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兒教師感恩特質與職業使命感的交叉滯后分析*

李飛飛 繳潤凱,2 劉 丹 尹 航

(1 東北師范大學心 理學院，長春 130024) (2 教 育部幼兒園園長培 訓中心，長春 130024) (3 吉林財經 大學亞泰工商管理 學院，長春 130117)

1 引言

職業使命感是衡量個體獲得生涯成功與幸福感的重要指標，職業使命感的尋求、形成與發展過程中的影響因素獲得了廣泛關注。職業使命感是指個體對某一職業抱有強烈激情，并視其職業為實現自我生命意義、幫助他人或社會貢獻的主要途徑（Dobrow & Tosti-Kharas,2011;Duffy & Dik,2013）。職業使命感是個體內在因素與其所處環境交互后的產物（Hall & Chandler,2005），其影響因素存在職業特異性，有必要針對特定職業探討職業使命感的影響因素。幼兒教師是職業使命感尤為凸顯的職業之一，使命感是專業精神的核心內容之一（張麗敏,2012）。已有研究發現，高職業使命感的幼兒教師更容易有高工作績效和幸福感體驗，更不易產生離職傾向和職業倦?。ㄚw小云,薛桂英,楊廣學,2016;Rawat,2011）。然而，近年來幼兒教師隊伍面臨著教師流失嚴重的問題，媒體也曾報道個別幼兒教師在工作中存在虐童等極端現象，這與幼兒教師的職業使命感現狀有著密切的關系。由此可見，深入探討幼兒教師職業使命感的影響因素，既能豐富職業使命感影響因素的理論，也能為幼兒教師職業使命感的發現與發展提供實踐依據。

職業使命感會受到個體內主體因素（如人格特質）以及個體外客體（如領導行為）與環境因素（如組織氛圍）的影響，且客體與環境因素會通過主體因素發揮作用（史珈銘,趙書松,吳俁含,2018;Zhang & Jin,2019），表明主體因素是影響職業使命感的直接因素。已有研究僅考察了環境因素（如薪酬制度知覺）對幼師職業使命感的作用（趙小云等,2016），而未考察個體主觀能動性的主體因素的影響。參考其他行業的職業使命感內在影響因素相關研究，其著重探討了自我指向、未來取向或主動性的變量對職業使命感的影響，如未來工作自我（Zhang,Hirschi,Herrmann,Wei,& Zhang,2017）、自主性動機（史珈銘等,2018）等。然而，職業使命感是一種自我超越與親社會性質的召喚感（Duffy & Dik,2013），有必要基于他人指向角度豐富職業使命感的影響因素。他人指向的影響因素也更貼合幼兒教師育人的工作性質。對此，本研究將引入感恩這一具有利他性質的自我超越性特質，探討其對幼兒教師職業使命感的影響。

感恩特質是自我超越與利他導向性的美德，是“個體用感激情緒回應因他人恩惠或幫助而使自己獲得積極經驗或結果的人格特質”（McCullough,Emmons,& Tsang,2002）。高感恩特質個體具有強利他性動機，更容易明晰真實自我并遵從內心真實地生活（Wood,Linley,Maltby,Baliousis,& Joseph,2008），獲得人生目的感和生命意義感（Zhang,Mou,Tong,& Wu,2018）。發現與遵從真實自我是個體識別與發展職業使命感的關鍵條件（Hall & Chandler,2005;Zhang,Hirschi,Dik,Wei,& You,2018），且人生目的感或生命意義感、利他性動機均是職業使命感的重要成分（Duffy & Dik,2013）?？梢?，感恩特質與職業使命感之間具有密切關系。實證研究也證實它們之間具有正相關關系（Gorjian,2006;Smith,2010），但仍存在以下有待探究的問題。

