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同視角下公共衛生危機防控科學共同體的建構策略

趙新峰,王 鑫

(1.首都師范大學 社會科學處,北京 100048;2.北京大學 國家治理研究院,北京 100871;3.山東工商學院 公共管理學院,山東 煙臺 264005)

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在內的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大范圍暴發是對全球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的嚴峻考驗,共同體的價值理念是協同治理行動的先導,是公共衛生危機防控協同治理體系建構的基礎,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公共衛生危機的治理策略和治理效能,共同體價值理念對多種分布式力量的整合集聚發揮著激勵引導功能。公共衛生危機集中體現于疫病的傳播及其造成的巨大危害。在新發傳染病毒和公共衛生安全的威脅下,要完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新型舉國體制,加快推進人口健康、生物安全等領域科研力量布局,整合生命科學、生物技術、醫藥衛生、醫療設備等領域的國家重點科研體系,布局一批國家臨床醫學研究中心,加大衛生健康領域科技投入,加強生命科學領域的基礎研究和醫療健康關鍵核心技術突破,加快提高疫病防控和公共衛生領域戰略科技力量和戰略儲備能力[1]。在重大突發事件沖擊下,秉承協同治理共同體理念,打造公共衛生危機防控科學共同體成為公共衛生危機防控治理體系建構的題中之義。公共衛生危機防控工作需要多領域、多學科、多機構乃至全球范圍內科學家和科學工作者的共同參與,并肩作戰;并涉及多個機構、組織和部門,多主體之間存在著優勢互補、資源共享、行動交互等特征,因此建立起協同協調協作、共商共享共榮的科學共同體,才能凝聚多方力量達成共識,擰成一股繩共克時艱[2]。

一、理論緣起

“共同體”源于希臘語Koinonia,屬于哲學范疇,最初意指古希臘城邦設立的市民共同體[3]。馬克思在其著作中也使用了共同體概念,他批判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虛幻共同體”,并預言了未來社會“真正的共同體”[4]。對共同體較為系統研究的是德國社會學家斐迪南·滕尼斯,他在1887年出版的《共同體與社會》中闡釋了“共同體”與“社會”之間的差異,指出共同體是一種具有共生共存關系的人的群體,是生機勃勃的有機體,之后當代西方學界對共同體進行了多視角研究,如法國社會學家愛米爾·涂爾干從“社會結構”角度研究共同體,英國社會學家齊來的個體的“脫域”以及現代社會共同體的重建等[5]。隨著社會發展,人與人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聯系和交往的紐帶不再受到傳統血緣和地域局限,諸如科學共同體、學習共同體等“新興”共同體概念不斷出現,并經歷了由自然形成“原始共同體”到現代意義“當代共同體”的發展歷程?？傮w上呈現出從有形到無形、從封閉到開放、從一體化到多樣化的拓展和深化[6]。共同體可以定義為“人們在某種共同條件下結成的集體,或是指若干國家行為體、非國家行為體基于共同的利益或價值,在某些特定的領域形成的統一組織或類組織形態,是人類的一種生存狀態”[7]。近年來,共同體理論逐漸進入中國國家治理與社會治理領域。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標志著 “共同體”理論鮮活地運用到中國國家治理的實踐中來,這一理論對于應對公共衛生防疫在內的棘手性、綜合性、復雜性的社會公共事務有著獨特優勢。聚焦重大突發疫病,只有圍繞公共衛生危機防控工作在公共衛生領域構建包含多學科、多領域、多層級共同體才能筑牢公共衛生防疫之基石[8]。

