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檐歇山頂疊加暗廊轉經道形制的河湟地區藏傳佛教殿堂研究

李江 楊菁 劉源 李寧

（1.北京工業大學 北京市歷史建筑保護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北京 100124；2.北京工業大學 城市建設學部 北京 100124；3.天津大學 建筑學院，天津 300072）

一 研究背景

河湟地區位于黃河上游及其支流湟水河、大通河、隆務河等流經的青海東部和甘肅西南部。其南北兩側夾持在西傾山（秦嶺山脈）與達坂山（祁連山脈）的山嶺之間，分布有眾多不同海拔高度的山原、谷地，自古便是絲綢之路、唐蕃古道、茶馬古道的咽喉（圖1）。作為青藏高原和黃土高原在地理與文化上的關鍵過渡地帶，河湟地區自唐代起，藏文化持續傳入，并不斷發展壯大。河湟地區內的青海黃南、海南、海北等地，西寧湟中，以及甘肅永登、天祝等地均是甘青地區藏族、土族、蒙古族等信仰藏傳佛教民族的集中聚居地，造就了如瞿曇寺、塔爾寺、隆務寺、妙因寺等大量漢藏結合式的藏傳佛教建筑精品。

圖1 河湟地區地形圖

以往研究中，從漢、藏建筑文化圈的交匯影響角度對河湟地區漢藏結合式建筑已經進行了初步梳理與分析。孫大章《中國古代建筑史（清代建筑卷）》論述了湟中塔爾寺明代所建佛殿完全采用木構架坡頂形式，而清代建筑除了長壽佛殿（即祈壽佛殿）以外，其他佛殿、經堂在土木、磚木混合結構、密肋平頂基礎上大量糅雜漢族、回族的建筑風格，色彩、裝飾多集中于木構部分［1］。陳耀東《中國藏族建筑》敘述了河湟地區寺院建筑的內容、布局甚至形制等與西藏地區的寺院相同，但在重要建筑的藏式平頂上，一般加建漢式坡頂，且大量使用磚瓦，屋檐出檐較大，斗拱纖細繁復。同時，對瞿曇寺、塔爾寺和隆務寺進行了詳細的個案介紹，并指出塔爾寺的經堂前面都有庭院和圍廊，這種做法西藏地區少有［2］。柏景、楊昌鳴《甘青川滇藏區傳統地域建筑文化的多元性》關注到了河湟地區眾多藏傳佛教建筑采用漢藏結合式風格，雕飾大量使用穆斯林磚雕和回族、漢族相結合的工藝做法［3］。宿白《藏傳佛教寺院考古》則注意到了河湟地區自后弘期出現的不同于西藏腹地的重檐歇山頂與轉經道結合的佛殿類型，同時指出它們與甘肅肅南的馬蹄寺、內蒙古額濟納的黑水城等地存在著一定的聯系［4］。

二 暗廊轉經道溯源

河湟地區的藏傳佛教建筑具有“右旋”儀軌空間，承擔著信眾朝圣的宗教功能，現存的瞿曇寺寶光殿、塔爾寺彌勒佛殿和釋迦佛殿、妙因寺萬歲殿、紅城感恩寺大殿、連城顯教寺大殿等建筑均采用了此類儀軌空間（圖2）。

圖2 河湟地區佛殿建筑平面

這些佛殿具有兩個共同特點：第一，平面多呈方形或近方形。河湟地區佛殿建筑平面多數較為方正，如瞿曇寺瞿曇殿、妙因寺萬歲殿、德爾金堂、顯教寺大殿、塔爾寺彌勒佛殿等建筑平面面闊、進深尺寸十分接近，其他佛殿建筑也普遍采用近方形平面。這種呈方形或近方形平面的佛殿建筑，與藏傳佛教中曼荼羅式平面的布局方式有關，建筑通過方形平面，使信眾在禮佛過程中體驗到較強的向心性。第二，佛堂外圍具有轉經道。右旋儀軌傳統在其中均占有重要地位，轉經道一直伴隨在佛殿周圍。其中瞿曇寺瞿曇殿、妙因寺萬歲殿、塔爾寺祈壽佛殿等，將西藏地區吐蕃時期所形成的暗廊轉經道與宋金時期中原地區所發展出的重檐歇山頂相互疊加組合，產生了一種獨特的佛殿建筑，在結構形制、營造做法、裝飾藝術等體現出漢、藏傳統建筑相互嫁接、彼此借鑒的鮮明特色，是河湟地區漢藏結合式建筑的典型代表。

