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研究·文化研究·跨學科研究*
——琦君研究的趨勢與突破

翁麗嘉 袁勇麟

內容提要 臺灣的琦君研究作為一門顯學，已建構起較為全面、完善的研究體系，相關的研究生學位論文卻仍舊頻出，側面體現出琦君在臺灣文學史上的重要性及其作品具有超越性的普世價值。在把握社會文化思潮發展動態的基礎上，本文基于1996—2021年間40余篇臺灣研究生學位論文的文獻分析，總結琦君研究的趨勢走向與局限，重新審視并挖掘琦君及其作品的獨特性，為近年來尋求突破的琦君研究提供參考。

汗牛充棟的散文作品讓散文史的建構遠遠難于小說、詩歌等其他文體，而飽含編者散文批評理念、編選策略的各類散文選就成為管窺臺灣散文發展的有效方式。在巨人出版社1972年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大系·散文》、源成文化圖書供應社1977年出版的《中國當代十大散文家》、爾雅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選集·散文》、九歌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中華現代文學大系·散文卷》、天下遠見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天下散文選Ⅰ 1970—2010臺灣》、聯合文學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二十世紀臺灣文學金典·散文卷》等各種重要散文選本中，琦君始終占有一席之地。這位生于1917年并直接享受“五四”果實的女性知識分子，在遷臺、旅美、歸鄉的一生里橫跨兩個世紀，憑借真摯醇厚的散文書寫感動一代又一代華文讀者，成為臺灣文學史上的重要人物。

1980年11月20日，隱地選編的《琦君的世界》一書由爾雅出版社出版，收錄了眾多學者、作家對琦君的描述和評論文章，體現了學界對琦君研究的重視。該論集雖也涉及小說研究，但仍以散文評論為主。2001年，琦君小說《橘子紅了》被改編為電視劇并風靡海峽兩岸后，琦君小說、書信等其他文類作品的研究熱度也隨之不斷提升。2004年6月琦君返臺定居，琦君研究又迎來了一個新高峰。此后，章方松的《琦君的文學世界》(三民書局2004年9月版)、宇文正的《永遠的童話：琦君傳》(三民書局2006年1月版)，以及李瑞騰主編的《永恒的溫柔——琦君及其同輩女作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與《新生代論琦君——琦君文學專題研究論文集》(“中央大學”中文系琦君研究中心2006年7月版)、周芬伶編選的《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匯編12：琦君》(臺灣文學館2011年3月版)等，都表明琦君研究已成顯學。學術界早已建構起較為完善的琦君研究體系，而相關的碩博士學位論文仍舊頻出。本文通過分析1996—2021年間臺灣地區發表的40余篇關于琦君的研究生學位論文，總結琦君研究的趨勢走向與局限，以期為近年來尋求突破的琦君研究提供參考。

一

琦君(1917—2006)的一生折射出時代的巨變，琦君研究也相應地體現出社會文化思潮對文學批評研究的影響。琦君已然成為一個符號，或被納入第一代遷臺女作家群的論述框架，或放進主題研究的熱浪中被層層剖析，或成為比較研究中用來驗證結論的一個具體例證……琦君研究熱切地探索琦君在臺灣文學史中的獨特性，而研究本身同時也呈現出不同時期臺灣社會文化思潮的時代特征。

