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外流是否“反哺”一國產業結構升級？

余紅心 趙袁軍 劉正凱

(1.上海商學院商務經濟學院，上海 200235； 2.南京審計大學會計學院，江蘇 南京 211815； 3.復旦大學泛海國際金融學院，上海 200433)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伴隨著國際環境的復雜變化，構建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發展新格局是重要的戰略決策。構建“雙循環”發展新格局需供、需齊發力，一方面優化升級產業結構，提升供給體系的韌性；另一方面擴大居民消費，提升消費層次?；诙鞲駹栃?，居民消費升級可推動產業結構升級[1-6]，然而利用我國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時，部分研究發現居民消費升級對產業結構的拉動作用并不顯著[7-8]。已有學者從居民收入分配、市場封閉等方面進行了相應的解釋[9-10]，但局限于封閉市場，未對開放經濟進行探討。在開放經濟環境下，諸多學者從消費外流角度進行了解釋[11-13]。

消費外流是本國消費者在境內購買國外商品和服務，以及在境外進行消費的行為。相比于前者，后者不僅體現消費對象層面上的購買力外流，而且引起消費中附帶的購買力外流[12]?；趦r格差異[12]、質量差異[14-16]以及多樣性選擇[14,17]，在開放經濟下，消費外流成為一種普遍現象。隨著我國居民消費快速升級，而國內高質量供給相對不足，消費外流日益明顯。商品質量差異成為我國消費外流的重要原因，周文等(2016)[14]研究認為由于國內高端商品市場發展不能滿足國內消費者的需求，隨著收入增多，更多的消費者追求商品的品質而購買境外商品；劉志彪(2017)[15]認為“內需外溢”現象根源于國內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不足，國內企業不能提供與內需相匹配的高質量的有效供給；孫早和許薛璐(2018)[16]將消費者消費需求外溢歸因于供給端產業創新不足而引起的產品質量低下。

消費外流造成“居民消費結構升級——消費外流——產業結構升級缺乏動力”的不利影響。對于通過擴大國內消費需求實現經濟增長的國家來說，嚴重的消費外流無疑是其擺脫經濟困境的阻礙[12]?，F有文獻關于消費外流與產業結構升級關系的研究皆認為前者對后者產生不利影響，作為全球化現象，若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僅有不利影響，這背離我國“雙循環”發展新格局的內涵；并且，不利影響的結論主要基于產品質量差異所造成的消費外流。由于消費需求具有偏好多樣性特征，消費者對不同的商品有著不同的偏好，商品的多樣性可以更好地滿足消費者多樣性偏好[18-19]，這也是同質產品貿易發展的動因。不同動因的消費外流對一國的產業結構升級的抑制影響有待進一步驗證。

本文的貢獻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第一，本文通過梳理消費外流動因，重點分析了基于商品質量和多樣性選擇兩類消費外流對一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邏輯演繹基于商品質量、多樣性選擇動因的消費外流是否對產業結構升級產生抑制影響或拉動作用，為現有文獻對我國當下消費外流產生不利影響的結論提供一定的理論解釋。第二，本文選取跨國面板數據，利用系統GMM模型，實證檢驗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探究抑制影響或拉動作用的存在性，并分析抑制影響或拉動作用在何種條件下發揮主導作用。第三，在穩健性分析中，本文檢驗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機制是否因不同國家或地區收入水平的差異而發生改變；以及受經濟危機的沖擊，影響機制是否穩健。在“雙循環”發展新格局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提升供給質量，釋放消費潛力；在國際循環中，也需不斷推進新開放。本文的研究結論對于理解我國“雙循環”發展新格局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參考。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隨著經濟全球化推進，各國貿易壁壘尤其是關稅壁壘也將有所下降，在不同國家(地區)之間商品“套利”行為也將趨于減少。消費外流更多地表現出消費者對商品質量以及多樣性選擇的動因。因此，本文從消費者對商品質量差異以及多樣性選擇角度來探討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商品的良好質量是消費者購買的首要訴求[20]，可增強消費者的購買動機[21]。消費者優先考慮商品質量，在商品質量相同的情況下追求商品的多樣性。由于消費外流中境外消費造成的高端購買力外流高于境內消費所造成的購買力外流[12]，并且境內消費所造成的購買力外流難以剝離，為方便分析，本文以境外消費視角進行理論分析。

