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格如人，個性紛呈

辛捷璐 楊經建

摘要：蘇童和葉兆言同屬江蘇當代著名作家，由于其歷史文化傳統、知識（中文）結構和創作經歷的相似，將兩者的小說在合議中進行辨識，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行的，其中，小說創作的個性風格是對他們比較研究的一個重要的維度，具體表現為以下三點：其一，文如其人，蘇童具有江南才子的氣質，他的才情、靈氣和天賦在同時代作家中出類拔萃;葉兆言具有金陵文士的氣質，出身于文學世家的葉兆言兼容文史哲的見識和素養，體現出儒雅、平和的君子之風。其二，蘇童小說綺麗、柔婉、輕逸、感傷，富于抒情而唯美的質地;葉兆言小說典雅、清醇、簡約、憂悒，擅長以平和清淡的話語尋找人生情趣。其三，女性人物是他們小說獨具特色的形象載體，不同在于，蘇童以擬女性化視角去挖掘女性由生命意志激發的情欲困惑，葉兆言以隱蔽而客觀的性別視角，通過對女性情愛的透視和描摹去體味世道人心中的溫情。

關鍵詞：蘇童;葉兆言;個性風格

江南才子與金陵文士

據說，蘇童有一次吃草莓，竟然猶如醉酒的人一般躺在白洋淀周邊的旅館內喃喃自語，并乘興寫下小說《白洋淀，紅月亮》。也就是說，蘇童一邊吃著草莓，一邊在他的“楓楊樹”和“香椿樹”下揮灑文筆，很容易使人聯想到有李白“斗酒詩百篇”的風度。的確，蘇童是當代文壇上公認的才子型作家。自古“江南出才子”，如，古代的“江南四大才子”唐伯虎、祝枝山、文徵明、徐禎卿，“民國四大才子”郁達夫、邵洵美、徐志摩、戴望舒也都是江南人氏。

蘇童出身于蘇州一個普通而清寒的家庭。蘇州既有人間天堂之稱，又是一個最具江南風韻、最富于藝術氣質的城市，古老的姑蘇文化培育了蘇童的靈性和才氣，因此，蘇童的才情、稟賦和資質在同時代作家中出類拔萃。我想，用這幾句話不知是否可以概括蘇童：清貧淡泊落人間，才華超群非等閑;江南自古多才俊，又有蘇童譜新篇。

江南地區自古人文薈萃，在中國是一種獨特的存在。無數文人志士流連忘返，醉心于江南風情，青石亭臺、山青水澈……這樣的環境會使人產生天然的親和感和歸屬感，最終達到人事合一的超脫境界?！笆暌挥X揚州夢”，江南注定是無數風流交集地方，是孕育、催生、放養江南才子的適宜土壤。江南才子們置身于江南這個夢和美的想象共同體，他們的創造力和想象力更多地通過文學藝術去表現，將生活藝術化。因此，蘇童總是沉浸在他所精心構建的“楓楊樹故鄉”、“香椿樹街”和歷史幽思中。

蘇童的才情和天賦，屬于先在性的精神資質，表達了一種沒有任何外在束縛力（如責任倫理或修、齊、治、平的弘道精神）的自在自為的釋放。在這個過程中，他的創作激情得以張揚，個性智慧得以舒展，審美感覺被開發到極致，現實世界的紛擾痛苦則被放置于審美距離之外。蘇童在《文學的另一面就是夢》中就提出“一個作家不能引領一個時代前進，也不能引導他人的人生，但是一個作家真正的貢獻是指出他所存在的那個時代的失落?！盵1]在蘇童的作品中，大都沒有宏大的歷史使命感和啟蒙拯救感，他在創作中擺脫了這些沉重的思想負載，使用個性化的語言來書寫張揚自我的真實意味，傳達出最為純粹的創作意欲。蘇童認為小說創作的關鍵在于作家思想的澆筑，當作品被賦予嶄新的靈魂，擁有了生命，充滿了生氣，才能與讀者產生心靈上的有效溝通，這種藝術效果才是作家創作的畢生追求與最高境界。然而，說來容易做起來卻無從下手，因為這樣的目標是沒有明確方向的，就像徐志摩在《我不知道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的詩中無奈地輕吟那樣：“我不知道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在蘇童看來，寫小說是一種獨特的生活方式，他迷戀寫作的快感，徜徉文字間的精妙奇趣，在文學虛構中體會生命的愉悅。每一次的文字創作之旅對蘇童來說都猶如愛麗絲夢游仙境般奇妙多姿、趣味橫生，詩與遠方盡顯于他的作品中，并以天才的創作能力召喚讀者一起完成一次探索生命奧秘的旅行。

