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陶冶記述及其思想意涵

路學軍

（平頂山學院，河南平頂山， 467000）

0 前言

戰國時期，社會激蕩變遷，經濟長足進步，而與之對應，在陶冶生產、流通領域，與前代相比，變化也至為明顯，對此《孟子》一書進行了一定記述，形成了特有的陶冶書寫，不僅體現了當時陶冶發展的某些情況，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孟子的思想意涵。

1 《孟子》所見戰國陶器交易

西周時期，工商食官為手工業發展的基本制度，也就是說，大多數手工業門類都被納入官府管理的軌道，不僅工匠、生產場地歸屬官府，由官府統一安置，就是生產產品也統由官府調度。陶冶業為“百工”之一，因此陶冶匠人自然在“食官”之列?！抖Y記·曲禮下》載：“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盵1]對此鄭玄注云：“土工，陶、旊也?！盵2]由此可知，所謂“天子六工”即為當時手工業的主要門類，也是“工商食官”的基本組成部分，而其中的“土工”即為陶冶工匠，作為“六工”之一，無疑也歸屬“食官”之列。墨子也曾論及“工商食官”制度：“是故古者圣王制為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輪、車、鞼、匏、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盵3]在這里，墨子指出陶冶為古代“圣王”所管理的“百工”之一，意即歸屬官府管理，因此陶冶匠人“食官”屬性也就毋容置疑了。

一般來說，“工商食官”所生產的產品主要是為滿足宮廷和官府之需。不過隨著生產水平的提高和生產規模的擴大，“食官”所生產的產品，在滿足宮廷和官府需求的同時，也會有些剩余，而這些多余產品有時就會拿到市場銷售?！吨芏Y·考工記》載：“凡陶瓬之事，髺墾薜暴不入市?！盵4]可見，百工所生產的產品除了大部分供國家調遣使用外，尚有部分能夠在市場流通。不僅如此，這些允許在市場流通的“食官”產品，一如既往對其質量有嚴格要求，不允許因為在外流通而降低標準，這也體現出食官體制之下，官府對手工業的管理從各個方面都十分嚴格。由于陶冶器具需求量浩大，因此西周時期，在陶冶生產方面，除服務于官府的陶冶匠人外，尚有一些私人手工業也有存在，以滿足平頭百姓的用陶需要。此外，民間用陶除購買途徑外，有些家庭還保留家庭自制陶器的傳統。事實上，陶冶生產本就以家庭為主，甚至到春秋戰國時期，這一傳統仍然在一些地方頑強保留，尤其在鄉村地區更是如此?！赌印份d：“魯之南鄙人有吳慮者，冬陶夏耕，自比于舜?！盵5]可見，直到戰國初期，民間家庭自作陶器現象尚存。

春秋以降，隨著工商食官體制的衰落和商品經濟的發展，私人工匠數量和生產的手工業品產量顯著增加，及至戰國時期，陶器制品的交易已經相當頻繁，成為當時商品交易的重要內容。在《孟子》中，對陶器交易記載頗為集中。

《孟子卷十二告子章句下》載：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痹唬骸胺蚝?，五谷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于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盵6]

白圭為魏惠王大臣，善于經營，主張降低稅收，他曾向孟子詢問二十而取一的賦稅政策。孟子則以陶冶設喻以為不可行。從孟子的比喻中可以看到，國家或城邑用陶是依賴專業陶工，其交易性質相當明確?！疤找怨?，且不可以為國”，此處陶顯然指的是陶工，其數量多寡甚至成為國家是否穩定的重要因素。

《孟子·滕文公上》載許行與孟子的對話不僅記述了陶冶交易本身，更清楚展現了當時陶冶交易范圍的廣泛性：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后食乎？”曰：“然?！薄霸S子必織布而后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薄霸S子冠乎？”曰：“冠?！痹唬骸稗晒?？”曰：“冠素?！痹唬骸白钥椫c？”曰：“否。以粟易之?！痹唬骸霸S子奚為不自織？”曰：“害于耕?！痹唬骸霸S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薄白詾橹c？”曰：“否，以粟易之?！薄耙运谝仔灯髡?，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盵7]

許行是戰國農家學派的代表人物，主張人人應參與農業生產，反對不勞而獲，提出“賢者與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盵8]許行和他的學生也身體力行，親事稼穡，躬身農耕。從經濟價值趨向上，許行無疑是提倡自給自足，傾向于自然經濟的。但即使如此，許行學派也無法脫離商品交換，需要購買陶器等器具。更為重要的是，此段記載也說明當時陶冶交易不僅在城市，而且在廣大鄉村也普遍存在，生動反映出戰國中期，商品生產的長足發展以及不可忽視的社會影響力。

2 孟子賦稅觀在陶冶文獻中的體現與意涵

總體上，孟子主張減輕賦稅，孟子說：“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9]可見，孟子是希望通過減輕賦稅以達到富民目的，并進而為百姓知禮明德奠定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在戰國中期商品經濟迅速發展的背景下，孟子也重視商業發展，為促進商業流通，孟子甚至提出“關譏而不征”的主張，即雖然設立管理商業的關卡，但卻只負責稽查而不征稅，孟子曰：

