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家訓文化的價值理性構建法式及其當代啟示

戚衛紅

(上海電力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上海 200090)

傳統家訓文化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構成，傳統家訓文化在塑造個體人格及其精神結構，并在家國同構背景下以家庭教化達致社會化地教化大眾，傳承優秀文化價值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有著歷久彌新的價值與意義。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中國人的精神價值也在現代與后現代的張力空間中被拉扯，工具理性的張揚與價值理性的衰頹交織成當下精神價值變遷的基本樣態之一。因此，如何在現代化進程中汲取傳統家訓文化育人資源，特別是借鑒傳統家訓文化及其價值理性構建法式，從而重構現代中國價值理性并以此牽引當代中國人精神走向是頗具意義的議題。

一、傳統家訓文化的價值理性構建法式

傳統家訓文化是中華思想寶庫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立意治家教子和傳承持守家庭經驗的主旨是中華文化精神“以文化人”的社會教化體系的重要構成，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鮮活、最接地氣、最貼近生活的教化方式，也是在家國同構背景下訓教于家而成教于國的主流價值文化的社會教化方式。家訓主要指家長對家庭成員(族長對族員)的訓導和教誨，也包括兄長對弟妹的勸勉和夫妻之間的囑托，以確定家庭成員的生活準則、處事原則和生活作風，并通過口述、碑刻、族譜、信件和書籍等記錄形式表現出來，在代代沿襲中，成為一個家族共同的精神追求和價值追求，也成為整個社會價值風尚的重要組成部分。家訓文化教育樣式雖然屬于家庭或家族內部的教育范疇，但從總體上看，亦是以家庭(家族)為中介的社會化德化方式，是將社會主導性價值理念通過家庭(家族)教育方式教化和傳承的過程，其德化過程是傳統社會價值理性的構建過程。剖析傳統家訓文化的價值理性構建法式，揭示其在價值理性構建過程中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關系處理方法與樣式，對于現代工具理性日益張揚背景下構建當代主導價值理性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傳統家訓文化德化過程中對價值理性構建的探求

所謂理性是人類認識、把握世界，創造人類生活的主體能動力量。價值理性就是作為主體的人通過研究社會和人自身，從而設定或遵循理想的社會價值目的，并自覺憧憬與設定、體悟與追求自身價值和存在意義的一種理性能力。這種理性能力是主體對歷史和現實反思基礎上逐漸形成的價值智慧和價值良知，其本質是一種主體性意識，是行為主體借助自身的認知能力不斷努力探索自身與社會，進行選擇與創造，從而達到的對應然規范的自主、自覺的過程。很顯然，價值理性的構建過程即是行為主體個人對已有的社會價值規范進行選擇、修改、創造后內化為自己行為規范和價值追求的過程，一個社會主導性的價值理性的構建過程是社會成員社會化的重要內容，也是社會教育和家庭教育的重要目標。

家訓德化過程是家長把自己業已認可的或設定的道德規范通過各種教育方法，敦促家庭成員遵守和執行進而形成穩定的行為傾向，從而內化為家庭成員之道德操守和價值信念的過程。如岳飛忠君愛國的道德操守就是在其父母長期勉勵下形成的，岳母把“盡忠報國”四個字刺上岳飛的后背，其父亦訓曰：“汝為時用，其徇國死義乎?！?《宋史·岳飛傳》)岳飛接受父母的道德教化，并在自身仕途的實踐中，體悟發展為“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的官宦操守，不僅用于自律，而且用來教育和規范兒子，五個兒子皆有所成就，形成岳氏一門穩定的價值追求和精神追求。岳氏一門家風的形成、即家訓德化過程是岳飛及其諸子對父母教育的價值規范進行了主動選擇、發展、創造后內化為自身行為規范和價值追求的過程。家訓德化過程即是家庭成員自身價值理性的構建過程，是家庭成員個體價值理性能力的培養過程。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元，通過家庭的德化教化過程，社會將其主導性的價值理念滲透于個體，以家庭為媒介來實現對全體社會成員的教化。