首先，職業使命感包括尋求與擁有兩部分，尋求強調個體正在積極尋求可視為使命的職業，擁有則指個體當前感知到自己對某一職業具有使命（Dik,Eldridge,Steger,& Duffy,2012）。職業使命感不是個體一旦體驗到就立刻停止尋求的一次性過程，而是擁有后仍不斷尋求各種方式去維持或增強職業使命體驗的循環過程（Dik et al.,2012）。這表明職業使命感的擁有與尋求是理解職業使命感形成與發展過程的重要內容。但以往研究僅探討了感恩特質與職業使命擁有的關系，未關注職業使命感的尋求維度。本研究將同時納入職業使命感的擁有與尋求維度，以全面了解感恩特質對幼兒教師職業使命感的影響。

其次，已有研究采用橫斷設計探討感恩特質與職業使命感的關系。以往研究表明，感恩特質受個體自我和諧的影響（何安明,惠秋平,劉華山,2013）。職業使命感是個體內在多種自我達成和諧一致時的體驗（Hagmaier & Abele,2015），表明強職業使命感個體會具有高自我和諧。那么，感恩特質可能會受到職業使命感的影響。橫斷面數據僅能反映感恩特質與職業使命感的相關關系，但不能反映它們之間關系的方向性。交叉滯后是納入時間維度來明確變量間關系的有效分析方法。交叉滯后在控制因T1 時每個變量對自身影響所帶來的誤差基礎上，通過探索變量間在不同時間點的相互影響來推斷其中的先后順序，進而提供明確有力的變量間關系（胥彥,李超平,2019）。因此，有必要采用交叉滯后的分析手段進一步驗證與探索感恩特質對職業使命感的預測作用。

最后，以往研究在西方被試樣本中展開，探討美國文化背景下企業工作者的感恩特質與職業使命感的相關關系（Gorjian,2006;Smith,2010）。應在不同文化背景下開展實證研究，為職業使命感的跨文化相似性提供更多依據（Duffy & Dik,2013）。另外，Thompson 和Bunderson（2019）認為有必要去探索職業使命感跨職業領域的一般性問題，厘清職業使命感的強度、性質等特征是否會因職業而有所不同。為此，本研究將感恩特質與職業使命感的關系研究拓展至中國文化背景的幼兒教師群體中，為職業使命感的跨職業領域與跨文化研究提供更多實證證據。

從理論來看，感恩特質能夠影響個體職業使命感的擁有與尋求程度。自我決定理論認為，每個人都具有積極的自我整合與完善傾向，這種傾向的發生取決于個體是否獲得了自主、勝任和關系三種基本心理需要的滿足；基本心理需要的滿足通過促進個體形成、增強或維持自主性動機，最終增進個體的繁榮發展（Deci & Ryan,2000）。感恩特質是影響個體幸福感最大的人格特質之一，其有利于個體基本心理需要的滿足以及自主性動機的形成（King & Datu,2018;Wood,Froh,& Geraghty,2010）。職業使命感擁有作為個體獲得繁榮發展的重要指標之一（Leffel et al.,2018），會受到個體感恩特質的影響。且研究發現，當個體在工作中獲得基本心理需要滿足以及高自主性動機時，他們更容易感知到高職業使命感（史珈銘等,2018;Zhang & Jin,2019）。此外，高感恩特質個體更容易形成自主性動機，如親社會性動機、生命意義感尋求（李旭,2016;Wood et al.,2010）。努力尋求職業使命感意味著個體正在努力尋找一個自己熱愛、符合自己人生意義且有利于他人和社會的職業，說明個體的職業使命感尋求受到自主型動機的驅使（Dik et al.,2012）?？梢?，高感恩特質個體更容易表現出高職業使命感的尋求與擁有的狀態。

綜上，本研究將在中國文化背景下，采用交叉滯后設計，考察感恩特質是否會影響幼兒教師的職業使命感?；谝延袑嵶C結果與理論證據，本研究假設感恩特質能顯著影響幼兒教師的職業使命感擁有與尋求，感恩特質高的幼兒教師更容易去尋求自己的職業使命感，且體驗到強職業使命感。

