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矯正：預防社區矯正對象重新犯罪的新范式

楊涵,張凱

(1.中央司法警官學院監獄學學院，河北 保定 071000)(2.中央司法警官學院矯正教育系，河北 保定 071000)

一、引言

自2003年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以來，我國在預防社區矯正對象重新犯罪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績。司法部社區矯正管理局的統計數據顯示，“社區服刑人員在矯正期間重新犯罪率一直處在0.2%的較低水平”。[1]

在成績面前，我們需要保持審慎態度。部分社區矯正對象的犯因性個體因素很難徹底根除，改變犯因性環境因素需要歷經長期過程，控制犯因性情境因素的相關工作啟動相對遲緩，加之社區矯正對象往往需要面臨融入社會、回歸社區、重返家庭的額外挑戰，重新犯罪的風險依然存在。犯罪造成的危害自不待言，社區矯正對象重新犯罪由于本質上屬于罪犯在監管狀態下再次犯罪，“既是對正在實施的干預項目、矯正措施的否定，也是對監管工作、刑罰功利效率的否定，同時還是對刑罰正義價值的質疑，更是對國家執法權威性和司法裁決公信力的挑戰”[2]，危害顯然更為突出。

“預防和減少重新犯罪是建設更高水平平安中國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盵3]《中華人民共和國社區矯正法》(以下簡稱《社區矯正法》)第3條將預防社區矯正對象重新犯罪明確規定為社區矯正工作的目標。作為踐行這一工作目標的基本路徑，全面、科學地分析社區矯正對象重新犯罪成因，不斷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預防社區矯正對象重新犯罪的新思路、新方法、新技術，成為擺在社區矯正學術研究與實務工作人員面前新的時代課題。社區矯正在全球范圍內被廣泛應用并逐漸發展成熟，為我們參考學習其他國家(地區)的有益工作經驗，在理性評估的基礎上借鑒適用創造了條件?！碍h境矯正”正是從犯罪機會入手，發展形成的預防社區矯正對象重新犯罪新的工作范式。

二、針對“犯罪傾向”：重新犯罪預防傳統范式之局限

犯罪性是促使個人從事犯罪行為的心理傾向。作為典型的犯罪心理，其實質在于自我控制水平較低，屬于犯罪行為的必要條件。[4]“監控”與“矯正”這兩種預防社區矯正對象重新犯罪的傳統范式，借助矯正項目和矯正方案的具體內容以及社區矯正機構工作人員的角色職責予以展現，嘗試改變罪犯的犯罪傾向，削弱犯罪行為的內在動力，以實現預防重新犯罪的目的。

(一)“監控”范式：威懾以壓制犯罪傾向

“監控”范式源于古典犯罪學派的威懾理論?！靶谭ê托淌滤痉ㄖ贫鹊哪繕司褪莿撛煲环N威脅系統?！盵5]社區矯正對象在監控期限內將會持續性地感知法律法規、裁判文書以及監督管理規定營造的強制氛圍，由于恐懼再次體驗刑事司法程序和刑罰處罰施加的痛苦感受而選擇放棄犯罪。

“監控”范式的基本思路在于，相比封閉的監獄環境而言，開放的社區環境中存在導致犯罪傾向“死灰復燃”的條件，因此需要增設外部控制力量加強對罪犯的監督管理，運用威懾手段阻隔社區矯正對象與犯罪條件，使其“不敢”重新犯罪，旨在保護公共安全。

“監控”范式通常表現為，采用直接或間接形式觀察與監督社區矯正對象的外部行為和心理狀態，提醒和警示行為的法律后果，確保其理解行為違規失范引發的被逮捕或監禁風險，當違規失范行為出現時嚴格執法處置等。[6]我國《社區矯正法》第4章“監督管理”部分就具有明顯的“監控”色彩。

遺憾的是，警務策略和監禁研究均未能為威懾理論提供統一、顯著、持久的研究證據支持。[7]“監控”范式的理論基礎受到質疑，實際效果無法令人真正信服，“現在幾乎沒有清晰的證據顯示，單獨運用這種策略能有效地使矯正對象服從?！盵8]究其原因在于，單純對社區矯正對象進行監督管理并沒有實質性地改變其犯罪傾向，充其量只是施加外部力量予以壓制。社區矯正對象感知到的威脅越多，抵觸心理愈發明顯，積極改變心理和行為的主動性和自覺性更低?！氨O控”范式缺乏對犯罪原因的科學分析，導致威懾形式與手段千篇一律，加之被判處管制和宣告緩刑的罪犯沒有監獄服刑經歷，尚未體驗監禁刑的痛苦，威懾效果因此有所折扣。

(二)“矯正”范式：幫扶以改善犯罪傾向

犯罪實證學派將研究視角由“犯罪行為”轉向“犯罪人”后，“矯正”范式誕生?！俺C正”范式充分認識到威懾手段預防重新犯罪的局限性，注重運用醫學、心理學、社會學等處遇措施“改造”“治療”社區矯正對象。

