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中后期士人仕途沉浮原因探析
——以姚勉為例

李芳方

(湖南科技大學 人文學院，湖南 湘潭 411100)

宋代是科舉制度的繁榮期，通過科舉考試產生了一大批研習儒家經典與吏能之術的士大夫，他們成為統治階層的主要力量。南宋中后期，朝廷內憂外患，急需治國安邦之才，經由科舉考試進入仕途的士人階層，對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姚勉(1216—1262)生于南宋寧宗時期，長于儒學世家，仕于理宗朝，入仕前后有名師指導和僧友相助。然而姚勉科舉入仕之路并不順暢，多次參加發解考試不第，最后才以詞賦發解成功，雖狀元及第，卻并未仕至高官。姚勉的個人生活境遇與仕途沉浮，反映出南宋中后期一批愛國士人在家國危難時期的狀況，也是南宋走向衰亡的縮影。

一、姚勉仕途前進因素

姚勉生于南宋寧宗嘉定年間，仕于理宗朝，此時紀綱未振、人材未萃、民生未裕、邊備未堅，正是朝廷用人之際，“諸老殄瘁，宿望一空，名臣欲盡，來者誰繼？經費繁浩，大司農不能給，未免講求生財之說。人才乏少，見大夫無可使，未免參用喜事之人。諸公貴人，志得意滿，既取美官，又全美名而去。一二自好之士，方且棲遲偃仰，弓旌雖遣，翔而未集，使當饋有乏才之嘆，翹館無可賢之延”[1]。姚勉于寶祐元年(1253)狀元及第[2]848，其在狀元對策中提出的人才觀與安邦政策受到了理宗贊賞，“癸丑奉對大廷，有司第臣策在第四。陛下念其愚直，親擢以冠群才”[3]1。姚勉認為，“求天下之士以文，不若淑天下之士以道。以道而淑天下之士，正其心也；以文而求天下之士，蠱其心也”[3]49，因此，唯有那些胸懷治國大計之才方具捍衛邊陲之能力，否則就會出現“寇至則逃，敵去則舞，乘虜之退，則以為功，愚弄朝廷，希凱濃賞”[3]54等現象。朝中設立武科，本為求得韜略之才，然而事與愿違，長年以來，朝廷再未有如岳飛、韓世忠等一樣善于征戰沙場的武將，其原因就在于“貢薦額狹，選舉路艱，于是以武為捷徑，而求為右科之試。能誦兵法者，罕能兼騎射之習；能便弓馬者，罕能兼到筆之長”[3]62。在治國上，姚勉提倡文武分治，“能文者代課《七書》，能武者代執鞭弭”[3]62，只有這樣，才有利于國家穩定?？梢?，姚勉的殿試對策主張積極防御外敵入侵，提出選賢任能的用人觀，因而深得理宗賞識，這為他進入仕途、謀取光明前途奠定了基礎。

姚勉的家世為他科舉及第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條件。姚勉祖上有人以特奏名狀元和八行狀元及第，“高大父曰特奏狀元進賢府君，曾大父釋褐狀元黃州府君，大父曰汀州府君，考曰學正存齋先生”[3]563。高大父以特奏名狀元及第并非易事，“凡士貢于鄉而屢絀于禮部，或廷試所不錄者，積前后舉數，參其年而差等之，遇親策士則別籍其名以奏，徑許附試，故曰特奏名”[2]3609。又據《奕世狀元坊記》載：“特奏狀元進賢府君振，其子也。釋褐八行狀元黃州府君旦，其孫也，亦再驗矣。癸丑，勉又以六世孫叨賜狀元及第?！盵3]589八行科是當時宋統治者為了推行“稽古驗今”，改變當時“以文取士”科考政策而設立的科目，重在考察讀書人的品行與道德，姚勉曾祖父為八行科狀元。姚勉祖父于科舉路上踟躕十幾年，“獨惟大父窮老書窗，謾叨四舉之恩，莫遂一階之愿。留其簡冊，遺之子孫”[3]321，雖然沒有取得功名，但激發了后人在科舉路上不斷前進的斗志。姚勉父親時，家境逐漸衰敗，“傳到姚勉的父親居敬手里”，已是“屋數間，且瓦破不覆椽”[4]。其父為學正官員，俸祿不高，為了不影響姚勉科舉求學之路，傾盡所有幫助姚勉在學業上不斷精進，“鬻田而教子，損己以益人，為善孳孳，老益篤”[3]563?？梢?，姚勉家族雖然不是名門望族，但畢竟是有功名的儒學世家，有著濃厚的文化氛圍，加上父親對姚勉求學的鼎力支持與敦敦教導，均對姚勉科舉之路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