尊賢使能，俊杰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愿藏于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愿耕于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愿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于天下。無敵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盵10]

盡管孟子對農業和工商業都提出減低賦稅，甚至是取消稅收的主張，但需要注意的是，這只是孟子的理想。事實上，孟子雖然主張薄稅斂，但也主張要維持一定的稅率。

在與白圭的對話中，孟子話語不僅反映出當時陶瓷流通的頻繁，也通過陶冶交易，闡述了他的賦稅觀，而更為重要的是，從中還可一窺孟子仁政思想的更深層意涵。

作為以善經營而著稱的人物，白圭主張通過壓低賦稅刺激商業流通，從而促進經濟發展，但當他向孟子詢問采取“吾欲二十而取一”的賦稅之舉是否可行時，孟子指出此舉未能考慮地域差別，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痹谶@里，孟子指出：“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币簿褪钦f，貉地社會經濟落后，人口稀少，用度有限，故采用“二十而取一”的低稅賦可以滿足當地需求。而中原地區，人口眾多，社會結構復雜，情況則完全不同，因此孟子才會說“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11]

事實上，在一些傳統研究中，白圭與孟子的這段對話，其蘊含的經濟思想以及更深層的意義未被充分重視。必須看到的是，孟子作為一代儒家代表人物，其既有倡導輕徭薄賦，主張降低乃至取消賦稅的一面，但同時孟子思想中也包含因地制宜，維護賦稅平衡的思想，這對完整理解孟子經濟思想，乃至于孟子仁政觀顯然是很有裨益的。在這里，孟子通過借用陶冶說明其賦稅觀，體現陶冶作為當時在市場上充分交易的商品，人們普遍較為熟悉，故孟子隨手拈來，而聽者亦可容易理解，這也再一次印證了當時陶冶發展的水平之高。

3 《孟子》所見陶禮器與實用器的分野

眾所周知，陶器自誕生以來，不僅是生活用具，也很早就被作為禮器使用。從種類、器型等方面看，在原始社會末期，陶禮器就已經相當完備，而在青銅器廣泛出現后，二者之間又互取所長，相互承襲。

夏商周三代以降，尤其是到商代和西周，由于以王族為代表的高級貴族在祭祀、隨葬等禮制活動中使用青銅禮器較多，故使得陶禮器的影響有所下降。在春秋戰國時期，在地位較低貴族中和一些庶民中，陶禮器的使用開始更為頻繁。

值得注意的是，到戰國時期，隨著陶器流通的更加廣泛，陶器交易更為頻繁，不僅民間生活陶制器具的使用已經相當普遍，陶禮器在使用范圍上也有了相當顯著的變化。

無論是出土文物還是文獻都表明，在日常生活中，以往更多被用作禮器的一些陶器作為日常生活用具，越來越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以“豆”為例，“豆”的數量較多，多用陶器制成，既為禮器，也可作為日常用具?！吨芏Y·考工記》載：“瓬人為簋，實一觳，崇尺，厚半寸，唇寸，豆實三而成觳，崇尺。凡陶瓬之事，髺墾薜暴不入市。器中膊，豆中縣。膊崇四尺，方四寸?！盵12]

在《論語》中，凡二處涉及“豆”，均與禮制相關：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e豆之事，則有司存。[13]

衛靈公問陳于孔子?？鬃訉υ唬骸百薅怪?，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盵14]

而在《孟子》中，涉及“豆”共三處，均與日常用具相關。

其一：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鐘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鐘于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15]

其二：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16]

其三：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茍非其人，簞食豆羹見于色?！盵17]

可以看到，與《論語》所記載明顯不同的是，《孟子》所載“豆”與禮器均無關，而皆與實際生活有關，可見戰國中期，原多為禮器的陶冶制品，在保持其禮器功用的同時，更多進入生活領域，應該說這也是陶冶生產與流通發展的具體顯現。

再以“壺”為例，實際上，在出土文物中“壺”的數量較多，在《孟子》亦有關于壺的相關記述：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18]

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辈恍型跽茽?。茍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19]

戰國時期的“壺”兼有銅壺和陶壺，在出土文物中，陶壺數量多，器型、紋飾種類繁多，尤其是在民間，陶壺數量更是占據明顯優勢，《孟子》所云“簞食壺漿”中的“壺”為百姓所用之“壺”，故此多數應當為陶器制成，其用途也為日常使用。

從《孟子》之中可以看到，這一時期，陶器不僅多有與青銅器相互參照的現象，而且與生活用具也有較多交融。事實上，不僅“豆”“壺”如此，從大量同一時期出土文物來看，仿青銅的陶器在社會生活中廣泛應用，業已蔚為風氣。

總之，隨著戰國時期社會經濟的變遷發展，在陶冶生產流通領域也出現了顯著變化。通過《孟子》的記述，可以看到戰國時期陶冶流通交易已經相當普遍，以往多用于禮器的一些陶器，隨著陶冶生產和流通的發展，在民間日益普及，而從《孟子》一書的陶冶記述中，也能看到孟子流通觀、賦稅觀的多重內涵，這對于完整理解孟子經濟思想，乃至于仁政思想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