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第194窟維摩詰經變中的帝王圖像及其服制

趙燕林

（敦煌研究院 考古研究所，甘肅 敦煌 736200）

一 第194 窟維摩詰經變

莫高窟第194 窟位于莫高窟南區南段中部，為一中小型覆斗頂窟，南壁通壁繪維摩詰經變（下文簡稱“維摩變”）。據樊錦詩等先生的考古分期研究，此窟屬于唐代第四期洞窟，其開鑿時代上限不早于天寶十五年（756），下限當不晚于沙州陷蕃的建中二年（781）［1］。賀世哲先生認為此窟繪制于唐大歷年間（766—779）［2］。據陳國燦先生研究，敦煌陷蕃的時間在唐德宗貞元二年（786）［3］，故此窟的建成時間當在敦煌陷蕃前夕。

敦煌石窟中，以文殊菩薩和維摩詰居士對坐辯法，并在其下部描繪各國國王、王子及使臣的大型維摩變最早出現在貞觀十六年（642）建成的莫高窟第220 窟中，有別于隋代、初唐時期的舊式維摩變，故學界稱之為“新樣”或“貞觀新樣”維摩變。一般認為，這一帝王圖式與唐閻立本關系密切［4］。

新樣維摩變在初盛唐時期的敦煌石窟中存有6 鋪（莫高窟初唐第220、332、334、335 窟，盛唐第103、194 窟）。在構圖形式上，第220 窟和第103窟維摩變較為相似，都在東壁門兩側分別繪制維摩詰和文殊菩薩；而第332、335、194 窟相似，都為通壁繪制。但整體來看，第194 窟維摩變最為獨特，無論是內容還是藝術形式都和前者區別甚大。賀世哲先生曾指出，與其他四鋪新樣維摩變（第220、332、335、103 窟）不同的是，第194 窟維摩變西側畫一條幅，類似觀無量壽經變中的“未生怨”“十六觀”的形式，是新出現的內容。殘存下半部中的宮殿建筑和三人騎馬行進的圖像，很可能表現的是維摩變中的月蓋王子行詣藥王如來所，問何為“法之供養”的相關內容［2］71。這些新內容的出現以及對前代成熟繪畫樣式的改變，應該與當時的社會需求以及新的繪畫樣式的流傳有著密切關系。

二 第194 窟維摩變中的帝王圖像

第194 窟南壁維摩變西側文殊菩薩下部為以中原帝王為首的問疾隊伍（圖1），東側為以婆羅門王為首的各國王子聽法隊伍。這一樣式延續了“貞觀新樣”維摩變的基本形式，但在細節方面又有諸多變化，其中尤以帝王像及其服制最為突出（圖2、3）。從形式上來看，該帝王像氣勢磅礴，冕服華麗，尤其是藍色和綠色的使用，更顯一派皇家氣象。

圖1 莫高窟第194 窟南壁維摩變中的帝王出行圖線描圖（曲波繪）

圖2 莫高窟第194 窟維摩變中的帝王圖

一般來說，一套完整的冕服應由冠、衣裳、舄和若干裝飾物構成，現分述如下：

（一）冠：冠的主體構成，大致可分為“延”和“冠”兩部分，延部在上，冠部在下

1.延部：延部由“冕板”“板衣”和“衡”三大部分構成

一般而言，冕板為“前圓后方”形①冕板“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后方，朱綠里而玄上，前垂四寸，后垂三寸?！辈嚏摺丢殧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18 頁。。而此窟冕板前部為方形，后部不明，與莫高窟前代第220、103 窟帝王像“前圓后圓”的冕板不同，但與莫高窟第332、335 窟“前方后方”的冕板形制基本相同。

板衣即覆蓋于冕板外部的絲織物，一般“表層為玄色，內飾為朱色”［5］。而此窟板衣上部為青色，邊緣飾白色一周，與第220、332、335 窟帝王像冕冠板衣相似，但與第103 窟帝王像“白色板衣，邊緣飾朱色一周”的冕冠板衣不盡一致。衡不可見，不作討論。僅就冕板形制、板衣顏色來看，它們之間應沒有承續關系可循。

