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進口中間品與中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
——基于行業層面的實證研究

張 楠, 孫湘淇, 藺凡淇

(1. 遼寧大學 經濟學院, 遼寧 沈陽 110136; 2. 沈陽工業大學 經濟學院, 遼寧 沈陽 110870; 3.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經濟史系, 英國 倫敦 WC2A 2AE)

一、 問題的提出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逆全球化思潮再次興起[1]。2020年新冠疫情的沖擊使得逆全球化思潮更甚,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國際經濟環境惡劣。此次新冠“大流行”造成全球供應鏈暫時斷裂,促使各國將保護本土供應鏈完整升級為國家安全戰略。發達經濟體不斷縮減海外投資,召回本國資本和制造業。2020年3月31日,美國宣布以支付回流費用的形式鼓勵美國企業回遷。同時,中美貿易摩擦愈演愈烈,美國商業管制造成中國制造業核心科技零部件進口困難,具備核心競爭力的中國制造企業面臨困境。根據UNCOMTRAD的數據統計(1)根據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數據庫https:∥comtrade.un.org/來源數據統計得出。,2017年中國進口中間品占總進口比重的75%,工業加工制成品占進口比重達35%。核心技術和零部件的封鎖將對中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造成致命性打擊。改革開放40多年間,以全球供應鏈為主體的“外循環”戰略提升了中國制造業生產效率,但也造成中國制造業核心部件的對外依賴,成為中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枷鎖。隨著逆全球化浪潮的再次興起,高質量進口中間品的缺失將對中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產生何種影響?中國制造業將何以為繼?基于此種思考,本文對進口中間品質量與中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相關問題展開討論。

溫諾·托馬斯(2001)[2]認為經濟增長質量是指如機會分配、環境可持續性、全球性風險管理以及治理結構等構成經濟增長進程的關鍵性內容。高質量發展是創新成為第一動力、協調成為內生特點、綠色成為普遍形態、開放成為必由之路、共享成為根本目的的發展[3-4]。廣義經濟增長質量包括經濟增長的動態穩定性、協調性、持續性及和諧性;狹義經濟增長質量是指經濟活動要素投入與經濟活動成果比較,如全要素生產率(TFP)、經濟增長源泉的貢獻率等[5-9]。狹義的經濟增長質量內涵不僅可以有效評價質量水平,而且能夠準確量化,避免廣義內涵因測量指標相對較多而無法準確量化的問題。故本文從狹義角度采用生產效率對制造業質量內涵進行闡釋。

關于逆全球化對進口中間品與我國制造業質量影響的文獻梳理,本文主要從進口中間品貿易自由化與企業生產率的相關研究入手。該類研究主要是從企業層面展開的數量維度研究,少數文獻提及質量效應。全球化不僅推動最終品和中間品的貿易自由化,而且促使全球生產協作模式形成。貿易自由化通過中間投入品價格指數影響最終品生產者的全要素生產率,且影響程度與進口模式密切相關。中間投入品關稅下降促進進口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對直接進口企業的影響更大。就非直接進口企業而言,批發商供應的國外中間投入品占行業總進口份額比重越高,中間投入品關稅下降越能促進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10],降低內銷企業進口中間品的關稅有利于提高中間品質量[11]。進口中間品為全要素生產率提升提供了1/3的經濟動力,削減關稅使生產率收益最大[12]。對印度尼西亞制造業的研究發現,中間品和最終品關稅的降低均帶來生產率提高,進口中間品投入可以通過質量效應提高生產率[13]。對中國企業而言,中間品關稅下降顯著提高了企業出口強度,企業可使用更多種類的進口中間品,提高企業利潤,降低企業進入出口市場門檻,促進出口部門擴張[14]。不僅如此,中間品貿易自由化還促進企業進口更高質量的中間品,實現生產率提升[15]。

綜上,已有研究均肯定了進口中間品貿易自由化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促進作用,對外開放、貿易方向以及人力資本是其主要的影響路徑。但從逆全球化視角,探討制造業生產率與進口中間品質量的研究還相對較少,其作用與機制也尚未有定論。故本文從質量維度出發,研究進口中間品對中國制造業質量的作用及影響路徑,并評估逆全球化對該作用的影響。

