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呈現中的青年身份及其變遷研究
——基于《中國青年報》青年主題報道的分析(1951—2019)

江素珍

(皖西學院 文化與傳媒學院，安徽 六安 237012)

一、問題的提出

“話語有助于某些有著不同稱呼的東西的建構，諸如‘社會身份’?！矸莨δ荜P涉社會身份得以在話語中確立的方式”[1]。從新聞傳播學領域來審視青年概念如何由社會生活領域延伸至文本領域，考察文本中所呈現出的青年身份，這就將社會結構、媒介生產與青年群體這三者關聯起來。本文所研究的青年身份有別于青年在現實生活中的身份，是一種媒介身份，即在媒介報道中青年所呈現出的身份特征?！吨袊嗄陥蟆分械那嗄暝捳Z是對青年社會身份的一次建構，建構了不同時期青年的不同社會身份，確立這些社會身份的方式，并且預留了可被協商的空間。

通過媒介有關青年的報道來研究青年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釋義，進而研究這些釋義與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之間的關聯。青年作為一個過渡階段，需要經歷社會化的過程，這一過程是建立社會權威的必經階段，表現在青年在社會再生產中的身份的變化。這種變化又受到政治進程、民主制度、公民社會發展等多重因素的影響?？疾觳煌臍v史階段青年身份的變化，可以揭示出青年與主流社會之間的關系、青年一代的內部差異、以及青年與現代化之間的關系。概括而言，本研究主要考察的是，媒介建構了怎樣的青年身份；媒介報道中的青年身份有何特征；青年身份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青年身份的變遷與中國社會結構變遷之間存在怎樣的內在聯系？

二、研究方法與材料

本研究的研究時間區間為1951—2019年，時間跨度為69年。筆者對這69年又進行的了進一步的階段劃分，1951—1966年為第一階段，1978—1992年為第二階段(《中國青年報》在1967—1977年處于?？癄顟B)，1993—2019年為第三階段。根據隨機抽樣和目的抽樣相結合的方法在《中國青年報》紙質報紙上共獲得分析樣本2 673篇，其中1951—1966年這一時間段的樣本數量為645篇，1978—1992年的樣本數量為460篇，1993—2019年的樣本數量為1 568。本文即是對這2 673篇青年報道所進行的內容分析與話語分析。

在考察青年身份的媒介特征時，筆者通過文本細讀，將報道中的青年身份進行了如下分類：(1)社會主義建設者與勞動者；(2)紀念(歡迎)活動的組織者與參與者；(3)革命斗爭傳統的繼承者；(4)正義戰爭的參與者；(5)黨的領導的擁護者；(6)國家政策的執行者；(7)反動行為的抗議者；(8)利益受損者；(9)體育運動的參與者；(10)受教育者與思想改造者；(11)反對與批判對象；(12)幸福生活的擁有者；(13)國際關系與世界和平的維護者；(14)國家和人民利益的維護者；(15)受助者；(16)先進文化的傳播者；(17)反動思想的批判者；(18)先進思想的學習者；(19)傳統觀念的改變者；(20)科技發明與創新者；(21)自身權益的爭取者；(22)其他。

三、青年最重要的媒介身份及其變遷

表1 每個時期排名最高的青年身份及其比重

所謂最重要的社會身份，是指在每個歷史時期，青年在媒體報道中呈現最多的社會身份。這種社會身份是對青年所在歷史時期社會現實的反映，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表征了當時社會結構特征。三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對應三種最重要的社會身份。1951—1966這一歷史時期，青年在媒體報道中呈現出的最多的社會身份是社會主義建設者與勞動者，比重達到56.28%。建設者與勞動者的社會身份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下為何如此的重要？新中國成立初期，各類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突出，迫切需要得到解決。在這種社會現實情況下，通過國家的力量來改造和重建社會成為一種必然的選擇。在全國范圍內所實行的人民公社制便是通過國家行政權力控制社會生活的突出代表。

