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我的父親顧毓琇

顧慰慶/口述 徐紅強/撰稿

和清華的不解之緣

我的父親顧毓琇，他的百年人生，見證了整個20世紀，也見證了我們中國近代歷史。他是一個愛國主義者。他從小就接受家族教育，秉承江東顧氏祖先顧炎武先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遺訓，熱愛祖國。

父親和母親王婉靖育有五子二女：長子慰連、次子慰慶、三子慰華、四子慰中、五子慰國；長女慰文和小女慰民。我是慰慶，家里的二子，1932年出生于上海，1933年秋隨全家遷至清華園內西院16號，并在清華上了幼稚園。

父親和清華有很深的緣分。我們老家在無錫城，父親是祖父的第二個兒子。我的祖父很重視對子女的培養，送他的大兒子（我的大伯父）到上海同濟學醫，送我父親到北平考進清華學堂，送我的叔叔到上海南洋公學求學。1923年，父親公費到美國留學，進了麻省理工學院，專門學習電機工程，后成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獲得科學博士學位的第一個中國人。在留學期間，他發明了“四次方程通解法”和用于電機分析的“顧氏變數”，當時就已經聞名國際電機界、電工界，后來他被公認為國際上的電機權威。

1932年，母校清華大學要成立工學院，但是沒有電機系。清華的校長梅貽琦是我父親的老師，要我父親回清華創辦電機工程系，于是我父親就成為清華第一任電機工程系主任，隔了一年他又擔任了工學院院長。在清華擔任工學院院長期間，我父親為了國防和經濟建設的需要，創辦了兩個研究所，一個是航空研究所，一個是無線電研究所。航空研究所之前先成立了航空工程組，航空工程組招收的第一批學生中就包括錢學森，以后這個工程組就變成了航空研究所。錢學森實際上是上海交大的學生，但他公費留學又是用的清華的名額，后來他和我父親之間的交往也很多。

同年，我父親受張學良的委托，組織清華師生做了8000具防毒面具。以后受傅作義的委托，又做了10000具防毒面具，并親自送到前線，祝賀傅作義取得百靈廟大捷。原來我們中國的防毒面具都從國外進口，防毒面具用的橡膠在華北嚴寒的地方會凍裂，所以我父親就組織人員研究，用兩層布中間夾橡膠，然后接口的地方就學習香煙廠制造香煙的機械技術來打出眼睛、口鼻部分，同時用椰子殼來制成面具里面的活性碳，這樣就把我們自己的防毒面具做成了。隨后華僑捐贈的椰子殼源源不斷地運到清華園，用于做防毒面具用。防毒面具做成以后，我父親還組織很多學生志愿者，從有煙霧的房間穿過，實驗這個防毒面具管不管用。

在重慶的艱苦歲月

盧溝橋事變以后，我祖母和我母親帶了我們家4個小孩，坐火車南下逃難，逃到了上海。我父親到重慶以后，我們家才從上海先到香港，然后再到了重慶，當時我才5歲。到了重慶以后，開始我們家住在通遠門嘉廬9號。

1938年3月，我父親到了重慶后，擔任了六年半國民政府的教育部政務次長。在這期間，可以說他走遍了大后方的大專院校，對中等教育、普及教育他也很關注，視察了好多省份，如福建、新疆等。他還作為中國文化代表團的團長，率團訪問過印度。在印度，他曾去看望過遠征軍。遠征軍的孫立人是我父親在清華的同班同學，我父親參觀了孫立人的新軍訓練站，然后會見了美國的將軍，包括和蔣介石鬧矛盾的史迪威。另外，我父親還曾陪同時任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到蘭州等地的學校進行考察、訪問。在抗戰時期，我父親為了戰時的教育盡心盡力，客觀地講，他為我們國家培養了不少人才。