第八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給蘇童的授獎辭，很確切地概括了他的才子型作家的特質：“蘇童是一個有夢想的人，一個能在語言中創造世界的作家。他用一種溫和的叛逆、典雅的想象和語詞的感性之美，為自己建構了一個豐盈、浩大的文學王國，并由此標示出當代中國在文學虛構和精神想象上業已抵達的高度。他的小說散發著纖細的憂傷和一種近乎頹唐的美，那種黯然和心痛，一直令人難以釋懷……他的寫作，是關于靈魂的敘事，也是一門個體生命如何自我展開的學問?！闭\然，當一位作家擁有了夢想，并以其過人的語言天賦構建出一座華麗的文學宮殿，以虛構與想象將精神內涵推升到一個全新的高度，將靈魂注入單調的黑白文字間來描繪繽紛多彩的人生畫卷，那么其創作也必然是成功的。

與蘇童的才子型不同，葉兆言是文士型作家，體現出儒雅平和的君子之風與從容散淡的文人之氣。

葉兆言出身文學世家，生活在一個充滿了書香氣的大家庭里，家族的影響深遠而鮮明。文化（文學）世家或世族而不是政治世家、經濟世家的形成，這是從古代到近現代的江南地區一種較為獨特的社會現象。以我們最熟悉的錢鍾書來說，他就是聞名天下的無錫錢氏世家的一員，包括錢玄同、錢基博、錢穆、錢鍾書，這個學術世家文運昌盛、一脈流傳。至于葉兆言，由葉圣陶→葉至善、葉至誠→葉兆言，這一文學家族的形成有人稱為“斯文的回響”，[2]葉兆言的祖父與父親在文學創作與文學編輯方面皆頗具成就，文化家族血緣和文學遺傳基因對葉兆言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精神上的“家族”相似性，使得葉兆言對于文學的立場態度和價值取舍不是由后天習得，而是心智本源的流貫和精神血脈的溝連。另外，葉氏家族將家訓“沒必要爭名奪利”[3]作為教育后代為人處世的準則，葉兆言醉心于創作而對外在物質條件毫不關心，這種淡泊名利的精神品質正是家風的傳承與影響。當這種文學血統和文化性格潛移默化地傳遞到葉兆言身上后，不僅陶鑄了他的性格氣質，也自然而然地會外化為他的文學創作風格。換一句話說，在大時代和小環境中，家世和家風直接養育了葉兆言的君子之風和文人之氣。

貫通文、史、哲的學識、見識和修養、素養，是造就葉兆言文士型作家的不可或缺的要素。葉兆言之所以飽讀詩書，這同樣也得益于葉家純正濃郁的人文熏陶。他的父親葉至誠是著名的藏書家，在父輩的諄諄教誨中，在書籍的熏陶感染下，讀書成為葉氏家族成員約定俗成的人生行為。有人說他是“書齋式的作家”，[4]他自稱是“雜食動物”，[5]可謂博覽群書，涉獵廣泛，尤其是外國文學的經典作品和中國歷史文化書籍。于是，當他“純粹享受閱讀的樂趣”，領會到閱讀所帶來的精神上的充盈與滿足，并通過這樣的性情和方式在作品中呈放自己的學識、見識和修養、素養時，他的筆下便會流溢出充滿書卷味的君子之風和文人之氣，讓人真正品味到“最是書香能致遠”。

總之，葉兆言身上似乎有南朝名士的風范。入世有為卻無甚著染，其高深通脫的精神境界，了悟人生世事的超越感，促成其創作超脫心態，展現出淡泊平和的個性氣質，從而也鑄造了他的為人風范和為文風格。

