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隱喻的翻譯到隱喻式翻譯
——《隱喻式翻譯》評介①

楊 昆

南京師范大學

1 引言

隨著社會文化的不斷發展變化，翻譯活動體現出越來越多的復雜性和多樣性。這種翻譯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意味著我們需要思考如何進一步補充奈達（Nida，1989）等學者的翻譯理論體系，從而適應當下的翻譯實踐。這種觀念獲得很多學者的支持，他們認為翻譯的轉向問題是當下翻譯界的必然趨勢，具體包括技術轉向、文化轉向、實踐轉向等（張霄軍、賀鶯，2014；莊智象、戚亞軍，2014；趙春雨，2016）。在看到這些新興發展趨勢的同時，我們還應該注意到當前翻譯界的另外兩大新趨勢。（1）翻譯的認知轉向。翻譯應當考慮由源域到目的域之間的系統轉化，還應當考慮其開放性特征，實現語言、認知、存在的互文順應（曾文雄，2009；姚振軍，2014；崔啟亮，2014）。（2）翻譯的理論轉向。翻譯不僅僅是一種實踐活動，更應該升格為一種理論體系（Francisco，2014），在跨學科的視角下通過借鑒其他學科的理論模型實現翻譯實踐的簡單化和通用化處理。具體包括探求翻譯與自然學科和人文學科之間存在紐帶的關系、尋求不同學科與翻譯之間存在的精神共通性等。對于這兩種轉向起到關鍵連接作用的是“隱喻”。由于隱喻既指用通俗的語言描述抽象或晦澀的思想/事物，又是一種暗喻的行為，而這兩個層面在翻譯中又都存在，所以從理據上來說將翻譯看作一種隱喻的語言外顯和動態活動是成立的。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古爾丁的新書《隱喻式翻譯》（Translation as Metaphor）（2016）從一個全新的角度詮釋翻譯，探討翻譯與主流人文學科和自然學科之間的紐帶聯系。它不但豐富了翻譯理論體系，還可以指導翻譯活動，提供翻譯方法借鑒。

2 內容簡介

本書第一章主要介紹隱喻的發展歷程并對比分析隱喻和翻譯的相似之處，從而為全書整體框架的展開尋找理據。書中提及，“隱喻”的概念最早可見于亞里士多德時期的傳統修辭學，當時的修辭學家就認識到可以通過遷移（transference）或者類比（analogy）等方式進行語境的替換，從而實現將復雜的概念簡單化的目標?；趥鹘y修辭學中的隱喻觀，布萊克（Black，1962）提出了互動理論和隱喻模型理論，他將研究的關注點放在隱喻的邏輯語法性與認知性上，這樣隱喻就不再局限于單一的詞匯或者短語層面，而是擴展到句子和篇章層面。到20世紀70年代，隱喻研究已經突破了傳統修辭學和文體學的范疇，逐漸與語用學、認知科學、社會學交叉，其影響力在不斷變大。而隱喻研究也突破了以往碎片化的模式，開始向模塊化、范式化（paradigmatic）、系統化的方向發展。從書中我們可以發現，翻譯如同隱喻一樣，超越了純語言研究的范疇，并開始向更為廣闊的文化與認知視域轉進，研究路徑趨向范式化和系統化。翻譯更多地成為思想交際的中介，與其他學科的聯系逐漸增強，更具創造新知識的能力。

