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明代王崇古總督陜西四鎮之邊防策略

行怡帆，田富軍

(1.寧夏大學 人文學院,銀川 750021；2.寧夏師范學院 文學院,寧夏 固原 750021)

王崇古，字學甫，號鑒川，山西蒲州(今山西永濟)人，生于明朝正德十年(1515)，卒于萬歷十六年(1588)。王崇古嘉靖四十三年(1564)巡撫寧夏，隆慶元年(1567)總督陜西四鎮軍務，前后在陜七年。明朝二百七十多年的歷史中始終受到北部蒙古勢力的威脅。嘉靖(1522—1566)年間俺答勢力崛起，入主河套，成為威脅明廷的主要勢力。[1]明軍難以完全征服蒙古，蒙古又無實力再次入主中原，在二百七十多年的歷史中明蒙始終呈現僵持的局面。王崇古為官三十多年，其中七年都在西北部戍邊，明朝北部設九鎮，王崇古先后掌管七鎮?！睹魍ㄨb》曰：“崇古在陜七年，數建襲塞功?！盵2]戍邊期間，王崇古南征北戰，總結經驗，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御邊策略。

一、邊防策略

(一)作戰策略

1.攻守結合

明朝初期，明廷制定的戰略是以防御守備為主。王崇古巡撫寧夏之時，多次實施主動進攻的軍事作戰方式，一改明軍之前低迷的士氣。進攻的同時王崇古又注重邊線的防守，主要通過修筑邊墻達到進可攻、退可守之御邊局勢。

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提出“來則御之，去則勿追，斯為上策”的軍事防御策略。[3]正統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變”后，明廷的軍事實力明顯弱于蒙古，由積極的防御轉變為被動的防御。嘉靖(1522—1566)時期是明廷北部危機最為集中的時期，明世宗對河套地區邊防并不重視，軍備廢弛。嘉靖十九年(1540)，“虜酋吉囊擁眾數萬，由延綏西路定邊營入寇。時諸鎮兵悉分布守邊，虜乘虛攻固原城，分兵四掠，殺戮甚慘?！盵4]4901

嘉靖四十三年(1564)，王崇古任職寧夏，他意識到明軍防御的弊端，提出“主動進擊”的作戰策略。他偵察敵情，研究地形，占據有利時機主動率兵出擊。嘉靖四十四年(1565)，韃靼部眾侵襲清水營，王崇古派遣吳鼎出擊，力敗蒙古軍隊，招降三百余人。[5]在王崇古的指導下，寧夏鎮官軍多次主動進攻，有效扭轉了明蒙兩軍在寧夏地區敵強我弱的格局。隆慶元年(1567)，王崇古總督陜西三邊軍務。隆慶三年(1569)四月，蒙古襖兒都司部著力兔臺吉駐扎于河東，王崇古指揮寧夏總兵官雷龍率軍于興武營暗門處出邊，至敖忽洞前襲擊著力兔部隊?！?乾隆)寧夏府志》載：“龍潛出興武，襲破其營，斬獲甚多?！盵6]284因此次戰功，王崇古升為右都御史。

王崇古的軍事出擊講究出其不意：“如遇……近遠，別無侵犯聲勢，始須任彼住牧，慎勿輕動泄機”，待其松懈防范之時再發兵突襲。[7]卷13,41王崇古在陜的一系列搗巢行動對蒙古諸酋形成了威懾，改變了明廷之前“只守不攻”的作戰方式。

明中期雖然蒙古勢力增強，但其又無足夠的實力深入中原，明廷戰斗力衰弱，因而亦不能統一漠北，兩方達到了一個相對持衡的狀態。明廷“守”的主要表現是“修邊”。正統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變后，明蒙實力發生轉變，明廷開始大規模修筑邊墻。嘉靖(1522—1566)、隆慶(1567—1572)之后，因為蒙古入套，更是進入了邊墻修建的高潮。[8]

與宣大、薊遼等鎮相比，延寧甘固的邊墻修筑不勤，且因經濟、地理問題墻體多為土夯，與磚石結構相比更易傾頹。嘉靖四十年(1561)，寧夏發生大地震，從延綏西路到花馬池再到寧夏后衛，邊墻損毀嚴重。王崇古認為有險不修、有邊不守無異于無險無邊，因之上疏要求修邊以固防秋?！俺潜げ荒茏怨?，其衰敗危急之狀，節該邊臣具實陳報，真可寒心，在甘寧尚可支持，在延綏凋殘已極，且地當河套之沖，絕無險阻之固?！盵9]1962隆慶三年(1569)二月，王崇古修寧夏廣武營等處大邊；隆慶三年(1569)十月，修延綏鎮靖堡、龍州城等處大邊；隆慶四年(1570)五月，修延綏定邊、寧夏橫城等處大邊。所修新邊可有效抵御蒙古進攻：“照得延寧新舊大邊，橫當河套之沖，系二鎮之門戶，為全陜之藩籬，平時阻零寇之侵擾，保沿邊之耕牧，可裕公私邊餉，秋高御大虜之聚犯，預邊腹之收斂，以衛全陜軍民?！盵7]卷15,42