綺麗而感傷與清醇而憂悒

作為才子型作家，蘇童超凡脫俗的才華和天賦屬于先天的、內在的精神資質，這種精神資質體現在審美風格上，就是精致、綺麗、輕逸、灑脫、感傷，并貫注他小說創作的始終。有研究者稱蘇童小說是“唯美的敘述”，[6]也就是說蘇童小說的創作風格具有抒情的、唯美的傾向。

在中國文學史上，江南文化本身就含有獨具一格的詩性基質，頗具柔美、浪漫氣息，也成就了江南才子輕逸、灑脫、耽美的文化性格。蘇童創造的文學世界是對江南詩性文化的繼承和發展，無論是“楓楊樹故鄉”的地方志式傳奇、“香椿樹街”的1960年代風云少年的傳說，還是家國頹敗的歷史寓言、“紅粉”女性的群芳譜，蘇童都以獨特的風格進行想象性建構，用沒有具體時間概念的記憶方式，和能夠捕捉感覺本身的敘述來經營他的藝術世界，以此“營造陰森瑰麗的世界，敘說，靡感傷的傳奇”。[7]

“香樟樹街”是橫亙在蘇童文學記憶中的一條“南方”（蘇州）街道，他的筆樂此不疲地逗留、守候著這條“街道”，講述或是童年生活的某段頑劣時光，或是街道少年們的一些散亂、惆悵的思緒。在這些作品中，人物被置于想入非非又無所事事的世界，最充滿理想又最缺少生機的時代。少年時期的生活經歷成為蘇童寫作的不竭源泉與動力，他將自己的思想意識融于童年的狂歡中。時光匆匆，盡管這個時代已經消逝，但“香樟樹街”少年們的似水年華、自由放飛的夢想，包括他們萌動的情欲，在一種神思恍若的情調中，被蘇童寫得憂傷而凄婉。其間蘊含著一種無法言喻的惆悵之情，無可名狀卻又難以釋懷，蒼涼不已又令人神傷。

有人指出，蘇童小說的創作風格接通了南朝以來江南文學中的末世美學，婉約而精致、柔美而細膩、感傷而頹廢，六朝時期的煙雨飄搖成了江南文化自身的哀傷與悲痛?！斑@種末世美學和精致典雅的詩學是蘇童小說對古典美學和南方精神的繼承和發展?！盵8]

比如《妻妾成群》，蘇童以獨特方式對女性世界進行“窺視”和玄想，主人公頌蓮的命運悲劇通過她敏感而纖細的感受表達出來，蘇童用綺麗、雅致的語言來緩解由于女性悲劇性生存帶來的閱讀壓抑感，使得小說敘事表露出一種傷感、頹唐的抒情心態。而那種年輕女性的生命體驗和命運摧折，賦予整個作品以拂之不去的末世情調。是以，《妻妾成群》這部作品“它是古代、江南、天堂和地獄的結合體?！盵9]所謂無限美好卻也丑陋不堪，最終只余下一聲輕輕的喟嘆。

葉兆言的創作風格概括起來就是典雅、清雋、醇厚、散淡、憂悒。在這一風格支配下，即使是他的頗具先鋒意味的寫作，也被人稱作是“不動聲色的探索”。[10]在“不動聲色的探索”中，葉兆言從容地凝視、辨認人生的經緯，平靜地化解著“人”的或悲或喜的感慨，有時也以不乏幽默的、戲仿的方式講述著生存的兩難。葉兆言的小說雖然也涉及了性、暴力、死亡等大量的極致化元素，然而他的敘事方式卻從來不顯荒誕傳奇，猶如雨中樓閣、湖上亭臺一般靜默矗立在風雨間，自在隨適，娓娓道來，悠閑坦然。