假定一國(地區)的消費者在[0，1]均勻分布，受消費者自身收入水平決定，收入水平越高越趨向于消費更高質量的商品；國內提供的某一商品質量為σ，0<σ<1，位于[0，σ]區間的消費者購買本國商品，位于[σ，1]區間的消費者購買外國商品，即1-σ表示消費外流，是基于商品質量差異的消費外流；當本國生產能夠滿足國內居民消費時，國內居民消費不僅購買本國商品，基于消費者偏好多樣性選擇，也會購買其他國家(地區)商品，即消費者追求商品多樣性而產生的消費外流。

在全球化視角下，假定有N個國家或地區，第一個國家(地區)其商品質量為σ1，0<σ1<1，i國家(地區)(i≥2)提供的商品質量為σi=1。第一個國家(地區)1-σ1的消費者購買其他國家(地區)i商品的概率為φ1,i，購買量為Φ1,i，1-σ1=∑φ1,i×Φ1,i；i國(地區)消費者不僅購買本國(地區)商品，為追求多樣性，將購買j國(地區)同質量的商品，購買的概率為φi,j，購買量為Φi,j，其中i≠j，i、j>1。

圖1 商品質量、多樣性與消費外流

H1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有著抑制影響。

此外，當i>1時，∑φj,i×Φj,i≥0?？梢?，至少有一個國家(地區)的需求有所增加，實現利潤的增長，進而推動產業結構升級。進一步地，基于質量差異的消費外流受制于一國(地區)本身的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產業結構高級化滿足了對高質量商品的需求，故此基于多樣性選擇的消費外流有利于推動產業結構升級，而產業結構高級化反過來進一步滿足消費者對高質量商品的需求，二者形成良性互動關系?？梢?，當一國(地區)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較低時，其商品質量相對較低，從而引發消費外流，此類消費外流對一國(地區)的產業結構升級產生了抑制影響；當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較高時，一國(地區)市場能夠滿足對高質量商品的需求，為追求商品多樣性而轉向購買其他國家(地區)同等質量的產品及服務，由此帶來的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起著拉動作用?；谏鲜龇治?，提出假設2和假設3。

H2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有著拉動作用。

H3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的抑制影響或拉動作用取決于自身的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與指標描述

本文的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及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時間跨度為2008-2019年，共含183個國家(地區)，樣本總量為2 196，剔除缺失值后樣本量為1 524，包含127個國家(地區)。按照2013年世界銀行對不同國家(地區)以收入水平進行劃分，本文將127個國家(地區)分為高收入水平國家(地區)、中上等收入水平國家(地區)、中低等收入水平國家(地區)、低等收入水平國家(地區)，我國是中上等收入國家(地區)之一。

對于產業結構升級的度量，諸多文獻根據克拉克定律將非農業產值比重作為產業結構升級的衡量指標[22]。例如，黃茂興和李軍軍(2009)[23]以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占總體的比值反映產業結構升級。隨著我國居民收入水平上升，消費需求更注重于高質量的商品與服務，尤其是對服務的需求[13,24]。因此，本文選取服務業增加值占農業、工業、服務業增加值之和的比重，即產業結構高級化，作為產業結構升級的衡量指標，記為istru。消費外流包括境內消費和境外消費，為保證數據的可得性，借鑒劉勝和馮海波(2016)[12]對消費外流替代指標的選取方法，以境外消費外流作為替代指標，將國際旅游支出占GDP比重作為衡量指標，記為outflow。本文將國際旅游支出與GDP轉換為現價美元，再進行比對。之所以將國際旅游支出除以GDP(單位：現價美元)是基于以下兩點考慮：第一，在后續的實證分析中，消除因匯率變動造成相對價格差異的影響；第二，消除經濟體存量差異的影響。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1。表1顯示，不同收入水平國家(地區)之間的消費外流均值相差不大，側面反映出消費外流成為一種普遍現象。