在早期的人民公社制度下，農民被組織起來參加集體勞動，進行生產資料的分配，勞動成為農民日常生活的主要內容。與此同時，城市的人民公社運動也被推廣開來?！叭嗣窆缱钪饕膬热菔墙M織生產全民化、生活集體化和家務勞動社會化?！盵2]這說明在1951—1966年新中國成立的初期階段，由于人民公社制度的實行，廣大社會成員被最大范圍地組織起來參加社會勞動，尤其是勞動能力較強的青年群體。因此，社會主義的建設者與勞動者成為1951—1966這一歷史階段青年最主要的社會身份。

1978—1992這一歷史時期，青年最主要的社會身份仍然是社會主義建設者與勞動者，但其比重下降到19.35%。一方面，說明勞動和建設在青年的日常生活中仍然占據著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也說明國家在青年勞動中的主導作用開始下降。這與在農村所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有著密切的關系。與集體生產、集體分配的農業合作化及人民公社制度不同的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際上是個體生產，個體向國家繳納稅收。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這一歷史時期，勞動的性質有所改變，勞動由最初的國家主導發展為家庭、個體主導，個體和家庭的自主性不斷擴大。因此，作為個體勞動者的青年，雖然同樣在從事生產勞動，但是勞動者社會身份的性質發生了變化，由為國家勞動變成為家庭和個體勞動。這就解釋了為何在改革開放的1978—1993這一歷史時期，作為社會主義建設者與勞動者的青年社會身份會大幅下降。

1993—2019這一歷史時期，青年最主要的社會身份發生了改變，變為在工作崗位上勤奮鉆研者，比重為18.94%。由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行，勞動的性質發生了變化，由國家主導的社會勞動變為由個體和家庭主導的勞動，相應地，勞動者的社會身份也發生了變化。特別是隨著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推行以及市場經濟體制的深化，傳統的就業模式被打破，青年勞動者開始走向市場化的就業模式。青年勞動者完全從“為國家勞動”的制度中擺脫出來，開始為自己勞動。這種職業化勞動帶來的后果有：首先，青年有了更多的選擇職業的空間，可以根據自身條件選擇適合自己的職業或崗位。其次，勞動合同制與市場化打破了人們以往的“鐵飯碗”觀念，在選擇空間擴大的同時，職業的競爭壓力也相應地加大。再次，市場化的就業模式所帶來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失業問題。從這幾個方面而言，青年作為勞動者選擇了適合自己的職業，本能地會在工作崗位上辛勤勞動，同時為了增加自己的競爭力和避免下崗與失業，青年勞動者也需要珍惜勞動機會、認真工作。因此，在這一歷史時期，在工作崗位上勤奮鉆研者成為青年最主要的社會身份。

四、青年社會身份的分類及其變遷

(一)青年社會身份的類型

在媒介報道中，青年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擁有不同的社會身份。筆者將這些社會身份分為三種類型：分別是青年政治身份、青年經濟身份和青年文化身份。本研究將從這三種不同身份的變遷來考察青年社會身份的特征以及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

1.青年政治身份

亞里士多德認為，政治性是人的本質屬性。安德魯·海伍德對“政治”這一概念作了四種界定：(1)作為政府藝術的政治；(2)作為公共事務的政治；(3)作為妥協與共識的政治；(4)作為權力與資源分配的政治[3]。個體或群體的政治屬性，與這些關于政治的闡釋密切相關。

青年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可能涵蓋不同的社會階層或社會群體，但無論是哪個階層或群體的青年，都無法擺脫他們的政治屬性。以安德魯·海伍德關于政治的界定為參考，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青年的政治屬性會呈現出不同的特征。在本研究中，筆者對青年的政治身份作了如下界定：當青年參與政府行為、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參與協商行為、或參與權力與社會資源的分配時，他們也就具備了政治身份。