第二章綜述了近幾年隱喻的翻譯（translation of metaphor）方面的研究成果。該章涉及隱喻翻譯的研究方法、歷時變化趨勢、跨文化特征等，具體可以分為五個組成部分。（1）基于科勒（Koller）隱喻翻譯的相關理論，作者闡述了隱喻翻譯的外部系統性、概念模糊性等特征，并進一步提出傳統的翻譯研究因為將隱喻看作一種要達到的修辭目標，故沒有考慮到翻譯本身也是一種動態的隱喻過程這一事實。（2）基于對隱喻翻譯形式和功能的相關研究的歸納總結，作者發現隱喻正成為翻譯研究的一項重要課題，然而當下研究具有碎片化特征，需要進行更為系統科學的研究。（3）基于對萊考夫（Lakoff）和約翰遜（Johnson）相關研究的總結，作者闡述了隱喻的內部和外部系統性特征，并提出在翻譯的過程中應該通過內部和外部系統構建語義網，實現翻譯原則的普適性。（4）基于對西方隱喻翻譯研究主流思想的概括總結，作者強調隱喻的源域問題是我們進行隱喻翻譯研究過程中需要關注的話題。隱喻的源域目前主要包括藝術、自然、空間、性別與權力這五個層面，如何實現這五種隱喻源域的有效翻譯在本章也有所涉及。（5）基于對東方國家（包括印度、日本和中國）隱喻翻譯情況的概述，作者嘗試對東西方國家之間的隱喻翻譯理念差異進行描述，如隱喻口譯媒介與對象之間的差異、隱喻翻譯的理念清晰度與理論框架具體性的差異等。這一章實際上向我們清晰地展示了隱喻翻譯最新的研究成果，包括采用的方法、理念的變化、跨文化差異等，并間接提出了存在的些許不足。這樣的研究實際上也為下文“隱喻式翻譯”（translation as metaphor）這種新理念的提出奠定了基礎。

第三章是過渡性章節，主要闡述如何從空間隱喻翻譯過渡到空間隱喻式翻譯。該部分承接前文（隱喻的翻譯），順應后文（隱喻式翻譯），以空間隱喻的翻譯為例，闡述了翻譯過程中的單一性和集群性特征，又從這些特征出發引證隱喻式翻譯理念。從本章的論述我們可以發現，空間隱喻的翻譯按照認知機制進行分類，包括傳遞隱喻翻譯和目的隱喻翻譯兩種，其區分的標準是信息的處理方式。在處理隱喻信息的過程中會遇到翻譯的居間性（in-betweenness）問題，因為它會直接影響到譯者如何看待隱喻以及采用何種方法處理隱喻的翻譯。這種居間性的存在與文化等宏觀因素是密切相關的，這也就導致空間隱喻翻譯的跨文化性差異，而翻譯的過程本身實際上是不同的文化進行交匯融合的過程。這種由小到大的邏輯分析就向我們清晰展示了隱喻翻譯的單一性特征。與單一性特征不同的是，隱喻翻譯的集群性特征否定了傳統的從源域到目的域的線性發展模式，認為翻譯是一個開放式的過程。這種開放式的過程呈現出可逆性（reversibility）和相互性（mutuality）的特征，也就是說翻譯的源域和目的域并非固定不變，而是可以進行互換。因此，翻譯的目標也就不再是單純地將源域的信息映射到目的域，而是將復雜的東西進行簡單化、仿擬化等處理，這一過程可以參考隱喻的概念，也就形成了隱喻式翻譯。書中提及的空間隱喻式翻譯強調空間隱喻現象與文化研究、后殖民主義研究、語篇研究等之間的關聯，強調隱喻、翻譯和不同學科之間應當互相配合，以推動彼此的發展。