表1 變量描述性統計

(二)計量模型與估計方法

設定計量模型之前，本文繪制出總體樣本2008-2019年消費外流(平均)和產業結構升級(平均)的散點圖(見圖2)。通過散點圖可以發現消費外流與產業結構升級可能存在非線性關系。從消費外流流出國(地區)角度來看，一國(地區)在融入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一定程度上的消費外流反映出總體消費購買力在全球的流動水平，但是嚴重的消費外流可能導致消費購買力“入不敷出”。因此，在實證模型中加入消費外流的二次項作為解釋變量。

圖2 消費外流與產業結構散點圖

選取的樣本包括127個國家(地區)，由于不同國家(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資源稟賦、文化等差異較大，利用混合OLS回歸分析可能造成回歸系數的偏誤，因此本文選取面板固定效應回歸分析方法?；诖?，實證分析基準模型如式(1)。

(1)

式(1)中，i表示國家(地區)，t表示年份，istru表示產業結構升級水平，outflow表示消費外流。μ為隨機誤差項。γ為國家(地區)個體層面不可觀測的因素，如文化習俗等；同時，γ也包括可能會引起國家(地區)產品及服務之間相對價格差異的相對固定的因素。

在控制變量的選取中，各個國家(地區)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因素較多，并且在各個國家(地區)所處的重要性也有所不同?？紤]到數據的可獲得性以及連續性，本文借鑒干春暉等(2011)[25]的分析方法，對產業結構升級水平與解釋變量的交互項進行控制，這種做法避免了控制變量選取的隨意性，同時能夠更好地貼合本文的研究目的，由此式(1)可變為

(2)

式(2)中，由于回歸變量中含有因變量的交互項，模型存在著內生變量。針對這種情況，本文將所有解釋變量視為內生性，以滯后項和差分項作為工具變量，進行面板廣義矩估計(系統GMM)。一般而言，系統GMM估計結果是否合理需要進行兩種檢驗：殘差項是否存在序列相關、是否存在工具變量過度認別問題。第一種檢驗主要檢查殘差是否存在二階(或更高階)序列相關，第二種檢驗通常采用有效矩估計的J檢驗，從而判定工具變量是否合理。同時，Roodman(2009)[26]指出，動態面板模型的自變量(內生變量)估計量位于混合OLS估計量(上偏系統GMM估計量)和固定效應估計量(下偏系統GMM估計量)之間，在國內文獻中也有此應用[27]。因此本文進行系統GMM回歸分析時，利用混合OLS和固定效應進行比較分析。

四、實證分析

(一)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

本文實證分析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結果詳見表2。表2顯示出，殘差序列相關檢驗得到的p值為0.475 1，有效矩估計的J檢驗(Hansen檢驗)的p值為0.579 9，驗證了工具變量的合理性。同時，系統GMM回歸中自變量系數估計值(絕對值)皆位于固定效應回歸系數估計值(絕對值)以及混合OLS回歸系數估計值(絕對值)之間，側面驗證模型設定和工具變量選取的合理性。β1、β4顯著為負，β2、β3顯著為正，表明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機制穩定。不考慮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的影響(即β3=β4=0)，消費外流同產業結構高級化呈現“U”型關系(β2>0；β1<0)，但主要集中于“U”型的左側。

表2 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

(二)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影響的偏效應

表2顯示β3、β4≠0，且β3/|β1|和|β4|/β2大于1，意味著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不僅依賴消費外流，而且依賴于自身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為進一步明確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本文計算在對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取均值下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偏效應，即平均影響，見式(3)。

