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旅游開放度與對外經濟開放度關系

吳開軍，汪夢穎，楊州，郭瑩瑩

（1．廣東財經大學文化旅游與地理學院；2．廣東財經大學粵港澳旅游研究中心，廣東 廣州 510320）

粵港澳大灣區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廣東省的廣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東莞市、中山市、江門市、肇慶市，是我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在國家發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浉郯拇鬄硡^從學術概念的出現到地方政府采納推行，再到上升為國家戰略高度，經歷了約20年。其間先后有學術界及政界人員提出要將其建設成國際一流灣區。2016年十三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大力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此后，政府陸續出臺諸多針對其發展的政策規劃。一般來說，一個區域對外經濟開放程度的擴大會大大提高該區域出入境旅游人數和收入，為該區域國際旅游的發展提供便利。而旅游開放度的提高又有利于吸引外資、擴大對外貿易，對經濟開放有積極影響，這兩者都是推動地區發展的重要因素。那么，粵港澳大灣區的對外經濟開放度與旅游開放度之間到底有沒有因果關系？如果有，何為因何為果，影響程度如何？揭示旅游開放度與對外經濟開放度之間的關系，將為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提供新思路。本文對粵港澳大灣區的旅游開放度與對外經濟開放度進行實證研究，致力于揭示二者間的因果關系，并在揭示上述關系的基礎上從旅游開放與對外開放的角度提出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政策建議。

一、研究綜述

目前關于旅游開放度與對外經濟開放的研究成果較多。熊曉波等（2008）將旅游開放度定義為旅游地資源的流入與流出程度[1]。W.C.Po等（2008）認為旅游開放度是一個國家或地區旅游的專業化程度[2]。在關于對外開放度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方面，Roman早在1986年就指出一國或地區相關生產要素的流動，可以提高其對外開放水平及經濟發展[3]。丁甜莉（2019）構建了一個涵蓋外貿、外資和旅游開放度3個維度的對外開放度綜合評價體系，研究經濟開放度與生產性服務業之間的關系[4]。馬衛等（2019）構建了一個涵蓋貿易、投資、金融、旅游、科技、信息等6個維度的對外開放度綜合評價體系[5]。祖麗皮努爾·依馬木（2019）構建的對外開放度綜合評價體系則涵蓋了貿易、投資、旅游、進出口及邊境貿易開放度等5個維度，研究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6]。以上研究都是將旅游開放度作為對外開放度的指標進行研究，并且都得出對外開放度正向促進經濟增長的結論。賀建清（2019）研究經濟開放、國際旅游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7]。這是少數將旅游開放度提到與對外開放度同一層次來探討對其他變量影響的研究。李秋雨（2017）通過實證分析發現入境旅游正向促進經濟增長[8]。何昭麗等（2014）研究發現在一定滯后期，中國旅游開放度與外資開放度互為格蘭杰因果關系[9]。鮑富元等（2020）發現中國外資開放度對入境旅游開放度有長期的穩定影響[10]。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2016年才被正式提出的新概念，目前關于其與旅游開放度、對外開放度之間關系的研究較少，更多是關于政策的解讀和展望。馮家威（2020）指出對外開放度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會隨著灣區經濟結構和城市圈發展的不斷成熟而逐漸減弱，但仍然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柱[11]。諶俊坤（2019）通過實證研究證明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可以促進經濟開放[12]。保繼剛等（2019）提出粵港澳大灣區入境旅游區域差異仍然很大，呈現港澳高于廣深高于其他7市的多級格局[13]。李若曦等（2019）研究發現改善粵港澳大灣區的營商環境有利于提高外商直接投資額[14]。吳開軍（2019）研究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入境旅游發展失衡嚴重，國際旅游收入差異較大[15]。

從文獻可知，目前關于旅游開放度與對外經濟開放度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將旅游開放度作為對外開放度的指標研究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大部分研究屬于這一類。另一類是直接分析旅游開放度與對外經濟開放度的關系，這一類研究較少。而粵港澳大灣區關于其旅游開放度與對外經濟開放度的研究還較少，研究灣區這二者關系的文章就更少。也就是說目前分析旅游開放度與對外經濟開放度關系的研究大多是將旅游開放度作為對外經濟開放度的一個包含因素，較少研究二者的因果關系與影響程度。而這部分研究大多認為旅游開放度與對外經濟開放之間有相互的影響關系。本文設定原假設：旅游開放度與對外經濟開放度之間有因果關系，并且旅游開放度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是通過對外開放度傳導的。為了驗證原假設，本文用到的研究方法有協整分析與格蘭杰因果檢驗，在揭示粵港澳大灣區對外經濟開放度與旅游開放度之間關系的基礎上為大灣區建設提供新的建議思路。

