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爾的藏裔族群及藏語方言研究①

張四紅 解麗麗

尼泊爾北依喜馬拉雅山脈與我國西藏自治區毗鄰，國土面積14.7萬平方公里，我國和尼泊爾之間的邊境線1111.47公里。②穆阿妮、王群燕:《中尼邊界談判進程的歷史考察及啟示》，《南亞研究》2016年第1期，第106—122、150頁。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決定了尼泊爾不僅是我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區國家之一，③黃行:《我國與“一帶一路”核心區國家跨境語言文字狀況》，《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5期，第1—8頁。還是我國實施南亞大通道戰略的重要合作伙伴國家。④曾紹龍、曾凱霖:《西藏建設“一帶一路”南亞大通道進展及深化研究》，《國際貿易》2019年第11期，第74—81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尼兩國要在“一帶一路”框架下實現互聯互通，加強文化交流，打造人文合作新亮點，筑牢友好民意基礎。⑤趙成、饒愛民:《習近平會見尼泊爾總理奧利》，《人民日報》2018年6月21日第1版。開展相關學術研究和文化交流活動，有助于將習近平倡導的中尼兩國“跨越喜馬拉雅的友誼”進一步推向新高度。①習近平:《習近平在尼泊爾媒體發表署名文章:將跨越喜馬拉雅的友誼推向新高度》，《人民日報》2019年10月12日第1版。

尼泊爾總人口約2668萬，境內有120多種語言，其中藏緬語族語言有63種，使用人口將近500萬，約占全國總人口的17.3%。②張治國:《尼泊爾的語言生態及語言政策研究》，《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第1—8頁。國外學者對這些藏裔族群及其語言一直高度關注，但是，中國學者卻涉獵較少。尼泊爾是我國的重要近鄰，對其境內與我國藏族同源異流的藏裔族群及其使用的語言開展研究，是中國藏學、民族學、人類學和語言學等學科領域研究的重要拓展和延伸，亟須中國學者參與其中，發出中國聲音。為此，以國內外相關研究文獻為依據，結合我們的多次實地調查，③本文所用文獻資料除腳注列出的以外，主要源于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榮譽學部委員孫宏開研究員所贈相關書籍，共計206本，在此，謹致謝忱!本文第一作者曾于2016年5—9月、2019年7—8月、2020年9—10月先后在尼泊爾喜馬拉雅山區及中尼邊境地帶進行實地調查。本文擬對尼泊爾境內藏裔族群的來源及藏語方言的類型學概貌進行全面、系統的梳理。語言是民族身份的重要標志之一，因此，本文特別關注尼泊爾境內的藏語方言和我國的藏語拉薩話的聯系，以期為我國學者開展與尼泊爾相關人文研究提供參考，為政府相關部門與尼泊爾開展交流與合作提供學術支持。

一、尼泊爾藏裔族群與我國藏族的淵源和往來

本文所述“藏裔族群”不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隨達賴分裂集團逃至海外的流亡藏人團體，或被達賴集團裹挾至尼泊爾的藏族同胞群體，也不包括近代因為戰亂、自然災害等原因遷至尼泊爾的人員，④陳宇:《流亡尼泊爾藏人歷史考察及近況分析》，《上海市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6年第2期，第52—58頁。而是指世居尼泊爾，但在語言、文化和習俗等各方面與我國藏族有著淵源關系的達曼(Tamang)、馬嘉爾 (Magar)、古戎 (Gurung)、夏爾巴 (Sherpa)等族群的總稱。⑤尕藏杰:《尼泊爾藏裔族群社會文化調查——以保達納斯藏裔族群社區為例》，《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第10—16頁。

(一)尼泊爾藏裔族群與我國藏族的淵源

國外學者對包括尼泊爾在內的喜馬拉雅高山峽谷地區居住的藏裔族群及其使用的語言關注已久，學者輩出，著述頗豐，尤以奧地利人類學家海門道夫 (Haimendorf)和瑞士伯爾尼大學語言學家無我(van Driem)最為突出。⑥沈海梅:《西方人類學領域的喜馬拉雅研究學術史》，《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8期，第1—9頁；George van Driem，Languages of the Himalayas，Vol.2.Leiden:Brill，2001，pp.855-867.相對而言，中國學術界對此關注較少。國內外的研究表明，尼泊爾的藏裔族群與我國藏族同源，均起源于中國的青藏高原。通過對相關文獻和史料進行梳理，我們認為，產生這些散居尼泊爾并在當地形成不同藏裔族群的原因大致可以歸結為吐蕃時期的軍事擴張和兩次滅佛事件。