1939年重慶大轟炸，我記得是5月3日、4日，我們家的房子周圍起火燃燒，旁邊有的房子被炸塌。這樣，我父親就把我們一家連夜遷到了北碚。到了北碚后，就是住在農村，當時我的三叔叔、四叔叔，他們隨中央工業實驗所搬到了北碚，中央工業實驗所后來也被日軍飛機給炸掉了。我父親和他的兩個弟弟，租了一塊農田建了3棟茅屋，叫“三顧茅廬”，請于右任先生題的字。我母親在那個院子里自己種菜、種花、種玉米、種向日葵，還養雞、養鴨，當時也過了一段田園生活。

在北碚也曾經遇到過日軍飛機的轟炸。1940年5月27日，北碚第一次被日機轟炸。父親得到消息，下午趕回北碚。先到醫院探望被炸傷的朋友，然后才回家，幸虧茅廬和家人沒有被波及。第二天清早，又過河去祭吊被炸而犧牲的復旦大學教務長孫寒冰先生。6月24日，敵機第二次轟炸北碚，父親剛巧在“茅廬”的院子里，因為他生病跑不動，沒有躲進防空洞，結果炸彈就在附近50米外的山坡上爆炸了，掀起的碎片沖擊到房子，玻璃都被打碎，我父親被震得整個人搖搖欲倒，但所幸無礙。

抗日戰爭時期的大后方，物資匱乏，物價飛漲。我父親雖身居上層，但清廉自守，又因子女眾多，家庭經濟并不富裕。母親精打細算，勤儉持家。我們小孩穿的衣服是大的穿了給小的穿，補了又補。父母有時帶哥哥和我到重慶城里，住在三叔家，三嬸見我們的襪子也是布滿補丁，說也太節約了。

我父母非常重視子女的教育。我和哥哥在重慶市區時，曾就讀于川東師范附屬小學，到北碚后，父親請了一位女老師，住到家里，教哥哥和我學習小學功課。當時我們家離北溫泉不遠。父親和四叔在清華時學會了游泳。據說當年清華學生為了準備乘輪船橫渡太平洋到美國去留學，都必須學會游泳。到北碚后，父親曾帶我和大哥去溫泉游泳，更多是四叔帶我們去，教我們。那時沒有電視，沒有電腦，也看不到電影，可以說沒有什么娛樂。父親買來一臺舊式留聲機，我哥哥喜歡聽音樂唱片，我不大有耐心去聽。我父親在清華的同班同學，好友梁實秋、吳景超先生當時也住在北碚。父母常帶我們去玩，他們也常來茅廬。

1944年我父親擔任中央大學校長，我們就搬到了沙坪壩青木關。中央大學的校長原來是蔣介石兼任的，當時他其實是每個禮拜去學校一次，具體由朱經農負責。后來就讓我父親接任蔣介石的校長職務。我父親一到任，就發表講話：“教授第一，注重學術研究，提高學術風氣，尊重教師地位，不能把學校變成一般的行政機關?！蓖瑫r他還親自給學生上兩門課，一門是電工數學，一門是電機分析。在這期間，大后方有一個青年從軍運動，他大力支持青年從軍，并去慰問參軍的學生，我父親有幾首詩就是歡送從軍的青年學生的。

父親經常請一些學者、名流到學校來演講。有一次他請了馮玉祥。馮玉祥來時，我看見他一身布衣、布鞋，人高馬大魁梧得很。當時在家里吃便飯，我父親請馮玉祥題字，馮玉祥就畫了一幅畫，上面是一頭耕牛，還有農夫在耕田，并題了一首詩。我記得詩句是：“耕者不能有其田，自問實在愧對你?！?/p>

