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中情景語境建構的識解因素①

趙常玲

北京信息科技大學

趙秋榮

北京科技大學

1 引言

功能語境理論由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Malinowski）提出，后經語言學家弗斯（Firth）、韓禮德（Halliday）和馬?。∕artin）等人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形成一套較為完備的語境理論體系。功能語境理論，尤其是語域理論，因其強大的解釋力和可操作性被廣泛應用于語篇分析和翻譯研究。豪斯（House，1997）以語域分析為理論基礎，提出了一個翻譯質量評估模式。斯坦納（Steiner，2001）把語篇的語域看成語篇表征的功能變體，認為原文與譯文間語域變量的相對穩定性是評判譯文質量的一個標準，語域變量變化越多，所得到的語篇為譯文的可能性越小。芒迪（Munday，2008）結合文體學、敘事學和語域理論，通過對不同體裁語篇的分析，探討了譯者詞匯、句法和風格的變化，并結合宏觀的社會文化歷史背景及意識形態對譯者風格成因進行了分析與闡釋。國內學者也紛紛從情景語境與語域的視角討論翻譯中的對等、翻譯質量評估模式及翻譯中語域理論建構等問題（張美芳，2001；司顯柱，2007；余高峰，2011；高生文，2014，2015；張焰明，2016；楊年芬，2018；等）。但總體說來，這些討論僅局限于語域理論組成要素的再闡釋與重組，并未將翻譯中的主體認知因素在情景語境建構中的作用納入考察范圍。鑒于此，本文借鑒認知語言學中對主體識解因素的考察，結合情景語境與語域理論，以全面考察主體認知如何參與原文情景的識解及建構譯文情景的過程。

2 情景語境中的主體識解因素

情景語境這一概念的最早提出者是人類語言學家馬林諾夫斯基。他認為詞語不是孤立存在的，詞語的意義總是在話語使用中體現，如果沒有特定的情景，詞語是毫無意義的，因此他提出了情景語境的概念用來指語篇發生的實際環境。倫敦學派創始人弗斯贊同馬林諾夫斯基的觀點，指出語言學是對意義的研究，而意義是話語在語境中的功能，但弗斯認為馬林諾夫斯基情景語境的概括力不夠，他將馬林諾夫斯基的語境理論進一步概括化和普遍化，把情景語境和言語功能類型的概念抽象為綱要式的結構成分，從而適用于各種事件（Halliday & Hasan，1985）。弗斯提出情景語境框架中應包含參與者及其行為、情境中其他特征及語言行為效果等要素。雖然弗斯將情景語境因素抽象為具體的語境理論模型，但他并未對交際中真實具體的語篇進行語境分析，也未對語境成分如何影響、支配語言系統的具體選擇與使用進行討論。韓禮德在弗斯情景語境框架的基礎上，進一步將其與語言的具體選擇與使用結合起來。他將語境分為三個層次：文化語境、情景語境和上下文語境，其中情景語境與語域這一概念聯系密切?！罢Z域”指不同語境中語言受不同情景因素支配所出現的變體，即語言的功能變體。語域與情景語境類型密切相關，影響語域變異的情景語境的三個要素主要包括：語場（或話語范圍）、語旨（或話語基調）和語式（或話語方式），其中語場或話語范圍指正在發生的事件，包括事件參與者、談話話題以及正在參加的活動；語旨或話語基調指參與者之間的關系，包括參與者的社會地位、權利分配及他們之間的角色關系；語式或話語方式指語言交際的渠道或媒介（同上）。韓禮德重點研究了情景語境變量與語言純理功能之間的耦合關系。他認為任何一個情景因素的改變都會引起意義的變化，引起語言的變異，從而形成不同類型的語域。語域的差異影響語法和詞匯系統的不同選擇。但韓禮德的語境理論是從社會文化的視角考察語境與意義的關系。系統功能語言學強調語言的社會性，認為語言是一種“意義潛勢”，即包含種種可能的語義網絡，而意義的產生即由潛勢意義轉化為現實意義的過程，是說話人在語境制約下對語言的系統選擇，涉及他所處的社會語境、情景語境，甚至心理因素（許鈞，2009）。對語境理論自身，功能語言學內部與外部仍存在一些疑問與分歧，如哈桑（Hasan，1999、2009）指出，在處理某類語料時，（功能）語境范疇的概念化表現出描寫性不足，對語境的系統描述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朱永生（2012）提出情景語境對文化語境的示例關系顯得過于簡單，對于情景語境如何體現文化語境這個問題，該模型沒有仔細闡述，同時情景語境對語義系統的制約關系尚需進一步完善。荷蘭著名語言學家范·戴克（Van Dijk，2008）認為，功能語境理論對相關交際情景的結構缺乏系統與明確的分析，往往局限于語境語義學，對語用為導向的語境概念關注不足，缺少語境與語篇間的認知界面。汪徽和辛斌（2017）將范·戴克對SFL語境觀的批評進行了分析和總結，認為SFL語境觀對語境作為心理表征的識解和解釋特征以及概念知識和其他關系語言使用者的認知能力和社會特征等的重要作用認識不足，因而忽略了語言使用者通過對交際事件和情景的動態理解和表征建構（重建）語境過程的心理成分，沒有充分解釋語境的動態性。