在20世紀50年代臺灣文學史的相關論述中，第一代遷臺女性作家的抒情書寫因所謂的“右翼色彩”被解讀為是對當時臺灣“主流論述”的呼應。此后，這一批女性作家作品由于瑣細的生活書寫在某種程度上消解了主流意識形態的家國論述，溫馨的懷鄉書寫又與已變質的本土化運動旨歸捍格不入，最后在臺灣主流文學史中被籠統歸類為“閨秀文學”一筆帶過，此時正活躍在文壇的琦君也被納入其中。鄭雅文的《戰后臺灣女性成長小說研究》(“中央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0年)認識到了女性文學在臺灣“中心論述”下的邊緣境遇，試圖以“抵中心”的姿態重新挖掘女性文學的獨特價值。為了方便剖析戰后臺灣文化思潮中的女性文學，鄭雅文直接利用這種“中心論述”框架對研究對象進行分類，將女性作家作品納入不同階段的文學主潮，試圖突出“男性化”闡釋框架與“去男性化”的女性議題之間的齟齬。但遺憾的是，論者在明知傳統主流文學架構缺陷的情況下卻悄然與之妥協，以自圓其說的方式完成了對代表女作家族群的論說。不過，學界早已在兩點上達成共識：一是“將琦君、張秀亞列入20世紀50年代作家，是一種籠統含混的歸類，尤其在散文一項上，尤其不妥”①；二是琦君不應被歸類為“反共作家”。戴華萱的《臺灣50年代小說家的成長書寫(1950—1969)》(輔仁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張西燕的《琦君小說中的女性意識書寫研究》(屏東教育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都力圖破除“反共懷鄉”文學的迷思，從不同角度重新考訂琦君的文學位置。

琦君的懷舊書寫貫穿她的整個文學生命，體現出超越性的普世價值，本就不應被時代語境所拘束。王鼎鈞認為琦君的懷舊作品“含有字面意外的意義，有材料之上的意義。她用散文的方式，告訴我們，中國人的靈魂曾經有過一個什么樣的搖籃”②。琦君用她的真心善意寫下回憶中的童年往事、親友師長、民俗風情，為她自己、也為遠離故鄉的那一代中國人編織一個柔軟的搖籃，撫慰“精神上的創傷”。琦君在寫于1994年的《以文章代書信》中就說道：“我常自問，緬懷舊日，是否會只有后顧而無前瞻？仔細想想這是不會的。因為樹有根，水有源，故土情懷和天高地厚的母愛，不正是寫作的動力嗎？”③懷念過去不會讓人止步不前，琦君和她的讀者反而是從過去的美好中汲取前進的勇氣和動力。關于琦君的懷舊書寫，早期的研究都是在文本細讀的基礎上進行探索，楊牧是在揣度琦君散文創作的整體情況后，進而發掘琦君追憶兒時的文章是“如何寓嚴密深廣的思想感情于平淡明朗的文體之中”④。鄭明娳的《琦君論》也是依據作品本身對琦君的創作進行總結，她認為琦君的懷舊文章著眼點小卻不顯得瑣碎，就在于琦君處理手法的高明：“在一些小人物與小事物中，組織成一片有情世界”⑤。

然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臺灣評論界已開始了從文學研究到泛文化研究的轉向。其中，張誦圣在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場域理論的啟發下，以改良后的“文學場域”理論對臺灣的現代主義文學、后殖民文學等進行了一系列精彩論述，深刻地影響了海峽兩岸的文學研究。這場源起于西方的理論轉向對臺灣文論界影響之深，明顯地體現在研究琦君的研究生學位論文中，新批評雖然仍舊是研究琦君散文的主要理論工具，但利用社會文化學的批評方法解讀琦君文學表現的論文越來越多，如鄭雅文的《戰后臺灣女性成長小說研究》(“中央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0年)、鄭君潔的《論琦君的書寫美學和生活風格》(佛光人文社會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05年)、王鈺婷的《抒情之承繼，傳統之演繹——50年代女性散文家美學風格及其策略運用》(成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周政華的《性別與空間——琦君、林海音與劉枋遷臺初期之短篇小說研究》(東海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何星瑤的《琦君、林海音童年書寫研究》(臺灣中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等。同一時期，西方第二次女性主義運動浪潮也涌入了臺灣，控訴父權體制和社會性別分工，以女性主義視角解讀文本的批評理念也逐漸得到不同程度的認同，這種裹挾著后現代與后殖民意味的西方批評方法也被用到了對琦君散文作品的闡釋上，如林鈺雯的《琦君散文的抒情傳統》(彰化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年)、王琢藝的《舊時代的棄婦挽歌——琦君小說〈橘子紅了〉研究》(彰化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張西燕的《琦君小說中的女性意識書寫研究》(屏東教育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