2.防秋部署

河套地區蒙古部眾一般選擇在秋高馬肥之時南下入侵，明軍需要在這個時期投入更多的軍力來抵御進攻。防秋自明初便開始實施，嘉靖(1522—1566)至隆慶四年(1570)和議之前為防秋力度最大的階段，王崇古恰好在這一時期任職。在部署上，王崇古改變原有的兵力分布，并上疏兵部減少入衛兵馬，保證四鎮防秋兵力充足。

寧夏花馬池在西部防秋中占據重要地位，每值秋高馬肥之時，蒙古部眾東西聚集，王崇古命令各級官兵嚴陣以待，臨境部隊互相馳援，河東河西內外兼備，“敵虜方至境，兵已迎前，未遂深入，頗多俘獲，地方保全”[7]卷14,29。王崇古上任之前，往年的防秋主要防守河東花馬池一帶，而河西軍備空虛，蒙古部眾侵襲河西一帶較易，從而導致防線內退。嘉靖四十四年(1565)，王崇古改變往年將軍隊主力集中在河東的作戰方式，將軍力分為三批：第一批仍駐河東，第二批調守河西，第三批留守花馬池。他在奏折中奏請：“擬將正兵一營及備御班軍、東路靈州二參將、各營兵馬仍赴河東，分墻伏守，其舊游兵一枝并中西二路，往年調發守墻，軍丁俱留河西，畫地自守。其入衛回兵一枝宜令在城休息，以備各路策應?！盵10]卷18,48

王崇古親自率領延綏、寧夏、固原三鎮官兵于七月奔赴花馬池，“或照舊規分墻擺伏，以御套虜之及潰，或布諸將分屯要害，以御延綏中東二路，無邊之虜衛仍留陜西”[7]卷12,2。固原入衛兵馬專門對抗河西的賓兔黃臺吉諸酋，嚴防其過河。兵部認為王崇古所陳之策“均切西夏要務”[11]963。楊博也對王崇古的策略予以肯定：“查得寧夏一鎮，河東、河西均系軍門所轄。先年專重河東花馬池一帶防守，以故河西鎮城一帶極其空疏。所據巡撫此議似為明盡?！盵11](963)

(二)軍隊管理

1.嚴明軍紀

嘉靖(1522—1566)時期，邊境軍紀渙散，蒙古入侵時明軍多有畏懼，敗多勝少。王崇古上任之初便整肅軍紀，方法之一是申請王命旗牌。

嘉靖七年(1528)，蒙古入侵固原境，之后北上自花馬池出境，其間寧夏官軍杭雄、李勛等人不敢阻截?！侗碧斒论E》載：“套虜常年侵夏境，官軍不敢御，故虜嘗輕夏兵”[12]，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軍紀不明?！睹鹘浭牢木帯份d：“原無設有統兵專官，每以閑住將官，權司中軍，臨陣或有退縮，平時或肆驕悍……眾心滋玩?！盵9]3391若要嚴申軍令、整肅軍紀，方法之一便是施行王命旗牌制度。

王崇古總督陜西三邊后，上奏《陜西四鎮軍務事宜疏》，第一條便是申請旗牌。王崇古認為正是因為巡撫沒有旗牌，所以對官軍而言才無威懾力。法令不行，軍紀便不能明，軍紀不明是造成各鎮積弊的原因之一，“官軍畏敵而不畏將，總兵之令不能行于偏禆諸將之令，不能行于部伍，釀成各鎮積弱之弊”[9]3392。旗牌賦予了封疆大吏便宜行事的權力，軍中若有臨陣退卻者、若有姑息養奸者，撫臣可以治其罪，亦可以憑旗牌調度軍隊，無誤戰機。如此既威懾了官兵，又對軍情大有裨益。

