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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中國科幻小說研究特征論

2022-02-11 06:24方舟
江漢論壇 2022年2期
關鍵詞:賽博譯介朋克

摘要:隨著科幻小說創作的再次崛起,新世紀中國科幻小說研究逐漸進入主流文學研究體系,呈現出三大新的特征:一是圍繞科幻界熱點事件,科幻小說研究熱潮頻出;二是因外國科幻小說中譯本和中國科幻作品外譯本的增多,科幻小說譯介成為新的研究亮點;三是對人工智能和賽博朋克等為主的新興科幻小說類型的研究,更新、拓展了傳統科幻小說研究視野與思想空間。本文對21世紀中國科幻小說研究進行了梳理、闡釋,揭示出其特征與話語機制,反思其中存在的問題,提出若干解決方案。

關鍵詞:21世紀;科幻小說研究;三大特征;問題反思

中圖分類號:I206.7?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3-854X(2022)02-0104-06

進入21世紀,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文化傳媒的多元化發展,中國科幻小說創作相比于上個世紀,進入全新發展階段。無論是圍繞太空、外星人和高科技等的“硬科幻”,還是加入了更多故事性與人文元素的“軟科幻”,亦或是新浪潮后出現的一批以賽博朋克、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興科幻題材作品,都取得了較大的成功??苹眯≌f一直以來所處的邊緣化境地逐漸得到改善,開始進入主流文學讀者視野。隨之而來的是科幻小說研究熱潮的興起,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投身科幻研究,一批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將科幻小說研究納入學科規劃體系,不少學術期刊為科幻小說研究開辟專欄,這些構成了新世紀文學研究領域一道新的景觀。本文將系統考察新世紀科幻小說研究情況,探討新世紀科幻小說研究新特征,揭示其內在話語機制,并反思其中存在的問題。

一、三次研究熱潮

中國的科幻小說發展至今已有百年歷史,但是在主流學術界其身份一直無法得到認同,關于科幻小說的研究常處于邊緣,學術地位與影響力都無法與其他文類研究相提并論。進入21世紀,隨著科幻小說迅速崛起,科幻小說研究隊伍不斷壯大,文章數量顯著提升,內容趨于多樣化,并出現了三次研究熱潮。每次熱潮過后,關于科幻小說的研究便進入到新的階段,這在過往的研究史上幾乎很難看到。

第一次研究熱潮以2010年為起點。2010年全球華語科幻星云獎創辦,中國科幻事業迎來黃金發展時期,同年在上海召開的“新世紀十年文學:現狀與未來”國際學術研討會上,韓松和飛氘作為科幻作家代表參會并發言,引起了主流文學界的關注?!度嗣裎膶W》2012年第3期以系列專題形式刊登科幻作家劉慈欣的4篇作品《微紀元》《贍養上帝》《詩云》《夢之?!?,這是《人民文學》繼1978年第8期刊登童恩正的科幻小說《珊瑚島上的死光》之后,再次刊登科幻作品?!度嗣裎膶W》作為新中國成立后創辦的第一份國家級文學雜志,以茅盾所說的“創造富有思想內容和藝術價值,為人民大眾所喜聞樂見的人民文學”① 為辦刊理念,它對科幻作品的關注重新點燃學術界,指出了新的研究方向。同一年,北京師范大學吳巖教授的課題“20世紀中國科幻小說史”獲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立項資助,這是國內首個獲得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的科幻類研究,2011—2012年間另有“現當代美國科幻文學研究”“中美科幻小說發展機制比較研究”“現代性批判視野下的反烏托邦小說研究”等三項與科幻小說研究相關的項目獲得國家社科基金立項,引起學界重視。此次研究熱潮在內容上關注的主要有對烏托邦與反烏托邦的探討,對經典作品的解讀,以及科幻小說的翻譯等。涉及的學科既有中國文學、外國文學、文藝理論、戲劇電影,還有工業經濟、生物醫學工程、計算機硬件技術、航空航天科學與工程等,說明“科幻”內涵之豐富,已經遠超傳統文學范疇。從研究主體來看,涌現出了王衛英、吳巖、高亞斌、李英等一批科幻研究的領軍人物,在他們的帶動下,中國科普研究所、北京師范大學、南京師范大學、蘭州交通大學等機構的科幻文學研究發展迅速。

