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君研究的“文獻學”模式
——從新見琦君集外詩文5篇談起

郭佳樂

內容提要 琦君研究進一步發展的前提和基礎，是充分地搜集和整理作品，完善生平年譜和著作年表。引入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的相關理論，琦君研究將打開新的討論空間，并構筑堅實的文獻基礎。將新發現的5篇集外詩文，與琦君研究的現狀和既有文獻史料相結合，考察其早期文學創作及活動的發展脈絡，梳理赴臺前后文學思想的承繼關系，為重新評價其作品價值和衡量其文學史價值增添新的向度。琦君研究“文獻學”路徑的嘗試和探索，為同期大陸赴臺重要作家研究的“文獻學”模式形成，提供借鑒。

1980年以來，琦君作為中國當代文學尤其是臺灣當代文學的代表人物，逐漸進入大陸研究者的視野。目前公認的第一篇大陸琦君研究專論是1984年潘夢園在《暨南學報》刊發的《魂牽夢縈憶故鄉——試論琦君懷鄉思親散文》。經過四十余年的發展，大陸琦君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有進一步深入和系統化研究的空間。

孫良好、孫白云在《海峽兩岸琦君研究回顧與展望》中為琦君研究未來的發展方向指明道路：“首先是加強對琦君作品的搜集和整理。作為研究的基礎,有必要繼續加強兩岸的文化交流，實現資源共享。臺灣的學者可來琦君故里走走，同時大陸的學者也能夠有機會翻閱更多的琦君第一手資料，只有兩地學者共同開展琦君生平交游和散佚作品的搜集和整理的基礎上，才可為琦君整體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雹俟P者同樣認同文獻，尤其是一手文獻對于作家作品研究的重要價值。本文將以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為理論指導，提出琦君研究現存的三個問題，依托新發現的5篇琦君集外詩文和若干文獻史料，展開“文獻學”視角下的個案分析，探究琦君早期散文創作與文學活動的發展脈絡及詩詞創作的認識與評價問題。

一、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與琦君研究

近年來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②的學科建設、理論探索和個案研究是學界關注的熱點話題。在《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十講·引言》部分，陳子善指出“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是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重要分支，以搜集、整理、考證、?？?、闡釋中國現代文學文獻為宗旨”。③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日益關注和重視文獻的發掘和研究?！白髌钒姹狙芯?、集外文和輯佚、手稿的意義、筆名的考定、書信的文獻價值、日記中的史料、文學刊物和文學廣告、文學社團史實探究、作家文學活動考略、新文學文獻中的音樂和美術”④，這十個研究路徑的引入，將為琦君研究打開新的討論空間，奠定堅實的文獻基礎。就此，筆者結合閱讀和研究過程中遇到的問題，提出三種解決方案以供探討。

(一)《琦君全集》編纂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編纂《琦君全集》具有必要性。根據《琦君作品序錄》統計，截至2017年7月，琦君作品計論述2部、散文39部、小說6部、合集7部、兒童作品7部、翻譯作品8部，合計69部(含存目)。⑤《琦君書信集》⑥并未列入。門類眾多、體例不一、版本不同的各種琦君作品出版物，給研究者的研究帶來巨大困難。作品不僅難以搜集齊全，不同出版物收錄的同一篇作品內容可能也有抵牾。而且存在常見篇目被多次收錄出版，稀見篇目因關注較少，少有人出版的情況，不利于用全面、系統的眼光進行整體性研究。琦君作為中國當代文學尤其是臺灣當代文學的代表人物之一，目前的研究現狀與其文學史地位并不匹配。因而在不斷發掘、整理和核校琦君作品的基礎上，組織專家團隊按照作品體裁和發表時間先后分卷編目，編纂一部比較完備的《琦君全集》，具有必要性。

編纂《琦君全集》具有可行性，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地方政府、專業紀念和研究機構為編纂工作提供物質基礎。大陸方面：溫州市甌海區政府積極打造琦君文化金名片，促進經濟文化發展，推行了一系列舉措助力琦君文化發展。2001年10月，“琦君文學館”在溫州市甌海區三溪中學開館。2013年，“琦君紀念館”在甌海區澤雅廟后開館。2017年7月，“甌海區琦君文化研究會”成立。臺灣方面：2005年，臺灣“中央大學”成立了“琦君研究中心”。眾多機構的設立代表著地方政府對琦君文化發展的重視。地方政府和研究機構可以通過加強合作，整合資源，共同出資，為《琦君全集》的編纂和出版提供物質保障。這一文化工程的開展，以琦君為紐帶，還可促進兩岸學術和民間的文化交流，密切兩岸關系，一舉多得。