暗廊轉經道在西藏地區具有悠久歷史，同時也是佛殿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圖3）。吐蕃時期，松贊干布為文成公主進藏而興建的小昭寺（約741 年），是現存最早采用暗廊式轉經道的建筑實例，《瑪尼寶訓》中提及“文成公主所建之小昭寺形如獅子之上顎骨”，即是形容其面闊約6 米的佛堂外圍環繞寬約1 米的暗廊轉經道。赤松德贊（755—797 年在位）時期修建的桑耶寺，索南堅贊在 《西藏王統記》 中敘述了桑耶寺的烏策大殿：“復次又修建正殿中層……轉經繞廊外向有八大靈塔……正殿上層主尊為毗盧遮那……又建中層轉經繞道?！保?］說明其采用了層層疊加的暗廊轉經道。西藏早期的佛殿建筑，如大昭寺、桑耶寺等，其原型均來源于南亞次大陸，作為佛殿重要組成部分的暗廊轉經道同樣來源于此。巴基斯坦斯瓦特河谷犍陀羅時期（約1—5 世紀）的佛殿遺址，就已出現暗廊轉經道的設置（圖4）。吐蕃時期的佛殿建筑除小昭寺、桑耶寺外，赤松德贊時期修建的乃東玉意拉康，以及赤祖德贊（815—838 年在位）時期修建的拉薩舊木鹿寺藏巴堂等，都采用了在方形平面、面積較小的殿堂外環繞暗廊轉經道的佛殿布置方式。

圖3 西藏地區暗廊轉經道發展沿革（在宿白《西藏寺廟建筑分期試論》基礎上進行繪制）

圖4 巴基斯坦斯瓦特河谷佛殿遺址［6］

后弘期開始的10 世紀末至13 世紀中葉，西藏各教派林立，互不統屬。這一時期出現了十字形、長方形等較大規模的佛殿，其外圍仍然有一條供朝佛者使用的轉經道。如札達托林寺迦莎殿“內圈布置五座殿堂，呈十字形……周圍環繞3.7 米回廊，系轉經朝拜道”［7］。曲水的聶塘寺度母堂則是由三間殿堂并置而成的大型佛殿，轉經道寬約2 米。同時，扎囊的扎塘寺大殿、瓊結的建葉寺大殿采用了內部置四根柱子的平面布局，佛堂面積較吐蕃時期的小昭寺、玉意拉康有所擴大，外圍的轉經道也相應加長。

13 世紀中葉至15 世紀初格魯派成立前，在中央統一管理下，西藏地區由薩迦政權、帕竹政權等較強大的僧俗集團進行統領。這一時期佛殿高大，平面橫向發展，形成了一個橫向的大殿堂，或分隔成若干單間的佛堂，佛殿外圍兩側及后部有暗廊轉經道。如日喀則的那塘寺覺岡大殿的佛殿是面闊七間、進深三間的大殿堂。夏魯寺大殿的佛殿共六間，正中兩間佛堂皆面闊、進深各三間。乃東昌珠寺大殿的佛殿由內部不相通的四個佛堂組成。

15 世紀初格魯派興起，其勢力逐漸發展壯大，使得寺院數量大增，大面積殿堂不斷出現。如江孜的白居寺措欽大殿、拉薩的哲蚌寺措欽大殿，大面積經堂后部均設置有面闊五間、進深三間的高大佛殿，其外圍保留有暗廊轉經道。但自16 世紀以后，出于緩解大量信徒的禮拜壓力和安全需要，環繞佛堂的內部暗廊轉經道被逐步廢除或被改造，如哲蚌寺措欽大殿后部佛堂，在頗羅鼐（1728—1747 年總理西藏事務）時期進行了擴建，東側的轉經道則被彌旺拉康所取代。

