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議潮的政治聯盟窟
——由洞窟組合崖面空間再談莫高窟第156 窟的營建

梁紅 沙武田

（1.陜西師范大學 宗教研究中心，陜西 西安 710119；2.陜西師范大學 人文科學高等研究院，陜西 西安 710119）

一 前言

以莫高窟為代表的敦煌石窟群，是中古時期敦煌地區的宗教場所，也是公共活動中心。這些洞窟不僅僅是一個個功德窟，也屬于佛事活動的場所和空間，更多的洞窟具有濃厚的世俗家族觀念，個別洞窟甚至兼具強烈的政治色彩。對此我們在敦煌寫本《臘八燃燈分配窟龕名數》所列出來的一些洞窟名號中可以體會到，有強調窟內核心造像者，有突出窟主政治身份和社會地位者，還有一系列家窟［1-6］。通過這些名號可以看到莫高窟是敦煌中古歷史的獨特“景觀”和有形的“歷史記憶”。

我們感興趣的是，處在同一崖面上的不同時代、不同功德主、不同規模、不同造像主題思想、不同功能的洞窟，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新洞窟的營建在選擇崖面位置時與已有洞窟之間的關系如何處理；新的洞窟建成后，又對莫高窟佛事活動和現實社會產生了什么影響；后期在重修前期洞窟時，又如何選擇所要重修的對象。

我們今天看到的莫高窟崖面是一個靜態的洞窟分布面貌，但這種靜態是歷史時期長期動態化的結果，或者說是不同時期功德主選擇、設計、布局、營建的結果。因為，每一個洞窟在營建之初，首先是選擇所要開窟的崖面位置，而且這種選擇一定是受多種因素制約的，其中相鄰洞窟的選擇應該是需要考慮的核心要素，特別是對那些地方統治者、佛教界的高僧大德們的功德窟，鄰窟的選擇應該是有特別講究的。

張議潮之后歸義軍第二任節度使張淮深的功德窟“司徒窟”即位于莫高窟標志性建筑“北大像”的北側，與“北大像”為鄰窟，曹氏歸義軍首任節度使曹議金功德窟“大王窟”第98 窟則選擇作為“北大像”南側的鄰窟，他的妻子回鶻天公主的“天公主窟”緊挨著“大王窟”，再往南的鄰窟即是曹氏歸義軍府衙的重要人物張淮慶的“張都衙窟”第108 窟［4］。我們可以從中感受到歸義軍時期這些統治者在選擇個人功德窟時對具體崖面位置的重視，以北大像為中心，形成歸義軍時期莫高窟的特殊“景觀”（圖1），既有佛教社會的意義，也有政治層面上的屬性。

圖1 以北大像為中心的莫高窟洞窟景觀

巫鴻一直強調在敦煌美術史研究時要注意石窟的“空間”屬性，這個“空間”有屬于洞窟本身的“內部空間”，還有不為研究者所重視的“外部空間”，其中洞窟之間的關系問題，即是“外部空間”的因素之一［7］。敦煌石窟的研究，從“空間”角度的探討，除巫先生之外，張建宇對敦煌北朝和隋唐前期壁畫的空間表現也有精彩的分析，但還沒有涉及壁畫和洞窟之外的空間問題［8］。整體而言，學界對敦煌石窟“空間”的研究，還沒有引起太多的關注，研究的空間很大。

另外，巫鴻在美術史研究過程中尤其強調對美術品本身 “歷史物質性”（historical materiality）的關注，指出佛教美術品的造像、繪畫、壁畫、洞窟、遺址、寺院等作品，“歷史性”是其基本屬性，而每件作品的“物質性”又是其天然的性格。對敦煌石窟“歷史物質性”的研究，是先生較多關注的對象，而且頗有典型性：“我們會發現不僅是每個洞窟，而且整個莫高窟群體都具有‘歷史物質性’的變遷史?！保?］“如果我們把莫高窟作為一個整體考慮，我們又可以發現另外一種撰寫歷史的方法：每個窟都不是孤立的，每個時代的‘窟群’都有著特殊相對位置和內部關系。任何新窟的興建都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石窟整體的面貌，任何舊窟的殘毀也會起到類似的作用。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當地官府或寺院甚至有可能對窟檐和窟面進行統一修繕和裝飾，把不同時代創立的窟群納入一個統一的視覺形象。從這些意義上說，莫高窟歷史物質性的轉換在過去的1600 多年中從未停止，甚至在今天仍在持續?！保?］50還有，先生對洞窟重修的定義：“我們常把‘重修’看成是一種令人遺憾的次要歷史現象，但是每次重修實際上都重新定義了一個石窟?！保?］50敦煌石窟的“歷史物質性”在先生的筆下顯得有血有肉。