其二，琦君研究界數十年的發展，培養了一批成熟的學者，為編纂工作提供了技術支撐。大陸的方忠、孫良好、章方松、周吉敏等，臺灣地區的夏志清、鄭明娳、李瑞騰、莊宜文等，他們在琦君研究領域深耕多年，取得了可觀的學術成果，有能力組成團隊完成繁雜的編纂工作。

其三，琦君一生著譯豐富，從事文學創作的時間較長，文獻資料相對易于收集。雖說“全集不全”已是常態，但是盡可能將出版的著作和發表的詩文匯集齊全仍然是編者最大的追求。琦君各生命階段的作品、書信、手稿、采訪、檔案、影音資料等各類史料仍有相當部分散佚于世。鑒于她離世時間不久，研究者還有機會進行充分地搜集和整理，編纂出版。

琦君生前曾考慮過全集的出版問題，但因現實原因只能擱置。1989年12月15日，琦君致信葉步榮⑦，談到了這個問題：“有人勸我出全集，分親人、童年、故鄉、旅居生活、書評等等，此事更難，因我的童年與故鄉，與父母不可分，無從分類，書評已單獨出了，連中學生活都未寫完，旅居生活仍想再寫，這是目前的生活實況，未停筆前無法出全集，你說對嗎？”⑧一方面丈夫對書目編選有心無力，兒子對母親的文事既不重視也無興趣；另一方面琦君此時還未完成“小說選”和“中學生活回憶”的寫作，創作還在繼續。出版同樣存在問題，之前的作品集分別由不同出版社出版，版權分散，匯總出全集選擇出版社仍需仔細思量。種種原因之下，琦君無法完成全集出版，直到現在這一工作仍未完成。

(二)報刊、書信和檔案等文獻的挖掘和利用

查《琦君年表》可知，琦君步入文壇始于1935年，此年她在《浙江青年》上發表了第一篇作品。直到1949年5月，琦君離開大陸赴臺，未有其他作品發表的相關記載。十四年間，難道堅持創作的琦君一直未曾發表么？帶著這樣的疑惑，筆者爬梳史料，以琦君的本名“潘希珍”和又名“潘希真”為線索，在民國報刊中找到了5篇集外詩文。事實證明，即便是作者本人，在時間的沖刷下，也會忘記自己青年時期曾在大陸刊發過哪些作品。發掘現當代作家集外詩文，民國期刊仍是需要重點關注的領域。

書信方面，2016年9月，“琦君家書展”在甌海區檔案館展出，共展出琦君1987—2003年期間的86封家書和41件相片資料。⑨這一部分家書對于了解晚年琦君的生活情況和思想動態有著重要價值?？上У氖?，這批書信并未如《琦君書信集》一般匯集出版。家書陳列于檔案館顯然不利于研究者翻看和查閱，出單行本又存在體量不夠的問題。因此如果能夠將家書和《琦君書信集》所收錄的書信合編于《琦君全集·書信卷》，就可以解決以上問題。

關于檔案，南京大學沈衛威帶領的研究團隊聚焦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的相關檔案，近年來發現了一批珍貴文獻，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琦君先后就讀于杭州弘道教會女中和之江大學，任教于上海匯中女中、永嘉縣中(今溫州第二中學)、之江大學，供職于浙江高等法院、蘇州法院、“臺灣高等法院”、“司法行政部”(1980年7月1日后改名為“法務部”)。以上單位尤其是政府機關往往記錄有職員檔案，挖掘琦君的檔案文獻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琦君的求學經歷、從教生涯和社會活動?！队肋h的童話——琦君傳》里辟專節“書記官生涯”講述琦君從事興趣之外的司法工作。這種動力來源于多位法官的教誨，她專門撰文回憶，如《另一種啟示》《佛心與詩心》，談及司法經歷對自己立身處世之道的影響。秦推事⑩曾對跟隨學習的琦君說：“你不要抱怨學非所用，你應該慶幸自己用非所學。你才能在文學天地之外，拓展更廣闊的視野，培養更豐富的同情心，寫出感人的篇章來?！闭且驗槿绱?，琦君曾以法官與受刑人的題材，寫過幾篇短篇小說。梳理司法界的工作經歷對于理解琦君創作尤其是小說創作有著補充作用。