2.冠部：由冠卷和紐、笄等部分組成

冠卷為承接延板和戴在頭上的中間部分，一般為圓形，表層為玄色，里層為朱色②“張惠言云：‘冕武玄色無文，約以玄繒為之?！福簭堈f是也。武蓋以玄表而朱里，與延色同?！睂O詒讓《周禮正義》第10 冊，中華書局，1987 年，第2524 頁。。此窟冠卷較為復雜，可以明顯看到上、下兩部分。上部后方可見深朱色菱形圖案，正前方似有方形裝飾物，已脫落，具體情況不明；下部可見淺朱色束帶。

紐和笄并不明晰，但形式與第220 窟冠卷構成幾乎一致，只是細節方面略有差別。

3.配飾：有旒、充耳、纮與纓等

圖3 莫高窟第194 窟南壁維摩變中的帝王像線描圖（曲波繪）

旒由垂掛在冕板前后兩端不同顏色的數串玉珠組成，不同時代、不同服制的旒數以及長度各有規定，互不相同。也因為此，旒珠數量、顏色、長度對于判斷不同時代、不同服制尤為重要。第194 窟帝王冕板前后各有旒珠九旒，前部為石綠色旒珠，后部為青綠色相間的旒珠，長度齊鼻。與第220 窟帝王像相比，除長度相仿外，其余皆不相同。

纮與纓等不可見，不作討論。

（二）衣裳：可分為上衣、下裳和配飾等

1.上衣，可細分為里衣和表衣

一般來說，里衣和表衣之間還有一件中衣②《禮記注疏》卷29《玉藻》孔氏正義：“里中著之，則曰‘中衣’。若露著之，則曰‘長衣’?！崩顚W勤《十三經注疏標點本·禮記正義（中）》，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896 頁。，也稱為中單或內單，為白色布衣③中單用布制成，呈白色。據《禮記注疏》卷39《深衣》孔疏：“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崩顚W勤《十三經注疏標點本·禮記正義（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1560 頁。，唐代統稱為中單。對比畫面來看，此帝王像的領口開口處可見內衣和白色中單，故應為白衣中單。

外衣袖長而寬大，深青色打底，自上而下可見“日、月、星辰、山、宗彝、粉米”六紋章。具體來看，深青色上衣遍飾青綠色山章；左肩端飾深褐色日章，右肩端飾月章（可見部分）；下飾褐色星辰章；袖口緣飾兩側各飾宗彝和粉米章。

與第220、332、335 窟帝王像多層衣領形式不同的是，此窟帝王冕服領緣較寬，領緣底色為淺赭色，上飾石綠色卷草紋。這與第103 窟帝王像的衣領形式更為相似，且都為寬幅領緣，只是第103 窟的領緣沒有裝飾圖案。

此窟帝王冕服兩袖寬大而長，除了裝飾其上的六紋章以外，還可以看到裝飾繁復的袖緣。袖緣從袖口至里不僅可見白色的內衣袖，還可見一圈較窄的深褐色、一圈藍色以及一圈淺赭色袖緣，且淺赭色袖緣上飾和領緣相同的石綠色卷草紋。這與第220 窟帝王紅色上飾粉米章的袖緣極為不同，可視為兩種不同體系的服制。

2.下裳和配飾：前、后裳，、之飾

下裳前部由四塊組成，后部由三塊組成④《儀禮注疏》卷40《既夕禮》謂：“有前后裳?！辟Z疏：“以其凡男子，裳不連衣，故皆前三幅、后四幅?！崩顚W勤《十三經注疏標點本·儀禮注疏（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771 頁。。但此畫由于寬大袍袖遮擋，后部部分僅可見藍色、淺褐色等重疊而成的多層曲裙，應是和⑤《儀禮注疏卷》卷40《既夕禮》謂：“?！编嵶ⅲ骸帮椛言诜?，在下曰?！崩顚W勤《十三經注疏標點本·儀禮注疏（下）》，第771 頁。等配飾隱藏其間之故。