鑒于以上對SFL語境觀的質疑和批評，本文借鑒認知語言學有關“識解”的概念，對翻譯過程中的重要參與者——譯者——對原文情景的動態理解及譯文表征重構過程進行全面考察，以期從翻譯研究的視角對語境的心理表征和動態性加以闡釋。關于人的心理因素對語篇建構的影響，認知語言學家蘭蓋克（Langacker，1991）提出了“識解”的概念，指“人們為達到思維和表達的目的可以從不同視角、選擇不同轄域、凸顯不同焦點、以不同方法觀察情景和解釋內容的一種認知能力”。蘭蓋克（1991）將識解分成五個方面：詳略度、轄域、背景、視角和凸顯。下面本文從理解原文和重構譯文語篇過程中譯者對情景語境的識解出發，全面考察翻譯中翻譯主體如何與客觀情景相互作用，并在社會文化因素影響下形成不同的譯文語篇形式的動態過程。

2.1 話語范圍與轄域和詳略度

情景語境中的語場或話語范圍指語言發生的實際環境，包括談話話題以及所有參與者參加的整個活動，即參與者、活動類型和環境。話語范圍激發語義系統中的語篇意義，也就是說話語范圍由語篇中經驗意義來體現。經驗意義或功能指人們用語言來表達他們對世界（包括現實世界和內心世界）的體驗，用語言來描述周圍發生或存在的事件或情形。經驗意義或功能主要通過及物性系統來體現，把人們對現實世界和內心世界的經驗表達為不同的過程形式。但不同的語篇建構者可以對語篇情景描寫的轄域和詳略程度進行選擇，如在所選定的主題中選擇某一個側重點進行詳細的描寫和闡釋，而對其他的信息則進行一般概括性的描述，這也是認知語言學中抽象/詳略度的概念，即認知主體選擇忽略事物某些認知域或屬性而只關注某一或某些認知域或屬性，如：社會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和制約著人們對交際情景經驗意義的選擇、組織、闡釋與建構。不同地域的文化特性使人們在認識自然界過程中對現實做出不同程度的“語言切分”，即對同一事物進行不同程度地闡釋與描寫，比如，因紐特人用大量詞語來描繪雪及其各種形態，這是因為具備區別各種不同狀態的雪的能力對因紐特人的生活極其重要；而對于常年看不到雪的美國夏威夷人來講，“雪”（snow）這一個詞就足夠代表其概念了。再如，阿拉伯語中涉及駱駝及其身體各部位的詞語有幾十個，日語中表示魚類的名詞尤為豐富，法國男孩能毫不費力地說出十余種酒的名稱，而美國艾奧瓦州農場上的男孩對耕田的農具犁有十來種不同的稱呼，這些都與他們所生活的地域環境、生活體驗和需求密切相關，因此譯者在進行跨語際翻譯時，要根據譯文讀者所處的文化背景對原文情景描寫的詳略度進行權衡與處理，以滿足譯文讀者的閱讀心理與需求。