2 研究方法

2.1 被試

采用整群隨機抽樣方法，在東部（天津市、廣東?。?、中部（吉林?。┖臀鞑浚ㄔ颇鲜。┑貐^四個?。ㄖ陛犑校┲?，選取10 所幼兒園（每個省市2～3 所）的幼兒教師進行問卷追蹤調查。在2019 年11 月末進行第一次測試，2020 年6 月中旬進行第二次測試，兩次調查通過手機后四位進行匹配。T1 時間共對347 名幼兒教師進行問卷調查，獲得有效問卷312 份。T2 時間獲得有效匹配問卷223 份。在有效樣本中，幼兒教師以大專（101 人,45.30%）和本科（105 人,47.10%）學歷為主；他們的平均年齡為29.93 歲（SD=8.31 歲），年齡范圍為19～54 歲，平均工作年限為8.86 年（SD=8.92 歲），工作年限范圍為1～36 年。調查過程中，因教師離職、請假等情況出現了數據流失。但有效樣本與流失樣本在T1 時間的感恩特質（t=0.65,p＞0.05）與職業使命感擁有（t=0.68,p＞0.05）、尋求（t=-0.13,p＞0.05）得分上并無顯著差異，說明被試流失為非結構性流失。

2.2 研究工具

2.2.1 感恩特質問卷

采用McCullough 等（2002）編制，魏昶、吳慧婷、孔祥娜和王海濤（2011）翻譯的感恩問卷（The Gratitude Questionnaire,GQ）。該問卷主要從強度、頻度、密度和廣度等方面評估個體的感恩傾向，包括6 道題目，采用7 點評分（1 表示“非常不同意”，7 表示“非常同意”）。鑒于問卷題目“如果要我說出要感謝什么人或事，我需要花很多時間才想得出來”的低因素負荷量（小于0.40），參照Zeng，Ling，Huebner，He 和Lei（2017）在中國文化背景下對該問卷的修訂做法，將該題項刪除。得分越高代表個體的感恩特質越高。本研究中，5 題版本的問卷結構效度良好（T1:χ2=11.75,df=5,RMSEA=0.08,SRMR=0.03,CFI=0.99,TLI=0.97;T2:χ2=8.82,df=5,RMSEA=0.06,SRMR=0.03,CFI=0.99,TLI=0.98），兩次測量的Cronbach’s ɑ系數分別為0.78 和0.72。

2.2.2 職業使命感量表

采用Dik 等（2012）編制，并由張春雨（2015）通過雙向互譯方式翻譯的簡式職業使命感量表（Brief Calling Scale,BCS）。該量表包括職業使命擁有和尋求兩個分量表，分別用于測量個體擁有某一職業使命感的程度以及試圖尋求某一職業使命感的動機強度。兩個分量表各2 題，采用5 點評分（1 表示“完全不符合”，5 表示“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示個體體驗到的職業使命感程度越強，以及試圖去尋求職業使命感的努力程度越強。本研究中，兩個時間點下的所有題目在相應潛變量上的因素負荷量均在0.80 以上（T1:0.87～0.92;T2:0.83～0.88）。此外，擁有分量表兩次測量的Cronbach’s ɑ系數分別為0.91，0.89；尋求分量表兩次測量的Cronbach’s ɑ系數分別為0.84，0.83。

2.3 統計方法

運用SPSS24.0 進行描述性統計與相關分析。采用Mplus8.3 分別對兩次測量數據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潛變量在兩個時間點的縱向測量不變性檢驗，并構建潛變量結構方程模型進行交叉滯后回歸分析，考察感恩特質與職業使命感擁有、尋求之間在兩個時間點的相互預測關系。

3 結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

構建單因素模型檢驗兩個時間點的共同方法偏差。結果顯示，在T1 與T2 時，將感恩特質、職業使命感擁有與尋求視為一個維度的單因素模型的擬合度指數均未達到可接受水平（T 1:χ2=318.62,df=27,RMSEA=0.22,SRMR=0.11,CFI=0.57,TLI=0.43;T2:χ2=289.17,df=27,RMSEA=0.21,SRMR=0.13,CFI=0.52,TLI=0.36）。因此，可認為本研究不存在明顯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統計與相關分析