“矯正”范式的基本思路在于，“具體犯罪人”的生理與心理因素，個體之外的自然與社會等因素綜合引發犯罪傾向以及犯罪行為產生，因此，只要解決和降低社區矯正對象的“犯因性需求”，解決其“犯因性危險因素”，截斷社區矯正對象與犯罪條件之間的聯系，就能使其“不愿”重新犯罪，實質性做到改過自新。

“矯正”范式通常表現為，社區矯正機構工作人員與社區矯正對象共建合作互信關系，合力確定矯正目標及策略。在評估社區矯正對象具體、現實需要的基礎上，刑事司法與司法行政機關、志愿服務機構、社會參與力量共同提供心理矯治、成癮戒治、就業幫扶、文化教育、生活技能訓練等服務，強化社會支持，改善其生活狀態。[9]我國《社區矯正法》第5章“教育幫扶”部分就具有明顯的“矯正”色彩。

進入21世紀以來，“RNR”(風險—需求—回應)模型充分體現出“矯正”范式的實踐應用。該模型的理論基礎和實務操作均經受住了“循證”理念的檢驗，重新犯罪預防效果得到諸多研究數據的肯定。類型豐富的矯正項目在國內外的探索與開展反映出“矯正”范式當前所處的優勢地位?！俺C正”范式更為注重社區矯正對象內在、主動地“改善”與“糾正”本人的重新犯罪傾向，而非停留在使其外在、被動地受到“沖擊”和“壓制”層面。但相比“監控”范式而言，“矯正”范式對社區矯正機構的資源儲備、案件分配以及與其他專業性服務機構的協調合作等事務創設了新的挑戰，對社區矯正機構工作人員的矯正工作理念、矯正項目運作知識、個案管理素質、案件處理精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此外，“RNR”模型實際運行中的精準程度仍需提升，偏離預設的“規定動作”也是導致“矯正”范式實效減損的主要原因。

三、從“傾向”到“機會”：重新犯罪預防范式之轉換

“監控”和“矯正”這兩種預防社區矯正對象重新犯罪的傳統范式雖然在理論基礎、工作內容、實際效果等方面存在差異，但共性在于執著地圍繞罪犯本身探尋重新犯罪原因，將犯罪預防措施的作用對象局限于“犯罪傾向”這一狹隘的內在心理因素。在未能全景呈現社區矯正對象重新犯罪生成機制的境況下，犯罪預防工作的完整性和科學性自然受到質疑。加之犯罪性是“實施犯罪行為方面的穩定的差異”，犯罪性的產生是“不適當的兒童養育活動的一種結果”[10]，短時間內改變“犯罪傾向”并非易事，社區矯正機構工作人員從事此類活動實有勉為其難之嫌。隨著“犯罪機會”在犯罪生成機制中所處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視，嘗試以其作為切入點形成社區矯正對象重新犯罪預防工作理念新范式成為可能。

(一)理論基礎：“機會”的犯罪生成機制

1.概念界定：犯罪機會溯源

犯罪學理論的不斷發展導致“犯罪機會”的含義也在發生變化?！皺C會”一詞最早出現于“不同機會”理論之中。作為犯罪學“緊張理論”的分支，“不同機會”理論主張，“當個人謀求成功的合法機會受到阻礙時，就會利用非法的機會(手段)追求成功，從而導致越軌及犯罪行為”。[11]“犯罪機會”的實質即為某社會成員由于無法通過合法途徑獲得被社會所認可的成功而遭受挫折時，為了克服緊張情緒，享受所謂“成功”(如物質財富等)，轉而訴諸犯罪手段。

20世紀70年代，“理性犯罪人”研究的復興與環境犯罪學的興起為犯罪學“新機會”理論的形成奠定基礎?！靶聶C會”理論的起源可追溯至1976年梅休(P.Mayhew)等人撰寫的《作為機會的犯罪》一文，文中將“犯罪機會”區分為“與人關聯”以及“與物關聯”兩種類型，并對其構成要素進行了界定，包括提供行為時機和提供行為誘惑，但并沒有將“犯罪機會”確定為犯罪成因之一。[12]1998年，費爾森和克拉克在《機會“成就”竊賊：犯罪預防實踐理論》一文中將“犯罪機會”的性質明確為“犯罪主要成因”或稱“根本原因”，犯罪生成機制研究因之在個體與社會層面之外尋找到了新的立足點。[13]

學界早期對于“犯罪機會”的理解過于寬泛，如“犯罪機會是指有利于犯罪產生、發展的各種因素，它對犯罪的產生不是必然的，而是必要的”[14]。這種理解迎合了“機會”一詞的字面含義，即“恰好的時候、時機”，但“各種因素”顯然無法明確犯罪機會的外延。