在巫先生諸多研究和方法論的啟示下，本文試圖以敦煌歷史上有劃時代和里程碑意義的人物、歸義軍首任節度使張議潮的功德窟莫高窟第156 窟為案例，從洞窟組合崖面“空間”的“歷史物質性”出發，略作探討，不當之處，敬希方家指正。

二 張議潮功德窟所在崖面位置的諸多疑惑

莫高窟南區從南到北長約960 米、高10 米至40 米不等的崖面上，現存有編號的洞窟總共有487 窟①學術界通常所謂的492 窟，其中包括了位于莫高窟北區崖面上的第461、462、463、464、465 等5 個窟，所以南區崖面上的編號窟實際上有487 個。，密如蜂巢，最高處可達4 層，洞窟時代從十六國北涼至元，跨越千余年。今天我們看到的莫高窟崖面狀況是20 世紀60 年代崖體整體加固之后的面貌，頗為齊整，崖面上各層洞窟排列有序。事實上這種加固后形成的層位關系和排列有序的崖面洞窟分布狀況，實際上也正是不同歷史時期在洞窟營建選址時，人們有意安排和整體關照的結果。我們對20 世紀前半葉斯坦因、伯希和、鄂登堡、石璋如、羅寄梅等人所拍未加固之前的崖面照片略作檢索可知，那些洞窟崖面整體看起來殘破不堪，頗有零亂感，實際上不同區段的洞窟在崖面上的分層關系本身應該是清楚的。不同時期在莫高窟開窟時會選擇一個相對較為集中的崖面位置，集中在同一層位南北向延伸，形成一段段時代相同的洞窟排列關系，這也是我們在進行洞窟斷代時所考量的依據之一，運用在考古學上即是初世賓提出的佛教洞窟的“崖面使用理論”［10］，馬德則以此理論為方法，對莫高窟崖面使用有精彩分析［4］40-52［11］。

據馬德的分析和實際觀察可知，莫高窟崖面上洞窟分布的“時代區域”情況，在晚唐張氏歸義軍之前頗為規范，而到了晚唐張氏歸義軍時期往往會“見縫插針”地開窟，之前那種集中在一段一層南北向延伸開窟的情況已不太明顯了，這應和崖面趨于飽和有一定的關系。而到了五代宋曹氏歸義軍時期，情況完全發生了變化［11］111。

也就是說莫高窟洞窟崖面使用的變化是從晚唐張氏歸義軍時期開始，張氏歸義軍時期洞窟營建情況，目前學術界一般是以首任歸義軍節度使張議潮的功德窟第156 窟為新紀元，所以觀察第156 窟所在的崖面位置或許有不一樣的啟示。

的確，從今天莫高窟崖面上洞窟的分布關系來看，第156 窟所在的區域頗為獨特。第156 窟位于莫高窟南區南段唐前期“南大像” 第130 窟和“北大像”第96 窟之間，緊挨南大像北側，位置屬該崖面現有洞窟第3 層，但其高度是和南大像最上層的天窗相平行，和該區域北大像南側最高一層即第4 層的“何法師窟” 第196 窟處在同一高度，距今天的地面約30 米高（圖2），屬于莫高窟最高層洞窟。

圖2 莫高窟第156 窟所在崖面位置

我們同時也注意到，第156 窟所在的崖面區域僅有4 個洞窟，分別是位于同一層由南而北的第156、158、159 窟，另有位于第156 窟上層即第4 層的第161 窟，還有第161 窟上方的土塔。在一個區段僅布局4 個洞窟，這在莫高窟整個崖面上顯得非常獨特，某種意義上而言，可以認為是莫高窟崖面上洞窟分布的特例。因為在第159 窟以北一直到第192 窟之間的崖面是空白的，沒有開窟（圖3）。也就是說，在這段崖面上吐蕃或之后的晚唐時期，其實是可以繼續開鑿新窟的，但結果是這兩個時間段只在這個區段的崖面上開鑿了極其有限的這4 個窟。目前所知，第156、158 和161 窟的窟主分別為張議潮、安景旻［12-14］和法成［15］，第159窟學界根據窟內女供養像推斷為“張家窟”［16］。