（三）舄：有兩層鞋底，形似笏板，與裳同為赤色，故又稱復舄⑥《周禮注疏》卷8《屨人》鄭注：“云：‘復下曰舄，禪下曰屨’者，下謂底，復，重底，重底者名曰舄，禪底者名曰屨也?！崩顚W勤《十三經注疏標點本·周禮注疏（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216 頁?；蝮祟^赤舄⑦《周禮注疏》卷8《屨人》鄭注：“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凡屨、舄，各象其裳之色?！崩顚W勤《十三經注疏標點本·周禮注疏（上）》，第215 頁。

此畫之舄顏色為赤白色，與下裳顏色基本相似，應為文獻所記之赤舄。

（四）裝飾物：有蔽膝、腰帶、綬和劍、佩玉等

裝飾物大體位于下裳前后及兩側，蔽膝在前，綬和佩玉在側，大帶在下，革帶在上，佩劍在左側腰間。

1.蔽膝：遮蓋大腿至膝蓋部分的服飾，因蔽障膝蓋而得名，一般用錦或皮革制成，與帷裳下緣齊平

蔽膝形制有圓、殺、直、方、挫角、正之別，不直接系到腰部，而是拴到革帶上僅作為一種裝飾而已①《禮記注疏》卷30《玉藻》鄭注：“凡佩，系于革帶?！崩顚W勤《十三經注疏標點本·禮記正義（中）》，第907 頁。。一般來說，其色“必象裳色”［6］，和裳同為色，故又稱為紅蔽膝。根據文獻資料來看，其上還應飾“龍、火、山”三章紋②“韨繡龍、山、火三章?！保ㄋ危W陽修、宋祁《新唐書》卷24《車服》，中華書局，1975 年，第515 頁。，這在閻立本繪《歷代帝王圖》之“晉武帝司馬炎”“光武帝劉秀”等帝王冕服蔽膝上有明確的表現。根據莫高窟第220、332、335、103 窟維摩變帝王冕服蔽膝來看，多繪卷草紋，而無章紋。第335 窟帝王冕服蔽膝上繪有菱形四方連續圖案。第194 窟帝王蔽膝亦延續了前代做法，但卻改變為青綠相間的龜背聯珠六瓣團花四方連續圖案，這一圖案用在冕服上顯得極為特別。

龜背聯珠六瓣團花四方連續圖案的基本元素為聯珠紋圍合而成的六邊形內繪制一六瓣團花。聯珠紋及團花輪廓線由褐色勾勒，聯珠紋中間留白或填以淺褐色；聯珠紋圍合成的六邊形內由石綠或青色漸變填充；團花花瓣用白色或深褐色打底。整體顯得簡潔而沉穩，已不似初盛唐時期的那種繁麗多變的裝飾風格。其裝飾風格已接近吐蕃占領敦煌時期的第188、197 等窟裝飾圖案的做法?；蛟S這是受到了吐蕃的影響。畢竟安史之亂后，河西大部已被吐蕃統治，而作為飛地的敦煌無論如何不受其影響都是不現實的。

2.腰帶：有大帶與革帶，第194 窟帝王冕服上束彩色大帶和革帶

（1）大帶：“以素為之。以朱為里，在腰及垂皆有裨，上以朱錦，貴正色也，下以綠錦，賤間色也，博四寸?！保?］且施緣飾，起束綁冕服之用③《禮記注疏》卷2《曲禮上》釋曰：“大帶，所以束衣。革帶，所以佩及佩玉之等?！崩顚W勤《十三經注疏標點本·禮記正義（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24 頁。。其上繪飾何種圖案，文獻沒有明載。但第194窟帝王冕服大帶上繪綠色方格對角紋，正前方的一方以石綠色打底，中央繪方格對角紋，這對于認識冕服大帶的裝飾圖案具有重要意義。

