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確立”的理論溯源、歷史證成及實踐指向

摘要：“兩個確立”是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的最新論斷，也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取得的重要理論創新成果，是理論、歷史和現實“三維邏輯”的整體統一。從理論邏輯上看，“兩個確立”具有鮮明的馬克思主義意蘊，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為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來源;從歷史邏輯上看，“兩個確立”是中國共產黨百年黨史的重要啟示，堅強的領導核心和科學的理論指導事關黨和國家的命運與前途;從現實邏輯上看，“兩個確立”具有鮮明的現實導向作用，是維護政治秩序、鞏固政治團結的首要任務，是中國共產黨以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的必然要求，是強化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地位的政治依托，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具有決定性意義。

關鍵詞：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兩個確立”;理論溯源;歷史證成;實踐指向

中圖分類號：D2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2991（2022）01-020-010

作者簡介：黃智春（1993- ），男，福建福州人，貴州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021級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研究。

《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黨確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反映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對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對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具有決定性意義”[1]（以下簡稱為“兩個確立”）?！皟蓚€確立”是對“兩個維護”的意涵升華，實現了新時代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具象化表達，既強調習近平總書記的核心地位是保持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的關鍵，也進一步明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黨和國家事業、意識形態領域中的指導性作用。切實擁護“兩個確立”，需要從理論高度剖析其科學性與合理性，通過構建“理論—歷史—實踐”的三重邏輯，對“兩個確立”的生成機理與現實必然、理論內涵與實踐指向進行梳理總結，對于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兩個確立”的豐富內涵并將其轉化為政治自覺與行動自覺具有重要意義。

一、理論溯源：“兩個確立”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理論自覺

（一）領導權威是無產階級政黨發揮作用的關鍵

“確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1]實質上是馬克思主義政黨話語體系中如何確立領袖權威的問題。對于馬克思主義政黨而言，權威的確立尤為重要，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對其有過經典論述。

1.馬克思、恩格斯從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出發，闡釋“權威”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核心作用。馬克思主義認為，在人類社會發展中，權威在政治生活中的存在有其必然性，這是由社會基本矛盾所決定的。馬克思、恩格斯開創的唯物史觀，把人民作為歷史活動的主體，歷史的產生、演進和消亡在某種程度上歸結于人民群眾行為的合力作用。但是，人民群眾的思想和行為需要有權威的領袖及其思想的引導。由此，無產階級政黨應運而生，它始終代表人民廣泛的、普遍的利益，黨員是“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2]（P44）。無產階級事業崇高而神圣，同時充滿各種艱難險阻，既需要黨員有堅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奮斗情懷，也必須具備高度的紀律性和組織性，實現以權威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一個單獨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揮自己，一個樂隊就需要一個樂隊指揮”[3]。恩格斯關于“權威”的闡釋則是通過抨擊了權威原則是絕對壞的東西，自治原則是絕對好的東西的非黑即白的謬論而完成的。恩格斯指出：“有些社會主義者近來開始了一次真正的十字軍征討，來反對他們稱之為權威原則的東西。他們要想給這種或那種行為定罪，只要把它們說成是權威的就行了”[4]（P335）。在他看來，權威的存在不是無意義的，其產生在現代社會關系中具有客觀必然性。在階級社會中，權威主要是指在階級政黨領導下人民對國家政治、法律、制度等方面的權力服從。一個政黨或組織若缺少了領導權威，就會像“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4]（P337），漫無目的，失去方向。

