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治理現代化背景下農村毒品問題治理研究

秦總根

（廣東警官學院 偵查系，廣東 廣州 510440）

一、問題的提出

從中國裁判文書網查詢Y省的中級法院2020年下半年二審判決的毒品犯罪案件，在查詢到的252份判決書中，共判決了324人涉毒犯罪，其中身份明確為農民的高達167人、無業人員68人、務工人員13人，還有40多人沒有明確職業。從這些二審判決的人員中可以看出，明確身份為農民的高達51.5%，農民涉毒犯罪占比高、其形勢還是非常嚴峻的。而我國長期以來的禁毒工作主要以城市作為主陣地而展開，對農村的毒品問題缺乏關注。推動農村地區毒品問題的有效治理，有效遏制農村毒品問題的發展、蔓延，是當前國家治理現代化中的極其重要的一環，是一項重大任務，極具挑戰性。

我國政府高度重視“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而“毒品治理現代化”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前相關的研究主要從毒品治理體系、毒品治理能力及毒品治理策略等維度而進行。毒品治理體系的研究主要涉及治理機制、治理主體和治理效果三大核心要素[1]，認為治理體系本質上就是制度體系[2]；近年來，意大利、美國、日本、丹麥等國家都紛紛對毒品治理體系進行調整、革新，成效已得到顯現。[3][4]當前我國也在進行改革嘗試，并形成了多種毒品治理樣本模式[5][6]，然而，包括我國在內的許多國家仍面臨禁毒體系不健全、禁毒主體職責不清、社會化程度不高、禁毒立法保障不完善[7][8][9]等挑戰，政治、經濟、文化、管理、技術等多方面因素對毒品治理體系功能的實現存在著影響。[10][11]毒品治理能力的研究主要涉及禁毒執法能力、毒情防控預警能力、合作/聯動能力、利用智能科技能力、人民群眾參與毒品治理的能力等方面[12][13][14]，研究認為治理能力其實就是治理主體的能力或治理各主體間能量的合力[2]；毒品治理制度因素及治理主體（官員、公民等）的素質對治理能力水平形成直接影響。[1]多年來，經過禁毒界理論與實務部門的不斷探索、實踐，世界范圍內的毒品治理策略逐漸從“減少供給”向“減少供給和減少需求”的平衡綜合施策轉變[15][16]，將人文關懷的理念逐漸融入禁毒尤其是戒毒工作中[17][18]，毒品治理方式正逐步由剛硬式向剛柔并進式轉變。

通過文獻梳理顯示，全球毒品問題正由“單向治理”“碎片化治理”向“綜合治理”轉化，而社會治理現代化理論的初衷是通過善治的價值導向，促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來應對社會問題。當前，我國毒品治理體系仍不健全，治理能力亟待提升，并得到了學界的關注。但相關研究仍缺少將“現代化理論”融入毒品治理的研究中，尤其是對農村毒品問題的治理，理論界與實務界關注甚少。而在我國新農村建設、城鎮化建設快速推進的當下，農村社會正在發生深度蝶變，其毒品問題的治理更需要與時俱進、跟上時代發展步伐，將農村毒品問題治理與國際治理現代化有機融合，才能更好地促進毒品問題治理的效果和可持續性，為全面實現鄉村振興提高有力的保障。

二、當前農村毒品問題的現狀

近些年，隨著我國毒品治理工作的有力推進，禁毒工作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國內涉毒違法犯罪得到遏制，毒情形勢持續向好態勢進一步鞏固。然而，涉毒分子為逃避打擊、維持生存空間，便將毒品市場轉向不易被查獲的小城鎮與農村地區，導致農村頻頻出現毒品違法犯罪現象，廣大農村的禁毒工作呈現出嚴峻形勢。

（一）農村涉毒情況

1.毒品犯罪問題嚴重

從2014年開始，我國開始以年度毒品形勢報告的形式，每年都發布執法部門抓獲毒品犯罪嫌疑人員數據，2014年至2020年抓獲毒品犯罪嫌疑人員分別為16.9萬名、19.4萬名、16.8萬名、16.9萬名、13.74萬名、11.3萬名、9.2萬名，其中只有2015年具體公布了農民和無固定職業人員毒品犯罪嫌疑人員數據，占被抓獲毒品犯罪嫌疑人員總數的78.9%。[19]盡管其它年份沒有列出抓獲毒品犯罪嫌疑人員中農民所占的數量，但從2015年的占比來推測，農民涉毒犯罪的數量不在少數，這可以從《最高人民法院發布2020年十大毒品（涉毒）犯罪典型案例》[20]中得到一定的佐證，在十大毒品（涉毒）犯罪典型案例中，農民和無業人員參與毒品（涉毒）犯罪的人數超過一半。從中可以看出，農民涉毒犯罪占比較高、形勢還是非常嚴峻的。