姚勉在求學路上也獲得樂雷發、范子堅、蔡抗三位名士的指導。樂雷發文才出眾，長于詩賦，“累舉不第，門人姚勉登科，以讓第疏上”[5]，留下一段讓第美談，后理宗殿試樂雷發，雷發廷對萬言，以特科狀元及第。范子堅文筆非凡，姚勉所撰《祭師范石莊先生》載：“先生之學，出史入經；先生之文，周孔思情。振筆吐辭，藻絢華發……受恩罔極，報施未能”[3]556。蔡抗為姚勉的老師，“某伏自癸丑八月，拜別師門，今四閱年”，“某門小子，揣分有嚴，不敢僭申鈞閎大眷福祿來寧之問，惟是令似俯教判岳秘閣郎中”[3]307，又據《宋史·蔡抗傳》記載：“蔡抗字仲節，處士元定之孫。紹定二年進士……知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2]12577。(1)據楊艷《朱子門人之蔡氏家族考》(《史林》2011年第1期72-76+188頁)考證，古代杭、抗通用，南宋遷都杭州后，蔡杭為避違，改名為“抗”。姚勉不僅能跟隨其學習儒學知識，還能通曉官場政事，有助于仕途升遷。

姚勉在狀元及第前還常去感山寺與僧人切磋詩文。他多次在文章里提到感山寺與寺里的友人，“到感山，尋雪山樵詩僧不遇，寄以詩”[3]136，他常前往感山寺，不僅喜歡與寺內友人切磋詩文，提高自己的才學，更是享受感山寺的那份安靜，找尋自己的精神寄托，“漢僧譯，晉僧講，梁魏至唐初僧始禪，猶未詩也。唐晚禪大盛，詩亦大盛。吾宋亦然。禪猶佛家事，禪而詩，骎骎歸于儒矣，故余每喜詩僧談”[3]423。在姚勉心中，佛學與儒學相聯系，通過潛心學習佛學亦能增進儒學；同時佛學中那份與世無爭的“清靜”與詩中的淡雅清靜亦有相通之處。感山寺僧人潛心佛學，不僅通曉佛經，且有較深的儒學文化修養，所作詩歌佳句連連，“余祗召過豐城，朋友餞之感山。見其境甚清，僧甚眾，意必有能詩僧也。主客分韻賦，遣送一韻入僧寮中，果有佳句出，則知山中僧皆能詩，俊上人其一也”[3]423-424。感山寺的僧人不僅是一心向佛之人，在入寺之前應曾經研習儒學，姚勉與他們的交游也有利于其學業的精進。

南宋中后期，朝廷面臨嚴重的內憂外患，統治者需要改變當時萎靡不振的朝政以挽救岌岌可危的南宋朝廷，因此寄希望于科舉取士以征得安邦治國之士，姚勉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深得理宗賞識而擢為狀元的。姚勉家族的文化氛圍和父親的鼎力支持，促使其堅持學業，最終得以科舉入仕。姚勉求學之路上相繼有三位名師教誨，特別是蔡杭為理宗朝高級官員，為姚勉言譽的同時，還能為其提供更多、更好的機會，姚勉與僧友的切磋提升了其學業能力，為其科舉及第奠定了基礎。

二、姚勉仕途蹇塞因素

姚勉雖狀元及第，但卻仕途蹇塞，始終未能仕至高官。

在宋代，家庭經濟狀況不佳始終是困擾士子求學和趕考的重要因素之一，“科舉之為士病也，豈不甚哉？蓋不惟工文患得之累其心也。文可以得矣，而貧無資者，常厄于就試之費。禮部、國子監，學在京師，四方之士有不遠數千里試焉。近且儉者，旅費不下三萬。不能儉者，不論遠者，或倍，或再倍也。士十七八無常產，居家養親，不給旦夕”[6]。姚勉在《豐城鄒君墓志銘》中對自己家庭的經濟狀況有所提示：“始某未第時，家徒四壁立，讀書聲與腹雷并作，過之者弗睨也，孰有以子妻之者”，“姚雖儒，貧也。屋數間且破，瓦不覆椽，日與天日相見，風旁雨上，何以處君女”[3]580。姚勉未及第前，經濟狀況上的困境使得他日常生活都無法維持，在科舉路上亦會受經濟所困。