山西宣大等鎮、江南之地都有旗牌，而寧夏、延綏、甘肅卻無，陜西三邊主要鎮守西北邊防，地理位置重要，旗牌亦不可或缺。兵部回復王崇古：“延綏、寧夏、甘肅、陜西四巡撫，往時止令糾察，將領不預戰陣，故不給旗牌。今已指揮諸將統領標兵，宜更撰勅諭……各頒旗牌，令得以軍法從事?！盵10]卷18,34—35同意為陜西四鎮頒布旗牌。王崇古給四鎮奏請旗牌后各鎮巡撫能有效督戰。擊敗沃爾都司著力兔臺吉，于白城子擊敗吉能，都得益于旗牌的頒布。

2.嚴選官兵

在官員的任用上，四鎮存在的問題一是委任乏人、二是遴選制度不善。王崇古把選才、用才作為治理西北的重要部分，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改變西北“統兵之將不盡得人”的局面。[14]

陜西三邊一帶地方偏遠、土瘠民貧，多數官員、將領不愿意來此地任職?！敖暌詠硎苏邞勥呥h之苦，銓曹惜科第之木，多以貢行納粟充選……甚至州縣正官，經年未補。監收府官，累補不赴。所遺民事邊儲，往往委署乏人，職務漸廢?！盵9]3349陜西四鎮官員缺職嚴重，王崇古建議吏部清理缺職、選賢才上任：“命所司盡將陜西沿邊州縣缺官逐一查出，勿拘養缺待補之例。府佐各官，或于存留考語才守素優，附近有司內推升。州縣及各佐貳，于精壯科貢內銓補。務俾一一選補通完，勒限秋前赴任”[9]3349。選拔考語簿為才守素優之人，命其盡快補缺赴任。王崇古非?？粗毓賳T對當地邊情的熟悉程度。補職官軍最宜選取之前在附近任職之人，若地理位置相隔過遠，不熟悉本地情形亦會對守邊不利。嘉靖四十四年(1565)，王崇古條陳寧夏邊務，其中一條就是任用熟悉軍情地利之人。[10]卷18,48王崇古在《為遵議條陳用人理財要務自陳督邊無策乞賜罷斥選賢代任事》中認為官軍因罪受懲時，最宜降其俸祿、官級，而不得輕易使其調遷，可令其就近自贖。[7]卷14,67

陜西三邊面臨的第二個問題就是缺少有才能的官兵。陜西三邊大堡需要各設操守官一員以及坐堡官一員?！安偈毓賹９芤槐けR，防御外敵入侵；坐堡官負責管理地方，或者兼管倉場?！盵15]操守官和坐堡官處于抵御蒙古入侵的最前線，需要沖鋒涉險，因而多無人擔任此職，“或一年而數易一二人，或一人而歷管諸善堡，或濫用納級商販以司倉場，或概以老弱昏庸而守要地”[9]3403。王崇古認為領兵打仗之人，必須要“智勇之才、礪忠潔之志……必諳韜鈐之略、決勝負之算”[7]卷12,,85。王崇古提議戶部在選拔官兵一事上應多方考核?！皠漳炅珘?，操持慎潔，期以三年方許更代，毋或濫用納級私人，數易滋擾?！盵9]3403對操守官、坐堡官更應仔細考核：“除原有欽依守備外，余堡見任操守官，俱聽撫鎮逐一考核，不堪者革退。另選精壯潔慎官員，各務地方相宜，開具職名?！盵9]3403每年防秋之后，巡撫應對操守官再次進行考核，根據其防御功績進行彈劾或舉薦。如此，既有利于防秋的部署，又能篩選賢才。隆慶二年(1568)三月十二日，兵部接受并推行王崇古的提議。[16]508

(三)政務改革

1.發展屯政

屯田歷來為守邊的政策之一，洪武三年(1370)，陜西一帶已開始發展軍屯。[17]洪武九年(1376)，寧夏開始大規模移民進行屯田。[18]陜西四鎮地處偏遠，相比薊遼等鎮糧餉分撥少，固原以北到寧夏花馬池一帶地廣人稀，比較適合開墾田地。屯田在洪武(1368—1398)、永樂(1403—1424)時期實施得較為有效，但自嘉靖(1522—1566)之后，邊境基本都出現了屯政潰亂的現象，尤其是西北一帶。給事中管懷理曾言：“屯田不興，其弊有四。疆埸戒嚴，一也。牛種不給，二也。丁壯亡徙，三也。田在敵外，四也?！盵13]1886