在部落聯盟時期，青藏高原上居住著悉補野、象雄以及蘇毗等多個部落。⑦陸地、喬小河、臧新恒:《藏族周邊交往和文化傳播的特點》，《當代傳播》2019年第1期，第27—37頁。其中，悉補野部落因其居住區域的自然環境優越、經濟快速發展等原因，在7世紀初迅速崛起，建立了強盛的吐蕃王朝。此后，吐蕃王朝開始向周邊地區進行軍事擴張。⑧陳榮澤:《藏語方言的分布格局及其形成的歷史地理人文背景》，《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第128—134頁。8世紀時，吐蕃贊普赤松德贊的騎兵部隊曾取道尼泊爾遠征印度，在返回西藏時有些部隊就留居在喜馬拉雅山脈南麓的尼泊爾等地。9世紀中葉，吐蕃王朝瓦解，這些部隊的藏族士兵無法回遷西藏，一直在尼泊爾等地定居繁衍生息，逐步形成尼泊爾的藏裔族群。①克·東杜普、伊西蘭姆措:《西藏與尼泊爾的早期關系 (七—八世紀)》，《西藏研究》1987年第2期，第108—110頁。

吐蕃王朝建立之前，吐蕃統治階層和普通民眾普遍信奉本土傳統宗教——苯教。在此之后，佛教開始從中原漢地及尼泊爾等地傳入吐蕃。由于吐蕃王朝的扶持和推崇，佛教逐漸擴大影響，但是還有大量人群依舊固守著苯教，排斥佛教，這種局面繼而上升為吐蕃王朝和地方權貴之間的政治斗爭。這種政治斗爭進而外化為苯教和佛教相互抵觸，苯佛斗爭從未中斷。兩種宗教間的矛盾沖突導致公元755年和公元838年的大規模滅佛事件，所有在吐蕃王朝統轄范圍內信奉佛教的藏族僧人和尼泊爾僧人均遭到驅逐。其中部分藏族僧人逃往喜馬拉雅山南麓的尼泊爾等地區，并就地世代定居。因此，除軍事原因以外，滅佛事件進一步推動我國藏族人口遷居尼泊爾等地，成為產生尼泊爾藏裔族群的另一主要原因。

直至現在，尼泊爾的藏裔族群在宗教信仰、文化習俗和語言等各個方面與我國藏族都有著很大的相似性。尕藏杰的調查發現，在尼泊爾加德滿都博達哈大佛塔周邊以及郊區史瓦揚布居住的藏裔族群不僅在宗教方面與我國藏族淵源很深，還可以和其調查團隊直接用藏語交流。②見上引尕藏杰:《尼泊爾藏裔族群社會文化調查——以保達納斯藏裔族群社區為例》；尕藏杰:《藏傳佛教寺院在尼泊爾加德滿都盆地的建立與發展——以博達納佛塔周圍寺院為例》，《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第21—28頁。此處“博達哈大佛塔”指尼泊爾加德滿都的Bodhanath Stupa，是世界上最大的圓形佛塔，周邊聚居了很多藏裔族群和藏人團體。尕藏杰在兩篇不同的文章中分別將其翻譯成“保達納斯”和“博達納佛塔”，未注意保持譯名的一致性，其規范漢語譯名應為博達哈大佛塔(張四紅:《尼泊爾的語言國情及中國西藏邊境地帶語言安全構建》，《南亞研究》2020年第3期)。葉拉太在尼泊爾西北部木斯塘地區的考察表明，該地區比較完整地保留了西藏古代文明的原始面貌，其居民屬于藏裔族群，語言屬于藏語西部方言。③葉拉太:《變遷與承續:喜馬拉雅中部洛沃的區域宗教史研究——基于尼泊爾西北部洛沃 (木斯塘)的實地考察》，《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第1—10頁。2016、2019年，我們先后在尼泊爾的加德滿都、博卡拉以及北部山區進行人類語言學的田野調查。發現很多尼泊爾普通民眾在稱謂尼瓦爾人 (Newari)、夏爾巴人(Sherpa)、達曼人 (Tamang)等一些大的藏裔族群時，通常用其專有名稱，而對于一些小的族群，如努布里人 (Nubri)、多爾波人 (Dolpo)、利米人 (Limi)，一般都直接以“藏人”通稱。由于高山阻隔、交通閉塞，依然使用藏語方言的藏裔族群相互之間往來不便，隨著時間的積累，其各自使用的方言的確有一些地域特色的詞匯和口音，但是彼此間交流和溝通障礙并不太大，對自己的族群源于我國藏族也基本無異議。

(二)尼泊爾藏裔族群與我國藏族的往來

雖然尼泊爾的藏裔族群遷居尼泊爾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千年之前，但是他們和我國藏族在宗教、文化及貿易等各方面從未間斷地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和往來。公元7世紀，尼泊爾的赤尊公主遠嫁吐蕃贊普松贊干布，這在佛教傳入吐蕃、拉薩大昭寺的建造、布達拉紅山王宮的擴建等方面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④德吉卓瑪:《尼泊爾赤尊公主與吐蕃佛教》，《中國藏學》2016年第2期，第22—30頁。公元13世紀后半葉，尼泊爾的著名工匠阿尼哥參與我國西藏地區諸多佛塔、銅器的設計和建造，在我國積極傳播尼泊爾工匠的藝術造詣和藝術風格。⑤董莉英:《西藏地方與尼泊爾貿易試述》，《中國藏學》2008年第1期，第218—222頁。此外，法顯、玄奘和王玄策等都為中尼兩國的友好往來和文化交流作出過突出貢獻。①邱熠華:《1918—1921年西藏協助尼泊爾修繕斯瓦揚布佛塔——兼論近代西藏與尼泊爾的文化交流》，《中國藏學》2017年第3期，第44—51頁。