（2）革帶：用皮革制成，前置鉤楪，用于束系蔽膝、綬、佩玉、劍等佩飾④《禮記注疏》卷30《玉藻》鄭注：“云‘凡佩，系于革帶’者，以系于革帶，恐佩系于大帶，故云然?！崩顚W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標點本·禮記正義（中）》，第908 頁。。敦煌初盛唐帝王像皆僅可見一條大帶，但從第194 窟帝王像開始出現了革帶，而且所系鉤極為華麗，和文獻記載及《歷代帝王圖》中的司馬炎等帝王像一致。只是此窟帝王革帶更為華麗，深褐色打底的革帶上繪飾淡綠色龜背紋圖案。

3.綬：分大綬和小綬，具實用和裝飾雙重功能，最初作為連接璲和印章等玉器的實用物，后來逐漸演變成了祭服和朝服等禮服的裝飾品⑤“韨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于璲，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保▌⑺危┓稌献?、（唐）李賢等注《后漢書》志第三十《輿服下》，中華書局，1965 年，第3671—3672 頁。

大綬和小綬都以黑色為底，又以玄、黃、赤、白、縹、綠色綴飾，只是小綬較短，且間施三玉環⑥“白玉雙佩，玄組雙大綬，六采，玄、黃、赤、白、縹、綠，純玄質，長二丈四尺，五百首，廣一尺?！弊ⅲ骸靶‰p緩，長二尺一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三玉環?！眲d等《舊唐書》卷45《輿服》，中華書局，1975 年，第1936 頁。。但此帝王冕服綬帶底色為深青色，上繪頭部向上的白色“龍”章，此與學界所謂第220 窟帝王冕服“大綬畫升龍之像”一致［8］，只是顏色有所差別。

4.劍：第194 窟帝王像佩劍于左側腰間，劍柄部分繪制較為精細

總的來看，第194 窟維摩變中的帝王頭戴青色九旒白珠冕冠；身著深青色上衣及色下裳；兩肩繪日月，兩袖間各繪星辰、粉米和黻章，并暗飾青色山章；白色中單；腰間一綠色菱格紋大帶，正前方方格內為青綠色相間裝飾；大帶下方為紅色革帶，正前方緊扣鉤；蔽膝飾藍底和綠底相間的六邊聯珠紋六瓣花卉；左腰間佩劍，劍末鑲一藍色寶石；左腰一青綠色相間的大綬，從革帶處自然垂于腳上，上繪龍章。與初盛唐維摩變中的帝王像對比來看，其粉本形式完全不同。前述四窟帝王服制雖各有異，但冕冠基本形式卻都為五旒或六旒之冕，且都身穿玄衣裳［9］。而此窟帝王像最顯著的特征是，頭戴九旒冕冠，身著深青衣裳，飾六紋章，領口、袖口、蔽膝間繪各類裝飾圖案，不僅完全不同于前代各窟維摩變中的帝王服制，而且和新舊《唐書》等文獻中記述的帝王服制亦不相同，這一點值得關注。

三 安史之亂至敦煌陷蕃前唐朝輿服制度的變遷

（一）“垂青珠九旒”和“青衣裳”的相關服制

根據前期研究來看，敦煌維摩變中的帝王像及其服制與洞窟繪制時期的輿服制度密切相關，在一定程度上是唐不同時期帝王冕服制度的反映，具有較強的寫實性［10］。第194 窟帝王像亦然。但需要指出的是，此窟青珠九旒冕冠和“青衣裳”的冕服形式與唐代帝王服制完全不符，唐代任何一期服制中都沒有皇帝穿戴九旒冕冠的情形，但卻為侍臣袞冕的標配?！杜f唐書》卷45《輿服》武德令載：