宋代科舉考試以發解試、省試、殿試三級依次進行。姚勉從辛卯年(1231)就開始了漫長的科考生涯，“后此六年，在辛卯歲。予叨薦名，折翼而墜”[3]559，此時姚勉才15歲。姚勉此次參加的科目應為地方“童子科”[7]，但沒有成功?！秹羯胶蓖鯉X碑記》中還有關于姚勉參加漕試的記載：“勉因試漕司不利，夜宿王祠”[3]592，姚勉能取得漕試資格，應是得自于其恩師蔡杭的推薦。另外，《豐城鄒君墓志銘》載：“明年丙午，某試鄉舉不中選，丁未游太學，復不遇”[3]580，即姚勉在1246年的鄉試與1247年的太學中均未取解成功。就在姚勉對科舉無望時，終于發解成功，姚勉有文章言及此事，說一位相士對他說：“子今雖不虧，然亦虧舉首矣。今年《春秋》作解頭，吾已屬之他人，子當詩賦薦”。后來姚勉果然以詞賦第二發解成功。[3]117

宋代地方解額不均，朝廷制定的固定解額制度延緩了經濟落后地區士子的及第，因此科舉及第后，姚勉深感自己所在地取解困難，于是“愿從第二人恩例，止受文林郎，而以承事郎至儒林四資，易增本州四名文解”[3]326。姚勉家鄉瑞州英才多困，多由于瑞州解額過少，“某生長瑞陽，瑞之貢額素狹，終場近三千人，而與貢之數僅八。六經而缺其二，詞賦二千余人而取其四，英才多困。職此之由，每歲大比，四散溢出，而試于諸路，于監，于漕，得雋者常數十人，則瑞亦不可謂無才之郡也。端平初，詔天下增貢額。江西諸郡，袁首增其二，洪繼增其三，瑞去天遠，獨不能請。瑞距臨江止九十里，終場人數相埒，而臨江貢士三十二人，多瑞三倍，此所以不能無不均之嘆也”[3]324。瑞州地方士子取解困難，這也是姚勉長期不第的原因之一。姚勉父親本可以因姚勉狀元及第而轉授官職，但他卻教導姚勉“當折資受官，乞增本州文解”，“增解事不可不力請，莫問做官，但須行好事”[3]324-326，其父愿以官易貢，也進一步證實瑞州解額缺少的現象。瑞州解額少與地理位置有關。臨江與瑞州同為江南西路所轄地，相距不遠，但是臨江有著水陸地理優勢，是江西貨物供應之地，“江西歲以筠、袁二州民戶苗米，令赴臨江軍輸納”[8]6179。而與臨江軍相鄰的瑞州，“筠，江西支郡。始者，市區寂寥，人物鮮少。近歲乃更昌大蕃富；共屬異布在險阻，樂歲粒米狼戾，而四方商賈不能至，囤倉之至白首而不發”[9]。由于兩地經濟狀況不同，造成臨江解額比瑞州多3倍的現象。此外，地方取解名額不均現象與宋代科舉制度實行固定解額有關。大中祥符二年(1010)，禮部言：“準詔議定國子監、兩京及諸道州府軍監于五次解發舉人內，取一年最多者為數。今后解十之三，永為定式?！盵8]5540朝廷固定解額政策引發了地方取解矛盾的產生，因此宋統治者又對地方解額進行適當調控，但經濟落后地方的解額并沒有增加，如瑞州就沒有增加解額，這就使得瑞州士人科舉成功的難度大增。

姚勉狀元及第后數月，其父病逝，“寶祐癸丑十有一月十有五日沒”[3]563，姚勉不得不從京師回故里丁父憂，這意味著三年都得暫別官場，這也是影響姚勉仕途升遷的因素之一。