2.外流販毒頻繁發生

根據2020年《中國毒情形勢報告》，我國國內毒品制造呈現萎縮之勢，在國內毒品消費市場所占份額明顯下降，毒品主要來自境外、絕大多數來自“金三角”地區，這些來自境外的毒品大多數是通過外流販毒人員走私入境、然后擴散到全國各地的。當前外流販毒人員大多來自云南、貴州、四川、重慶、廣西等省市，主要集中在我國經濟不太發達、人口密集、自然條件惡劣的農村地區，他們將毒品擴散至上海、廣東、江蘇、浙江、福建等經濟較為發達以及毗鄰毒源地的云南、新疆等地。[21]從《中國毒情形勢報告》公布的數據[19]，我國2017年、2018年、2020年抓獲的外流販毒人員分別為3萬名、2.44萬名、1.1萬名，經過我國持續不懈的整治，外流販毒人員呈現出下降之勢。然而，這些外流販毒人員不再像從前那種單人販運、孤軍奮戰，現已發展成規模的販運，他們結成一個個販毒網絡，而在販毒過程中分工明確，中介、指揮、運輸、分銷、資金流轉層層分開，毒品經過多地流動，多人、多次的轉手倒賣，表現為外流販毒網絡層次多、鏈條完整且長，具備了較強的反偵查意識和能力，具有組織化、規?；?、團伙化的形式。公安部2018年指揮多省偵辦的“5·24”專案[19]，就是一宗典型的外流販毒集團形成完整販毒鏈條的案件，團伙的首犯、主犯在幕后遙控指揮，“馬仔”、從犯直接接觸走私運輸毒品，團伙內部分工明確、層次分明，具有明顯的組織網絡架構。

3.吸毒現象大量存在

許多農村村民缺乏毒品知識，難以認識到毒品危害的嚴重性，導致“毒品黑手”借機伸向農村，毒品犯罪向農村逐漸滲透和蔓延。我國發布的《中國毒品形勢報告》中，2015年在明確登記職業信息的吸毒人員中農民占17.3%。[19]隨著我國禁毒力度的不斷加大，城市禁毒能力的增強、禁毒效果的提高，犯罪分子在城市涉毒犯罪的能力下降，其涉毒犯罪的觸角在不斷向禁毒力量薄弱的農村地區延伸，致使農村毒品問題日漸嚴重，農村吸毒人員比重正在逐漸增大。加之當前農村剩余勞動力不斷向城市轉移、流動，在人員雙向流動過程中，毒品隨著人員的流動從城市向農村地區流動、擴散，尤其是在新冠疫情肆虐的當下，一些涉毒的農民工回流農村，把外地一些新的販毒手法和吸毒方式帶回戶籍地，推動當地農民吸毒人數的增加。當前，吸毒販毒由娛樂場所向農村婚喪嫁娶、逢年過節聚會等場所轉移，在居民住宅、汽車內、養殖場、魚池棚子、廢棄屋舍、果地瓜棚、荒郊野外等地吸毒，流動性和隱蔽性強，打擊難度大，在一些農村地區毒品甚至已經泛濫到“農村辦紅白事，都會約著一起吸個毒，發毒品就像發煙一樣”的地步，令人觸目驚心。

（二）農村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屢禁不絕

基于我國各地的農村派出所每年都會實施種植毒品原植物的巡查工作，當前國內大面積非法種植毒品植物基本禁絕，沒有出現類似2014年發現鏟除非法種植罌粟436.4萬株、2015年發現鏟除非法種植罌粟306.1萬株、2016年發現鏟除非法種植罌粟116萬株這種一年發現鏟除上百萬株的現象[19]，但部分地區仍存在零星非法種植問題，屢禁不絕，例如湖北省五峰縣采花鄉[22]、江蘇省常州市新北區[23]、山東省平邑縣魏莊鄉區[24]等地先后發現并鏟除多處毒品原植物罌粟。目前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的主體以老人居多，也有少數中年婦女；種植地點大多在常人不易察覺的偏僻地方，有的與相類似的花草、藥材混雜種植，使人誤以為是花草或藥材；有的則種在自家墻院角落里；有的選擇在山林溝坡、雞舍豬圈或草堆旁，有的還將罌粟與油菜一起混種、一起管理，罌粟未開花之前與油菜的外形相似，從遠處很難分辨；也有的在農田里與其它農作物一起套種，除在開花結果時容易被人發現外，一般情況下則有較強的隱蔽性。而毒品原植物具有繁殖速度快，生命力頑強的特點，禁種工作一旦稍有松懈，就會在很短時間內泛濫。