(三)兩岸一手文獻的獲取困境和解決辦法

筆者作為大陸研究者，在進行琦君作品和相關文獻梳理的過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難，就是大量發表于臺灣期刊的一手文獻無法查閱。琦君雖然在1935年開始發表作品，但是作品數量極少。她的創作高峰誕生于赴臺之后。通過《琦君年表》可知，她的作品主要發表于臺灣的《文壇》《國風》《“自由中國”》《“中華日報”副刊》《世界日報副刊》《“中國時報”副刊》及《聯合報副刊》等多種刊物。大陸琦君研究者除親赴臺灣外，比較難獲得以上文獻史料，無法看到部分未收入作品集的篇目，無法比對作家初刊本和出版本之間的差異，無法開展年譜和著作年表的核查工作。臺灣研究者對琦君早期生活經歷、文學活動了解較少，缺乏一手文獻證實，依賴人的主觀回憶，這部分論述往往語焉不詳。所謂“不觀全貌無以言”，加深兩岸之間的學術交流和文獻資源共享勢在必行。

相比較來說，大陸研究者的文獻缺口更大，如何解決這一困境呢？私以為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入手：

一方面，將相關報刊影印成冊。如效仿大陸將民國時期的重要報刊《新青年》《小說月報》《文學周報》《語絲》影印出版，選擇臺灣重要的文學期刊影印成冊，以便查閱。另外，還可選擇剪報的形式，只將期刊的琦君刊文部分以剪報的形式匯集成冊，按照時間先后順序排序，再行出版。如此操作更有針對性。

另一方面，推進文獻數字化，建設“臺灣現當代報刊數據庫”?！皵底秩宋摹笔墙陮W界關注的熱點話題?！皵底秩宋牡恼Q生，使我們得以使用科學技術的手段更新傳統的人文學術研究，使得人文學者從繁瑣的資料搜集和檢索工作中解放出來，并能沉下心來在理論闡釋和建構創新方面多進行思考?！泵駠鴷r期報刊資料卷軼浩繁，研究者手動翻閱文獻耗時長且效率低下。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文獻資料數字化，建設“專題數據庫”可以解決這一問題?！啊畬ｎ}數據庫’既可使全世界的讀者都能隨時隨地訪問、檢索、利用,能夠溝通學院內外,有利于學術生產與知識的民主化”?！芭_灣現當代報刊數據庫”的建立，不光有益于琦君研究，對于其他臺灣文學研究同樣助益不少，極大地推動了臺灣文學文獻保障體系的完善。

臺灣如今在報刊文獻數字化方向上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爸袊鷪罂睌祿煊膳_灣得泓公司開發，資源囊括海峽兩岸同期近代報紙史料，如《申報》《中央日報》《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民報》《臺灣時報》等。但這還不夠，資源囊括范圍較小，無法覆蓋現當代臺灣文學研究的文獻需要。紙質報刊文獻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破損，應趁保存相對完整時盡快數字化，以求長久地保存報刊文獻。

二、第一篇發表作品之疑與琦君的早期散文創作

目前學界公認，琦君的第一篇正式發表作品，《我的一個好朋友——小黃狗》，刊于1935年的《浙江青年》，收錄于各類研究綜述和年表?？善婀值氖?，作為琦君邁入文壇的第一篇作品，這篇文章卻并未見于琦君的各類作品集中，僅在研究資料中存目。那么史實到底是怎樣的呢？翻閱1935年出版的《浙江青年》發現，這篇文章標題實為《過去了的朋友》，落款為“弘道女子中學”“潘希珍”，刊發于1935年9月，《浙江青年》第1卷第11期。琦君本名為“潘希珍”，中學就讀于杭州的弘道女子中學。就此可以確定，《過去了的朋友》才是琦君第一篇正式發表的作品，為失收的集外文。原文照錄如下：

過去了的朋友

弘道女子中學 潘希珍

花花是我最親愛的朋友！

前年我回故鄉去，船才到埠頭，不知怎的，她已知道了，急急忙忙的趕到埠頭，一雙水晶似的眼，含著無限深情迎迓闊別歸來的我，她快樂得與小孩子似的跳著叫著，奔過那綠油油的稻田，回家報信去了。

我望著疾馳的花花，她真太可愛了，她一點不曾忘記我。我走到家門口時，看家的胖子老媽媽已迎了出來。

“姑娘，你怎么信都不給一個就悄悄的回來了？太太沒回來嗎？”胖子哭瞇了眼。

“沒有回來，我住幾星期也就得走的！”我笑著回答。

花花正立在旁邊，聽了這話，似有點不高興了。我拉著她，吻了她的頰，她又樂了。

我慢慢地走進房子，胖子已為我預備好靠椅，我坐著休息?；ɑň投椎轿疑砼?，靈活的眼，望著我不作聲。我用手輕輕地撫著她說：“花花，你胖多了?！彼鞓窐O了，將頭靠入我的懷里，親密得像嬰兒投入慈母懷中。