(3)

表3 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影響的偏效應

(三)不同收入階段下偏效應的變化

我國已成為中上等收入水平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邁入高收入水平國家是未來較長一段時期的重要攻關。在不同收入水平國家(地區)間，消費外流影響產業結構升級的機制是否不同，也有待檢驗。已有研究認為高收入國家對于高質量產品具有更強的偏好，對高質量產品的相對需求更大[28-29]。

本文將高收入水平國家(地區)和中上等收入水平國家(地區)歸為一類(樣本一)，將中上等收入水平國家(地區)與中低等收入水平國家(地區)歸為一類(樣本二)，對比偏效應的變化。表4再次驗證了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不僅受制于消費外流，也取決于自身的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

表4 分收入階段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

表5顯示，在樣本一中，偏效應位于倒“U”型的左側，表明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具有拉動作用。而在樣本二中，偏效應位于“U”型的左側，即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產生了抑制影響，驗證了H1。對比兩類樣本，在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較低情況下，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產生抑制影響；當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較高時，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起到了拉動作用，驗證了H3。由此，作為中上等收入水平國家(地區)的我國既有邁入高收入水平國家(地區)的機會，又面臨著回落到中低等收入水平國家(地區)的風險。從現階段來看，我國盡管現在位于中上等收入國家行列，然而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的均值較低，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的抑制影響較為明顯。

表5 分收入階段偏效應的變化

五、穩健性檢驗

從上述實證分析可以發現，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平均影響基本上是位于“U”型或倒“U”型的一側，需對模型重新設定進行穩健性檢驗。此外，樣本的時間跨度為2008-2019年，考慮到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可能帶來的影響，有必要分時段進行穩健性檢驗。

(一)模型設定的穩健性檢驗

基于實證分析結論，本文穩健性分析的模型設定如式(4)。

istruit=α0+α1outflowit+α2(istruit×outflowit)+γi+μit

(4)

式(4)中也含有內生性，同實證分析的方法相同，穩健性分析采用系統GMM回歸方法。較比于式(2)，由于內生變量減少了2個，選取的工具變量個數也相應減少，降低了工具變量選取過多而造成過度識別問題的可能性[27]。并根據式(5)，計算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影響的偏效應。

(5)

1.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

表6中系統殘差序列相關性以及Hansen檢驗的結果顯示穩健性模型設定與工具變量的選取是合理的；系統GMM回歸中自變量的系數絕對值位于固定效應回歸系數絕對值(下偏)與混合OLS回歸系數絕對值(上偏)之間，再次驗證穩健性檢驗中工具變量選取的合理性。同時，α1顯著為負，并且α2顯著為正，意味著影響機制是穩定的；α2/|α1|大于1，表明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不僅受消費外流影響，而且受制于本身的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

表6 模型設定的穩健性檢驗(穩健性檢驗一)

2.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影響的偏效應

表7顯示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影響的偏效應為正，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產生“反哺”。同時，我國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影響偏效應依舊為負，這是由于我國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均值未達到總樣本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的均值，與表3的分析結論相一致。

表7 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影響的偏效應(穩健性檢驗一)

3.不同收入階段下偏效應的變化

對比兩個樣本的回歸結果，表8、表9顯示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影響的偏效應變化歸因于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的不同。在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較低情況下，偏效應為負，抑制影響存在；當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較高時，偏效應為正，拉動作用存在，與表5的分析結論相一致。

表8 分收入階段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穩健性檢驗一)

表9 分收入階段偏效應的變化(穩健性檢驗一)