（三）新精神活性物質悄然潛入

基于嚴厲的打擊和大力的宣傳，人們對常見的毒品都提高了警惕，犯罪分子為了能成功讓人放松警惕、誘騙人們吸食毒品，不斷變換毒品的式樣包裝，這不僅給禁毒工作帶來了新挑戰，也讓人防不勝防。尤其是在農村，村民既對一些新東西好奇、感到新鮮，而又缺乏識別、認知的能力，導致“毒品下鄉”順利成行。為吸引消費者、迷惑公眾，毒販子更是不斷更新升級毒品包裝，變換毒品樣態，“藍精靈”“神仙水”“咔哇水”“彩虹煙”“恰特草”“笑氣”“小樹枝”“奶茶”“跳跳糖”等多種形式的新精神活性物質在農村地區悄然登場、不斷涌現，有的甚至制作成巧克力、糖果、餅干等零食外形，讓其披上“花式”的外衣，不斷迷惑那些善良的村民，即使上癮后，旁人包括其親人也不會想到是毒品所致，這就給防范“花式毒品”帶來更多困難和挑戰。比如廣西多地一度發現制販氟胺酮案件[25]；2021年廣東某地青年開始瘋狂癡迷于一種淡黃色或透明無色的“咔哇水”[26]，對他們的毛發、體液、血液標本用傳統的六大類毒品檢測試劑進行檢驗，結果全部呈現陰性，但吸食者普遍出現譫妄、抽搐、手抖、癲癇等癥狀，好幾個人在出現戒斷反應時直接失去意識、昏迷甚至死亡，與前幾年市場上風行一時的“咔哇飲料”相比，這種“咔哇水”的危害性明顯增大，而吸食者卻毫無察覺。新精神活性物質悄然潛入農村，使原本毒情日益嚴峻的農村遭受更大的挑戰。

（四）衍生出多種社會問題

隨著農村與城市之間交往的日益快捷、方便，農村與城市之間的人員流動也越來越多，在帶動農村經濟發展、改善農村社會面貌的同時，也為農村地區的發展增添了許多危機，“毒品下鄉”就是其中的副產物。毒品在農村肆虐，嚴重影響農村社會生態、經濟發展，衍生出諸多社會問題。在不良毒品文化的沖擊下，一些沒受到正確“三觀”教育的村民，自身缺乏抵抗誘惑的能力，而一味盲目的跟風高消費、追求物質享受，把吸食毒品當作是高消費、身份的象征，結群成隊從事涉毒違法犯罪行為，給農村社會埋下了嚴重的安全隱患；不少吸毒人員由于無固定經濟來源，為籌措吸毒資金，膽大妄為進行搶劫、搶奪、偷盜、扒竊等違法犯罪活動，衍生“兩搶一盜”等犯罪行為，而農村警力不足、打擊處理常常難以到位，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和社會穩定，以及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有的因長期濫用合成毒品后，大腦受到嚴重損害，引發精神類疾病和暴力違法犯罪行為，嚴重危害公共安全；有些農村吸毒者常年吸毒花銷巨大，后期負擔不起高昂的吸毒費用，便走上“以販養吸”的不歸路。

三、國家治理現代化與農村毒品問題治理的內在邏輯關聯

農村毒品問題治理與國家治理現代化之間既互相促進、完善又相互統一，它們之間存在著內在的邏輯關聯，主要體現在：

（一）農村治理現代化與國家治理現代化是相互促進的統一體

黨的十九屆四中、五中全會中提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宏偉目標，這也是我黨新時期的重大戰略任務。農村是我國的根基，國家治理體系中農村治理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實現離不開農村治理的現代化，它直接影響到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進程，兩者之間緊密相連、密不可分。[27]農村治理現代化對農村的穩定發展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也能有效促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進一步完善、走向深入。黨的十九大以來，農村治理的發展越來越受到關注和重視，十九大的報告中專門提出要健全“三治合一”的鄉村治理體系的建立，創新、變革農村治理方式，為農村的振興、發展提供更多的資源。吸引、促進更多的發展資源向農村轉移，真正落實好這些國家的重大戰略部署，無疑會對農村治理現代化起到有力的保障和推動作用。然而，當前我國農村基層組織渙散、農村自治弱化等問題制約著農村社會的發展，需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來解決農村治理中面臨的困難和挑戰。將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有效的貫徹、落實到農村治理現代化中，為農村發展、建設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和條件，會有力的推動農村的發展振興；同時，農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治理現代化得以推進與實現，也會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推進奠定建設的基礎，兩者是相互促進的統一體。

