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風運動中理論教育內容的探析

李 霞 常春梅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 北京 100089）

“1942年2月上旬，毛澤東作《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和《反對黨八股》的報告，全面闡述了整風的任務和方針，整風運動隨即在全黨范圍內展開?！盵1]這就是史稱的延安整風運動。延安整風運動的任務是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理論教育是延安整風運動的重要方式，包括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的學習教育和時局與政策的學習教育兩個方面。進行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的學習教育，是為了使廣大黨員對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能夠進行系統地學習和掌握，提高廣大黨員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進行時局與政策的學習教育，是為了使廣大黨員認清黨領導的中國革命所面對的社會環境以及應制定什么樣的政策才能取得勝利。延安整風運動中的理論教育內容是非常豐富的，主要是圍繞著思想方法、政治路線、黨性三個方面的教育展開的。

思想方法教育：提高思想認識的正確性

為了能夠從根源上糾正黨內存在的“左”、右傾錯誤，延安整風運動運用理論開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教育。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就其具體內容來說，包括一切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實事求是三個層次。為進行思想方法教育，中央編輯出版了各種文件集和馬列著作集，發布了一系列指示，并決定由毛澤東、艾思奇、胡喬木等組織編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關于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等不同的思想方法的言論集——《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

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教育

從主觀愿望、本本出發，還是從客觀實際出發，是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兩條根本對立的路線，也是當時黨內一直存在的兩種意見。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紅軍革命隊伍中“唯書”“唯上”的思想觀念一直存在，“左”、右傾的錯誤一直反復在犯，并持續干擾著黨的正確路線、方針、政策的有效執行，甚至給黨不止一次的帶來重大創傷。從哲學上來看，這些都是唯心主義這種錯誤的思想方法導致的。

一切從實際出發，就是我們的方針、政策、計劃、方案等主觀的事物，要以客觀存在的事實為根本出發點。一切從實際出發是唯物主義范疇，它是物質決定意識的關系，是主觀和客觀關系原理在工作中的實際運用，要使主觀愿望與客觀事實符合，就必須要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毛澤東早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就對當時紅軍中存在的教條主義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并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痹谘影舱L運動后期，作為延安整風運動的產物、全黨集體智慧的結晶的《關于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也實際的體現了一切從實際出發這一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報告指出：“凡屬便利于組織和發揚廣大戰士群眾的積極性，借以完成一定任務的組織形式與工作制度，便應當充分利用之。反之，就不 應當采用，已經采用的就應當廢止，而代之以新的東西?！盵2]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教育

教條主義者不懂規律的普遍性寓于具體事物的特殊性之中，他們顛倒了規律的普遍性與事物的特殊性之間的關系，直接拿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和蘇聯十月革命的現成經驗來套中國的具體革命，給黨帶來了深重的災難，甚至曾一度差點葬送了中國革命。因此，科學理論和歷史經驗都要求具體問題必須具體分析。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辯證法范疇，它側重講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其中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中，規律的普遍性是對現實具體事物的理論抽象表達，并通過特殊性體現出來。因此，普遍性能夠作為人類分析具體事物的起點和基礎，它是針對其所概括的對象而言的，離開了它的對象的普遍性，離開了對事物的具體的特殊的分析，它普遍性就會淪為抽象空洞的概念，對于指導具體的實踐就沒有意義。毛澤東同志指出：“離開具體的分析，就不能認識任何矛盾的特殊性。我們必須時刻記得列寧的話:對于具體的事物作具體的分析?！痹缭?937年8月，毛澤東同志就寫了《矛盾論》這一經典著作，特別著重闡發了關于矛盾的特殊性的問題，批判了教條主義不對中國革命做具體分析，只是千篇一律和套用公式的主觀主義的思想方法。而針對中國的具體發展狀況，為中國革命開出的最佳藥方，則是他對于“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一方法論原則的運用，是黨內干部進行思想方法的“活教材”。

實事求是的教育

“‘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盵3]“事”是“實”的；“實事”中有“是”；“實事”中可以求到“是”、“實事”中的“是”要靠人在實踐的基礎上努力去“求”才能得到，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論、辯證法和認識論的有機統一，是馬克思主義根本的思想方法。