兩個時間點下幼兒教師的感恩特質與職業使命感擁有、尋求的相關結果見表1。結果顯示，同一時間下的感恩特質與職業使命感擁有（rT1=0.55,rT2=0.42,p＜0.001）以及感恩特質與職業使命感尋求（rT1=0.22,rT2=0.25,p＜0.001）均呈顯著正相關；T1 與T2 時間上的感恩特質（r=0.49,p＜0.001）、職業使命感擁有（r=0.41,p＜0.001）以及職業使命感尋求（r=0.31,p＜0.001）均呈顯著正相關。這表明兩個時間點的幼兒教師感恩特質與職業使命感的擁有、尋求均具有一定穩定性與一致的同步相關，適合進行后續的交叉滯后回歸分析。

表1 幼兒教師感恩特質與職業使命感的描述性統計與相關結果

3.3 交叉滯后分析

首先，檢驗感恩特質與職業使命感的測量不變性。由表2 可知，不同等值模型間擬合程度差異基本不顯著（ps＞0.05），除感恩特質的形態與負荷等值模型間差異顯著（p＜0.05）。依據測量不變性檢驗流程，感恩特質滿足跨時間測量的形態、部分負荷、截距和誤差方差等值，職業使命感滿足跨時間測量的形態、負荷、截距和誤差方差等值?？傮w來說，感恩特質與職業使命感具有跨時間等值，可以進行后續的潛變量交叉滯后分析。

表2 感恩特質與職業使命感兩次時間的縱向測量不變性檢驗結果

幼兒教師感恩特質與職業使命感擁有、尋求間的交叉滯后路徑系數結果見圖1。模型擬合指數結果表明模型與數據擬合程度良好（χ2=242.75,df=156,RMSEA=0.05,SRMR=0.05,CFI=0.96,TLI=0.95）。兩個時間點間的感恩特質、職業使命感擁有與尋求的自回歸系數在0.18～0.54 之間（ps＜0.05），說明其在6 個月內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在自回歸系數上，感恩特質顯著高于職業使命感擁有與尋求（擁有:βdiff=-0.36,p=0.023;尋求:βdiff=-0.27,p=0.017），職業使命感擁有與尋求間則不顯著（βdiff=-0.09,p=0.635）。

圖1 幼兒教師感恩特質與職業使命感的交叉滯后關系

控制自回歸系數及變量的同時性相關后，結果顯示，T1 職業使命感擁有與尋求對T2 感恩特質的預測作用均不顯著（擁有:β=-0.02,p=0.882;尋求:β=-0.02,p=0.756）；但T1 感恩特質對T2 職業使命感的擁有（β=0.39,p＜0.001）與尋求（β=0.25,p=0.001）的預測作用仍然顯著。上述結果表明感恩特質能積極影響幼兒教師的職業使命感擁有與尋求狀態。幼兒教師早期具備的感恩特質越強，隨著時間發展，越傾向于去尋求自己的職業使命感，也就會擁有更高的職業使命感。

4 討論

本研究首次采用交叉滯后分析對幼兒教師感恩特質與職業使命感間關系進行了兩階段的追蹤調查。研究結果與預期假設相符，即感恩特質可以預測幼兒教師6 個月后的職業使命感擁有與尋求程度，反之則不成立。本研究聚焦職業使命感的利他性質，探討指向他人的感恩特質對職業使命感的影響，結果明確了感恩特質對職業使命感擁有的促進作用，深化且拓展了以往橫斷面研究中“感恩特質預測職業使命感擁有”的結果；同時，結果也豐富了對職業使命感尋求影響因素的認識。此外，本研究將職業使命感的實證研究拓展至非西方文化下的幼兒教師群體中，為探討職業使命感的跨文化與跨職業相似性提供了一定證據。