兩岸桃李一手牽

國共合作的時候，在漢口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下面設有政治部，政治部部長是陳誠，副部長是周恩來。我父親在漢口就找過周恩來，請教戰時教育的意見，以后在重慶跟周恩來、鄧穎超接觸過多次。1973年，我的父母從美國回來，周恩來總理在中共“十大”剛閉幕的當晚，接見了我父母和我們兄妹（當時我也在場），無拘束地暢談了三個多小時。周總理當時就對我父親講：“你當時是國民政府難得的客卿，圈內人把你當圈外人，圈外人當你是圈內人?！币馑季褪峭饷娌恢狼闆r的人以為顧毓琇是圈子里面的人，圈子里面的人知道他是圈外人。因為他不是國民黨員，是無黨派人士，是客卿，是難得的客卿。在談話中，周總理讓我父親問候陳立夫，說讓陳立夫回來看看，來去自由。另外特別讓我父親轉告陳立夫，說把陳英士（陳立夫的叔父）的墓修好了。

抗日戰爭勝利后顧毓琇全家合影，右起王婉靖、小女慰民、顧毓琇、四子慰中、次子慰慶、長女慰文、長子慰連、三子慰華

我父親與陳立夫曾乘同一艘輪船到美國去留學，1938年我父親受蔣介石指派去擔任教育部的政務次長，和教育部部長陳立夫建立了新的工作關系，兩個人后來私交很好，可以講是互相尊重。國民黨敗退臺灣以后，蔣介石和陳立夫的矛盾加深，陳立夫就到美國去養雞，開一個養雞場，我父母也在美國，他們之間常常來往。后來我父親給陳立夫轉述了周恩來總理的話。當時“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束，共產黨沒有忘記陳英士這個對國民革命有功的人，并且把他的墓修好了，陳立夫非常感動。以后陳立夫就逐漸改變了反共的態度，晚年一直主張和平統一。陳立夫去世后，當時在臺灣搞了一個治喪委員會，治喪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是時任國民黨主席連戰，第一個副主任委員就是我父親。

父親在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以及海外都有許多朋友和學生，人稱“兩岸桃李一手牽”，為祖國和平統一做了許多實際有效的工作。他宣揚“和平統一興中華，天下為公進大同”，深入人心。在美國華人華僑中，他是德高望重的長者，晚年仍親自參加中國使領館和僑學界的許多情系祖國的活動。為增進中美關系，也作出了不少貢獻。

父親對我們的教育

父親對我們很少說教。父親很忙，家里小孩也多，在我印象中沒有聽到他跟我們講什么大道理。他一直堅持“身教重于言教”，用自身的人格魅力影響著我們。父親平常很喜歡看書、看報，無形中就影響了我們這些小孩。我跟我哥哥從小也養成了讀書看報、關心國事的習慣。所以后來我們參加革命也不是偶然的。父親跟我們講：看人要多看人家的優點，少看人家的缺點，不在背后講人家的壞話。另外就是要一視同仁，不管這個人地位高低、有錢沒錢，都要平等相待。當然這些話我父親都不是一套一套講給我們聽的，他是在用自己的行動無形之間啟發、影響著我們。父親要我們好好地讀書，但不贊成“死讀書”，我們在學校里讀書的成績單，父親要看，但他不要求我們的名次要多高，也不講究我們的分數。只要我們努力，一定要做到真正懂。其實我們還是比較用功，成績一般還不錯。

父親清廉自守，對子女更不嬌生慣養。我和大哥慰連讀初中時，都叫我們住校，在山溝里過抗戰時期的集體生活。父親對我們的興趣愛好給予自由，從不橫加干涉。父親自己是電機工程博士，當然希望子女能繼承這個專業。我讀中學時比較喜歡數理化，想長大后當個工程師，為此他感到高興，而我的大哥卻對工科不太有興趣，父親也不勉強，以后大哥學了農業。

抗戰勝利后，父親先離開重慶，我們跟著母親還留在重慶。父親臨走時對我們講：“抗戰勝利了，你們更要好好地讀書。在回上海以前，還應該繼續學習，不能荒廢?！币驗楫敃r船票很難買到，我們在重慶等船票期間，我跟哥哥還回到沙坪壩住校讀中大附中。一直到10月份有船票后，我們才和母親一起回到上海。