科學共同體脫胎于“共同體”概念,最早由英國科學家和哲學家波拉尼于20世紀40年代提出。他認為,科學家不是孤軍奮戰,而是與他的專業同行一起工作,即科學共同體是由不同專業的科學家共同組成的群體[9]。1962年科學哲學家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出版,提出范式(Paradigm)是科學共同體所公認并遵從的共有理念、規則、技術及價值的集合,是基于關系模式與理論體系的科學共同體所共享的世界觀、行為方式與方法論的大集成[10]。美國科學社會學家默頓(Robert Merton)[11]、克蘭(Diana Crane)[12]從科學社會學角度把科學共同體看作是遵從特定科學規范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社會組織[13]?？茖W共同體的前身出現在歐洲,如意大利羅馬的林賽學院、倫敦的皇家學會等,之后逐漸興盛并促進了整個歐洲科學事業的繁榮發展。中國科學共同體大致經歷了引進、消化、吸收三個階段,分別是從庫恩范式切入,到經歷莫頓模式階段,再到后來的兩種模式交叉創新階段[14]?！翱茖W共同體”在近代中西方的形成及其所發揮的作用,有力闡明了“科學共同體”既是科學認識主體又是科學發展機制,既是科學事業承擔者又是科學知識生產者[15],科學共同體應承擔以下社會責任:促進科學教育與國民科學素質提高、帶動技術和經濟發展,維護國家和地區安全、關注人類居住環境、倡導并踐行負責任的科學行為等?？傊?面對社會的各種問題,科學共同體應更加積極主動地回應社會,普及最新的科學進展與技術應用知識,解釋科學研究的過程和結果,以及未來科學進步可能帶來的社會影響,為公眾解疑釋惑[16]。

實踐表明,突發性公共衛生危機事件的風險防控關涉共同體的協同治理問題,單一主體或單一科學共同體各自為戰難以有效應對。因而需要針對治理機制上的短板和不足,突破公地悲劇與零和思維,秉承協同發展理念,進行整體設計再造。在重大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面前,需要共同體的締結和發揮作用,從而應對復雜多變的社會問題,更需要聚合多元主體協力打造協同治理共同體,協同治理共同體在實踐中的理論建構便提上了日程。

二、公共衛生危機防控科學共同體協同建構的理論框架

因由重大突發性公共衛生危機防控工作的綜合性和復雜性,公共衛生危機防控科學共同體的協同建構也是一項系統工程。協同治理理論、共同體理論、應急管理和應急治理的相關理論交叉融合,相互支撐,生成了公共衛生危機防控科學共同體協同建構的理論框架(圖1)。

圖1 公共衛生危機防控科學共同體協同建構的理論框架

這一理論框架引領下,哲學視域下的共同體理論為公共衛生危機防控科學共同體的建構奠定了基石,應急管理和應急治理的相關學科體系和思想理念為公共衛生危機防控科學共同體的建構提供了方法策略,協同治理理論和工具為公共衛生危機防控科學共同體的建構提供了機制創新的保障,三者基于共同體打造的使命愿景相互融合,為公共衛生危機防控科學共同體的締結和運行保駕護航。

一是協同治理理論。協同治理理論是自然科學中的協同論和社會科學中治理理論的交叉創新理論,協同治理理論的誕生源于對治理理論的重新檢視,而協同學的相關理論方法則為這種檢視提供了知識基礎和方法論啟示。20世紀70年代,教育和衛生健康專業領域最初提出協同治理,就跨部門和跨領域的協同問題加以表述[17]。安塞爾認為協同治理是利益攸關的組織或公共部門共同做出集體決策的一種治理安排,這種基于共識和審議的正式治理安排,旨在推進公共政策的制定或公共事務活動的開展[18]。對于難以獨立實現的公共目的,需要依托協同治理,將跨部門、跨層級、跨公私部門和公民空間的組織機構統籌起來,使之有建設性地參與到公共政策制定和執行的一體化結構中來[19]。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把“協同治理”表述為:協同治理是個人、各種公共或私人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不同利益主體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其中既包括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促成協商與和解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20]。定義強調了協同治理主體多元、各子系統的協同性、自組織間的協同、共同規則的制定和社會秩序的穩定性,協同治理理論已被廣泛應用于政治、經濟、管理和社會等諸多領域,成為一種重要的分析框架和方法工具[21]。協同治理理論作為一種新興的交叉理論對于解釋社會系統協同發展有著較強的解釋力[22]。

