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變遷中的馴鹿鄂溫克人教育演進

王壽鵬 高天好

(1.大連民族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遼寧 大連 116600；2.鞍山師范學院 管理學院，遼寧 鞍山 114007)

馴鹿鄂溫克人是我國鄂溫克族中人口最小的支系，目前絕大多數生活在根河市郊的敖魯古雅鄂溫克族鄉，民族總人口約250人左右[1]。在馴鹿鄂溫克人的文化變遷過程中，教育現象呈現出與當時的生存環境、生產生活需求、時代背景等因素相適應、相匹配的規律性。從歷史上看，馴鹿鄂溫克人在大約300多年前由俄國境內進入中國大興安嶺地區，其文化受俄國影響非常深，教育現象也難免體現出諸多與俄國有關的元素?！熬乓话耸伦儭币院?，日本勢力逐漸進入馴鹿鄂溫克人的生存區域，所以，在這個民族的教育史中，又留下了日本的痕跡。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落實民族政策，對馴鹿鄂溫克人的教育投入倍加重視，讓這個民族的適齡兒童能夠接受系統化的學校教育，從此，馴鹿鄂溫克人的教育走上正規并不斷深入，馴鹿鄂溫克人的教育現象呈現出一個明顯的演進過程。目前，在當前所能找到的文獻中，還沒發現有學者對此進行系統梳理并進行討論，因此，筆者將對此課題嘗試進行探析。

一、概念界定與研究思路

(一)概念界定

在額爾古納河右岸使用馴鹿的鄂溫克人分支，是本文的研究對象。在已有的研究中，對這部分鄂溫克人的稱呼可謂多種多樣，茲舉幾例：孔繁志將其稱為“敖魯古雅鄂溫克人”[2]；董聯聲則在其著作和論文中采用“使鹿部鄂溫克人”的稱呼[3]；唐戈在其發表的系列論文中則采用了“馴鹿鄂溫克人”概念[4]；卡麗娜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出版了《馴鹿鄂溫克人文化研究》一書[5]。應該說，上述幾種典型概念都能有其自圓其說的解釋。經審慎分析，筆者決定采用“馴鹿鄂溫克人”概念，理由如下：第一，唐戈、卡麗娜采用這一概念在諸多嚴謹且有影響力的學術期刊如《世界民族》《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黑龍江民族叢刊》《滿語研究》發表多篇文章，這說明學術界認可這個概念，采用此概念有利于學術共同體內的知識共享與交流；第二，由于長期在森林中狩獵，這個民族是中國唯一馴養馴鹿的民族，馴鹿是這個民族最重要的文化符號。

關于“教育”概念，筆者擬從廣義教育概念視角來加以探討。廣義教育在教育學領域被人們總結為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馴鹿鄂溫克人是直接從原始社會形態進入到社會主義社會，在其歷史的大部分時間中并不存在正規的學校教育，因此，其教育形態更多體現為在代際之間為獲得生存技能而自然產生的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而這種教育又是圍繞生產生存方式而展開的，具有非正規化的特征，在后面的討論中，得知只有到了清末，才開始產生了正規學校教育的萌芽，并在社會主義中國才得以真正實現，因此，筆者在梳理馴鹿鄂溫克人的教育發展過程時，不能不用廣義教育的視角，才能獲得對其教育演進過程的全面了解，并發現這個過程背后所呈現出的規律性。

(二)研究思路

馴鹿鄂溫克歷史和文化研究的困難之一就是其并沒有自己的文字，從而也就沒有文獻記錄其漫長的歷史。在歷史上，有官方記錄的有關這部分鄂溫克人的歷史，稀疏散見于各種史料之中。當這個民族的獨特文化形態逐漸進入到學者的視野之中后，依靠口頭交流、實地調查，學者在不同時期對這個民族的文化進行了記錄和整理。也就是說，對這部分鄂溫克人的研究，絕大多數資料屬于民族志性質與調查報告性質的資料，僅有少數資料屬于歷史資料，而前者在歷時性上，并不能保證有一個完整的記錄，這就加大了研究其的難度。但幸運地是，通過對諸多不同性質資料的收集整理，仍可發現馴鹿鄂溫克人的教育中所呈現出的脈絡。