一會兒胖子端了面水與茶來了，我一面洗，一面問她些別后的事。她詳詳的答復。最后題目又轉到花花，我捧著花花的面兒說：“胖子你給她吃些什么？現在胖得與你差不多了！”

“她嗎？吃得才好呢！壞一點的不上嘴?！迸肿诱f。

“呀！倒會享福！”

我回頭看看她，她張著嘴似笑非笑的望望我。

在鄉間住了幾日，因媽沒有回來，家里又沒別人，所以也沒甚趣味，有時高興，拿了釣竿到溪邊去釣魚，一會兒花花又來找了。她蹲在那兒望著微波下的影子發癡。

無論什么時候，她總離不開我，同樣的，我也不能一刻沒有她！但是時間不允許我久留故鄉，于是我不得不在兩星期以后，整裝告別了。

清晨的陽光，普照著一片碧綠的稻田，微風送來了溪水的潺湲，我迎著陽光，走在彎曲的小徑上，胖子替我提了小提箱，在前走，花花慢慢的隨著我，我此時的心境起了難言的依戀，我不愿離開花花?？墒遣荒?，我終于跨上了輕浮的小舟，花花也一腳跳進來，我又抱住她，親熱地吻了她的頰。

“好好的跟胖子媽媽回去罷！過幾時再回來看你們?！蔽艺f著又用手撫著她。胖子放好了東西，抱了她回到岸上，口里念著順風順風。

我回進船里，回頭向船篷的窗隙中望去，她們的影子都漸漸地消失在篷船里。

自那次回鄉后，到現在又有三年了，我沒有一刻忘記我的好友花花，而且時時寫信告訴胖子，好好愛護花花，多給她吃牛肉。

誰知在一星期前，收到胖子的信說花花忽染疫死了。這霹靂似的消息，幾使我忘了一切的請假回鄉，作一次最后探望，可是媽不許我回去，最后只得寫信去叫胖子好好料理把她安葬，并囑她在葬處題上“愛犬花花之墓”。聊表一點愛她的心。

花花已成為我過去了的朋友，可是我永忘不了她！

就原文來看，并沒有信息指向“花花”是一只“小黃狗”?！盎ɑā钡纳矸菀恢钡轿哪皭廴ɑㄖ埂辈琶鞔_。所謂“琦君的第一篇發表文章為《我的好朋友——小黃狗》”這一說法到底從何而來呢？目前可查最早的文獻記錄為陳芳明的《琦君》：

琦君在高中時代便嘗試投稿，她的第一篇文章是在高一時投《浙江青年》的一篇：《我的好朋友——小黃狗》，以第一篇的地位刊出，得到稿費銀元二元六角，并且得到該刊的主編來函鼓勵，當時對她有很大的鼓舞作用，她決心以后要做個“文學家”。

這篇文章被收入李瑞騰主編、周芬伶編選的《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匯編12：琦君》，相關陳述為編者所采信，被列入《文學年表》?！皩懽鳌次业暮门笥选↑S狗〉，刊于《浙江青年》，此為第一篇正式發表之作品?！焙蟠箨憣W者均采用這一說法，如：莊若江、楊大中的《臺灣女作家散文論稿》，張立程、汪林茂的《之江大學史》，周吉敏主編的《一生愛好是天然——琦君百年紀念集》等。

琦君本人提到“小黃狗”在《夢中的餅干屋》：“母親只許我一天吃兩片(餅干)，我卻偷偷再吃一片，用手指掰開來，一粒粒放在嘴里品嘗慢慢地品嘗，也分一點點給我的好朋友小黃狗和咯咯雞吃?！边@篇散文借回憶兒時母親做的“香脆麥餅”，悼念早夭的親生哥哥。此處提到的“小黃狗”，可能就是當年的“花花”。只因《夢中的餅干屋》收入《萬水千山師友情》出版時，已到了1995年，年深日久，琦君對于兒時的記憶不再清晰，曾經的愛犬只余“小黃狗”的形象，其余信息無從考證。

此外，查《浙江青年》可知，《過去了的朋友》刊載位置為“青年園地”第五篇，并非陳芳明所說的第一篇。稿費數目亦有出入。據琦君回憶：“進了高中以后，老師鼓勵我把一篇小狗的故事再寄去投稿，‘包你會登’，他翹起大拇指說。果然，那篇文章登出來了，還寄了兩元四角的稿費?！逼渌牧弦膊捎谩皟稍慕堑母遒M”的說法，故陳芳明稿費表述錯誤。關于“第一篇發表作品”的文章題名，還有一種錯誤表述，為“我的朋友阿黃”。這一說法最早記載于《煙愁》中的《琦君寫作年表》，后被宇文正的《永遠的童話——琦君傳》采用，記入《琦君年表》。由于缺乏一手文獻，相關史實的表述只能依靠作家本人的回憶，回憶又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變形。所以加強對琦君早期文獻史料的挖掘，是扎實開展琦君研究的前提和基礎。