除上述知名歷史人物在中尼兩國間建立“跨越喜馬拉雅的友誼”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之外，自古至今，我國藏族和尼泊爾的藏裔族群之間由于族群的相似性、經濟的互補性，民間往來頻繁，交往不斷。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雙方居民之間跨越喜馬拉雅山建立的蕃尼古道。這條始于中國西藏拉薩，止于尼泊爾加德滿都的古道，自唐代開通以來，一直被視為古代“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中尼兩國交流的重要通道，發揮著交通、求法、傳法、貿易、朝貢等多方面的功能。②熊文彬:《蕃尼古道及其歷史作用》，《中國藏學》2020年第1期，第38—48頁。通過對在拉薩經商的尼泊爾商人和商鋪進行調查，龍西江發現尼泊爾人在拉薩經商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以前。目前，中國西藏邊境地帶開通了吉隆、樟木和普蘭3個國際性口岸，邊境線上有通向尼泊爾的184條通道，③狄方耀、賈翠霞:《“一帶一路”視域下西藏邊境地帶安全穩定問題探索》，《西藏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第80—85、98、156頁。這些都為尼泊爾的藏裔族群與我國藏族之間的往來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特別是中國政府實施的“一帶一路”倡議，進一步促進了雙方居民之間的相互往來和交流，出現了一些跨中國—尼泊爾邊境居住，或者長期在我國西藏地區進行邊境貿易的藏裔族群。如傳統上居住在尼泊爾北部地區的達曼人，人口在118萬以上，是尼泊爾較大的藏裔族群之一，其語言與藏語接近，信仰藏傳佛教或苯教，與我國藏族之間的相互認同度很高，其中有近200人居住在我國西藏的吉隆口岸附近。西藏自治區政府于2003年對其進行了集中安置并為其頒發了中國居民身份證，改變了其歷史上一直無國籍的窘狀，進一步提高了其對我的認同感。④劉勇、納森:《藏尼走廊吉隆溝達曼村人的族際交往與身份認同關系調查》，《中國藏學》2015年第3期，第138—147頁。又如尼泊爾的主要藏裔族群之一夏爾巴人，意為“來自東方的人”(注:此處的“東方”大概指我國西藏地區)，據統計，有10萬以上的夏爾巴人居住在尼泊爾，與此同時，還有約5000人居住在我國西藏自治區。⑤武保林、聶金甜:《夏爾巴人研究綜述》，《西藏研究》2017年第5期，第29—34頁。通過在西藏日喀則地區聶拉木縣樟木鎮的田野調查，王思亓發現，當地的夏爾巴人普遍能聽懂藏語，能用藏語和當地的藏族交流。⑥王思亓:《藏邊社會的族群關系和夏爾巴人的族屬認同》，《西藏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5期，第102—108、 186頁。雖然居住在尼泊爾的夏爾巴人中，有些人對我國藏族的族屬認同感在減弱，但是，其宗教、文化乃至DNA線粒體等各方面都與我國藏族一樣或非常接近。世居尼泊爾西北部胡姆拉縣的利米人，總人口不到5000人，其居住地自然環境惡劣，冬季大雪封山時，與尼泊爾其他地區幾乎斷絕了地理聯系，全年卻能與我國西藏阿里地區的普蘭縣通行。歷史上有既向中國西藏繳納人頭稅，又向尼泊爾繳納土地稅的傳統。⑦戈爾斯坦、堅贊才旦:《利米半農半牧的藏語族群對喜馬拉雅山區的適應策略》，《西藏研究》2002年第3期，第113—120頁。2020年10月，我們專程赴西藏普蘭縣進行人類語言學田野調查，了解到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國家綜合實力的不斷提升，自2000年以來，每年都有大批利米人往返中國和尼泊爾之間經商、務工，既促進了普蘭縣當地的經濟發展和繁榮，也為其建設自己的家鄉提供了資金。利米人的語言和文化與普蘭縣的藏族幾無差異，大部分人還能說流利的藏語拉薩話，已經逐漸融入當地的藏族之中。

綜上，尼泊爾的藏裔族群雖然世世代代在尼泊爾繁衍生息，但其源于中國的青藏高原，與我國藏族有著共同的祖先，一直與我國藏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和往來是不爭的事實，對其從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生物學、語言學等各個角度進行更加深入的調查和研究，有助于促進中尼雙方藏裔族群的相互認同，有助于維護中尼兩國邊境的和諧穩定。