第二次研究熱潮發生在2015年前后。如果說上一次研究熱潮更多來自主流刊物對科幻小說的關注以及國家社科基金立項的指引,具有濃厚的學術規劃意味,那么,此次關于科幻小說的研究熱潮則由科幻小說獎項帶動。這股“科幻熱”緣于2015年作家劉慈欣的《三體》獲得“雨果獎”,這一獎項對劉慈欣本人來說是極高的榮譽,對中國的科幻事業同樣具有里程碑意義??苹眯≌f不再被歸入“小眾”文類,其作為一種文學門類正式走入中國廣大讀者的視野。圍繞《三體》所展開的二次創作,如短視頻、歌曲、廣播劇、動畫等在互聯網上隨處可見,由“三體熱”引發的連鎖效應更是帶動了整個科幻界的崛起。2016年郝景芳的作品《北京折疊》獲得第74屆雨果獎最佳中短篇小說獎,將這股研究熱潮繼續延傳下去。某種意義上看,《北京折疊》繼《三體》之后再次獲獎說明中國科幻絕非“曇花一現”,而是具備持續輸出優秀作品的能力,其背后是中國科幻人多年來為科幻事業所進行的不間斷的奮斗。從該時期的研究主題來看,“劉慈欣”“《三體》”“雨果獎”“《北京折疊》”等的出現頻率明顯提高,形成了新的研究熱點。部分刊物為科幻小說研究開設專欄,如《中國比較文學》2015年第3期以“全球化時代的科幻文學:晚清與當代”為主題刊發了8篇科幻主題論文;《文藝理論研究》2016年第1期的“科幻小說研究”專欄刊發了5篇科幻主題論文。這一時期科幻研究隊伍逐漸壯大,除了原有的學者繼續科幻研究外,湯哲聲、王瑤、李廣益、任冬梅等成為科幻研究的新勢力,越來越多高校,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武漢大學、四川大學等紛紛將“科幻”納入研究規劃中。

第三次研究熱潮發生于2019年。這次熱潮主要緣于2019年春節檔科幻電影《流浪地球》的上映,與前一次由小說帶動的研究熱潮相比,科幻電影的熱映以更加直觀的方式拉近了科幻與大眾的距離。中國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科幻電影是《珊瑚島上的死光》,其改編自童恩正同名小說,由上海電影制片廠于1980年拍攝,曾經轟動一時?!读骼说厍颉吩?019年的大獲成功,既是對《珊瑚島上的死光》的接續,也是中國科幻事業在21世紀的新發展。在此次由電影所帶動的研究熱潮中,學術界對科幻小說改編成為電影的過程較感興趣,隨之而來的是對科幻文化景觀、科幻產業發展等的關注度的提升,出現了一批與科幻文學產業化相關的研究,以及關于科幻小說與科幻電影、科幻游戲的三位一體的研究。該時期值得關注的一個突出現象是,刊發科幻小說研究的期刊級別較以往有了一定的提升,如《文學評論》《小說評論》《當代文壇》《探索與爭鳴》《外國語(上海外國語大學學報)》《中國出版》《電影藝術》等一批CSSCI(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期刊都刊發了與科幻題材相關的研究文章。除此之外,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金以及各類省級社科基金關于“科幻小說”主題的項目立項數明顯提升。

新世紀科幻小說的三次研究熱潮是中國科幻小說研究階梯式發展的縮影,從產生機制來看,發生了由學術引領到科幻小說、科幻電影帶動的新變;從研究內容來看,從對傳統的經典科幻作品、科幻理論的解讀,到對中國當下重點科幻小說的關注,再到由科幻小說所帶動的多元化科幻景觀和科幻場域的探討,研究空間日益拓展。這些都說明中國科幻小說研究觸角越來越敏感,視野越來越開闊,問題意識不斷突出,并逐漸融入主流文學研究體系,為主流文學研究拓展出新的話語領域。

