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能夠縮小城鄉多維差距嗎？
——資源錯配視角

周慧 孫革 周加來

(安徽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安徽 蚌埠 233030)

一、引言

城鄉發展失衡一直是我國長期發展的結構性難題之一，而其失衡的根源則在于要素配置錯位。多年以來，由于城市對鄉村的“虹吸效應”以及城鄉二元制度改革的不徹底，城鄉統一的要素市場發育緩慢，大量勞動力、資本、技術向城市集聚，鄉村社會陷入了“資源沉睡”與商品賤賣乃至滯銷的發展困境，城鄉差距不斷拉大。要素雙向自由互動、平等交換和均衡配置是城鄉融合的基石[1-2]，因此，要素回流成為市場誘導與政府引導共同作用下的理性選擇。然而，在資本、人才、技術等要素集聚效應的邏輯下，同時受到傳統鄉村發展模式慣性和城鄉制度安排桎梏，以及回流要素的市場優勢在農村內部造成配置偏誤風險的共同影響下，城鄉要素配置格局重塑面臨較大挑戰。深化城鄉要素市場化改革，激發廣大農村市場活力，推動農業經濟動力變革、質量變革、效率變革，提高要素質量和配置效率，對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城鄉融合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社會經濟系統運行的基礎是各種要素的優化配置，要素成為政府調控經濟、促進社會公平的有力手段[3]，而現代信息技術正逐步轉變為新的生產要素和治理工具。2020年，黨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指出，數據是一種新型生產要素，數字經濟是未來一段時期國家經濟發展的核心動能之一。數字經濟的概念最早由美國商人Tapscott于1996年在《數字經濟：智能網絡時代的希望與隱憂》中正式提出。隨著互聯網通信技術的迅速發展以及大數據的廣泛應用，數字經濟規模不斷擴大。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與就業白皮書(2019年)》報告指出，2018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31.3萬億元，增長20.9%，占GDP比重為34.8%，就業人數占比達24.6%，同比增長11.5%，顯著高于同期全國總就業規模增速。截至2020年3月，我國網民規模為9.04億，互聯網普及率達64.5%，這為數字經濟發展奠定了用戶基礎。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以數字經濟為抓手，實現供需有效對接。數字經濟以先進信息技術為基礎，推動要素整合與信息匹配，從理論上看，數字經濟實現要素優化配置的作用是明顯的。然而，一方面，長期的城鄉二元體制加強了優質醫療、教育、社會保障、基礎設施等資源的城市集聚，城市能級不斷提升，但同時對鄉村產生較強的“虹吸效應”，帶來鄉村地區要素流失以及發展困境。當前，要發揮數字經濟的要素整合作用，必須克服“虹吸效應”圈層外擴，實現要素城—鄉外溢，才能對城鄉均衡發展產生積極影響。另一方面，要警惕城鄉“數字鴻溝”帶來的城鄉差距拉大的風險。城鄉“數字鴻溝”被認為是接觸和使用信息資源的一種機會和能力的城鄉分化狀態[4]，可能導致農業數字化轉型的滯后，以及農民在公共決策中陷入“數字民主鴻溝”，從而對城鄉差距縮小形成硬性約束。

我國正處于新一輪科技革命發展的機遇期以及新舊動能轉換與城鄉結構轉型的關鍵期，如何發揮數字經濟資源整合效應，優化城鄉要素配置結構和效率，擺脫農村附庸城市的傳統要素配置思路，緩沖各類要素在城鄉市場范圍內重組造成的碰撞與沖突，激發城鄉經濟社會收斂的內生機制，對于數字經濟與城鄉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本文著眼于“虹吸效應”與城鄉“數字鴻溝”并存的典型事實，基于資源配置的視角，對數字經濟縮小城鄉差距這一命題進行深入研究，既符合問題導向與目標導向相結合的研究范式，也符合經濟學理論創新與我國改革發展實踐應用相統一的科學路徑。

二、文獻綜述

(一)城鄉資源配置與城鄉差距方面的研究

“城市偏向”政策符合國家經濟發展的階段目標，但帶來城鄉分割與城鄉差距[5]，而“城市偏向”的基本表現和典型特征是城鄉要素配置錯位。要素配置影響城鄉發展的觀點可以追朔到亞當斯密關于絕對優勢的思想，城鄉具有不同的絕對優勢，進而引發城鄉要素流動與專業化分工[6]。馬克思在批判地繼承了亞當斯密分工理論的基礎上，指出要素流動，特別是勞動力的流動，是產生城鄉分離的根源，而分工帶來的技術進步與生產擴大，又孕育出新的城鄉關系和發展格局[7]。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認為，勞動力的鄉城轉移打破了農業剩余勞動力邊際生產率為零的狀態，實現了要素的優化配置，這一過程將一直持續到農業與工業邊際生產力相同為止[8]。Marshall(1920)以收益遞增為切入點的外部性理論，為鄉—城勞動力轉移誘發的空間集聚效應提供了重要理論支撐[9]。這些理論為我們研究城鄉要素配置與城鄉關系演進奠定了堅實基礎，不難發現，它們達成了兩點共識，一是肯定了勞動力與社會資本由農業向工業的轉移符合自然趨勢，二是強調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換言之，從長期看，要素回流是市場的理性選擇。