下面擬從人類語言學的視角切入，以揭示尼泊爾的藏語方言概貌，為學界進一步了解尼泊爾的藏裔族群提供語言學證據。

二、尼泊爾的藏語方言概要

如前文所述，尼泊爾境內有63種藏緬語族語言。其中，在中尼邊境尼泊爾一側的喜馬拉雅山脈南麓至少有19種藏語方言分布。①見上引張四紅:《尼泊爾的語言國情及中國西藏邊境地帶語言安全構建》。國外學者對這些藏語方言一直較為關注，不斷推動相關研究。1909年，科諾 (Konow)在《藏緬語族語言》(The Tibeto-Burman Family)一文中，提及在中國和尼泊爾邊境線的尼泊爾一側分布著大量藏語方言，列舉了包括洛巴 (Loba)方言在內的一些藏語方言的詞匯。②Sten Konow，“The Tibeto-Burman Family”，in George A.Grierson.，Linguistic Survey of India.Calcutta: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1909，pp.1-31.此后，無我、比爾邁爾、西羲郎、圖納德爾等均對尼泊爾境內藏語方言的來源、種類、數量和類型學特征等進行了初步的調查和研究。③見上引George van Driem，Languages of the Himalayas；Roland Bielmeier，“On the Languages of the Himalayas and Their Links(nearly)around the World”，European Bulletin of Himalayan Research，Vol.24，2003，pp.94-117；[日]西羲郎著， 周煒譯:《藏語的方言》，《西藏研究》 2003年第 1期，第 104—111頁；Nicolas Tournadre，“L'aire Linguistique Tibétaine et Ses Divers Dialects”，Lalies，Vol.1，2005，pp.7-56；Nicolas Tournadre，“Arguments against the Concept of ‘Conjunct’ / ‘Disjunct'in Tibetan”，in Brigitte Huber et al.eds.，Chomolangma，Demawend und Kasbek.Festschrift für Roland Bielmeier zu seinem 65.Geburtstag，Vol.1.Halle: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2008，pp.281-308；Nicolas Tournadre，“The Tibetic Languages and Their Classification”，in Nathan Hill and Owen-Smith Thomas eds.，Trans-Himalayan Linguistics，Historical and Descriptive Linguistics of the Himalayan Area.London:Mouton de Gruyter，2014，pp.105-130.除此之外，還陸續有一些國外學者對尼泊爾境內的單個藏語方言進行了深入的語言學田野調查，對其語音或語法進行了描寫。如霍麗格和哈里 (H?hlig＆Hari)、王爾德 (Wilde)分別梳理了藏語卡噶特 (Kagate)方言、利米方言的音系；④Monika H?hlig and Anna M.Hari，Kagate Phonemic Summary，Kathmandu: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nd Institute of Nepal and Asian Studies，1976，pp.4-78；Christopher P.Wilde，Preliminary Phon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Limi Dialect of Humala Bhotia，Helsinki:Helsinki University，2001，pp.12-65.胡博 (Huber)、希爾德布蘭特 (Hildebrandt)依據自己收集的第一手語料分別撰寫了藏語吉隆 (Kyirong)方言、馬囊 (Manange)方言的語法梗概。⑤Brigitte Huber，“The Tibetan Dialect of Lende(Kyirong):A Grammatical Description with Historical Annotations”，European Bulletin of Himalayan Research，Vol.6，2003，pp.128—130；Kristin Hildebrandt，“A Grammar and Glossary of the Manange Language”，in Carol Genetti，Tibeto-Burman Languages of Nepal.Canberra:Pacific Linguistics，2004，pp.2-189.相對而言，國內學者對尼泊爾境內藏語方言的關注甚少，目前只有瞿靄堂從語音、詞匯、語法等層面對尼泊爾的索盧昆布夏爾巴方言 (Solukhumbu Sherpa)和我國西藏境內的夏爾巴方言進行了系統的對比研究。⑥瞿靄堂:《夏爾巴話的識別——衛藏方言的又一個新土語》，《語言研究》1992年第2期，第176—189頁?？傊?，國內外學者對尼泊爾藏語方言的調查還不夠充分，研究還不夠深入，特別是國內學者對此幾無涉獵。以下擬結合既有研究成果和田野資料，對尼泊爾藏語方言進行專題研究，重點探討其種類、數量、分布、類型學特征、與中國古藏語的聯系等。

(一)尼泊爾藏語方言的種類和數量

關于尼泊爾藏語方言的種類和數量，目前尚無定論。代表性的觀點主要由上述學者無我、比爾邁爾和圖納德爾等提出 (見表1)。

表1 尼泊爾藏語方言的種類和數量

由表1可見，無我、比爾邁爾和圖納德爾對尼泊爾藏語方言種類和數量的界定大同小異，總數分別為14、16和15種。比爾邁爾只是在無我的研究基礎上補充了寧巴 (Nyinba)和提契喔戎(Tichyurong)兩種方言，無我和圖納德爾兩人的觀點有些細微差別，主要體現在他們列舉的方言種類不太一致。實際上，雖然他們列舉的方言種類不同，但是其相互之間聯系非常緊密，要么是上下位方言關系，要么是同一種方言的不同稱謂。例如，無我所稱的利米戎 (Limirong)和卡馬戎 (Kamarong)兩種方言分別為圖納德爾所稱的胡姆拉 (Humla)和穆古 (Mugom)方言的下位方言，而無我所列的洛巴 (Loba)和哈隆 (Halung)方言分別為圖納德爾所列的洛克 (Loke)和瓦隆 (Walungge)方言的另一種叫法。①John W.Eppele et al.eds.，Ethnologue:Languages of Nepal，Kathmandu:Central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Tribhuvan University and SIL International，2012，pp.26-58.又如，尼泊爾的夏爾巴方言有索盧昆布夏爾巴 (Solukhumbu Sherpa)和何蘭布夏爾巴 (Helambu Sherpa)兩個下位方言，無我只列舉了其上位方言名稱，即夏爾巴方言，②George van Driem，Languages of the Himalayas.而圖納德爾卻列舉了其下位方言的名稱，即索盧昆布夏爾巴 (Solukhumbu Sherpa)方言和優爾慕 (Yohlmu)方言，其中，優爾慕方言與何蘭布夏爾巴方言是同一種方言的不同名稱。③Nicolas Tournadre，“The Tibetic Languages and Their Classification” .

