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務機制視域下的官修史形態
——《中古官修史體制的運作與演進》讀后

徐 成

(揚州大學 社會發展學院，江蘇 揚州 225002)

學人習慣對中國古代史籍進行官修與私修的劃分，對于某些優秀的私修史籍，又習慣性地從修撰者個人的為學旨趣、治學勤勉等角度進行正面評價。如談遷撰《國榷》，遍訪海內，據實而書，六易其稿；顧祖禹撰《讀史方輿紀要》，閉戶著述，縱論天下大勢……諸如此類，常為學人津津樂道。相較于私修史籍較為鮮活的個人印跡與風格，對于以二十四史為代表的官修史籍，除少數幾部外，撰者的個性風格并不明顯，世人往往以官樣文章視之。但不可否認，“官樣文章”也是此類官修史共有的一種風格。如果說某些優秀的私修史籍之所以能為后世所推崇，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它們的史學成就與撰者的個人行跡息息相關，那么，官修史“官樣文章”這一風格的出現，也與史館修史時所藉官方行政文書及其所依托的行政運作在史書中留下的印跡密不可分。聶溦萌所著《中古官修史體制的運作與演進》(以下省稱“聶著”)就是一部從行政運作與史書形態的角度闡釋漢魏南北朝時期官修史究竟是如何呈現“官樣文章”的論著。

一、 邏輯體系與研究方法

聶著共九章，對《漢書》以降至《魏書》《晉書》等一系列官修史的體例、編次、體裁等問題及與之相關的政務運作進行了專題性的研究。粗略言之，可分作三大板塊。

第一個板塊為第一章，從紀傳編次、體例的角度闡釋了紀傳體史書從《史記》的出現到唐修《晉書》的演變，凸顯“帝紀在《漢書》時就基本完成轉型，列傳的轉變則一直拖延到南北朝時期”(1)聶溦萌：《中古官修史體制的運作與演進》，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29頁。按，為避繁瑣，下引該書不再另外出注。這一宏觀結論。即自《漢書》始，帝紀已趨向于以編年系日的形式記載一國大事，并兼及皇帝個人；而列傳部分，類似《史記》那般以“主題”編排列傳的格局逐步轉變為以時間先后、政治地位編排列傳的格局。

這一板塊沒有過多涉及書題中所說的“官修史體制”，只是從宏觀角度考察《漢書》以降官修紀傳體史書在編次、體例等方面的演進脈絡。既然帝紀的格局至《漢書》時已大體定型，那么后世官修史的演進主要就集中于列傳或志了。因此，后續諸章對中古官修史列傳格局的討論，大體以《漢書》列傳為參照物，最為典型的例證就是第二章討論曹魏以后的政治運作無法延續類似于《漢書·西域傳》那種撰述傳統。從這個角度來說，第一板塊可視作全書議題的起點與背景。

第二個板塊是第二、三、四章，分別對官修紀傳體史書中列國傳(四夷傳、西域傳等)、孝義傳與列傳主體——宗王臣僚之傳的形成、演變分別進行專題研究。就列國傳而言，其文本來源存在著由漢代的征戍行記、簿籍向南朝《職貢圖》之類的“使圖類”文獻的演進過程；就孝義傳而言，王朝對忠孝節義人物的旌表文書直接促成東漢以后官修史中《孝義傳》呈現出官樣文書的印跡；就宗王臣僚之傳而言，由賜謚助葬而產生的行狀、碑志已初具傳文規模。這一板塊對上述三類列傳的討論，實已囊括中古官修正史中列傳的大部分。

第三個板塊是第五至九章，主要揭櫫從東晉十六國至南北朝前期，南北政權都先后出現了將國史體裁設定為編年體，南朝劉宋、北魏后期又分別回歸紀傳體的現象。這一板塊重在對此一時期官修史體裁進行考證以勾勒其演進脈絡。其中，唐修《晉書》中的家族傳源自何法盛《晉中興書》諸錄，編年體向紀傳體史書轉化過程中《宋書》出現的“帶敘法”，《魏書》中降臣傳編次所見魏收對北魏國史的整飭，尤是發微卓見。