二是傳統哲學視域下的共同體理念。亞里士多德高度重視共同體價值,在他看來,人們共生于一個共同體中,共同追求使人們獲得了相應的利益或善。德國古典哲學是在精神世界里對自由共同體的訴求,康德認為自然為了發展人的稟賦目的而賦予人以合群的本能,這種本能在繼續發展的過程中促使人組合成為市民社會,成為國家[23]。馬克思基于人的生存狀況和共同體之間的關系,提出了以人的依賴關系為基礎的共同體、以物的依賴關系為基礎的人的社會關系的共同體和以人的全面發展為基礎的自由人聯合體。馬克思共同體理論是馬克思政治哲學的核心,如共同體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有生產關系與生產力雙重維度[24]?？茖W共同體是一種生產關系的表現,是由科學家按照不同的研究領域、學科、研究興趣等締結而成;科學共同體本身也是一種生產力,在面對社會問題時,具有應對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是可以依靠的主體。哲學視閾中的共同體要義,為科學共同體的締結奠定了理論根基。

三是應急管理和應急治理的學科體系和思想理念。近年來自然災害和人因災難頻發,給人民生產生活及生命財產造成了極大危害,提高應急管理能力和危機治理水平尤為迫切。應急管理是為了“最大程度地預防和減少突發公共事件及其造成的損害,保障公眾的生命財產安全,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25]。中國歷來重視公共危機管理,2018年應急管理部的成立,在頂層設計上對碎片化問題的解決作出了跨越式的回應;十九屆四中全會將公共危機管理提升到了國家制度建構層面,指出要構建“統一指揮、專常兼備、反應靈敏、上下聯動的應急管理體制,優化國家應急管理能力體系建設,提高防災減災救災能力”[26]。2020年《教育部關于公布2019年度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備案和審批結果的通知》新增“應急管理專業”。中國已經進入必須直面各類自然風險和人因風險尤其新興風險的時代,因此應急領域也要做出相應的范式轉變,從應急管理到應急治理再到風險治理,在維護國家安全這一戰略高度上去創新理論,整合資源,從而建立起從災難預防到災難治理的一整套風險治理體系[27]。

三、疊加共振下公共衛生危機防控的特征描述

公共衛生危機防控的特征決定了科學共同體建構的必要性。公共衛生危機防控是一項綜合性、復雜性、動態多變的系統工程,需要社會資源和管理體系的全面支撐和應對,需要充分發揮科學共同體作用實現協同治理,具有多學科交叉、多領域融合、多主體參與、理論與實踐高效互融等特征(圖2)。

圖2 公共衛生危機防控工作的主要特征

(一)多學科交叉融合

公共衛生危機防控本身需要多學科間交叉合作,特別是在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沖擊下,學科間的交叉融合更凸顯出必要性和緊迫性。首先,公共衛生危機防控需要生物學方面的專業知識,因為公共衛生危機多源于生物風險,對生物特性的了解便于對病毒源頭的追溯;其次,公共衛生危機防控需要病毒學的專業分析。了解病毒的一般形態和結構特征,研究病毒基因組的結構與功能,探尋病毒基因組復制、基因表達及其調控機制,從而揭示病毒感染、致病的分子源,為病毒基因工程疫苗和抗病毒藥物的研制奠定理論基礎,為病毒致病的診斷、預防和治療提供理論依據;再次,公共衛生危機防控需要流行病學的介入,需要對疾病分布及影響分布的原因進行分析,研究疾病流行因素、病因和疾病自然史,在對患病概率進行預測的基礎上制定預防對策。通過流行病學的統計學分析,可以在公共衛生危機發生后,準確了解并掌控危機蔓延的速度和范圍;最后,公共衛生危機防控還需要藥學學科的深度參與。病毒和病理清楚之后,需要藥物化學進行合成實驗,依托藥物分析學尋找有效分子結構,結合藥理學學科進行動物實驗,進一步篩選有效藥物,由藥劑學學科研發適合人體吸收的劑型,最終進行臨床醫學的實驗和驗證。由此可見,公共衛生危機防控需要生物學、病毒學、流行病學、藥學等多學科領域交叉融合,協同發力。