近年來，學者們對我國當前要素配置與城鄉差距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廣泛的討論，具體來看：一是城鄉勞動力配置方面。作為城鄉要素配置的底層邏輯，城鄉勞動力配置的相關文獻大多聚焦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鄉—城轉移，在“鄉→城”單一路徑下，探討了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對經濟增長、城鎮化、城鄉收入、城鄉消費等方面的作用[10-11]，同時，指出長期的單向流動將導致農村勞動力流失、農村空心化、勞動力結構弱化、農業生產效率損失等一系列農村發展困境[12-13]。二是城鄉土地資源配置方面。土地是城鄉利益格局的交匯點，低廉的土地成本為城市發展提供支持，但非對稱的市場收益帶來農地配置的低效率以及農民利益的侵蝕[14-15]，而政府主導的征地制度作為行政配置和市場配置的特別混合(周其仁，2004)[16]，是造成土地價格扭曲以及土地資源配置失序的重要原因。三是生態資源配置方面。黨中央提出，生態文明建設是關系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本大計，生態環境已被視作可交易的要素納入到成本核算中。一方面，由于傳統觀念中環境的公共產品屬性以及二元體制和發展的經濟導向等原因，另一方面，由于農村土地成本相對較低、環境規制強度相對寬松，應對能力相對不足[17]，導致污染密集型企業逐步向鄉村滲透，造成了污染的城—鄉轉移，農村生態環境問題凸顯，這已成為固化城鄉失衡的新因素[18]。而現有文獻多關注污染的“地理空間”轉移(東中西部區域之間、省份之間)，對“生存空間”上的“城→鄉”污染轉移研究不足。四是城鄉資本配置方面。在要素回流和資本獨大的現實邏輯下，以資本下鄉為載體的城鄉要素互動效果具有不確定性。一方面，廣義上的資本下鄉意味著資金、人才、技術、管理理念等城市優勢稟賦，與農村土地、生態環境等優勢資源形成互補，從而實現城鄉發展共贏[19]。但另一方面，在農村市場條件尚不成熟環境下的資本下鄉可能會加大對農村的二次掠奪風險[20-21]。王頌吉與白永秀(2013)[22]在此基礎上研究指出，改革開放之后政府政策阻礙了要素流動與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轉化，而減少政府政策干預有助于改善要素錯配程度，有效加強政府引導，規避市場失靈，才能更好的發揮市場對資源的基礎配置作用[23-24]。

(二)數字經濟與城鄉差距方面的研究

關于數字經濟能否縮小城鄉差距，觀點并不統一，一種觀點認為數字經濟縮小城鄉差距。學者們從微觀與宏觀兩個層面進行了分析，微觀層面主要從個體收入、促進就業、促進創業三個角度出發，如Dimaggio[25]研究表明網絡使用與收入增長具有顯著正相關關系。Fountain(2005)[26]則進一步指出互聯網可以通過改善信息不對稱，降低信息成本，提高就業率。張博與胡金焱(2015)[27]基于創業視角研究了城鄉家庭創業收入與互聯網發展程度的關系，指出由于社會交往面較廣，交往對象多樣化，社會網絡對城市家庭創業收入更具有積極作用。宏觀層面，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規模經濟、范圍經濟及長尾效應將會發揮信息匹配作用，形成平臺經濟、共享經濟等新經濟形態，促進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28]。尤其是，移動通訊業的快速發展，降低了信息不對稱，為農民創造就業、提高農村市場效率、減少農村內部貧困提供了重要途徑。另一種觀點認為數字經濟水平會擴大城鄉收入差距。目前，城市對鄉村要素資源仍具有較強的“虹吸效應”，城鄉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數字鴻溝”，這一觀點被學界普遍認同，信息的可接入性、信息利用的意識水平、收入與信息基礎設施差距是形成城鄉“數字鴻溝”的主要原因[29-30]，而性別、受教育程度、收入等方面的不同則會導致人們從互聯網技術中獲利水平與獲利能力存在顯著差異[31-32]。