侍臣袞冕“垂青珠九旒，以組為纓，色如其綬，以下旒、纓皆如之也。青纊充耳，簪導。青衣，裳，服九章。五章在衣，龍、山、華蟲、火、宗彝，為五等。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皆絳為繡，遍衣而已，下皆如之。白紗中單，黼領，繡冕以下，中單青領。青褾、襈、裙。革帶、鉤、大帶，三品已上，素帶朱里，皆紕其外，上以綠。五品帶，紕其垂，外以玄黃。紐皆用青組之。黻。凡黻皆隨裳色。毳冕以上，山、火二章，繡冕山一章，玄冕無章。劍、佩、綬、朱襪、赤舄，第一品服之?！保?1］

此記和《通典》《唐會要》《唐六典》《新唐書》所記基本一致，“垂青珠九旒”和“青衣裳”的冕服皆為侍臣袞冕。有意思的是，《新唐書》中卻載帝王冕服為“深青衣裳”，此與《通典》《唐會要》《唐六典》所記完全不同，只是《新唐書》所載冕旒數與此窟帝王冕旒數不盡一致。

《新唐書》志第十四《車服》載：

天子“袞冕者，踐祚、饗廟、征還、遣將、飲至、加元服、納后、元日受朝賀、臨軒冊拜王公之服也。廣一尺二寸，長二尺四寸，金飾玉簪導，垂白珠十二旒，朱絲組帶為纓，色如綬。深青衣裳，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八章在衣；藻、粉米、黼、黻四章在裳。衣畫，裳繡，以象天地之色也。自山、龍以下，每章一行為等，每行十二。衣、褾、領，畫以升龍，白紗中單，黻領，青褾、襈、裾，韨繡龍、山、火三章，舄加金飾?！保?］515

又載：

據上可知，《新唐書》 所記皇帝袞冕基本形式為“垂白珠十二旒”“深青衣裳”“十二章”，侍臣袞冕基本形式為青珠九旒、青衣裳、九章。對比來看，后者反與第194 窟帝王服制更為接近。就冕冠旒數來看，兩《唐書》中侍臣袞冕皆為青珠九旒，冕服皆為“青衣裳”，上皆飾九章紋。但檢索除《新唐書》之外的唐代有關服制的文獻資料，有關九旒冕冠和著青（深青）衣裳的服制皆不為帝王所穿戴，而是侍臣之袞冕。若對比帝王和侍臣服制，其冕服最大的區別在于除冕旒旒數不同外，唯帝王服制可飾日、月、星辰三章，而侍臣服制只可使用其他九章。對比畫面來看，此帝王像左、右兩肩分別繪日、月二章，兩袖畫多個星辰章。據此，我們推測第194 窟維摩變中的帝王像應是依照中原帝王及其服制，而非其他或侍臣服制而成的。

（二）安史之亂前后唐代輿服制度的變遷

據研究，《舊唐書》《新唐書》 所載冕旒數分別依據“武德令”和“開元禮”［12］，是為當時的基本輿服制度。但隨著安史之亂的爆發，唐帝國的制禮和立法活動基本停滯，“編敕已經取代了唐前期數年一度的對律、令、格、式的修改重定，而成為唐后期根據需要調整法律的主要形式?！保?3］據此可以推測，冕服制度也會隨著編敕制度的推行作出相應的調整。

安史之亂對唐代社會造成了極大震動，玄宗的統治合法性不僅遭到空前的質疑，而且其繼位者肅宗有意強調自己分兵自立行為的正當性，便有意識地與玄宗進行切割，其做法是有意識地向“宗周”靠攏。如：上元二年（761）九月肅宗《去上元年號大赦文》即云：“至于漢武，飾以浮華，非昔王之茂典，豈永代而為則。三代受命，正朔皆殊，宗周之王，實得天統?！保?4］“國之大事，郊祀為先，貴其至誠，不美多品?！保?4］498此外還有“威儀以等，《周禮》舊章”等［14］447。顯然，這是自改李唐為正朔，向周制理想的復古［15］。