誠如“引言”所示，聶著所要討論的是中古官修史體裁、編次、體例等“變化背后的制度化因素”。這一制度化因素，傳統的研究視角是對史官制度，即太史、著作省等職官、修史機構的職能運作。而聶著所要討論的制度主要集中在另外兩個層面：

其一，中古時期哪些制度生成的行政文書能夠為史官資用，并成為官修史汲取的素材。這就是作者多次提到“政務——修撰運作聯動機制”。從后世研究者的角度而言，要將行政文書與官修史籍相聯系，最為有效的方式便是將官修史中的某些文字、段落坐實為行政文書。在研究過程中，這就不可避免地運用到史源學的方法。具體到聶著中，第二板塊的研究大體顯現出此種研究路徑。

其二，中古時期有哪些政治或制度因素促成官修史體裁在紀傳體與編年體之間往來轉換。與此相應的是，在技術層面上，史官又是通過何種編撰方式在不同體裁的史書間進行改撰。這是“政務——修撰運作聯動機制”的另一層含義。研究者要在記載對象相同，但體裁不同的史書之間建立聯系，以論證體裁之間的轉換，仍然需要利用史源學的方法進行文本考證。這種研究路徑在第三板塊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聶著的第二板塊與第三板塊，雖然研究目標有所差異，但在研究路徑上，都意在構建政務與官修史之間的聯系；在研究方法上，都以文本的史源考證為基石，以制度史研究作輔助。因此，聶著各章雖然是專題研究，但在研究思路與方法上是一以貫之的。

制度研究，重在從政務層面論證政治運作、制度設定對官修史在內容、編次、體例、體裁等諸多方面的影響。史源學研究，重在于史書編撰的技術層面逆向論證官修史在形成過程中所呈現的前序形態。問題在于，為什么要從制度史與史源學的雙重視角對相關問題進行考察呢？首先，就方法論而言，研究目標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研究視角，聶著既始終關注中古“政務——修撰運作聯動機制”，那么，對政務的關注無法脫離制度史、政治史的研究范疇，對史書文本的形成與修撰的關注也無法脫離史源學的研究范式；其次，由于漢魏南北朝時期史料不足，無論是史源學研究抑或制度史研究，任何單一的研究視角都難以在相關問題的探索上有新的突破，作者只能從史源與制度兩個研究路徑分別進行考察，相互啟發，以期能夠得出同時符合史源分析與制度分析的結論。

即便如此，史源分析與制度研究并舉的研究方法，并不能徹底規避研究中史料不足征的困難，這在聶著倚為基石的史源考證中顯得尤為突出。學人通常所認識的史源學是一種典型的文獻學考證，首創史源學的陳垣即認為“讀史必須觀其語之所自出”，“非逐一根尋其出處，不易知其用功之密，亦無由知其致誤之原”(2)陳垣：《通鑒胡注表微·考證篇第六》，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90、94頁。。作者長期從事點校本《晉書》的修訂，而對文獻史源的關注、敏感是古籍整理工作者應有的專業素養。這種專業素養最直觀的表現在于能夠從不同的文獻中發現相似或雷同的文字表述。陳垣、唐長孺先后據《冊府元龜》補宋本《魏書·禮志》的脫頁，無疑也證明了《冊府元龜》的相關文字源自《魏書》。這是高水平專業素養的典范。

但漢魏南北朝傳世史料有限，對中古官修史書進行史源學的考察，無法理想化地追溯每一條史料的史源。?？睂W意義上尋找史源，尚可偶一為之，如果對中古官修史進行通盤的史源探索，就不切實際了。這就要求作者在運用史源學進行研究時，決不能局限于逐字逐句的文字比對，而是對同質化的文字表述進行歸納、溯源，即從官修史的文本體裁、撰述體例、敘述旨趣、內容等方面作史源的定性分析。這樣的研究思路應當基于作者在熟稔中古文獻的基礎上，對史籍文本的性質有著全面的掌握與較深的體悟。這種史源的定性分析在聶著中廣泛使用。其所得結論，甚至是各章的主要觀點。舉例而言，大略有以下數端：