綜上所述，現有文獻多是針對單一要素的城鄉配置特征以及形成原因進行問題導入式分析，大部分文獻圍繞要素配置對收入差距的影響研究，且多集中于單一要素對城鄉收入的影響。而數字經濟作為創新要素和驅動引擎，對于其優化要素配置的作用機制研究不足，將數字經濟、要素配置與城鄉差距納入一個統一分析框架的研究更較為鮮見。此外，現有文獻忽視了“虹吸效應”和“數字鴻溝”這一典型事實的影響，從而造成數字經濟彌補城鄉差距的績效可能存在差異。本研究從資源優化配置的視角，探討在“虹吸效應”與“數字鴻溝”影響下，數字經濟如何通過要素優化配置實現城鄉差距的縮小，彌補了現有文獻在這方面的不足。具體而言，本文的邊際貢獻在于：第一，城鄉差距不僅局限于城鄉收入差距，醫療、教育、民生等方面的差距更值得關注，因此本文構建城鄉多維差距評價體系，較為全面客觀的對城鄉差距進行測度。第二，本文將數字經濟與優化要素配置納入到城鄉差距問題分析框架，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現有文獻的不足，符合數字經濟背景下城鄉理論深化的要求。第三，本文認為數字經濟能否通過優化資源配置彌補城鄉差距的關鍵在于克服“虹吸效應”與“數字鴻溝”的影響，因此我們對不同區域進行了檢驗，從而揭示了不同虹吸模式與鴻溝水平下，數字經濟彌補城鄉差距的效果以及優化路徑。

三、理論假說

(一)優化要素配置縮小城鄉差距的機理

優化要素配置有助于縮小城鄉差距，其作用機理體現在，一是優化要素配置結構，釋放要素配置“結構紅利”。在集聚效應的作用下，要素由報酬率低的農村流向要素報酬率高的城市，但隨著要素的城市集聚，要素的邊際報酬出現遞減，進而產生回流的引力，從整體上看，優化要素配置結構能夠提升要素整體的配置效率。二是提高要素在農村內部的配置效率，激發農村發展潛力和活力。要素回流對于推動農業經濟動力變革、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具有重要作用，其中，以勞動力流動為載體和先導，實現技術、資金和管理向農村回流，符合當前我國發展的現實邏輯。三是實現要素的市場定價和平等交換。要素配置作為城鄉利益格局的交匯點，低廉的勞動價格與土地成本為城市發展提供支持，但非對稱的市場收益帶來農地配置的低效率以及農民利益的侵蝕，因此，實現要素的市場定價，維護農民生產要素權益，有助于縮小城鄉差距。

(二)數字經濟實現要素優化配置的機制

數字經濟基于大數據算法能夠精準匹配供求信息，增加靈活就業人數，解決農業融資困難，打破勞動力、資本要素的空間地理限制，科學引導生產要素流向，從而提高生產要素配置效率。

第一，數字經濟為供求雙方提供了高效的對接平臺。數字經濟通過數據資源共享、信息整合開發與利用，為要素供需雙方提供對接服務，數字技術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要素的可達性，打破了傳統經濟企業組織邊界，加強與外部環境的網絡聯系，有效降低要素的交易成本，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同時數字經濟催生的平臺經濟、共享經濟等新業態，產生了自由職業、兼職就業等靈活就業模式，擴寬了就業渠道，實現了資源配置的集約高效。

第二，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為優化要素配置創造了契機。一方面，在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數字技術的高滲透性能夠顯著提升一二三產融合發展過程中的就業吸納能力。另一方面，數字化轉型有助于打通生產與消費的通道，通過建立大數據中心服務平臺，促進產供銷互聯，形成生產、銷售的動態匹配機制，實現集生產服務、資源管理、數據采集、技術服務、電子商務為一體的標準化生產流程，尤其是推進農產品初級加工行業發展，提高農產品附加值。并且，通過信息優勢、市場關系優勢與社會資本認可優勢獲取交易優勢，數字經濟也有助于產品銷售模式的優化[33-34]。

第三，數字經濟有助于資源共享，進而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在諸如教育、醫療、社會管理等領域，數字經濟正在推動由單純的線下向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新形態轉變，整合區域內資源，一定程度上縮小了城鄉的時空限制，實現了優質醫療、教育等資源的城鄉共享，對于縮小城鄉差距具有重要現實意義。此外，數字經濟以大數據平臺為基礎實現跨部門、跨系統、跨地區、跨層級的政府服務升級，以數據分析為支撐實現經濟調節、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的科學決策，有效提高政府服務水平與服務效率，推動公共服務智能化、高效化、便捷化、均等化，有助于縮小城鄉民生保障差距。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設1。