研究表明，感恩特質與職業使命感具有緊密關聯。感恩特質越高的幼兒教師更傾向去尋求一個可以視為使命的職業或尋求各種方式去維持、增強自己的職業使命感，也更容易體驗到強職業使命感。其中，幼兒教師感恩特質與職業使命感擁有之間的正相關關系與以往西方文化下企業員工中研究結果具有相似性，豐富了職業使命感的跨文化與跨職業的關聯性研究（張春雨,2015;Dobrow & Tosti-Kharas,2011）。但相似的強度以及相似結果的具體機制仍有待探索，未來研究可以采用元分析以及跨文化比較等手段進一步明確。

研究發現，職業使命感擁有與尋求的跨時間穩定性弱于感恩特質。Vianello，Galliani，Rosa 和Anselmi（2020）認為職業使命感是類狀態結構，并提出有必要比較人格特質類變量與職業使命感的變化趨勢，對職業使命感的類狀態屬性加以驗證。本研究結果通過與人格特質（即感恩特質）的跨時間穩定性比較，進一步支持了職業使命感的類狀態性屬性。

交叉滯后結果表明感恩特質是職業使命感擁有與尋求的前因變量。該結果支持了本研究基于自我決定理論提出的理論構想。相類似地，從激發個體內在動機的資源角度出發，感恩的拓展建構假說指出，感恩這種積極情感特質能夠擴展個體積極思維，構建持久個人資源，進而促進個體獲得幸福感（Fredrickson,2012）。感恩特質高的個體更傾向于關注和欣賞生活積極面，即使在逆境中也會激發積極應對方式并放大消極事件中的積極信號，這些適應功能有利于個體從壓力情境中發現成長潛能，拓展與重塑對自己存在意義的積極認知（Wood et al.,2010）。根據生命肯定觀，成長潛能的發現與存在意義的拓展會激發個體進行積極的意義尋求（李占宏,趙夢嬌,劉慧瀛,劉亞楠,彭凱平,2018）。有研究發現，高感恩特質個體在體驗到人生意義感的同時仍存在繼續尋求意義的持續性動力（李旭,2016）。意義尋求則是職業使命感尋求的一個核心要素（Dik et al.,2012）。同時，感恩特質具有的適應性功能還有利于個體積累豐富的人際資源、心理資本等個人資源，可使個體有足夠資源投入職業領域去探索自身與工作之間的契合點。找到自己技能、興趣、價值觀與職業之間的完美匹配是個體體驗到職業使命感的重要來源（Duffy,Allan,Bott,& Dik,2014）。因此，感恩傾向強烈的幼兒教師會表現出更強的尋求職業使命感的動機，也會體驗到更高的職業使命感。

研究發現，感恩特質積極影響幼兒教師職業使命感。這一發現為幼兒教師職業使命感的培養提供了啟示。研究表明，感恩記錄、表達感恩行為等感恩干預策略能有效提升個體的感恩特質（Komase,Watanabe,Imamura,& Kawakami,2019;O’Connell,O’Shea,& Gallagher,2018）。通過園所氛圍的熏陶以及感恩活動的引導，幫助幼兒教師擁有發現與放大工作中積極信號的能力，聯系其生涯歷程開展自我存在意義的積極重塑，建構其通過幼教職業幫助他人的親社會意圖，進而促使幼兒教師發展出高職業使命感尋求動機與體驗狀態。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例如，只采集了間隔6 個月的兩個時間點數據，未來研究可以通過更多時間點以及更長時間間隔的追蹤設計來揭示變量間穩定的因果關系，也可以結合干預實驗研究加以佐證。未來研究還可以納入其他變量，從中介和調節機制的角度進一步探討幼兒教師感恩特質會如何以及在何種條件下影響其職業使命感的尋求動機與擁有體驗。

5 結論

幼兒教師的感恩特質對職業使命感的擁有與尋求均具有顯著正向預測作用，但職業使命感的擁有與尋求卻不能有效預測感恩特質，即感恩特質是幼兒教師擁有與尋求職業使命感的前因變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