2.青年經濟身份

青年的經濟身份源于青年在社會經濟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青年群體作為社會勞動力的主要來源，是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力量。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對勞動力的不同程度的需求，決定著青年經濟身份的重要與否。這是從社會發展的廣義范圍上對青年經濟身份的界定。從個體意義上而言，青年對于個體經濟利益的追求，構成了青年經濟身份的重要特征。亞當·斯密認為，“以追求個人利益為導向的基本心理動機成為一切經濟活動得以有效展開的內在動力?！盵4]也即在經濟活動中，個體的行為是以追求利益為導向的。因此，對于青年經濟身份的界定要從兩個層面出發，一是宏觀的社會層面，二是微觀的個體層面。從社會層面而言，青年的經濟身份是青年作為群體參與社會經濟發展，促進社會進步時所呈現出的角色與身份。從個體層面而言，青年的經濟身份是青年作為個體參與社會經濟活動，并以追求個體利益為主要目的時的身份。

3.青年文化身份

由于文化內涵的復雜性與豐富性，青年的文化身份因此變得難以界定。為了對青年文化身份的研究更具操作性，筆者將青年的文化身份界定為除政治身份和經濟身份以外的一種社會身份。這種文化身份既指向一種文化特征，也指向一種文化差異。文化特征是指青年文化身份的獨特性，文化差異則是指青年群體不同于其他群體的差異性。

因此，在對青年的文化身份進行界定時，要明確青年的特性以及媒體想要建構的差異性。這種獨特性和差異性又是通過具體的事件或行動來體現的。青年的文化身份通常是指青年在以下活動中所呈現出的社會身份。一是教育學習活動，二是體育運動，三是思想觀念活動。

(二)青年社會身份的變遷

表2 1951—1966年青年政治身份、經濟身份、文化身份所占的比重

在1951—1966年這一歷史時期，青年政治身份所占的比重達到了92.4%。這說明在這一歷史時期，青年的社會身份具有非常突出的政治性。

1.社會勞動的政治性

社會勞動的政治性源于勞動的非私人性，這一時期的勞動是國家主導型的勞動。勞動的目的是服務于國家與社會的恢復與發展，勞動資料的分配也是完全由國家來控制的。因此，作為社會主義建設者與勞動者的青年，實際上成為這一時期青年最顯著的政治身份。

2.思想與觀念的高度政治化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社會需要經歷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這種變革必然引起人們在社會生活與思想領域的強烈反應。青年群體在思想觀念方面并沒有發展成熟，面對強烈的社會變革與剛剛步入的新社會，思想上可能存在的資本主義、唯心主義、個體主義的影響還沒有徹底的消除。因此，隨著全國政權的建立，黨對人民群眾的思想增值教育開始推向社會各個領域。在這一政策支配下的青年的政治身份包括：受教育者與思想改造者、革命斗爭傳統的繼承者、黨的領導的擁護者、反動思想的批判者、先進思想的學習者。

3.社會活動的政治性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有兩樣事物幾乎占據了青年日常生活的全部內容，一是勞動，二是運動。上文已經對勞動的政治性進行了分析，而社會運動其本身就具有極強的政治性。并且在這一歷史時期，“運動”幾乎成為青年生活的一部分?！皳y計，1949—1976年，全國性的社會運動有70余次，社會運動成為中國人社會和政治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盵5]在這種廣泛意義上社會運動的語境下，青年在參與這些社會運動的同時便具備了具體的政治性身份，在媒體報道中，這些政治身份包括：國家政策的執行者、反動行為的抗議者、國家和人民利益的維護者、國際關系與世界和平的維護者、紀念(歡迎)活動的組織者與參與者等。

在1951—1966年這一歷史時期，青年經濟身份所占的比重只有3.88%。這說明在新中國剛剛成立的一段時期內，經濟生活在青年的日常生活中并不占據重要位置。那個時代個人生活的重要準則是艱苦樸素。一方面，是因為社會資源有限；另一方面，也是源于傳統觀念中對艱苦樸素的推崇，對鋪張浪費的批判。在這一歷史時期，消費行為得到嚴重的抑制，人們通過節省和盡可能地減少消費來支持國家的發展。過度的節儉和近乎禁欲主義的消費觀念使得這一時期的青年鮮有經濟活動，因此，青年的經濟身份也比較的單一。