H1數字經濟有助于改善城鄉要素錯配。

(三)“虹吸效應”與“數字鴻溝”對縮小城鄉差距形成阻力

“虹吸效應”在各個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具有普遍性，城市擁有良好的基礎設施和創新創業環境、健全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對要素流動形成引力。在發展的初期階段，單向的要素流動與城市集聚帶來城鄉要素報酬率的擴大，因而導致城市經濟發展以及鄉村地區衰落的雙重性并存。應當看到，要素向城市集聚，符合發展初期以城市為增長極的規模與速度并存的導向政策，但當前我國已經進入轉型發展階段，城市經濟成本攀升、環境承載能力不足誘發的城市病，以及城鄉差距拉大帶來的結構性矛盾凸顯，因此，“弱化”城市的“虹吸效應”是縮小城鄉差距的關鍵舉措。近年來，我國城鄉互聯網發展整體保持快速增長態勢，但鄉村總體滯后于城市，盡管鄉村地區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加快，網絡接入條件不斷改善，但網民增長規模、互聯網普及率、網絡應用深度等方面城鄉差距仍較大，由此帶來的城鄉“數字鴻溝”與信息分化可能成為固化或拉大城鄉差距新的誘因。數字技術迭代升級不僅驅動產業、教育、管理等信息化發展，從資源供給結構、管理方式、制度機制與經費投入等方面解決農村資源短缺問題(袁利平，2020)[35]，促進城鄉資源共享。與此同時，鄉村數字化發展、城鄉人力資本差距的縮小以及鄉村居民信息利用意識的提高，則有助于城鄉“數字鴻溝”的緩解。因此，數字經濟能否克服“虹吸效應”與“數字鴻溝”的影響，是縮小城鄉差距的關鍵所在。

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設2。

H2數字經濟理論上可以縮小城鄉多維差距，但是由于“虹吸效應”和“數字鴻溝”的存在導致績效與結果具有不確定性。

四、研究設計

(一)變量與數據

1.解釋變量

數字經濟(DE)。目前學界對數字經濟內涵尚無明確定義，因此本文參照葛和平和吳福象(2021)[36]、劉軍等(2020)[37]與中國信息通信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與就業白皮書(2019年)》，從產業數字化與數字產業化兩個方面構建指標體系，并對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測度。產業數字化反映企業應用數字技術所帶來的生產效率提升，包括采用信息化企業管理個數、通過互聯網開展有關生產經營企業個數、通過互聯網進行推廣和宣傳的企業個數和有電子商務企業個數；數字產業化反映信息通信業發展水平，包括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營業收入、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企業個數、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從業人員平均人數和互聯網域名數。由于各指標單位與屬性不一致，本文首先采用極差法對各指標進行無量綱處理，如式(1)(2)所示

正向指標yi=(xi-minxi)/(maxxi-minxi)

(1)

負向指標yi=(maxxi-xi)/(maxxi-minxi)

(2)

其次由于極差法處理后數據區間為[0，1]，無法直接使用熵值法，因此本文參照已有文獻對其作如下平移處理

zij=yij+1

(3)

其中i、j分別代表城市與指標，yij為極差標準化后的數據，zij為平移后的數據。

最后采用熵值法對平移后的數據進行客觀賦權并計算綜合得分，步驟如下。

計算第i個城市第j項指標所占權重(eij)

(4)

計算第j項指標熵值

(5)

計算第j項指標差異系數

dj=1-Ej

(6)

計算第j項指標權重

(7)

計算數字經濟綜合得分

(8)

2.機制變量

城鄉要素錯配系數。本文借鑒曹玉書與樓東瑋(2012)[38]的方法，用非農業部門要素錯配系數(SEM)與農業部門要素錯配系數(AEM)衡量城鄉要素錯配程度。假設整個社會只有農業與非農業部門，且農業部門是鄉村的主要生產部門，非農業部門是城市的主要生產部門，由于兩部門要素回報率不相等，進而導致兩部門工資利率比也不相等，因此通過計算兩部門要素邊際收益來表示兩部門要素配置狀態。用W1與W2分別表示農業部門與非農業部門工資水平；用R1與R2分別表示農業部門與非農業部門利率水平；用MPL1與MPL2分別農業部門與非農業部門邊際勞動產出；用MPK1與MPK2分別表示農業部門與非農業部門邊際資本產出；用α1與α2分別表示農業部門與非農業部門的資本產出彈性；用β1與β2分別表示農業部門與非農業部門的勞動產出彈性。兩部門生產符合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形式(簡稱CD函數)，遵循邊際收益最大化的條件，滿足如下關系式