在犯罪情境預防理論發展初期，“機會”可以用作“情境”的代名詞。但有學者認為，“犯罪情境”僅是犯罪決策和犯罪行為實施依托的“中性”客觀具體環境，兼具有利和不利犯罪的因素；而“犯罪機會”則在客觀情勢之外蘊含犯罪主體的主觀評價，即“有利于犯罪人做出犯罪決定和實施犯罪行為的具體環境”。[15]也有學者認為，“犯罪情境”并非單純為決策實施預期犯罪與否提供信息，即評判“犯罪機會”存在的事實素材，更能貢獻“提示”“壓力”“允許”以及“挑釁”等“情境促發因素”以積極地引起犯罪行為的發生。[16]

結合上述觀點，本文在廣義層面上使用“犯罪機會”一詞，不僅包括具體犯罪情境中形成或強化犯罪動機的犯罪促發因素，還包括由具備犯罪動機的犯罪主體評價為適宜犯罪的即時外部條件或微觀環境。區別于犯罪傾向，犯罪機會主要存在于犯罪人外部環境之內，以犯罪條件的形式顯現于犯罪生成機制之中，可控性以及控制的有效性更為明顯。

2.理論解讀：機會引發犯罪

“新機會”理論認為，個體行為是個人特性與外在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犯罪行為也不例外。無論犯罪傾向如何，個體在實施犯罪時不可避免地要去滿足外在客觀物理環境提出的要求或回避其構成的阻力。費爾森和克拉克主張，犯罪機會在所有犯罪的發生、發展過程中都在發揮作用，并不限于財產犯罪；即使在最為精心策劃、動機最深的故意殺人犯罪中都能發現犯罪機會的影響。在決定是否實施犯罪的時間節點上，犯罪機會扮演著比犯罪傾向更重要的角色。在充滿犯罪機會的情境中，預先并不存在犯罪傾向的人也有可能被其吸引而實施犯罪行為。即使通常守法之人，如果經常遇到犯罪機會，也有可能實施犯罪。犯罪機會越多，犯罪數量自然也會越多。[17]

環境犯罪學的代表性理論，即日?；顒永碚?、犯罪形態理論、理性選擇理論，從不同視角闡釋了“機會”的犯罪生成機制。日?；顒永碚撁枥L了犯罪機會的典型樣態，其表現為“犯罪人”“犯罪目標”“犯罪監控者(即犯罪預防主體)缺失”三項犯罪必需元素在特定時空環境中的聚合。日?；顒永碚摳鼮樽⒅夭捎煤暧^視角分析社會變革對典型犯罪機會樣態的結構性影響，如社會科技進步創造出體積小巧但價值豐厚的適宜被盜目標，眾多女性勞動力進入職場不僅提升個人被害風險，其住宅也會因無人看管而更加容易遭受入室盜竊等犯罪的侵害。

犯罪形態理論基于中觀視角闡述個體活動節點、連接活動節點的路徑以及活動區域邊界承載的犯罪機會。犯罪人同樣具有相對穩定的時空活動形態?；顒庸濣c及其路徑塑造物理層面的活動空間，進而對應形成心理層面的認知空間。犯罪人通常在自己的認知空間內察覺并利用適宜的犯罪機會，“認知空間”和“犯罪機會空間”重合之處即為犯罪容易發生的地點?！罢菨撛诘姆缸锶撕捅缓θ松罘绞交蚧顒有螒B時空的重疊，或者共同使用一個活動節點區域，才是一個人成為被害人的最可能原因?！盵18]

理性選擇理論選取微觀視角理解犯罪主體面臨犯罪機會時做出心理決策的過程。具有“理性”的犯罪主體計較得失、權衡利弊，往往會在實施犯罪之前評估犯罪行為的風險和收益，僅當收益大于風險時才會決定犯罪。然而，犯罪主體的心理決策過程主要依附于最為直觀且接近的犯罪情境展開，眼下的犯罪機會影響顯著，忽略對于長期性、終局性犯罪得失的充分考量，因此本質上屬于“有限理性”和“當下情境理性”。

(二)證據支持：基于“機會”的犯罪預防實踐檢驗

循證理念要求基于“證據”開展犯罪預防實踐，歷經提出犯罪問題、獲取研究證據、評價整合證據、應用最佳證據、評估實踐效果等5項操作流程，以提升犯罪預防實踐的科學性和有效性，實現犯罪預防實踐的效益最大化。

近年來，“減少犯罪機會即可預防犯罪產生”“減少犯罪機會的工作通常并不會轉移犯罪”“減少犯罪機會的工作還可形成犯罪預防利益擴散效應”等命題逐漸獲得眾多研究證據支持。犯罪情境預防作為聯合國《犯罪預防準則》確定的三大犯罪預防途徑之一，“通過確認、管理、設計、調整等方法，持久有機地改變情境，以此影響行為人的理性選擇，減少犯罪機會情境和促成犯罪的情境因素，從而達到犯罪預防的目的?！盵19]