二、研究方法和變量選擇

（一）研究方法

1.協整分析。協整分析主要是研究非平穩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首先要對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若序列不平穩，要先計算出各序列的單整階數，對階數相同的時間序列建立回歸方程[16]。根據EG兩步法建立回歸方程如下：

式中：Tt、Ft分別表示第t期的旅游開放與對外經濟開放的相關指標；其中μt為第t期殘差序列。只有在殘差序列是平穩序列時才可以確定旅游開放度與對外經濟開放度具有協整關系。

2.格蘭杰因果檢驗。對同階單整的時間序列進行格蘭杰檢驗，研究變量間的因果關系。格蘭杰檢驗的回歸方程為：

設原假設H0：β1＝β2＝β3＝…βi＝0，若拒絕原假設，則認為xt是yt的格蘭杰原因；若不拒絕原假設，則認為xt不是yt的格蘭杰原因。格蘭杰因果檢驗可以判斷變量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以及如果存在因果關系，其影響程度的大小[17]。本文的數據分析軟件為Eviews。

（二）變量選擇與研究數據

1.旅游開放度。對旅游開放度的衡量有多種不同的評價指標，本文借鑒夏鋒和蓋振的方法，用國際旅游外匯收入額占GDP的比重來表示旅游開放度[18]。而又因為香港、澳門的統計口徑與內地不同，沒有國際旅游外匯收入的直接統計數據，故本文用港澳的入境旅客總消費這一指標來代替國際旅游收入。

2.對外經濟開放。本文采用的對外開放度的指標體系包括貿易開放度和外資開放度2個維度[19]。

3.研究數據。本文選取粵港澳大灣區11個城市2014年到2018年相關數據作為研究數據。各相關指標計算方法如下：旅游開放度（記為TRD）=旅游外匯收入/GDP；對外經濟開放度（記為EORD）=外資開放度+外貿開放度，其中外資開放度（記為FDID）=外商直接投資/GDP，外貿開放度（記為FTD）=進出口總額/GDP。為消除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對各項指標取對數，分別記為ln TRD、ln EORD、ln FDID、與ln FTD。數據來源于11個市或行政區的統計局官網以及全球數據網，數據收集換算結果如表1。

表1 粵港澳大灣區旅游開放度和對外經濟開放度計算統計表

三、實證研究

（一）協整分析

在進行協整檢驗之前，首先要對各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20]。用ADF檢驗法分別對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ADF單位根檢驗

如表1，ADF檢驗結果顯示：對變量ln TRD、ln FDID、ln FTD與ln EORD分別進行ADF檢驗，其中序列ln TRD和ln FTD拒絕原假設，是平穩序列，服從I（0）過程；序列ln FDID和ln EORD不拒絕原假設，其中序列ln EORD是一階單整序列，服從I（1）過程；序列ln FDID是二階單整序列，服從I（2）過程。

（二）格蘭杰因果檢驗

因為序列ln FDID、ln EORD和ln FTD不是同階序列，故不能進行協整分析。而ln TRD和ln FTD都是服從I（0）過程的平穩序列，所以直接對ln TRD和ln FTD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分析二者之間的因果關系。

如表3，在給定5%的顯著性水平下，ln TRD和ln FTD格蘭杰檢驗結果所示：（1）P值=0.4353＞0.05，不拒絕原假設，即ln FTD不是ln TRD的格蘭杰因。（2）P值=0.4575＞0.05，不拒絕原假設，即ln TRD不是ln FTD的格蘭杰因。

表3 ln TRD和ln FTD格蘭杰檢驗

因此，ln TRD對ln FTD沒有預測能力，同樣地，ln FTD對ln TRD也沒有預測能力。也就是說，旅游開放度與外貿開放度互不為格蘭杰原因，即旅游開放度與外貿開放度互相對對方沒有顯著影響。

（三）研究結果分析

上述實證分析顯示：粵港澳大灣區旅游開放度和外貿開放度均為平穩的時間序列，但二者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外資開放度和對外經濟開放度為不平穩的時間序列。因此，粵港澳大灣區旅游開放度與對外經濟開放之間沒有顯著因果關系。這與本文設定的原假設相悖，原因如下：

1.粵港澳大灣區旅游開放度。研究結果顯示粵港澳大灣區旅游開放度為平穩的時間序列，也即每年的旅游開放度不隨時間變化而產生大的變動。本文用粵港澳大灣區國際旅游收入占GDP的比重來表示旅游開放度，故該結果也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入境旅游收入占GDP的比值每年沒有較大變化。