二、譯介研究出彩

三次研究熱潮的出現,表明“科幻小說研究”作為一個研究方向,引起了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其以挑戰者的姿態,逐漸確立自己在學術界的地位。新世紀以來的科幻小說譯介研究成為新的亮點之一。譯介學不同于翻譯學,其探討的是譯介主體、譯介內容、譯介途徑、譯介受眾等,關心的“是原文在這種外語和本族語轉換過程中信息的失落、變形、增添、擴伸等問題”,“是翻譯(主要是文學翻譯)作為人類一種跨文化交流的實踐活動所具有的獨特價值和意義”。② 回看21世紀之前與科幻小說有關的翻譯研究,大部分圍繞的是國外科幻小說的中譯,而關于中國科幻小說的外譯研究屈指可數。中國科幻小說的外譯最早可以追溯到1964年,老舍的《貓城記》被James E. Dew翻譯成英文;到了20世紀80年代,葉永烈、吳定柏、郭建中、韓松、吳巖等學者積極將中國科幻作品翻譯到國外,但并未形成氣候,最直觀的原因是缺乏可譯介的對象。據統計,2000年以前,中國科幻小說的英譯出版物僅為9部③,其他語種的出版物也屈指可數。進入21世紀,中國科幻作品的外譯本數量不斷增多,譯介對象所處的時間段、國別以及類型等均有所擴大,學術界對科幻小說譯介研究的關注度也得到提升。

大體而言,學界對科幻小說譯介的研究主要分為兩部分。一是從宏觀層面對譯介歷史、特征及傳播進行梳理。在這些研究中,有的從整體上對科幻作品的中譯及外譯情況進行概述,有的側重于特定的時期、國家和作者,還有的聚焦于譯介的整個運作過程,從翻譯到公開出版發行,再到讀者層面的傳播與接受。這些研究一定程度上還原了中國科幻小說譯介的發展脈絡:梳理了從晚清開始,科幻小說譯介作為“小說界革命”的內容之一,在改良社會、推動社會變革方面所起的積極作用;闡釋了現代時期科幻小說翻譯所運用的章回體形式和歸化翻譯的策略,以及在“民主”與“科學”口號下,中國部分科幻小說對外國科幻作品的仿寫;勾勒出新中國成立后的數十年間,中國科幻小說譯介從五六十年代受蘇聯影響,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科幻春天”的興起,再到新的歷史沉寂,并論述了90年代和新世紀,中國科幻小說譯介數量與質量雙重提升的現象與緣由。除此之外,這些研究還展現了個人譯者、出版社、科研機構、科幻期刊雜志以及文化公司等在百年中國科幻小說譯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二是從微觀層面對譯作進行分析。其中最受學界關注的是劉慈欣的《三體》與郝景芳的《北京折疊》。這兩部作品的成功與譯介密不可分,圍繞這兩部作品的譯介之路展開的研究基本上囊括了其在海外獲得成功的全部要素。首先最核心的是內部因素,即文學特質,在中國科幻自身發展的前提下,孕育出優秀的本土科幻作品。其次是譯者的因素,既包括翻譯對象的選擇,也包括翻譯策略的使用。譯者所遵循的目的原則、通順原則、忠實原則使得翻譯兼具可讀性和欣賞性,滿足了西方讀者對中國科幻的閱讀期待④,翻譯過程中對部分情節做出的調整,如完善人物性格、改變對話的呈現方式等,提升了文本的可讀性與文學性⑤。而以異化為主的翻譯策略輔以副文本的翻譯方式從整體上提升了讀者的閱讀體驗⑥。最后是外部因素。翻譯的環節完成后,接下來便是面向市場。在此過程中,當地出版社和譯者長期以來積累的有形資本、無形資本對作品的價值提升起到一定的作用;作品在國外獲獎情況、圖書館館藏量、知名人士和普通受眾的評論等進一步為其贏得市場口碑;在數字全球化背景下,多重場域中的多元主體以及技術的創新等共同推動了作品的海外傳播⑦。該時期學術界對以《三體》和《北京折疊》為代表的科幻小說外譯過程進行了完整的剖析,具體細化到每一個環節,這些成果為中國科幻小說未來的譯介工作提供了參考與借鑒。