鮑爾斯和約翰遜對63項犯罪情境預防研究中的110個效應量進行了元分析。結果顯示，犯罪情境預防有助于產生減少犯罪或被害的顯著效果，盡管顯著程度處于中等水平。[20]犯罪人通常會在熟悉的認知空間中選擇犯罪機會，新的陌生空間無疑會增加犯罪難度與風險，加之“機會型”犯罪人占據相當比例，犯罪情境的強烈刺激是主要犯罪誘因，當外在刺激因犯罪情境預防技術的應用而不復存在時，潛在犯罪人一般不會刻意尋找新的犯罪機會以實施犯罪。古雷特和鮑爾斯的研究對比證實，即使將“轉移”的分析項目擴展至犯罪空間、犯罪類型、犯罪目標、犯罪行為方式、犯罪時間、犯罪主體等6種形態，在納入分析范圍的102個研究的574項結論中，僅有27%報告出現“轉移”。因此，“簡而言之，犯罪轉移遠非不可避免?！盵21]

四、聚焦犯罪機會的“環境矯正”：重新犯罪預防范式之創新

2002年，卡倫、?？艘约奥鍦乜财展餐岢隽恕碍h境矯正”這一術語，實現環境犯罪學理論與社區矯正工作的首次結合，三位作者將其稱為“緩刑和假釋有效監管的新范式”。環境矯正“創新性運用環境犯罪學理論，闡釋了社區矯正監管工作如何通過減少犯罪機會實現降低重新犯罪率的效果”，其核心思想在于，“如果社區矯正機構工作人員能夠系統性地與罪犯及其家庭、社區成員以及警察合作，降低罪犯受到犯罪機會誘惑和接觸犯罪機會的程度，緩刑和假釋監管工作的有效性將對應性地得以提升?！盵22]

2013年，辛辛那提大學的謝弗博士撰寫題為《環境矯正：讓社區矯正對象監管工作有效》的博士論文，系統闡述環境矯正的理論基礎、實務操作、未來發展等問題。(1)本文對于“環境矯正”的介紹主要以該文為基礎。See Schaefer L. Environmental Corrections: Making Offender Supervision Work[D]. Cincinnati: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2013.2016年，以博士論文內容為基礎，謝弗、卡倫、?？巳斯餐霭媪藢Ｖ董h境矯正：社區之內監管罪犯的新范式》，學術影響力得以進一步提升。

(一)關注犯罪機會：重塑重新犯罪預防理念

指導刑事政策與促進刑事法律發展是犯罪學的價值之所在?？v觀社區矯正制度一百余年的發展與運行歷史，犯罪學與社區矯正工作的聯動與貫通始終未曾中斷。重新犯罪本質上仍為“犯罪”，犯罪學的新理念、新策略、新技術自然可以植入社區矯正工作，為預防社區矯正對象重新犯罪提供新的理論支撐與思路源泉。

1.重新犯罪預防對象定位：從“犯罪人”到“犯罪(事件)”

現有社區矯正對象重新犯罪原因實證研究數量相對有限，總體聚焦兩類主題，一是難以透徹分析并全面施加干預的社區矯正對象犯罪傾向，二是影響相對間接且完善歷經長時的社會觀念、矯正制度等因素。在犯罪機會的犯因性作用尚未被充分認識的前提下，依據現有犯罪原因分析結論制定的重新犯罪預防對策必然存在一定短板。

20世紀70年代以來，環境犯罪學和犯罪科學的興起引發犯罪預防理念的實質變革，兩者均以犯罪事件(而不是犯罪人)為研究對象，關注當下環境(而不是過去的影響因素)對犯罪發生的作用。[23]由此，犯罪預防工作重心在犯罪人內在特質和犯罪傾向之外尋找到犯罪事件生成機制和發展動態這一新的著力點，犯罪預防干預對象在過于宏觀的社會結構因素和過于微觀的犯罪主體身心因素之外尋找到犯罪情境(特別是蘊含其中的犯罪機會)這一新的切入點，犯罪預防價值功用在社會預防與發展性預防見效的長期性之外獲得了情境預防收益的即時性這一新的證明點。社區矯正工作需要跟進犯罪學發展趨勢，全面分析社區矯正對象重新犯罪“事件”的形成原因，將重新犯罪行為的演進過程、時空背景、犯罪主體和犯罪情境的互動等內容納入分析范圍，以此為依據實施旨在減少、消除犯罪機會的重新犯罪預防策略。

2.重新犯罪預防主體選擇：從一元到多元

回歸“社區”本意、強化社會參與是社區矯正理論與實踐中老生常談的問題。社區矯正對象重新犯罪預防工作的主體絕不限于監督控制和教育管理社區矯正對象的社區矯正機構工作人員?！靶聶C會”理論體現出“治理”理念在犯罪機會控制領域中的應用，為社區矯正對象重新犯罪預防主體的拓展提供了理論指引。

正如前文所述，作為“新機會”理論的支柱構成，日?；顒永碚撁枥L出犯罪機會的典型樣態，若“犯罪監控者”未曾缺位而存在于犯罪情境之中并能發揮應然作用，犯罪機會將會瓦解，犯罪事件得以預防。