本研究屬于邊疆民族教育史范疇。關于馴鹿鄂溫克人的教育問題，在1952年之前并無專門文字檔案記錄。但在一些其他領域的文獻記載中，還是能夠找到當時教育狀況的一些蛛絲馬跡，如清末趙春芳《珠爾干河總卡倫邊務報告書》、宋小濂《呼倫貝爾邊務調查報告書》，史祿國《北方通古斯的社會組織》、永田珍馨《馴鹿鄂倫春族》、秋浦等《鄂溫克人的原始社會形態》等文獻，雖然并未就馴鹿鄂溫克人的教育問題進行專門闡釋，但從其文本中，可以抽取出這個族群是如何進行狩獵技藝、社會規范等傳統知識傳授方面的資料，以及如何產生學校教育的萌芽等信息。研究過程中，筆者還參考了新中國成立后的一些調研報告，如內蒙古自治區編輯組《鄂溫克族社會歷史調查》中的《額爾古納旗使用馴鹿鄂溫克人的調查報告》、中共額爾古納左旗委員會1979年發布的《關于對敖魯古雅鄂溫克族鄉的調查報告》《根河市志》等，從而可以實現史料、民族志資料、調查報告資料之間的彼此印證，去偽存真。對于一個沒有本民族文字的族群而言，口述史資料也具有獨特價值。馴鹿鄂溫克人中的長者及曾在敖魯古雅鄂溫克族鄉工作和生活過的政府工作人員、教師等，曾被采訪或者撰寫過的回憶文字，也被整理出來，筆者在三次去敖鄉調研的過程中，也記錄了一些老人早期生活的回憶，其中也有與教育有關的內容，這些資料對于研究這個民族文化的不同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二、馴鹿鄂溫克人的教育演進歷程及其特征

(一)自然生存教育

有史以來，馴鹿鄂溫克人不具備產生諸如“學堂”“學?！敝愓幗逃臈l件，因此，其受到的教育只能產生于個體家庭、“烏力楞”、氏族部落等層面，其形式是來自于長輩或者榜樣的言傳身教，屬于社會學習性質，從教育形態上看，且僅能是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第一，馴鹿鄂溫克人有自己的語言卻沒有文字；第二，居無定所的游獵生產生活方式，不具備建立固定學校場所的可能；第三，生存環境惡劣，長期處于原始社會期末社會形態，生產力不發達，因此，族人第一要務就是要學會生存技能、行為規范，以確保獲得生活資料。截至2003年“生態移民”“全面禁獵”的實施，狩獵這種生產方式在馴鹿鄂溫克人中都占非常重要的份量，尤其在1965年定居敖魯古雅之前，狩獵生產幾乎是其唯一的生產方式，是世代相傳的生存手段，因此，圍繞“狩獵”而展開的教育，必然是馴鹿鄂溫克人在成長過程中必然要接受的教育，成為一個優秀的獵手，自然就是最主要的教育目標，這種目標對男女都適用。

鄂溫克獵民對兒童的“學前教育”是從五六歲開始的，課程與當前學前教育的主流課程論一致，那就是“游戲”，長輩會制作弓箭，讓兒童練習并進行比賽，以培養如何瞄準目標等狩獵意識與技能，在筆者收集的鄂溫克人的照片中，就有兩個兒童比射箭的照片。在呂光天等人的調研報告中[6]150-151，還描述了兒童圍繞“狩獵”而開展的游戲功課，包括“學習打熊的游戲”“學習打犴的游戲”“搬家的游戲”，這些游戲性的狩獵教育主要是在12歲之前，到了12歲以后，兒童開始跟隨祖父、父親、兄長等進行實戰性的狩獵活動，教育也隨之進入小學以上階段，一般是父親給孩子買一支舊槍，然后在狩獵過程中，由經驗豐富的長者教授如何瞄準、如何尋找獵物、如何識別樹號、如何利用風向、如何相互協作等狩獵技能，這是一種“傳、幫、帶”式的自然教育，這種教育也是循序漸進的，從打小獸(如灰鼠)開始，逐漸進展到打大獸(如犴、鹿、熊等)。根據博仁那森、古新軍的記載(杰斯克老人口述)，馴鹿鄂溫克獵民也有“文憑”觀念，獲得什么樣的文憑，其標準就是看打到獵物的成果背后所體現出的狩獵技能，如能打到灰鼠、兔子等，就算幼兒園畢業了，能獵獲獐子、狍等，相當于合格的小學畢業生，打死馬鹿、野豬等，相當于中學、中專文憑，如果想達到大學水準，那么就必須去獵獲熊這樣的猛獸了[7]。