國外學者對尼泊爾藏語方言種類和數量的界定存在一定分歧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方面是當前對尼泊爾藏語方言的調查還不夠深入，還有很多謎底有待揭開。譬如，后期又有學者在尼泊爾發現了鈉爾—莆 (Nar-Phu)、馬囊 (Manang)、吉隆 (Kyirong)3種方言；④Maritine Mazaudon，“An Outline of the Historical Phonology of the Dialects of Nar-Phu(Nepal)”，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Vol.19，1996，pp.103-114；見上引 Kristin Hildebrandt，“A Grammar and Glossary of the Manange Language”；見上引 Brigitte Huber，“The Tibetan Dialect of Lende(Kyirong):A Grammatical Description with Historical Annotations” .另一方面是因為學界對尼泊爾境內部分藏語方言的下位方言，尤其是互通度不高的兩種方言是否視為不同的方言持不同的意見和看法。例如，夏爾巴方言的兩個下位方言索盧昆布夏爾巴方言和何蘭布夏爾巴 (即優爾慕)方言，相互之間的互通度只有65%。圖納德爾認為兩者差別較大，應作為兩種不同的方言處理，而無我和比爾邁爾則對這種差別未予以關注，把它們都當成同一種藏語方言看待。

綜上，將無我、比爾邁爾和圖納德爾所列出的下位方言納入其上位方言處理，同時，將方言的不同名稱進行統一，再加上其他學者在尼泊爾發現的3種藏語方言，結合我們的調查，我們認為，在尼泊爾境內應該分布著19種藏語方言，即胡姆拉 (Humla)、穆古 (Mugom)、多爾波 (Dolpo)、提契喔戎 (Tichyurong)、洛巴 (Loba)、鈉爾—莆 (Nar-Phu)、馬囊 (Manang)、努布里 (Nubri)、古雅俗多 (Gyalsumdo)、祖姆 (Tsum)、庫塘嘎爾 (Kutang Gale)[亦即波特 (Bhotte)]、吉隆 (Kyirong)、優爾慕 (Yohlmu)、卡噶特 (Kagate)、夏爾巴 (Sherpa)、幾熱爾 (Jirel)、洛米 (Lhomi)、圖旦姆(Thudam)和瓦隆 (Walungge)。

(二)尼泊爾藏語方言的地理分布和使用環境

尼泊爾的國土形狀近似一個狹長的長方形，東西跨度長達1000多公里，南北距離不到200公里。海拔自南向北呈階梯狀上升，與印度接壤的南部為平原地帶，海拔一般在200米以下；中部為丘陵地區，海拔在1000—3000米之間波動；依喜馬拉雅山脈與我國西藏自治區毗鄰的北部為高山區，平均海拔約為4800米，其中，6000米以上的山峰有240座。其北部高山區由于土地貧瘠，交通不便，與世隔絕，極度貧窮，非常不適宜人居，是這個最不發達國家中的最不發達地區。上述19種藏語方言均分布于北部高山區喜馬拉雅山脈的村莊之中 (見圖1)，其中絕大部分村莊需要徒步一日至數日才能進入。以最偏遠的卡那利專區 (Karnali)的胡姆拉縣 (Humla)為例:在該縣使用的藏語方言名稱源于地名，即胡姆拉方言，包括利米 (Limi，亦即前文所稱“利米戎”)、上胡姆拉(Upper Humla)、拉·雅各巴 (La Yakba)、寧巴 (Nyinba)和克亞姆巴 (Khyampa)等下位方言。①Christopher P.Wilde，Preliminary Phon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Limi Dialect of Humala Bhotia.通過調查，我們了解到，該縣總人口約5萬，其中利米等藏語方言使用人口將近5000人。這些使用藏語方言的村莊的海拔普遍在3000—5000米之間，大部分村莊至今沒有通電，沒有通訊，沒有基本的教育和衛生設施等。歷史上曾盛行“一妻多夫”制，通常是一個妻子和幾個兄弟組成一個家庭，以便凝聚家庭力量，應對生活中所面臨的諸多困難。要想從尼泊爾境內深入這些村莊進行調研，必須先從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乘坐不固定航班到胡姆拉縣城西米科特 (Simikot)，再徒步10—12天才能到達。相對而言，翻越喜馬拉雅山脈，經由相關口岸和通道，從上述19個使用藏語方言的村莊到我國西藏地區則更加方便。還有部分族群，如夏爾巴人等，跨中尼兩國邊境居住，分居兩國的居民甚至能隔河相望。區位的便捷性、語言的互通性、文化的相似性、宗教的一致性，客觀上促進了我國藏族與尼泊爾使用藏語方言族群的長期往來和交流，從而有助于維護中尼之間在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以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和相互欣賞為主旋律的雙邊關系。②納蘭德拉·潘迪:《尼中關系五十年》，《和平與發展》2005年第3期，第37—41頁。