本文的主要貢獻可以概括為兩點:第一,從中觀角度對進口中間品質量進行測度。按國際行業標準分類(ISIC)方法,將中國制造業細分為15個行業,并對其來自全球43個主要經濟體的進口中間品進行質量測算。行業中間品質量以某行業利用其他各行業進口中間品投入比重為權重,采用加權平均法測算得出。第二,從逆全球化視角,探討進口中間品質量對中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作用和影響機制。從人力資本和行業開放兩方面對進口中間品質量影響中國制造業質量的機制進行實證分析,并采用傾向匹配得分雙重差分法(PSM-DID)進行平均處理效應評價。采用關稅衡量貿易自由化程度時,模型極易產生內生性問題,而本文采用的政策效應評價法能夠有效避免該類問題,使實證結論更加準確。

二、 理論分析

常用的質量測算方法有三類:直接估算法、單位價值法和回歸反推法。直接估算法計算復雜,需要精確度較高的數據,難以在現實中運用。單位價值法估算結果不精確?；貧w反推法以市場份額作為衡量標準,可以避免當兩種產品單位價格相同時,產品質量無法評價的問題,同時可以直接剔除產品市場績效中的價格因素,對質量進行準確衡量,數據獲取方便,易量化分析。故本文采用回歸反推法[16]對進口中間品質量進行測算,同時,利用異質企業模型分析開放經濟條件下進口中間品質量與企業效率的作用機制,從而分析進口中間品質量影響制造業質量的因素。

1. 需求函數

連續中間品i的消費者效用函數用CES函數可表示為

(1)

(σ-1)lnzi=lnEt-lnPt-σln(pi)-lnqmct

(2)

2. 生產函數

異質企業模型內涵為:生產中只投入一種要素勞動(l),產出函數可表示為l=f+q/φ,f為企業固定成本,φ為企業生產率。開放經濟條件下,存在冰山成本(τ)和從價關稅(φ)。由臨界條件(ZCP)可知企業利潤(π1)為π1=r(φ1)/σ-f=fk(φ*),φ*為臨界生產率。根據產品定價規則p=τφ/ρφ可將式(2)改寫為

由式(3)可知,企業生產率(φ)與進口中間品質量(zi)呈正相關關系,勞動(l)和從價關稅(φ)及冰山成本(τ)是影響企業生產率的主要因素。由此可得出以下推斷。

假設H1:進口中間品質量與制造業質量呈正相關關系。進口中間品質量與企業生產率存在同向變動關系。在其他變量保持不變的條件下,當進口中間品質量提高時,企業生產效率也會隨之增大,反之亦然。Halpern等(2015)[12]通過實證研究發現:進口中間品可以顯著提升企業生產率,促進企業中間投入品種類增加,從而使最終產品種類增加。Blalock(2007)[17]發現進口中間品可以使企業短時間內提升企業投入品質量,促進高質量產品生產。我國企業進口中間品質量對生產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18-19]。

假設H2:進口中間品質量對制造業質量的影響機制主要通過行業開放度渠道和人力資本投入渠道實現。對外開放、貿易方向與人力資本均對全要素生產率產生促進作用。貿易開放程度決定一國中間品流入量的大小,人力資本是吸收中間品技術溢出的關鍵[20]。由生產函數可知,固定成本(f)與勞動(l)呈正相關關系,勞動投入越高,固定成本則越大。勞動(l)是影響制造業生產效率的主要因素之一,其通過固定成本對制造業生產率產生抑制作用,該作用受到1/(σ-1)因子調節,作用程度相較其他因素有所減弱。從價關稅(φ)高低直接代表貿易自由化程度。從價關稅越高,貿易保護傾向越明顯,是逆全球化時期的典型表現。此時,較高的關稅將拖累企業生產效率,產生較強的消極效應,該效應程度遠大于人力資本對生產率的影響作用。

假設H3:存在外部貿易政策不確定性(逆全球化)時,假設H1～H2的作用將減弱?！昂谔禊Z”事件的發生對貿易開放度產生顯著的不確定性影響。在國際宏觀經濟環境不確定性增大的條件下,世界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貿易保護意識顯著增強,各國貿易對外開放意愿降低。由于發達國家的保護意識增強,人力資本、技術、投資的對外流速顯著回落,對發展中國家制造業發展將產生不利影響。徐秀軍(2020)[21]研究發現,金融危機后不僅全球直接投資流入增速為負,而且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保護主義盛行,區域合作和全球治理進展緩慢。事實上,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在奧巴馬執政時期開始執行的制造業回流政策一直延續至今,甚至愈演愈烈,貿易保護始終未停止。在此期間,我國沿海地區制造業企業也面臨了不同程度的外資撤離、生產困難的問題。