寶應元年（762）肅宗因病離世，代宗繼位。但是，“肅宗所負不孝之名，在當時似乎已成一種普遍認識，并不局限于高級官吏和士人”［16］。當然，此種輿論并不會因為肅宗的離世而立刻停止。相反，代宗繼位之后，在內憂外患的巨大壓力下，在平定安史之亂、抵抗吐蕃、肅清內患的同時，急需樹立以孝治國的良好形象，并重新梳理以孝治國的政治策略，以減輕對于肅宗不孝輿論帶來的社會和政治負擔?！杜f唐書》卷11《代宗》載，寶應元年，代宗繼位，頒布終喪制，并云：“仰憑遺制，又欲抑予，竊惟哀思，深謂未可。其百僚并以此釋服，朕將繼武丁之道，《素冠》之詩，恭默再周，不忍權奪?！保?7］由此可見，代宗欲以“武丁中興”為目標，以周制為治國之道。從這一點來講，肅宗和代宗較為相似，且都對周制情有獨鐘。

德宗繼位，亦追行古制。北宋名儒孫何曾謂：“德宗之初，首降詔書，追行古制，天下錢谷，皆歸文昌，咸謂太平可致?！保?8］由此可見，德宗基本延續了肅宗、代宗的做法，依然追效古制，而且古制的復興一度使德宗朝出現了中興之象。

安史之亂至五代時期輿服制度方面的史料較為少見，真實的樣貌究竟如何，學界極少討論。但可以明確的是：第一，冕服只用于禮儀而不涉及國計民生，在內憂外患之際，禮儀只能服從政治需要，服制亦然。第二，“造冕服的有司和匠師們屬技術官僚，其審美情趣當然是很世俗的；而且他們得迎合皇帝，其時時把冕服弄華麗的做法，應能體現皇室的好尚”［12］98。關于第二點，我們可以引申，在追效古制方面，皇帝的喜好可能更為關鍵。況且自唐立國以來，幾乎每個皇帝都對服制有過調整。雖然肅、代、德宗等朝缺少關于輿服制度方面的文獻資料，但通過其他資料可以看出，他們對于古制的追慕是顯而易見的，而且“開元禮”之后爆發的安史之亂所帶來的社會震蕩，使得追效古制的動機似更具吸引力。

綜上，從肅宗、代宗朝“宗周”“追行古制”等傾向來看，此一時期對于“周制”的推崇超過了前期任何時期。但在內憂外患和原有的各項禮儀制度瀕臨破產的背景下，肅宗有意識地與玄宗進行切割，直接反映其思想和動機的禮儀制度的改革也應位列其中。故此，我們推測肅宗、代宗朝的輿服制度應該舍棄了玄宗朝制定的“開元禮”服制，也沒有使用“開元禮”服制的原版“武德令”服制，而代之以表達其意志的《周禮》服制，這一點可在肅、代兩朝“宗周”“追行古制”的文獻資料中得以印證。

由于安史之亂后至五代時期有關輿服制度文獻資料的缺失，學界多 以宋代服制推測五代服制。宋初，并“未采用周之六冕，但經過對大袞冕與袞冕的多次討論，南宋以后，幾乎恢復了周之冕制，并認可了其意義?！保?9］這一點，可以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南宋畫家馬麟（1190—1224）所繪《道統五祖像》之夏禹王像、商湯王像佐證。馬麟繪夏禹、商湯王像皆頭戴九旒冕冠，身穿玄衣裳，上衣兩肩上飾日、月，下飾星辰三紋章，兩袖間及下裳飾龍章，此制當為《周禮》之冕。由此來看，宋代帝王服制應延續了《周禮》六冕之制，這一點和唐肅宗、代宗朝的服制相符。這也表明，唐肅宗、代宗兩朝對《周禮》的推崇并回歸其服制可能屬實。