夾在佛殿外圍兩道厚墻之間的暗廊轉經道，寬度通常較小，最小者僅容一人通過；高度較大，一般可達5—8 米。兩側墻壁遍施壁畫，外墻壁或為實體、或間隔一段距離開高窗，營造出神秘、威壓的空間氛圍。轉經道上部使用水平擱置的巨大方椽支撐上部樓面或屋頂（表1、圖5）。

圖5 暗廊轉經道構成示意圖

表1 西藏部分暗廊轉經道數據表

三 河湟佛殿特殊形制

河湟地區作為青藏高原和黃土高原在地理與文化上的過渡地帶，自唐代起持續傳入藏文化。元代以降，由于統治者的推崇與支持，藏傳佛教在河湟地區不斷發展壯大。在漢、藏文化的碰撞與融合過程中，藏傳佛教的“右旋”儀軌空間與漢式重檐屋頂等級制度相結合，使河湟地區自15 世紀初出現了一種獨特的藏傳佛教殿堂建筑類型，即暗廊外繞轉經道與重檐歇山頂相互組合，其形制可追溯到西藏日喀則14 世紀中期重建的夏魯寺大殿（約1333 年）。夏魯寺大殿門樓三層處的佛殿“布頓堂” 周圍環繞轉經道，并在前側及南、北兩側覆蓋重檐歇山屋頂，這種在“右旋”儀軌空間的佛殿建筑基礎上，加入重檐坡屋頂形成的漢藏結合式做法，增強了藏傳佛教佛殿建筑的標識性和象征性，突出了該佛殿在整座寺院中的崇高地位（圖6）。

圖6 夏魯寺大殿“布頓堂”及其平面圖（徐宗威《西藏傳統建筑導則》）

夏魯寺大殿三層的“布頓堂”是現存最早采用重檐歇山頂的藏傳佛教殿堂建筑。徐宗威、王其亨等學者都認定夏魯寺大殿為漢藏結合式建筑的典型代表，其重檐屋頂受到了中原地區的顯著影響［8-9］。建于北宋天圣年間（1023—1032）的太原晉祠圣母殿是較早采用重檐歇山頂的實例（圖7），重檐歇山頂也成了晉祠圣母殿立面形象的標志性特征。宋代繪畫如張擇端《金明池奪標圖》、李嵩《焚香祝圣圖》都繪有重檐歇山頂建筑（圖8）。此外，敦煌石窟中與北宋時期相近的西夏榆林窟壁畫，也保存有眾多的重檐歇山頂形象（圖9）。自宋以后，重檐屋頂的使用愈加普遍。

圖7 晉祠圣母殿的重檐歇山頂

圖8 《焚香祝圣圖》中的重檐歇山頂

圖9 榆林窟第3 窟南壁壁畫中的重檐歇山頂［10］

繼夏魯寺之后，重檐歇山頂逐漸獲得了藏傳佛教建筑的認同感，自明代起流行于河湟地區。在“布頓堂”漢藏元素相互結合的基礎上，河湟地區進一步形成了在暗廊轉經道上四面均疊加有重檐歇山頂的佛殿類型（圖10），實例如瞿曇寺瞿曇殿、妙因寺萬歲殿、塔爾寺祈壽佛殿等。同時，重檐歇山頂與暗廊轉經道的做法呈現出鮮明的地域性營造特征。

圖10 河湟地區重檐歇山頂疊加暗廊轉經道佛殿演變圖（夏魯寺圖紙來自陳耀東《中國藏族建筑》，祈壽佛殿圖紙來自姜懷英、劉占俊《青海塔爾寺修繕工程報告》）

位于河湟地區的瞿曇寺瞿曇殿，建于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是肇建瞿曇寺時的主殿，比夏魯寺晚約一個甲子。瞿曇殿采用了與夏魯寺相近的暗廊式外繞轉經道與重檐歇山屋頂相組合的佛殿形制，是河湟地區現存較早的漢藏結合式建筑實例。瞿曇寺寺主三羅喇嘛出生于元朝末年的西藏山南，早年曾到拉薩、日喀則等地的噶舉派、薩迦派寺院學法，后到青海。明初，瞿曇寺作為明朝經略西北的樣板，三羅喇嘛效仿其曾學法的日喀則夏魯寺大殿，在瞿曇殿直接運用漢藏結合的佛殿形制極有可能。