(9)

(10)

用W0/R0表示基準部門工資利率比，用表示要素錯配系數，則有

(11)

進一步可得

(12)

(13)

其中，λ1與λ2分別表示農業部門與非農業部門要素錯配系數。本文將第一產業就業人數與第二三產業就業人數分別作為農業部門與非農業部門勞動投入，將第一產業固定資產投資與第二三產業固定資產投資分別作為農業部門與非農業部門資本投入，將各省平均的工資利率比作為各省基準部門。參照宋錚與袁志剛(2006)[39]的參數設定，將農業部門與非農業部門的資本產出彈性α1與α2分別設定為0.2與0.4，將農業部門與非農業部門的勞動產出彈性β1與β2分別設定為0.8與0.6。參照曹吉云(2007)[40]測度結果，將基準部門資本與勞動產出彈性α0與β0分別設定為0.557與0.443。當要素錯配系數小于1時，表示資本配置過多，勞動配置較少；當要素錯配系數大于1時，表示資本配置過少，勞動配置較多；當要素錯配系數等于1時表示要素配置合理。因此農業部門要素錯配系數一般大于1，表明城鄉勞動力配置失衡，非農業部門要素錯配系數一般小于1，表明城鄉間資本配置失衡。

3.被解釋變量

城鄉多維差距(MDG)。本文從城鄉收入差距、醫療差距、社會保障差距、教育差距四個方面構建指標體系綜合測度城鄉多維差距?，F有文獻在描述城鄉差距時多采用單一維度，即以收入差距來表征城鄉差距，本文主要基于要素配置視角，而要素配置效應對城鄉經濟、社會、環境、公共服務等多個維度均產生深遠影響，因此，通過構建指標體系，基于多維度視角綜合測度城鄉差距，能夠更加全面客觀反映城鄉綜合差距現狀，也契合本文研究的需要。因此我們選取了收入、醫療、教育與社會保障四個方面作為二級指標。采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比值描述城鄉收入差距，每萬人擁有城市技術衛生人員數與每萬人擁有農村技術衛生人員數比值描述城鄉醫療差距，城鎮居民人均轉移性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轉移性收入的比值描述城鄉社會保障差距，城市居民平均受教育年年限與農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比值描述城鄉教育差距。其中關于城鄉人均受教育年限，本文參照張文等(2011)[41]的方法來進行計算，以城市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為例，方法如式(14)，其中i代表城市，j代表不同受教育程度，tij代表第i個城市第j種受教育程度年限，分別對不同教育程度的受教育年限進行定義，將未受過教育、小學、初中、高中、大專及其以上定義為1、6、9、12、16，pij代表第i個城市第j種受教育程度人口數量，農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也按照上述方法計算得到。

(14)

4.控制變量

本文在參考現有研究結果的基礎上，引入以下控制變量。市場化程度(Mar)，采用非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重表征；城鎮化率(Urban)，采用城鎮常住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表征；公路里程(Road)，采用公路里程與常住人口比值表征。

由于數字經濟相關指標統計時間晚、年限少，為了遵循數據可得性與科學性，本文剔除了西藏自治區，選取2012—2018年我國30個省市自治區數據進行回歸。本文數字經濟相關數據來源于《中國第三產業統計年鑒》和《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其余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和各省統計年鑒，各變量描述性統計見表1。

表1 描述性統計

(二)模型構建

為考察數字經濟通過影響城鄉要素配置進而影響城鄉多維差距，本文引入數字經濟與城鄉要素錯配系數的交互項進行分析，普通面板回歸模型設定如式(15)(以農村要素錯配系數為例)，其中，i、t分別表示地區、年份，MDG表示城鄉多維差距，DE表示數字經濟綜合得分，AEM表示農村要素錯配系數，control表示一系列控制變量，包括市場化程度、城鎮化率與公路里程，μi表示個體效應，λt表示時間效應，εit表示隨機誤差項。

(15)

五、實證分析

(一)空間相關性分析

采用Stata15.0軟件對2012—2018年的數字經濟、農業部門要素錯配系數與非農業部門要素錯配系數的空間相關性作莫蘭檢驗(見表2)，方法如下

(16)

表2 全國lnDE、lnAEM與lnSEM全域莫蘭指數

圖1 2014年與2017年全國lnDE莫蘭散點圖

圖2 2014年與2017年全國lnAEM莫蘭散點圖

圖3 2014年與2017年全國lnSEM莫蘭散點圖

通過空間相關性檢驗結果可得，各變量幾乎都通過了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表現為正的空間自相關性，全域范圍內呈現出空間集聚特征。莫蘭散點圖大部分觀測值分布在第一、三象限，表明數字經濟、農業部門要素錯配與非農業部門要素錯配呈現高水平集聚與低水平集聚特征，因此，本文采用空間計量模型進行回歸分析較為合理。