第四章向我們展示了翻譯的歷時變化和社會變化所反映出的隱喻性（metaphoricity）特征。這種隱喻性特征也帶來了翻譯的認知轉向和跨學科發展。也就是說，在翻譯研究和實踐過程中，我們不僅應該關注翻譯的形式，如前文所提及的如何對隱喻這種語言現象進行翻譯，我們還應該關注翻譯的語境制約、歷時發展、遵循的規則等，并充分認識到認知科學的隱喻理念對翻譯思維和方法產生的影響。這種翻譯的轉向帶入了隱喻式翻譯的思想和方法，可以廣泛與心理學、人類學、民族志、歷史學、文學及后殖民主義等領域相結合，具體如下。（1）心理學領域。翻譯隱喻于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的理念，即翻譯過程可以參考夢的解析的相關理念，充分考慮語境的變化產生的開放性特征，而不再是局限于翻譯過程中意義的等價。（2）人類學和民族志領域。翻譯隱喻于文化背景，即翻譯的過程會受到文化背景的影響，強調社會、文化、政治背景與翻譯之間的聯系以及翻譯所受到的權力的影響。（3）后殖民主義領域。翻譯隱喻于殖民主義，即翻譯過程一方面是殖民控制的文化工具，另一方面則又融入殖民文化并成為其一部分。因此翻譯應當與語言、文化、身份、宗教、政治和權力等因素融合在一起。（4）歷史和文學領域。翻譯隱喻于歷史潮流的變化，即翻譯過程需要引鑒歷史學的變革性特征和文學的恒久性特征，強調翻譯的變革性和恒久性。

第五章進一步尋求翻譯與社會學、媒體學、交際學、醫藥學、遺傳學以及其他學科之間的跨學科合作。該章與第四章的區別在于，第四章更為強調各個學科身上體現出的翻譯式隱喻思維，而第五章則更加強調隱喻式翻譯不僅應用于單一學科領域，還應該尋求跨學科的合作，具體如下。（1）社會學領域：翻譯猶如社會身份建構。譯者在翻譯中介語（intermediary）、緩和語（mediator）等具有明顯社會特征的語言元素時，會像社會網絡中人的身份一樣，具有獨一無二的特征。翻譯并不是一個單邊的或者是交互的轉換過程，而是在一個異構群體中不斷創造、不斷銜接的過程。（2）媒體學和交際學領域：翻譯猶如媒介信息爆炸。翻譯的過程猶如媒介傳播過程中的信息爆炸一樣，能夠將信息與不同的時間和空間聯系在一起，因此在翻譯過程中信息量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在不斷擴充和增加。（3）醫藥學領域：翻譯猶如新藥問世。在醫藥學領域，從臨床醫學到新藥問世的整個過程中，翻譯幫助克服了臨床與臨床應用、理論與實踐以及動物與人類之間存在的斷層。（4）遺傳學領域：隱喻猶如基因遺傳。從分子生物學的層面來看，基因有其自身的結構和功能，而隱喻式翻譯模式與基因信息加工過程中的轉寫（transcription）和翻譯（translation）等過程十分相似。（5）跨學科領域：翻譯亦可以進行跨學科理論化，隱喻是這種理論升華的橋梁。當前翻譯界正將翻譯進行學科化處理，使其成為理論而非單純的實踐，通過隱喻的方式借鑒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相關理念可以不斷對翻譯實踐進行理論定型，這使得翻譯的跨學科發展成為可能。

第六章對全書進行了批判性總結，并指出隱喻式翻譯的相關研究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提出了當前翻譯研究需要進行認知隱喻轉向的建議。

3 價值評介

該書基于大量文獻，對隱喻的翻譯和隱喻式翻譯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提出了翻譯研究的認知隱喻轉向和跨學科理論轉向概念，并就翻譯、隱喻和其他學科之間的多維關系進行了論證，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首先，該書可以更好地幫助了解“隱喻的翻譯”和“隱喻式翻譯”兩個基本概念的區別，并且為后續隱喻式翻譯由淺入深的遞進式研究奠定基礎。隱喻的概念在古希臘時期就已經出現，從亞里士多德開始，隱喻研究先后經歷了遷移、類比、概念隱喻等不同的發展階段。在翻譯領域，眾多學者也就隱喻的翻譯展開了研究，關注的焦點包括隱喻的系統性、概念性等。與隱喻的翻譯所不同的是，隱喻式翻譯更多偏向于翻譯過程中的認知方法，譯者往往選擇類比、遷移等方式來詮釋原文的內涵。隨著認知科學提出空間隱喻的概念，隱喻式翻譯研究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翻譯過程中的主體間性等問題從認知的視角得到了有效的論證。更為重要的是空間隱喻反映了認知科學角度的融合觀點，這與當前翻譯研究與實踐的跨學科融合趨勢是相吻合的。此外，鑒于隱喻式翻譯的類比性融合能力，翻譯的概念已經超出了單純文本轉換，更多地與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相結合，兩者之間互相聯系，互相推動。