當然，貫穿于整個狩獵時代的教育內容肯定不局限于直接的狩獵技術，而且還包含與狩獵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相配合的其他技藝、經驗知識、社會規范。狩獵需要獵犬配合，于是就有了馴養獵犬的技能；鞣制獸皮、肢解獵物需要工具，于是有了打制鐵器的技能；森林中搬家、馱運獵物等需要馴鹿，于是就產生了飼養馴鹿、管理馴鹿的需要，于是就必然有了相關的技能，這些技藝、知識，在狩獵生產生活方式的要求下，在自然形成的男女分工基礎上，形成了不同類型的教育內容，例如，飼養馴鹿、擠鹿奶、打列巴、縫制獸皮衣物等主要是女性需要學習的內容，打制鐵器、制作樺皮船等則是部分心靈手巧男人的專屬技術，并不構成普遍性的教育內容。在生產力不發達時代，加之環境的惡劣，狩獵生產方式必然對彼此協作，相互扶持有更高的要求，因此，形成諸多行為規范，在馴鹿鄂溫克人中叫“敖教爾”，這些都是要通過言傳身教、輔之以輿論約束、適當的懲罰而逐漸形成對人的塑造，也構成馴鹿鄂溫克人的教育內容和方式。

在馴鹿鄂溫克人遷入中國境內大興安嶺地區之后300年左右的時間里，這種為了生存、生產而自然演化出來的教育是緊緊圍繞“狩獵” 生產方式而展開的，在整個20世紀，隨著與其他民族的融合、交往以及各種環境的變化，雖逐漸弱化，但基本上這種教育形態保留了幾十年，至今仍有殘余。

(二)正規教育萌芽

馴鹿鄂溫克人受俄國影響特別深刻，至今從其姓名、習俗等方面還能看到這種影響，教育問題也不例外。從民族歷史淵源來看，普遍人們認為其是從勒拿河流域遷移過來，大約在300多年前，從漠河對岸進入我國境內的大興安嶺地區，身處深山老林，必然要與外界發生貿易往來，以換來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如食鹽、白面、狩獵工具、酒類、火藥等，在貿易的過程中，與額爾古納河對岸的俄國人“安達”(商人，鄂溫克語為“朋友”之意)接觸愈發密切，甚至在相當長的時間馴鹿鄂溫克人是受俄國境內村屯統治的，馴鹿鄂溫克人中的首領被俄國人稱之為“阿塔曼”(屯長)，成年男子“歷年每人納羌錢三吊”，在與俄國人的諸多交往，尤其在貿易往來過程中，鄂溫克人中很多人學會了俄語，并且有少量人能夠運用俄國的文字，這個過程必然存在一個教育過程。從現有文獻來看，能管窺那個時代馴鹿鄂溫克人的教育狀況的文獻，主要來自于趙春芳的邊務報告書[8]。光緒三十四年五月，趙春芳受呼倫貝爾副都統指派，調查在中俄邊境生活的使鹿部，《第八門調查鄂倫春記》中是這樣描述調查對象的：“調查吉拉林東北山中有使鹿部，即鄂倫春一種”，①清末、偽滿時期，都稱呼這一群體為“鄂倫春”，實際上就是使鹿部的鄂溫克族。當時的目的調查中，有重要一項就是“俄人在該部山中設立學堂是否屬實?！边@是與教育有關的內容，調查的結果是無論俄國人還是鄂溫克人，都矢口否認有俄國人在山中設立學堂的情況，甚至被調查的鄂溫克人“茫然不知學堂為何物?！边@說明俄國人的確并沒有逾越國界進入中國境內開辦學堂。

隨著1906年后俄國出現越來越多的職業“安達”與馴鹿鄂溫克獵民之間生意規模越來越大，必然有獵民中的有識之士認識到教育的重要性，開始有了辦教育的自覺性，尋求讓兒童或者族人獲得受教育的機會，以減少在商品交易過程中出現被騙等風險，但由于種種原因，只是曇花一現，并未普及開來。趙春芳的邊務報告中曾提到過一個情境，可以證實這一點。當時，馴鹿鄂溫克首領闊力闊夫·漂得耳格為力勒為池在和趙春芳談關于商人住所問題時，該首領說:“現住木房一間，此房系前年鄂倫春人名也及木拉立瓦挪夫所蓋。為小孩念書之用?！壁w春芳問讀什么書，對方回答:“俄國書。并未念好,前年冬月請俄人名四皆班恩各一果夫為師，僅一冬而止。因該俄人不用心教導也，就不念了”。從當時談話的時間往前推，鄂溫克人邀請俄國教師來華授課的時間是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冬月，這是正規學校教育的萌芽。