隨著中國科幻小說譯介的增多以及譯作品質的不斷提升,學術界開始將目光聚焦于譯者。既有郭建中、王逢振、吳定柏、朱振武等為代表的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型譯者;也有來自各行各業的非學術類譯者,他們有的是期刊編輯,有的是小說作者,還有的從事非文學類工作,如計算機行業從業者、法律工作者等,均是源于對科幻小說的興趣而投身翻譯。當前這一自發性的翻譯群體正不斷壯大,已經成長為科幻譯介的重要力量,受到的關注也逐漸增多,其中作為研究對象出現頻率最高的當屬《三體》和《北京折疊》的譯者劉宇昆。劉宇昆本人也是一名科幻作家,如果說美籍華人的身份為作品的跨文化轉換起了積極的作用,那么科幻作家的身份則加深了他對“科幻”內核的理解。學術界關于劉宇昆的研究多是從譯者主體性出發,結合譯者本人的翻譯經驗,從語言、文化、交際等方面探討相應的翻譯選材、翻譯思想和翻譯態度,考察多維度的場景適應與策略選擇。關于中國作品的外譯,有學者曾提出“一定要把翻譯的問題放到不同民族的文化、社會背景之下,去審視、去思考”,認為國外漢學家在翻譯中文時“對整體的中國文化還是把握不了,一旦涉及到他研究的專題之外,他們往往就會捉襟見肘了?!雹?因此劉宇昆的跨語種、跨文化的雙重身份,對于他理解原作并將之轉化為譯作很有幫助,他在翻譯時將“歸化”與“異化”相結合,努力做到在不改變原作的故事情節、精神實質等的前提下,達到了既符合英文讀者的閱讀習慣和審美體驗,又保留原作的東方韻味與中國特色的效果。在劉宇昆的翻譯中,中國文化在英文世界得到了完美的兼容,而作品中涉及跨文化場景的部分,他添加了相應的注釋,有助于讀者了解故事發生的時代背景,為他們提供更為豐富、立體的閱讀體驗,避免由于文化差異所引起的閱讀難度。劉宇昆作為一名深諳中國文化的美籍華人科幻作家,他的創作和翻譯在硬核科幻的世界中,構建了獨屬于東方美學系統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語境。

三、新興科幻小說文類研究

進入21世紀,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使得科幻小說與網絡、電腦等飛速發展的科技結合得更為緊密,科幻小說流派逐漸增多,而關于科幻小說的研究也隨著科幻小說類型的不斷豐富,出現了極富時代特點的新內容,新興科幻小說類型研究浮出水面,成為新世紀科幻小說研究的又一突出特征。

首先是對賽博朋克科幻小說的研究?!百惒┡罂恕弊鳛樾屡d科幻小說類型,在新世紀互聯網絡的飛速發展中備受讀者的喜愛,隨之引起學界關注,相關研究浮出水面,成為一種新的研究動向?!百惒┡罂恕保–yberpunk)的概念由“賽博格”(Cyborg)演變而來,后者是由來自美國航空航天局的兩位科學家將單詞Cybernetic和Organism組合而成⑨。唐娜·哈拉維的《賽博格宣言》第一次從理論層面對“賽博格”進行剖析,而賽博朋克這一科幻類型的出現緣于1984年的科幻小說《神經漫游者》⑩。關于賽博朋克究竟是什么,直至今日仍沒有定論,但是卻能夠根據作品的特征進行判斷。首先是無處不在的高科技,尤其是計算機與人類的高度融合,這種融合既有肢體上的——利用計算機修復受損的軀體,也有精神上的——通過計算機控制人的思想等,此處的計算機并非外部機器,而是成為人類本身可控制的一部分,人類與機器人的界限由此變得模糊,而這樣的設定一定程度上符合Cybernetic的含義。其次,故事的背景都設定在未來網絡高度發達的年代,主人公所在的都市具有昏暗、頹廢的氛圍,來自夜店、酒吧的霓虹燈與之形成鮮明的對比,音樂在這個世界中存在感很強。另外,主角的日常工作與行為常常處于違法的邊緣,城市里充斥著藝術家、警察、街頭小販等群體,因此作品中的對話偏向于俚語……能夠看出,賽博朋克類科幻作品通過文字傳達出強烈的視覺沖擊,其概念的打造既有時代背景、城市風格等外在氣氛的烘托,也離不開角色自身獨特的軀體、精神、語言等設定。