（二）農村毒品問題治理現代化是實現農村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農村毒品問題治理現代化是實現農村治理現代化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它是農村治理成敗的標志。當前，我國農村治理已經取得了可喜的進展，然而，隨著我國禁毒斗爭穩步推進，城市禁毒人民戰爭取得了新成效，而毒品問題正悄悄地向禁毒力量薄弱、地理環境易于隱蔽的農村地區滲透、轉移[28]，農村毒品問題已逐漸成為農村治理現代化的瓶頸，也日趨成為推進、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的短板，為此，國家禁毒辦在2021年《中國毒情形勢報告》[19]第一次專門提出將“農村毒品問題治理”作為禁毒工作的重點任務。其實，農村在我國社會、國民經濟發展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分量，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9]，我國農村常住人口為55162萬人，占全國人口的39.40%，農村占國土面積94%以上，“農村治，百姓安，國家穩”，農村治理的好與壞不僅決定著農村社會的發展、繁榮和穩定，也體現著國家治理的整體水平。推動農村地區毒品問題的有效治理，促使人民群眾的安全感和滿意度得到有效提升，是全面實現鄉村振興、助推農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有力保障。

（三）國家治理現代化為農村毒品問題治理起著導航指引作用

在新時期，農村毒品問題治理還存在許多問題，而國家治理現代化則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撐和依據，同時，也為農村毒品問題治理走向現代化起到導航指引作用。當前，我國國家治理的發展勢頭良好，與國家和社會的發展要求高度吻合[30]，對農村毒品問題治理起到了有力的促進作用。為了使國家治理現代化得到有效推進，完善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在提出“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這一目標之后，我國在民主化、規范化、效能化和法治化等方面進行了有力的推進、提升，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不僅實現了治理有效，而且切實提升了我國的綜合國力，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提高，穩步進入小康社會，從中可以看出，國家治理現代化猶如航燈，為我國農村毒品問題治理指明方向，將指引我國農村毒品問題治理朝著現代化方向發展、前進。

四、農村毒品問題治理面臨的困難和挑戰

近年來，為了促進農村農業發展、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黨和政府下大力氣實施各項強農惠農政策，推進鄉村振興、新農村建設，為我國現代農村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31]然而，毒品也在農村不斷發展蔓延，這無疑會延緩鄉村振興、新農村建設發展的步伐，對農村毒品問題進行大力、有效的治理無疑成為當務之急。而在當下，新農村建設發展中的各種矛盾日漸凸顯、復雜，各種新情況和新問題又層出不窮，農村毒品問題治理面臨著種種困難和挑戰。

（一）基層組織松散

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和農村城鎮化建設不斷推進，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提高，農村居民也渴望過上城市生活；一些城市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順勢進入農村，城鄉居民思想觀念、生活習俗上的差別也在不斷縮小，農民昔日那種人與人交往的感情砝碼已經逐漸被利益原則所取代。[32]受到利益至上思潮的影響，一些村干部將主要精力集中在個人的致富方面，而對農村社會問題疏于管理，村組織形似一盤散沙，缺乏干事業的干勁。村干部不能起到應有的帶頭作用，對村里的工作不想管、不善管、不敢管。在筆者對一些村莊的調查過程中發現，有些村莊已出現了群體性毒品犯罪的苗頭，執法人員進村抓人、需要村干部帶路時，他們敷衍塞責、不敢擔當，擔心遭受打擊報復，自己的利益受損。

另一方面，在城鎮化進程加快過程中，農村“空心化”問題加劇，農村鄉鎮、村莊實行撤并后，村干部減少，工作量增加，人員未增加，導致一些基層鄉鎮農村，村組干部心有余而力不足。而當前農村中大部分現任村干部年齡普遍偏大，思想陳舊，社會治理理念欠缺，對新鮮事物接受程度較低，政治敏感度不夠，對于新時代農村振興、農村治理缺乏了解認識、毒品問題治理知識積累少，無法將黨和政府發布的最新治理政策落實到實處、發揮其有效價值，致使鄉村發展跟不上社會發展節奏，難以帶領村民建設美麗鄉村。為了發展自身經濟，農村中越來越多的青壯年選擇進城務工、經商，有能力有抱負的年輕人選擇在包容性大的城市打拼事業，村里考出去的大學生也不愿回鄉創業，從而造成村委會成員人才缺失、中堅力量不足，村中發展年輕的新黨員受到影響，選拔人才難度加大。農村基層組織缺乏凝聚力、號召力，人心四散，基層組織渙散，后備干部缺乏，使得治理能力低下。農村毒品問題治理水平難以跟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步伐，給其毒品治理帶來了極大困難和挑戰。

