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譯中國文學在美國高校的教材化傳播研究：回顧與展望①

王 林

湖北文理學院

1 引言

美國大學的中文教學始于19世紀末。自1877年耶魯大學開始教授中國語言及文學，哈佛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等高校也相繼開設中文課程（姚道中，2014）。作為大學的中文或文學課程教授者，一些漢學家或學者可能選用已出版的英譯中國文學選集、譯作單行本或譯作片段作為教學材料，或者為了教學而進行中國文學教材的編寫（譯）。正如江帆指出，“英語世界的中國文學教材與文學作品的英譯行為之間存在著復雜的互動關系”（2011：35），“文學教材對文學作品的收錄和翻譯改寫是其經典化過程中極為重要的一環”（2011：20）。英譯中國文學選集或譯作單行本是英語國家高校中國文學課程的重要教學資源，而英語國家高校與中國文學教學相關的師生則是英譯中國文學重要的讀者群體，是推動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生力軍。王穎沖也指出，中國翻譯文學在英美國家的讀者群主要在專業領域，“專業讀者群體的意見既具有一定的規模和代表性，也可以間接地對大眾接受產生影響”（2015：105-106）。因此，英譯中國文學作品被選作英語國家高校教材既是中國文學海外接受的重要表征，也是推動其海外傳播的重要途徑。作為世界領先的教育強國，美國高校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精英學者和學子，英譯中國文學作為教學材料在美國高校中國文學課程教學中的選用無疑會推動其在海外的有效傳播。近十余年來，英譯中國文學在美國高校的教材化傳播問題逐漸引起學界關注，本文擬對該領域的研究現狀進行梳理和回顧，并對研究前景進行展望，以期為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研究與實踐提供參考。本文所指的“教材”包括英譯中國文學選集、文學史著作、譯作單行本或節譯本等形式。

2 英譯中國文學在美國高校的教材化傳播研究現狀回顧

2.1 英譯中國文學選集類教材的編譯與選用

進入21世紀以來，英譯中國文學作品用作美國高校教材的現象漸受學界關注，國內部分有關中國文學英譯或海外傳播研究的論著中簡略論及英譯中國文學選集作為美國高校教材的編寫（翻譯）或選用情況。美國高校從事中國文學教學與研究的漢學家或學者是英語世界中國文學選集的重要編（譯）者群體，其所編寫（翻譯）的中國文學選集也是海外高校教材選擇青睞的對象，他們是中國文學作品海外傳播的積極推動者。正如馬會娟指出，由英語國家學術界特別是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發起并翻譯，且多由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學術型翻譯，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在英語世界的主要譯介模式之一，“翻譯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教學需要，或者對中國某個作家或作品的特別喜愛”（2013：65）。實際上，美國高校一些從事中國文學教學與研究的漢學家或學者編寫（翻譯）中國文學選集的目的即是用于教學，比如，美國伊利諾伊大學華裔教授蔡宗齊出于教學需要，編寫并出版了《如何讀中國詩歌：導讀選集》（How to Read Chinese Poetry: A Guided Anthology）等中國古典詩歌選集，這些選集被不少大學用作教材，推動了中國詩歌在英語世界的傳播（王慶環，2014）；哈佛大學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主編并翻譯的《中國文學選集：從先秦到1911》（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o 1911）原本即是為美國大學本科生而編譯的（劉宛如& Huang，2018）。顯然，這些專門為課程教學而編（譯）的中國文學選集一方面表征著中國文學在海外高校精英階層的接受，另一方面也推動了中國文學在海外大學生群體中的傳播。曾任教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的華裔學者王際真翻譯出版了《阿Q及其他：魯迅小說選集》（Ah Q and Others: Selected Stories of Lusin）、《中國傳統故事集》（Traditional Chinese Tales）、《當代中國小說選》（Contemporary Chinese Stories）、《中國戰時小說》（Stories of China at War）等系列文學選集，其中《當代中國小說選》一度成為美國學生學習中國文學的權威教材（李剛，2014），《中國傳統故事集》特別有助于美國大學的中國文學教學（夏志清，2011）。冷衛國（2016）對美國華盛頓大學東亞系“中國古代文學史”課程教學及其教材選用的考察發現，該校漢學家康達維（David R. Knechtges）教授在中國文學教學中以其翻譯并自編的中國文學教材為主，輔之以著名漢學家宇文所安編譯的《中國文學選集：從先秦到1911》。上述研究表明，美國高校從事中國文學教學與研究的漢學家或學者出于教學目的而進行的中國文學選集編譯實踐或在教學中對已出版英譯中國文學選集的選用，推動了中國文學在海外的傳播。