圖1 尼泊爾藏語方言的分布示意圖

(三)尼泊爾藏語方言的類型學概貌

1.語音特點 很多藏緬語族語言，如彝語支語言、羌語支語言的復輔音都很豐富，但是，現代藏語及其支語言的復輔音卻比較少。①孫宏開:《我對藏語支語言特點的初步認識》，《南開語言學刊》2004年第2期，第17—25頁。尼泊爾藏語方言中，除了一些方言有鼻冠復輔音外，在其音位系統中，基本未發現其他類型的復輔音。絕大部分方言都有成對的鼻化元音和非鼻化元音的音位對立。除了優爾慕方言沒有聲調外，其他方言都有區別意義的聲調系統，其中，大部分方言只有高低兩個聲調，也有一些方言聲調較多，如馬囊方言有4個聲調。

2.詞匯特點 尼泊爾藏語方言的單純詞以單音節和雙音節為主，多音節的較少。合成詞有復合式和附加式兩種合成方式。和藏語拉薩話相似，尼泊爾藏語方言的名詞、動詞等詞類均有通稱(plain)和敬稱 (honorific)的二元區分。方言之間的詞匯相似度比較大，以多爾波方言為例，其詞匯與洛巴、洛米、努布里、幾熱爾、優爾慕和藏語拉薩話等方言詞匯的相似度分別達到78%、69%、67%、62%、66%和68%；很多方言與藏語拉薩話詞匯的相似度均在50%以上 (見表2)，說明尼泊爾藏語方言和我國藏語淵源很深。

表2 部分尼泊爾藏語方言和拉薩藏語的詞匯相似度

3.形態句法特點 (1)所有尼泊爾藏語方言都有非常豐富的用于表示數量、類別、體、示證等概念的后置詞。(2)除馬囊方言是唯一一個名詞中心詞既可前置也可后置的方言外，幾乎所有方言都是中心詞前置的語言。(3)除胡姆拉和洛巴方言有類名詞 (noun class)和性 (gender)標記系統外，在其他方言中均未發現。(4)尼泊爾藏語方言的疑問句呈現出一定程度的多樣性變化。大部分方言都是疑問詞原位 (q-in-situ)的語言，但是馬囊方言的疑問詞置于句首，吉隆方言的疑問詞置于系詞和主要動詞之前，優爾慕方言的疑問詞通常置于小句的第二位。(5)所有方言均不區分主動語態和被動語態。(6)所有方言均有豐富的體 (aspect)標記，值得注意的是，學界通常認為藏緬語族語言無時態 (tense)標記系統，但是努布里方言的動詞有過去時和非過去時的二元對立，此外，該方言的非對稱性連動結構中的很多次要動詞 (minor verb)的語義可以語法化為體標記。(7)所有方言均為SOV語序的語言，且語序可以通過格標記系統進行適當調整。

綜上，尼泊爾藏語方言的類型學特征既有一定的區域共性，又有一定的個體差異性。源于共同的祖先——古藏語是其具有區域共性的基礎和前提，分流至尼泊爾境內喜馬拉雅山脈南麓各高山峽谷地帶，長期相互隔絕，往來不便，與周邊其他語言產生接觸，發生演變則可能是導致個體差異性的外部環境和誘發因素。此外，由于各方言在語音、詞匯、形態句法等類型學特征方面大同小異，相互之間溝通和交流并沒有太大的障礙。

(四)尼泊爾藏語方言與古藏語的比較

任何一種語言都維持著穩定與演變的統一。一方面，語言是相對封閉的系統，有些特征比較穩定，不易受內外界因素影響而改變，例如一種語言的語法結構；另一方面，語言也處在不斷演變的過程中。語言演變的原因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是語言內部促動演變，二是語言接觸驅動演變。①黃行:《語言接觸與語言區域性特征》，《民族語文》2005年第3期，第7—13頁。雖然尼泊爾的藏裔族群和我國的藏族同源異流，但是由于各自所在國家的語言國情、語言政策和主導語言 (dominant language)均大相徑庭，同時由于喜馬拉雅山脈的阻隔，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尼泊爾藏語方言在保留我國古藏語一些特征的同時，必然有一些特征在消失并演變出一些新的語言特征(見表3)。在此，將尼泊爾藏語方言與古藏語進行對比，扼要介紹古藏語在異域的演變規律和趨勢，闡釋兩者之間的緊密關聯，以引起學界關注。

表3 尼泊爾藏語方言和古藏語的主要特征對比

任何一種語言的語音都屬于語言的表層結構，具有不穩定性，易受到各種因素影響而發生變化。由表3可見，尼泊爾藏語方言也不例外，在其演化的過程中，最為突出的是語音特征的變化，古藏語的一些典型語音特征已經消失，而與此同時又有一些新的語音特征產生。