在趙春芳的報告書中，記錄了烏西羅夫(通常翻譯為“烏啟羅夫”)總屯長的回憶：“曾記二十年前，鄂倫春歲荒，獵于山，漁于水，均無可獲，所畜之四不象子，又多倒斃，彼族度日維艱，遂出山入俄屯謀食，沿額爾古納河一帶無屯無之。當時有鄂倫春幼童在敝國學堂念書者，至在山中設立學堂，實未之前聞也?！碑敼P者考證這段歷史時，發現在呂光天等人的報告中，記錄了1892年發生的全部馴鹿死亡事件[6]458。從9月爆發到12月份，額爾古納河流域的馴鹿無一幸免，只有漠河境內的一家二十幾頭馴鹿存活下來。馴鹿鄂溫克人不得不到河對岸的烏啟羅夫謀生，在大約5年的時間中，馴鹿鄂溫克人中的成年人與俄羅斯人共同勞作，可以推測，這時候的馴鹿鄂倫春中的兒童必然有了進入學堂讀書的機會，從而與總屯長的回憶內容得以契合。在趙春芳的邊務報告書中，可以看到鄂倫春首領漂得耳戈沃力勒為池闊夫可以通過在樺樹皮上用俄文留言的方式，為來訪者指示方向，從時間上推測，這是當年在俄國境內受過學堂教育的結果。

俄國人也有主動教授馴鹿鄂溫克人學習的動機，因其密切的交易關系而產生了一種類似于“干爹娘”的關系[9]10，尤其為了讓貿易能夠得以順暢進行，俄國安達希望馴鹿鄂溫克人能夠識字，目前還找不到直接證據，但從諸多回憶中，可以證實這一點。據杰什克老人回憶，即使在日本統治期間，俄國人(蘇聯人)和馴鹿鄂溫克人之間的關系也沒有完全中斷，并且基于良好的交易關系，還不斷地幫助馴鹿鄂溫克人識字?！澳菚r，日本人對邊境的控制還不太嚴，有了獵獲物仍然可以賣給蘇聯的‘安達’，蘇聯商人不但收購他們的獵產品，而且還教他們俄文，教他們用俄文字母拼鄂溫克語，他們之間有著良好的關系?！雹诓┤誓巧?，周伯鏞，黃杰.鄂溫克獵民老人杰什克.呼倫貝爾市政協文史資料叢書(第2輯)——根河專輯，42—45。永田珍馨的描述從側面證實了這個時期馴鹿鄂倫春人的受教育情況，他說“只是從革命(一九一七年)當時由俄國境內逃亡來的白俄夫妻那里受點兒教育，懂得一些俄文而已?！?/p>

俄國人對馴鹿鄂溫克人的教育，除了識字教育之外，還體現在宗教教育方面。永田珍馨寫道：“俄國人趁清朝的勢力尚未涉及到邊境之機，企圖通過宗教政策進行懷柔，就叫他們做了伊沙金斯基正教會的教徒進行禮拜”并且嬰兒“出生后幾個月由希臘正教傳教士洗禮，以俄國式的名字來命名?！盵9]7，除此之外，諸如結婚儀式中抬過耶穌像、在死者墳頭插十字架，種種現象都說明，馴鹿鄂溫克在歷史上受到過俄國傳教士的有意識的宗教教育，博仁那森等經過考證，認為“鄂溫克獵民俄名、俄習、俄俗的由來，始于1728年后，即中俄《恰克圖條約》之后”，③博仁那森，黃杰，周伯鏞《鄂溫克獵民俄名、俄習、俄俗的由來》，根河市政協文史資料編輯研究委員會.呼倫貝爾市政協文史資料叢書·根河專輯。截至新中國成立，依然每年約在6月份有傳教士到獵民中活動，設祭壇、給新生兒命名、洗禮，為死者補做追思禮拜等。