家庭(家族)是家訓文化的作用域，進一步剖析家訓德化對家庭(家族)成員價值理性的構建過程，我們可以看到，價值理性的構建過程既是“為我”的，又是“外爍”的。之所以說是“為我”的，因為它離不開家庭成員對價值觀念和道德行為的主動選擇、創造和內化；之所以說是“外爍”的，因為它離不開既有社會價值觀念的規定，離不開社會既定價值規范的教化和約束前提?！盀槲摇迸c“外爍”是家訓德化過程中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二者是辯證統一?！巴鉅q”是價值理性能力形成的基礎與前提，“為我”是價值理性主體性意識的保證。在漫長的封建社會，儒家倫理文化是社會主導性的價值觀念，也是維系家庭(家族)乃至社會穩定的重要精神價值，家訓文化承載著儒家倫理規范，從而將社會性的主導價值要求以家訓文化的載體作用于個體，并以此通過個體的價值內化過程而整合進個體的價值體系之中，如此實現了封建社會主導價值理性的構建，構成著制度經濟學中所揭示的“觀念的制度”，其與正式制度高度合一，從而維系著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格局。把握好價值理性的構建過程“為我的”與“外爍的”的關系，對于當下現代價值理性構建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二)傳統家訓文化在構建價值理性時內蘊著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相對于價值理性而存在，與其截然異趣又相互依存。所謂工具理性也是人類認識和把握世界的能動力量，只是“決定于對客體在環境的表現和他人的表現的預期；行動者會把這些預期用作‘條件’或者‘手段’，以實現自身的理性追求和特定目標”[1]P114。也即行為主體只強調工具的合理性與有效性，追求最大的物質財富和最有效率，不考慮行為本身和行為后果的價值和意義。

明確提出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概念的韋伯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缺失工具理性，只有價值理性唯一至上。他認為在中國“名聲就是一切，美德是‘目的本身’”[1]P116。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崇尚價值理性的，或許傳統文化中部分的存在著價值理性唯一至上的傾向，但并不能由此囊括所有的中國傳統文化，即使是作為統治階級意識形態存在的儒家文化和作為儒家教化基礎形態的家訓，也不能被如此僵化地概括，認為它們缺失工具理性，實際上剖析傳統家訓文化，我們能夠發現其在構建價值理性過程中所內蘊的工具理性，立意持守家庭經驗和治家教子的家訓德化方式，既有超越性的一面，但同時也是與中國人治家、治身、治生的生存與發展需求緊密結合在一起的。

古代家訓是儒家道德教化的基礎形態，傳統家訓文化是官方意識形態影響下的民間儒學的反映，在家庭的人倫日用之間含蘊和表現著儒家道義。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家訓的根本目的乃在于保身全族、旺族興宗，那么處理和對待家庭經濟問題就成為家訓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治家和治生的方式主要圍繞家庭財富的保持與增殖進行變化。土地是小農經濟社會家庭財富的主要表現形式，所以，關于土地的經營、買賣和積累以及耕讀傳家的理念成為歷代家訓的重要內容。如西漢的陸賈、西晉的石苞和唐相姚崇等為了絕子孫后爭，以致貧寒，則“分其田園，令諸子侄各守其分”(《舊唐書》卷九十六《姚崇傳》)，“分其田園”的家訓規范作為異財別居的經營方式，不過是為了增加或守成家庭財富罷了。宋人袁采認為“人有田園土地，界至不可不分明?！睂τ谕恋氐馁I賣要公平，“價用足色足數，不可短少分毫”(《袁氏世范·治家》)。歷代家訓中對子弟“勤”、“儉”品德的要求與勸課農桑的規范也不過是增加物質財富的手段。及至宋代葉夢得則把治生看成人得以生存的根本條件和家族得以延續的基礎，告誡子侄要以治生為急務，“人之為人，生而已矣？人不治生是苦其生也，是拂其生也?！弊源耸?，“如不能為儒，則巫、醫、僧、道、農圃、商賈、伎術，凡可以養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為也?！盵2]道出了增加家庭物質財富的手段多樣性。而放眼整個封建社會大環境，謹守封建名教和讀書成為求取功名的敲門磚，朝廷的察舉制、征兆制和科舉制把家庭倫理道德、研讀儒家經文異化成了做官發財的工具，王安石在勸學文中寫道：“讀書不破費，讀書利萬倍?！扒白x古書，燈下錄書義。貧者因書富，富者因書貴?！盵3]凡此種種，多不勝舉，說明傳統家訓文化在追求和塑造價值理想、人格理想的價值理性構建過程中同樣充斥和實踐著工具理性，并沒有以價值理性的崇高消弭或壓制工具理性的存在意義，但就總體而言，傳統家訓文化依然旨在服務和歸宿于價值理性。