(二)多元科研主體參與

公共衛生危機防控不僅需要不同科研主體和科研機構的廣泛參與。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以軍事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等為代表的一批科研院所積極投身危機防控工作,在病毒分析檢測、病毒溯源、疫苗開發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各大高校的實驗室和研究平臺、各大企業研發機構也積極行動起來攜手抗疫。相關企業在開發和生產病毒檢測試劑盒、醫用防護用具、醫療器械設備方面的作用功不可沒。此外,專家團隊作為先鋒力量戰斗在抗疫第一線,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以鐘南山、李蘭娟、陳薇為代表的一批批專家團隊,各地方派出的支援武漢的精銳力量專家團隊,在抗疫斗爭中身先士卒,精誠合作,銳意創新,大災大病當前凝聚成了科學共同體,為取得抗疫勝利提供了寶貴經驗,貢獻了聰明才智?！霸谝咔榉揽囟窢幹?廣大專家學者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使命感,發揮專業優勢,在分析疫情形勢、完善防控策略、指導醫療救治、加快科研攻關、修訂法律法規、促進國際合作等方面獻計獻策,為疫情防控斗爭作出了重要貢獻?！盵28]事實證明,公共衛生危機防控離不開多元機構和多元主體的廣泛參與,離不開科學共同體的團隊力量和集體智慧。

(三)多領域全鏈條的系統集成

公共衛生危機防控不僅需要橫向上多學科融合與多主體的參與,縱向上也需要上下游相關生命科學、生物技術、醫藥衛生、醫療裝備等研究領域形成鏈條式的集成合作。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就縱向而言,當上游病毒的治病機理、病毒形態和特性逐漸清晰后,需要一直延伸至中下游的病毒檢測試劑盒的生產廠商,迅速將病毒的實驗室結果第一時間轉化,進行小試中試及規?；a,并快速跟進。當公共衛生危機防控鏈條上游明確藥物效用及藥理機制后,中下游的制藥公司需要迅速跟進藥物研發,直到用于臨床一線的病人治療?？傊?公共衛生危機的防治過程是一個橫向上覆蓋多領域、縱向上貫穿全鏈條的系統集成工作,從上游的研究機構到下游的生產廠家,各相關機構和主體要緊密配合,不同環節要嚴絲合縫,環環相扣,危機應對時不是單兵作戰,而是發揮集團優勢。

(四)學術科研和成果轉化應用高效互融

科技抗疫的關鍵環節是科技成果的轉移轉化,學術科研成果轉化是衛生健康領域科技創新的核心要義。高效協同的科技成果轉化體系,是促進該領域技術、資本、人才、服務等要素資源深度融合與優化配置的重要依托和保障。疫情沖擊之下,公共衛生危機防控體系中科學共同體的作用日益凸顯,相關主體間的凝聚力與融合度成為共同體相互協同的潤滑劑,成為科研成果轉化的加速器。成果應用轉化的理想狀態是:相關主體聯合技術創新網絡的集成,科研成果一體化轉化平臺的搭建,專業高效科技成果轉化應用加速器的建設,科研人員、疾控醫療機構和醫藥產業的密切合作,科學研究和臨床實踐同步發展的機制日趨完善最終達成多主體、多要素、多環節、多領域的科學共同體。疫病研究和疫苗研制開發涉及多個研究主體、多個科學團隊、多條技術路線和多個研究領域,在這一潮流和趨勢下,獨樹一幟的科學精神、獨到之處的科學方法、獨具匠心的科學發現、獨辟蹊徑的技術路線、獨一無二的社會貢獻呈現出系統化、協同化、整體化的融合發展態勢,科學共同體主導下人才鏈、創新鏈、產業鏈、生態鏈和價值鏈生成時不我待,科研流程再造和成果孵化機制創新呼之欲出,公共衛生危機防控領域,學術科研成果轉化高效互融的特征日趨明顯。