毛澤東同志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開篇就指出了要改造全黨的學習方法，他認為我們黨成立的二十年就是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日益結合的二十年，我們黨從幼年時期對中國革命的膚淺認識到相對深刻、豐富的認識的過程中，雖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是也是有缺點的。具體來說，在研究現狀方面，對國內和國際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方面缺乏系統的調查研究；在研究歷史方面，對中國的近代史、古代史不甚了解；在學習革命經驗方面，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是為了革命實踐的需要，而是為了學習而學習，只會教條式的引用，不會解決實際問題。毛澤東將這三個方面統稱為主觀主義的態度，并且申明要用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其取而代之，不能單憑熱情工作，要“把革命氣概和實際精神結合起來”，要對周圍的環境進行系統和周密的調查和研究，要既懂希臘又懂中國，既懂外國革命史又懂中國革命史，既懂中國的今天，又懂它的昨天和前天，要為著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和策略問題去研究馬列主義理論。

政治路線教育：堅持黨的正確政治路線

厘清黨內政治路線是與非爭議的教育

毛澤東在1940年的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了要總結黨在歷史上尤其是蘇維埃后期的政策路線錯誤，他認為遵義會議形成的決議只是說那時所犯的錯誤為軍事上的錯誤，沒有說是路線上的錯誤，但實際上就是路線上的錯誤，因此遵義會議的決議得進行部分修改。但當時在討論這些意見時，黨內未能達成共識。

其實早在六屆六中全會后，王明的“左”傾錯誤就在黨內受到了批評，但王明仍以黨的理論家的姿態出席各種場合作報告，后來王明甚至又將其“左”傾錯誤的代表作《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原名《兩條路線》）在延安再版，對黨更是產生了嚴重惡劣的影響。這本書給當時一些歷史問題不太清楚的新黨員造成了思想的混亂，使得很多人更加辨識不清什么是正確路線，什么是錯誤路線。胡喬木回憶這段歷史時曾說：“這樣一來,王明究竟是個什么人，他搞的一套是對還是錯，就成了一個問題了。這就要算歷史帳,才能搞清楚?！盵4]

在當時算清“歷史帳”，厘清政治路線的是非爭議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因此毛澤東組織黨的領導干部認真總結黨的歷史經驗，開展學習與研究黨史的活動，并親自主持編輯了《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簡稱《六大以來》）、《六大以前——黨的歷史材料》（簡稱《六大以前》）、《兩條路線》等歷史文獻，并在延安整風運動的理論教育中進行運用。

審視錯誤路線形成與發展的教育

瞿秋白由于反對過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于八七會議后當選黨的總書記，開始了左傾盲動主義路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國共產黨臨時中央政治局召開的擴大會議上通過了《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的決議案》，它發展了“八七”會議以來由于對國民黨的屠殺暴行和對陳獨秀投降主義的憤怒而增長起來的小資產階級“左”傾急性病的情緒，并形成為“左”傾盲動主義，在黨中央領導機關取得了統治地位。由于這種左傾盲動主義路線造成了上海、武漢等地起義的失敗，于一九二八年初被叫停。

由于黨當時還比較弱小，黨的干部依舊缺乏經驗，使得“左”傾錯誤不但沒有被徹底糾正，還被后來的“左”傾機會主義分子發展成為更完備的冒險主義錯誤。1930年5月，反動統治內部爆發了中原大戰，紅區周圍反革命力量薄弱，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者過分夸張的估計了當時正在發展的革命高潮，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決議案，制定了“組織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及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使革命力量遭受了嚴重的損失，最后經過黨的六屆三中全會，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才正式結束。

六屆三中全會沒有從思想本質上清算“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讓一些投機分子有了可乘之機。在1931年1月7日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依仗參加會議的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強行奪取了中央的領導，使王明“左”傾盲動主義統治黨中央達四年之久。

通過進行理論教育，使廣大黨員清楚了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錯誤路線是怎樣在歷次“左”傾錯誤的基礎上形成、發展、并給中國革命事業帶來重大損失的。

認識和理解正確路線的教育

黨成立后的 20 年里，黨內共出現了兩次右傾路線和三次“左”傾路線，其中“左”傾路線的統治時間最長，而且主要集中在六大以來的這段時間?！傲⑷肪€”形成后，毛澤東和一些白區同志一直反對這條路線，并堅持走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的正確道路，為了使更多同志在思想上認識和堅持正確路線，還寫下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斗爭》等著作。在第二次左傾錯誤路線下形成的決議和命令下達后和執行過程中，以毛澤東和何孟雄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的代表同志也曾經提出不同的意見，但這些正確意見當時就被指斥為“右傾”。在第三次“左”傾路線統治時期，毛澤東因為堅決反對并要求糾正這條錯誤路線，就被排擠并被奪取了其對紅軍的領導權。