三、 變量選擇與模型建立

1. 數據來源與樣本選擇

本文主要選取CEPII數據庫、WIOD數據庫2006—2014年行業及產品數據。根據聯合國發布的廣義經濟類別分類法(BEC)將111、121、21、22、31、322、42、53類產品定義為中間品。根據廣義經濟類別分類法(BEC)與協調制度對照表進行數據轉換,將進口品歸類。由于CEPII數據庫采用協調制度96(HS96)六位編碼,故采用協調制度96(HS96)與協調制度02(HS02)對照表進行轉換。然后,根據協調制度02(HS02)與國際標準行業分類(ISIC)及投入產出表的行業分類方法對產品所屬行業進行匹配。經合并處理后得到15個制造業細分行業,剔除缺失值和進口數量小于1的樣本。

制造業總體指標數據來源于2007—2015年《中國統計年鑒》以及各省份統計年鑒。勞動投入由2007—2015年的全部從業人員平均數進行量化;資本投入由2007—2015年固定資產投資進行量化,產出由2007—2015年地區生產總值進行量化,并以2000年為基期,采用工業出廠價格指數進行平減。

制造業細分行業數據來源于2007—2012年和2014—2015年《中國工業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2013年《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勞動投入指標由全部從業人員平均數進行量化,其中2012年采用各地區分行業國有單位就業人數、城鎮單位就業人數和其他單位就業人數的總和進行量化。資本投入由2007—2015年行業固定資產投入量進行量化,產出由2007—2015年各行業工業總產值進行量化。

2. 變量選擇

(1) 被解釋變量

被解釋變量為制造業質量(QINjt),本文從效率角度衡量制造業質量,用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對制造業質量進行量化。主要采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數方法從產出角度對中國制造業質量進行測算,并將其分解為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

(2) 解釋變量

解釋變量為進口中間品質量(QALjt),根據中間品質量算法式(3)建立估算模型為

(3) 政策變量

根據進口中間品質量高低設置政策變量(Dk)。以美國對華技術管制為例,美國技術禁令主要涉及5G技術及使用美國高新技術的相關芯片產品,并將其列入商務部審批名錄,需得到審批許可才可以對外出口;而針對量產可復制的芯片技術則可繼續出口,無須進行審批。逆全球化產生的貿易保護只會強化發達國家對進口高質量中間品的管制,嚴防本國高新技術外流,從而使發展中國家進口高質量中間品的渠道受阻。對技術量產可復制的非前沿科技產品的出口管制則相對較松,即便在貿易保護較強的時期,其他國家仍可進口相應產品。由此可見,在進口中間品中,高質量中間品受逆全球化影響更為嚴重,而中低質量中間品所受影響則幾乎為零。故以3/4分位點對產品質量進行劃分,3/4分位點以上的進口中間品為高質量進口中間品,設為處理組,用Dk=1表示;3/4分位點以下的中間品為中低質量進口中間品,設為控制組,用Dk=0表示。

(4) 其他控制變量

其他控制變量(Xj)主要包括研發(LRDjt)、進口中間品規模(IPjt)、行業規模(ENOjt)、勞動效率(LRLjt)、工資(LSAjt)、人力資本數量(HRSjt)、人力資本數量交叉項(HRSjt×QALjt)、出口強度(EXQjt)、外商直接投資(FDIjt)、行業開放度交叉項(EXQjt×QALjt)。其中,人力資本質量由勞動效率、工資表示,行業開放度由出口強度表示。變量具體說明詳見表1。

表1 主要變量說明

3. 模型設定

根據式(3)建立基準回歸模型(5):

其中:Gk為交叉項,k=0,1,2,k取0時表示無交叉項,k取1時表示行業開放度交叉項(EXQjt×QALjt),k取2時表示人力資本數量交叉項(HRSjt×QALjt);β0為截距項;β1為進口中間品質量的影響系數;β2為渠道影響系數;β3為控制變量系數;λj為固定效應;ejt為時間效應;εjt為隨機擾動項。