在葉兆言備受稱贊的歷史敘事作品中，他好像一個立足于六朝古都、見過無數大小變故的學究，或是一位經歷風霜雨雪的老者，執著于過往歲月的陳年舊事，將世事沉浮娓娓道來。如“夜泊秦淮”系列（《追月樓》《狀元境》《十字鋪》《半邊營》等中篇）小說，維系著以往的歷史事件，將故事精心編制，彈奏出秦淮河畔風雨飄搖的驚心動魄，流露出風花雪月間的恩怨情仇。葉兆言不動神色地控制著敘事步調，好像在品茗閑談中將人間世事盡收眼底，用沉穩靜觀的態度，去打量歷史的更替與人世的演變，以平和清淡的話語來尋找人生故事的旨趣?！稜钤场返慕Y尾更是神來之筆，二胡聲曲調悠揚的二胡聲與那流淌的秦淮水，一同見證著歷史變遷。世人步履匆匆，有些人聽見了卻不曾駐足，有些人被旋律撩撥了心弦四下張望，而有些人卻是聞所未聞……就像張二胡的二胡旋律的那種大音希聲的沖淡，紛亂的世象被有意地虛化，自然本真的生活趣味被張揚，人的世俗化得以浮現其歷史本真的價值?！蹲吩聵恰啡獓@“氣節”，丁老先生在守節中透溢出的是“無可奈何花落去”的無奈，從這種無奈中人們可以感受到徹骨的憂郁。在這里，葉兆言小說那種平和而清雋、簡約而散淡、憂悒而擬舊的風格氣質，最適宜與那些深厚而幽遠的東西發生關系，雖然從中也不免流露出一些迷惘和悲郁，但內心深處潛藏著文人的歷史情懷與君子的文化鄉愁。

與蘇童一樣，葉兆言對“死亡”的書寫不在少數。他的小說世界始終穿插著死亡的敘述，并不斷加以變換。如“挽歌”系列之《殉情》寫李欣兩次為情自殺;“挽歌”系列之《殤逝的英雄》寫一個兒子早逝的老人與他過去的生命對話，最終在美好的向往中走向死亡，“幾十年的磨難終于變成了短暫的一瞬間?！薄侗紗省分心昀献婺傅耐蝗簧硗?《五月的黃昏》中叔叔自殺前后的種種……一般來說，文學對“死亡”的書寫往往會帶有極端化、強烈化的敘事力度，葉兆言卻用溫和的寫作方式來揭示“死亡”的殘酷，以委婉細膩的筆法和收放自如的講述去沖淡“死亡”的苦澀意味，把“死亡”還原給生命體驗自身，使讀者從中品味到不可名狀的人生況味和審美憂悒。當生的渴望與死的哀婉成為一對矛盾糾葛，人對于生命的體驗才得以完美展現?？梢哉f，葉兆言描寫“死亡”如此深入人心，其成功點在于那份平淡的從容，雖然說死亡是生命難以承受之重，在死亡來臨時卻變得無足輕重。實際上不止是寫“死亡”，在“夜泊秦淮”和“挽歌”等系列中宿命論也盡顯其中，縱使千般努力也無濟于事，一切都在冥冥中歸于氣數。葉兆言將一種徹骨的憂悒貫穿于作品，發揮到極致。

葉兆言曾表明：“我看問題就是這樣，總是處于混沌的游移的狀態之中，難以非常準確地確定什么，不相信絕對和唯一;這也就是我看世界的態度?！盵11]正是因為作者懷有一種“相對主義”的人生態度，使其在思考問題時永遠站在矛盾的中心，不偏不倚。顯然，這也是葉兆言創作風格形成的思想基礎。

擬女性化視角與中性視角

蘇童自稱：“我喜歡以女性形象結構小說，女性身上凝聚著更多的小說因素?！盵12]無獨有偶，葉兆言小說也呈露了對女性描寫的細膩筆調，勾勒出獨具特色的女性群體，女性成為他小說主題意蘊最具說服力的形象載體。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這塊人杰地靈的土地造就了眾多的溫婉多情的女子，也培養了才華出眾的文人。江南女子多情似水、人淡如菊，煙雨長巷中那個撐著油紙傘，散發著丁香般愁怨的姑娘早已銘刻進了人們的心中?！澳戏降慕洕皇古暂^早且較大規模地進入了消費生活，另一方面是由于傳統文化，少亡國之恨常常通過女性話語來表達，再一個方面則是香草美人的象喻，文中的君國心事往往循此婉曲呈現?！盵13]在這種文化氛圍的影響下，江南風物多少都摻雜了一絲特別的陰柔感，呈現出女性化的美質。乃至可以說，蘇童、葉兆言這一類作家是江南地區“最后的文人”，他們深受地域環境潛移默化的影響，他們把女性作為江南詩性文化特定的歷史文化象喻，并在這些女性既浮出歷史地表又淪入歷史深淵的形象刻畫中，表達出作者的歷史憬悟和人文關懷。