瞿曇殿面闊三間、進深二間，中間減柱形成無柱的佛殿空間。暗廊轉經道環繞兩側及后部。瞿曇殿轉經道兩側由墻體與木構架兩部分組成，瞿曇殿因遵從了洪武三年令“并不許起造斗拱、彩畫梁棟”，其重檐歇山屋頂并未設置斗拱，暗廊木構架部分也因此不含斗拱。轉經道頂部是坡度為三五舉的檐椽以及更為平緩的老角梁后尾部分，體現出河湟地區“檐如平川、脊如高山”［11］的屋架特征。檐椽下還有拉結金柱與檐柱的穿插枋，將暗廊轉經道的凈高壓低至2.7 米，塑造出狹窄逼壓的空間氛圍。轉經道兩側墻壁遍施壁畫，東、西兩側墻壁開兩扇圓窗，后部墻壁明間設四扇門。開窗和開門面積與墻面面積之比較高，使轉經道內部光線較多，比西藏地區昏暗的轉經道更為明亮。瞿曇寺作為明初各朝經略西北的楷模，也是安多地區藏傳佛教寺院模仿的對象。位于甘肅永登的妙因寺積極吸納瞿曇寺的建筑規制，妙因寺中建于明宣德二年（1427）的萬歲殿也采用瞿曇殿暗廊式外繞轉經道與重檐歇山屋頂相組合的佛殿形制，并施加斗拱，上下檐均出一跳，明間兩攢、次間一攢，翼角采用本地“弧腹仔角梁”以及“握角梁”“結刻”“假飛頭”等角梁三件套做法，起翹和沖出較大，外形比瞿曇殿更為疏朗。萬歲殿轉經道兩側由墻體與木構架兩部分組成，木構架還包含下檐斗拱的里拽部分。轉經道兩側墻壁遍施壁畫，東、西兩側在每扇墻面等間距位置開三扇長條窗，后部墻壁明間設門。門兩側的墻壁上各開一扇長條窗。萬歲殿外墻上設置了更多的窗戶，增加了暗廊轉經道的采光效果［12］。

重檐歇山頂與暗廊轉經道相組合的佛殿形制始于元代，在河湟地區一直延續到清代早期。湟中塔爾寺的祈壽佛殿，建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佛殿為樓閣式，高兩層，重檐歇山屋頂相應轉變為兩滴水歇山屋頂，上檐施加斗拱，出三跳，明間、次間各兩攢。下檐出一跳，用扁長形的雀替承托挑檐檁及隨檁枋［13］。祈壽佛殿面闊五間，進深四間，暗廊轉經道環繞其兩側及后部。轉經道頂部為二層樓板下皮，樓板下還有抱頭梁與隨梁枋，將轉經道的凈高壓低至3 米。轉經道兩側墻壁不施壁畫也未開窗，為一封閉式回廊（表2、圖11）。

圖11 河湟地區藏傳佛教殿堂營造特征

表2 河湟地區暗廊轉經道數據表

河湟地區于明代早期產生的重檐歇山頂疊加暗廊轉經道的佛殿類型，形成了與西藏地區相區別的本地化建筑特征：第一，暗廊轉經道較短。轉經道較短主要源于此種類型的佛殿規模較小，其上所覆蓋的歇山屋頂構造復雜，往往需要控制在一定的規模范圍內，以適應本地寺院的經濟實力。第二，轉經道狹窄低矮。轉經道一般僅寬1 米有余，似僅為滿足一定數量信眾的禮拜要求而設。如瞿曇寺瞿曇殿位于樂都西南20余公里的瞿曇河畔，位置偏僻，周圍信眾人數不多，因此不需要規模較大的轉經道。妙因寺是魯土司的家廟，萬歲殿暗廊轉經道的使用者主要為其家族成員，人數較少。而塔爾寺的祈壽佛殿則僅保留暗廊形制，并不承擔實際的“右旋”禮拜作用。第三，轉經道采光較好。轉經道外墻開窗、開門較多，將西藏地區暗廊轉經道神秘威壓的氣氛轉變成了較為明亮親切的宗教氛圍，更加符合信眾對佛教壁畫的觀賞要求。