隨著日?；顒永碚摰陌l展，“犯罪監控者”這一初始元素的具體形象以及預期職責愈發清晰，可分解為三類犯罪“控制者”：“管控者”憑借情感聯系抑制犯罪人利用犯罪機會的沖動；“監控者”憑借熟識潛在犯罪情境降低犯罪被害目標的吸引力度，降低犯罪風險；“管理者”憑借地點管理職責減少犯罪機會的數量與可獲得性。[24]

環境矯正范式充分認識到上述三類控制者的犯罪機會治理優勢，吸納其參與社區矯正對象重新犯罪預防工作。謝弗等人開展的研究項目嘗試融合非正式社會控制機制與社區矯正對象監管工作，核心在于社區矯正機構招募并培訓社區矯正對象的社會網絡成員(如緩刑和假釋犯的父母、配偶以及朋友等)作為犯罪控制者減少犯罪機會。質性研究分析發現，犯罪控制者主要可從以下八種途徑減少社區矯正對象面臨的犯罪機會：一是提供社會支持，如給予社區矯正對象行為建議和積極強化，助其保持守法行為；二是提供工具性支持，如滿足社區矯正對象具體的生活需求，確保其負責任地遵守各項社區矯正要求；三是塑造社區矯正對象的日?；顒幽Ｊ?，改變其生活工作環境，如搬遷以避免接觸犯罪機會或強化外在親社會因素影響，改變生活常態以規避已知的犯罪機會；四是重建社交圈，如擴展親社會成員交往網絡，斷絕原有可能招致犯罪的社交關系；五是識別并防范犯罪誘因，如了解社區矯正對象失范行為的外界刺激，當犯罪激發因素出現時，引導其遵守法律；六是提出警示威懾，如警告行為可能出現的后果，將社區矯正對象不服從管理的行為報告社區矯正機構工作人員；七是監控與干預，觀察社區矯正對象棄惡從善進程，并在犯罪風險情境出現時給予必要干預；八是共同終止犯罪，當承載犯罪控制者身份的社區矯正對象親屬、朋友本身具有犯罪前科，雙方可以共同努力預防重新犯罪的發生。[25]

犯罪控制者的理論身份預設和現實行為轉化并非自然銜接，“應然”和“實然”之間存在距離和偏差難稱罕見，據此，桑普森、艾克和杜漢姆將犯罪預防失利的成因之一歸結為“人們和組織疏于采取預防犯罪的必要措施，且這些措施為人所知并具有實用性”。[26]犯罪控制者實際著手減少犯罪機會不僅需要本人自覺，同樣需要外在推動。犯罪“超級控制者”概念，即“推動控制者形成預防犯罪動機的人、組織和制度”，緣此誕生。公安機關正是典型的犯罪“超級控制者”，作為預防犯罪的專門力量，除了配合協助查找失聯社區矯正對象、到場處置社區矯正對象正在實施的違反監督管理規定或禁止令等違法行為、給予違反法律法規或者監督管理規定的社區矯正對象治安管理處罰等常規重新犯罪預防工作之外，還可以與社區矯正等機構合作識別犯罪機會并制定解決方案，監控潛在犯罪目標或者犯罪熱點區域，直接參與犯罪機會治理活動，更可作為典型的超級控制者，踐行“第三方警務”策略，利用法律杠桿說服或強制應然的犯罪控制者落實主體責任，實現犯罪機會的共同治理。如警方要求酒吧、網吧、出租屋等業主落實情境預防措施，降低犯罪機會對社區矯正對象的誘惑與吸引程度。

3.重新犯罪預防方案制定：從“標準化”到“個性化”

矯正方案中蘊含重新犯罪預防的工作目標、具體安排等內容，應當根據社區矯正對象的身心特點與犯罪原因等內容予以制定。然而，正如前文所述，犯罪機會尚未完整納入重新犯罪原因分析視野，矯正方案具有“先天不足”。此外，矯正方案常?！皹藴驶庇杏喽搬槍π浴辈蛔?，專注宏觀抽象的行為規范而忽略微觀具體的犯因性需求干預，方案內容動態調整略顯滯后，導致分類管理、個別化矯正的預期功效難以充分實現。例如，實務人員指出，“部分矯正方案直接套用格式模板，缺乏針對性和有效性，如在未成年人與成年人、青壯年與老年人的管理教育方式和內容上沒有實質區別?！盵27]

環境矯正范式要求遵循“個性化”標準改進矯正方案，特別是其中的重新犯罪預防部分，要求充分認識“機會”的犯因性作用，全面分析社區矯正對象的重新犯罪風險因素。鑒于犯罪機會在不同類型犯罪間扮演的角色有所差異，不同犯罪人解讀與利用犯罪機會的模式也不盡一致，環境矯正范式要求矯正方案必須詳盡梳理社區矯正對象在工作、生活等“日?；顒印敝锌赡苊媾R的犯罪機會，定制矯正內容，設計重新犯罪預防策略。