2.2 話語基調與視角和凸顯

話語基調是描述參與者身份及其性質、社會地位及角色關系等的語域要素。語篇生產者要對不同參與者之間關系的確立與描述做出選擇。語篇生產者要確定自己是否介入語篇的描述與闡釋，如果介入語篇的敘述，還要考慮以何種方式介入、介入的立場與程度及其與其他參與者的關系等，也就是說，語篇生產者在參與者關系的建立與描述中居于主導地位。語篇生產者可以采用完全客觀的中立態度來描述與其他參與者之間的關系，也可以明確自己的立場與態度，參加或偏向于某一參與者，這也是認知語言學中主/客觀性的概念?？肆_夫特和克魯斯（Croft & Cruse，2004）認為，與視角有關的識解全部基于一個事實，即我們以某種方式存在于這個世界的某個位置。從純粹身體的視角，我們置身于這個世界中的某個場所；從交際的視角，我們作為話語的參與者，所處的話語事件中的活動決定了我們的空間和時間的位置以及我們在話語事件中的角色。然而我們在話語事件中的角色，還決定了要交流的情景的狀態、我們對它的態度以及我們在此情景中展示自己的方式。一般來講，“視角的選擇遵循凸顯原則”，表現為不同語篇建構者對相同情景語境的不同描述和參與程度。語篇建構者可以作為客觀敘述者從外圍觀察并對情景進行描述與介紹，也可以參與到情景的敘述中，表達個人的態度、立場與觀點。

此外，語篇生產者還要對語篇中不同參與者之間關系的確立與描述做出選擇。也就是說，語篇生產者在參與者關系的建立與描述中居于主導地位。波因頓（Poynton，1990）認為，話語基調由三組變量構成：權勢、接觸和情感，語篇生產者在構建語篇的過程中，主/客觀化的程度主要隨著這三個變量而變化。權利關系不平等的參與者之間進行交流時，往往采用客觀化程度較高的表達形式，如下級在向領導匯報工作時，通常會將包括自身在內的所有參與者作為客觀實體進行描述。而關系親密的家庭內部成員之間，因接觸頻繁、關系親密，所以在構建語篇過程中主觀化程度會增強，談話過程中即使不明確表述出概念化客體參與者，也會理解對方表達的意思。

2.3 話語方式與圖形和背景

語言在語音和詞語的實體層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產生有意義的聯系，這種有意義的表述的集合體就是“語篇”（胡壯麟等，2005）。語篇功能主要通過主位結構、信息結構和銜接手段來體現。主位是話語的出發點，述位是圍繞主位所說的話，通常是話語的核心內容。銜接指的是語篇中語言成分之間相互關聯、相互解釋的語義關系。銜接主要包括語法銜接（grammatical cohesion）和詞匯銜接（lexical cohesion）兩種。

語篇生產者可以通過主/述位結構和銜接手段等對構建的語篇所要突出的內容進行強化處理，可以將他所認定的重要信息加以強調，使其鮮明突出。蘭蓋克（Langacker，1991）以心理學“圖形/背景”為參照，將主語界定為表現凸顯側面關系中的主要圖形，“圖形”與人們對情景的識解程度密切相關，認知主體的識解方式不同，必然采用不同的表達方式來強化其所認定的主要信息。蘭蓋克（同上）區分出兩種不同的凸顯，即側面與基體（profile-base）和射體與界標（trajectory-landmark）。側面/射體和基體/界標可分別描寫成凸顯關系中的“主要圖形”和“次要圖形”（Langacker，1999：47）。一般來講，一個相對緊密的、與周圍環境形成鮮明對比的區域有可能被選擇為圖形，比如，在全黑的背景下出現的白點一般會被視為圖形。對比在確定圖形/背景關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圖形/背景組合很容易與比較事件中目標和標準的內在不確定性聯系起來，確切地說，人們很容易把標準當作參照背景，把目標分析為參照圖形。

3 翻譯中情景語境的識解與建構

翻譯的過程也就是譯者通過個人識解和心理表征及動態闡釋把原文的語言符號和其他非語言符號協調起來，建構意義并將意義再符號化的過程。也就是說，處于特定時空背景下的譯者，憑借自身的生活體驗、社會閱歷、知識結構、審美習慣、個人信仰等，去體驗感知原作者通過語言符號所創造的情景狀態，因譯者所處的歷史文化語境不同，認知世界必然存在巨大差異，即使同一譯者，其認知能力也會處于不斷的動態變化過程中。因此，譯者認知心理的變化必將體現在其所建構的不同譯文語篇情景中，具體體現在對原文情景語境話語范圍的重新界定與描寫的詳略程度、譯者本身對原文情景的參與程度、話語基調中參與者關系和參與程度的改變以及原文情景語境圖形/背景關系的重新調整中。