2.列寧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權威”的基本立場、觀點，將“維護黨的權威”原則應用于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為“反對專制政府，爭取政治自由”[5]（P285），列寧在《怎么辦？我們運動的迫切任務》中指出：工人階級“要組織政黨，組織起來同專制政府和整個資本主義社會進行堅決的斗爭”[5]（P286），否則工人運動就會軟弱無力?！霸跉v史上，任何一個階級，如果不推舉出自己的善于組織運動和領導運動的政治領袖和先進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統治地位”[5]（P286）。十月革命勝利后，俄國面對波譎云詭的國內外局勢，要突破帝國主義的“十面埋伏”和國內反革命集團的“明槍暗箭”，創造一個有利于社會主義建設的政治空間，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就必須意志統一，向黨中央看齊，要“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組織起來，在黨內實行近似軍事紀律那樣的鐵的紀律”[6]。在列寧看來，其一，政黨是工人階級賴以存在的政治組織，工人階級只有團結起來，形成一個有路線、方針、政策的政黨，才能在同資產階級的斗爭中處于相對有利的位置，而其中的路線、方針、政策應該是政黨最高意志的體現。其二，要從根本上保證政黨組織的有效性、有序性、穩定性，就必須建立“權力威信”，由政治領袖和先進代表所構成的黨中央就是各級黨組織的“總指揮”，只有將政治權力最大程度集中于黨的中央機關，才能增強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對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認同與信任，權力集中化才能使組織優勢有效轉化為發展優勢，避免政黨陷入精神渙散、思想分裂的危險境地。

（二）思想理論是無產階級運動正確方向的指引

“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1]實質上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中如何確立理論的指導性地位的問題。盡管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中極少直接提及理論指導的作用，但是他們所引領的思想變革推動了歷史發展的進程。

1.馬克思主義的時代出場是理論與實踐相互作用的結果。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指出：“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7]。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并非偶然，工業革命所引起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社會關系的急劇變化為其產生提供了基礎，工業革命在產生巨大的社會生產力并創造大量物質財富的同時，也產生了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固有矛盾——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和新的階級矛盾——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1842年在倫敦公開發表的《共產黨宣言》是馬克思、恩格斯為世界上第一個國際性的無產階級政黨共產主義者同盟起草的政治綱領，也為世界上“一切反對現存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運動”[2]（P66）賦予了理論上的科學性與合理性?！豆伯a黨宣言》問世后，馬克思、恩格斯沒有因理論的誕生而停止實踐的步伐，1848年革命使他們將宣言中所闡釋的基本原理應用于斗爭實踐。從此，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光芒猶如初升的旭日照亮了工人運動的坎坷前路，也“照亮了人類探索歷史規律和尋求自身解放的道路”[8]（P6）。

2.列寧將理論視為革命運動的根本支撐。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實踐者列寧指出：“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盵5]（P311）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國進入帝國主義階段。作為帝國主義鏈條上的薄弱環節，俄國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等多重社會矛盾交織，催生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歷史性任務，要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就必須有一個能夠獨立領導革命運動的無產階級政黨。1898年3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宣告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誕生。但是，一大后社會民主工黨內部的思想混亂、政治動亂、組織渙散等一系列問題仍在影響統一的工人階級政黨的真正建立，也阻礙了俄國革命的進程。與此同時，在俄國理論界，伯恩斯坦修正主義借“時代的變化”，以各種毫無說服力的說辭抨擊馬克思主義，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一種被時代拋棄、僵化不變的教條理論，由此對馬克思主義進行篡改、修正。要消除伯恩斯坦修正主義的不良影響，就必須建立一個統一的革命政黨，而革命政黨的成立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確立科學的理論指導是糾正錯誤思想和成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必要條件。因此，列寧借用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斥責的“一步實際運動比一打綱領更重要”[5]（P311）來論證“理論無用”純屬無稽之談，新生的政黨必須清理那些“有使運動離開正確道路危險”[5]（P311）的派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所承擔的革命任務證明了“只有以先進理論為指南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的作用”[5]（P311-312）。

二、歷史證成：“兩個確立”是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經驗總結

“黨的歷史是最生動、最有說服力的教科書”[9]?！皟蓚€確立”是中國共產黨人從百年黨史中所獲得的重要啟示。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時期，堅強的領導核心和科學的理論指導都是黨偉大事業成功的“重要密鑰”。