(二)空間計量模型選擇

LM檢驗在鄰接矩陣下，除R-LMLag外，其余指標均在5%水平下拒絕原假設。進一步通過LR檢驗空間杜賓模型(SDM)是否退化為空間誤差模型(SEM)或空間誤差模型(SAR)，結果表明顯著拒絕原假設，驗證SDM無法退化為SEM或SAR。Hausman檢驗結果表明，固定效應優于隨機效應，而聯合顯著性檢驗結果表明，在鄰接矩陣下應選擇個體固定效應SDM模型，見表3。

表3 LM、LR、Hausman與聯合顯著性檢驗

(三)數字經濟對城鄉多維差距檢驗

表4結果表明，數字經濟對縮小城鄉多維差距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這種影響表現出顯著的區域異質性。具體而言，中部地區影響最大，東部次之，西部最小?，F有文獻表明“數字鴻溝”可能拉大城鄉差距[42]，相關文獻研究指出，東、中、西部不同區域“數字鴻溝”大小存在差異，西部地區“數字鴻溝”最大，中部次之，東部最小[43]。因此西部地區數字經濟的影響范圍與強度相對中部與東部地區較低，尤其西部農村地區受制于地理環境、受教育水平與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居民整體使用數字化服務的能力與意愿偏低，削弱了數字經濟對農村發展的經濟社會效應。與東部地區相比，中部地區“數字鴻溝”更大，但數字經濟對城鄉多維差距擴大的負向抑制作用卻高于東部，其主要原因在于數字經濟水平提高為要素流動開通數字通道，打破要素流動壁壘，但東部地區依托城市群的高速發展，生產要素聚集水平較高，而聚集形成的規模效應又進一步強化要素的空間聚集，換言之，過強的地區“虹吸效應”削弱了數字經濟對縮小城市差距的正向作用。

表4 數字經濟對城鄉多維差距空間杜賓模型回歸結果

(四)要素錯配對城鄉多維差距檢驗

城鄉要素錯配系數衡量城鄉要素配置狀況，SDM模型回歸結果(表5)表明：(1)全國以及分區域來看，除西部地區外，農業與非農業要素錯配系數均縮小城鄉多維差距，要素配置優化有助于縮小城鄉多維差距，與本文假設相符。(2)西部地區非農業部門要素錯配系數擴大城鄉多維差距，主要原因在于伴隨非農業部門要素配置優化，農村資金短缺情況得以緩解，但西部地區受到區位、基礎設施與農業生產技術的限制相對突出，所引起的農業規?；a水平不足，導致農業生產效率提升受限，阻礙農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因此西部地區城鄉資本優化配置對城鄉多維差距影響有限，加強城鄉勞動力的優化配置是縮小城鄉差距的重點所在。

表5 城鄉要素錯配系數對城鄉多維差距空間杜賓模型回歸結果

(五)機制檢驗

接下來對數字經濟通過改善城鄉要素錯配進而縮小城鄉多維差距進行機制檢驗，通過引入數字經濟與城鄉要素錯配系數的交互項進行分析，如果交互項為負，則說明機制成立，反之則說明不成立。表6空間回歸結果表明：(1)數字經濟與農業部門要素錯配系數交互項均為負，但僅中部地區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中部地區數字經濟能通過改變就業結構、改進就業方式，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流動，進而縮小城鄉多維差距。值得注意的是，伴隨數字經濟水平提高，中部地區城鎮化已經呈現出新特征，原有流出人口逐漸由東部向中部回流，且回流人口從業類型呈現高級化趨勢；(2)數字經濟與非農業部門要素錯配系數交互項僅在東部地區顯著為負，表明東部地區數字經濟通過為農村配置更多的資本，緩解農村資金、醫療資源與教育資源匱乏的局面，進而縮小城鄉多維差距。