3.1 情景語境的話語范圍識解與建構

譯者在翻譯過程中主要是基于原文情景，結合自身的社會文化體驗及個人經歷對原文情景進行闡釋與重組。不同的譯者會對原文情景語境的組成要素與組合方式進行重新調整，包括對原文情景描寫的詳略程度及語義范圍的選擇。

例1：余雖戀其臥而德其正，因亦隨之早起。（沈復，2020：14）

譯 文 1：Although I want her to live in bed longer, I could not help admiring her virtue, and so got up myself, too, at the same time with her.（Shen，2019：28）（林語堂譯）

譯文2：I want to make love to her again, to hold her in my arms a little longer, yet I had such respect for her strength of character that I made myself get out of bed as soon as she did.（Shen，1960：14）（布萊克譯）

中西方的道德觀中對“性”話題的態度存在較大差異。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受儒家道德觀和傳統封建思想影響，“性”被視為極其敏感和私密的話題，往往采用較委婉的說法，而西方思想開放，對性問題從不避諱。所以，在上述譯文中，林譯從中國傳統文化道德觀出發，將“戀其臥”直譯為“want her to live in bed longer”，有心疼夫人早起之意，把主人公刻畫成憐香惜玉之人，表現了中國封建社會夫妻間表達情感的間接、委婉方式。而布萊克則從西方讀者的認知視角出發，將“戀其臥”具化為“I want to make love to her again, to hold her in my arms a little longer”，對夫妻的生活日常進行了詳細的描述，擴大和細化了原文情景的語義范圍。

例 2：If Main Street didn’t understand, Wall Street did.（Manchester，1973：85）

譯文：這一點，一般人不理解，華爾街那些大老板們卻是明白的。（曼徹斯特，1978：55）

原文當中的“Main Street”原意為“主街”，“Wall Street”意為“華爾街”，均為借代的修辭方法，代表生活在這些處所的人們。譯文將原文的語義具體化，分別譯為“一般人”和“華爾街那些大老板們”，細化了譯文的信息內容，使譯文讀者對原文承載的信息一目了然。

3.2 情景語境的話語基調識解與建構

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會根據自身所處的社會文化背景及個人認知體驗，對原文的敘事視角進行選擇和調整。視角的選擇遵循凸顯原則，反映在翻譯過程中即表現為不同譯者對自身以及相同情景語境中人物關系的不同描寫和參與程度。譯者可以作為中立的客觀敘述者從外圍觀察與描述原文情景，也可以參與到情景的敘述中，表達個人的態度、立場與觀點。此外，譯者還可以選擇對原文人物情景關系進行調整與重組。

例3：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為舜乎！”（傅可，2017：19 –20）

在這段話中，孔子并不是作為事件的敘述者，客觀地介紹舜作為圣明的君主如何實踐“道”，而是積極參與到敘述中?！八雌浯笾才c！”“其斯以為舜乎！”明顯地表示出對舜的贊賞與崇拜之情。而在休中誠（Huges）譯本中，譯者以西方讀者的理性與客觀視角對原文情景進行了一定程度的重構，削弱了原文中敘述者的主體參與和評價，而改為較為客觀地敘述。

The Master said: “Consider Shun, the man of great wisdom. He loved to ask advice and to examine plain speech. He never referred to what was evil, and publicly praised what was good. By grasping these two extremes he put into effect the Mean among his people. In this way he was Shun, was he not?”（Huges, 1943: 107）

在上述譯文中，原文孔子對舜的評價變成了孔子邀請讀者所進行的客觀思考。通過對舜在實踐“道”的過程中的言行舉止的描寫，孔子最后得出判斷，并且用反問的形式讓讀者認同自己對舜的評價，從而增強了描述的客觀性。

例4：（鴛鴦）一面說，一面就起身要去。賈璉忙也起身說道：“好姐姐，再坐一坐，兄弟還有事相求?！保ú苎┣?，2008：994）

譯文1：While saying this she rose to take her leave. Jia Lian stood up hastily too. “Dear sister, please sit down for a while,” he begged,“I’ve something else to ask you.”（Cao，2015：1557）（楊憲益、戴乃迭譯）

譯文2：She got up to go. Jia Lian too rose to his feet. “Do stay a little longer. I want to ask you a favor. ”（Cao，2014：537）（霍克斯譯）