林海音在《談談琦君》中提到“小貓、小狗、小花、小草……她都喜歡”。琦君對于萬事萬物都常懷關愛之心。關于“狗”，她就寫了多篇文章來談對狗的喜愛和珍視，如《寂寞的家狗》《我心里有一條可愛的狗》《狗逢知己》《失犬記》等?！白掷镄虚g透露著作為‘萬物之靈長’的人類，對動物的善待、友好與憐惜?！痹S子東對此有不同看法。他認為琦君動物類散文的寫作在臺灣散文寫作中具有代表性，借憐愛小動物來“自憐自愛”?！氨绕鹉行宰骷疫@種直接對象化的自我憐愛來，臺灣女作家則每每先教導孩子們(及讀者)去憐愛貓狗魚蟲，再為自己能有這份圣潔的愛心而自我感動?！?/p>

根據上文輯佚的線索，1935年11月，琦君在《浙江青年》第2卷1期發表短文《憶》，落款為“弘道女學”“潘希珍”。此篇未見于各類作品集和琦君年表，可以確認為集外文。原文照錄如下：

憶

弘道女學 潘希珍

她遠遠的站著，對我微笑。我的心狂跳了，她漸漸地走來，哦！不是她。只是一個幻影。

在朦朧的月色下，我獨自走在柳堤上，我的心漠然的覺得空虛?；秀彼终驹谖疑砼?，還是那末一個微笑。

我默然合上了眼，絲絲細流，幽靜月兒與微波中的泛影都消失了，她的微笑依然存在，這是怎的一會事，她竟含笑不言？哦！仍只是一個幻影！“影兒??！我將永只有這一個相同的微笑嗎？”

她仍含笑而不言！

這篇文章很短，屬于琦君早期練筆之作?！稇洝分械摹八?，既可以是實指琦君現實生活中的女性，如母親、友人；也可以是虛指琦君想象中的女性，某種幻想的集合。

可以注意到，上述兩篇集外文均發表于“青年園地”?！扒嗄陥@地”為《浙江青年》特色欄目，該專欄主要要求如下：

(一)本園地歡迎學生投稿：論文必須短小精悍，文藝作品不妨雋永詼諧，但宗旨務需純正。

(二)每篇字數請勿超過一千，文言白話，聽便。

(三)揭載以后，一律致酬現金。

(四)抄襲之稿，請勿惠寄。

之所以琦君選擇投稿《浙江青年》，主要來源于老師的鼓勵。據她回憶：“當時教育廳創辦了一份《浙江青年》月刊，內有一欄‘學生園地’，老師鼓勵我們投稿，我的稿子曾被刊出，領到豐厚的稿費?！敝皇嵌嗄旰箸貞浤：?，將“青年園地”錯記為“學生園地”。

由于白話文寫作經驗較少，篇幅所限，琦君這兩篇作品均未充分展開，但已經開始探索散文創作的個性化道路。由于琦君研究最早開始于臺灣，臺灣研究者對于大陸琦君文獻史料獲取困難，故出道作往往認定為《金盒子》。周芬伶稱之為“出道晚，成名也晚”，“大家對她早年的生活與內心世界較無從理解”。

兩篇集外文的發現，將琦君的出道作向前推了14年(從1949年的《金盒子》到1935年的《過去了的朋友》)。這期間是否還有其他的創作尚未發現呢？琦君回憶創作道路的文章提供了線索，《留予他年說夢痕》中提到：“我又寫了一篇回憶童年時家鄉漲大水的情景，寄去投稿，又被登出來了，稿費是三塊，漲價啦?！睋断某袪c年譜》記載：“1943年10月16日，聽潘希真讀其最近寫的小說《鬼趣》。10月31日，勉勵希真以十年功夫寫作一部小說，并勸其修養人格第一?！边@兩篇作品目前還未找到，琦君的大陸文獻搜集大有可為。根據上述記載，琦君的小說創作實踐開始于赴臺之前。

三、集外舊體詩詞的發現與琦君的詩詞創作

琦君作品的出版物眾多，但收錄詩詞創作的僅有兩部，《琦君小品》(1966年)和《琦君自選集》(1975年)?！剁∑贰返谌嫻彩珍浽~作22篇?！剁赃x集》第三輯(詞)共收錄詞作10篇。兩本合集收錄詞作篇目有交叉。還有部分詩詞創作散見于琦君的散文和書信當中，并未抽出單獨出版。