美國一些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英譯中國文學選集多是為了學術研究或高校教學，比如，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文學作品系列即是為了滿足大學生群體的需求（華慧，2009）。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曾推出四部中國現代文學選本作為中國文學專業的參考教材，它們分別是1971年夏志清編選的《20世紀中國小說選》（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Stories）、1981年劉紹銘、夏志清和李歐梵編選的《現代中國中短篇小說選》（1919—1949）（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s: 1919—1949）、1995年劉紹銘和葛浩文編選的《哥倫比亞現代中國文學選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和2007年推出的該選集的第二版。這些選集為海外中國文學教學提供了豐富的材料（李剛，2014）。李剛、謝燕紅（2016）指出，劉紹銘和葛浩文編選的《哥倫比亞現代中國文學選集》是目前美國高校進行中國文學教學使用最廣泛的典范教材，在西方普通讀者特別是大學生讀者中的影響不可低估，其意義不僅在于向西方讀者推介中國現代文學作品，更重要的是作為大學教材體現出西方知識階層對中國現代文學的選擇和態度。顯然，由美國漢學家或學者編寫（翻譯）并由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文學選集多是為高校大學生提供教材讀本（盡管作為教材不是其唯一目的）。這種教材化中國文學選集的編寫（翻譯）、出版及其在教學中的選用推動了中國文學在海外大學生群體中的有效傳播。

有關英譯中國文學選集在美國高校的教材化問題也散見于國外學者的有關論著中。曾任教于美國多所大學的著名華裔學者李歐梵教授（Lee，1985）在對中國當代文學英譯的回顧中指出，1976年以后一些英譯中國文學選本為美國的本科課程教學提供了充足的資料，如許芥昱和丁望編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學》（Litera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林培瑞（Perry Link）編選的《頑固的野草：“文革”后流行及爭議性的中國文學》（Stubborn Weeds: Popular and Controversial Chinese Literature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等。美國本土漢學家編（譯）的中國文學選集因具有相當的權威性而更易被選作高校教材，比如，任教于美國圣·勞倫斯大學的華裔學者張振軍指出，半個多世紀以來在美國本科教學中最為流行的三種英文版中國文學選集（教材）分別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白之（Cyril Birch）教授主編的《中國文學選集：從遠古到14世紀》（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Early Times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賓夕法尼亞大學梅維恒（Victor Mair）教授主編的《哥倫比亞中國傳統文學簡編》（The Shorter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和哈佛大學教授宇文所安主編并翻譯的《中國文學選集：從先秦到1911》。限于研究范圍和重點，上述有關英譯中國文學選集被用作美國高校教材的討論大多不夠深入，但對我們從教材選用的視角探討中國文學的海外接受與傳播具有線索價值和啟示意義。

2.2 中國文學譯作單行本或節譯本的教材化傳播

除了英譯選集類教材，部分研究還論及一些典籍和現當代文學作品的英譯本或節譯本被選作美國高校中國文學課程教材的問題。管興忠（2016）指出，王際真翻譯出版的《紅樓夢》節譯本至今依然被美國不少高校選作重要的輔助讀本。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亞圖書館中文部負責人何劍葉（2017）指出，紐約大學教授羅慕士（Moss Robert）在20世紀70年代翻譯出版了《三國演義》的節譯本并用于課堂教學。作為教學材料走進美國高校課堂的還有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的英譯單行本或節譯本，體現出美國高校中國文學教學材料選擇的靈活性和多樣性。比如，葛文峰（2016）指出，香港《譯叢》（Renditions）雜志中部分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譯作入選美國高校的中國當代文學教材，甚至入編《哥倫比亞現代中國文學選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這類權威文選；《譯叢》中的朦朧詩、王安憶的小說等多次被節選編入美國高校的中國文學教程，以教學資料的方式，走進美國大學生群體的閱讀視野。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漢學家安德魯·瓊斯（Andrew F. Jones）稱中國當代文學作品英譯本作為讀本集中出現在中國文學課程中，比如，他1996年翻譯出版的余華的《十八歲出門遠行》（On the Road at Eighteen）便被俄亥俄州立大學和俄克拉何馬大學選為文學課素材（朱振武，2017）。一部英譯中國文學選集的編寫（翻譯）出版是一項巨大的工程，往往需要數年之久方能完成，且在篇目選擇上難免掛一漏萬，而文學作品的創作及其譯本則是在不斷推陳出新的。為了彌補英譯選集的不足，海外高校中國文學教授選擇譯作單行本或節譯本作為輔助教學材料的情況應該不在少數，這類教材的選用有助于中國文學在海外得到更為全面或及時的傳播。然而，目前學界對此類教材選用的關注顯然不足，這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領域。