（一）堅強的領導核心是黨和國家命運的定盤星

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無產階級政黨，在黨的各個歷史階段，馬克思主義關于權威與核心的立場、觀點都深刻地影響著中國共產黨人的斗爭策略和實踐行動。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基本原則與要求在黨的各類重要歷史文件、文獻中均有所體現。

1.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首次提出黨的權威地位和集中統一領導，并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的核心地位，由此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第十八條強調“全國大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之議決，本黨黨員皆須絕對服從之”[10]。遵義會議后，黨的路線走上了正確軌道，集中解決了黨內面臨的最迫切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為扭轉時局開宗正源。1938年11月中國共產黨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關于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中提出“四個服從”，即個人對組織的服從、少數對多數的服從、下級對上級的服從、全黨對中央的服從，進一步明確了黨的中央委員會是黨的最高機關，在政治上、組織上指導黨的一切工作，“各級黨的委員會的委員必須無條件的執行”[11]黨中央的決議。1943年，毛澤東同志將“統一領導”作為需要切實執行的十大重要政策之一，他曾引用《左傳》里的“一國三公”的成語強調實行一元化領導的重要性。1945年，黨的七大將“四個服從”寫入黨章，首次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賦予黨的紀律約束和制度保障，實現了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全黨的團結一致，為抗日戰爭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礎。

2.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進一步鞏固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有力扭轉了革命勝利后黨內的不良風氣，為穩固政權、自強謀新開辟道路。全國革命的勝利，使黨內驕傲自滿、沾沾自喜的不良風氣以及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不良作風出現抬頭之勢，使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政治原則逐漸淡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成為了執政黨，為了在趕考路上“決不當李自成”[12]，就必須始終將黨中央權威和黨的集中統一領導貫徹于黨的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面。在黨中央的領導下，我國開展了保家衛國的抗美援朝戰爭、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的整風整黨運動、復蘇經濟的“一化三改”等一系列任務，使“新中國在錯綜復雜的國內國際環境中站穩了腳跟”[1]。1954年，中國共產黨七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總結革命經驗，強調了團結對革命勝利的推動作用，“黨的團結的唯一中心是黨的中央”[13]，要“反對任何妨礙中央統一領導、損害中央的團結和威信的言論和行動”[13]。1956年，毛澤東同志在《論十大關系》中論述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時指出：“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我們的國家這樣大，人口這樣多，情況這樣復雜，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只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14]?？梢?，黨中央強有力的統一領導是建立一個強大的、有生命力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前提。一方面，不能因為要實現統一領導，就大大收縮地方權力，把地方管嚴、管死。另一方面，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不能以破壞“必要的統一”為代價。1956年中共八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指出：“黨的民主原則不能離開黨的集中原則。黨是以一切黨員都要遵守的紀律聯結起來的統一的戰斗組織;沒有紀律，黨決不能領導國家和人民戰勝強大的敵人而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15]。黨中央作為階級組織的最高領導核心，其權威地位和作用必須體現在國家生活的各個方面，任何時候違反黨的政治路線和組織原則的行為都要堅決反對，這是對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作出的綱領性規定。

3.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重新確立了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拔幕蟾锩焙?，中國共產黨大力推進政治、思想、組織的全方位撥亂反正，明確了民主集中制是黨的根本組織原則和領導制度。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把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并作出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形成了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核心的重新確立使黨和國家的各項工作回歸正軌，實現了具有深遠意義的歷史性轉折，中國由此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將中國的經濟發展引入“快車道”，同時也提出了新形勢下如何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新課題。黨和國家領導人在不同場合反復強調維護黨中央的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對黨的事業的興衰成敗起決定性作用。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在加速改革的過程中實現了“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16]。