圖3 莫高窟第159—192 窟之間空白崖面圖示

安景旻是和張議潮一道推翻吐蕃的重要人物，《資治通鑒考異》引《實錄》記載：

（大中）五年二月壬戌，天德軍奏沙州刺史張義潮、安景旻及部落使閻英達等差使上表，請以沙州降。［17］

榮新江認為安景旻是敦煌昭武九姓粟特人的代表［18］。另據鄭炳林考證，安景旻應是吐蕃時期敦煌地方長官“安都督”［19］，到了歸義軍時期敦煌文獻中稱其為“安大夫”（S.1164V 《回向文》［20］），或“我副使安公”（P.2854《豎幢傘文》［20］959），此處“我副使”即針對的是“我河西節度吏部尚書”張議潮，安景旻曾被唐中央授予歸義軍節度副使兼御使大夫，可見安景旻在吐蕃和張氏歸義軍時期地位顯赫。法成是張議潮的老師，二人關系非同一般，張議潮推翻吐蕃之后法成從甘州回到沙州，在歸義軍時期貴為“國師”“國大德”（P.4640《吳和尚贊》、P.4660《沙州譯經三藏吳和尚邈真贊》、P.2913《敦煌譯經三藏吳和尚邈真贊》［20］508，530，768）［21-28］。因此，在這個崖面位置開鑿的洞窟幾位窟主，可以說都和張議潮有著緊密的關系。

張議潮是敦煌歷史上可圈可點的人物，是河西地區推翻吐蕃統治回歸大唐的領袖，因此有關他的歷史不僅正史多有記載，敦煌藏經洞寫本文獻中也有豐富的文字留存，學術界的研究同樣頗為豐碩［20］955-964［29］。毫無疑問，作為敦煌歷代人們信仰中心的莫高窟和記載地方歷史的敦煌石窟群中，必定有張議潮的歷史信息，不僅有他的多身供養人畫像及題名，還有他作為窟主的功德窟莫高窟第156 窟，以及第156 窟內所畫長卷巨幅張議潮和夫人的出行圖。

張議潮的功德窟選址在吐蕃時期的重要人物法成、安景旻功德窟的下部和旁邊，顯然是有特殊的現實考慮，是精心選擇的結果。

吐蕃之后的晚唐五代宋張氏和曹氏歸義軍時期，作為地方政權歸義軍的歷任長官節度使，均表現出對佛教的虔誠信仰，他們把對當地佛教圣地莫高窟的巡禮膜拜作為歸義軍官方的重要活動，具體反映在一些寺院的賬目文書中，在莫高窟、榆林窟營建屬于自己的功德窟也往往是這些節度使們借用佛教進行有效統治的必要手段，其中曹議金功德窟“大王窟”莫高窟第98 窟最具代表性，窟內幾乎把當時歸義軍政府內外的僧俗兩界重要人物全部畫像入窟，最后連遠在于闐的國王李圣天的畫像也補畫進來，并給予其名義上的窟主稱號“即是窟主”，佛教洞窟的政治色彩和世俗味道都很濃厚［30-31］。

因此，作為張議潮的功德窟，在選址時充分考慮到和吐蕃時期的地方統治者、敦煌粟特大族并領袖人物安景旻以及吐蕃譯經三藏法師法成和張議潮的私人關系，形成一個特殊的洞窟組合。

但事實上張議潮把自己的功德窟選擇在這個位置，是有諸多不便的：

第一，登臨不便。這個位置雖然視野開闊，但從登臨的方便程度而言，因處于崖面的最高層，極不便于上下，因此從洞窟的營建到建成后日常禮拜、管理而言，遠沒有底層位置理想。從目前崖面遺留的痕跡，無法看到當時上下棧道的設置情況。今天到達第165 窟所在位置，要通過在其下層即位于崖面第二層的第165 窟門口處沿崖壁開挖出來的通道，要攀登極為陡峭的臺階才能到達第156 窟，這不應該是洞窟營建之初的登臨方式。

第二，前室窟前緊挨懸壁，不便于頻繁禮佛活動。今天我們看到第156、158、159、161 等窟的前室緊挨著崖壁，僅有兩人可錯身通過的過道。這幾個洞窟前室均有窟檐的痕跡，說明當時都有木構窟檐，應有一定空間的前室。但按現在的窟前空間，加上木構窟檐結構的前室，幾乎沒有多余的窟前地面，似乎前室的門緊挨懸壁，顯然在設計上是有問題的。另一種可能，就是這一段崖壁后期是否有崩塌的情況，從下層洞窟的面貌和崖壁本身看，不太有大面積崩塌的可能。