其一為糧食收成不好。四鎮所在之地基本都氣候干旱、土地貧瘠。王憲在《防御十事疏》中描述延綏：“延鎮孤懸河套，四面飛沙，地不耕稼?！盵19]相比之下，寧夏鎮因有黃河之水灌溉，在屯田上占據優勢。嘉靖四十四年(1565)，王崇古任職寧夏之后發現此地“水利不通，屯田半為蒿萊”[10]卷18,48，便督工修繕王現湃。王崇古認為“王現湃之將頹，則屯田所系，不可緩者”[6](533)，便命屯田都司魏繼武總理其事，修繕好之后引流灌溉了諸多屯田，所收屯糧均用于寧夏軍民。寧夏長史張應臺記載：“以屯種而養軍士，以軍士而居城守?！盵6]533

其二為屯丁逃亡嚴重。嘉靖四十四年(1565)，王崇古上疏：“一歲中，各衛屯堡逃丁已至千余，年復一年不盡不止?！盵10]卷18,48四月，王崇古上疏《條上邊務六事》，提出要寬減屯兵的雜役。王崇古鼓勵軍民開墾荒田，給開墾者分發足夠的牛具。

其三就是要管制豪強。王崇古總督陜西四鎮軍務后，發現延綏到花馬池新修筑的邊墻夾道的萬畝屯田均被豪強所占，且這些豪強又不依法交租。王崇古便實施清丈，要求占地豪強依法繳納稅糧。隆慶四年(1570)五月，王崇古上疏《為條議陜西各鎮善后事宜以圖疆埸永利事》，提議將黔國公在固原境內的田地“載入屯田冊內征糧以充軍餉”[16]1142，并清點西安、固原、平涼、慶陽、環縣等屯地，所收糧食收歸軍用。

其四是解決“田在敵外”之弊。隆慶五年(1571)，王崇古總督山西時提議與蒙古俺答部族議和，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他認為連年征戰，屯田荒蕪過多，而議和之后邊境就有足夠的時間來恢復屯田?！斑吘秤袛凳曛病瓪埰浦潜?，可以漸充實，荒蕪之屯田，可以漸開耕?！盵9]3367高拱在答王崇古一書中亦認為屯邊一策既可省錢糧又可修養兵力：“于東于西，皆可為重，誠為得策?！盵20]

2.整治鹽法

明代政府的財政收入一大來源就是鹽政。[21]洪武三年(1370)，實行“開中法”。商人將所需物資運往邊境，向政府換取鹽引，憑借鹽引到鹽場支鹽。明初期，此法有效解決了邊境物資短缺的問題。到成化(1465—1487)、弘治(1470—1505)年間，私鹽盛行，商人再去邊境以糧換引則顯成本高昂，加上權貴之人壟斷邊境鹽利，“開中法”到明中后期已遭破壞?！缎滦薰淘彪`州志》載：“立開中之法，則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托者，率占虛名而鬻之……鹽法日沮，而邊儲所由不充也?！盵22]

通過對地基土壤進行改良的方式，使其能夠達到建筑物地基加固的效果。通常采用鉆機進行灌漿加固，將鉆孔鉆入到事先設置好的軟土基礎層中，然后利用高壓灌漿設備將配置好的水泥漿液通過鉆孔灌入到軟土地層中，通過物理化學反應，土層與漿液產生膠結現象，在擠壓、劈裂、凝結等共同作用下，使土體結構與性能得到有效的改善，提高建筑物地基土體的強度。

造成鹽法壅滯有諸多原因，其一為時估不合理。明代的軍用糧食折價依據民間時價而定，但實際上因邊地經常受災荒、戰爭的影響時價不甚穩定[23]，鹽與糧之間的比價嚴重影響了商人開中的積極性。嘉靖四十三年(1564)，王崇古巡撫寧夏時調查發現，延、寧前任戶部主事蔡國熙所定時估過高。每遇荒歉之年，糧食價格增高。若糧草價貴，鹽商便不愿收購糧食換取鹽引，更愿意用折色換引，如此導致倉場空虛、官軍糧餉不足。據此，王崇古提出戶部要寬減時估：“不分年分，米麥每銀一錢，各定七升，豆九斤，草每錢六七束?！盵9]3404時估減落之后，以本色換引的利益增加，鹽商爭相購買鹽引，交納糧食增加。

其二為鹽引勘合之弊。為增加糧儲，邊鎮為鹽商開派的鹽引增多，但政府又無足夠的鹽勘，只能欠賒。隆慶二年(1568)，延綏鎮多開派淮鹽、浙鹽引五萬余，但只給邊商一半的鹽勘?！凹Z草催納久完，支用已盡，商勘無可填給，本官升任，商本無歸?！盵9]3404嘉靖四十五年(1566)，黃鶴多開派鹽糧四萬余數，但僅發給鹽商一半鹽勘，致使諸商資本空虛。王崇古奏請戶部“除將見在鹽勘，挨序均填給發外，其余納過鹽糧七八萬引之數，議請戶部添給淮、浙鹽勘”[9]3405，若淮、浙兩鹽勘不足，亦可用花馬池鹽課補足。