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將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提升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歷史方位下，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被賦予了更加深刻的政治意義。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史為鑒、以史為師，以宏觀的政治視野看待權威的重要性，“黨的歷史、新中國發展的歷史都告訴我們：要治理好我們這個大黨、治理好我們這個大國，保證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至關重要，維護黨中央權威至關重要”[17]。權威的集中是黨的事業興旺發達、蒸蒸日上的重要保證，也是人民幸福安康的政治前提，關系著一個國家的興衰榮辱與前途命運，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對堅持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原則都不會有絲毫的妥協。如果打破這個政治鐵律，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就會失去內在約束力，黨就會成為“自行其是的‘私人俱樂部’”[18]。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明確指出：“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保證全黨令行禁止，是黨和國家前途命運所系，是全國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目的?！盵19]2018年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第一次在黨內法規中完整概括了“兩個維護”，即“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20]。從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向“兩個維護”的認識發展既是對黨的建設中存在隱患的現實應對，也是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實現開創性突破和全方位變革的政治自覺。

（二）科學的理論指導是黨和國家前途的指南針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指出：“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21]。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引用了這句至理名言，強調思想理論對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指導作用，“馬克思主義始終是我們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是我們認識世界、把握規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盵8]（P15）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帶領人民突破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重壓迫的困局，在布滿戰爭瘡痍的華夏大地上建立起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政權，接連取得為世界驚嘆的歷史性成就，不僅在于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堅守初心、不懈奮斗，還在于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成果的科學指導。

1.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落地生根，為中國走出封建社會的漫漫長夜、走向獨立自強的光明前景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1840年鴉片戰爭后，在西方的堅船利炮下，曾對東方文明產生深遠影響的儒家思想隨著內憂外患、山河破碎的形勢而遭到國人的質疑?！拔鲗W東漸”的浪潮使當時的有識之士把救亡圖存的希望寄托于向西方學習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并尋求政治上的改革。但事實證明，舊有階級派別由于封建社會內部的局限性，并沒有能力解決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新興民族資產階級雖然有發展資本主義和參與政權的訴求、反抗外來侵略和追求民族獨立的愿望，但因自身力量弱小，溫和漸進的改良道路終以失敗告終。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人士高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推翻了延續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但由于沒有找到解決國家前途命運問題的正確道路和領導力量，仍沒能完成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在東歐平原上爆發的“十月革命”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揭示了資本主義終究會被社會主義所取代的歷史必然。馬克思主義以其高度的科學性和革命性，吸引著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以李大釗為代表的知識分子開始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給苦苦探尋救亡圖存出路的中國人民指明了前進方向，對近代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2.形成并發展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并成為指導中國革命的理論基礎，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然而，“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盵22]如何使馬克思主義更好地適應中國國情、指導中國實踐、解決中國問題，是中國共產黨面臨的關鍵問題。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先占領城市后擴大到農村的俄國革命道路與中國的革命現實相悖，必須尋找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新路。為此，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勇于破除機械化的馬克思主義，深入分析中國當時的社會形態和階級狀況，將黨的工作重心從城市轉移到農村，建立了農村革命根據地，依靠人民群眾開展革命斗爭，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創立了毛澤東思想，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指導和正確的奮斗方向?！懊珴蓶|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盵1]在毛澤東思想的引領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相繼取得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一系列革命勝利，結束了近代以來戰亂頻發、四分五裂的混亂局面，從根本上改變了人民被剝削、被壓迫、被奴役的悲慘命運，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性任務。正如胡喬木所言：“如果沒有毛澤東思想，很難設想中國革命能夠勝利。中國革命曾經經歷了那么多的艱難，那么多的曲折，那么多的犧牲，并不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不相信馬克思主義，而是因為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很不容易，這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盵23]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不囿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提供的“模板”，也不甘做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翻版”，在“以蘇為鑒”的同時領導人民自力更生、發憤圖強。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掀起了一場“中國歷史上從來不曾有過的熱氣騰騰的社會主義建設”[24]，實現了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