第三，缺少足夠的公共活動空間。結合張議潮同時期或之后各節度使功德窟、都僧統功德窟和各大家族代表人物功德窟，均為大型洞窟，多位于崖面底層位置，如歸義軍第二任節度使張淮深功德窟“司徒窟”第94 窟，首任河西都僧統洪法師的功德窟“吳和尚窟”第16 窟，第二任都僧統翟法榮功德窟“翟家窟”第85 窟，等等。即使是位于底層以上的洞窟，像第196 窟何法師功德窟，也有很寬闊的前室。因為這些洞窟功德主在敦煌的身份顯赫，其功德窟也必然有不一樣的社會屬性，有大型落成典禮和開光儀式，人們會慕名前來禮拜觀瞻，在一些重要的佛事節日時將其作為特定法事活動的場所使用，因此我們看到前舉各節度使、高僧大德等人的功德窟均為中心佛壇大窟，窟前有大型殿堂建筑遺址，或有寬敞的前室，其空間和結構有利于各類大型活動，但第156 窟所在崖面和洞窟空間顯然無法舉辦任何大型活動。

我們大膽推測，第159 窟的窟主也與張議潮關系至為密切，或為張議潮的父親、曾為吐蕃時期沙州的“張都督”張謙逸，或為他的哥哥張議潭，也有可能是和張議潮一同起事推翻吐蕃的“部落使閻英達”?？紤]到第159 窟主室東壁維摩詰經變中吐蕃贊普禮佛圖的典型性（圖4），閻英達作為吐蕃化較深的退渾和通頰兩個民族的首領部落使［18］22-44，緊跟逐蕃的張議潮、安景旻、洪、悟真等人，在莫高窟有其功德窟的可能性也很大。

圖4 莫高窟第159 窟維摩詰經變

綜合以上幾個方面的客觀現象，張議潮功德窟的崖面位置選擇很不理想，和其身份地位頗為不符，顯然張議潮功德窟選址于此，其核心的因素是要和安景旻的功德窟、法成的功德窟、父兄或閻英達的功德窟在一起，形成一個特殊窟主關系的洞窟組合。張議潮個人對敦煌同時期各民族關系的用心，一直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咸通二年攻克涼州收復河西一道，即是張議潮“自將蕃漢兵七千克復涼州”［32］。另據鄭炳林研究［33］，從閻英達在歸義軍之初所任重要職位瓜州刺史一職可知，閻氏家族與張氏聯姻的可能性非常大，因此洞窟中有張氏女供養人畫像。閻英達家族當是唐朝任河西節度使的閻朝一系，閻朝本身就是率領沙州人民抗擊吐蕃長達十一年之久的代表人物，到了閻英達之時再次舉起反抗吐蕃的大旗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閻英達本系敦煌名僧索崇恩的表弟，索崇恩的侄孫索勛又是張議潮的女婿，曾短期內任歸義軍節度使。因此，第159 窟很有可能是閻英達的功德窟。

至此，莫高窟南大像北側三層崖面的第156、158、159 窟和第四層的第161 窟，包括第161 窟之上的土塔，是和張議潮關系密切的特殊功德主組成的一組洞窟，最終形成莫高窟崖面上的“張議潮的政治聯盟窟”，是莫高窟洞窟營建史上的獨特現象，也是莫高窟洞窟“空間”組合的典型案例，發人深思。到了歸義軍時期，節度使張議潮、節度副使安景旻、瓜州刺史閻英達、國大德法成的功德窟形成一個獨特的組合，必當成為歸義軍之初莫高窟洞窟崖面的一處非?！熬坝^”所在，當是佛教石窟寺營建史上的一個有趣的案例。

三 再論第156 窟的吐蕃因素

在研究第156 窟營建史的過程中，有些疑問或困惑一直伴隨并困擾著我們：

困惑之一：張議潮功德窟的“原創性”與窟主地位不符。

在推翻吐蕃統治回歸大唐之后歸義軍政權新時代背景下，以首任節度使功德窟名義營建的一所洞窟，除了洞窟中的張議潮夫婦出行圖和《莫高窟記》幾則榜題題記之外，洞窟本身如窟型、壁畫內容和結構布局等并無獨特之處，不能突出反映窟主當時的社會影響與地位。也就是說第156 窟作為張議潮的功德窟，和窟主的身份地位一樣，其歷史地位在莫高窟應有所不同，但有趣的是第156 窟對窟主身份的體現，僅集中于有可能為后來重繪的兩幅長卷式出行圖［34］和之后于咸通六年（865）補題的《莫高窟記》［35］，實難理解。

困惑之二：張議潮功德窟濃厚的吐蕃特色。

作為推翻吐蕃統治的代表人物張議潮的功德窟，從洞窟崖面位置的選擇、窟與塔組合的吐蕃特色傳統、洞窟建筑形制、經變畫布局結構與內容的選擇、吐蕃譯經三藏法師法成各方面的影響、波羅藝術風格圖像、出行圖中的吐蕃長袖舞蹈等各方面均表現出極其濃厚的吐蕃特色和影響。張議潮功德窟為什么有如此濃厚的吐蕃特色和影響，我們也從當時的歷史背景和張議潮自身的經歷和文化影響等方面作過分析［36］。