由表4可知，2014—2018年粵港澳大灣區旅游外匯收入在2014年是一個小高峰，而從2014年到2015年則有一個大幅的下降，在2015年之后呈逐年上升趨勢，到2018年恢復到高于2014年的水平。而根據粵港澳大灣區11個城市的對比，發現香港和澳門的旅游外匯收入均大于其他9個城市之和，也就是說，粵港澳大灣區的旅游外匯收入變動絕大部分取決于港澳兩地的變化?；诖?，可知2014年到2015年大灣區旅游外匯收入的大幅下降，是由香港2014年非法“占中”引起的。旅游目的地的政治情況與社會治安對旅游活動尤其是入境旅游有很大影響，而港澳的入境旅客大部分都來自內地。2014年香港的非法“占中”對港澳的內地游客市場沖擊較大，直到2018年旅游外匯收入才恢復到占中前的水平。

表4 粵港澳大灣區11個城市2014-2018年旅游外匯收入（單位：億元）

由表5可知，粵港澳大灣區2014—2018年的GDP穩定提高。這個趨勢與表4旅游外匯收入的變化趨勢基本一致。而細觀香港和澳門2014、2015年的GDP變化，發現港澳的GDP變化趨勢與旅游外匯收入的變化趨勢大致相同。本文實證分析的結果顯示，粵港澳大灣區旅游外匯收入占GDP的比重隨時間變化沒有較大變動。根據上述分析，粵港澳大灣區旅游外匯收入變動與GDP的變動趨勢十分相似，都是隨時間變化逐漸上升。香港2014年特殊的社會情況導致2015年旅游外匯收入驟減，但在此基礎上2015年港澳的GDP和也小于2014年，在2015年后逐年遞增，呈現與旅游外匯收入相同的變化趨勢。

表5 粵港澳大灣區11個城市2014-2018年GDP（單位：億元）

根據上述數據分析，粵港澳大灣區國際旅游收入主要來自港、澳、廣、深4個中心城市，其中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的國際旅游收入占了大灣區的絕大部分。而港澳入境旅游市場中內地游客占絕對大頭。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香港、澳門的內地市場逐漸開始飽和。因此，除了發生類似2014年香港非法“占中”的特殊情況，港澳的內地游客不會發生激增或大量減少，國際旅游收入趨于平穩。港澳入境旅游收入對GDP的影響非常大，即便發生特殊社會狀況，GDP的變化也會受到入境旅游收入的較大影響，因此，粵港澳大灣區旅游開放度是平穩的時間序列，旅游外匯收入占GDP的比重不隨時間變化而產生不規則大幅度變動。

2.粵港澳大灣區外貿開放度。研究結果顯示粵港澳大灣區外貿開放度為平穩的時間序列，即每年的外貿開放度不隨時間變化而產生大的變動。本文所計算的外貿開放度指標是粵港澳大灣區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故該結果也表示粵港澳大灣區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值每年沒有較大變化。本文收集的粵港澳大灣區2014—2018年進出口總額如下。

外貿開放度可以反映一個地區貿易開放度，也可以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依賴世界經濟的程度。從表1可知，粵港澳大灣區外貿開放度均大于1，外貿開放度相當高，說明大灣區的經濟很大程度上依賴進出口?；浉郯拇鬄硡^11個城市各有其不同的城市定位，而城市所承擔的功能和定位與其吸引外資、旅游接待及外貿發展的能力密切相關?？偨Y梳理粵港澳大灣區城市功能及定位，可以發現廣州是“國際商貿中心”；深圳是“國家對外通關口岸”；東莞是“全國制造業基地”和“廣東重要交通樞紐及外貿口岸”；香港是“國際貿易、金融、經濟中心城市”。而結合表6可知，這幾個城市都在大灣區進出口貿易中占有較大比重，屬于第一層級，是粵港澳大灣區成熟的、外貿開放度高的城市。而作為“國家對外通關口岸”的珠海、“國家重要制造業基地”的佛山以及“珠三角西部中心城市”的江門和中山則屬于第二層級，在進出口貿易方面還有較長的路要走?；浉郯拇鬄硡^外貿開放度非常高，進出口貿易對經濟的影響程度很大，而其中以香港和深圳為首的第一層級城市在進出口貿易上已經相當成熟，珠海佛山等第二層級的城市也在穩步發展。因此，粵港澳大灣區在不發生極特殊情況下，進出口總額不會產生無規律性的大幅變動，大灣區外貿開放度是平穩的時間序列。