其次，該書提出以問題為導向的純翻譯研究已經不再滿足當前翻譯研究發展的需求，啟示我們進行翻譯研究的隱喻轉向。傳統的翻譯研究認為翻譯是基于文本的單純轉換過程，更加重視與原文之間的對等性。當前的翻譯研究趨勢表明，翻譯應當更多地關注譯本的可讀性，更多地與其他學科進行融合，借鑒各個學科的特征，成功實現譯文的遷移性和類比性轉化（Piccioni，2013）。因此，未來的翻譯轉向應當包括以下三個方面。（1）翻譯研究并非單純基于文本，而是基于文化、歷史、社會，甚至是自然科學，翻譯研究已經不再局限于形式研究，而是轉向更為廣闊的語境、歷史和規則的研究。（2）翻譯也并非只是單純的文本遷移的過程，而是一個不斷互動、融合、擴充的過程。（3）借鑒隱喻的理念推行新的翻譯理念和方法勢在必行，翻譯的歷時和社會變化反映出其隱喻性特征，如何借鑒這種隱喻性特征實現翻譯研究的開放性和多元性特征是我們應當考慮的重要課題。

最后，該書在跨學科視域下考慮翻譯的轉向問題，既討論了如何提升隱喻式翻譯方法在不同學科中的適用性，又考慮了如何借助各學科的理念實現翻譯的理論化。通過該書我們可以發現，心理學、人類學、民族志、歷史學、文學及后殖民主義、社會學、媒體學、交際學、醫藥學、遺傳學等學科與翻譯學之間是相互聯系的，聯系的節點就是其隱喻性。第四章和第五章用了大量的篇幅來說明翻譯、隱喻和各個學科之間的關系，一方面是為了進一步說明翻譯的隱喻轉向，另一方面則是為了進一步擴大翻譯的研究范疇，實現多學科聯合研究的模式。當前國內翻譯研究大多是針對文學作品進行范例式的研究（童真，2008），這種方式雖然能夠幫助了解翻譯實踐的特征，不過在理論的邏輯推演上存在缺陷，比如，文學翻譯中較多關注翻譯的是什么，卻對翻譯的內在理據與外在影響機制有所忽略，加之實證數據的缺乏，更加削弱了當前翻譯研究的說服力。進行跨學科研究一方面可以幫助從人文和自然學科中借鑒理論范式，實現翻譯研究理論的不斷充實，另一方面則可以為翻譯理論研究提供多維的實驗數據，增強翻譯研究的說服力和生存能力。

不過，該書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處，最大的不足是實證研究的匱乏。書中最為常用的研究方式是民族志式的文獻論證，這種方式雖然能夠對廣大學者的研究精華進行匯總，不過由于缺乏一手資料和數據而大大降低了論證的說服力。此外，該書強調的是隱喻式翻譯這種新型理念對于新認知模式的揭示，以及對于翻譯研究轉向起到的積極作用。不過，該書并未提及這種翻譯理念可能導致原有交際模式的功能單一化。而且隱喻式翻譯極有可能導致原文和譯文因為語境的差異而產生不同的語用功能。因此，后繼的相關研究既需要從實證的角度進行定量和定性相結合的驗證，又需要設法彌補由這種翻譯理念引起的功能單一化和語用功能差異性的現象。

4 結語

總之，該書以隱喻為基本線索，提出了隱喻式翻譯的理念，并以空間隱喻為例，介紹了翻譯研究轉型過程中如何實現與人文學科和自然學科的有機聯系。綜觀全書，研究層層遞進，由淺入深，實現了跨學科研究的新范式，具有很強的理論性和現實操作性，值得向大家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