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媒介改良應對國際突發事件的研究

于 晴 周鴻昊 艾沙江·塔依爾

（中國礦業大學（北京）文法學院 北京市海淀區 100083）

近年來，隨著自然災害、公共事件等的頻發，特別是在此次新冠疫情，國家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也越來越受到重視，媒體作為重要的傳播媒介,在國際傳播的作用日益重要。隨著媒體全球化的發展，國家間的信息界限得到明顯打破，普通民眾廣泛利用新興媒體在國際發言。習近平指出：“要努力提高國際話語權。要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精心構建對外話語體系，發揮好新興媒體作用，增強對外話語的創造力、感召力、公信力?！彼栽趪覍用?，改良傳統、新興媒體以應對國際傳播突發事件，助推國家形象邁上新臺階，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十分重要。但是，從已有的有關國際傳播的文獻來看，國際突發事件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論文在檢索國際傳播的相關文獻資料的基礎上，從國際突發事件的特點出發，論述了媒體改良的的原因和改良路徑兩方面，對我國目前關于媒體改良應對國際突發事件的研究成果進行歸納和梳理，并提出進一步的反思與展望。

媒體改良應對國際傳播突發事件的研究現狀

相關概念界定。對于媒體和國際傳播的文獻綜述。從語言學角度來說，媒體（media）一詞來源于拉丁語“Medius”，音譯為媒介，意為兩者之間。媒體是指傳播信息的媒介。它是指人借助用來傳遞信息與獲取信息的工具、渠道、載體、中介物或技術手段。清華大學劉建明教授認為，傳播力是指媒介的實力及其搜集信息、報道新聞、對社會產生影響的能力。程雪峰和張斌認為，大眾媒介不僅僅是推動全球化的一種工具，大眾媒介本身就是全球化過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大眾傳播媒介全球化是指一種對媒介經營活動應該是全球性的而非只局限于本地范圍內的認識及其活動過程[1]。由此可見，媒介與傳播之間具有密不可分的關系。

不同學者對國際傳播的界定也有一定差別。程雪峰和張斌認為國際傳播是指以民族、國家為主體而進行的跨文化信息交流與溝通，是隨著大眾傳媒的出現,隨著信息全球化的逐步展開而興起的[1]。不同學者對于國際傳播都進行了不同領域的研究。美國傳播學者弗里德利克在國際傳播方面認為，世界已經成了一個由川流不停的信息所連接起來的多重有機體。麥克盧漢的地球村經典傳播理念昭示，如今人們生活在后現代社會這樣一個信息高度密集而又有著千絲萬縷之聯系的社會中，傳播成為以國家進行互通，甚至是較量的重要手段。美國傳播學者拉斯韋爾主張，宣傳是個人或集團有意識地表達意見的行動，旨在影響人們的心理以達到預期的目的。在國際傳播受眾方面，美國學者約瑟夫·克拉珀提出，受眾一般只注意那些與自己的欣賞習慣、觀點相符合的或相一致的內容，對不符合的消息則加以回避或拒絕。美國學者李普曼提出“擬態環境”理論，其邏輯基礎是受個人的時間空間限制，絕大多數的公眾，只能通過新聞媒體來了解外部世界。因此，人的態度和行為已經不再是對客觀環境的理解，而變成對媒體提供甚至提示的某種“擬態環境”的反應[2]。

總之，國際傳播以主流媒體為主導，以外國政府和公眾為對象，以影響外部公眾態度、推進本國外交工作為目的，社會各界普遍參與，向國外公眾介紹我國國情和理念。

對于突發事件的文獻綜述。在已有的對于突發事件的研究中，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在定義方面，根據中國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突發事件，是指突然發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嚴重社會危害，需要采取應急處置措施予以應對的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和社會安全事件。有學者認為，突發事件管理也稱為危機管理、緊急狀態管理，特指公共危機的潛伏、爆發、控制、化解、修復、常態化等全過程中的應對機制和制度安排。楊建順指出應對突發事件是指有關組織、國家乃至國際機構為避免或者減輕危機或者緊急事態所帶來的嚴重威脅、重大沖擊和損害，而有計劃、有組織地學習、制定和實施一系列管理措施和應對策略。

在突發事件的特點方面，張明紅，佘廉，耿波認為突發事件的突發性、危害性、復雜性等特點，使得應急決策者面臨決策時間緊迫、信息資源有限和心理壓力大等困境[3]。杜萍萍、王梁認為國際重大突發事件有著極其廣泛的影響力，對這些事件的報道一直是各國媒體競爭的重點，也是爭奪國際話語權的焦點之一[4]。