(一) 體例的史源分析。以第六章言之，作者發現《晉書》卷七三至八〇諸傳呈現家族傳的性質，而《史通》又明言劉宋何法盛所撰《晉中興書》存在以地望姓氏為“錄”名的體例。二者基本一致。由此推知唐修《晉書》中有關東晉世族的卷帙本自多采郡國書、雜傳的《晉中興書》，而非東晉國史。這恐怕也是后世稱唐修《晉書》“好采詭謬碎事,以廣異聞”(3)《舊唐書》卷六六《房玄齡傳》。的原因之一。

(二) 體裁的史源分析。這種研究方法主要體現在第七章對《宋書》帶敘法，附錄中對編年體《晉史》殘卷中混雜人物傳的研究。作者在揭示晉代官修編年史存在“編年附傳”后，將其與《宋書》諸傳多帶敘小傳的情形進行聯系。二者在體裁上的趨同，也就成為作者論證官修史體裁從東晉編年史向南朝紀傳體轉變的堅實證據。

(三) 敘述旨趣的史源分析。聶著第三章對中古“孝義類傳”史源的討論大體使用了這種研究方法。作者敏銳地發現《后漢書》《宋書》孝義人物之傳，大多存在孝義事跡模式化、類型化，敘事重孝義事跡而不重傳主生平履歷的敘述旨趣。作者稱這種敘述旨趣為“文書風格”，即地方向中央呈報的有關孝義事跡的“狀”所表現出來的行政文書的樣式。又如第二章對《漢書·西域傳》的討論，作者發現《漢書·西域傳》敘事以交通線路為綱，而這正是漢廷征戍西域而產生的文書敘述形式。由此可以為《漢書·西域傳》源自征戍西域的行記、簿籍這一觀點提供佐證。

(四) 敘述內容的史源分析。誠如作者所言“一個人的仕宦雖然是唯一的，但其記錄卻并不天然唯一”。由此推衍開來，在史書中對同一人、事的記載，如果信息來源相同，即便文字表述有所差異，但敘述內容應當是一致的。聶著第三章將東漢官員薦舉賢良的呈文與被薦舉者的傳文作比較，第四章將南北朝時期的行狀、碑志與史傳進行比較，第六章對晉宋間史事在《宋書》《晉書》不同卷帙中記載作詳略比較，由此論證相關史傳的來源，都是基于對史書敘述內容的史源分析。

對史源的定性分析，既是聶著在研究思路上的突破，也是由于史料不足而采取的不得已的研究方法。相較于文獻?？币饬x上的史源學，史源的定性分析顯然更側重對文本形成過程的推測與勾勒，考校的是研究者對史書文本敘述的玩味拿捏。作者在一次講演中曾謹慎地說：“對于中古文獻，應當適應它的模糊感，很多情況下只能做定性推斷”(4)見2021年5月15日作者于復旦大學所作題為《中古正史的“文獻法醫學”考察》的報告。。這種定性推斷反映到聶著中，就是在某些論證過程中使用的對史源的定性分析，很大程度上是間接證據。因此作者必須要用制度史研究對史源學研究進行補充，以使論證過程更為嚴密，所得結論也才能更為可信。

就聶著所提出的是中古“政務——修撰運作聯動機制”這一宏觀架構而言，毫無疑問，“政務”作用于“修撰”是主要方面，聶著所進行的專題研究，大體也從這一路徑展開。但這并不意味著“修撰”對“政務”的影響就可以忽略。二者的相互作用才是“聯動”的本意。聶著論及蕭梁《職貢圖》、楊隋《西域圖記》等文獻與《梁書·諸夷傳》《隋書·西域傳》之間文本的承襲關系時言道：“到南北朝后期，開始以文獻撰著為目的，在開展對外事務的同時主動搜求這類資料，由此編成的使圖類文獻也往往成為這一時期紀傳史四夷傳的基礎”，“鴻臚自漢代以來即掌夷狄朝貢，但訪問記錄夷狄風俗的職能則很晚才出現，是由于撰史需求的推動”。修撰的需求直接促成了唐代鴻臚寺搜集四夷資料報送史館的制度，這就是修撰對政務的“反作用”。當然，因官修史中四夷傳的修撰而影響到鴻臚寺的政務，“是比較特殊的情況”，“政務與修史，還是前者居于主導”。由此而言，在“政務——修撰運作聯動機制”中，“聯動”的雙方是存在主次輕重之別的。