對此，學界早已疑惑：文化研究的宏觀視野是否適用于所有文類的解讀？是否會造成對文本內部文學手段的忽視和遮蔽？不少研究實踐已經證明社會文化理論適宜處理與社會現實互動性更強的小說文類，而更為注重個體情感和具體語言形式的抒情敘事散文本身，往往不會積極追隨并主動反映時代主題。相比小說，抒情敘事散文與社會發展主流有時反而更“隔”了一層，若將對琦君散文研究的突破寄希望于引入文化研究，最后只會將中國的文學作品變成西方理論的附庸。就比如將琦君的懷鄉散文放在離散語境中解讀就略顯生硬?！半x散”這種西方概念正被不斷地討論和修正，但一直以來都遭質疑，也被濫用，有些只是旅居國外的作家的作品都被納入離散書寫的范疇。與家國產生斷裂、只能眺望吳越故土的琦君懷鄉之作屬于離散書寫，尚無異議，然而琦君隨丈夫旅居美國后再念臺灣的相關書寫稱得上所謂的“離散”嗎？周芬伶是如此評價林秀蘭的《從花果飄零到靈根自植——琦君的離散書寫》：“其論述的邏輯為中體西用，似乎也同樣在暗示，即便是透過西方的理論來覺察離散者的生命處境，可是回到心靈故鄉的契機，還是要回到自我經驗中曾熟悉的文化語言，與結構情感的重新獲得?！雹薏膛迦莸摹多l愁成“果”——試論琦君、王童以女性為主的離散敘事》將琦君的小說《橘子紅了》與王童執導的家庭劇情片《紅柿子》對照分析，雖然這兩個研究對象都帶有濃厚的自傳體色彩，但論者以為“接受五四教育洗禮下的作家琦君代表西元1949年離散族群”⑦，而琦君寫的《橘子紅了》也詮釋了“離散氛圍”，使用離散敘事框架展開探討，而最后的結論也不外乎林秀蘭論述的“從花果飄零到靈根自植”。

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由于社會多元化的發展以及作家為給自己定型而進一步深化在某些領域的書寫，臺灣文壇以特定名詞指稱特定題材的主題散文興起，如旅行散文、飲食散文、環保散文、音樂散文等等。琦君研究也被納入這場散文次文類的研究熱潮，不少學者從琦君作品中選擇某一主題作為研究的切入口，常見的有懷舊散文，如陳怡村的《琦君懷鄉散文研究》(東吳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吳淑靜的《永遠的溫柔——論琦君的懷舊散文》(高雄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楊璦寧的《林海音〈城南舊事〉與琦君〈桂花雨〉中所呈現的懷舊抒寫》(云林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廖惠玲的《琦君散文中的慈悲護生書寫研究》(云林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和王宇雯的《琦君飲食散文研究》(高雄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則選取了以往琦君研究中不常見的視角，研究切入點較為新穎。

將琦君作品納入不同理論框架中進行解讀，雖有時會存在過度闡釋和生搬硬套的問題，但研究本身就體現時代的印記，不同時期的閱讀和研究指涉架構都會推動新知灼見的產生。只有優秀的文學作品才飽含著復雜豐厚的文學意蘊，才能夠突破時空的限制被研究者不斷地開掘，這就是文學研究的魅力所在。

二

落實到具體的文本解讀上，琦君研究的文本分析更加細致深入。其中，散文研究仍是重點，但多以描述性分析、文本細讀為基本方法。小說研究多借助結構主義的批評理路，往往是新瓶裝舊酒，少有突破。而隨著電視劇《橘子紅了》熱度的消退，琦君小說研究發展趨緩。文壇早已關注到琦君作品中“散文小說化”現象，這種在作者創作理念主導下的文本文體特性，恰是導致近年來琦君文本研究難以得到進一步突破的原因。