不同的是，蘇童寫女性不是基于“五四”以來主流文學對女性形象的現代性追問，賦予女性形象以啟蒙理性的意義，而是以擬女性化的視角去刻畫女性形象，

在《婚姻即景》中蘇童坦率表明了自己對展現女性命運的決心與信心：“我有的只是白紙上好好畫畫的信心和描繪舊時代的古怪的激情。我向來以為女性內心世界極其豐富多彩，特別是被舊道德禁錮的婦女……況且離現實有一段距離后，分寸感更易把握?！?《妻妾成群》的女主人公、19 歲的頌蓮曾受到“五四”新思潮的影響，和任何一個剛出校門的少女一樣，她也有對愛情的憧憬和浪漫感覺。但她在父親去世家道中落后無奈嫁入陳家大院，這種理想和愿望從踏進陳家大院第一天起就面臨毀滅。在那口葬送了女子鮮活生命的深井中，頌蓮仿佛看到了自己和梅姍的未來，井水中好似早已漂蕩著她的身影，她意識到如要追逐未來的生存權利，陳佐千便是她唯一的希望。面對深宅大院內的勾心斗角、爾虞我詐，蘇童筆下的女性展現出了極強的適應能力與應變對策。頌蓮與梅珊、卓云以及丫鬟雁兒在周旋、暗算中爭奪話語權，以“床上的機敏”博取陳佐千的歡心。實際上，陳家大院的女人們在行事上有其個性特點，但她們的生存智慧和才能，以及相互之間的復雜關系，統統以維護自己與陳佐千的性愛關系為施展的前提?！镀捩扇骸钒雅缘挠鑼懙梦朗闱?，如細雨般綿柔灑落;擬女性化敘述也盡顯古典雅致，好似一幅古樸畫卷緩緩攤開，顯露出一方山水，憂傷哀愁的情調撲面襲來，灑落心間。

《婦女生活》中的嫻、芝、簫三代女性，雖然她們的生活內容不相同，但她們的人生更迭都帶有宿命意味，她們的命運走向都具有悲劇性色彩。對這些女性，蘇童沒有去迎合主流色彩的啟蒙話語，只是以自己的眼光關注她們的生存，描述了女性本身對現實欲望、內心沖動、人性掙扎的感知，以及靈魂浮出歷史地表的不安與彷徨。在這樣的“婦女生活”中，女性的悲劇性結局不再是“美人遲暮”式的紅顏逝去、殘燭燃盡，而是由于歷史的擠壓、生存的變異而引起的人生落魄、命運淪落，其中散發出的是歷史頹敗的氣息

與蘇童的擬女性化視角不同，葉兆言以中性（隱蔽而客觀的性別）的視角寫女性的情愛追求，用獨特的寫作方式超越個人情感的狹窄空間，去表現愛情與人生社會以及歷史時代的深廣聯系。雖然他小說中的女性并沒有圓滿的情愛和完善的人生，但是他以獨特的視角對女性情愛進行描摹和透析，讓人們體味到了世道人心中的溫情。葉兆言歷史題材小說也十分注重對女性形象的塑造，他的筆端集中于冷僻而瑣屑的歷史底層，以細膩的描寫去呈現女性的生存狀況和精神面貌，借女性形象展示冷暖無常、變幻莫測的世態人情，通過一些微不足道的生命個體來演繹女性悲劇命運。

像《棗樹的故事》里的岫云，《花影》里的妤小姐、《狀元境》里的三姐、《半邊營》里的華太太……都是在時代洪流下無法左右自己命運的底層女子，只能像浮萍那樣被不斷變幻、錯亂的歷史撥弄來撥弄去。她們更無法攪動歷史的風云，只能以逆來順受的方式，憑借底層女性固有的狡黠和心智，忍受著生存的艱難。