(二)分樣本的穩健性檢驗

將2008—2019年時間段分為2008—2011年、2012—2019年兩個時間段進行分樣本穩健性檢驗。

1.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

表10顯示分時間段回歸得到的各自殘差序列相關檢驗、Hansen檢驗結果皆驗證了工具變量的合理性；系統GMM回歸中自變量系數估計值(絕對值)皆位于固定效應回歸系數估計值(絕對值)以及混合OLS回歸系數估計值(絕對值)之間，側面驗證了模型設定和工具變量選取的合理性。同時，不考慮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的影響(即β3=β4=0)，消費外流同產業結構高級化呈現“U”型關系(β2>0；β1<0)，β3，β4≠0，且β3/|β1|和|β4|/β2大于1，表明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依賴消費外流、自身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與表2的研究結論一致。進一步地，分樣本、分時間段下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結論依舊穩健(見表11和表12)。

表10 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穩健性檢驗二)

表11 樣本一中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穩健性檢驗二)

表12 樣本二中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穩健性檢驗二)

2.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影響的偏效應

表13、表14顯示在2008—2011、2012—2019年時間段，偏效應為正，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有著拉動作用；而我國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影響的偏效應為負，與實證分析結論相一致。

表13 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影響的偏效應(穩健性檢驗二)

表14 分收入階段偏效應的變化(穩健性檢驗二)

六、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消費外流作為經濟全球化在消費方面的表現，對一國(地區)產業結構升級有著重要的影響。早期對我國消費外流的研究聚焦在奢侈品，然而隨著居民收入的增長，居民消費的“奢侈品”逐步轉向“正常品”[30]，現階段對我國消費外流的研究認為消費外流是因高質量商品供給相對不足，并抑制國內產業結構升級?；诓煌M外流的動因，本文邏輯演繹不同動因下消費外流對一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提出假設，利用世界銀行及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采用系統GMM模型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到如下結論。

第一，通過邏輯演繹，本文分析商品質量和多樣性選擇兩類消費外流對一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發現基于商品質量動因的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產生抑制影響，而基于多樣性選擇動因的消費外流對一國(地區)產業結構升級有著拉動作用。邏輯演繹的結論與現有研究中我國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的抑制影響相一致。第二，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既存在抑制影響又有著拉動作用，這取決于一國(地區)產業升級水平，即高級化水平。當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較高時，消費外流對一國(地區)產業結構升級發揮拉動作用，即“反哺”產業結構升級；當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較低時，消費外流對一國(地區)產業結構升級產生抑制影響。較比于樣本的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的均值，我國產業結構高級化均值較低，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影響的偏效應為負，即有著抑制影響。第三，消費外流對產業結構升級影響機制并未因不同國家(地區)收入水平的差異而發生改變，且在經濟危機的沖擊下，影響機制依舊穩健。

基于以上結論，既要滿足國內居民對高質量產品消費的需求，又要推動國內產業結構升級，實現“雙循環”發展新格局的構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第一，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下，消費外流有所減緩，同時國內率先恢復經濟生產運行，并涌現出新的經濟業態，如在線經濟得到發展，部分產業鏈得到強化。充分把握經濟恢復運行的時間窗口，以新基建、5G技術等為引領，推動數字經濟、平臺經濟的發展，提升高質量供給能力，促成國內大循環體系的健全和效率的提升，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第二，正視消費外流的存在。由于境外消費所造成的高端購買力的流失程度高于境內消費，因此，在對國外高質量商品進行國內替代的同時，需鼓勵并支持國外高端產品及服務在國內進行生產和供給，需有條不紊地引進外資，營造良好的生產和消費氛圍，如對品牌知識產權的保護、對偽劣商品及虛假服務的懲處等，并借此推動國內跨境電商的發展和行業高質量標準的制定。第三，在吸引外資以在國內進行高端產品及服務生產和供給時，需要考慮本土企業相應的產品以及服務的競爭力。吸引外資提供國內消費者需要的高端產品和服務，從短期來看滿足國內消費者的需求，長期而言將有效地激發國內自主生產，倒逼本國產品及服務質量的提升。我國各個行業和部門產品及服務的競爭力與國外的差距有所不同，需甄別測度不同產品及服務的國內引進所造成的利弊，有步驟、有選擇性地進行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