（二）農村自治弱化

根據我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規定：“制定本法是為了保障農村村民實行自治，由村民依法辦理自己的事情，發展農村基層民主，維護村民的合法權益，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比欢?，由于工業化、城鎮化建設的不斷快速推進，城鄉差距也在不斷拉大，為了得到更多的發展機會和改善自身的經濟條件，許多青壯年農民紛紛進城務工，老弱病殘、婦女兒童等群體便留守在村中，由此導致大量“人走房空”現象的出現，“空心村”便應運而生。在城市化進程不斷加速過程中，“空心村”現象日益凸顯，農村人口數量及結構的不合理性問題日趨突出[33]，村民政治活躍度不斷下降。鄉鎮政府不能充分發揮帶動作用，民主機制不健全、村民參與意識不強。村中開展民主議事等活動時，大多村民都不愿意參與村里的各項活動，村民往往假借農忙等理由逃脫，參與的村民表達意愿不高，大多數情況都是聽組織者發表意見；加之農村高素質領導干部的缺乏，其自治得不到應有的保障，導致農村自治的弱化。這種弱化現象的產生對農村基層黨組織的領導造成直接危害，黨領導村級組織的方針、政策、村務得不到有效執行，直接威脅到我黨在群眾中的威信甚至執政地位，對整個社會的穩定也構成了直接的沖擊，在社會控制力極度弱化的地方毒品問題便乘隙而入、沉渣泛起。在農村自治弱化的背景下，我黨的“共同富?！钡葓陶砟铍y以得到有效貫徹執行，相反村民之間的貧富差距與日俱增，加之農村地區缺乏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村民生活在迷茫之中而又得不到正確的思想觀念的引導，農村毒品問題治理工作變成了演“獨角戲”、難以得到村民的廣泛響應，致使毒品問題治理工作舉步維艱、難盡人意。

（三）經濟發展失衡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強調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盵34]針對這一矛盾，國家不斷推出對農村社會的多項改革，進行新農村建設、實施鄉村振興，現確已取得了不小成就。然而，農村經濟領域存在著社會保障、二次分配等不均衡的狀況，經濟發展出現失衡，農村社會分化嚴重，部分村民心理也就隨之失衡。而許多留守在農村的村民既無教育背景又無一技之長，但又有對物質財富的強烈追求，他們將自己的命運與那些既與自己的地位相近、又不完全等同于自己的人和群體進行反向的比較，看到生活在同一村子相同身份的人比自己強、比自己富，心理失衡的村民于是尋求賺快錢、追求一夜致富的路子，走上涉毒違法犯罪的道路。而對于農村戒毒人員，其社會網絡主要在本村，鄉鎮、農村地區本身就業資源非常少，村內不良的輿論氛圍會對戒毒人員的就業產生負面影響，導致戒毒者在村內的生活常常處于邊緣地位，僅僅村內的輿論就會使戒毒人員難以再次通過熟人網絡找到工作，在心理和社會關系等多方面都不能融入到當地社會，生活往往容易陷入困頓。經濟發展不均衡，戒毒人員融入社會難，無形中引發、助推了毒品的滲透蔓延?？梢?，毒品問題往往與經濟、貧困問題相互交織、相互影響，大力發展農村經濟，帶動農民脫貧致富、脫貧不返貧，解決好因毒致貧、因毒返貧、因毒致孤、因貧涉毒等問題，實現共同富裕，是在治理農村毒品問題中必須要解決的重大挑戰。

（四）法律意識淡薄

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大背景下，人們的精力主要集中在經濟建設方面，而與之相對應的思想道德、法制、文化建設卻沒有得到同步推進，不少農村領導干部只注重經濟建設，而把法治建設當作是可有可無的任務；加上一些村干部服務意識、法治意識不強，自身法律意識欠缺，做群眾工作不主動、不深入、不細致，脫離群眾；政府基層組織與群眾信息傳遞的渠道不暢通，缺少對法律法規的解釋和宣傳工作，也沒有做好對群眾思想的說服引導工作。受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等條件的限制，大部分農民文化水平較低，法律意識、法治觀念非常淡薄，對違法行為容易產生主觀認識錯誤，而單純的獲利傾向很容易觸犯法律底線，并使得涉毒行為容易迅速的在農村熟人社會中產生群體效應，導致一些地方的毒品問題愈演愈烈。此外，農村地區禁毒工作本來就相對薄弱、落后，禁毒重視程度、禁毒隊伍建設、禁毒工作經驗、禁毒整體聯動等方面還很欠缺，面對毒品犯罪向農村地區加速滲透之勢，農村毒品問題治理工作的挑戰性將會進一步加大。