(三)日本殖民教育

日本人從1935年開始了對馴鹿鄂溫克人的正式統治，出于加強統治的需要，日本人逐漸采取多種措施對鄂溫克人進行教育。根據阿力克山德·伊那見基·庫德林的回憶，這一年日本人先繳了鹿鄂溫克獵民的槍，然后重新選舉“阿塔曼”(獵民部落里的最高頭領)，1938年日本人開始進山宣傳“不要和蘇聯人打交道，要和日本人交朋友”等[10]。

1939年，永田珍馨在其著作《馴鹿鄂倫春族》中，也用很小的篇幅提到了當時馴鹿鄂溫克人在教育設施方面的缺乏，并且建議為“建設東亞新秩序”有必要對“自然人鄂倫春……進行指導，這可能才是日本在非常時期的一個目標”[9]23。并談到了在1938年，當時的額爾古納左翼旗當局曾經將兩名馴鹿鄂溫克少年(亞歷山大伊萬·庫德林，索羅柯夫·伊萬·德米特)安排到海拉爾興安學院學習。但最終，因他們二人不習慣學校生活，跑回了山林中的居住點。永田珍馨感慨“由于如此缺乏教育設施，任憑他們的子弟在成長過程中學會吸煙草，嗜好伏特加和酒精，一輩子當不講衛生的自然人而已了?！盵9]6

1940年(偽滿康德七年)，日本人在烏啟羅夫(奇乾)東部的布洛固糾建立過“雅庫特”小學，強迫馴鹿鄂溫克人的孩子學習日語，以推行奴化教育，同時,進行反蘇宣傳，離間鄂溫克獵民與蘇聯之間的關系。同時，在此處成立“關東軍棲林訓練營”，對鄂溫克成年人進行分批次的奴化教育和軍事訓練，每批大約40人，兩個月一換班?，斃麃啞に骼先说幕貞浾门c上述這段歷史基本吻合，她說：“那是我十來歲時候的事兒，那一年夏天，我隨著大人們第一次來到這里學習，以日語為主。當時日本人每年夏天都對15歲以上的鄂溫克男獵民進行訓練，有打靶、出操、跑步等。孩子也不閑著，都集中到這里學習日語?！盵11]并且從老人的口中，還可以得知，當時日本人并非如人們想象的那樣野蠻，學習和訓練都是免費，但要干活，有的日本教師人很好，秋天訓練和學習結束后，還會開辦典禮，給表現優異的同學以獎勵，獎品包括小口徑步槍、衣服等。

綜上可知，日本人對馴鹿鄂溫克人的統治時間僅有10年，在這期間采取的教育措施主要是輿論宣傳、對成年人和兒童的全面教育，其主要目的是為加強統治需要服務，具有殖民教育的特征。

(四)正規學校教育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黨和各級政府對馴鹿鄂溫克人關愛有加，在教育上投入巨大的資金、政策和人員支持，建立了完備的學校教育體系，至今其教育發展演進歷程在政府檔案、調研報告、文史資料專輯等有大量記載，因此，本文不做詳細羅列，只以舉例方式闡述這個發展歷程所體現出來的基本特征。

1.政府教育投入力度大

1952年6月1日，政府在奇乾建立了一所寄宿制鄂溫克小學，1958年4月9日，“奇乾小學”更名為“奇乾鄂溫克學?！盵12]，據馮訓林記載，在奇乾鄂溫克學校，“所有的鄂溫克學生都免費入學，并享受助學金，住集體宿舍，住宿、伙食、衣服和日常用品按統一標準供給?！?964年，額旗政府撥款，修建了300多平米的校舍(木刻楞)，增添了手風琴、冰刀、滑雪板等音體教學設備，使奇乾鄂溫克學校成為全旗條件最好的學校?！雹亳T訓林.鄂溫克獵民民族教育發展概況.呼倫貝爾市政協文史資料叢書(第2輯)——根河專輯，2002:47—48.從1969年開始，國家給每一名馴鹿鄂溫克族學生發放助學金每月16元。1971年，額爾古納左旗財政撥款，建成260多平的木刻楞校舍，包括4間教室，1間辦公室。之后，盟、旗財政又陸續撥款，校舍面積逐步擴大，到了1997年，學校不僅擁有解放牌汽車、教學樓、電教室等固定資產，還有地面接收站設施一套、電視機二臺、錄放像機二臺、投影儀、電子琴、電腦六臺及其他教學所需要的設備儀器。歷年教育投入統計，見表1。