四、公共衛生危機防控科學共同體協同性問題診斷

在抗疫過程中,科研主體在疫情預測、知識普及、疫苗開發、防控策略指導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貢獻。但基于公共衛生危機防控綜合性、系統性、復雜多變性的特點,科學共同體在此次疫情防控中仍存在一些短板不足,表現為共同體之間、科研主體間、研究領域間、理論和實踐之間沒能形成集團作戰優勢,相互之間協同度不夠。

(一)跨學科科學共同體之間缺乏協同

新冠肺炎疫情涉及流行病學、病毒學、臨床醫學、病理學、藥理學等多學科,是一個復雜交互的公共衛生危機情境,聯合起來也是一個具有協同作戰能力的科學共同體。目前,中國在公共衛生危機防控領域積極倡導學科間交叉融合,下大氣力打造跨學科之間相互助力的科學共同體。近年來聚焦于單個學科的學科團隊力量不斷發展壯大,然而,在重大公共衛生危機突發事件面前,需要的是跨學科科學共同體間的聯合反應、集團應對和協同作戰。在此次公共衛生危機應對過程中,單一的學科團隊內部精誠合作,形成了獨立的科學共同體,如病毒學共同體、臨床醫學共同體、流行病學共同體、公共衛生學共同體等。這些共同體能夠做到快速反應和積極應對,各自分別在病毒源頭排查、臨床診斷、流行病統計、病理學分析、藥理學分析等方面付諸積極行動,然而這些獨立的共同體抑或學術團隊之間仍然缺乏聚合動力與合作機制,尤其在技術、信息和成果共享方面還存在門戶之見,未能形成緊密的網絡化協同攻關體系,獨立共同體之間沒能形成更為強大的科學共同體,在公共衛生危機發生初期使病毒有機可乘,逃過了單兵作戰的獨立共同體的防御,跨學科科學共同體缺乏協同的短板被顯現和放大。

(二)科研主體間協同度不夠,跨部門科學共同體生成機制不暢

除了在跨學科獨立的共同體之間缺乏協同之外,此次公共衛生危機防控期間,不同科研主體之間的協同性問題也暴露出來。一是科研院所、高等學校、專家團隊、企業研發機構等科研主體之間各自為戰,缺乏集體行動。雖然多個專家領銜的團隊迅疾行動,多條疫苗研發的技術路線投入運行,但大多單打獨斗,共同體意識淡薄,缺乏相互合作的動力機制,缺乏協同作戰的精神境界。二是不同“專家”口徑不一,缺乏權威性,導致公民信任危機。不同的有效藥物頻頻被推上熱搜,造成大眾的盲目跟風搶購,以至于廣大民眾逐漸對這些“專家”的發聲產生了質疑,造成了不良的輿論環境,期間作為科研主體的專家之間存在思想認識誤區和聯合行動壁壘,彼此間沒有形成良性互動,缺乏順暢的交流溝通渠道,導致知識信息傳輸共享受阻。三是科學的野生動物管理體制乏力制約了部門間科學共同體的生成。野生動物保護對部門專業化、科學化水平要求較高,部門關系的理想狀態是用科學紐帶聯結聚合起來的共同體。如在制定和完善野生動物保護和利用的科學名錄體系方面,需要多個專業部門間的科學運轉,協同配合。目前的野生動物管理體制中,涉及林草、漁業、農業、生態環境、市場監督、衛生健康、公安、海關等諸多部門:陸地和水生野生動物分別由林草局和農業部的漁業部門負責;生態環境部門主要負責生物多樣性保護及監管工作;野生動物的交易由市場監督部門負責監管;衛生健康部門側重野生動物的疫病防控工作;公安部門負責針對野生動物犯罪的執法工作;海關對出入境野生動物的檢驗檢疫負主要責任。這一管理框架分工明確,各司其職,但最大的問題在于:部門間九龍治水,多頭管理,職責交叉重疊情況嚴重,部門間聯動協同機制匱乏,部門和專家、智庫之間的聯結機制不暢,缺乏科學化的凝結和專業化的集聚,這些成為跨部門科學共同體形成的瓶頸。