在基準估計模型基礎上分析逆全球化對中國制造業質量的影響沖擊?；鶞誓Ｐ椭屑尤霑r間虛擬變量(T),建立外部沖擊模型(6):

其中:T為時間虛擬變量,T=0時為全球化時期,T=1時為逆全球化時期;β4為時間虛擬變量(T)的系數。

2008年是全球化的轉折點,金融危機后逆全球化浪潮興起。金融危機前后時段因此成為檢驗進口中間品對制造業質量作用機制的自然隨機試驗,為檢驗外部沖擊影響下二者的作用機制提供了可靠的隨機數據來源。由于數據采集限制,數據來源時間段為2006—2014年。根據進口中間品質量與行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測算結果(2)受篇幅限制,進口中間品質量與行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具體測算結果省略。發現,二者的變動趨勢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均具有時間滯后性,平均滯后期為2年。故將逆全球化時點設置延后2年至2010年,全球化階段設為2006—2010年,逆全球化階段設為2011—2014年。利用反事實框架建立逆全球化下進口中間品質量與制造業質量的政策評價模型(7):

四、 實證分析

1. 基準估計

根據模型(5)對全樣本進行面板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進口中間品與制造業質量的基準估計

表2中列(1)是對全樣本的固定效應檢驗。進口中間品質量的提高能夠促進中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每提高1%,制造業質量提高0.628%,假設H1得到驗證;研發效應顯著促進中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每提高1%,制造業質量提高0.777%;進口中間品規模產生抑制作用;人力資本質量效應不顯著;人力資本數量效應產生消極影響;外商直接投資的作用不顯著。

表2中列(2)是行業開放渠道的檢驗。進口中間品質量、行業開放度、進口中間品規模、行業規模、人力資本質量均對制造業質量產生顯著影響。人力資本質量效應主要由勞動效率和工資體現,即效率效應和價格效應,對研發投入存在擠出。提高行業開放程度能夠促進制造業質量增長,每提高1%,制造業質量增長1.710%;通過行業開放渠道,中間品質量對制造業質量增長的貢獻為0.751%,假設H2得到驗證;行業規模產生顯著的抑制作用,每提高1%,制造業質量降低0.077%;人力資本效率效應和價格效應均產生積極作用,勞動效率每提高1%,制造業質量增長0.011%,工資每提高1%,制造業質量增長1.205%;進口中間品規模表現出顯著的抑制作用,每提高1%,制造業質量下降1.100%。

表2中列(3)是人力資本渠道的檢驗。通過人力資本渠道,進口中間品對中國制造業質量有促進作用,但不顯著;人力資本數量存在抑制作用,每提高1%,制造業質量降低0.996%;人力資本質量無顯著影響;進口中間品規模表現出顯著的抑制作用,行業進口中間品數量每提高1%,制造業質量下降1.278%。

2. 不確定性估計

(1) 平行趨勢檢驗

政策評價法必須滿足光滑假設,即需要通過平行趨勢檢驗。本文采用事件分析法進行平行趨勢檢驗,見圖1。

圖1 平行趨勢檢驗

圖1中cur是金融危機劃分時點, pr表示金融危機前的時段,po是金融危機后的時段。金融危機前,處理組和控制組無顯著差異,高質量進口中間品和低質量進口中間品對制造業的影響變化趨勢相近,滿足平行趨勢假設。金融危機后,高質量進口中間品和低質量進口中間品對制造業的影響變化出現顯著不同,影響效應出現顯著下降,兩年后呈負效應,至最后一個時點影響效應消失。

(2) 估計結果

對模型(6)進行外部沖擊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列(1)～(3)是傾向匹配得分(PSM)估計結果, 列(1)為全樣本檢驗, 結果表明逆全球化對中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抑制作用十分顯著, 影響系數為0.542; 列(2)為加入行業開放渠道的檢驗, 結果表明通過行業開放渠道表現出的抑制作用達0.408; 列(3)為人力資本渠道的檢驗, 結果表明通過人力資本渠道表現出的抑制作用為0.525。 列(4)～(6)是采用核匹配進行的穩定性檢驗, 檢驗結果表明平均處理效應結果穩健。

表3 逆全球化沖擊與制造業質量的估計

利用傾向匹配得分雙重差分法(PSM-DID)對模型(7)進行估計的結果如表4所示。結果表明逆全球化降低了高質量進口中間產品對中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列(1)為總體分析,結果表明其作用降至0.207;列(2)為加入行業開放渠道的分析,結果表明通過行業開放渠道產生的作用降至0.075;列(3)為加入人力資本渠道的分析,結果表明通過人力資本渠道產生的作用降至0.170,因此,假設H3得到驗證。