其三為邊商、司商利益不均。王崇古言：“然則疏通鹽法者，當求之運司，而不在九邊?！盵9]3373鹽法堵塞的原因之一為邊商與司商之間的矛盾，邊商繳納糧食換取鹽引，司商向邊商購買鹽引。延綏、寧夏鎮偏遠窮荒，邊商需持勘合到淮、浙一帶支鹽，但鹽勘不能迅速兌換，需要守支，有時甚至長達多年，“一遇邊商鹽勘到司，變賣則無主承買，守支則無資不能挨及”[9]3373。為減少守支消耗，邊商一般選擇將鹽勘賤賣給司商：“淮鹽費本五錢，止三四錢。浙鹽費本三錢五分，止賣一二錢。山東鹽僅賣五七分”[9]3373。針對此類問題，王崇古提議戶部要規定邊商引勘的價值，令各司商必須遵守勘引之規，且令屯引的司商務必承買新引，如此一來，既解決了邊、司商的矛盾，也疏通了鹽引。

二、思想來源

戍邊西北時期，屬于王崇古思想的成熟階段。在這期間，王崇古的邊防思想不斷變化、不斷完善，其邊防思想的變化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

(一)對前人的繼承及發展

王崇古撫夏、督陜期間，主要是對前任官員的治邊政策進行借鑒。自弘治十年(1497)王越任首任三邊總制到王崇古督陜，陜西三邊已歷經了十幾位總督的管理，也基本形成了邊防策略的體系化，基本涉及搗巢、修邊、發展茶馬屯鹽等。

王崇古在寧、陜御邊時所采取的主動出擊，屬于明代的軍事搗巢行動。搗巢行動始于成化(1465—1487)年間，將搗巢一策實施得最為有效的是首任陜西三邊總制王越。王越(1426—1499)，字世昌，明中期名將。紅鹽池之戰是王越軍事搗巢的代表戰役之一，王崇古所指揮的白城子之戰就采用了王越的作戰方式。紅鹽池戰役是與滿都魯部作戰，白城子一役是與吉能對抗。搗巢中最重要的是情報的搜集，王越與王崇古都是先從降人處得到蒙古欲入侵的消息，滿都魯部是向西進攻，吉能是欲渡黃河，王越與王崇古均先通知各地兵馬嚴陣以待，待蒙古大軍離營之后突襲其巢。[24]王崇古借鑒了王越釜底抽薪、出其不意的軍事策略，但與王越所指揮的紅鹽池之戰不同的是，滿都魯是已經率領大兵離巢，而吉能是還未率領部隊離營。王崇古便采用聲東擊西之法，先派李震率三十騎兵馬突襲，混淆敵軍視聽，再另派一隊精銳入巢。[25]298-299如此，搗巢行動大獲全勝。王崇古在搗巢一事中，部署嚴謹，用兵出其不意，多次行動均取得大捷。

修邊一策王崇古是受明代嘉靖(1522—1566)、隆慶(1567—1572)時期整個修邊趨勢的影響。明代對北部的防守策略主要是據險守固，歷任三邊總督都以修繕邊墻為重。延綏長城的修筑基本始于成化(1465—1487)時期，由時任延綏巡撫的余子俊主持。余子俊(1428—1489)，字世英，主要修筑了延綏段長城，初步建立了延綏南北兩道防線。正德(1506—1521)年間，楊一清上疏修筑延綏西段長城，主要是從陜西定邊到寧夏橫城一帶。楊一清(1454—1530)，字應寧，多次任陜西三邊總制。嘉靖(1522—1566)年間王瓊對線路進行了變動，主要是從寧夏紅山堡到定邊馬跑泉一帶。王瓊(1459—1532)，字德華，嘉靖七年(1528)總督三邊軍務。自嘉靖二十五年(1546)之后，朝廷分給陜西四鎮的經費減少，長城的修筑工程停滯不前，一直到嘉靖四十四年(1565)，總督賈應春將邊墻補修到鎮靜堡處。[26]賈應春(1499—1560)，字東陽，嘉靖三十二年(1553)總督三邊軍務。王崇古任職期間，主要主持補修了鎮靜堡以東四十里的邊墻。王崇古之前的官員一直把精力放在西段長城的修筑上，王崇古則提出東二路邊墻也亟待補修，隆慶三年(1569)，王崇古便補修了東二路榆林石硤一帶。與余子俊、楊一清、王瓊等人相比，王崇古在修邊上的功績略有遜色。