(三)與公共衛生危機防控相關的研究領域間缺乏協同

新冠疫情的應對過程中,與公共衛生危機防控相關的生命科學、生物技術、醫藥衛生、醫療裝備等研究領域間也存在各行其道現象,缺乏整合協同。從病毒的發現到病毒測試所需要的試劑盒的生產,涉及多個與公共衛生危機防控相關的產業領域,關涉整個生物醫藥產業鏈。橫向看來不同科學共同體、不同科研主體間缺乏協同行動外,縱向上產業鏈上的各個領域之間緊密度和聚合性不夠,甚至互相脫節,導致整體性鏈條的腸梗阻。如最初病毒測試試劑盒的供給不足,口罩缺乏帶來的恐慌和高價哄搶,一線抗疫醫院嚴重缺乏防護用具等問題,原因在于公共衛生危機防控縱向鏈條缺乏科學運轉,研發和生產環節出現斷裂和脫節,造成溝通不到位,反應不及時,準備不充分。在疫情中后期,當信息逐漸順暢之后,實驗、研發、生產、物流等各個環節逐漸又形成了快速反應鏈條,整合了系統運轉流程,優化了協同作戰機制,各種物資逐漸科學配置到位。此次公共衛生危機提醒我們,要圍繞具體的疾病類型、病毒特性等科學整合不同科研產業領域,不同環節、要素和領域間不能孤立運轉,而是要相互融合,協同共生,致力打造多領域全鏈條的科學共同體。

(四)學術科研與轉化應用缺乏互動協同

疫情沖擊之下,學術化、功利性價值訴求與研究成果的應用相背離,一些領域科研成果與臨床應用相脫節,醫院、產業、研究機構、科研人員聯合技術創新模式還不成熟,基于科學共同體的生物醫藥轉換研究平臺沒能搭建起來,科研人員和醫藥產業的合作不夠緊密,學術研究和臨床共同發展的機制還不完善。一方面是一系列關于新冠肺炎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現,另一方面現實中很多實際困難和問題得不到快速有效解決,一方面理論研究人員在高頻地發表各類文章,另一方面是一線工作人員面對棘手問題有時束手無策。如何在科學研究與成果應用間架起橋梁紐帶,開啟科研成果高效轉化的盲盒,打造學術科研與轉化應用的科學共同體,成為亟待破解的難題。

五、協同視角下公共衛生危機防控科學共同體的建構策略

實踐表明,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風險防控是一個“治理問題”,單打獨斗、單兵作戰難以奏效,需要針對公共衛生體系制度設計上的問題,直面公共衛生危機沖擊下的問題、矛盾和挑戰,秉承協同發展理念,進行系統設計和整體推進。需要多元主體擰成一股繩,合力打造協同治理共同體[2]。不僅需要構建全國范圍內公共衛生危機防控科學共同體,還需要構建全球范圍內的公共衛生危機防控科學共同體,共同捍衛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安全和健康[29]?；谝咔榉揽刂锌茖W共同體的問題診斷,提出疾病防控科學共同體的建構策略:橫向上打造跨共同體的科學共同體,強化跨主體協同機制,縱向上形成跨領域跨部門的科學共同體以及科研成果高效轉化的科學共同體,共同體縱橫交錯,融合發展,整體上致力于形成公共衛生危機防控科學共同體協同治理網絡(圖3)。