在《棗樹的故事》中，小說的敘述圍繞岫云展開，一方面通過不同的視角（“我”和四十年的一個小報作家），敘述者依憑與主人公岫云的關系進入故事內部，岫云的人生經歷被不同的敘述話語所講述、所分解，傳統小說所遵循的統一的敘事秩序和完整的情節結構被拆解，在敘述視角和敘述節奏的不斷變化中，岫云的故事充滿了人生的宿命感和歷史的偶然性。另一方面文本敘述打亂了自然時空順序：先是隱形敘述者的客觀敘述，再是作家介入文本與爾勇一起追敘，然后是“我”在一種敘述的焦慮中和岫云一道還原、再現其人生情狀。在葉兆言筆下，岫云一輩子都在被拋棄和被凌辱中艱難度過，這個平凡女性被“流放”的一生始終在同命運作抗爭。她對任何對她稍微好一點的男人都能傾心相待，傳統意義上的道德對岫云來說已是無關緊要或是虛偽至極，她渴求的是一種心靈的充實與滿足感。讀者可能會站在道德制高點對她的行為不齒，但是從更深的層面來看，岫云的經歷其實代表了在傳統世俗約束下女性的彷徨與迷茫，女性無法走出時代迷宮做出明智的選擇，道德與欲望之間的抉擇變得尤其困難，岫云苦苦掙扎的情狀更是這一時期眾多女性的真實寫照。這似乎是源于人性之深處的軟弱和卑怯，她也做過劇烈的反抗，甚至走過極端，但是這些行為在世俗倫理面前顯得一文不值，充其量只是無奈而無力的抗爭。她的人生軌跡就像她所身處歷史的運行規律那樣，無非就是無數偶然事件的總和。

葉兆言認為岫云們永遠身在人生困境中，就像徘徊在秦淮河的歷史迷霧里。于是，人生困境和歷史迷霧成為她們想去突破、穿越的誘惑，但走出這個“境”（《狀元境》）“營”（《半月營》），卻又進入那個“樓”（《追月樓》）和“鋪”（《十字鋪》），這就注定了她們一生都在困境和迷霧中徘徊。葉兆言將女性形象放置于動蕩的歷史，在他看來，將女性放在亂世處境，賦予她們真切的歷史身份，才能以女性的悲劇命運諷喻歷史的悲劇性。對于這樣的女性書寫，葉兆言的筆觸始終充滿倫理溫情和悲憫基調，這也使得他的小說敘事并不顯得激烈、奇譎，而是獲得從容、和緩的寫作氣度。

[注釋]

[1]蘇童：《文學的另一面就是夢》，《書屋》，2016年第4期。

[2]趙普光、牛亞南：《斯文的回響：蘇州葉氏家族文化評傳》，鄭州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3]李亦明：《作家葉兆言訪談錄》，《中華讀書報》，2004年8月4日。

[4][11]林舟：《寫作：生命的擺渡——葉兆言訪談錄》，《花城》，1997年第2期。

[5]李倩：《葉兆言：最是書香能致遠》，《中國紀檢監察》，2015年第10期。

[6] 張學昕：《唯美的敘述——蘇童短篇小說論》，《當代作家評論》，2004年第3期。

[7][美]王德威：《南方的墮落與誘惑》，《讀書》，1998年第4期。

[8] 吳雪麗：《從“詩性江南”到“日常江南”——論蘇童小說中的“江南”書寫》，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8期。

[9] 張清華：《天堂的哀歌——蘇童論》，《鐘山》，2001年第1期。

[10]陳思和、楊斌華：《不動聲色的探索——評〈懸掛的綠蘋果〉》，《鐘山》，1986年第2期。

[11]蘇童：《尋找燈繩》，江蘇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頁。

[12]汪政、曉華：《多少樓臺煙雨中——江蘇小說詩性論綱》，《小說評論》，2007年第3期。

作者單位：蘇州市善耕實驗小學校;

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