(三)傳統家訓文化中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辯證統一

傳統家訓文化中既體現著對價值理性的理想追求，也體現著在對價值理性的探求中對工具理性的運用，體現著中國古人“經世”、“治身”、“治生”相統一的智慧。傳統家訓中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融合使家庭成為構建個體價值理性，穩定社會秩序的基本單位。在滿足家庭生計的前提下，歷代家長們(上至帝王將相，下至士人、百姓)之所以對子弟諄諄教誨，無非是為了培養和造就“賢子孫”，踐行封建道德。而一旦二者的糅合發生斷裂或過多偏倚于一方，則可能導致意義的淪喪或精神的虛妄，帶來巨大的生存困境。

首先，如果片面強調價值理性則可能導致精神滿足的虛妄，以及最終價值和意義的失落。在封建社會中，家訓文化作為社會主導思想文化社會化的重要載體，往往以占據社會主導地位的儒家價值理性規訓個體，以試圖確立理想性的人格范型和價值理性，但是如果片面強調價值理性的追求而割裂“治身”與“治生”的緊密聯系，往往就會導致對價值理性的追求陷入虛妄。儒學中存在著的“重義輕利”的價值理性傾向，但“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現實往往使對價值理性的片面追求陷入困境；儒家文化發展到后來還產生了“以理去欲”極端價值理性傾向，導致對價值理性的追求陷入歧途。如在家訓中體現最為鮮明的就是女訓中貞烈觀念的強化。自漢始“夫為妻綱”確立，“一女不適二夫”的貞操觀成為對家庭中女子的道德要求，但魏晉、隋唐時期都比較松弛，宋及以后，日益強化，到明清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陳東原在其所著的《中國婦女生活史》中指出“清朝人修《明史》時，所發現的節烈傳記，竟‘不下萬余人’，即掇其尤者，也還有三百零八人”。而《明史·烈女傳·序》中認為這記于史書的萬余女子僅僅是十分之一，“然而湮滅者尚不可勝記。存其什一，亦足以示勸云?！盵4]對女子人格理想的設定對生存意義的追尋最終成了屠戮女子生命和生存的利刃，其最初的價值和意義也就失落了。

其次，如果片面強化工具理性，則可能導致情感的冷漠和價值意義的迷惘。價值是以利益為基礎的，因為“治身”往往離不開“治生”的基礎，價值理性的確立往往需與工具理性相結合，或者借助工具理性的路由來實現，過于張揚工具理性往往導致價值理性的衰頹。當儒家名教、倫理道德、儒家經文異化為做官發財的手段和工具時，人們就會對其價值和意義產生懷疑。漢末出現的童謠“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奔词菍σ詼S落為工具的儒家倫理和學問道德的反諷。魏晉時期，當司馬氏集團推行以“孝”為核心的名教來行專權篡位之私時，名教本身的價值和意義就引起了人們的懷疑和否定。所以阮籍、嵇康等人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號，任性不羈、放達自樂、不拘禮法，實是對名教虛偽性的反抗。以“言論放蕩，非毀典謨”的罪名所殺的嵇康，在其《家誡》中卻要兒子處處小心，事事設防，其子受其教，成為保護晉惠帝而死的忠烈之臣。任性不羈、放蕩形骸的阮籍卻“性至孝”，并禁止子侄效仿自己的行為?？梢哉f他們的價值觀是迷惘、矛盾的，他們受禮教的熏陶，崇尚禮教的價值意義和價值理想，一旦這種價值和意義失落，他們的心靈也就失去了安居之地，處于迷惘和矛盾糾葛的痛苦狀態。