表1 政府歷年對馴鹿鄂溫克人的教育部分投入

2.民族教育成果顯著

經過各級政府的逐漸投入，到1980年，敖魯古雅鄂溫克民族鄉形成了完備的教育體系，從幼兒園到初中，學制完備。在20世紀80年代，獵民中有40%以上能用漢字書寫，90%以上能用漢語進行交流[13]，到了1985年，當年入學率100%、鞏固率100%、普及率100%、合格率100%。1986年，敖鄉學?！靶∩酢苯y考成績平均分、及格率、雙科及格率等指標都獲得了全旗第一的好成績，獵民子女中適齡兒童基本入學，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94年，敖魯古雅鄂溫克民族學校成為呼倫貝爾盟初等義務教育示范學校。

3.得到了廣泛的支援

奇乾、敖魯古雅時期的鄂溫克族學校得到了來自呼倫貝爾盟各個旗內乃至全國各地個民族的支援，支援方式包括師資支持、接收鄂溫克獵民子弟進入中學讀書、給予大學入學免試推薦名額、優先安排獵民子弟入學等。如1960年劉國軍擔任奇乾鄂溫克學校校長，1972年，杜萬壽從阿榮旗調任敖魯古雅學校校長，海拉爾二中、中央民族學院附中、吉林工業大學等，都為馴鹿鄂溫克人的孩子升學提供了機會。

三、結論與展望

首先，從馴鹿鄂溫克人的教育演進歷程來看，呈現出與其社會形態的演變歷程基本保持同步的規律性。當社會形態保持在原始狀態時，教育自然也會停留在與其生產方式相適應的規模與水平上。遷移至中國境內的300多年以來，馴鹿鄂溫克人的生產生活方式在大多數時間中，都是在森林之中游獵，因此，也就不可能建立起正規的學校教育，只有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國家有意識地讓其實現“定居”，并融入到整個社會主義建設的體系之中時，正規的學校教育才真正出現，但因為人口規模本身較小，加之新中國成立之初馴鹿鄂溫克獵民的生產方式還是以狩獵為主，“定而不居”還比較普遍，甚至有的家庭并沒有定居，所以，那時的教育規模還是比較小的，遷移至敖魯古雅之后，隨著當時的經濟發展方針發生變化，獵民對文化知識的重要性逐漸認識加深，加上國家投入加大，教育的規模和水平隨之提升，甚至達到較高的水準。

其次，教育的凝聚、融合功能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具有重要地位。從日本人的10年統治來看，日本人的教育對鄂溫克兒童的殖民教育幾近成功，從瑪利亞·索老人的回憶可以證實：那個時代在日本設置的學校中讀書的青少年兒童，對日本人并沒有產生反感或者民族仇恨，相反，對一些授課老師的印象非常好，并且在其學業獎勵政策之下，有很好的學習動力。這種現象恰恰體現了教育所具有的階級性屬性，即教育是為國家統治的需要服務，這也是馬克思主義教育理論的基本觀點。因此，在強調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民族工作方針的大背景下，研究邊疆地區少數民族的教育問題，包括教育內容、教育方式、教育投入的社會效果和經濟效益、教育發展過程中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等，就顯得尤為關鍵，這是深化今后民族教育工作應考慮的問題。

最后，對于馴鹿鄂溫克人的教育問題，在一些調研報告或論文專著中，也提出了很多比較尖銳的問題，有必要在今后進行專題研究。1979年，中共額爾古納左旗委員會發布的《關于對敖魯古雅鄂溫克族鄉的調查報告》中提出了教育方面存在的三方面問題，1994年10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的郝時遠、張世和、納日碧力戈撰寫《“馴鹿之鄉”敖魯古雅鄂溫克族獵民現狀研究——34年后追蹤調查(1960—1994)》，提出了諸如“以青年獵民為主的變態‘優越感’”“不求進取，自我放縱”等和教育有直接關系的問題，②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內部資料，未公開發表。如謝元媛的著作《生態移民政策與地方政府實踐——以敖魯古雅鄂溫克生態移民為例》中，也提出了在生態移民之后敖鄉教育出現的現代學校教育與文化傳承脫節，并導致“精神世界的惶恐與混亂”等問題[14]。上述問題的提出都是基于田野調查，相對比較客觀中肯，具有重要價值，在今后需要給予有針對性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