鴛鴦本來是賈母的貼身丫鬟，在地位上低于賈璉，但是由于和賈母的接觸頻繁，使得她的身份非同一般，因此賈璉對鴛鴦有事相求時，稱鴛鴦為“好姐姐”以拉近兩人的關系，這體現出中國文化中以家庭為核心的“情感型”人際關系。楊、戴譯本中如實傳達了這一信息，將“好姐姐”譯作“Dear sister”。而西方社會崇尚平等自由，個人主義是其核心價值觀，一般不會將家庭關系擴展到家庭以外的社交場合中，因而為避免引起西方讀者的疑惑，霍譯將此處的稱呼語省去不譯。

3.3 情景語境的話語方式識解與建構

翻譯過程是譯者將原文文字表征轉化為譯文文字表征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譯者通過個人的識解，將原文某些信息突出、強化，而將自己認為次要的信息弱化，從而對譯文中的圖形/背景關系做出調整，使某些信息顯化和凸出，進而達到自己特定的翻譯目的。

例 5：Scarlett O’Hara was not beautiful but men seldom realized it when caught by her charm as the Tarleton twins were.（Margaret，2016：1）

譯文1：那郝思嘉小姐長得并不美，可是極富魅力，男人見了她，往往要著迷，就像湯家那一對雙胞胎兄弟似的。（米切爾，2008：1）（傅東華譯）

譯文2：思佳麗·奧哈拉長得并不美，但是男人一旦像塔爾頓家孿生兄弟那樣給她的魅力迷住往往就不大理會這點。（米切爾，2010：1）（陳良庭等譯）

在上述兩個譯文中，陳譯對原文的情景信息進行了復制，將女主人公的外貌特點與男人們對她的態度進行對比，而傅譯則將原文的信息進行了調整，將女主人公長得雖不美但富有魅力的事實提到了前面，作為重要信息加以凸顯，然后描寫男人們對她魅力的癡迷，符合漢語先因后果的思維方式和邏輯發展的先后順序，使譯文重點信息突出，脈絡分明，富有感染力。

例6：門旁又有一副破舊的對聯，曰：

身后有余忘縮手，

眼前無路想回頭。

（Cao，2008：24）

譯文1：And flanking the gate were two mouldering boards with the couplet:

Though plenty was left after death, he forgot to hold his hand back;

Only at the end of the road does one think of turning on to the right track.

（Cao，2015：29）（楊憲益、戴乃迭譯）

譯文2：While two cracked and worn uprights at the sides of the gate were inscribed with the following couplet:

As long as there is a sufficiency behind you, you press greedily forward;

It is only when there is no road in front of you that you think of turning back.

（Cao，2014：33）（霍克斯譯）

在楊、戴譯本中，譯者采用了單數第三人稱的視角，用“he” “one”，來喻指世上所有貪婪而不知悔改的人；而霍克斯（Hawkes）的譯文則拉近與讀者的距離，前后兩個主從句均出現了“you”，指出了這副對聯針對的讀者對象，同時用表示條件的“as long as”和強調句式“It is only when”突出了使人性發生改變的外在條件，從而使信息流更加連貫，感染警示讀者的作用也更加明顯。

4 結語

功能語言學的語境理論把語言看作意義的選擇系統網絡，由可供人們選擇的若干子系統組成。語言使用者用語言表達意義的過程就是從該系統網絡中進行選擇的過程。語域位于語言系統一端，指向特定社會文化語境中可供選擇的意義潛勢力，而本質上將情景語境解讀為一種社會符號結構，是構建社會體系的意義的實例或體現（高歌、衛乃興，2020）。語義系統中的選擇受到語境的制約，語境在語篇理解和生成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而翻譯過程也是譯者對原文意義進行解讀并用目的語再現或重構原文意義的過程，故功能語境理論對翻譯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但功能語境理論對語境心理表征的識解和解釋特征，以及語言使用者的動態認知過程和作用機制，缺乏系統的探究和考察，因而對某些翻譯現象和問題的解釋力不足。本文借鑒認知語言學的識解概念，從話語范圍與轄域和詳略度、話語基調與視角和凸顯，以及話語方式與圖形和背景關系這三個方面，結合翻譯實例對譯者翻譯過程中情景語境動態理解和建構的心理表征進行了考察，以期從翻譯研究的視角為功能語境理論的發展提供借鑒和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