(3) 穩健性檢驗

為確認檢驗結果的可靠性,保證高質量進口中間品劃分的有效性,本文又將高質量進口中間品與低質量進口中間品的劃分標準變換為中位數,以此利用傾向匹配得分雙重差分法對模型進行再次估計,具體結果見表4列(4)～(6)。擴大高質量進口中間品的范圍后,處理效應依然穩健。

表4 逆全球化沖擊下進口中間品與制造業質量的估計

為進一步驗證政策評估模型的穩健性,本文利用時間虛擬變量(T)、進口中間品質量(QALjt)與影響渠道(即行業開放度EXQjt和人力資本數量HRSjt)進行三次交互分析,對逆全球化沖擊下,進口中間品質量影響中國制造業質量的渠道進行再次檢驗。建立回歸模型如下:

QINjt=β0+β1QALjt+β2T+β3Uj+β4Xj+β5Ck+β6Wk+β7Vk+λj+ejt+εjt

(8)

其中:Uj為進口中間品質量與時間虛擬變量交叉項(QALjt×T);Wk為時間虛擬變量與影響渠道交叉項,k=1為行業開放度與時間虛擬變量交叉項(EXQjt×T),k=2為人力資本數量與時間虛擬變量交叉項(HRSjt×T);Ck為影響渠道與進口中間品質量交叉項,k=1為行業開放度與進口中間品質量交叉項(EXQjt×QALjt),k=2為人力資本數量與進口中間品質量交叉項(HRSjt×QALjt);Vk為三次交叉項,k=1為行業開放度、時間虛擬變量與進口中間品質量交叉項(EXQjt×QALjt×T),k=2為人力資本數量、時間虛擬變量與進口中間品質量交叉項(HRSjt×QALjt×T)。

表5中列(1)～(2)是利用固定效應模型和動態面板廣義矩估計法對行業開放渠道的檢驗,列(3)是利用技術進步替代率對制造業質量量化進行的動態面板廣義矩估計,列(4)～(5)是利用固定效應模型和動態面板廣義矩估計對人力資本渠道的檢驗,列(6)是利用技術進步替代率進行的動態面板廣義矩估計替換分析。結果均表明逆全球化降低了進口中間品質量對中國制造業質量的影響作用,平均處理效應穩健。

表5 逆全球化沖擊下進口中間品與制造業質量的穩健性檢驗

五、 結 論

逆全球化對中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產生較強的抑制作用,降低了高質量進口中間品對制造業質量的促進作用。在國際經濟環境穩定時,進口中間品質量對我國制造業質量發展具有顯著促進作用,但不同路徑影響作用存在差異。逆全球化下,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沒有顯著影響。具體結論如下。

第一,逆全球化對中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產生抑制作用,降低了高質量進口中間品的作用。中國制造業核心技術對外依賴,在國內缺乏核心技術和核心零配件生產的情況下,中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將陷入困局。逆全球化限制了中國從國外進口核心零配件的范圍和核心技術的使用,使得中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面臨困境。

第二,在宏觀經濟環境穩定時,高質量進口中間品對促進中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具有顯著作用。進口中間品質量的提高能夠促進中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但數量級數增長無法實現制造業質量升級。人力資本質量能夠提升制造業質量,但人力資本數量產生抑制作用。

第三,通過行業對外開放度提升人力資本質量,能夠促進中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通過行業對外開放渠道,進口中間品質量、人力資本質量對中國制造業質量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人力資本質量的促進作用主要由勞動效率和工資表現,即效率效應和價格效應,但人力資本對研發投入產生的擠出效應。

第四,進口中間品質量無法通過人力資本數量擴張促進中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通過人力資本渠道,逆全球化使進口中間品對中國制造業質量的影響作用降低,但不顯著。人力資本數量產生顯著的消極影響,單純的人力資本規模擴張只能抑制中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

在當前逆全球化思潮盛行的背景下,我國可通過改善進口中間品質量、提高對外開放程度、促進人力資本引入渠道多元化、加強國內基礎材料和基礎應用技術研發、鼓勵外資企業在中國進行聯合創新等方式推動我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