根據《周禮·弁師》鄭玄注的意見，《周禮》記大裘冕無章無旒，天子袞冕十二旒，冕九旒，毳冕七旒，（繡）冕五旒，玄冕三旒，旒均十二玉［5］854。同時，我們結合閻步克先生的相關研究［12，20］以 及新舊《唐書》關于服制的相關記述，整理出《周禮》鄭玄注與兩《唐書》的冕旒級差表（附表），用以對照莫高窟第194 窟維摩變中帝王服制的情況。

由附表可以看出，新舊《唐書》所載侍臣袞冕“青珠九旒、九章”，無論冠冕旒數還是顏色都與第194 窟帝王像最為接近。但依章紋來看，此窟帝王冕服飾日、月、星辰三章，皆不為侍臣冕服所飾，故可排除此帝王冕服為侍臣袞冕的可能性。而最接近者當為《周禮》鄭玄注九旒七章之冕。我們認為此既非偶然或巧合，也非畫工無意為之，而應是根據當時帝王服制繪制而成的。

四 余 論

莫高窟第194 窟與第148 窟開鑿時代大致相當。根據保存于第148 窟大歷十一年（776）《大唐隴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記》可知，第148 窟為朝散大夫鄭王府諮議隴西李太賓所開。又據沙州刺史周鼎親臨此窟禮佛的記述及其被殺于大歷六年（771）等記載，此窟開鑿時間當不晚于大歷六年，建成時間應在大歷六年之前的一段時間內［21］。從藝術風格方面來看，第148 窟和第194 窟多有不同，第148 窟所畫人物形象更接近于同期第31 窟人物的畫法。根據樊錦詩先生對唐前期洞窟的分期可知，第31 窟的開鑿早不過天寶，晚不過建中二年（781）［1］143-181。據此，風格上接近于第31 窟的第194 窟，兩者所屬時代可能更為接近或相當。

現在可知的是，安史之亂之際吐蕃乘機北上進攻唐朝領地，先占領隴右，切斷了河西與唐朝的聯系，繼而在代宗廣德二年（764）攻占涼州，永泰二年（766）進而攻陷甘州、肅州，繼任河西節度使的楊休明退守沙州。次年（767），楊休明前往庭州征兵，被突厥殺于長泉，觀察使周鼎繼任?！笆?，沙州刺史周鼎為唐固守，贊普徙帳南山，使尚綺心兒攻之。鼎請救回鶻，逾年不至，議焚城郭，引眾東奔，皆以為不可?！保?2］至大歷六年（771），沙州兵馬使閻朝用弓弦勒死周鼎，自領州事。大歷十一年（776），吐蕃攻陷瓜州，進圍沙州，建中四年（783）四月，“吐蕃將先沒蕃將士僧尼等，至自沙州，凡八百人”①建中四年四月，“吐蕃將先沒蕃將士僧尼等，至自沙州，凡八百人”。見（宋）王溥《唐會要》卷97《吐蕃》，中華書局，1955 年，第1734 頁。。在閻朝的指揮下，沙州軍民固守11 年，于貞元二年（786）因“糧械皆竭”，被迫以“茍毋徙它境，請以城降”為條件“尋盟而降”，敦煌進入吐蕃統治時期②關于敦煌的陷蕃時間，曾有782 年和787 年兩說，現基本一致認為在786 年。參考陳國燦《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時間問題》，《敦煌學輯刊》1985 年第1 期，第1—7 頁。。

由上可知，自771 年閻朝殺周鼎自任沙州刺史至786 年投降吐蕃這段時期內，沙州政局穩定，并一直堅守自保。甚至在吐蕃進圍沙州的780 年，還有800 多瓜州將士僧尼進入沙州。德宗興元元年（784），閻朝向城中豪門募得大批糧秣，曾登城高呼：“民且有食，可以死守也！”［22］6101據此也可以推知，在沙州投降吐蕃的786 年之前，沙州佛事活動應不會完全停滯。故在這6 年時間內，開鑿新窟和重繪前代洞窟的佛事活動應還存在，只是規模大不如前。故此，我們推測第194 窟可能建成于這一時期。