細數臺灣與琦君相關的研究生學位論文，過半都是以琦君的散文為研究對象，以新批評為主要研究方法。1997年，臺灣關于琦君研究的第一篇碩士學位論文就是以琦君的散文為研究對象。邱珮萱的《琦君及其散文研究》(高雄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97年)立足于較為詳實的文獻資料，梳理了琦君的人生經歷與其創作世界之間的聯系，將琦君散文分為五種類型并加以藝術探析，為此后的琦君散文研究提供了有益參照。由于琦君作品具有濃重的自傳性色彩，此后的研究者也都重視琦君生平與其文學觀、創作理念、文本之間的聯系，并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對琦君散文進行更為深入細致的探索。陳姿宇的《琦君散文人物刻劃研究》(玄奘人文社會學院，2004年)以琦君散文中的“人物”為研究對象，在扎實的文本閱讀、富有邏輯的分類考察、細致的文體研究基礎上，肯定了琦君塑造人物的文學功力。林鈺雯的《琦君散文的抒情傳統》(彰化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年)以第一手采訪資料對前人研究進行補充，還從琦君散文中提取出“母女一體”的概念，重新審視琦君筆下的人物，進一步剖析琦君的女性書寫特質。莊明珠的《母親在琦君散文中的形象及其影響研究》(臺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在前兩篇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琦君散文的研究，從琦君散文中選取“母親”這一核心人物形象，總結出母親形象中美德、慈悲、智慧、深情四大特征，探索母親對琦君人格特質、創作觀念的影響，某種程度上是對林鈺雯“母女一體”論述的深化。

散文批評不似小說、詩歌領域理論繁雜，且周期性地更新換代，散文理論的貧乏也使得對琦君作品的文本分析趨于表面，很多研究都跳脫不出文壇前輩對琦君的定調結論，如黃佩芬的《琦君散文中的兒童視角研究》(東吳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提到的“哀而不傷、含而不露”的文學風格這一說法，是受到楊牧《留予他年說夢痕——琦君的散文》一文影響。楊牧認為每當行文即將走向憂傷之時，琦君都會及時穿插傳統文化元素將哀嘆化為淺愁。周芬伶在《打開記憶的金盒子——琦君研究的典律化迷思》一文中，稱楊牧是為琦君定調的主要推手。由于楊牧對琦君評價之精準，導致后來的研究者無法超越、突破，于是更致力于從各種角度、用各種方法驗證楊牧的看法，如上述黃佩芬的碩士學位論文就結合皮亞杰的兒童發展心理學、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等，來論析琦君散文中的兒童敘事視角如何推動、形成琦君懷舊散文“溫柔敦厚”的審美風格，粘美雅的《琦君文學風格之研究》(明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則是用《文心雕龍》來解析琦君“溫柔敦厚”的文學風格。

為了擺脫前人研究的影響，開拓琦君研究的新空間，近十年來，琦君的比較研究開始變多，然而對于這類比較研究不得不注意兩點：(1)研究對象的可比性。以魏緗慈的《臺灣女性散文家的童年書寫——以琦君、林海音、林文月和張曉風為中心》(成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為例，由于琦君、林海音、林文月、張曉風是臺灣不同世代的代表性女作家，通過對比研究她們的童年書寫，的確可以清晰地看到臺灣女性散文的遞嬗，一窺時代文學思潮的發展變化。然而四位作家四人四色，差異遠遠大于相似，不論對比觀照的是家庭與教育經驗、童年書寫，還是散文寫作技巧，所得出的結論必然都是“在她們筆下卻有不同的寫法和呈現”⑧。在這樣的比較研究中，所有作家最后都會被統束在一個主題下，得出一個結論，個體作家的文學獨特性會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2)作家作品或成為理論的附庸。周政華的《性別與空間——琦君、林海音與劉枋遷臺初期之短篇小說研究》(東海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和何星瑤的《琦君、林海音童年書寫研究》(臺灣中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兩篇研究的文類對象分別是小說與散文，然而二者卻都使用了?？?Michel Foucault)的批評理路、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的空間詩學理論等。文本的文學類型、文體特征、文學技巧在這類研究中都被弱化，選取不同的觀照對象，只是為了從不同的文本內容、不同的角度論證理論的正確性。類似的問題同樣也出現在琦君小說研究中，如張林淑娟的《琦君〈橘子紅了〉敘事美學研究》(銘傳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年)、李秀玲的《琦君〈橘子紅了〉之空間營構及生命啟示研究》(云林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在文化研究視域下觀照琦君的文學創作，或使用結構主義批評方法來剖析琦君作品，難免會顯得方枘圓鑿。