延綏、寧夏、固原、甘肅四鎮遠離京畿，軍事地位低于薊遼、山西等鎮，這也充分反映在軍費、軍餉的分撥上。陜西四鎮所得軍餉相對較少，因而來此地上任的官員一般都會大力發展屯政，減輕四鎮財政壓力。寧夏因有黃河之水灌溉，故屯田較受重視。永樂(1403—1424)時期，何福到寧夏推行屯政。[27]何福(？—1410)，永樂元年(1403)鎮守寧夏。明初所開墾的田地到宣德(1426—1435)年間多數被豪強侵占，不得已只能向越靠近邊境的地方開墾，主要在花馬池西、固原北一帶。[28]弘治十四年(1501)，三邊總制秦纮在固原以北開墾閑田，《明史》載：“固原迆北諸處亦各筑屯堡，募人屯種……可得五十萬石”[13]4745。秦纮(1426—1505)，字世纓，弘治十四年(1501)總制三邊。嘉靖七年(1528)二月，楊一清題奏屯種事宜，提出要“廣屯種”“補兵丁”“清埋沒”。[4]1933-1934王崇古治理屯政的手段基本與楊一清相似，但相比其他官員，王崇古在清丈田地、打擊豪強一事上更為果斷與堅決。多數清丈的官員一般都畏懼權貴的勢力，不實心任事。正德五年(1515)，皇帝派大理寺少卿周東清丈寧夏屯田，周東為攀附宦官劉瑾，“以五十畝為一頃，又畝斂銀為瑾賄”[13]3590。而王崇古在面對權勢時毫不畏懼。滇南黔國公沐英在平涼府固原州有牧馬草場，占地174頃。隆慶四年(1570)五月，王崇古上疏將沐氏所占土地留50頃給沐家，其余都充軍所用。沐氏家族奉命統治云南二百多年，占據莊田不計其數，但因其權勢基本無人彈劾。王崇古不畏權貴，敢于直諫，之后黔國公在固原所占之地的地租就成為固原鎮軍餉的一大來源。[29]

(二)交游之人的影響

王崇古初仕于刑部，入鄭曉之門，后轉為兵部，在政治和軍事上王崇古的思想都受到了好友及同僚的影響。

王崇古出自鄭端簡公門下。鄭端簡公(1499—1566)，即鄭曉，字窒甫，號淡泉，著有《九邊圖志》等。鄭曉非常器重王崇古，“悉以國朝掌故及戰守機宜指授之”[30]。鄭曉認為寧夏鎮是西北第一道防線，地理位置關鍵。鄭曉《壯游錄序》中記載：“朔方乃在河外，西北雖倚賀蘭山。而東南清水、興武、花馬池三營無阻固可恃。三營與靈州相倚附，不能守，則朔方益危，而環、慶孤矣?！盵31]鄭曉認為清水營、興武營、花馬池為防守寧夏鎮之關鍵，王崇古在職期間非常重視三營的防秋。自余子俊之后，歷任陜西三邊總制都以修邊為重。而鄭曉認為：“敵臺足御小寇，顧兵寡勢分；虜大舉，輒不能遏?！比裘晒疟Ρ姸嘀畷r，大邊則難以抵御，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搗其巢穴。[32]事實證明，盡管四鎮邊墻的修筑從未停止，蒙古大軍依然破墻而入。鄭曉的這一觀點影響了王崇古，王崇古總督三邊時期，雖然也多次修筑邊墻，但與前人相比，王崇古投入的精力較少，反而在搗巢一事上王崇古屢立戰功。

任陜西三邊總督之前，王崇古有四年時間在東南沿?？官?，這一時期主要是跟隨俞大猷，多次隨其出海征戰。俞大猷(1503—1579)，字志輔，號虛江，明代抗倭名將，著有《兵法發微》等。明中期，軍士不操、邊備松弛成為普遍現象，邊地士兵軍心渙散、不重操練。吏部尚書王邦瑞評價這一時期的軍隊作戰能力：“今武備積弛……而操練者不過五六萬……率老弱疲憊、市井游販之徒?！盵13]2180王崇古對練兵的注重受俞大猷影響。俞大猷在《奉王鑒川書》中記載與王鑒川共同推行戰車：“戰車，猷初呈一輛。名公見之，即奉造一千二百輛……本兵閱視。聞相公不日亦閱視?！盵33]553王崇古在協理京營戎政之前專門請俞大猷協助訓練士兵：“時王崇古協理戎政，請專委大猷。訓練三年有成，方欲推之九邊?！盵34]俞大猷在書信中建議王崇古“社稷事，當以練兵為急務?！盵33]553王崇古上奏兵部“選取精壯，編成伍隊”，命將士勤于訓練，學習擊刺射打之法、火器守具使用之法，并定期進行考核。[9]3347俞大猷對王崇古的邊防功績非常認可：“名公于塞上事，不顧利害，而以身擔之。功在社稷，澤及蒼生?！盵33]591王崇古在仕途初期便能跟隨這些大將作戰，毫無疑問為自己之后守御北部邊防積攢了經驗。