3.形成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引領中國從站起來走向富起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初期，歷經浩劫后的黨和國家何去何從，是擺在全體中國人面前的重要課題，只有以正確的理論思想為指導才能驅散人們頭腦中的迷霧，才能為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指明正確方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勇于突破“兩個凡是”的思想桎梏，深刻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正反兩方面經驗，圍繞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問題進行了一系列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創新，創立了鄧小平理論，深刻揭示了社會主義本質，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明確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25]（P3）。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世界社會主義事業遭遇嚴重挫折，一些西方學者曾預言中國將重蹈蘇聯覆轍，社會主義會從此走向末路。然而，中國共產黨對危機的應對使西方人的幻想化作泡影。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在實踐中加深了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和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認識，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叭齻€代表”重要思想引領中國人民在世界社會主義事業遭遇挫折和考驗面前捍衛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創全面改革開放新局面，成功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新的世紀。黨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結合新形勢新問題，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創新、理論創新、制度創新，深刻認識和回答了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問題，形成了科學發展觀，引領中國走上了以人為本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道路。

4.形成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引領中國從站起來、富起來走向強起來。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繼承并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深刻總結并充分運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歷史經驗，從新的實際出發，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全新的歷史方位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以完整的體系、深刻的內涵、嚴謹的邏輯、宏大的視野闡釋了新時代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問題、新思路、新方案，圍繞“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什么樣的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怎樣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等重大時代課題”[1]，提出了一系列原創性的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是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深化和理論創新的重大成果。

三、實踐指向：“兩個確立”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實需要

“兩個確立”是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全面總結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后得出的重大政治論斷，也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取得的重要理論創新成果。當前，我國正處在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開啟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征程，朝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繼續前進的關鍵時期?！皟蓚€確立”體現了全黨的意志、反映了人民的心聲，是時代呼喚、歷史選擇、民心所向。因此，“兩個確立”有極其鮮明的現實指向性。

（一）“兩個確立”是維護政治秩序、鞏固政治團結的首要任務

旗幟鮮明講政治既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鮮明特征，也是黨一以貫之的政治優勢?！皟蓚€確立”是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必然要求，對維護政治秩序、鞏固政治團結有著重要的作用。第一，有利于增強政治意識?！包h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最關鍵的是政治領導”[26]（P83）。黨員領導干部能否在政治上屹立不倒、能否經得住黨和人民的長久考驗，關鍵就看其能否不斷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政治意識是黨員領導干部必須增強的首要意識，是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的重要價值引領，只有具備強烈的政治意識，才能開拓政治視野，善于從政治高度觀察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第二，有利于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皷|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盵27]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皟蓚€先鋒隊”的政治定位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中都居于核心領導地位。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也是中國的最大國情。相比國外因政黨權力爭奪導致的政局分歧、社會動蕩、國家分裂，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從成立起對自身是什么、干什么、為了什么有著清醒的認識和明確的目標，才避免了國家事業發展陷入群龍無首、一盤散沙的混亂局面?！皟蓚€確立”能夠保證我們在新的歷史階段守目標、定靶心、固重心、穩方向，使我們在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堅定信念、凝聚力量。第三，有利于營造風正氣清、海晏河清的良性政治生態。政治生態是領導干部政治習慣、政治生活狀況和政治發展環境的綜合反映，政治生態建設是黨的一項基礎工程和長期任務。黨員領導干部要不斷深化對“兩個確立”的認識，堅持和捍衛“兩個確立”，堅決貫徹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決策部署，牢記“國之大者”，做到心中有黨、心中有民、心中有責、心中有戒，共同營造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良好局面，確保中國共產黨始終成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值得信賴的主心骨，始終成為領導中國人民實現民族復興的時代先鋒。