2.3 英譯中國文學的教材化傳播影響研究

進入21世紀以來，翻譯學界在有關中國文學英譯及海外傳播的討論中特別強調了英譯中國文學選集作為美國高校教材的傳播影響。江帆（2011）在考察柳無忌編選的《中國文學概論》（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等文學教材對《紅樓夢》譯本的選擇時指出，20世紀60年代英語世界出現的幾種中國文學教材如《中國文學概論》、黎明（Lai Ming）編選的《中國文學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和白之編選的《中國文學選集：從遠古到14世紀》等影響深遠，《中國文學概論》作為北美長期廣泛使用的文學教材影響了眾多的專業讀者。李紅綠、趙娟（2017）的研究發現，美國著名漢學家華茲生（Burton Watson）于1971年翻譯出版的《中國抒情詩：從2世紀到12世紀詩選》（Chinese Lyricism: Shih Poetry from the Second to the Twelfth Century）作為美國本科生教育使用的教材，并在哥倫比亞大學東方人文項目中用作文獻資料，在美國影響力較大。美國教育機構將他同年出版的《中國賦：漢魏六朝時期賦體詩》（Chinese Rhymed Prose: Poems in the Fu Form from the Han and Six Dynasty Periods）作為本科生通識教育教材，彰顯了華茲生在傳播中國文學與文化方面所做的貢獻。葉秀娟、馬會娟（2017）對1949—1978年中國現當代文學在美國的譯介研究發現，本階段的中國現當代文學譯介主要是以文學選本的形式為美國本科的亞洲地區通識教育編譯的教材，英譯選本影響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經典的重構；白之編譯的《中國文學選集：從遠古到14世紀》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各大學教授東亞文學和中國文學的權威教材，影響深遠。部分研究強調了一些英譯中國古典詩歌因被選入選集作為教材而得到更為廣泛的傳播。王建開指出，由漢學家翻譯并入選《諾頓》等各種文學選集作為教材是中國詩歌走向西方學術界和廣大讀者并成為域外經典的重要環節，比如，華茲生英譯的不少中國文學作品被收入《諾頓世界文學選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和《貝德福德世界文學選集》（The Bedford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這兩部選集主要用作大學教材尤其是歐美大學的課堂教材……這種方式是作品經典化的一個重要途徑”（2016：6），這類教材對中國詩歌在海外的經典化起到了更大的作用。葛文峰指出，美國漢學家傅恩（Lois Fusek）翻譯的《花間集》（Among the Flowers）中的多首譯作入選漢學家梅維恒編著的《哥倫比亞中國傳統文學簡編》和蔡宗齊編選的《漢詩閱讀：指南選集》等中國文學讀本，“進入大學生的閱讀視野，擴大了《花間集》譯本的讀者群體，影響力持續提升”（2017：131）。以上研究突顯了英譯中國文學作為美國高校教材的傳播影響，為教材視角下的英譯中國文學海外接受與傳播研究奠定了基礎。