在這樣一種時代背景下，沙州雖然是唐王朝的一塊飛地，但依然受制于唐朝廷當無疑問。所以，唐朝廷的典章禮儀制度，在肅宗、代宗朝“宗周”“追行古制”的傾向也應在沙州得以推行。譚蟬雪先生在討論第220 窟帝王像時，認為“敦煌壁畫中的冕旒數應非筆誤，或是禮制疏松，或是屬于地方畫師不規范的傳統畫法”［23］。誠然，此雖非筆誤，但作為禮制治國的古代，不可能因禮制疏松或地方畫師不規范的傳統畫法致使這一內容在不同時期有不一樣的表達。也因此，我們認為敦煌維摩變中的帝王冕旒數應與不同時代的輿服制度密切相關。

對比第194 窟帝王像冕服和文獻資料來看，這一冕服和《新唐書》志第十四《車服》載一品大臣所穿袞冕服制基本一致，有可能是“開元禮”之后一品大臣“青衣裳”之袞冕的寫照。因為該窟維摩變中的各國王子無論人物排列、方位或是選擇，均與晚唐的各國王子圖相似，但這一粉本卻不為隨后的吐蕃統治者所采用，但在歸義軍統治時期又成為主流。這是因為，安史之亂以后，基于諸多原因，朝集制度逐漸崩壞，取而代之的是方鎮進奏院，元日朝會中諸州朝集使諸蕃客使共同構成的帝國秩序也隨之崩塌，政治理想化的意圖促成了該窟新型粉本的出現，各國王子圖不再寫實，而是用衣著華麗、隊伍龐大的各國王子表現盛世王會圖的政治意象，為一種政治祈愿。所以，盡管這種粉本的內容遠遠背離實際情況，但恐怕依然是唐帝國政治現狀的寫照［24］。由此我們推測，該窟頭戴九旒冕冠、著青衣裳的帝王像表現的正是安史之亂前后，唐王朝式微，地方政權勢力得以加強，使得維摩變中的帝王像被更換成了節度使形象的假設成為可能。但根據此窟帝王衣服上所飾日、月、星辰章紋來看，這種假設幾乎不可能成立。因為日、月、星辰章紋自只有帝王冕服才可施用，雖然唐王朝式微，沙州作為飛地，但依然為唐王朝所管轄。所以，我們認為第194 窟帝王所戴九旒冕冠應是安史之亂之后，肅宗朝之后“宗周”“追行古制”的真實寫照。同時，此窟冕服蔽膝上繪制的青綠相間龜背聯珠六瓣團花四方連續圖案，從另一個側面說明這一流行于吐蕃等地區的裝飾圖案，因為吐蕃對河西地區的統治，已然滲入到作為唐王朝飛地的敦煌地區。故敦煌陷蕃前的雕塑壁畫已然接近陷蕃后的藝術風格，如此窟和中唐第159 窟中的菩薩、天王塑像在風格上似更為接近，而不似其他盛唐石窟中塑像的風格。

總之，安史之亂對唐王朝的打擊沉重，在河西等廣大地區逐漸被吐蕃攻陷的背景下，敦煌作為唐王朝的飛地，一方面受到唐王朝的管控，一方面還受到來自吐蕃的威脅。在這種特殊的時代背景下，作為唐領地的敦煌，其禮制必以唐王朝之制為本，但在吐蕃四面壓境的背景下，亦不可避免地受到吐蕃的影響。故這一圖像表明，安史之亂以后，唐王朝面對禮制崩潰的局面，通過“宗周”“追行古制”以及對《周禮》服制的復古，以期消除前朝因此帶來的不利影響，進一步穩固政權，重回盛唐之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