現在回過頭來再看這兩個問題，如果我們前文所推論“張議潮的政治聯盟窟”的確存在，則在一定意義上已可初步回答以上的困惑。

事實上，基于“張議潮的政治聯盟窟”這一新推論，我們對第156 窟的營建史還有新的認識。

既然第156、158、159、161 窟作為“張議潮的政治聯盟窟”，那么這幾個洞窟營建的時間相差不會太遠。另，作為受吐蕃影響下的窟塔組合關系，處在崖面垂直線上的第156、161、崖面土塔，又是一個完整的窟塔組合關系［37］。那么，作為窟塔組合，第156 窟和第161 窟的開窟時間則相距更近。

對于第161 窟的時代問題，敦煌研究院定為晚唐時代，屬張氏歸義軍時期的洞窟［38］。王惠民認為考慮到底層張議潮功德窟的原因，在其上是不會再允許別人再開窟的，因此 “161 窟修建應與156窟同時或稍早”［39］。郭祐孟則提出過質疑：“（晚唐時代）在歸順唐室的政治環境中為何塑作這等洞窟（即莫高窟第161 窟），題材、風格都有濃厚的吐蕃佛教因素；也就是說，161 窟究竟是建于156 窟之前？還是與156 窟同時間開鑿？”［40］之前我們在考證第161 窟作為吐蕃譯經三藏法成的功德窟時，也討論過第161 窟的時代，基本上確定在法成到沙州的833 年至他移居甘州的842 年4月之前這段時間，其間有9 年正是法成在沙州活動的時間，他的功德窟應建于這一時間段［15］40-47①參見敦煌研究院編《敦煌吐蕃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甘肅民族出版社，2009 年，第156—165 頁；沙武田《吐蕃統治時期敦煌石窟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年，第303—329 頁。，因為他再次回到沙州是張議潮任歸義軍節度使之后。

郭祐孟考察認為，第156 窟和第161 窟在思想上有相互承接的關系，屬統一設計，第161 窟所構建的觀音法門可視為是其下方第156 窟龕頂曼陀羅的進一步立體化。第156 窟作為禮懺報德、集會儀軌的場所，第161 窟則專為結界觀修所用［40］108。也就是說二窟相互作為一個整體存在。結合第156、161 和崖上土塔的窟塔組合關系，似乎說明此二窟在營建的時間上不會相距太遠。

至此，如果第161 窟建于833—842 年間，按學者們的意見，張議潮功德窟第156 窟之上不大可能再建新窟，但是如果第161 窟是法成的功德窟，則應該可以理解，如果再考慮到二窟在造像思想和洞窟功能上的搭配關系，以及窟塔組合現象，第156 窟的開窟時間可以比第161 窟的開窟時間晚一些，但不會相距太遠。

種種跡象表明，第156 窟的開窟時間可能要比現今學術界普遍認為始于大中五年（851），即唐朝正式設立歸義軍并授張議潮為節度使的事件的時間更早才更合理。

對第156 窟的營建史的研究，賀世哲、段文杰、榮新江等認為是在咸通六年［5］100-101［29］5，6，152［41-42］①段文杰《唐代后期的莫高窟藝術》，載敦煌文物研究所編《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4，文物出版社、平凡社，1987 年，第161—174 頁；另載段文杰《敦煌石窟藝術論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196—223 頁；又載《段文杰敦煌石窟藝術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196—223 頁；再載段文杰《敦煌石窟藝術研究》，甘肅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78—102 頁。，陳明提出應該在大中十二年（858）前后［43］。陳明把第156 窟營建的時間從一般認為的咸通二年（861）提前到大中五年（851），提前了10 年時間。我們之前也同意大中五年開窟時間，只是把完成的時間提前到大中十年（856）［34］49-56。

現在看起來，根據第156 窟所具有的濃厚的吐蕃色彩，再結合第156 窟和第161 窟法成功德窟的搭配關系，以及吐蕃特色的窟塔組合，再結合我們在本文中新提出的“張議潮的政治聯盟窟”現象，那么，第156 窟開窟的時間有可能還會更早，可能早至吐蕃末期。