具體而言，環境矯正范式提倡運用“減少犯罪機會的日?；顒痈深A策略”(Routine Activities Intervention Strategy for Opportunity Reduction, RAISOR)，其通常由以下五個主要部分構成：一是總體監管條件，該內容主要由相關刑事法律規定并在法院判決中予以明確，列舉社區矯正對象必須遵守的“通用性”規則，旨在避免接觸絕大多數社區矯正對象共同面臨的犯罪機會。二是具體監管條件，亦即針對特定社區矯正對象設計的限制性規定，該內容通常由法院判決制定，旨在避免再次接觸既成犯罪中已然發揮作用的犯罪機會。三是教育矯正內容，即解決社區矯正對象的現實需求，要求其持續從事親社會活動，旨在改善其解讀犯罪機會的方式，削弱高危犯罪情境對犯罪傾向的激發效應，避免其實際利用犯罪機會實施犯罪。四是活動“新常態”重構。一方面，構建遠離犯罪機會的“新常態”，基于社區矯正對象面對和追求犯罪機會的風險評估結論，制定限制接觸特定對象、限制到訪特定地點、要求在特定時間從事特定活動等規則，阻隔社區矯正對象與犯罪機會之間的聯系。雖與第二項內容存在相似之處，但此處著眼于社區矯正啟動之后的時間階段，規則制定依據在于社區矯正對象在矯期間可能額外接觸的犯罪機會，規則內容的前瞻性與預測性更為突出。另一方面，構建親社會活動的“新常態”，以合法有益活動取代違法悖德活動，培養社區矯正對象的價值觀念和生活工作技能，為其重構符合法律等社會規范要求的新型日?；顒臃绞?。五是矯正方案實施規劃，即根據社區矯正對象犯罪機會風險的發展情況，動態調整矯正方案的具體要求，變更矯正會議的時間、頻率、形式和主題等內容。

(二)評估犯罪機會：明確重新犯罪預防指向

風險社會背景下的重新犯罪預防工作尤為重視重新犯罪風險的評估、管理與控制，評估重新犯罪風險成為預防社區矯正對象重新犯罪的基礎性工作與初始性步驟?？v觀世界范圍內重新犯罪風險評估工具發展的四個主要階段，雖然經驗擅斷幾近消失，理論支撐愈發強化、評估指標逐漸全面，實踐價值更為突出，精確水平繼續提升，但遺憾之處依然存在。例如，專門應用于社區矯正領域的重新犯罪風險評估工具相對匱乏；重新犯罪風險評估指標雖然吸收靜態與動態犯罪風險因素，但整體而言依然注重“回溯過去”，社區矯正期間犯罪風險變化情況難以充分在現有評估指標中找到相應載體。由于重新犯罪風險評估工作啟動時間相對較晚，我國目前在評估指標設計、評估目標確定、評估工具的制度性、統一性應用方面尚存一定不足。[28]

環境矯正范式將犯罪機會納入重新犯罪風險評估工作之中，為此設計兩項評估工具，即“犯罪機會風險減少活動清單”(Crime Opportunities Risk Reduction Action List, 即CORRAL)和“犯罪機會管控因素評估工具”(Crime Opportunities Regulators Rating Tool, 即CORRT)，彌補了現有犯罪風險評估工具忽視具體情境因素的不足。前者收集六項主題數據，用于評估社區矯正對象犯罪機會的風險因素，揭示出社區矯正對象積極追求犯罪機會的高風險情境信息，這些主題分別是犯罪類型、共同犯罪情況、犯罪時間、犯罪地點、犯罪促發因素及其風險水平、犯罪主體對于犯罪機會的認知情況。前五項主題通常依托官方犯罪記錄進行結構化信息提取與風險評估，而最后一項主題數據則一般通過評估人員與社區矯正對象訪談獲取，使用開放性問題替代結構化選項，以充分了解犯罪機會的真實情況，細致探究犯罪機會的犯因性作用。上述主題數據將用于制定社區矯正期間監督管理的基本要求和限制規定，借此改變社區矯正對象日?；顒?，引導其遠離犯罪機會，最終實現預防重新犯罪的目的。

后者收集五項主題數據，用于評估社區矯正對象犯罪機會的保護因素，揭示出保護社區矯正對象免受犯罪機會影響的相關信息，這些主題包括：(1)社區矯正對象參與活動的內容及其性質；(2)社區矯正對象“管控者”的影響類型以及影響強度；(3)被害目標的情況描述、重復被害風險以及“監控者”的安排；(4)社區矯正對象主要活動地點類型、具體位置以及“管理者”的確定；(5)犯罪機會管控因素的整體梳理及行動計劃的擬定。除三類犯罪控制者外，親社會活動本身也具有“犯罪機會管控因素”的性質，社區矯正對象參與此類活動期間將無暇顧及犯罪機會，重新犯罪的概率得以降低。