古藏語消失的語音特征主要有:(1)古藏語的復輔音單輔音化。古藏語的復輔音系統比較發達，其中二合復輔音占大多數，有115個，此外還有69個三合復輔音和6個四合復輔音。①格桑居冕:《藏文字性法與古藏語音系》。復輔音在尼泊爾的藏語方言中非常罕見，如鈉爾—莆方言的復輔音已經完全消失。②Graham Thurgood and Randy J.Lapolla，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second edi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7，pp.535-540.復輔音的發展趨勢呈單輔音化，即從復輔音聲母音節變成單輔音聲母音節。(2)古藏語的輔音韻尾脫落。古藏語不僅有-b、-d、-m、-s等單輔音韻尾，還有-ms、-ld、-gs等復輔音韻尾，較為復雜，③張興亞:《上古漢語后綴L復輔音聲母瑣議》。在尼泊爾藏語方言中，偶有單輔音韻尾存在，但復輔音韻尾均已脫落。(3)古藏語的前綴音脫落。古藏語有豐富的前綴音，它們可以附加在詞根的聲母之前，構成各種復輔音，如鼻音前綴n-、m-，塞音前綴b-、d-、g-等，④胡坦:《藏語 (拉薩話)聲調研究》。而在尼泊爾藏語方言中，已經不存在這類前綴音。(4)古藏語的濁塞音韻尾演化為清音。張濟川認為古藏語的-b、-d、-g等濁塞音韻尾，在吐蕃王朝赤松德贊時期就開始由濁變清。⑤張濟川:《古藏語塞音韻尾讀音初探》。與古藏語的這種變化趨勢相似，在尼泊爾藏語方言中，這些濁音韻尾或者已經脫落，或者已經演變為清音。

格勒曾探討過古藏語演變過程中出現的新的語言現象，認為古藏語韻尾的脫落引起元音延長和增加、聲調分化和元音鼻化等。⑥格勒:《略論藏語輔音韻尾的幾個問題》。這些新語言特征在尼泊爾藏語方言中也有所體現:(1)古藏語的舌尖前韻尾-l、-n、-r等脫落引起元音延長，在尼泊爾藏語方言中出現了長元音。如吉隆 (Kyirong)和優爾慕 (Yohlmu)兩種方言因為-l、-n輔音韻尾脫落，相應地產生了a:、i:、u:、e:、o:等長元音。①Hedlin，Matthew.An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Kyirong，Yòlmo and Standard Spoken Tibetan Speech Varieties.Thailand:Payap Unversity，2011，pp.27-42.(2)古藏語的鼻音韻尾-m、-n、-?等脫落引起元音鼻化，在尼泊爾藏語方言中出現了鼻化元音。如前文所述，大部分尼泊爾藏語方言都有鼻化元音和非鼻化元音的音位對立，如多爾波、馬囊、努布里、夏爾巴等方言中都存在這種語言現象。(3)古藏語輔音韻尾的脫落導致尼泊爾藏語方言產生新的元音。古藏語只有5個單元音，即a、i、u、e、o，②格桑居冕:《藏文字性法與古藏語音系》。而尼泊爾藏語方言的元音數量普遍超過5個，如胡姆拉和多爾波方言均有7個單元音，洛巴和鈉爾—莆方言均有8個單元音。(4)古藏語方言的韻尾脫落導致尼泊爾藏語方言出現了聲調。古藏語雖然有字音高低的區分，但它不具備區別意義的音位功能，因此，古藏語是一個沒有聲調系統的語言，現代藏語拉薩話中已經出現了聲調系統，這應該是后起的語言現象。③胡坦:《藏語 (拉薩話)聲調研究》。在尼泊爾藏語方言中，除優爾慕方言無聲調以外，其他方言均有聲調系統，這和藏語拉薩話聲調系統的產生機制相似，也是由于古藏語的韻尾脫落帶來的新語言現象。

(五)尼泊爾藏語方言的活力狀況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設定以語言的代際傳承能力、語言使用人口的絕對數量等6項主要指標作為評估語言活力的依據。④范俊軍:《語言活力與語言瀕危的評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件 〈語言活力與語言瀕?！凳鲈u》，《現代外語》2006年第2期，第210—213頁。同時指出，在評估語言活力的時候要綜合運用這些指標。根據這些指標體系，該組織將世界語言的瀕危程度分為0—5共6個等級，由低到高分別為:滅絕 (0級)、極度瀕危(1級)、非常瀕危 (2級)、確實瀕危 (3級)、不安全 (4級)、安全 (5級)。此外，《世界民族語》對地球上7000多種語言的語言地位及規劃標準劃分為1—10共10個等級，⑤John W.Eppele et al.eds.，Ethnologue:Languages of Nepal.具體見表4。

表4 地球上7000多種語言的地位及規劃標準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專家曾對尼泊爾境內71種語言的瀕危程度進行了評估，⑥UNESCO，“Atlas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in Danger”，July 5，2017.http://www.unesco.org/languages-atlas/.《世界民族語》的團隊也曾對包括藏語方言在內的124種尼泊爾境內語言的人口數量和語言地位進行了統計和評估，⑦John W.Eppele et al.eds.，Ethnologue:Languages of Nepal.這些數據對學界了解尼泊爾語言的活力狀況有著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其中，尼泊爾藏語方言的使用人口、語言地位和語言活力狀況的統計如表5所示。