在1951—1966年這一歷史時期，青年文化身份所占的比重更少，只有2.79%。這說明在這一時期青年的文化生活貧乏，內容單一。青年的日常生活被生產勞動和政治運動所占據，沒有更多的時間從事文化活動。并且，極少數的文化活動也帶有非常明顯的政治性。例如，在體育活動中，青年作為體育運動的參與者，更多被突出的是青年要代表國家形象，為國爭光。其他的青年文化身份包括先進文化的傳播者、傳統觀念的改變者。

表3 1978—1992年青年政治身份、經濟身份、文化身份所占的比重

在1978—1992年這一歷史時期，青年政治身份所占的比重達到了48.91%，與經濟身份、文化身份相比，其比重仍然是最大的。這說明在這一歷史時期，政治身份仍然是青年最主要的社會身份。但與上一歷史時期相比，其重要性有所下降。這一時期青年政治身份的特征也發生了一定的變化。除了勞動、思想觀念和社會活動的政治性特征之外，這一時期青年政治身份的內容也有所增加，增加的內容有：為人民服務的青年、錯誤思想的轉變者、支援邊疆建設者、腐敗思想的抵制者、精神面貌積極向上者、思想作風正派者、為國爭光者、社會主義制度的擁護者等。這些增加的政治身份，一方面，說明青年政治參與的領域越來越多，范圍越來越大；另一方面，也說明青年開始擺脫以往單一的政治身份。

在1978—1992年這一歷史時期，青年經濟身份所占上升到43.26%，與上一歷史時期的3.88%相比，這一時期青年經濟身份的比重可以說是得到了飛速增長。從青年經濟身份的具體內容來看，青年在這一歷史時期所參與的經濟活動有：參與改革、進行科技發明、認真工作、接受幫助、進行創業、維護自身的經濟利益、參與城市建設，尋找職業等。這些經濟活動的內容與這一時期的一項重大決策有關，那就是改革開放政策的實行。這是一項政治性與經濟性并行不悖的政策，但其根本目的是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因此，在這一經濟政策廣泛實施的背景之下，青年所要承擔的經濟任務便被凸顯出來。

這一時期青年經濟身份的主要特征：一是以改革者為主的經濟身份。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改革的初步展開到1984年以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取得突出進展，再到城市的價格改革、工資制度改革等，青年在這些改革中的參與度越來越高。因此，青年以改革者為主的經濟身份非常凸顯。二是以謀求自我發展為目的的經濟身份。隨著改革的深入，社會資源與社會空間越來越市場化，個體對組織和集體的依賴性減弱，對在自由市場中謀求自我發展、實現自我價值的渴求度越來越高?！?0年代中期，中國社會充斥著‘自我實現’的呼聲，并出現了一批極力宣揚個人價值觀的青年?！?0年代群體性政治事件給青年們帶來的經驗教訓使他們對個人前途和自我價值的關注遠遠高于對社會發展和國家命運的關系，把注意力更多地轉向個人生活?！盵6]三是自主性與個體性突出的經濟身份。在社會制度發生重大變革的時期，人們的社會經濟活動越來越以個人意志和個體需求為目標，在經濟活動中與不同制度發生互動的過程中，青年越來越善于根據自身的利益需求和價值取向去解讀和運用政策，在這樣的經濟活動中青年經濟身份的自主性和個體性越來越突出。

在1978—1992年這一歷史時期，青年文化身份所占的比重也有所提升，達到7.39%。相較于上一歷史時期，青年文化身份的內容開始豐富起來，除了體育運動的參與者、先進文化的傳播者、傳統觀念的改變者之外，青年文化身份的其他特征也開始凸顯出來。