2.4 英譯中國文學教材化傳播的背景研究

英譯中國文學作品是如何成為美國高校課程教學材料從而得到傳播的？對該問題的探討有助于揭示中國文學在海外的接受和經典化過程，探索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有效路徑。有學者從歷史文化語境的視角探討了用作美國高校教材的中國文學選集的編寫（翻譯）背景。江帆指出，二戰后隨著美國各大學中國或遠東研究系所的建立，中國文學譯本的受眾轉向專業讀者，“專業讀者的激增使中國文學教材的受眾擴大”（2011：35）。20世紀60年代柳無忌、白之等漢學家編寫（翻譯）的幾種中國文學教材影響深遠；70年代以后，由歐美各大學及研究機構的漢學家翻譯的主要針對專業讀者的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全譯本”一般由基金組織通過學術機構贊助出版。這就點出了美國高校的中國學研究相關專業讀者的閱讀需求推動了中國文學選集類教材的編寫（翻譯）實踐，同時也揭示了出于教學需要而進行的中國文學選集編寫（翻譯）和出版受到了特定機構的贊助。同樣，1971年出版的《20世紀中國小說選》是美國高校按照當時美國《國防教育法》的要求為本科生開設關于亞洲的通識課程而由夏志清編選的文學教材，目的之一在于“加強國際和地區問題研究，特別是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的研究”（李剛，2014：70）。葉秀娟、馬會娟（2017）也指出，1949—1978年中國現當代文學在美國從沉寂到關注再到逐步發展的譯介特點與當時的美國國情相關。一些大學基于美國國防戰略對中國學研究的需求而開設的有關中國研究的課程和項目刺激了對相應教材的需求，故而該時期的中國現當代文學英譯選本即是作為美國高校本科通識教育課程教材而編寫（翻譯）的。林嘉新（2017）對漢學家華茲生的中國文學譯介活動考察發現，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在美國政府需要通過漢學研究了解東亞國家國情的背景下，哥倫比亞大學率先開設了研究東亞語言、文化、政治、經濟等的相關課程，為解決漢學教材匱乏問題，由漢學家狄百瑞（William T. Debary）主持、華茲生參與譯介的大型翻譯項目“東方經典著作譯叢”得到了美國教育基金會、福特基金會和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等機構的資助或支持。顯然，美國高校中國文學選集類教材的編寫（翻譯）是在特定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背景下產生的，教材具有鮮明的實用主義色彩，盡管其中不乏經典或優秀之作。

隨著時代的發展，歷史文化語境的演變，美國高校的中國文學教材編寫（翻譯）也會發生變化。如前所述，1981年《現代中國中短篇小說選》作為教材編選時，“中美之間交流的政治障礙和意識形態分歧對中國文學在美國高校的傳播與教學影響已經大為減弱，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在美國高校的發展也已日益成熟，以前那種個人色彩較重的文學選本需要讓位于按照學科發展要求編選的選本”（李剛，2014：71）?，F有對英譯中國文學選集類教材的編寫（翻譯）背景的討論，反映了特定歷史時期美國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或詩學等因素之于中國文學在海外高校的教材化傳播的影響，揭示了國家機構、出版社或基金組織等對中國文學教材化編寫（翻譯）實踐的贊助作用。然而，現有研究較少考察作為英譯中國文學重要讀者群體的中國文學教學師生之于教材編寫（翻譯）或選用等教材化過程的影響，對譯作單行本或節譯本等形式教材的選用背景也缺乏探討，因此，對英譯中國文學海外教材化傳播背景的探討尚有較大的開拓空間。

3 研究前景展望

現有關于英譯中國文學在美國高校的教材化傳播的探討為中國文學海外譯介與傳播研究和實踐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視角或方法。然而，文獻梳理表明，目前該領域研究還存在較大的拓展空間。第一，部分研究僅在考察中國文學在英語世界的譯介與傳播中論及英譯中國文學作為美國高校教材的選用或傳播效果，所論不夠深入。第二，已有研究大多聚焦英譯選集類教材，較少關注譯作單行本或節譯本被選作教材的情況，更缺乏對英譯中國文學教材的編寫（翻譯）或選用情況全面系統的考察。第三，對英譯中國文學教材化傳播的背景探討有待拓展和深入。第四，對英譯中國文學作為美國高校教材的傳播影響研究尚待深入等。故而，英譯中國文學在美國高校的教材化傳播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課題，下面我們對該領域的研究前景進行展望。

3.1 美國高校的英譯中國文學教材選用系統考察

英語國家高校與中國文學教學相關的師生是推動中國文學海外譯介與傳播的重要力量，英譯中國文學在海外高校的教材化是推進其經典化和有效傳播的關鍵環節。正如孫宜學、花萌指出，美國國家學術機構中的漢學家和中國文學相關從業人員以及大學生是英譯中國文學的重要受眾，“學生讀者既是中國文學在教育系統內部的實際受眾，又可能是未來從事中國文學譯介的主要參與者、組織者和推動者”（2017：169）。因此，對美國高校中國文學教材的編寫（翻譯）或選用情況進行考察可揭示中國文學在海外高校精英階層的接受狀況和傳播影響，為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研究與實踐提供參考。具體說來，我們可從以下幾個方面開展研究：首先，對美國高校中國文學教學中選用英譯文學選集、文學史著作、譯作單行本或節譯本等形式教學材料的狀況進行歷時和共時考察，歸納和描寫教材選用的概貌、特點或規律，分析存在的問題或現象；其次，對美國漢學家或學者編寫（翻譯）并出版英譯中國文學選集的情況進行考察和描寫，考證選集編寫（翻譯）的教材化目的或傾向；再次，比較分析美國高校華裔與非華裔漢學家或學者在中國文學教材編寫（翻譯）或選用傾向的異同，探討中國文學教授者的族裔或文化身份與其教學材料編寫（翻譯）或選用的關系，揭示海外華裔學者在中國文學海外傳播中的重要作用，等等。