表6 機制檢驗空間杜賓模型回歸結果

空間杜賓模型存在空間溢出效應，因此采用空間偏微分法將空間溢出總效應分解為直接效應與間接效應(表7)，結果表明：(1)數字經濟對縮小城鄉多維差距具有空間溢出效應，并呈現區域異質性特征，東部地區數字經濟主要通過改善城鄉資本錯配，而中西部地區主要通過改善城鄉勞動力錯配，進而縮小城鄉多維差距。其原因可能有兩個方面：一是勞動力配置方面。數字經濟主要通過改變就業結構、改進就業方式促進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從而改善城鄉勞動力錯配。東部地區屬于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區域，城鎮化水平與生產要素集聚程度相對較高，尤其是勞動力在東部城市大量集聚，因此削弱了數字經濟對東部地區勞動力配置。與之相反，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城市勞動力集聚程度相對偏低，通過改變就業結構、改進就業方式促進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城鎮化進程與產業結構升級進程相契合。二是資本配置方面。數字經濟一方面增強資本可達性，另一方面通過傳統農業數字化轉型提高農業資本回報率，在資本可達性提高的基礎上吸引城市資本回流，進而改善城鄉資本錯配。農業資本回報率提高離不開農業人才，而影響農業人才分布的主要因素有農業經濟水平、受教育狀況與耕地面積，其中受教育狀況影響最大，耕地面積影響最小[44]。因此相比中西部地區，東部地區具備提高農業資本回報率的先決條件，導致數字經濟僅在東部地區能通過改善城鄉資本錯配從而縮小城鄉多維差距。(2)數字經濟縮小城鄉多維差距僅表現為縮小本地區城鄉差距。一方面，西部地區受教育狀況與農業經濟水平有限引起農業人才不足，同時伴隨該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大量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又由于勞動力轉移具有擇優選擇性特征，具有較高人力資本的農村勞動力轉移間接導致中西部地區農村人力資本進一步降低，致使中西部地區無法承接來自東部地區農業數字化轉型的技術、管理與經驗，而因技術、管理與經驗落后所引起的農業生產率落后也無法吸引優質人才返鄉創業。因此伴隨著東部城鄉資本配置的優化，使得資本在東部農村聚集，加劇了中西部地區城鄉差距的擴大。另一方面，數字經濟通過改善城鄉勞動力配置會加劇周邊地區城鄉差距這一結論與相關學者一致。其主要原因在于，數字經濟引起的本地區城鄉勞動力配置優化是基于改變就業結構與改進就業方式，吸引本地區和周邊地區農村優質勞動力向本地區城市轉移，進而在本地區產生人力資本溢出效應特別是集聚效應，本地區對周邊地區進一步形成“虹吸效應”，從而擴大周邊地區城鄉差距。

(六)數字經濟對城鄉多維差距的收斂性分析

為了考察數字經濟對城鄉多維差距的長期影響趨勢，本文采用空間計量模型對數字經濟對城鄉多維差距的影響進行收斂性檢驗?？臻g杜賓模型下的收斂效應結果如表8，結果表明：β值在全國及其各區域均顯著為負，λ值均大于0，表明城鄉多維差距存在條件收斂。全國、東、中、西部地區的收斂系數分別為0.24、1.82、1.20、0.47。采用偏微分的方法對收斂效應進行分解得到直接收斂效應、間接收斂效應和總收斂效應。從收斂趨勢來看，東部、中部地區顯著強于西部地區。全國層面總收斂效應為負，間接收斂效應為正，而直接收斂效應為負，表明數字經濟在改善要素配置的過程中，總體上，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越低的地區越有助于其城鄉均衡化發展，但其中，數字經濟水平越高的地區其在提高相鄰地區城鄉多維差距收斂速度的作用更為顯著，而數字經濟水平越低的地區其加快本地區城鄉多維差距收斂的作用更突出。此外，東、中、西部地區總收斂效應均為負，表明數字經濟水平越低的地區其城鄉多維差距縮小的速度越快，其政策啟示在于數字經濟與要素配置之間的空間交互效應有助于落后地區實現城鄉的均衡化發展，即數字經濟能夠縮小相鄰地區間城鄉多維差距水平。東、中、西部地區直接收斂效應均為負，表明數字經濟發展能提高本地區城鄉多維差距的收斂速度，而中、西部地區的間接收斂效應為正，表明數字經濟水平越高其對周邊地區城鄉均衡化發展的作用越顯著。東部地區間接收斂效應為負，其主要原因在于通過就業方式與就業結構的轉變，促進剩余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往往只能加快本地區城鄉多維差距收斂，而通過資本下鄉，解決農村資金、教育與醫療匱乏局面，不僅能加快本地區城鄉多維差距收斂，而且也能提高相鄰地區城鄉多維差距收斂速度。