四 第156 窟營建史新說

敦煌寫本P.2686V 《大蕃沙州敦煌郡攝節度功德頌》（圖5），是鄭炳林在整理和校訂敦煌碑銘贊的過程中，新釋讀的一篇重新認識張議潮在敦煌起事推翻吐蕃歷史的重要文獻［44］，由此引發的對吐蕃占領敦煌和對敦煌的統治、唐吐蕃及其敦煌張議潮勢力間在河西隴右的博弈等問題，先生已有專論［45］。由這篇功德頌可知，在大中五年唐朝正式設立歸義軍并授張議潮為節度使之前，張議潮于大中二年（848）在沙州起事趕走吐蕃沙州最高統治者節兒，收復瓜、沙二州，自攝州事，推翻了吐蕃設在瓜沙境內的最高統治者瓜州節度使，在沙州自行代理節度使職權。但竇夫子在給張議潮的功德頌中仍然以“大蕃”相稱，說明張議潮雖然在大中二年和三年先后趕走了吐蕃在瓜、沙、甘、肅的統治者，控制了這一地區，但他并沒有第一時間大張旗鼓地舉起反抗吐蕃的大旗，在名義上還是奉吐蕃為宗主，自攝州事，以節度使自稱，但在形式上還沒有得到唐朝的認可，并沒有完全歸附唐朝，面臨一心歸唐前如何處理與吐蕃關系的尷尬境況。不過張議潮以“大蕃沙州敦煌郡攝節度”相稱，自攝州事只有不到三年的時間，大中五年他得到了唐中央政府的認可和任命，正式歸附唐朝，自此之后他的結銜均為唐朝廷所封贈。

圖5 P.2686V《大蕃沙州敦煌郡攝節度功德頌》

無論如何，通過這篇寫于大中四年年末的《大蕃沙州敦煌郡攝節度功德頌》，可知張議潮在大中二年起事之后很快就自攝州事，代理節度使行使職權，實際上已是瓜、沙、甘、肅一帶的最高地方行政長官，并得到當地漢人和其他民族的共同擁戴。大中五年唐廷正式授節度使，“大中五年七月，刺史張義潮遣兄義潭將天寶隴西道圖經、戶籍來獻，舉州歸順。至十一月，除義潮檢校吏部尚書兼金吾大將軍，充歸義節度，河、沙、甘、肅、伊、西等十一州管內觀察使，仍許于京中置邸舍”［46］。

之前學界在探討第156 窟的營建史時，在討論促使張議潮開窟的重要事件時，或強調咸通二年攻克涼州事件，或強調大中五年張議潮得到唐朝的認可并被授歸義軍節度使一事。

對《大蕃沙州敦煌郡攝節度功德頌》的釋讀，為我們重新考察張議潮在莫高窟的功德窟提供新的思考。

之前研究者對第156 窟營建史的探討，過多地考慮了窟內供養人題記中張議潮的幾處題名，同時也受到了張議潮夫婦出行圖的影響。

我們之前的研究中也曾指出：“出行圖有可能是咸通二年之后根據張議潮個人統治的加強與歸義軍政治力量的擴張而重新畫上去的，原來此位置有可能畫的是其他男女供養人群像。但此推測需得考古證實，僅作一說?！保?4］55現在看來，考慮到第156 窟的吐蕃影響，此處原本設計為屏風畫的可能性也很大。

另外，張議潮在吐蕃統治晚期，已經有相當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P.3551 《藥師琉璃光如來贊序》記載一位張姓大都督，學界認為此張都督即是張議潮的父親張謙逸，曾前往吐蕃向贊普謝恩，但死在路上未回到敦煌。P.3554《謹上河西節度公德政及祥瑞五更轉兼十二時序》中記張議潮“昔尚書曾赴邏些”，另《張淮深碑》記：“祖宗銜怨，含恨百年，未遇高風，申屈無路?！编嵄终J為，這些敦煌寫本所記，可能是同一件事［47］。根據張氏家族在吐蕃的地位，可以推測，張議潮在吐蕃統治下曾擔任過沙州都督，接替父親之職。張議潮能夠在沙州一呼百應舉眾起事，推翻吐蕃統治者，至少說明他在吐蕃統治敦煌晚期的社會地位和號召力非同小可。

至于張議潮對佛教的信仰和尊崇，在吐蕃時期已經表現得很充分了，張議潮是在寺學中學習［48］，P.3620《無名歌》是“未年三月廿五日學生張議潮寫”，S.5835《大乘稻芊經釋》題有“清信佛弟子張議潮書”，北圖夜字59（7832）《無量壽宗要經》卷末題“張議潮寫本”。另外在敦煌吐蕃時期藏文寫經中記載張議潮抄經的寫本數量頗為豐富，張延清有整理研究［49］。