圖3 公共衛生危機防控科學共同體的建構

(一)打造跨共同體的科學共同體

病毒學共同體、臨床醫學共同體、流行病學共同體、公共衛生學共同體之間不是獨立運行的孤島,獨立共同體的整合集聚便凝聚為協同治理科學共同體。在重大公共衛生危機防控中,各個獨立共同體秉持公眾健康利益至上性的價值引領,把公共價值、公共精神與公共衛生防控治理體系建構結合起來,獨立共同體便可以摒棄獨占、打破壁壘,實現價值融合共創的協同機制。危機過后,更應當著力強化常態化協同機制建設,構建起更為緊密的協同治理網絡,致力于在不同學科科學共同體之間構建起相互依存、互通有無的合作網絡組織,明確組織中的關鍵節點并確定各個節點組織的功能、角色、任務,確立其在常態下的合作溝通方式和集體行動內容,健全起節點組織間的應急協同機制,這是后疫情時代應當著力推進的。此類跨共同體的科學共同體的締結,不僅局限在區域范圍和國內,還應該向全球范圍內拓展,促成不同國家科學共同體之間深度協同,攜手打造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2020年2月,新型冠狀病毒全球研究與創新論壇在瑞士日內瓦舉行。論壇由世界衛生組織和“全球傳染病防控研究合作組織”聯合舉辦,目標之一是達成一份“科研路線圖”,以協調全球科研力量,確定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的研究重點,討論診療方案和推動疫苗開發。此次疫情在全球范圍內的蔓延,有力印證了打造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的重大意義。打造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需要摒棄零和博弈,打破森嚴壁壘,遏制單邊主義,需要助力全球衛生健康領域科研工作者秉承共同體意識深度合作,組織全球科學家共同體合作開展就病毒溯源和傳播等課題協作攻關,搭建信息溝通平臺,建立經驗分享機制,在科學防護、藥物功效、疫苗研制、病毒檢測、隔離方案、救治措施等方面打造國際合作科學共同體,讓全人類共同分享共同體科學成果。

(二)打造跨主體的科學共同體

打造跨主體的科學共同體需要進一步扭轉高等學校、科研院所、專家團隊、企業研發機構獨立運轉的局面,破除門戶之見,聚合多股研究力量,凝聚多個科研團隊,整合多條疫苗研發路線,實現從單兵作戰到集團作戰的轉變。各個科研院所、高等學校、各專家團隊及企業研發機構,應當盡快樹立共同體意識,擺脫單打獨斗的狀態,一方面需要上一級組織或核心組織推動共同體的打造,另一方面各主體應當深入思考如何進行跨機構的合作,不同機構之間可以取長補短,優勢互補,聯合組織團隊,聯合申報課題,聯合開展項目攻關。在共同價值創造和共同體意識的驅策下,培養團隊精神,搭建一體化平臺,建立協作機制。面對重大突發性公共衛生危機事件時,各個主體和機構之間便可以打破固有邊界和森嚴壁壘,以公民健康為本,締結成為跨主體跨機構的共同體。共同體中固有組織中的人員可以靈活組合配置,設備資料信息可以開放共享,特殊情況下可以集結精兵強將,建構起柔性的科學共同體協同攻堅克難?！耙獎撔箩t防協同機制,建立人員通、信息通、資源通和監督監管相互制約的機制。要加強疾控人才隊伍建設,建立適應現代化疾控體系的人才培養使用機制,穩定基層疾控隊伍。要建設一批高水平公共衛生學院,著力培養能解決病原學鑒定、疫情形勢研判和傳播規律研究、現場流行病學調查、實驗室檢測等實際問題的人才?！盵28]