表5 尼泊爾藏語方言的使用人口、語言地位和語言活力狀況統計

由表5可見，夏爾巴方言的活力狀況相對樂觀，使用人口達到10萬以上，語言地位被評為4級，為用于母語教育的語言，這說明該方言不僅有較好的使用環境，還有較強的代際傳承能力，因此其瀕危程度也相應地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5級，即安全級。但是，尼泊爾境內其他藏語方言的活力狀況卻不容樂觀?！妒澜缑褡逭Z》對尼泊爾境內其他16種藏語方言的統計和評估表明，這些方言的使用人口數量非常少，均未達到1萬人，其中，鈉爾—莆方言的使用人口最少，僅有600人。①John W.Eppele et al.eds.，Ethnologue:Languages of Nepal.有12種方言被評為6a級，說明這些語言尚有一定活力；有3種方言被評為6b級，說明其正在受到威脅；只有洛米方言被評為5級，即非通用語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除了將夏爾巴方言評估為安全級(5級)外，將納入其評估范圍的其他7種方言全部評估為3級，亦即認定它們均為確實瀕危的語言。②UNESCO，“Atlas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in Danger” .通過我們在尼泊爾的實地調查發現，由于其國語尼泊爾語的普及，英語及其他外語的推廣、城市化進程的加速、族際通婚的盛行等因素相互交織，包括藏語方言在內的所有尼泊爾藏緬語族語言的活力狀況都非常嚴峻，③張四紅:《尼泊爾的語言國情及中國西藏邊境地帶語言安全構建》。其實際使用人口越來越少，語言地位越來越低，瀕危程度越來越嚴重。以圖旦姆方言為例，其使用族群圖旦姆人是傳統的高山游牧民族，2010年以前，在不適宜放牧的季節，一直聚居在尼泊爾東部發展區戈西專區桑庫瓦薩巴縣的圖旦姆村。我們2019年去尼泊爾調研時發現，很多圖旦姆人已經前往尼泊爾各個城鎮，甚至國外學習、工作和生活，其他人則遷居海拔稍低的瓦隆村，和瓦隆方言的使用人口雜居，而圖旦姆村已經成為空村，不再有人居住。近年來，在尼泊爾，類似圖旦姆人的這種大規模的人口流動，甚至涉及整個族群人口流動的現象屢見不鮮。在和其他族群接觸的過程中，為了更好地交流，這些人口較少的族群轉用其國語尼泊爾語，或轉用使用人口較多的區域強勢語言成為一種趨勢，也就必然會削弱其母語的語言地位，導致其母語的瀕?；蛳龅募铀?。眾所周知，語言是民族文化的載體和民族身份的標志，一旦這些尼泊爾藏語方言消亡，將會是與我國藏族同根同源的尼泊爾藏裔族群語言、文化、身份多樣性和豐富性的重大損失，需要學界予以高度重視，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進行記錄、研究、搶救和保護。

三、結 語

尼泊爾是與我國一山相隔的友好鄰邦，在其境內世居的藏裔族群是吐蕃時期的軍事擴張和滅佛事件等各種原因，導致散居于尼泊爾各地的我國藏族先民后裔，因此，他們與我國西藏地區藏族同祖同宗，同源異流。雖然他們與我國西藏地區藏族分居兩國，但是即使歷經千年，雙方之間的友好往來從未間斷，直至現在，雙方在語言、宗教、文化、習俗等各個方面都有很多共通之處。尼泊爾境內有120多種語言，其中，有19種藏語方言。這些方言大同小異，既有區域共性，也有一些個體差異性，但是，在類型學特征上，和藏語拉薩話有很多相似性，也和古藏語一脈相承。除了夏爾巴方言以外，其他方言的語言地位和活力均不容樂觀，特別是隨著社會的發展、交通的便捷、科技的進步，尼泊爾不同族群之間的交往更加頻繁，語言接觸引起的語言演變必然更迅速、更復雜，這些方言的語言地位必然更快降低，瀕危程度必然更加嚴重。與國外學者相比，我國學者對這些藏裔族群和藏語方言的關注較少，亟須我國學者秉持中國立場、世界情懷加大對其進行調查和研究。持續深入調查和研究尼泊爾藏裔族群和藏語方言，有助于提升藏緬語族語言類型學研究的理論水平，有助于豐富人類語言結構及發展規律多樣性研究的學術成果，有助于提高對我國西南少數民族的形成、遷徙和發展軌跡的認識，從而有助于提升尼泊爾藏裔族群和我國藏族人民之間的認同度和互信度，有助于加強中尼兩國文化交流和打造兩國人文合作新亮點，有助于將兩國“跨越喜馬拉雅”的友誼推向新高度，有助于“一帶一路”倡議在南亞次大陸的順利實施，從而最終有助于維護中尼兩國邊境的長久繁榮與穩定，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付諸實踐，落到實處，開花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