在大數據技術廣泛應用的當今社會，社區矯正對象重新犯罪風險評估工作需要緊跟時代發展潮流，豐富犯因指標體系(如狄小華教授將其分為致因、心因以及誘因三種類型，其中“誘因”與“犯罪機會”在內涵上有相似之處)[29]，加快建設重新犯罪數據云收集、云存儲與云計算平臺，破除信息壁壘，實現資源共享與智能運用，推動重新犯罪風險評估精確水平與指導價值的實質提升。

(三)規避犯罪機會：實現重新犯罪預防治標

在科學認知犯罪機會的犯因性作用、準確掌握犯罪機會的表現形式、系統評估犯罪機會的風險程度基礎上，環境矯正形成預防社區矯正對象重新犯罪的兩種思路，即治標型的犯罪機會規避與治本型的犯罪機會抵制。

犯罪機會規避主要通過兩條路徑實現。第一是避免進入蘊含犯罪機會的物理環境。矯正方案中規定的限制性監管條件以及重構的社區矯正對象日?；顒印靶鲁B”實質上從正反兩個方面反映出提供犯罪機會、易于促發犯罪的具體物理環境形態。我國《刑法修正案(八)》增設的“禁止令”制度以及《刑法修正案(九)》增設的“禁業規定”制度正是犯罪機會規避思想的具體體現。

社區矯正對象具有相對獨立的活動決策能力與相對自由的活動空間，加之矯正方案可能無法窮盡列舉充斥犯罪機會的全部環境，因此社區矯正機構工作人員有必要教授“情境評價”與“情境選擇”兩項技能，幫助社區矯正對象規避犯罪機會。掌握“情境評價”技能的社區矯正對象能夠準確判斷不同情境中存在的犯罪機會，以及置身其中形成的想法、情感以及行為，從而明確需要規避的對象。規避犯罪機會不能僅停留在事物認知與心理抉擇層面，社區矯正對象在評價流程完成之后自覺運用評價結論重構日常行動離不開“情境選擇”技能的養成。社區矯正機構工作人員應當幫助社區矯正對象認識到活動情境之間的關聯性，在不同情境(特別是容易引發犯罪的情境)下衡量犯罪機會數量的多寡，判斷犯罪機會吸引程度的高低，最終目的在于使其做出遠離犯罪風險情境、實施守法行為的正確選擇。

第二是參加替代性親社會活動以遠離犯罪機會。社會控制理論指出，作為社會紐帶的“參與”解釋了行為主體有效遠離犯罪機會的原因，當其花費時間和精力到傳統活動(如體育活動或學校事務等)時，不再具有時間和精力從事越軌行為，從而斷絕了“做壞事的機會”。[30]犯罪終止理論也有助于解釋參加替代性親社會活動的重新犯罪預防機制。當融入親社會環境之后，前犯罪人會觀察并隨之認同和實施親社會行為。這種新的環境使其難以接觸犯罪機會，從而構建符合社會規范的日?；顒臃绞?，新型生活軌跡得以創制、原有犯罪觀念得以轉變，過往標簽身份得以消弭，歷史犯罪生涯得以終結。

(四)抵制犯罪機會：踐行重新犯罪預防治本

作為規避犯罪機會的典型法律制度，禁止令在實際運行中面臨適用方式機械化、具體內容無必要、不明確、不關聯、不可行、判決用語不規范等問題。[31]實際上，禁止令所規避的“犯罪機會”屬于“類型化”犯罪機會，共性歸納有余但個性演繹不足。犯罪機會是一個具有相對性的、主客觀相統一的概念，也是犯罪人與犯罪情境互動的產物，犯罪人對于犯罪情境的評價和解讀是決定其是否存在的關鍵因素。對于初犯、偶犯和多次犯罪的人而言，犯罪機會的誘惑程度顯然有所差異。外部情勢只有與犯罪主體結合起來研究才能還原犯罪機會的本來面目。

嚴格意義上來講，禁止令或者矯正方案不能囊括社區矯正對象可能面臨的全部犯罪機會，社區矯正機構工作人員和犯罪控制者也無法徹底阻隔社區矯正對象與犯罪機會的接觸。在犯罪機會難以完全規避的情況下，需要教育社區矯正對象正確對待并自覺抵制犯罪機會，而不僅僅是被動接受社區矯正機構施加的外部強制。

環境矯正范式主張，犯因性思維方式、犯因性情感、犯因性個體控制以及犯因性問題解決技能等四種“情境挑戰”與社區矯正對象無法抵御犯罪機會誘惑、積極追求利用犯罪機會從事犯罪活動相關。實證研究表明，認知行為療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即CBT)，即“通過改變個人非適應性的思維和行為模式來減少失調情緒和行為，改善心理問題的一系列心理治療方法的總和”，在降低社區矯正對象重新犯罪率方面效果良好。[32]環境矯正范式瞄準“情境挑戰”，運用認知行為療法，教育指導社區矯正對象抵制犯罪機會，犯罪動機由于犯罪機會吸引力和刺激性的降低而受到抑制。