構建與當代中國發展進程相一致的現代價值理性既是構建當代中國人精神家園的客觀要求，也是中國傳統文化重視“以文化人”、重視經世治身的價值理性的精神脈絡的延續，同時也是應對工具理性大張其道而致價值理性衰頹、重構中國人精神世界中軸的迫切要求。傳統家訓文化將對價值理性的追求融于經世、治身、治生的實踐中，在經世、治身、治生的實踐中找到了依托工具理性而通達價值理性的共生融合、圓融統一的路徑。傳統家訓文化對價值理性的追求及在這一過程中對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關系的處理對于當今重構價值理性，在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圓融統一中實現對社會主導性價值理性的重構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原則上的參考。

二、傳統家訓文化對構建社會主導價值理性的啟示

傳統家訓文化之所以能夠維系家庭和家族共同體的團結穩定、德化人才、敦風化俗、涵養道德風尚，在于其儒家核心價值體系的引導作用、追求價值理性的同時兼顧工具理性的發展，以及在德育過程中遵循了行為主體的認知和情感發展規律等。傳統家訓文化豐富的家訓內容、家訓原則和靈活的家訓方法及內蘊的德化機制對我們今天構建現代價值理性具有著重要的啟示，概括來說，有如下三個方面：

(一) 個體價值理性的構建需要嵌入社會性規定

個體價值理性的構建是在具體歷史階段文明規定基礎上的理性選擇與創造。每一代人都是時代的產物，每一代人都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展開自己的實踐的，如馬克思所說的：“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的?！盵5]人民群眾的實踐活動受到特定社會歷史條件的制約，是歷史性和社會性的統一。

由于家庭(家族)是家訓文化的作用域，縱觀我國傳統的家訓文化，其形式上雖在家庭(家族)內部進行，但其內容卻是歷史的社會的，受到社會主導規范、價值理念的規范，并隨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不斷豐富和充實。如宗法制與分封制的社會制度下，維護尊卑長幼的禮制內容成為西周家訓的主題；宋元以后，官僚集團的日益腐敗促使廉潔奉公成為官宦家訓的基本內容。經濟的發展也影響著家訓內容，明清時期的手工業和商業發達地區，以耕讀為支柱的士大夫家訓中增添了“棄儒就賈”的新內容。文化方面的新變化同樣反映在家訓內容中，南朝時期佛教的興起則使張融訓誡子侄“可專遵于佛跡而無侮于道本?！?《弘明集》卷六:《門律》)當然，此時反佛思想也出現在家訓中。由此，我們可以關注到社會大環境對價值理性主體的規定性，這種規定性經過理性主體的能動反映，形成為不同的價值觀念和價值取向，這一過程體現了個體價值理性構建過程的歷史性和社會性，時代的變遷勢必會將新的社會規范、價值等嵌入到家訓文化的傳承中，通過家訓文化的門道而達致社會教化、德化之目的。

當前我們正走在民族復興的大道上，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成為當下正在展開的宏闊實踐，也成為全民族共同奮斗的事業，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凝心聚力鑄魂，構筑全民族共同奮斗的精神基礎，構筑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主導的當代價值理性是當代價值理性重建的重要任務，無疑，傳統家訓文化給我們提供了有益的啟發，即當代價值理性的構建必須要緊貼時代脈搏，緊貼當下的中國實踐，在傳統家訓文化的傳承中嵌入性地導入當下國家社會發展對個體的價值訴求和使命要求。