寶祐四年(1256)，朝中發生“立石三學”之事?！岸〈笕云堇镦緣偈聶嘈冶R允升、董宋臣，因得寵于理宗，擢為殿中侍御史，在臺橫甚”[2]12529，遭到太學生的交相議論。丁大全利用臺諫彈劾太學生，導致太學生紛紛下獄，“丁大全為左諫議大夫，三學諸生叩閽言不可，帝為下詔禁戒，詔立石三學，去非獨不肯書名碑之下方。監察御史吳衍、翁應弼劾諸生下獄”[2]12677。此時，姚勉丁父憂剛結束，授予秘書省正子，“既偕某入京，至中途，三學上書言事，士皆以罪逐，累累滿道，參相久軒先生且去國”[3]583，聽聞此消息，姚勉怒批權奸，“三學上書言事，不過草茅之狂耳。要其本心，無非忠于為國。蓋自甲辰、乙巳年間，朝廷容養公論之氣至于此矣。平日容養而作成之，今乃痛加排抑，立石以戒方來，屏斥以懲既往，此二事蓋京、檜、侂、遠之時所為耳”[3]332，且上《丙辰封事》，提出“立中道以用天下之賢，獎直言以作天下之氣”[3]2，希望理宗能采納其意見，廣開言路。然“諸賢相繼去位，臺諫與士為仇，三學所斥逐諸生，累累滿道。景象如此，自知雖往亦決不能入其保社……抱疾歸家，杜門俟罪”[3]344。姚勉為人正直，敢于發出與朝堂不一樣的聲音，但在政治不清明的環境下，姚勉仕途受到嚴重影響，上封事后，他自知仕途坎坷，于是辭官歸隱山林，“某極貧，為貧固亦可仕，然決不敢枉道以信身。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也”[3]343。

寶祐六年(1258)，“丁大全拜參知政事……以袁玠為九江制置副使，玠貪且刻，逮系漁湖土豪，督促輸錢甚急。土豪怒，盡以魚舟濟北來之兵?！盵2]13778消息傳到朝廷，引起太學生等士人不滿，“太學生陳宗、劉黻、黃鏞、曾唯、陳宜中、林則祖等六人，伏闕上書訟大全”[2]13778，最終，丁大全因瞞報戰事遭到罷相，“北兵渡江，大全匿報，幾誤國事，遂罷相，尋謫貴州”[10]。開慶元年(1259)，“吳潛為左丞相兼樞密使，進封相國公”[2]867，吳潛為人正直，是理宗朝不可多得的良相，對敢與丁大全等奸臣斗爭的姚勉定是心生愛護，再加當時朝中缺乏像姚勉這樣敢言的良臣，“蓋自近年公道晦蝕，私意橫流，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忠嘉絕響，諛佞成風”[2]12519，于是姚勉的仕途出現了轉機，召為校書郎。此次被啟用后，姚勉先后擔任秘書省正字兼沂靖王府教授、校書郎兼太子舍人等職，在擔任秘書省正字期間，姚勉連上《庚申封事》，再次怒批奸相丁大全“欺蔽聰明，壅塞言路，敢于言者必加之竄……陛下知漁舟渡韃之罪起于袁玠，不知超擢用玠者非大全乎？”[3]9-10但是，吳潛入相不久即遭到貶黜，姚勉也因“指斥權奸，無所顧避，忤賈似道，諷孫附鳳，劾為吳潛黨，免歸，卒”[11]。

姚勉出身于貧寒儒學家庭，其家鄉瑞州經濟貧乏，解額缺少，延緩了姚勉入仕。姚勉及第后，剛授官就因丁父憂，只能暫離官場三年，丁父憂結束后，又因立石三學一事得罪權臣，歸隱山林。后吳潛入相，姚勉仕途出現轉機，但不久又因忤逆賈似道遭貶，再無入仕。姚勉為官時尚有稍許話語權，可與權奸抗爭，然而理宗朝權臣當道，理宗偏信貴戚近親，此種政治環境下姚勉仕途難免遭受打擊，停滯不前。

三、結論

南宋中后期戰爭不斷，急需安邦御侮之才。姚勉出身儒學世家，在父親引導與家庭環境影響下，少時就選擇了應舉道路；姚勉得到三位高學識老師的指導，不僅能學習經世儒學，還能通曉吏能之術，同時他還常前往感山寺與僧友互相切磋詩文，有利于學業的提升，這些因素皆促進了姚勉入仕。然而，姚勉科舉之路并不順暢，通過多次參加發解考試，才以詞賦取解成功，狀元及第同年丁父憂，三年后起復，聞立石三學之事，怒上《丙辰封事》，不愿與奸佞為伍，辭官回鄉。后來因吳潛的賞識而得以升遷，但因忤逆賈似道而罷官，再次歸隱山林，著書立說。姚勉仕途受到政治環境、家庭條件、丁憂制度等因素影響，官職徘徊不前，終沉于中下層官員，致使其失望、彷徨，最后歸隱山林，再無入仕。南宋中后期，政治不清明，如姚勉一般的有識之士皆難以發揮其才干，終至不能報效于朝廷，這也是導致南宋走向衰亡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