（五）農村警力普遍不足

在農村毒品問題治理過程中，公安民警是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而當前廣大農村地區，受經濟條件、交通、自然環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警力配置普遍不足。筆者調研農村派出所的現狀時發現，農村派出所警力不足是常態，其中一個派出所，轄區面積140多平方公里，山區面積超過70平方公里，轄區人口超過4萬，而正式民警只有7名，加上輔警，也就十多人。這與西方國家萬分之二十至四十的警察比率相距甚遠。所謂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派出所每天都要處理幾十起警務、非警務事務，只要有人報警就得出警，尤其是在節假日期間，大量務工人員返回農村，從交通管理到治安查處，接警出警、調解糾紛、治安巡邏防范、戶籍管理、群眾走訪等等，派出所全體人員都得一一應對，眾多、繁雜的事務使他們常常顧此失彼、禁毒工作也就無暇顧及，而許多不法分子常常利用這個時間節點進行毒品交易。警力不足，打擊犯罪的力度就會下降，相應地不法分子對在農村犯罪的預期收益就會比城市高，犯罪成本下降，犯罪發生的概率增加，這就形成一個惡性循環，無疑給農村毒品問題治理增添了新的挑戰。

五、農村毒品問題治理現代化的行動路徑

毒品問題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直接危害社會治安，對社會的和諧穩定構成極大威脅。[35]56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要加強黨的領導，充分發揮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完善治理體系，壓實工作責任，廣泛發動群眾，走中國特色的毒品問題治理之路，堅決打贏新時代禁毒人民戰爭?！倍酒穯栴}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是一項復雜、艱巨、長期的社會工程，習總書記的重要指示精神為完善農村毒品問題治理體系、提升治理能力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開展農村毒品問題治理工作中，需要運用國家治理現代化理論，更新毒品治理理念，創新毒品治理方法，從組織、技術、民間等多方面尋求行動路徑，以更精準、科學的手段，把各項治理措施落到實處，有力推動農村毒品問題治理取得實實在在的效果。

（一）組織路徑：以農村基層黨組織為引領完善“三治”融合機制

鄉村治理現代化是建設平安鄉村、實施鄉村振興的重要路徑，而進行農村毒品問題治理是實現鄉村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村毒品問題能否得到有效治理，關鍵在黨。[36]為此，必須大力加強農村黨組織建設，不斷增強黨組織的凝聚力和創造力。事實證明，凡是黨組織領導力不強、號召力不足、組織渙散、治理不力的地方，往往也是容易出現嚴重毒品問題的地方。加強農村黨組織建設、發揮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是構建高效的毒品問題治理體系、提升治理能力的先決條件；而對當前農村黨組織能力水平低下、后繼無人、創新能力不強等問題，需要運用治理現代化的理念和開放的思想，將新時代的新鄉賢[37]、駐村干部以及大學生吸引到農村基層組織中，增強基層組織活力；向發展不足、毒品問題治理低效的鄉村派出第一書記，整頓渙散軟弱的基層組織，增強黨的領導；把農民工、機關企事業單位中的優秀人員充實到村兩委；要積極培養后備干部，大力在優秀的農村青年中遴選、培養入黨積極分子，給他們壓擔子、搭梯子，定期開展教育學習；配齊配強村黨支部書記，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把黨建引領內嵌于毒品問題治理的各環節、全過程，提升黨建引領力，為農村毒品問題治理做好組織保障。

“鄉村治、百姓安、國家穩”，而自治、法治、德治（以下簡稱“三治”）是社會治理的基本方式[38]，自治能增強活力，法治提供保障，德治則弘揚正氣。[39]有了強有力的黨組織作后盾，在農村毒品問題治理過程中，還需要積極利用現代技術和治理理念，將“三治”有機融合，發揮“三治”合力優勢，通過全過程民主的建設，確保農村毒品治理戰略有效實施。

1.發揮自治基礎作用，增強自治的吸引力

自治是“三治”的基礎，是鄉村治理體系的核心內容。當前，農村人口流動加速，對村民自治造成了沖擊，許多外出務工人員有參與村務的想法，卻因信息資源不能夠及時傳達等原因而難以實現。這就需要農村基層黨組織積極主動作為，創新村民自治方式，利用當下先進的通訊技術，創造條件引導外出務工人員積極參與村務，充分發揮他們在鄉村治理中的作用，增強自治的吸引力。當地政府還要統籌構建農村毒品問題治理體系，充分調動鄉村、社區、單位、學校等的積極性，大力開展“無毒鄉村（社區）”“無毒學?！薄盁o毒家庭”等創建活動，實行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監督、自我發展”，引導村民自覺與毒品違法犯罪行為作斗爭。通過村民自治方式的變革和治理體系的構建，實行全過程民主，促進農村毒品問題治理取得成效。