集外詩詞的發現主要依賴于一份刊物——《之江中國文學會集刊》。琦君本名“潘希珍”，為避俗字又名“潘希真”，1936年考入之江大學國文系。翻閱《之江中國文學會集刊》，筆者發現以“潘希真”為名發表的詩詞共有4首。1940年4月，“潘希真”發表《思歸》和《高陽臺》于《之江中國文學會集刊》第5期。1941年4月，“潘希真”發表《述懷三首》和《水調歌頭(何處寄憂憤)》于《之江中國文學會集刊》第6期。經查除《水調歌頭(何處寄憂憤)》曾被收入《琦君小品》出版外，另外3首未被收入琦君作品集和年表，可認定為集外詩詞。原文照錄如下：

思歸

潘希真

年年夢墮六橋舟。怕見秋來月滿樓。鼙鼓聲中長作客。湖山雖好莫回頭。

長悲故里經年別。人事悠悠心事違。惆悵南樓空望遠?？赡芡h贊當歸。

高陽臺

潘希真

長道人生，悠悠如夢，何如夢也凄涼。往事般般。未言先斷人腸。愁多唯恐秋歸早，奈回頭，又是花黃?？v樽前，痛飲高歌，總是佯狂。

東籬杖履歸何處，采寒香重到，涕淚千行。記得拈花，曾嘆兩鬢蒼蒼。幾番風雨飄零近，未飄零，已自神傷。更何堪，料峭空庭，一片清霜。

述懷三首

潘希真

肝膽平生照幾人?；仡^禹域半沉淪。青衫濕徧燈前淚。誰與同吹寶劍塵。

湖海年年寄此身。小樓詩酒日相親。莫拋客里纏綿淚。長作尊前談蕩人。

殘照江山一雁飛。中州禾黍夢依稀。龍文醉里挑燈看。夜夜荒雞淚滿衣。

琦君不僅投稿詩詞作品，還參與刊務編纂和校對工作?！吨袊膶W會集刊》第5期末尾注有：“本刊承潘希真、翁璇慶、楊毓英三君錄稿校對所助良多，特此敬謝?！粑母街矩ゾ拍晁脑??！钡?期末尾注有“本期職員”：楊炳蔚、陳郁文、徐家珍、潘希真、翁璇慶、楊毓英。

要搞清琦君的校園生活，尤其是文學活動，需要進一步補充文獻史料。琦君就讀之江大學的入學與畢業時間，年表和傳記的表述都相對含糊，《申報》上刊載的新聞可以提供更加具體的信息。1936年8月15日，《申報》刊載了“之江文理學院暨附中京滬杭應考錄取新生揭曉(以報名先后為序)”，其中“文學院一年級”中錄有“潘希珍”。琦君的實際入學時間應在當年8月15日之后。1941年6月6日，《申報》刊載了“基督敎華東六大學，昨行聯合畢業典禮”的消息?！盎綌溔A東六大學”即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上海女子醫學院、之江文理學院、東吳大學、滬江大學和圣約翰大學。之江文理學院畢業生名單中，錄有“文學士(國文英文)四名”，含“徐家珍、潘希珍、徐鳳云、汪儀漢”。據此，可明確琦君大學求學時的入學和畢業時間范圍。

?？羞€有一個刊物不可忽略，那就是《之江?？?。1936年10月31日，第88、89、90期合刊的《之江?？房d了“中國文學會訊”，其中“職員”欄記有“出版股：潘希珍”。之后還介紹了之江詩社：

之江詩社向附屬于本會，惟前數屆社員不甚多。本屆于十月十六日晚舉行第一次詩會，到新舊社員二十余人，改選社長夏瞿禪先生，副社長任銘善先生，干事沈茂彰君熊化蓮女士；議決凡中國文學系同學皆為本社社員。別系教授同學參加者，亦所歡迎；并定于十月二十五日集第二次詩會于西溪，屆時蘆花飛雪，定能引起不少詩情云。

1937年3月31日，第93、94期合刊的《之江?？房d“中國文學會訊”：

三月八日晚七時，本校國文系所組織之中國文學會，假座經濟學館開全體大會。出席師生會員凡三十余人。決議本會所出版中國文學會集刊，本學期繼續集稿，籌備出版。

琦君就讀之江大學時參加中國文學會并擔任出版股股員，同時加入之江詩社進行詩詞創作。據《中國文學會志略》記載：“中國文學會成立于二十年秋，為王守偉、朱生豪諸君所發起?！敝袊膶W會每年集稿出版，定名為《中國文學會集刊》，分別于1933年、1934年和1936年出版了1到3期。后改名為《之江中國文學會集刊》繼續出版，現存第5和第6期。這印證了琦君的詩詞為什么會出現在《之江中國文學會集刊》上，琦君此時兼具作者和編者的雙重身份。