(二)價值理性的構建需要與主導價值觀相契合

在豐富、多元、復雜的社會價值規定中，傳統家訓文化之所以能夠敦風化俗，培養道德風尚，在于其內容的豐富性是與社會主導價值觀相契合的，內蘊著整個封建社會價值追求的人格理想和社會理想，這是兩個完全逆向的統一形成過程。一方面，傳統中國“家國同構”的社會模式使教家立范天然具有著修齊治平的主導價值取向。這種社會模式下，家庭秩序的穩定被推廣為國家統治秩序的穩定，家庭的人倫綱常被推廣為國家的政治管理，王族的品德也被上升到國家興衰存亡的政治高度，在家訓的齊家實踐中自然含蘊統一著修身的人格理想和治國平天下的社會理想。所謂“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國……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大學》)另一方面，社會主導價值體系又引導和規范著家訓的價值取向。當西周統治者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統治思想時，便通過帝王家訓的途徑對王嗣、王子弟進行教育，轉化為貴族卿大夫們的思想行動，主導著先秦時期的家訓內容。及至兩漢以后，儒家所倡導的以“三綱五?！睘楹诵牡娜寮覂r值體系成為封建社會的主導價值觀，制約和引導著家訓內容的新發展，使之內容緊緊圍繞著儒家核心價值體系。世代從事“儒雅之業”的顏氏家訓“全書皆本之孝弟，推以事君上，處朋黨之間，其歸要不悖于六經，故舊史皆入之儒家”[6]。儒家核心價值觀通過家訓滲透進家庭，潤育著家庭成員的價值理想和追求；而家庭成員則在人倫日用間，結合人生經驗和生存智慧，體悟和踐行著儒家核心價值觀；通過代代沿襲，沉淀為傳統中國人的價值良知和價值智慧。

儒家倫理思想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主導思想，也是家訓文化的內核所在，正是通過家訓文化這一載體，儒家主導價值觀這一社會主導價值實現了對家庭成員的覆蓋與滲透，并在其價值理性的形成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作為社會主流思想文化，儒家倫理思想及其核心價值觀通過家訓文化的中介而作用于家庭成員，進而實現了社會化的文化教化與價值塑造。其具體的作用機制如下：首先，儒家核心價值觀為家訓的價值追求和設定起著定向作用。不管是帝王家訓、仕宦家訓、一般讀書人家訓還是女訓，其家長或教育者都以儒家價值體系為依據，結合自身的人生經驗和生存智慧，對家庭成員提出針對性的規范要求。其次，儒家核心價值觀還增強了家訓教育的權威性。家訓文本中，我們可以經常注意到教育者或家長在教誡子女時，往往引用儒家圣賢的語錄、儒家的經典文獻，甚至對其進行闡釋，以增強教育者期待和要求的合理性、權威性。最后，儒家核心價值觀還對家庭成員起到凝聚作用。儒學是經世致用之學，它即是家庭成員為學的內容，又是人倫日用間的行為規范；所以家庭成員踐行家訓規范時，很容易因為共同的知識層面的認知而形成價值層面共同的體悟、情感傾向和追求，從而增強了凝聚力。

當前我國價值取向多元化的態勢下，構建現代價值理性必須建立和堅持正確的價值導向。首先，作為對個體價值理想和追求進行定向的主導價值觀，它不僅具有符合廣大民眾廣泛性要求的基本內容，還必須包含高于現實的先進性和前瞻性設定，才能引領價值個體的價值追求。其次，作為主導價值觀，還必須具有合理性、可信度，經得起理論的推敲和實踐的檢驗，所以其必須具有扎實的學理性和嚴謹的邏輯性，符合社會歷史規律，順應時代發展趨勢，才能合理、可信，從而具有權威。最后，作為主導價值觀，其目的和歸宿應該著眼于個體全面發展的需要，人是目的，不是工具，否則就無法引起理性個體的情感共鳴，無法進行主動的道德選擇，或自覺地把其變為主體的價值理想和追求，缺乏凝聚力。

三、在家訓文化傳承中構建現代價值理性

一個社會的發展最終可以以文化來定義，經濟社會的發展變遷也體現在文化上、價值觀念上的變遷。當代中國社會正處于高速發展與深刻轉型的進程中，新的價值理念對原有價值理念體系的侵蝕導致當下價值觀念的深刻變遷。如何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社會的進程中，重構與現代社會、現代文明相一致的價值理性，為中國發展塑造精神上的“壓艙石”，塑造當代中國人經世治身的中國精神，是當代中國思想文化領域建設的重要課題。數千年來，家訓文化對封建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儒學文化價值的社會化傳播和儒學價值觀的確立給我們當下建構現代價值理性以有益的啟發，也昭示著當下傳承家訓文化以構建現代價值理性的可能路徑。