(三)打造跨研究領域的科學共同體

就學科體系和研究領域而言,未來發展方向必然會從分割走向聚合,從松散走向緊密,從獨占走向共享,從獨立走向協同。一方面要著力整合細菌學、微生物學、免疫學、流行病學等學科體系,破除學科間壁壘障礙,架設起學科間緊密聯系的橋梁,形成學科間協同運行機制。另一方面要強化與公共衛生危機防控相關的預防醫學、生命科學、生物技術、醫藥學、中醫學、醫療裝備等領域的協同,對不同領域分散的科學要素資源加以整合配置,形成牢固的伙伴關系,凝成創新合力,擰成一股繩協同攻關。不同學科領域之間的整合協同,除了橫向締結和溝通之外,縱向上的協同也至關重要。以往相距遙遠的科研機構和生產廠商之間,研究者和終端生產一線之間也應當向扁平化發展,以公共衛生危機防控為主線,以共同價值創造為動力,構建起共生共享的科學共同體。從病毒學、分析科學領域到病毒檢測領域再到生產病毒檢測試劑盒的終端廠商,彼此間相輔相成,密不可分。在此次疫情中,從最初的孤島式參與到后期的高效協同運轉,從一枝獨秀到并肩攜手,鏈條暢通后迅速研發并生產出試劑盒,科研領域、醫療衛生領域、生產領域的科學共同體彰顯了協同作戰的優勢力量。后疫情時代,跨研究領域科學共同體的打造應該盡快提上日程,堅定不移走科學化、專業化、協同化的道路。

(四)打造科研成果高效應用轉化的科學共同體

科研成果高效應用轉化科學共同體的打造需要創新聯合技術應用模式,搭建生物醫藥轉換創新平臺,密切研究機構及科研人員和醫藥產業的合作關系,建立健全學術研究和臨床共同發展的運行機制。需要進一步構建協同研究網絡,打通學科專業領域協作渠道,暢通成果轉化環節,縮短成果審批流程,打造科研成果應用轉化的科學共同體:首先,要達成科技成果的供需協同?？萍汲晒墓┙o方和需求方要充分溝通,相向而行,改變目前的松散狀態,真正建立起產學研用的科研成果供應鏈,扭轉單純以期刊論文發表、科研立項為訴求的學術價值導向,走學術化、專業化與應用化相結合的道路,在供需兩端及全鏈條范圍內打造科學共同體;其次,要強化體制機制方面的突破和協同。要以體制機制創新為著力點,瞄準科研成果轉化進程中的難點、痛點和堵點,在成果孵化、成果轉移轉化、科技成果應用等具體領域的核心要素與關鍵節點要高度協同,要進一步完善科研成果的評價機制,構建以成果高效轉化為目標的科學考核體系,在科研成果的審批轉化應用過程中深入推進放管服改革,加快優化審批流程,縮短審批時限,為公共衛生危機防控爭取更多寶貴時間,鼓勵建立利益相關者利益捆綁機制、研究人員激勵機制,從制度創新安排、轉化平臺搭建、政策體系細化優化、項目培育引導、高端人才培育等方面整體入手,致力于形成科技成果轉化方面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高效協同的體制機制;第三,要加強市場化的服務協同。建立產學研信息交流服務平臺的同時,要繼續扶持中介服務機構和技術轉移機構,充分發揮技術經理人在推動科技成果轉化服務方面的作用,倡導技術股和現金股綜合考量的成果轉化機制,推行“定向研發、定向轉化、定向供給”的訂單式研發模式,打造技術交易的協同市場網絡,為成果轉化提供催化劑。市場化服務協同方面要充分利用數字治理的理念和信息化政策工具,整合科研院所、專家團隊及企業等跨地區、跨學科、跨領域的信息資源,引導每個節點、每個主體治理,實現信息開放和信息共享,積極探索智能化、網絡化、智慧化創新路徑,為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提供協同化信息服務;第四,打造公共服務科技轉化平臺為支撐的協同創新共同體?？萍汲晒D化公共服務平臺旨在從戰略高度,對跨區域,跨部門、跨領域、跨主體、跨共同體的科技成果轉化服務資源進行流程再造和優化組合,依托共建共享共生共融機制的建立,構建科學布局、融合開放的驅動科技成果創新轉化的共同體。公共服務科技轉化平臺通過對前沿成果信息、技術市場交易,工程化中試,培育孵化、成果轉化五大服務體系的整合協同,依托全鏈條、系統化、協同化的流程再造,致力于實現價值鏈、研發鏈、產業鏈、創新鏈暢通集結,讓學術研究和成果應用間融合轉化的流程更為高效快捷,把科學共同體打造成協同創新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