在突發事件的應對方面，楊志軍從頻次、誘因、時域、地域、傳播方式、以及影響程度進行概括[5]。伏紹宏,張義佼從政府管理研究上、社會動員研究以及法制保障研究三個方面分析我國公共危機的應對，如從宏觀層面上分析應急管理體系的建立以及法律的構建等。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對于城市公共危機的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突發事件的現狀與對策，而應用于國際突發事件的案例和研究很少，以媒體改良為視角促進國際突發事件的解決的研究更少。

國內有關媒體應對國際突發事件的原因分析

國內主要原因

話語體系未從“中國官方語言”轉向“國外受眾語言”。我們過去的宣傳，無論內政還是外交話語體系基本是沿用了建國后到改革開放前的符號系統，往往是口號式的、三點式的、排比式的、說教式的政治話語，甚至大話、空話、套話頗多。而這些話語符號，與時代、公眾、生活脫節，形式僵化、語言死板、內容空洞、言語無味，使受眾產生審美疲勞、接受疲勞，心生厭煩。

國際原因

冷戰思維影響。所謂“冷戰思維”，就是在二戰后持續40多年的東西方冷戰的國際大環境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政治界、思想界分析國際形勢、觀察國際事務特有的思維模式或認識框架。其主要特征：以實用主義為冷戰思維的哲學基礎，強調大國間具有戰略利益上的對抗性，強調國家間意識形態或價值觀的對立，在世界范圍內推進西方資本主義式的民主；利用經濟往來、金融流通、信息滲透、政治與文化影響等諸多手段實施冷戰思維下的全球戰略。

西方國家掌握著當今世界話語權。時代華納、迪斯尼、貝塔斯曼、維亞康姆、新聞集團、索尼、TCL、環球、日本廣播公司世界九大傳媒集團，控制了全球50家傳媒公司和95%的世界傳媒市場。而我國尚未產生世界級的新聞傳媒集團。就通訊社而言，西方四大國際通訊社發稿量占國際新聞量的80%，而美國的美聯社和合眾社又占這80%中的80%以上。電視網絡中，全世界300多套衛星電視節目中，美國就占了一半以上。在互聯網的信息中，來自以美國為主的發達國家的英文信息占90%以上。高度成熟的美國本土價值觀與文化信息借全球訪問量最多的100個網站有94%設在美國。全球7240萬個網站中，美國占73.4%。在網絡信息資源中，英文信息約占90%。

關于媒體改良媒體改良應對國際突發事件的對策路徑

宏觀層面。從國家戰略的角度，國家應積極進行媒體戰略重組，盡快建設若干語種多、受眾廣、信息量各類民間基金會直接資助對外文化交流項目，推動官辦網絡國際傳播媒體的合并重組，使其走向由量到質的轉變。其一，逐步放開商業門戶網站的采訪權。目前，按照《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絕大多數商業門戶網站屬于“二類資質”網站，該類網站有權轉載但無權采訪。然而，搜狐、新浪、網易等國內主流商業門戶網站經過多年發展，已具備不亞于傳統主流媒體的專業化程度，同時，在媒體影響力上也不亞于以傳統媒體為依托的“一類資質”網站。因此，如果逐步放開新聞采訪權，則能激活商業門戶網站在內容報道上的靈活性，進一步提升我國網絡內容的豐富性和生動性。其二，鼓勵商業門戶網站和網絡社交平臺加速國際化進程。如設立專項基金，對開設外文頻道的商業門戶網站或網絡社交平臺進行補貼；出臺相應的政策法規對民辦國際傳播網站進行系統化的引導和支持，推動民辦國際傳播網站與世界主流網絡媒體在世界范圍內開展競爭。

微觀層面。積極借助海外和境外主流視頻平臺及社交媒體進行傳播。應積極主動地在YouTube等主流視頻平臺以及Facebook、Line、Twitter等社交媒體上搶占輿論和中華文化的制高點。語言是信息交流的重要介質，世界范圍的溝 通更需要一種統一的語言來支配。從目前的國際 局勢來看，英語熱仍然是一股方興未艾的潮流。

通過對文獻的梳理，我們可以發現，媒體視角的研究在經歷了多年僅僅著眼于媒體本身的研究后，國內已經出現了不少媒體與突發事件相聯系的研究，但是還是集中在國內突發事件上，在近幾年，才出現了對于國際突發事件的媒體改良研究，在國外突發事件的研究上還有很大的空間可以探索。由傳統的傳播理論研究開始向國內外典型的國際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的案例相結合，正經歷著由理論到實踐的發展過程，我國目前積極主動參與到改良的媒體并不多，實際推廣程度還較低。盡管有些學術研究指出部分國內媒體通過改良取得了較理想的成果，但主要還是主流媒體，新興媒體還未有完全成功助攻主流媒體應對國際突發事件的實際成功案例，人民群眾的力量還未得到足夠的發掘。因此，國家以及地方政府應該給予新興媒體更多的主動性，在實際的理論應用過程中進行進一步的優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