“賽博朋克”概念具有復雜的內涵與外延,因此關于賽博朋克科幻的研究百花齊放,總的來看主要分為以下幾類。一是對“賽博朋克”概念的追溯與闡釋,并對具有代表性的海內外研究從整體上進行梳理。二是從后現代、后人類等理論出發,解讀賽博朋克科幻文化,這些研究提出賽博朋克小說的內容、創作手法以及融入大眾文化的過程都具有后現代主義融合與內爆的特質{11},認為賽博空間中的人類被重新建構為后人類,由此思考如何維護和重建人文價值與人的主體性{12},研究者結合后人類理論與威廉·吉布森的小說,從人文主義和人類的主體性探討人與高科技的共生關系{13},思考后現代主義中人的價值觀,認為人類與世界之間的關系,大眾的藝術趣味以及社會與藝術的關系等,都發生了不同程度的精神解構,這些都符合賽博朋克的風格特征,體現出文化的融合{14}。三是從空間、視覺、虛實等多維角度解讀賽博朋克小說,有的從技術角度、地理空間、文化、權利等方面對賽博朋克刻畫的反烏托邦都市空間進行解構{15};有的通過鮑德里亞的仿真理論對賽博朋克的真實與虛幻進行剖析,以此探討計算機系統所生成的賽博空間的真實性以及后人類時代人與機器的界定{16};而賽博朋克元素中的融合性與沖突性,科技性以及陰暗性成為部分研究關注的對象{17};還有的研究從設計符號學的角度,歸納了賽博朋克風格視覺圖像中視覺元素作為符號的能指和所指,為賽博朋克今后的視覺創作,提供一定的理論支持{18}。關于賽博朋克科幻小說的研究已經不僅僅停留在小說層面,小說只是研究對象的載體,在此基礎上生發出了關于生存、空間、虛實等更為多元、立體的研究。

其次是與“人工智能”主題相關的新興科幻小說研究成為另一亮點。人工智能與人類的共存問題已經演變成為一個社會問題,因此該時期的研究多將科幻小說與人工智能結合起來探討人工智能發展中面臨的人與機器的關系、虛與實的界定、法律邊界與倫理道德約束等。主要涉及如何處理人類與人工智能的關系,包括人類面臨科技挑戰如何解決自身發展的問題,如何處理科技對人類既有社會秩序和價值觀的沖擊等。其中機器人倫理問題最受學界關注,一是最基本的圍繞“人”與“機器”定義的不斷變化,如何從倫理學的角度思考人與機器的關系{19},涉及從環境倫理、生命倫理、元倫理學層面探討科學技術的進步對倫理價值的沖擊{20}。二是圍繞阿西莫夫提出的“機器人三定律”,探討隨著機器自由意識的覺醒、身份的轉變所帶來的人機關系的演變{21},以及在這個過程中人類對人機關系的認識如何突破二元倫理困境{22},并由此產生的自我認知改變{23}。三是從“克隆人”的角度出發,探討這一相比于機器人、人造人等最接近人類物種的倫理身份問題,以及引發的對個體生存悖論、道德判斷、情感選擇等一系列問題的反思。雖然克隆技術是上一個世紀的產物,但是由克隆技術所引發的社會性反思卻從未停止,尤其是在當今人工智能得到長足發展的時代。這些都無可避免地帶來法律層面的問題,因此有學者關注到人工智能相關的法律問題,探究當今社會的法律體系面對人工智能發展的不確定性如何維持既有秩序的問題{24},反映出人類正在逐漸將自我進化和人工智能升級放到統一的維度去審視的趨勢。

總的來看,這些研究突破了傳統的文學層面,涉及倫理學、空間理論、后現代主義理論、后人類理論等。在21世紀互聯網大爆發的背景下,賽博朋克、人工智能等新興科幻小說類型、科幻主題引起了學界的重視,雖然離形成規模性研究尚需要一定的時間,但不可否認的是,賽博朋克類科幻小說所代表的末世感、重工業風已然成為這個時代的文化符號之一,而人工智能類科幻更是成為重要的時代特征,就未來發展趨勢來看,學術界對它們的關注會只增不減。

四、研究反思

新世紀以來,科幻小說研究熱潮更迭,視野趨于開闊,不再局限于文學價值,而是跳出藝術審美,開始往更加社會化的問題層面發展。顯然,新世紀科幻小說研究成為了一道靚麗風景,取得了突出成就,但也有一些現象與問題值得反思。