因此，考慮到張議潮在吐蕃晚期敦煌社會中的地位和影響力，加上他本人對佛教也十分虔誠，再考慮到他日后利用佛教左右歸義軍政權的一系列措施，代表事件如P.3804《咸通七年愿文》所記其在歸朝之前在敦煌舉行大型佛事法會，以及P.3804《咸通七年愿文》和P.3770《張族慶寺文》所記其率領族人對一處古寺佛塔的修繕工程［50］，那么，可以認為張議潮早在推翻吐蕃建立歸義軍之前即在莫高窟為自己營建功德窟的可能性還是非常大的，最可能的建窟動機即是《大蕃沙州敦煌郡攝節度功德頌》 所記張議潮早在大中五年之前即已在郡內“攝節度”，自封為節度使攝州事。如此重大的事件，可能促使張議潮在莫高窟發心營建一座屬于自己的功德窟，以表慶賀，并有紀念之意義，同時還應有借佛教力量使自己完成收復河西大業之意。

至此，結合“張議潮的政治聯盟窟”存在的可能性，學界認為始建于晚唐歸義軍大中五年或咸通二年的張議潮功德窟第156 窟，極有可能早在吐蕃統治時期即已開始營建了，所以在選址上充分考慮到其政治需要，和敦煌的粟特人代表安景旻的功德窟第158 窟、吐蕃僧人代表法成的功德窟第161 窟以及有可能屬于部落使閻英達的功德窟第159 窟，以政治結盟的形式，選址在南大像北側最高的崖面位置。如此一來，我們之前在第156 窟觀察到的濃厚的吐蕃色彩就可以得到圓滿的解釋。

這一做法，可以認為是吐蕃統治末期沙州漢人集團代表張議潮家族、粟特人集團代表安景旻家族、吐谷渾和通頰等民族集團代表閻英達、僧人代表法成等幾支重要力量形成的政治聯盟，通過佛教洞窟的形式體現出來的獨特關系，最終成為推翻吐蕃統治的重要力量，正是《資治通鑒考異》引《實錄》所記“（大中）五年二月壬戌，天德軍奏沙州刺史張議潮、安景旻及部落使閻英達等差使上表，請以沙州降”［17］8049這一敦煌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莫高窟的圖像記憶和物質遺產，實屬莫高窟洞窟組合崖面“空間”最富于“歷史物質性”的案例，也是敦煌石窟群中最具“空間”象征意義的一組洞窟。

五 第156 窟歸義軍屬性的解釋

如果張議潮的功德窟始建于大中二年或咸通二年，這一時期張議潮已經貴為歸義軍節度使，有“尚書”或“司空”職銜，而把洞窟選擇在南大像北側崖面第3 層位置，上下洞窟交通極為不便，公共空間也非常不理想，因此很難理解張議潮選址于此的動機和原因。參考晚唐歸義軍時期一些重要人物功德窟的選址情況，張議潮功德窟應該選擇在崖面最底層的位置，更加方便信眾觀瞻，也便于官方或佛教界舉辦佛事活動，而且也可以建成如同其他歸義軍節度使一級人物功德窟流行的中心佛壇大窟，有長甬道，有寬敞的木構前室或大型殿堂建筑，而不是現在所見第156 窟的窟型，即唐前期和吐蕃時期流行的西壁開龕的殿堂窟。所以從這個方面考察，第156 窟始建于歸義軍時期的可能性不大。

行文至此，熟悉莫高窟第156 窟內容的讀者一定會產生一個必然的疑問：窟內畫有長卷式巨幅張議潮統軍出行圖和宋國夫人出行圖，這一類表現張議潮作為地方最高長官出行的歷史題材畫面，反映的全是唐代的輿服制度，與唐代旌節制度關系密切，畫面中除了儀仗中的吐蕃舞蹈之外，畫面整體無疑是唐代地方節度使出行的盛況［42］28-40。這樣的畫面只能出現在吐蕃之后，也只能是張議潮任歸義軍節度使時才有的畫面，其繪畫的粉本也當是借鑒來自長安相關圖本的結果。而且畫面題記中有明確的張議潮和夫人“司空”“司空夫人”稱號，無論如何不能早到吐蕃時期。

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我們在之前的研究中已推測出行圖是后來補繪的，而非原本設計的畫面。具體應該是在咸通二年攻克涼州后，歸義軍至此才真正意義上掃除吐蕃，收復河西一道，唐朝廷也加封張議潮為 “檢校司空”，榮新江也認為，為了紀念這一歸義軍歷史里程碑式的事件，在咸通二年或其后不久在第156 窟繪制了大型長卷式出行圖［29］68。