在對琦君的文學創作和校園生活進行細致的考辨后，聚焦琦君的詩詞創作。相比較數量龐大的散文、小說作品，琦君的詩詞創作顯得單薄很多，數量少且作者本人并未十分重視，更多當作抒情遣懷的產物。琦君更加重視對于詩詞的閱讀、賞析、評價及對散文、小說等文體的化用。在林海音的督促下，初版于1981年的詞學專論《詞學之舟》面世了。它以散文的筆調，趣味化的表達，幫助青年舊詩詞讀者欣賞和思考詞作之美。黃萬華認為：“琦君寫有《詞人之舟》一書，對中國詞史、詞人個性、詞作風格均有敦厚、獨特、深刻的見解?！迸_灣后輩作家三毛表達了對《詞人之舟》的喜愛：“每讀《人間詞話》《詞人之舟》，反復品賞之余，默記在心之外?！?/p>

琦君雖然稱“詩、詞、散文、小說，我都一樣的著迷”，幾十年來著墨最多的還是散文。就其詩詞創作情況來看，詞作最多，舊體詩其次，新詩最少。究其原因，琦君認為：“我要強調，詞既然如此曲折婉轉，能道出深埋心底的情意，以女性的靈心善感，溫柔細膩，實在最相宜于吟誦詞?！本唧w詞牌選擇上，琦君使用“金縷曲”“水調歌頭”“虞美人”“臨江仙”等較多。

琦君一生得遇多位恩師，為其悉心指引前進的方向，而對其影響最大的，是“一代詞宗”夏承燾。他評琦君的詞作：“文字固清空，但仍須從沉著一路做去?！薄断某袪c年譜》中多次記載，他為琦君講授詩詞，修改作品?！?938年10月9日，潘希真來訪，請夏修改其創作的詞作；1939年5月6日，潘希真來訪，問治詩?！背某袪c之外，二堂叔對琦君的詩詞創作也有很大影響。中學時，他就給琦君寄過納蘭性德的《飲水詞》、吳蘋香的《香南雪北廬詞》和李清照的《漱玉詞》，還要她多讀唐詩宋詞，因為“詩詞是圖畫的、音樂的、哲學的，多讀、細讀，對一切自能融會貫通”。在二堂叔多年的影響下，琦君將李清照和吳蘋香的詞作當作范例予以賞析品讀，詞論收入《詞人之舟》。

在《琦君小品》和《琦君自選集》之外，琦君的散文和書信中內含不少詩詞作品。舊體詩方面：她為告慰恩師夏承燾作短詩《祝告恩師》；寫信給夏祖麗，內含以“夏林海音”為字尾的短詩為林海音祝賀生辰。詞作方面：《讀書記趣》中記錄了琦君為劉靜娟的《心底有根弦》填的《臨江仙》；琦君致信樸月并填詞《金縷曲》“以博樸月一粲”。除舊體詩詞外，琦君新詩亦有創作。為了送別中學的恩師沈浩濱，琦君曾創作《敬愛的“號兵”》；感懷母愛偉大，琦君為媽媽寫了《過新年》。

琦君早期的詩詞創作，具備鮮明的時代特征。由于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空前嚴重，慘烈的社會現實帶給作者強烈的刺激。這種苦痛與迷茫集中體現于《述懷三首》?！坝碛虬氤翜S”指代的就是華夏陸沉，被日本侵略者欺凌的社會現實。琦君因兵災避亂回鄉，又逢養父潘鑒宗病逝，國仇家恨郁結于心?！扒嗌罎瘛钡涑霭拙右住杜眯小?，借以感嘆她飄泊落拓的生活，抒發感傷的情懷?！白砝锾魺艨础钡涑鲂翖壖驳摹镀脐囎印?，國勢傾頹之際，即便是琦君一介女子也愿效仿先賢披甲從戎，上陣殺敵，只可惜懷才不遇報國無門，只能空空流淚以至“淚滿衣”?！芭f體詩詞是文人排解苦悶、刻錄心跡的主要依托?！?/p>

琦君后期的詩詞創作，主要功能在于感性述懷和酬答唱和。前者為詩詞愛好者創作的常見心理，借景抒懷或觀景憶舊，如《虞美人(早春)》和《踏莎行(秋感)》等作品。后者出于共同的愛好、地理環境，相同或相近的社會遭遇，相似的生活經歷或情感體驗，琦君選擇用詩詞的形式來抒發心中的情感和思考，上承中國傳統文人詩詞酬答唱和的傳統，如《金縷曲(送別孟瑤)》和《金縷曲(寄贈秀亞)》等作品。