王崇古想恢復開中之法在明初的程序與效果，他多次上奏戶部，主要想通過政府的調停來維持開中程序，此策略主要受鹽都御史龐尚鵬的影響。龐尚鵬(1524年—1580)，字少南，明代中期經濟改革家，著有《百可亭摘稿》等。龐尚鵬與王崇古的區別在于他主要針對兩淮鹽政，王崇古主要針對寧夏、延綏一帶鹽政。王崇古在處理邊、司商的問題時借鑒龐尚鵬的“邊商司商兼掣之法”：“查得前任屯鹽都御史龐某，曾立邊商司商兼掣之法，定邊商引勘價值之例，責司商承買邊引之規?！盵9]3374龐尚鵬認為邊商納糧、司商分撥引目，兩者應為相濟關系。他所采取的方法是酌處引價，《清理兩淮鹽法疏》中載：“若邊商倉鈔已到，而內商執拗留難，許邊商赍送運司，照數給價銀……凡有引目在官，內商依原價承買，其官給價銀”[35]。龐尚鵬采取的措施也是要政府規定邊商與司商之間的引價，改變之前專利偏累的局面。王崇古上疏戶部按照龐尚鵬的策略，酌定引價，讓邊商與司商形成互相掣制的格局。

(三)自身的背景及仕宦經驗

王崇古出身河東鹽商家族，其家族蒲州王氏是賴于開中制發展起來的鹽商家族。王崇古之父王瑤、伯父王現都曾是到邊鎮運輸糧食的鹽商，兄長王崇義在王崇古任職期間主要經營河東鹽業。[36]鹽商家族的出身使得王崇古在巡撫寧夏及總督陜西四鎮期間一直對鹽業十分關注，王崇古認為引起鹽壅滯的一個原因是鹽商無利可圖。在鹽引勘合等措施中都保證了鹽商的利益，這一方面促進了邊鎮鹽業的有效運行，另一方面也保證了邊防的后備軍需。

在費用一事上，王崇古始終堅持不可因小廢大，小費可省大費不可省。隆慶四年(1570)正月，王崇古上疏反對削減四鎮軍費。延綏、寧夏、固原、甘肅四鎮合計費用僅為薊鎮的一半。陜西三邊本經濟落后，加之抵御南番北虜，戶部不僅不施援反而計劃削減四鎮軍費。王崇古言：“理財之道，費出有大小，省其大則小者可并，省大者費則小者雖省無濟也?！盵16]1030王崇古深知嘉靖(1522—1566)、隆慶(1567—1572)時期國庫空虛的根源所在，統治者放任權宦斂財占田，卻又從軍費中節省開支，無異于舍本逐末。其對財政經濟的敏銳把握，原因之一也是受其商人家族的影響。

王崇古策略的形成與他長期的仕宦生涯密不可分。嘉靖三十四年(1555)王崇古任常州兵備副使，在江蘇抗擊倭寇。嘉靖三十四年(1555)八月，蘇松巡撫曹邦軸等人追擊倭寇，倭寇逃往蘇州，副使王崇古匯集各路兵馬“扼其東路，四面蹙之”，最終斬獲倭寇多人。[4]7363王崇古所采用的分路圍追堵截之法，在寧陜抗蒙期間也多次采用。王崇古在巡撫寧夏之前，已有二十年的仕宦經歷，為王崇古總督陜西三邊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三、影響及評價