表4 1993—2019年青年政治身份、經濟身份、文化身份所占的比重

在1993—2019年這一歷史時期，青年經濟身份所占的比重上升到48.79%，成為這一時期比重最大的青年社會身份類型。這說明在這一歷史時期，青年經濟活動的參與度高于政治活動，經濟身份成為這一時期青年最主要的社會身份。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社會主導意識形態開始從政治話語轉向經濟話語，這種轉變發展到90年代后，中國社會的經濟話語超越政治話語，經濟話語成為社會主流話語。在這種社會主流話語語境下，青年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的身份除了對自我價值和個人前途的追求外，還承擔著社會經濟發展所帶給青年的負面影響。如承擔就業壓力和生活壓力的青年，在經濟活動中利益受到損害的青年等。

在1993—2019年這一歷史時期，青年政治身份的比重相較于上一歷史時期急劇下降，只有21.94%。這說明青年的政治熱情下降，對政治活動的參與度減弱。但是青年政治身份的內容相比上一歷史時期卻更加的豐富，并且，青年政治參與的思維方式也有所改變?！耙磺袑嗟?、固定的、僵硬的、絕對的思維方式正在被拋棄；參與社會事物的民主化意識增強，政治體制的民主化成為社會發展的需要?！盵7]

相較于上一歷史時期，1993—2019年青年文化身份的比重也有大幅提升，達到28.44%。這一時期青年文化身份的內容異常豐富。首先是社會活動的參與者，這些社會活動是除政治活動和經濟活動以外的活動，最多的是一些公益和志愿活動。另外一些青年的文化身份是依據媒體對青年應該具備的品性的要求而設定并出現在大眾視野內的，主要有見義勇為的青年、助人為樂的青年、勤奮好學的青年、舍己救人的青年、富有愛心和孝心的青年等。除此之外，青年的文化身份還具備了青春期的一些特性，如困惑迷惘的青年、遭受爭議的青年、追尋夢想的青年，畏懼父母權威的青年等。困惑迷惘是處于青春期這一特殊人生階段的常態，對于現狀的困惑和對于未來的迷惘構成了這一人生階段的典型特征。遭受爭議則與青年活躍的思想意識密切相關。追尋夢想實際上也是青年逃離現實生活的一種手段。畏懼父母權威實際上反映的是這一時期代際關系的一個特征。最后，青年的文化身份還與這一歷史時期的社會現實相勾連，如地球環境的保護者，反映的是地球環境受到破壞這一社會現實。留學歸來的青年才俊，反映的則是這一歷史時期的教育制度與教育特點，大批的青年選擇在海外接受教育，同時又選擇在國內選擇職業。

五、結語

在媒介的呈現中，青年的身份是被工具化的，是服從國家的意志與制度安排的。在1951—1966這一歷史時期，媒介所塑造的最主要的青年身份是社會主義的建設者與勞動者。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一窮二白”的歷史境遇下，國家的發展依賴于青年的力量。因此國家權力借助媒體將青年的勞動賦予神圣的價值意義，即青年的勞動關系到國家的繁榮富強，青年必須放棄個體的、私人的生活，全身心的投入到勞動與建設中去。這一時期青年的身份具有明顯的工具性與使命性。到1978—1992這一歷史時期，媒體所塑造的最主要的青年身份是具有改革精神的青年。這一時期國家權力雖然已經不再強制性地干預青年的日常生活，但國家仍然通過媒體等各類力量作用于青年，引導青年積極地參與改革。因此，這一時期青年的媒介身份仍然具有明顯的工具性特色。到1993—2019這一歷史時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并不斷發展，青年的自主性顯著提升，能夠按照自己的意志進行工作與生活。媒介在這一時期所塑造的最主要的青年身份是在工作崗位上勤奮鉆研者，這一媒介身份從表面上看是對青年職業生活的呈現，實際上是對青年盡職工作、順應市場變化的要求。由此可見，在三個不同的歷史時期，雖然媒體塑造了不同的青年身份，但這些身份都呈現出工具化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