2.發揮法治保障作用，提高村民的法制意識

法治是毒品問題治理的保障，當地政府要綜合運用國家、省、市、縣的相關法規文件，結合本地的實際對毒品預防、毒品管制、戒毒康復與管理服務、法律責任等制定出符合本地毒品治理需要的相關規定，為當地毒品問題治理提供強有力的法律保障；要積極介入“村規民約”建設，將有關禁毒法律法規融入農村社會的傳統鄉規民約中[40]，潛入村民心中，將“不涉毒”變為村民的自覺行動。例如，廣東的一個鄉村經村民協商同意，訂立村規民約，將遵紀守法、毒品治理等內容列入村集體產業股權分紅的考核指標，有力地配合支持基層黨組織、提升了社會治理能力。此外，還要切實加強基層農村干部的法治觀念，提高他們的法治素養，增強法治為民的思想意識，提升依法行政和依法治理的能力；村民是毒品問題治理中法治化的主體，要加大對村民的法治教育，不斷增強村民的法治思維，使村民能夠知法、守法、用法，將法治運用到自己生活中。通過發揮法治保障作用、提高村民的法制意識[41]，達到有效治理農村毒品問題、保護公民身心健康、維護社會秩序的目的。

3.發揮德治教化作用，激發正能量的傳播

德治作為最古老的一種社會治理手段，有時就像春風化雨、潤物無聲一樣，改變和凈化著老百姓的內心。[42]在農村毒品問題治理過程中，要深入推進農村德治建設，提升德治水平，營造良好的、濃厚的毒品治理社會氛圍，積極開展禁毒宣傳教育。運用多種途徑、多種方式，探索行之有效的宣傳教育路徑，發動全社會共同參與，促進全體村民對毒品危害的認識；充分利用當前村民喜歡使用的微信公眾號、抖音、快手等現代傳播手段開展常態化宣教工作；動員各種社會化力量對吸毒人員、高危人群進行道德感化教育，使其從內心認識到毒品問題的危害，徹底遠離毒品。將法律與道德、法治與德治的功能有機結合，結合本村實際，把現代法律、傳統道德、公序良俗相融合，充分有效的發揮法律的規范作用和道德的教化作用，弘揚道德主旋律、激發農村正能量的傳播，掃除農村毒品問題的陰霾，把廣大農村建設成美麗、和諧、充滿活力的幸福家園，從而更好提升農村毒品問題治理效能，助力鄉村振興。

（二）技術路徑：引入高新技術創新管控追蹤機制

隨著社會的快速轉型，農村社會正在不斷走向開放，傳統的毒品問題治理方式難以應對多元化的、不斷發展變化的社會現實，需要抓住當前信息化戰略發展的重大機遇，善用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高新科技，將技術優勢與制度優勢結合起來，推進農村毒品問題治理的科學化、智能化。例如，提高農村的網絡覆蓋面，為后續實現農村毒品問題治理的現代化、科學化、智能化打下堅實基礎；加強村民尤其是村兩委班子信息化、智能化方面的知識技能培訓，普及信息化的應用；打造集電子政務、電子村務、電子商務于一體的村級綜合信息服務平臺，利用信息服務平臺結合本村當地情況發展現代農業、綠色農業、鄉村旅游和農村電商，宣傳黨的農村工作方針政策、法律法規、毒品治理等知識，村民也可借助平臺了解村務、參與村務、熱心村務、及時掌握市場，學習相關禁毒、農技以及農產品等方面知識，充分調動村民關心、關注自己村莊建設的積極性，營造人人都為村莊發展出主意、作貢獻的氛圍，同時村民也可以依托信息服務平臺對鄉村治理活動尤其是毒品問題治理進行監督。農村毒品治理能力提升要依靠鄉村智能信息建設，通過毒品問題治理方式的創新，實現農村毒品問題的治理能力的提高。

針對當前城鄉交流日益密切頻繁、城鎮化建設的步伐不斷加快的現實，農村毒品問題治理需要根據新情況、新變化構建管控追蹤機制，形成“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直接到戶、覆蓋全員”的治理格局。[43]一是構建網格化的毒品問題治理模式。在抗擊新冠疫情中，我國通過建立大量的網格社區迅速、有效的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從中可以看出網格化管理的良好效果。建立網格化的毒品打擊防控體系，將毒品治理的觸角向鄉鎮、村組的末端延伸，不僅可以起到提高基層的治理責任和防控能力的作用，還可以動員和吸納更多的社會化力量參與進來，為農村毒品問題的治理營造出良好的社會共識和氛圍。廣東某縣在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嘗試，該縣運用網格化管理理念，將禁毒責任縱向壓實縣、鎮、村、組四級而橫向壓實禁毒成員單位，把全縣按地域劃分為大、中、小三級網格，對各個地域、行業、人員全部實行網格化管理，開展“權責一致、罰懲共擔”的捆綁問責，使得重點部位、重點行業、重點人員得到有效的治理管控。該縣網格化的毒品治理模式取得了很大成功，得到了國家禁毒辦的認可并在全國推廣使用；二是加強農村巡防體系建設。將農村巡防體系納入到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智慧鄉村”規劃之中，完善人防、物防、技防建設，構建“空中監控—路面巡邏—村內聯防”的新方式。同時，充實農村警力，大力推行“一村一警”，對涉毒行為形成強有力的威懾力；三是建立外流涉毒行為的追蹤預警機制。面對當前追蹤監控機制所面臨的人口流動加大困境，在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間建立外流販毒人員預警追蹤平臺，及時評估、研判外流人員販毒犯罪的風險，適時的采取處置措施。而對吸毒人員的管控，積極開發手機APP軟件，建立吸毒人員管控信息平臺，打破時空、地域界限，實現吸毒人員“人員一網管控、信息一網流轉、動態一網感知”，實現心理矯治、就業指導、普法禁毒宣傳教育“點對點”、“鍵對鍵”交流，大力提高吸毒人員的管控率，提升對吸毒人員的管理服務水平，助推農村毒品問題治理走向現代化。