其一，針對犯因性思維方式，環境矯正可采用認知重建策略。要求社區矯正機構工作人員在與社區矯正對象交流的過程中及時察覺其在犯罪情境中解讀犯罪機會與做出犯罪決策的錯誤觀念，指導社區矯正對象通過表達與練習確立理性守法的思維模式，解決認知扭曲引發犯罪的問題。其二，針對犯因性情感，環境矯正可采用反應調節策略。該策略改變社區矯正對象的情感體驗和反應方式，即使其負面情感無法徹底消除也可采用合法行為應對；也可采用認知重評策略使社區矯正對象從不同角度重新審視產生問題情感的情境，重新解讀情境中的犯罪促發因素，削弱或消除對負性刺激的心理定勢，改善消極情緒體驗。其三，針對犯因性個體控制，環境矯正可采用強化自我控制策略。包括調控社區矯正對象注意力，使其關注思維觀念向犯罪行為的轉化過程，從而確定適宜的自我控制方式與時間節點；提升社區矯正對象自我效能以強化自我控制信念；培養社區矯正對象自我暗示與自我結果管理能力以提升行為后果預測水平，當行為后果處于掌控范圍之內時，其自我控制相對更為容易進行。其四，針對犯因性問題解決技能，環境矯正可采用培養問題解決技能策略。教育社區矯正對象準確界定問題、全面設計問題解決方案、理性優選解決方案以及實踐檢驗評價解決方案。當社區矯正對象將上述問題解決流程內化于心時，即使獨自面臨犯罪機會，也會選擇遵守法律而放棄追求利用犯罪機會。

五、結語

環境矯正理論及其應用目前尚處起步階段，在社區矯正對象的差異性、“犯罪機會”概念理解的周延性、犯罪機會風險評估的精確性、犯罪機會規避的針對性以及犯罪機會抵制的實操性等方面仍然有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但近年來實務調查與研究驗證均已展示出環境矯正顯著的發展潛力。米勒通過調查發現，美國緩刑官普遍開展聚焦犯罪機會的監管實踐，雖然在應用程度上有所差異，其中幫助緩刑犯認知并規避產生犯罪風險的地點和活動兩種策略最為常用。[33]謝弗和利特爾在澳大利亞某大都市區開展實證研究后發現，應用環境矯正的實驗組社區矯正對象在6個月的考察期內重新犯罪率降低28.18%，環境矯正的重新犯罪預防效果得以初步證實。[34]

國內對于環境矯正的研究較為有限，且主要局限于國外環境矯正應用概況的簡要介紹，如江山河教授在分析美國社區矯正發展歷程時指出，進入循證社區矯正階段之后，“社區矯正實務中也漸多采用犯罪機會控制模式。這種模式更多關注犯罪機會或犯罪環境的控制”[35]。熊貴彬副教授在推介犯罪機會控制策略時提及其在社區矯正領域的應用，即“聚焦犯罪機會監督”[36]。

值得注意的是，江山河教授研究團隊曾于2013年在我國湖北省開展社區矯正工作策略研究，研究對象為該省15個縣的225名社區矯正機構工作人員。研究結果表明，“犯罪機會預防”策略已被眾多社區矯正機構工作人員使用，具體可分為“以社區矯正對象為中心的犯罪機會預防”和“以社區為基礎的犯罪機會預防”兩種類型。前者幫助社區矯正對象識別并避免進入和從事引發重新犯罪風險的場所和活動，后者尋求家庭與社區成員以及政府組織等力量的支持與幫助，監控社區矯正對象活動，幫助其遠離重新犯罪。[37]2016年，該團隊將研究對象更換為湖北省某市的370名社區矯正對象，研究結果顯示，絕大多數社區矯正對象認可犯罪機會預防策略的重要價值。[38]

近年來，我國緊跟全球犯罪學發展趨勢，環境犯罪學理論研究在發文數量、研究技術水平、研究內容等方面取得顯著進步。[39]以環境犯罪學理論為指引，犯罪情境預防、犯罪熱點治理、犯罪分析與預測等實踐活動蓬勃興起，均為環境矯正的本土化應用提供了適宜的觀念基礎、理論支撐與技術保障。不過，但未麗教授指出，社區矯正的“監管”屬于松散監管，本身無法排除矯正對象再犯罪的空間與機會，[40]這為環境矯正的本土化應用提供了明確的問題指引。

由于是預防社區矯正對象重新犯罪的“新范式”，我國社區矯正機構借鑒應用環境矯正理念時可能面臨工作任務繁重、“第三方”動員能力有限、矯正項目缺乏、信息化建設滯后、地區間發展不均衡等困境，社區矯正機構工作人員在具體開展環境矯正工作時可能會遇到人員數量短缺、專業素養匱乏、認識轉變遲緩等問題。環境矯正范式能否對接我國社區矯正工作實際，能否將承載期待的理論表述轉化為預防社區矯正對象重新犯罪的積極效果都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