(一) 構建現代價值理性離不開其與工具理性的辯證性統一

工具理性也是人類認識和把握世界的能動力量，其只強調工具的合理性與有效性，追求最大的物質財富和最有效率，不考慮行為本身和行為后果的價值和意義，工具理性盡管有其積極價值和意義，市場體制和競爭機制也放大和提升著工具理性的價值，但過于張揚工具理性的偏頗容易導致社會主導價值理性的失落和旁落，這也與現代價值理性的構建相悖，甚至，我們當前社會出現的價值觀沖突，人們情感的冷漠、心靈的困惑和意義的迷失等都是由于我國當前工具理性過分張揚，價值理性式微的結果。

構建現代價值理性更應該合理安置工具理性，使之與價值理性辯證統一。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是兩種截然異趣的理性能力，卻又在人類實踐中互相依存，缺一不可。首先，我們在構建現代價值理性時，要以工具理性的發展為基礎。工具理性的發展不是價值理性消減的原因，恰恰是行為主體越來越追求純粹的功利目的時，才使求真與求善發生了背離，才使手段具有了善惡意義。相反工具理性的發展促進了生產力的進步，帶給理性主體日益富足的物質文明；同時，工具理性的發展也促進了人類思維水平的進步，從而使主體能夠更深層次地思考和設定價值和意義的問題。因此，理想和意義的追尋，道德人格的塑造，對善的把握要以行為主體正當的物質和情感的需求為前提，好人應當有好報，整個社會的獎善罰惡機制應當且必須建立。脫離了行為主體物質和情感的需要，離開了工具理性支撐的價值理性是虛妄的、不現實的，完全抽象的價值是不存在的。其次，建構現代價值理性要以指導工具理性為方向?，F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給社會帶來日新月異的變化，面對許多新問題、新情況，價值理性要有一個認知、分析和判斷的過程，這個過程是價值理性的機遇和挑戰，是其豐富、整合和發展的必經階段。工具理性要接受和服從價值理性的規范和引導，接受行為主體以自身的價值向度對其進行分析和判斷，把由工具理性的發展而產生和強化的各種欲望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內。如果工具理性缺少了價值理性的引導，其發展將是盲目的、極其危險的，它使人醉心物欲，精于算計，失去了對超驗的精神世界的追尋，人的個體性也將喪失，造成人的異化。

(二)構建現代價值理性必須遵循主體性原則

價值理性是行為主體的一種能動力量，是一種理性能力，其本質就是主體性意識。那么，構建現代價值理性不是簡單地對道德規范的認知，也不是對行為主體意志與行為的限制與防范，而是行為主體把主動地選擇和創造的過程，是其認可的道德規范或價值取向內化的過程，因此，哪些價值取向將被選擇、內化或創造為什么程度等都是由行為主體的認知水平、思維能力和行為能力等所決定的，構建現代價值理性必須遵循主體性原則。雖然傳統家訓文化在德化子孫的過程中不可能形成并依據此原則，但長期經驗的集結使其教育方法和原則在某些方面又與此契合，啟示著我們當前現代價值的構建。

1.構建價值理性要發揮教育者的主體性

特色迥異的家訓內容與形態是歷代家長主觀改造的、和其目的性的創造性反映?？v覽歷代家訓，發現其內容豐富繁雜，形式多樣，大都體現著家長針對當時的社會形勢對其子孫的期許，這里包含著家長的目的、價值尺度、其對社會規定內容的選擇以及未來的預期和符合這種預期的創造。反映了價值作為行為主體的能動性、目的性和創造性，是其主體性的表現。如陶淵明教育其子要貧不失志就是其自身的道德操守和道德選擇；姚崇分田地于子孫是其對身后事的預測與防備；班昭為女兒作《女誡》是對當時社會形勢準確判斷以求女兒能夠在此惡劣形勢下幸福生存的智慧，等等。家訓的形式也各有特點，如陸游教誡兒子用“詩訓”，曾國藩教育子弟用“書信”，寇準教育子弟用“碑刻”等等，都具有著鮮明的主體性特征。我們在建構現代價值理性時要注意發揮教育者的主體性，每個教育者其認知水平、能力側重、性格特點等方面有所不同，因此，其教育方法也就不可等同劃一，在教育的過程中發自內心、得心應手才能以真誠打動受教育者，引起情感共鳴。