3.2 英譯中國文學在美國高校的教材化傳播背景考察

英譯中國文學作品在海外高校的教材化傳播受作家作品的文學地位及譯本翻譯質量、中國文學教授者、教學對象以及所在社會歷史文化語境諸因素的影響或制約，考察英譯中國文學教材的編寫（翻譯）或選用背景可對英譯中國文學海外教材化傳播的特點或現象進行闡釋，揭示英譯中國文學作品作為翻譯產品進入國際傳播的條件或路徑。汪寶榮（2018）指出，翻譯產品的國際流通與傳播和社會學與翻譯學的關系是社會翻譯學中的兩個核心研究領域，提出應開展社會學視閾下的翻譯產品國際流通與傳播、中國文學與文化國際傳播以及翻譯生產與傳播過程等領域的翻譯研究。的確，社會學視閾下的翻譯研究不僅重視社會歷史文化語境諸因素對翻譯活動的影響，還重視作為社會實踐者的譯者的行為角色以及翻譯產品的社會文化功能，社會翻譯學成為繼“文化轉向”之后翻譯學領域重要的研究范式。因其對翻譯行為或現象具有強大的闡釋力，進入21世紀以來，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布迪厄（Bourdieu）的社會學理論如“場域—慣習論”成為譯學研究運用較多的理論。布迪厄社會學認為，社會實踐活動參與者的實踐行為受其所在場域或相關場域規則，其所擁有的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或符號資本以及其在社會化過程中形成的慣習的影響和制約（Bourdieu，1990、1993）。從布迪厄社會學視角來看，作為一種社會實踐活動，英譯中國文學教材的編寫（翻譯）或選用受教材編（譯）者和出版贊助者、中國文學教學者等實踐活動參與主體所具備的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或符號資本的影響，也受教材編（譯）者或選用者在其社會化過程中形成的慣習以及所在社會歷史文化語境中意識形態或詩學等諸場域規則或規范的影響或制約。因此，我們可從布迪厄社會學的視角對美國高校英譯中國文學教材的編寫（翻譯）或選用背景進行考察，對教材編寫（翻譯）或選用的特點進行闡釋。具體可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探討。