（二）“兩個確立”是中國共產黨以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的必然要求

作為歷經風雨的百年大黨，中國共產黨能夠帶領人民取得一個又一個的歷史勝利，實現一個又一個舉世矚目的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國共產黨能夠帶領人民進行偉大的社會革命，也能夠進行偉大的自我革命”[26]（P67）。一個政黨能夠帶領人民完成社會革命在于它具有動員力、影響力、號召力，而一個政黨能夠進行自我革命則是因其具備刮骨療毒、壯士斷腕的勇氣和魄力。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全力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立大決心、花大力氣下猛藥重藥診療黨被腐敗流毒侵蝕的肌體，經過近十年的不懈努力，黨風政風煥然一新。然而，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行百里者半九十，黨的自我革命不是時有時無、時重時輕的階段性任務，新的趕考之路上仍長期存在“四大考驗”和“四種危險”，新時代只有堅決擁護“兩個確立”，才能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行穩致遠。一方面，“確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1]為黨的自我革命提供了有力的領導保障。黨的自我革命順利進行，不僅取決于黨員領導干部能否堅守底線意識、保持人民情懷，時刻以黨規黨紀作為行為的標尺，更重要的是取決于在自我革命的過程中是否具有強有力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是擁有9500多萬名黨員、480多萬個基層組織的世界第一大政黨，如果缺少堅強的主心骨，就無法從根本上實現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更無法擔當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重任。另一方面，“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1]為黨的自我革命提供了不竭的理論源泉。思想建設是黨的基礎性建設，堅定理想信念是其首要任務?！俺绺咝叛?、堅定信念不會自發產生。要煉就‘金剛不壞之身’，必須用科學理論武裝頭腦，不斷培植我們的精神家園。對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來說，要把系統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作為看家本領”[28]，只有從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筑牢信仰之基、補足精神之鈣、把穩思想之舵，才能始終保持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挺起共產黨人的精神脊梁。

（三）“兩個確立”是強化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地位的政治依托

“中國共產黨是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政黨，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理想信念的靈魂?！盵26]（P74）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領導中國人民走出“長夜難明赤縣天，百年魔怪舞翩躚”的黑暗舊社會，走向“雄峰巍峨偉大復興”的光輝時代，歸根到底是有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指導，有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并進行嫻熟運用。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歸根到底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行”[29]。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地位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現實的選擇?！榜R克思主義理論從來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它要求人們根據它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不斷結合變化著的實際，探索解決新問題的答案，從而也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盵25]（P146）對于無產階級政黨來說，領導核心和指導思想的確立，是馬克思主義的內在屬性和根本要求?；赝麣v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次次飛躍能夠指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取得成功的關鍵，就在于中國共產黨人善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使它真正成為黨的指導思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1]，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1]。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既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對政黨建設和發展規律的把握，也是時代的需要和歷史的選擇，能夠為我們在新的征程上應對重大挑戰、克服艱難險阻提供理論指引。

（四）“兩個確立”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具有決定性意義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盵30]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強烈的問題意識解決了眾多難題、辦成了許多大事，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當前的國內國際環境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增添了許多復雜的因素：從國內環境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轉變，但尚未改變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以及我國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我們面對未來發展中可能遇到的經濟轉型、政治穩定、意識形態安全、民生建設、生態保護等一系列問題仍不可掉以輕心;從國際環境看，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時期，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權主義甚囂塵上，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仍然秉持以意識形態定親疏的政治本色，企圖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領域施壓加力，對世界和平發展構成威脅。面對日趨復雜的國內國際環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更加需要主心骨和定盤星，“兩個確立”的提出正當其時。在新的歷史階段，確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對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對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具有決定性意義，能夠使我們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疊加交匯的復雜條件下始終堅持正確的前進方向，運用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謀劃事業發展、應對風險挑戰，進行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奮勇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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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wo Establishments”are the latest conclusion of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are also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chieved by the CPC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It is an organic unity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logic” of theory， history and realit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etical logic， the “Two Establishments” have distinct Marxist implication， and Marxism provide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source for them.？？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logic， the “Two Establishments” are the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of the centennial history of the CPC. The strong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scientific theoretical guidance have a bearing on the destiny and future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alistic logic， the“Two Establishments”play a distinct guiding role because they are the primary task of maintaining political order and consolidating political unity，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CPC to lead social revolution through self-revolution， and the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realizing the Chinese dream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Keywords：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Two Establishments”;Theoretical Source; Historical Justification;Practical Orientation

責任編輯：楊 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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