(一)對他人的影響

王崇古的邊防策略相對完備，涉及軍事、政治、經濟等多方面，無疑為后人治理陜西四鎮提供了經驗和理論上的借鑒。

王崇古任總督期間，石茂華巡撫甘肅，隆慶二年(1568)，二人同因延綏搗巢受賞。石茂華于萬歷元年(1573)任陜西總督，在秋防中仍基本沿襲了王崇古等人的方法，秋防時期親詣花馬池，擺邊布兵按照舊例?！额}為照例申飭秋防事宜以固邊陲事》中載：“查照節年事規，邊段關隘沖緩，將擺邊伏空兵馬逐一分撥停留……則照舊分布以扼沖守要?！盵37]卷1,16但與之不同的是，石茂華任三邊總督時，已與蒙古通貢互市，三邊局勢已相對穩定?！疤斍蹩钊胴暬ナ?，三邊無烽火之警，軍民蒙寧謐之休”[37]卷1,15，此局勢亦賴王崇古推行“隆慶和議”而成。石茂華應兵部之議將之前的持續防守戰略調整為“無事則修筑邊城，有警則相機拒守”[37]卷1,16，這與王崇古在和議之后對蒙的態度不謀而合，其亦主張在通貢的同時也要保證邊墻防線。

(二)軍事影響

王崇古撫夏三年、督陜四年，功勛卓著，張居正在《答陜撫王鑒川》中評價其“仗公雄略，分陜得人，朝廷無復西顧之憂”[38]。

王崇古的“轉守為攻”策略有效改變了寧夏地區頻受蒙古侵襲的狀況。之前明軍一直受蒙軍牽制，節節敗退。王崇古改變排兵布陣，親歷行陣，在與蒙古勢力交戰中能夠達到勢均力敵的狀態，也取得了多次軍事搗巢上的勝利，這在當時河套邊防整體疲憊的狀態下實屬不易?！睹魇贰吩u價道：“崇古……數出兵搗巢?？軐覛埶?，寧夏獨完?！盵13]5838

前任陜西三邊總督陳其學守邊無策，《明史》評價其“無威略”[13]5838。嘉靖四十四年(1565)四月，蒙古侵襲皇甫川堡，九月入靜堡，魯聰戰死。嘉靖四十五年(1566)七月，入犯安塞、延安府，八月入甜水堡，總兵郭江戰死，兩年間明軍損失一千多官兵。[10]卷18,56隆慶元年(1567)，兵部罷免陳其學總督一職。王崇古上任之后，在寧夏、陜西一帶所指揮的軍事進攻行動給蒙軍帶來了沉重打擊，改善了之前頻繁受襲的局面。

嘉靖(1522—1566)、隆慶(1567—1572)年間的軍事搗巢行動，明軍并非壓倒性的勝利，通常都要自損諸多兵馬，但王崇古軍事進攻的成功增強了邊地將士的信心。王崇古雖未完全改變明軍奉守的“守為主，攻為輔”作戰方式，但從明廷整體的防御態勢而言，王崇古顯然推動了明軍主動進攻的軍事作戰能力。龐尚鵬評其：“故以戰守為實務，以搗巢為權宜，審其正而善用之，兵家常勝之術，惟曲當其機焉?！盵25]300

(三)政務影響

相比軍事上的成就，王崇古在政務上所作改革因受明代整體社會環境影響，效果并不顯著。

洪武(1368—1398)、永樂(1403—1424)時期，屯田一制確實達到了“一軍之田足以贍一軍之用”[16]970。但自宣德(1426—1435)以后，屯政便遭受破壞?！睹餍趯嶄洝份d：“近年各衛所不遵舊例，下屯者或十人或四五人，雖有屯田之名，而無屯田之實?！盵39]西北一帶因戰爭和過度開墾，多變為沙堿地。屯政的衰落直接造成了糧餉的短缺，屯地荒蕪，米價上漲，所收糧食已無法滿足軍隊的需求，加之國庫空虛，三邊糧餉補給不足，無論是經濟還是軍力，三邊已呈衰微之勢。

王崇古雖然一直致力于屯政，“然是時，因循日久，卒鮮時效”[13]1886。王崇古僅能在自己所轄之地做一些制度上的改善，對嘉靖(1522—1566)、隆慶(1567—1572)年間整個屯政局勢并沒有起到明顯的效果。明中期的土地兼并從根本上決定了屯政將走向衰落的局面，王崇古等對屯政所作的補救終究只是曇花一現。王崇古在政務上的改革效果不顯并非個人原因。

隆慶四年(1570)七月，因撫夏、督陜有功，王崇古調任右都御史，總督山西宣大軍務，之后協理京營，進兵部尚書，仕途順遂。在陜之功績，實則為王崇古揚名之始，亦為其仕途巔峰之奠基。王崇古的邊防策略雖不盡善，但也是明代百年防御史中重要的一部分。明神宗在贈王崇古謚誥中給予其高度評價：“生為人豪，歿膺國恤，古稱不朽?！盵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