從“場域”這個理論概念出發，我們可探討特定歷史文化語境下美國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或詩學等場域規則或規范如何影響中國文學教學與研究場域中中國文學選集編（譯）者的篇目選擇，影響教學者對教學材料的選用。汪寶榮在從社會學視角分析中國文學譯作在西方的傳播時指出，“在美國能成功招募出版社的中國文學譯者一般是聲譽較高的漢學家或海外華裔學者，因為他們在文化生產場域內被公認的資歷、學術地位和聲譽（文化資本）以及與出版社、同行及其他有關機構建立的良好工作和社會關系（社會資本）能轉換成可觀的符號資本，從而說服出版社接受他們的翻譯出版選題”（2017：3）。同理，美國高校的漢學家或學者之所以能夠成功出版其所編寫（翻譯）的中國文學選集也在于其擁有可觀的文化資本、社會資本或符號資本。因此，在考察文學場域或與之相關的其他場域規則或規范對教材編寫（翻譯）或選用實踐的外部客觀影響之后，我們可運用“資本”這個理論概念考察英譯中國文學選集類教材的編（譯）者、出版贊助者等實踐主體所具有的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或符號資本之于英譯中國文學教材化傳播的作用和影響，論證選集編（譯）者所具備的文化資本或符號資本是影響選集編選內容和特色并對教學者的教材選擇產生影響的重要的因素。正如塞拉 – 謝菲（Sela-Sheffy）指出，慣習是促進實踐活動參與者做出本能判斷和選擇的內在驅動力（2005：14），如果說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是教材編寫（翻譯）或選用實踐者所依賴的資源寶藏的話，那么慣習則是教材編寫（翻譯）或選用實踐者發揮其主體性、在實踐中表現出特定行為傾向的根源。因此，我們可運用“慣習”這個概念對美國高校從事中國文學教學與研究的漢學家或學者群體的身份特點、研究興趣或專長等進行考察和描寫，探討他們在社會化過程中形成的慣習對其教材編（譯）或選用行為的影響。不難理解，美國高校具有不同文化成長背景的華裔與非華裔漢學家或學者所具備的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可能具有一定的群體差異性，其在社會化過程中形成的慣習也不盡相同，他們的教材編寫（翻譯）或選用也因而可能打上群體差異的烙印。因此，我們可綜合運用“場域”“資本”和“慣習”這幾個概念對華裔與非華裔漢學家或學者的教材編寫（翻譯）或選用傾向或偏好背后的成因進行考察，對其教材編寫（翻譯）或選用之間的異同進行闡釋，論證資本和慣習的不同是造成華裔與非華裔漢學家或學者教材編寫（翻譯）或選用間差異的主要成因。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教學對象是教學場域中的重要元素之一，美國高校修讀中國文學課程的學生群體的族裔或文化身份特點、學習興趣或動機及其認知水平也可對教學材料選用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可對美國高校修讀中國文學通識教育課程的學生群體的身份特點、學習目的或動機進行考察，運用“場域”概念解讀學生群體對教材選用的影響。概而言之，從社會學視閾對英譯中國文學在美國高校的教材化傳播背景進行考察，可為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研究與實踐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3.3 英譯中國文學海外教材化傳播影響研究

英譯中國文學作為海外高校教材的選用消費實踐持續不斷，面向海外中國文學教學的教材編寫（翻譯）推陳出新，并呈現中外學者合作編寫（翻譯）的趨勢，如哈佛大學王德威教授主編的《現代中國新文學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于2017年出版（沈河西，2017），伊利諾伊州立大學蔡宗齊教授與北京大學袁行霈教授合編的系列中國古典文學教材叢書于2018年開始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陸續出版并將進入美國主流高校使用（陳圓圓，2018）。同時，作為21世紀世界文學史新建構的重要實踐話語，美國的“世界文學經典選本”出現了新的發展趨勢，即中國文學文本以前所未有的數量和比例與西方文學經典合編在西方主要的文選之中（方漢文，2017）。顯然，英語國家高校對英譯中國文學教材的需求前景廣闊，而中國文學作為教材的編寫（翻譯）與選用實踐會極大地推動其在海外的經典化和有效傳播，其“從精英到大眾”的傳播影響也將更具可持續性，因而，中國文學在海外的教材化傳播研究將是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未來研究可在對美國高校的中國文學課程，尤其是可作為通識教育的中國文學課程的設置和教材選用狀況、學習者規模、大學生讀者的接受等方面進行考察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英譯中國文學在美國高校的教材化傳播影響。

4 結語

英譯中國文學在海外高校的教材化傳播是值得探討的課題，可為中國文學海外譯介與傳播研究與實踐提供有益參考，從而推動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本文通過對英譯中國文學在美國高校的教材化傳播研究現狀進行梳理發現：現有研究對英譯中國文學作為美國高校教材的編（譯）或選用狀況及其背景的考察有待系統和深入；研究對象多囿于英譯選集類教材，對譯作單行本、節譯本等作為教學材料的情況缺乏足夠的重視；鮮有研究關注中國文學教學師生對教材選用的影響等。因此，本文認為英譯中國文學在美國高校的教材化傳播研究還有較大的開拓空間，可從以下幾個方面開展進一步的研究：對涵蓋英譯選集、譯作單行本或節譯本，甚至數字化譯作等形式的中國文學教材在美國高校的編寫（翻譯）或選用概貌和特點進行全面考察和描寫；系統考察中國文學教學師生、英譯選集編寫（翻譯）者或出版贊助者以及社會歷史文化語境諸因素對教材編寫（翻譯）或選用實踐的影響，從社會學視閾對英譯中國文學教材的編寫（翻譯）或選用的主要特點、規律或現象進行闡釋；比較華裔與非華裔漢學家或學者在中國文學教材編寫（翻譯）或選用行為間的異同，并探究其主要成因；對英譯中國文學的教材化傳播影響進行深入研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