由于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黨內開始懷疑和不滿這條錯誤路線，并進一步認識到毛澤東同志所主張的路線的正確性。1935年1月8日，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之后，毛澤東又克服了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完成長征并打開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谷諔馉帟r期，實行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以順利實現了國共再次合作；提出持久戰戰略方針，堅持開展敵后游擊戰爭，堅持建立并發展抗日根據地，加強邊區政權建設；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政策，多次打退敵人的反共高潮。

在黨內進行理論教育，使廣大黨員清楚地了解了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是怎樣在同“左”傾錯誤路線的斗爭中、在不斷摸索和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和規律的基礎之上逐漸形成正確路線的。

黨性教育：認識和承擔共產黨員的責任

認識和理解“為人民服務”宗旨的教育

毛澤東同志在《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中提出，要多吸收自愿抗日的能吃苦耐勞的知識分子，使他們“為軍隊、為政府、為群眾服務”[5]。在《紀念白求恩》一文毛澤東明確提出共產黨員應該學習白求恩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只要有這點精神，就可以作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黨的文藝工作者必須是為大多數人民群眾的，而不能是為極少數人的，這也是文藝工作的旨歸。1944年毛澤東在追悼張思德同志的大會上作的《為人民服務》的演講，更是把“為人民服務”與黨的宗旨聯系了起來?！都o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等文章成為延安整風運動非常重要的理論教育內容。

認識和理解理論學習重要性的教育

在《中央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中提到：要加強理論學習，“要改造那些把理論與實踐、學習與工作完全脫節的現象，這樣來更加堅定自己的階級立場、黨的立場與黨性?！盵6]并要求全體黨員，尤其是作為“關鍵少數”的領導干部，要增強黨性鍛煉，使個人利益服從于集體利益，使全黨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在陳云的《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中也強調了學習理論的重要性，他指出：“共產黨員有了革命的理論，才能從復雜萬分的事情中弄出一個頭緒，從不斷變化的運動中找出一個方向來，才能把革命的工作做好。不然，就會在復雜的、不斷變化的革命環境中，迷失道路，找不到方向，不能獨立工作，也不能正確地實現黨的任務和決定。所以每個共產黨員要隨時隨地在工作中學習理論和文化，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增進革命知識，培養政治遠見?！?/p>

增強黨員干部黨性修養的教育

“我們的環境，是最廣大農村的環境，是長期分散的獨立活動的游擊戰爭的環境，黨內小生產者及知識分子的成份占據很大的比重，因此容易產生某些黨員的‘個人主義’‘英雄主義’‘無組織的狀態’‘獨立主義’與‘反集中的分散主義’等等違反黨性的傾向?！盵7]而有這種錯誤傾向的人，很可能發展到公開反黨的地步，最終給黨、給革命事業，同時也給他們個人帶來極大的損害，歷史上就有張國燾的悲慘結局、項英機會主義引起的皖南事變失敗這樣的慘痛教訓。因此，在延安整風運動中進行了理論教育，從而達到增強黨員的黨性修養。

黨為之而奮斗的共產主義是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都是高度蓬勃發展的，人們也都大公無私，互幫互助。共產黨員的責任就是“要遵循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推動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不斷前進，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更快地實現?！盵8]但這樣美好的社會的實現，又無疑是艱難的，一方面它需要一個長期的、艱苦的斗爭過程，才能戰勝強大的敵人和一切剝削階。另一方面，在取得勝利之后，還需要社會經濟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改造，才能肅清剝削階級對人民的影響和慣性，并建立新的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文化。因此，通過進行理論教育使廣大共產黨員認清這一點，并能團結起來，組成一個堅強統一的、集中的黨。

毋庸置疑，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所開展的理論教育，豐富和具有針對性的教育內容，使黨員的思想認識水平和黨性修養得到了提高，使黨內長期存在的“左”、右傾錯誤得到了真正的“清算”，延安整風運動成為一場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使馬克思主義得到了更廣泛的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