（三）民間路徑：培育農村禁毒民間組織帶動思想文化建設

農村民間禁毒組織是農村毒品問題治理的重要抓手和力量[44]，在毒品預防、禁毒防艾、戒毒人員回歸、戒毒人員康復、無毒社區創建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能有效提高農村問題現代化治理能力。我國臺灣地區特別注重培養民間禁毒組織，這些組織在毒品戒治、戒毒人員回歸社會、降低復吸率等方面發揮出獨特的作用、取得了很好的成效。[45]因此，要立足農村社會實際，通過政府扶持，積極培育符合農村毒品問題治理現代化要求的禁毒民間組織。政府在培育農村民間禁毒組織成長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具體工作為：一是在培育農村民間禁毒組織的政策方面給予扶持。政府可以就促進農村禁毒民間組織發展方面制定切實可行的政策和規劃，將組建民間禁毒組織的門檻適當降低，簡化登記審批手續，制定激勵約束措施，指導民間禁毒組織的建設，并在必要時提供及時的服務。同時，鼓勵民間禁毒組織吸納已經戒除毒癮人員，以實現戒毒人員再就業的愿望；二是在農村民間禁毒組織的成長過程中給予財政方面的支持。政府可以為禁毒民間組織的組建、發展直接提供啟動資金，對他們一定時期的經營活動和業務收入實施減免稅收政策，還可以對向農村禁毒民間組織捐款的企業和個人減免稅收，或者向農村禁毒民間組織購買相關服務，為當地毒品問題治理做好相關工作；三是在智力支持方面，政府可以邀請高等院校和科研教育機構，為農村民間禁毒組織成員進行業務技能方面的培訓，提升其政治思想和業務素質，與此同時，鼓勵禁毒志愿者積極參與農村民間禁毒組織的工作，為民間禁毒組織的成長和發展營造良好的環境氛圍。農村民間禁毒組織更能緊貼群眾、深入群眾、了解群眾，有利于村民自我服務的新格局，將對政府的農村毒品問題治理工作起到有力的補充作用。

當前，社會上的毒品亞文化思潮在不斷蔓延，大有向農村發展之勢。毒品亞文化是引發毒品問題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46]在農村毒品問題的治理過程中，防范毒品亞文化的侵襲，就必須占領思想文化戰線上的陣地，為此，依托培育的禁毒民間組織帶動農村思想文化建設，為農村毒品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強有力的支撐和保障。一是加強農村思想建設。加強農村文化建設的基礎就是要重視思想建設，基層黨組織要在核心價值觀的引領下，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組織本村黨員、村民學習黨和政府的系列文件精神，促進村民思想觀念的轉變、政治覺悟和愛國熱情的提高，為農村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建設提供強有力的政治思想文化保障；二是加強農村道德建設。打破當前農村原本淳樸的生活方式和單純的鄰里關系的一個重要因子就是道德建設的缺失，而涉毒分子的乘隙而入，進一步破壞了農村道德建設。因此，各地基層政府應通過多種形式，大力弘揚鄉村社會傳統美德，傳播正能量，營造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老鄉不能害老鄉”的社會氛圍，使農村形成風清氣正的良好社會風氣；三是盤活農村民間文藝團體，充分圍繞農村民間技藝、民間戲劇、民間習俗中的地方特色文化以及禁毒戒毒有關的歷史故事，挖掘鄉土文化人才、打造鄉土文化隊伍，建立起接地氣、有效果、多層次、高覆蓋的文化禁毒模式，打造出有地方特色的禁毒文化來傳遞禁毒意識，豐富充實村民的閑暇生活，從而實現農村毒品問題治理成效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