2.構建價值理性要符合行為主體的身心發育規律

傳統家訓文化在教誡子弟時注意到家庭成員的接受能力與年齡階段的聯系，做到了階段性與一貫性的統一。自西周始，就重視胎教，此后在不同年齡段有不同的教育內容。嬰兒“養蒙之節，教始于飲食”(《女范捷錄》)。首先是教之飲食，然后是教以言、教走路，教禮儀。司馬光教子弟，未冠笄者，令雞鳴而起，佐尊長供供養祭祀?！叭艏裙隗?，則皆責之以成人之禮?！?《涑水家儀》)每個身心發展階段教育內容的獨特性組合成教育的一貫性。如唐武宗時的浙西觀察使李景讓，從小受到母親的嚴格教育，他當上大官時雖頭發斑白，但“小有過，不免捶楚?！?《唐語林》卷七)當前現代價值理性的構建也要符合行為主體的身心發展階段。在不同的階段要有符合其認知和行為能力的內容，從而循序漸進，從幼小知禮的行為養成到社會責任的培養；從民族、國家情感的認同到政治和哲學邏輯的訓練；從學生守則到工作職責是不同身心發育階段的不同教育內容。相反，幼童學哲學，大學生學禮貌就很難達到構建現代價值理性的效果。當前大中小學德育一體化體系的探索即是在這樣一個向度上體現了構建價值理性要符合行為主體的身心發育規律的要求。

3.構建現代價值理性要以行為主體的信服為基礎

家庭成員信任和服從家長的教誨，二者間產生的良性互動是德育得以實現的基礎。歷代家訓中給我們提供了很多種教育方法，如率先垂范、公正持平、嚴慈相濟、以物喻禮、親情感化等等，殊途同歸，達到了家長和家庭成員之間的良性互動，家庭成員信服家長。我們應該學習這些家庭德育的方法，更應該研究這些方法何以能夠達到二者的良性互動。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家長者的權威性和施教內容的可信性。對于封建家長制社會而言，家長握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他控制著家庭成員的各種經濟資源和社會資源，具有絕對的權威。而且家長和家庭成員屬于利益共同體，無論經濟利益還是政治權力以及社會聲望等都是一榮俱榮的，因此，在子弟看來，家長的目的是好的，內容是可信的。構建現代價值理性同樣要確保社會主導價值觀的可信度，社會主導價值觀要確保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統一，不能以集體利益另加于個體利益之上，更不能允許一部分特權階層憑借權力多占社會資源，游離于規范制約之外，否則，社會主導價值觀就不被行為主體認可，失去可信度，無法完成行為主體主動選擇、創造進而自動自覺的內化過程。道德規范成為外在的異己的東西，無法完成個體價值理性構建的過程。

四、結語

傳統社會中家訓文化對社會主導價值理性的構建給我們當代社會主導價值理性的構建提供了有益的啟迪，揭示傳統社會中家訓文化對社會主導價值理性的構建法式，具體分析家訓文化對社會主導價值理性的構建機制，特別是借鑒傳統家訓文化在構建社會主導價值理性中對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關系的處理范式，借鑒這一個過程中“經世”、“治身”、“治生”相統一的智慧，對于當代價值理性的構建有著積極的意義。

當然，我們也要注意，傳統家訓文化并非字字珠璣、篇篇藥石，其家訓內容和方法囿于地主階級的局限性和特定社會歷史條件的限制，有精華亦有糟粕，必須批判地繼承。但我們分析其家訓內容得以確立的機制，其德育得以發揮作用的原因，從而尋求價值取向內化的方法服務于現代價值理性的構建還是可行和必要的。

對應于封建社會中儒家價值觀在社會主導價值理性中的中軸地位，當代中國現代價值理性的構建也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主導，而家訓文化無疑是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落小落細落實的重要切入點。借鑒中國傳統家訓文化對封建社會主導價值理性的構建法式，對于現代價值理性的構建有著重要的意義。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征程中,我們需要批判地吸收和繼承家訓文化，讓家訓文化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社會化載體，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家庭落地生根，進而發揮塑造個體人格價值、塑造社會主導價值觀的作用，建構起當代中國的價值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