近年來琦君研究步伐趨緩，或許是研究者意識到西方的文體批評理論、文化理論都易導向對琦君文本的過度闡釋。根本原因就在于琦君作品具有文類界限模糊的特點。文壇其實早就發現琦君散文與小說的相似，琦君本人就說：“朋友們都說我的散文中人物有小說的味道，但僅僅有‘味道’是不夠的。小說必須著意安排，強調，虛構，穿插，而我記憶中的人物實在太鮮活，太真實，我不忍心著意描繪?！雹岬钱旂龑懶≌f的時候，她筆下的小說人物往往也有對應的現實原型，又讓琦君覺得“跟我太親了，而且個個都那么單純、樸實，他們無怨無尤的善良，使我實在不忍著墨多加描繪。他們坎坷的遭遇，也由不得我做主安排。如以客觀手法，著意經營，在心情上，他們就會離我好遠好遠，一切就會顯得很不真實，反使我有一分失落感”⑩。琦君散文之所以有小說的意味是因為她的文章多采用對話，有具體情節，飽含故事性；而小說的散文化是因為她在小說中投射大量的真情實感，導致文本與現實之間的距離過近。面對這種創作現象，研究者多探析以小說筆法入散文的審美意義，并沒有在其他方面多做思考。鄭雅文在《戰后臺灣女性成長小說研究》中，直接將琦君“在小說與散文之間，具濃厚的故事性”的“杭州”系列作品納入了小說的研究對象。陳怡村的《琦君懷鄉散文研究》(東吳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蘇曉玲的《琦君散文在“中學國文”教學應用之研究》(臺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也都只是解讀琦君的散文小說筆法的藝術特征。值得一提的是，陳雅芬的《琦君小說研究》(臺北市立師范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03年)對琦君的作品進行了細致而全面的考察，在扎實的論據基礎上系統闡論琦君散文小說類似的原因。其中，陳雅芬根據對琦君在《四十年來的寫作》《春風化雨——懷恩師夏承燾先生》《讀〈移植的櫻花〉：給歐陽子的信》等多篇文章中論述的整理，得出結論：“琦君極重視《左傳》和《史記》，特別是《史記》一書的精神和筆法，更內化成她的寫作準則。因為《史記》兼有敘事體和傳記體的特色，一篇篇都是散文，但當小說看更好，所以琦君的小說也像《史記》的文章一樣，不知不覺的同時有散文和小說的味道?！标愌欧覍㈢靶≌f散文化，散文小說化”的創作現象與史傳影響聯系在一起，不僅有力地論述了中國古典文化對琦君創作的影響，更深化了學界對琦君的創作理念的理解，推動了琦君作品的文體研究。

中國近代小說觀念變革是一場循序漸進的過程，早期作家也并非自覺依照文體意識進行創作，琦君更認為：“正如似詩的散文可稱之為‘散文詩’?！⑽男≌f’具備小說的成分，而結構不必如‘純小說’之嚴謹?！辩齽撟魍谑穫鞴P法，兼采古典修辭，以真情善意在紙上定格自己的回憶。如此，不加批判地以現代西方結構主義乃至后結構主義的批評方法來解讀琦君的小說與散文，必然會突出作品與理論之間的抵牾。