表8 數字經濟對城鄉多維差距的收斂性分解

六、結論及建議

數字經濟具有可復制、非競爭、高效率的特性，是新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和核心動力。然而，數字壟斷可能帶來無序擴張和野蠻生長，“虹吸效應”與“數字鴻溝”可能帶來地區差距擴大，需要引起充分重視。本文基于資源配置的視角，深入分析了數字經濟通過優化資源配置縮小城鄉差距的機制，為評估城鄉多維差距提供了數據支撐和分析視角，也為探尋數字經濟背景下優化要素配置和縮小城鄉差距的現實路徑提供了政策參考。研究結果表明：(1)數字經濟對縮小城鄉多維差距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其中，對中部地區的影響最大，東部地區次之，西部地區較低。這一結論的重要啟示在于，數字經濟對城鄉差距的作用是否符合倒“U”型特征，即經濟發展初期，數字經濟對城鄉差距的改善作用相對較低，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這種作用不斷提升并達到最大，此后逐漸減弱。(2)數字經濟通過打破要素流動壁壘，改善要素錯配，縮小城鄉多維差距，但過強的“虹吸效應”與過大的“數字鴻溝”會削弱數字經濟的影響，這一研究結論為以數字經濟為抓手縮小城鄉差距提供了經驗證據，其政策指向在于，將弱化“虹吸效應”和消弭“數字鴻溝”納入到數字經濟驅動欠發達地區以及廣大農村地區的援助政策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數字鴻溝”如果不加以解決，將可能進一步加劇地區及城鄉之間的差距。(3)數字經濟能夠改善要素錯配，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但作用機制與影響效果存在明顯區域差異。欠發達地區，數字經濟縮小城鄉多維差距的關鍵點在城市，通過改進就業方式、改善就業結構，加快人口城鎮化進程。發達地區，數字經濟縮小城鄉多維差距的關鍵點在農村，改善農村資本短缺是解決城鄉多維差距的主要途徑。(4)數字經濟與要素配置之間的空間交互效應有助于落后地區實現城鄉的均衡化發展，東、中、西部地區總收斂效應均為負，表明數字經濟水平越低的地區其城鄉多維差距縮小的速度越快，換言之，落后地區具有“追趕效應”。而中、西部地區的間接收斂效應為正，東部地區間接收斂效應為負，表明經濟水平較低的區域，數字經濟發展其對周邊地區城鄉均衡化發展的作用越顯著。而經濟水平較高的區域，往往只能加快本地區城鄉差距的收斂?；谝陨涎芯拷Y論，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厚植鄉村“數字土壤”。一是構建城鄉一體化的大數據中心、城鄉互聯網基礎設施和體系、重構城鄉一體化公共衛生事件網絡應急響應平臺。新型基礎設施是基于新型數字科技，為社會生產和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務的物質工程設施，地方政府要做好數字經濟發展的頂層設計和規劃引領，規范新型基礎建設的有效投資和有序建設，要因地制宜，充分考慮本地發展情況，循序漸進的開展數字基建，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二是引導數字經濟逆向滲透，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三是探索農業發展新模式，打破傳統農產品產銷路徑，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農產品形象品牌，通過電商銷售平臺擴大農產品資訊傳播，助力鄉村開拓市場。四是縮小城鄉“數字鴻溝”，充分發揮數字經濟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

第二，弱化城市“虹吸效應”?！昂缥笔歉鱾€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普遍規律，但科學的政策引導能夠有效緩解其對鄉村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弱化城市“虹吸效應”的政策重點在于強化鄉村的發展勢能，進而相對降低城市的引力勢差，主要包括：一是加快推進鄉村基礎設施建設，一方面，交通基礎設施決定了要素流速、流量與流向，另一方面，基礎設施有助于重構城鄉空間價值。二是優化鄉村營商環境，降低交易成本，這有助于鄉村經濟的內生增長，也會對企業家“用腳投票”的決策模式產生影響。三是提升鄉村公共服務供給水平，公共服務主要依靠政府財政，城市經濟繁榮，其公共服務資源相對豐富，而鄉村則相對落后，打破這一僵局的關鍵在于政府的合理規制來彌補市場失靈。

第三，遵循“市場主導+政府引導”的原則，優化城鄉要素配置。政府應當加快推進公共資源配置向農業農村傾斜，破除體制機制弊端，讓市場在城鄉要素和公共資源配置中發揮主導作用，在外部要素引入與內部要素激活兩個層面，釋放數字經濟動能，重構城鄉要素互動秩序，立足城鄉融合發展的科學理念，深入探索數字經濟驅動下的農村內生發展路徑?？s小城鄉差距是一項復雜的系統性工程，而城鄉要素配置關系到城鄉功能實現、產業布局、政府職能轉變、政策協同等諸多重大課題，涉及多方面的復雜利益，不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數字化程度、要素配置格局都存在較大差異，因此，結合不同區域發展實際，制定推進策略，有針對性、分層次、分階段的推進數字經濟發展和要素市場化改革，才能真正實現城鄉發展格局的重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