研究者較少關注琦君的詩詞創作，學術論述罕見?？上驳氖?，其詞作《虞美人(題彭歌小說〈危城書簡〉)》先后被選入葉元章、徐通翰編的《當代中國詩詞精選》和劉夢芙編的《二十世紀中華詞選》，一定程度上說明詞學研究者開始關注到琦君的詩詞創作。

如何評價琦君的舊體詩詞創作，如何確定其在臺灣當代文學史中的地位，乃至于廣而化之，如何在文學史中定位當代作家的舊體詩詞，這都是擺在研究者面前亟待解決的問題。一方面，琦君的詩詞創作本身提供了豐富的文獻史料信息，對于重返歷史現場，具有重要的史學價值；另一方面，就詩詞本身的藝術價值，該如何衡量，目前學界還沒有一套清晰的評價標準。當代舊體詩詞評價體系的建立任重道遠?！爱敶娫~史作為文學史中的斷代文體史,突出的是當代階段詩詞的發展全貌，并在文化場域的變遷中梳理、評述整體性演進路徑和個體化審美風格。所以，詩詞史的寫作應該在挖掘新的研究對象、確立詩詞史觀和建構編撰體例的基礎上展開?！?/p>

四、結語

謝泳談“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的構想時，提到要注意“校史”資料——“?？钡耐诰颍骸拔覀冞@里提到的?？?，更偏重于不常見的、學生出于愛好在社團活動中辦過的那些期刊，這些?？赜谖膶W創作和文學活動的記述，在研究相關作家生平和文學活動時，注意這個類型的材料，容易擴展史料方向?！鼻拔乃l現的5篇集外詩文均來源于?？?，印證了謝泳的觀點。不僅僅是?？?，研究界對于琦君早期史料文獻的關注普遍較少，主要把精力集中于赴臺之后的文學活動，民國期刊、書信和檔案等文獻資料少有開掘，這不利于全面把握琦君的文學發展道路。

其實不僅以上5篇詩文，琦君的代表作《金盒子》，其實“抗戰期間即已寫好”，修改后不久就在中央副刊刊出。琦君回憶兒時寫作，曾提到寫過一篇“哭大哥”的文章，老師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批道“手足親情，感人肺腑。盼多讀、多寫，必定樂趣無窮”。同類題材的《金盒子》《夢中的餅干屋》未嘗沒有受到《哭大哥》的影響。要梳理琦君赴臺前后的文學實踐之間的關系，“首先是加強對琦君作品的搜集和整理”。

綜上所述，琦君研究引入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的理論指導是十分有必要的。倡議編纂《琦君全集》，開拓琦君文獻史料的獲取途徑，促成兩岸現有文獻史料的共享，為琦君研究的深化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重視赴臺前文獻史料的挖掘，也為研究同類大陸赴臺作家打開新的空間，進而打通作家主體發展和文學創作前后脈絡。

①孫良好、孫白云：《海峽兩岸琦君研究回顧與展望》，《溫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4期。

②另稱“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關于兩個概念的命名、指涉及爭議等，參見劉妍《評陳子善〈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十講〉》，《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1年第7期。

③陳子善：《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1頁。

④黃海飛：《現代文學文獻學的概念、起點與分類》，《讀書》2021年第8期。

⑤《琦君作品序錄》，周吉敏主編《一生愛好是天然——琦君百年紀念集》，中國文聯出版社2018年版，第35—71頁。

⑥李瑞騰、莊宜文主編：《琦君書信集》，臺灣文學館2007年版。

⑦洪范書店創始人，支持純文學的創作，以出版現代文學創作為主。他與琦君通信始于為洪范書店洽約書稿。琦君在洪范書店出版著作，計有《我愛動物》《母親的書》《留予他年說夢痕》《燈景舊情懷》《橘子紅了》5本。

⑧琦君：《致葉步榮》，李瑞騰、莊宜文主編《琦君書信集》，臺灣文學館2007年版，第271頁。

⑨《琦君文化紀事》，周吉敏主編《一生愛好是天然——琦君百年紀念集》，中國文聯出版社2018年版，第146頁。

⑩推事是指清末大理院、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各級法院的審判人員。舊時通稱“法官”或“審判官”。由司法官考試及格的，大學或專門學校畢業有專門著作或講授主要法律科目兩年以上的，或執行律師三年以上或曾任推事、檢察官一年以上的人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