第一,對個別作家及作品的過度關注??苹眯≌f研究熱潮中,不論是2012年《人民文學》重新刊發系列科幻作品,2015年《三體》的獲獎,還是2019年《流浪地球》的熱映,都與同一個作家——劉慈欣有關;而科幻小說的譯介熱也離不開劉慈欣的作品《三體》。在當今中國大陸科幻界,劉慈欣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劉慈欣”三個字成為一種符號,甚至可以說是中國科幻的代名詞。對中國科幻界來說,這種現象既是“幸”也是“不幸”——一方面,中國科幻有了自己的代表人物,有了足以與世界科幻文學相提并論的作品,能夠帶來學術的集聚效應,形成規?;芯?另一方面,對劉慈欣及其作品的過度關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對其他科幻作家、作品的研究,造成學術研究的新“盲區”。中國科幻界不乏有成就的作家,從早期的徐念慈、包天笑、顧均正,到后來的童恩正、鄭文光、葉永烈、肖建亨、劉興詩,再到20世紀90年代涌現出的王晉康、韓松、何夕,以及更新一代的陳揪帆、郝景芳、飛氘、蕭星寒,都有各自擅長的科幻創作領域,作品屢次獲得科幻類獎項。他們共同推動著中國科幻小說的發展,學術界應當從中發掘、拾取更多有價值的問題,構筑中國科幻小說史,推動中國科幻小說的發展,而不是把有限的時間與精力放在個別作家和作品上。中國科幻小說一直處于被主流文學所遮蔽的角落,在它逐漸發出自己的亮光時,對某位作家的過分關注,無疑又將其他作家作品置于角落,這種內部消耗對中國科幻小說發展必會產生不甚健康的影響。

第二,科幻小說研究隊伍過于年輕化,力量相對單薄。從發表科幻小說論文的學者來看,年輕學者毫無疑問占據主力位置,甚至一些關注度較高的論文多來自博士學位論文、碩士學位論文。從積極的一面來看,年輕學者能夠及時追蹤科幻最新成果,對科幻小說進行多角度綜合解讀,提高了學術研究的活力,注入新的能量。近年來,《文學評論》《小說評論》《當代文壇》《探索與爭鳴》《中國出版》《電影藝術》等核心期刊,刊發了一些青年學者的科幻類研究成果,意味著他們的研究成果逐漸得到認可,研究水平整體處于上升階段。從消極的一面來看,年輕學者占主力反映出一些已經在學術界享有盛譽的學者對科幻文學的忽視??苹眯≌f研究隊伍目前的情況是,聚集了一批有實力的青年力量,中生代與新生代勢頭強勁,提升了科幻小說研究的曝光率,但因缺乏真正的學術帶頭人,導致科幻小說研究仿佛一塊自留地,研究者們如同當年的科幻作家一般,產出很多,但是很少被看到也不被理解,處于一種尷尬的內部狂歡境地,致使科幻小說研究難以產生真正的“高峰”。如果科幻小說研究能夠匯集文學領域的部分學術帶頭人,那么既會擴大科幻文學的影響力與認同感,增加研究的厚度,又能保證持續地有新鮮血液注入,維持一種健康的研究生態。

第三,部分研究成果內容重復,缺乏新意??苹眯≌f研究在新世紀得以推進的原因之一,是不斷有新的研究者進入該領域,然而由于涉足科幻小說時間不長,他們對前人的研究大都未進行系統的梳理,造成部分研究者不斷重復以往的研究,數量上的提升沒有帶來質量上相應的飛躍,未能超越前人的研究思路,提出新的觀點,展開新的論述。一些研究停留在對科幻小說的歷史發展脈絡進行梳理的階段,實際上科幻小說研究領域早就不缺乏此類概括性的成果,缺乏的是針對不同時間段所做的深入、細致的挖掘和闡釋。還有一些研究者仍然在重復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關于科幻小說姓“文”還是姓“科”的探討,從呈現的效果來看,部分研究只是對論爭進行梳理與歸納,未從參與論爭的對象、所屬機構、發表文章的刊物、論爭背后所體現出的話語權等角度展開,提出有建設性的觀點。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學術界對現代時期科幻作品的研究十分有限。晚清作為中國科幻的開端受到了學術界應有的重視,對晚清科幻作品的研究也形成了一定的規模,而對于接續晚清的現代科幻小說,學術界卻鮮有關注。已有研究要么將現代科幻小說與晚清科幻小說合并為同一時期進行敘述,要么僅用顧均正作為唯一的例子一帶而過,有的甚至直接跳過。由此帶來的誤區便是現代時期沒有值得研究的科幻作品,這種誤區一旦形成,久而久之便會形成學術的“洼地”。如果對這片學術洼地展開研究,毫無疑問是有價值的。由此可見,如何避免研究內容、主題的雷同,同時對學術洼地展開研究,是學界接下來需要思考的問題。