另外，第156 窟東壁門北的維摩詰經變中，在表現二大士辯法中前來聽法的人物中，各國王子畫面不是以吐蕃贊普禮佛圖為核心，而是回到吐蕃之前的各國王子畫面形式，告訴我們第156 窟內壁畫的繪制完成是吐蕃之后的晚唐歸義軍時期。因此，洞窟壁畫整體上是屬于晚唐壁畫藝術風格與特征。

所以，我們的結論是，第156 窟最初的營建是在歸義軍之前的吐蕃時期，其最可能的時間是《大蕃沙州敦煌郡攝節度功德頌》 所記張議潮趕走吐蕃統治者，在沙州自任節度使攝州事的大中二年到大中五年，因此洞窟的崖面選址充分地考慮了和張議潮一道起事的政治盟友安景旻、閻英達功德窟所在位置，同時窟內壁畫題材布局設計也延續了吐蕃的傳統。但顯然這個時間段洞窟營建只是開了個頭，具體完成則到了大中五年之后，考慮到第156 窟的規模以及窟內相關題記，有可能到大中十年完成［34］54。

六 余 論

第156 窟作為歸義軍首任節度使張議潮的功德窟，在莫高窟的歷史上一定是可圈可點的“景觀”，寫于咸通六年正月十五日的《莫高窟記》墨書題記，多少讓我們看到在這一年的上元日，在莫高窟舉行的盛大節日和佛事活動過程中，作為敦煌名僧和政治僧人的悟真法師，把記載莫高窟營建里程碑式的文字書寫在張議潮的功德窟中，一定是精心選擇的結果，說明這個時間張議潮功德窟所在崖面區域是莫高窟的標志性地段，不容忽視。

但非常遺憾的是，到了咸通七年（866），張議潮在朝廷催促其盡快入朝的背景下，以慶寺法會的形式，在起身赴長安之前的八月十五日，召開了一次盛大的家族大會，也是一次重大的政治活動。有趣的是，張議潮主持舉辦的這次大型慶寺法會，其理由只是對一座“故塔”的修繕工程，而且這次修繕工程還沒有完全竣工。在P.3804 長篇累牘的愿文中卻只字未提張議潮及其家族在莫高窟營建功德窟的行為，雖然王惠民認為P.3804和P.3770 所記“故塔”有可能屬于第161 窟崖上的土塔［39］128-133，但因為愿文中只字未提此古塔所在環境，考慮到第161 窟上土塔的崖面位置和規模大小，不大可能是張議潮率領族人發心修繕的“故塔”。這似乎也說明張議潮功德窟第156 窟受到崖面位置和空間環境的影響，本身無法滿足張議潮舉辦此類重要大型活動的需要，另一方面第156 窟濃厚的吐蕃色彩也使得在這一時期不便充分利用和大肆渲染，故只字未提。

直到曹氏歸義軍曹元忠當政的951 年，僧政道真在這一年的臘八日莫高窟遍窟燃燈的公告文書中，才把歸義軍時期僧俗各界重要人物功德窟基本上都羅列了出來，但遺憾的是依然看不到任何關于張議潮功德窟名號的蛛絲馬跡［1］49［3］209-215［4］40-51［51］。但如果按照我們對其營建時間的推論，考慮到建成時間應該是在張議潮稱“尚書” 期間，因此第156 窟在當初的名號應為“尚書窟”。

所以，我們有理由認為，在951 年敦煌佛教界遍窟燃燈分配窟龕名數的洞窟名單中，居然沒有特別提及歸義軍首任節度使的“尚書窟”，說明在近百年之后的敦煌人們心目，“尚書窟” 所在崖面位置在當時已屬偏僻和不便之處，顯然和這一時期曹氏歸義軍重視的“南北二大像”第130 窟和第96 窟大佛窟、“司徒窟” 第94 窟、“翟家窟” 第85窟、“二層陰家窟” 第231 窟、“文殊堂”第61窟、“太?？摺?第261 窟、“吳和尚窟”第16 窟、“七佛堂”第365 窟等不能相提并論，已不能作為代表窟或標志窟所在位置，實際上仍然是第156 窟所在崖面交通不便、空間有限等關系使然。

因此，到了仍然是歸義軍時期的951 年人們對首任節度使功德窟“尚書窟”的忽視，正說明了以張議潮為代表的反吐蕃聯盟，在開窟之初是有意安排洞窟組合的崖面“空間”，可謂用心良苦，只不過最初對崖面使用和選址設計理念，必定有其不足為外人道的理由，其中的吐蕃色彩和窟主們的反吐蕃行為的二元矛盾，也是需要我們對這一組洞窟“空間”的“歷史物質性”特別關注的問題，這大概也正是我們今天通過分析這一組洞窟崖面組合“空間”的“歷史物質性”所得出的最重要的啟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