表6 粵港澳大灣區11個城市2014-2018年進出口總額（單位：億元）

3.粵港澳大灣區旅游開放度與外貿開放度。根據前文實證分析結果顯示：粵港澳大灣區旅游開放度與外貿開放度都是平穩的時間序列，二者間相互沒有顯著影響。一國或地區的產業結構對外貿依存度有較大影響，通常進出口貨物中第一、二產業（尤其是第二產業）產品比重高，第三產業產品占比低，第三產業成熟的發達國家一般進出口總額占GDP比重小，第二產業占比高的發展中國家進出口總額占GDP比重高。已知粵港澳大灣區外貿開放度非常高，均大于1，則若外貿開放度對旅游開放度有顯著影響的話，應該伴隨著大灣區旅游開放度變低。而這與粵港澳大灣區較高的旅游開放度顯然不符，故外貿開放度對旅游開放度沒有顯著影響，反之亦然，故外貿開放度與旅游開放度間相互沒有因果關系。

4.粵港澳大灣區外資開放度與對外經濟開放度。實證研究結果顯示，粵港澳大灣區外資開放度和對外經濟開放度為不平穩的時間序列，因此與旅游開放度沒有因果關系。本文收集的粵港澳大灣區2014—2018年外商直接投資額如下。

如表7所示，粵港澳大灣區11個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資額的變動不具有普遍規律。如：香港、廣州、深圳2014—2018年外商直接投資額逐步增多；澳門2014—2016年增多，2016—2018年逐步減少；珠海2014—2017年增多，2017—2018年減少；佛山2014—2016年逐步減少，2016—2018年逐步增多。而大灣區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變動幅度也過大，不具有一定規律性：2016—2017年的增量突增，2017—2018年的增值又驟降?；浉郯拇鬄硡^外資開放度不平穩，而外資開放度與外貿開放度一個平穩一個不平穩，故二者的和（對外經濟開放度）也不平穩。

表7 粵港澳大灣區11個城市2014-2018年外商直接投資額（單位：億元）

關于旅游開放度與對外經濟開放度之間關系的研究大多得出二者有因果關系的結論，本文的這種特殊情況是因為粵港澳大灣區是全球唯一一個在“一國兩制”的大框架下，涉及三個獨立關稅區、三種法律體系、三種貨幣的特殊區域。而不同的關稅政策、法律體系、經濟制度等必然會導致政治、經濟、社會等諸多方面的巨大差異。同時粵港澳大灣區沒有其他城市群那樣各方面領先、完全占據領頭地位的核心城市，灣區內四大中心城市各有其不同的城市定位，各個城市都有其核心競爭力，且這些優勢各不相同，呈現“無核心、多中心”的發展局面。這種不同優勢城市各攻其長的局面在一國兩制的大框架下可以更好地實現優勢互補，彌補短板，也使得旅游開放度與對外經濟開放度之間各成體系，互相沒有顯著影響。

四、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研究證明上文的“旅游開放度與對外開放度之間有因果關系，并且旅游開放度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是通過對外開放度傳導的”設想不成立?；浉郯拇鬄硡^旅游開放度與對外經濟開放之間沒有因果關系，無法通過外資開放度和外貿開放度促進旅游開放度，同樣也無法通過旅游開放度促進外資開放度和外貿開放度。也就是說，大灣區旅游開放度與對外經濟開放之間的依賴度低，想要促進旅游開放與經濟開放需要對癥下藥，很難實現提高一個方面就能全面提高其他方面的局面。

（二）建議

1.實施營銷一體化，打破9市2區入境旅游行政邊界。目前港澳兩地的入境旅游市場中內地游客占絕大多數，對港澳的入境旅游收入具有絕對的影響力。而珠三角地區的入境旅游市場則要比港澳更加多樣化，除了港澳臺旅客，還包括亞洲周邊國家以及歐美國家市場。實際上，香港和澳門在旅游資源上有著相當大的優勢，香港具有優越的自然資源和豐富的旅游購物市場，澳門成熟的博彩業對入境游客也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若能對三地旅游市場進行相互引流，一定能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入境旅游的進一步提升。

2.構建粵港澳大灣區整體品牌，充分發揮核心城市對灣區建設的關鍵作用，促進優勢互補。香港、澳門、廣州和深圳四大中心城市各有其優勢發展方向，要充分發揮四大中心城市的領頭作用，帶動其他定位相近的城市發展，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優勢資源整合，構建完整的粵港澳大灣區品牌。要吸收香港在科技研發、知識產權運作等方面的豐富經驗，廣州在科研人才資源和產業方面的深厚基礎，深圳在高新技術產業的競爭優勢，發揮核心城市在科技創新方面的引擎和輻射帶動作用。

3.充分利用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全球唯一一個在“一國兩制”的大框架下，涉及三個獨立關稅區、三種法律體系、三種貨幣的特殊區域身份，發揮政府在灣區經濟發展中的統籌作用，利用相關政策優勢，建立跨區域協調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