中國科幻小說的發展一直處于“斷代”的狀態——在復蘇與沉寂之間切換,難以形成歷史的連貫性,很多作家和作品散落在歷史長河中,無形中加大了科幻小說研究的難度。中國科幻小說的發展,除了需要優秀的作品作為支撐,同樣需要高質量的研究作為輔助,在對科幻小說歷史“考古”的基礎上挖掘出其中有價值的內容,最終形成創作—批評的雙重環節,構筑更加牢固的中國科幻小說長城。

注釋:

① 茅盾:《人民文學·發刊詞》,《人民文學》創刊號,1949年10月25日。

② 謝天振:《譯介學》,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頁。

③ 王雪明、劉奕:《中國百年科幻小說譯介:回顧與展望》,《中國翻譯》2015年第6期。

④ 黃唯唯:《〈三體〉的英譯研究——讓中國式科幻走向世界》,《湖北第二師范學院學報》2016年第9期。

⑤ 徐松健、孫會軍:《〈北京折疊〉英譯本對原文引語的處理及分析》,《外語研究》2018年第3期。

⑥ 吳赟、何敏:《〈三體〉在美國的譯介之旅:語境、主體與策略》,《外國語》(上海外國語大學學報)2019年第1期。

⑦ 吳攸、陳滔秋:《數字全球化時代劉慈欣科幻文學的譯介與傳播》,《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3期。

⑧ 謝天振:《中國文學、文化走出去:理論與實踐》,《東吳學術》2013年第2期。

⑨ 1960年,美國NASA兩位科學家Manfred Clynes和Nathan Kline一同創造了Cyborg一詞。

⑩ 《神經漫游者》由美國籍加拿大作家威廉·吉布森創作,這部小說獲得了雨果獎、星云獎、菲利普·迪克獎,被譽為“賽博朋克《圣經》”。

{11} 束輝:《賽博朋克小說的后現代主義特質》,《社會科學家》2013年第9期。

{12} 冉聃:《淺析賽博朋克科幻小說的后現代主義文化》,《漢字文化》2019年第12期。

{13} 胡戈:《威廉·吉布森的賽博朋克小說與后人類世界》,《職業時空》2007年第19期。

{14} 游宇熙:《從賽博朋克看后現代主義美學中的文化融合》,《大眾文藝》2017年第15期。

{15} 陳榕:《賽博朋克小說中的都市空間想象》,《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

{16} 胡戈:《由鮑德里亞的仿真理論看威廉·吉布森的賽博朋克科幻小說》,《東南亞縱橫》2010年第2期。

{17} 周全、周小儒:《論基于賽博朋克精神內核下的視覺藝術表現》,《大眾文藝》2018年第1期。

{18} 朱江持:《設計符號學視角下的賽博朋克視覺元素探究》,《設計》2020年第11期。

{19} 呂超:《西方科幻小說中的機器人倫理》,《外國文學研究》2015年第1期。

{20} 計海慶、孫路:《科幻小說的倫理解讀》,《自然辯證法研究》2004年第10期。

{21} 陳濤:《科學選擇與倫理身份:阿西莫夫小說中的人機倫理關系》,《華中學術》2015年第2期。

{22} 彭奉天:《不“倫”不“類”:科幻小說〈機器管家〉中的人機倫理困境》,《蘭州教育學院學報》2019年第11期。

{23} 計海慶:《機器人的社會地位——讀四本科幻小說》,《科學文化評論》2009年第4期。

{24} 鄭戈:《人工智能與法律的未來》,《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10期。

作者簡介:方舟,武漢大學國家文化發展研究院講師,湖北武漢,430072。

(責任編輯? 劉保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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