三

根據琦君作品的文體特性，打破文類界限的研究壁壘，能夠為琦君研究開拓良好的探索空間。另外，近年來研究者還以史學、教育學、傳播學等批評視野介入琦君研究，不斷開掘琦君文本中的史料意義、教育價值、民俗學價值等，跨學科的研究思路也為琦君研究打開了新的局面。

21世紀初，琦君唯一的中篇小說《橘子紅了》被改編為電視劇風靡海峽兩岸，這股收視熱潮也掀起了學界對原著的研究熱度。近十篇與《橘子紅了》相關的研究生學位論文中，有兩篇將小說與電視劇對照考察。通過研究小說與影視劇這兩種不同傳播媒介對相同題材的詮釋，必然發現改編影視對原著創作的延續，然而探索二者之間的差異，在對照中更易發現創作主體注入到作品中的獨特情思。林致妤的《現代小說與戲劇跨媒體互文性研究：以〈橘子紅了〉及其改編連續劇為例》(臺灣東華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用“互文性”理論對小說文本與電視劇進行跨媒體互文閱讀，先是考察與《橘子紅了》或情節、或主題相似的早期小說《阿玉》《梨兒》，以及琦君翻譯的韓國作家韓素姬小說《柿子紅了》；而后更透過解讀琦君在散文與小說兩種文類之間的轉換，具體分析了琦君實際創作時內心復雜的愛恨情感，如在散文中擁有良好形象的父親，在小說《橘子紅了》中卻是冷漠無情的大伯，“在散文中所不能說、不能問、不能被看見的父親，透過了文類的轉換，于小說里被說出與被看見”。通過對照導演李少紅對小說更為激進的改編，電視劇更明確地指認出造成女性悲劇的元兇是“男人”背后三妻四妾的婚姻秩序，林致妤認為琦君的作品實質上控訴了舊社會，然而琦君本人多是書寫舊時代的悲情，“所要控訴的其實是男人將女人視為生育工具的自私與冷漠，而女人卻因此守候終身的悲慘心境”。論者通過跨媒體互文性的分析，考索琦君隱隱滲入作品中的幽微情感，有力地指出琦君其實并沒有高舉所謂的女性主義大旗。而另一篇論文《〈橘子紅了〉女性意識研究——以小說與電視劇為文本的考察》(彰化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則是以女性主義理論作為琦君研究的切入點，作者廖雅玲結合作家琦君與導演李少紅的成長經歷，發掘兩位創作主體的女性意識，探索李少紅對琦君思想的沿襲與對女性意識主題的深化。該論文的研究理路和論證方式中規中矩，且對琦君解讀的深入程度不如林致妤的論文。

《橘子紅了》的解讀熱潮是電視劇熱播后帶來的余韻，在這二者的對照研究中，研究者難免將側重點放在改編的電視劇上，關注不同社會文化環境下對相同題材解讀的差異。隨著電視劇熱度消退，這類對照研究已不是琦君研究應該堅持的方向。尋求琦君研究的突破，還是應立足琦君作品內部的文類跨界研究，游云卿的《點滴話前塵——琦君憶舊作品與重覆敘寫的探究》(佛光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就在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作者將小說、散文等多種文類并置觀照：在琦君的憶舊散文、虛實交構的小說、唯一的劇本創作中，找出她重復書寫的人、事、物，探索相同題材在不同文類的呈現，在跨文類的“重復敘事”中重新審視琦君的文學風格，進一步挖掘琦君的文學價值。這類富有創見的研究還留有很大的空間等待學界進一步深入探究。