兩個世界，一個家庭

回到上海后，當時我們幾個小孩都進了上海南洋模范中學，我去的時候是初三，我大哥慰連是高一，我大妹慰文是初一。我和大哥、大妹看了許多進步小說和書刊。我們都很愛國，以為抗戰勝利后我們國家會和平，會逐漸富強。但是現實卻讓我們越來越失望。出于愛國心和正義感，我們參加了學生運動，在這中間受到了共產黨的影響。開始我們是參加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后來我們先后加入了共產黨，但是我們三兄妹互相不知道。父母雖知道我們思想左傾，對國民黨不滿，但是沒想到我們會是共產黨員。上海臨近解放時，父母離開大陸，帶著我三弟慰華、四弟慰中、小妹慰民，經臺灣、香港去了美國。我五弟慰國以后也去了美國。我和大哥、大妹三個大孩子不肯跟隨，從此父母與我們相隔了24年之久。當時祖母還健在，老人家和我三叔、四叔、姑母都在上海。我的外祖父在無錫，幾個姨母也在上海。于是形成了“一個家庭，兩個世界”。

一直到1973年，周總理接見我父母，我跟大哥、大妹還有美國回來的小妹一起在場，周總理風趣地對我母親講：顧太太，感謝你給我們生了三個共產黨員。這時我父母才知道我們是地下黨，是共產黨員。而且當時“文化大革命”還沒結束，周總理說我們是經過“文化大革命”考驗和鍛煉的共產黨員，我父母才知道我們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吃了不少苦。

1973年，顧毓琇夫婦和顧慰慶一家

以后我們書信來往不斷，“文革”結束后父親來信更多。父母八次回國，我都全程陪同，由此也對二老有了更深的了解，常恨忠孝不能兩全。1989年起我幾次因公訪美，順便去探望雙親，但每次在家不過兩三天。1993年后，我從工作崗位上退居“二線”，才有機會每年都赴美探親。父親逐漸年邁體弱，我大哥、大妹先后去世，在美國的弟妹也不在父母身邊，我想多陪伴侍奉他們，但由于我當時還沒有離休，又擔任了全國政協第八、第九屆委員共十年，父親認為我在國內還有許多工作要做，應當“多為國家效力”，要我不必為他們而在美國多留，所以每次探親只有兩三個月。每次去時，父母都非常高興，在美國的弟妹和小輩也都回家團聚，共享天倫之樂，但每次離開時，又不免傷感。我初到美國時，人地生疏，父親還親自到費城機場迎接，朋友們莫不為之感動，當時他已是90多歲的老人。我和家人曾幾次動員父母回到祖國生活，我們感到對于這對老人，中國的生活條件比美國更好些，國內領導也曾幾次向他們表示回國定居可給予各方面的優厚待遇，但父親認為自己“一世清名”，不能接受特殊照顧。同時，認為留居海外更能為祖國“略盡綿薄”。2001年12月24日，按中國人的習慣算法，是父親百歲生日。他堅持謝絕了外界的一切祝壽活動，只允許我和弟妹、子女家人到俄克拉荷馬團聚慶祝。2002年8月，父親病重。我趕到醫院時他神志仍異常清楚，以微弱的聲音詢問國內的情況，還在關心即將召開的中共十六大以及臺海形勢等大事，多次說對中國的事情包括和平統一大業要抱樂觀的態度。

父親一生實際是工薪階層，晚年更是靠養老金生活，自己非常節儉，有些西裝、襯衫都由我母親縫補過。但稍有積蓄，就要拿出來辦獎學金或捐給慈善事業。他在國內若干大學以親友名義設立的獎學金已難以計數。父親認為子孫都應當自立，除了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外，沒有留下什么遺產。但是我們一家出了五個博士，兄弟姐妹都在自己的行業取得一定成績，這都得益于父親給我們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