四 河湟佛殿的演進與影響

隨著明清時期河湟地區漢藏文化交流融合的不斷深入，河湟地區于明代早期所形成的重檐歇山頂疊加暗廊轉經道的佛殿類型，在漢藏這兩種典型結構組合關系的基礎上，也不斷進行著演進與變革。他們各自逐漸轉變為更易于營造實踐或更符合實際需求的建筑形式，開展著相互重新組合，產生了單檐歇山頂加暗廊轉經道、單檐歇山頂加外廊、兩層歇山頂加外廊、三滴水歇山頂加前廊等河湟地區不同類型的藏傳佛教殿堂（圖12），呈現出更加多樣的漢藏結合式佛殿建筑。

圖12 河湟地區佛殿類型演進示意

河湟地區在重檐歇山頂疊加暗廊轉經道基礎上持續產生的不同佛殿類型，自明代中期開始，其暗廊轉經道在佛殿建筑構成中的重要性逐漸降低，而漢地歇山屋頂則愈發占據突出地位。藏傳佛教殿堂方形平面、外圍回廊以及疊加其上的歇山屋頂，成為河湟地區佛殿的基本構成要素。如連城妙因寺的德爾金堂使用的是單檐歇山頂，暗廊轉經道的內墻則采用與佛殿相分隔的木板墻。紅城顯教寺的大殿使用單檐歇山頂，但暗廊轉經道轉變為了外廊式。湟中塔爾寺的釋迦佛殿使用兩層歇山頂，暗廊轉經道被外廊取代。同仁的年都乎寺彌勒佛殿使用三滴水歇山頂，佛殿前部設置前廊，其他部分則取消外廊。明清時期，河湟地區對漢、藏不同結構類型了解與掌握的不斷深化，特別是對漢地歇山屋頂的積極吸納并愈發重視，反映出河湟地區漢文化影響的日益加深，并由此形成了與西藏地區區別顯著的多樣化的河湟地區佛殿形式（圖13）。

圖13 河湟地區多種佛殿類型

處于藏傳佛教向外傳播起始階段的河湟地區，其多樣化的佛殿形式也在不斷向外輸出。自明代后期，經由黃河流域及河套地區，影響至內蒙古中、東部地區，同時經由河西走廊，影響至內蒙古、甘肅西部以及新疆厄魯特蒙古地區。在廣大的蒙古族分布區域均可以發現與河湟地區佛殿相同或相近的藏傳佛教殿堂實例，極大地豐富了蒙古族聚居地區的藏傳佛教殿堂形制（圖14）。如內蒙古赤峰的梵宗寺彌勒殿使用的是單檐歇山頂加暗廊轉經道的形制，內蒙古通遼興源寺瑪尼殿使用的是單檐歇山頂加外廊的形制，新疆伊犁昭蘇圣佑廟大殿使用的是兩層歇山頂加外廊的形制，內蒙古包頭美岱召琉璃殿使用的是三滴水歇山頂加外廊的形制。

圖14 蒙古族分布地區佛殿類型（興源寺、梅日更召、梵宗寺資料來自張鵬舉《內蒙古藏傳佛教建筑》［14］）

總結

河湟地區重檐歇山頂疊加暗廊轉經道的佛殿類型，雖然現存實例較少，但卻是漢藏傳統建筑中最為典型的兩種結構形式之間直接嫁接、相互借鑒的優秀代表，在結構形制、營造做法、造型特征等方面，起到了藏傳佛教建筑向外傳播過程中承上啟下、漸進過渡的關鍵作用，同時也是多元民族建筑文化共同推進中國傳統建筑不斷發展的有力見證。

致謝：在本文寫作過程中，夏魯寺布頓堂、瞿曇寺瞿曇殿的空間形式方面分別得到了徐宗威先生、王其亨先生、吳蔥先生的悉心指導。瞿曇殿、妙因寺、塔爾寺相關圖版內容，得到了瞿曇寺文物管理所逯海章所長、北京清城?，F研究院馬豪杰先生、魯土司衙門文物管理所楊國忠所長、塔爾寺大木匠師史生福先生等為本文專門拍攝的多幅現場照片。在此一并表示誠摯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