相比于文學評論界，其實琦君在臺灣教育界更受重視。琦君作品被收錄進臺灣語文課本，琦君作品及其所傳達出的正面情感也成為教育工作者研究的重要對象。如陶玉芳的《琦君散文在小學教育上的價值與應用》(屏東師范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04年)、謝欣晴的《琦君散文融入小學品格教育之研究》(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和范康文的《小學六年級實施班級讀書會之行動研究——以琦君散文作品為例》(玄奘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都選定琦君散文作為道德品格教育的閱讀范本，探索琦君的道德倫理影響。張菁育的《“臺灣文壇上閃亮的恒星”琦君的創造力生命故事：以系統演化觀點分析》(政治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0年)則以琦君的“生命故事”為例，希望教育者激發學生創作的內在動力，引導學生體會有情世界。

雖然大部分的教育學研究者更傾向于將琦君當作教學影響研究的一個范本，但從其他學科的專業視角解讀琦君，的確會產生難得的新知。如吳淑靜的《永遠的溫柔——論琦君的懷舊散文》(高雄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在琦君散文的文學評論方面沒有太多新的創見，但論者從琦君懷舊散文中梳理出作家的生活智慧，還在鑒賞作品修辭技巧時，注意到了琦君對方言、俗語、諺語的運用。鄭君潔的《論琦君的書寫美學和生活風格》(佛光人文社會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05年)、陳怡村的《琦君懷鄉散文研究》(東吳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都專章專節論述琦君筆下的市井風情民俗描寫，吳淑靜在教育學專業視野下挖掘出琦君散文中的教育價值和民俗學價值，實屬難能可貴。

其他學科的研究者跨界研究的努力值得肯定，而文學評論者也可以用跨學科思維打開琦君研究的思路。如陳瀅如的《琦君兒童散文的傳記性》既是以史學觀念與方法解讀琦君的童年散文，又從中挖掘出民俗書寫背后的歷史寓意與教育價值。論者以琦君兒童散文為具體研究對象，以史學精神探索“文學的傳記性”與“傳記的文學性”之間的差異與聯系，認為琦君童年散文中的“文化風俗成為一種意識上的家園，令自己在創作中尋覓已久的精神歸宿地，并且借由文本帶領年少讀者一同返回自我歷史文化的根源——母土(mother land)”。論者通過文史互證方法溯源琦君生命歷程的途徑，遠比直接羅列研究對象歷史資料的做法更富有文學研究精神。

琦君用她的真心善意寫下富有真情實感的作品，她筆下的人物、現實與她的心靈貼得過近，使得作品呈現出“散文小說化、小說散文化”的特點。諷刺的是，近年來文壇上出現的“散文小說化、小說散文化”現象，卻多是因為作者只愿在散文中展現美化過的自我，而將真實細膩的情感隱于小說中卻又不敢承認。在這種對比中，就不難理解琦君的散文為何能夠穿透時空的束縛，將那一份溫情傳遞到不同世代讀者的心中。琦君溫柔敦厚的性情、坦誠節制的情感表達、平和通達的心態、細膩的筆觸，使她的作品具有超越性的普世價值，值得研究者在不斷發展變化的社會文化思潮中傳承這份珍貴的文學遺產。

①張瑞芬：《琦君散文及50、60年代女性創作位置》，《臺灣文學學報》2005年第6期。

②王鼎鈞：《花語》，《中華日報》1976年1月15日。

③琦君：《萬水千山師友情·自序》，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

④楊牧：《文學的源流》，(臺北)洪范書店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71頁。

⑤鄭明娳：《現代散文縱橫論》，(臺北)長安出版社1986年版，第68頁。

⑥周芬伶選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匯編12：琦君》，臺灣文學館2011年版，第99頁。

⑦蔡佩容：《鄉愁成“果”——試論琦君、王童以女性為主的離散敘事》，“中央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第1—2頁。

⑧魏緗慈：《臺灣女性散文家的童年書寫——以琦君、林海音、林文月和張曉風為中心》，成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第99頁。

⑨琦君：《萬水千山師友情》，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49頁。

⑩琦君：《橘子紅了》，現代出版社2019年版，第2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