣《四庫全書》本，但在刻印過程中還是出現了較多錯誤。而《四庫全書》本則經過館臣精心?？?，這些館臣由當時一批最為優秀的學者構成，四庫本質量高于他本實屬正常?！痘蠲駮分惠d荒政知識，不涉及當時的政治敏感問題，因此沒有其他一些書大幅篡改的弊病。以往，學界有一個不成文的潛規則，即一份古籍四庫本與他本并存時當優先使用他本。從總體上說，這是可以成立的。但是，當具體到個別古籍時，還是應當首先梳理它的版本源流，比堪不同版本內容再作定論。

雖然囿于史料并不能完全復原《救荒活民書》整個流傳過程，但就在這吉光片羽之間也隱含著眾多關鍵信息。過往，學界普遍認為唐宋以后便已進入雕版時代，固然如是。但這并不意味著抄本從此便銷聲匿跡，與之相反，抄本在雕版時代仍然起著重要作用?！吨饼S》所著錄的“三卷本”《活民書》或許就是在雕版時代早期，抄本與刻本同流的一大例證。而明抄本揭示的歷史事實——刻本反而依靠著抄本最終得以傳承——則更說明了抄本與刻本之間的復雜互動關系，這是研究者所不得不察的。

注釋：

① 關于董煟生平情況可參見陳華龍《〈救荒活民書〉作者生平及成書時間考》，《農業考古》2015年第4期,第261-263頁。

② 有關《救荒活民書》現存版本情況梳理最清楚者是張吉寅，他將《活民書》現存的七個版本劃分為兩大系統：以四庫本為主的抄本系統和以《墨海金壺》本為中心的刻本系統，并對近代目錄書中所誤記的版本信息予以了辨析。

③ 有關《宋史·藝文志》史源問題可參見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宋〈國史藝文志〉及〈宋史藝文志〉》，北京：中華書局，第177-178頁；馬楠《離析〈宋史·藝文志〉》，《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2019年，第117-163頁，后收入氏著《唐宋官私目錄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20年，第135-180頁。

④ 《中興館閣續書目》成書時間參見《玉?！肪砦迨端囄摹贰按疚踔信d館閣書目·嘉定續目”，揚州：廣陵書社，2003年，第1046頁。

⑤ 參見顧宏義《宋代國子監刻書考論》，《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3年第4期，第42頁。

⑥ 有關《活民書》續作類著作的梳理可參見李文海、夏明方主編：《中國荒政全書(第一輯)》，《〈救荒活民書〉點校說明》，北京：中國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頁。

⑦ 參見國家圖書館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史部2，1997年，第263頁。轉引自張吉寅《臺圖藏明抄本〈救荒活民書〉考述》。

⑧ 參見王國強《明代文淵閣藏書考述》，《圖書館與情報》2002年第2期，第35頁。

⑨ 苗潤博老師提示宋元典籍流傳至今三大主要途徑：宋元善本、《永樂大典》輯佚、流出之文淵閣藏書，謹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