二、 學術延伸與啟迪

一部成功的學術著作，在提出新問題，使用新方法，得出新結論的同時，也會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帶來新的思考。就聶著而言，在作者設定的研究范圍之內，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留白。這些留白不僅開啟了作者的后續研究，也給學界帶來了學術增長點。

聶著對中古官修史的形成及其背后的政務因素進行研究，其中對官修紀傳體史書的研究集中于本紀與列傳，對“志”的討論不多。紀、傳自然是紀傳體史書的核心與主體，志的分量雖不如傳，但涉及專門之學，最難成篇，因此江淹稱“史之所難，無出于志”(5)《史通》卷一二《外篇·古今正史》“齊書”條，浦起龍《史通通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29頁。。聶著是作者在博士論文基礎上完成的著作，能在短短數年之內構建起中古“政務——修撰運作聯動機制”這一宏觀架構，并對中古官修史的紀、傳作通盤考察，已屬難人可貴。但作者并沒有忽略對“志”的探索。作者在“結語”言及：“《地理志》依據郡國戶口簿編纂，《百官志》《輿服志》依據官簿、律令等，《禮志》部分依據儀注等”，又言“在戶籍、地理等方面，也都能看到根據時間整理檔案的證據。有關這一問題當另文討論”。這說明作者在既定的學術框架內，對官修正史中諸志的形成與政務關系的探討已經納入自己的研究計劃。我們相信，作者對中古官修史諸志的研究將陸續面世。

作者提出的中古“政務——修撰運作聯動機制”，其中的“政務”，主要討論的是影響史書體裁、體例、編次的行政文書及其背后的相關政務。但能夠作用于官修史的政務絕不局限于行政文書的層面，如聶著揭櫫東晉十六國至南北朝前期普遍出現官修編年體史書的現象，就不能簡單地用行政文書的影響來解釋。因此作者從兩晉之際諸政權草創，修史運作方式與紀傳體裁存在矛盾沖突的角度闡釋了這一時期官修編年體史書出現的原因。此例中的“政務”其實已經涉及到對政局的宏觀把握了。又如，第三章在討論官僚制對“孝義類傳”的影響時言及：“某些典型事跡在官方統治中有特別的意義”，“史傳中的模式化敘事也就不僅是一個文學現象，還與官僚制運作的特性相應”。作為一部史學專著，雖然無需枝蔓地從理論上進一步討論官僚制運作何以在復雜的人物品評、薦舉時會出現典型化、類型化、模式化的現象，但作者對官僚制下行政的固有性質顯然是有所關照的。此外，書中又言：“檔案的整理無疑可以視為史書編纂的前序階段，但要討論這一話題，涉及到更多文書與文書行政的研究，本書難以覆蓋?！边@其實已將研究目標指向了能夠促成行政文書轉化為官修史籍的機制。從這個意義上說，聶著只是作者在中古“政務——修撰運作聯動機制”這一框架下的前期研究成果。

如果拋開聶著的研究體系，從中古官修史的體裁、體例、編次的演進引申開來，那么學術視野就可以順理成章地延伸到中古史學發展了。其實，聶著在考察東晉十六國南北朝國史體裁演變時，已經不自覺地通過國史體裁的變化來討論中古史學的變遷了。作者在2015年發表的《從丙部到史部——漢唐之間目錄學史部的形成》(《中國史研究》2015年第3期)一文就是從目錄學角度對中古史部逐漸擴充的演進過程進行了探索，在2019年發表的《中古地理書的源流與〈隋志〉史部地理篇》(《史林》2019年第4期)也是以史部目錄為基礎，以學術風尚為切入點，從官修、私撰的角度，探求隋前地理學的演進。因為在官修史之外，中古時期還有大量的私撰史籍。官修、私撰的史籍投射在史學目錄上，又反映彼時的史學演進與學術認知。這也就說明探求中古政務與官修史的聯動關系，只是作者階段性的研究方向，以此為基礎的的學術推進、延伸已經次第展開。由此而言，如果以聶著設定的中古“政務——修撰運作聯動機制”為基準，無論是內部研究的深化，抑或是外部研究的拓展，都存在繼續研究的空間。

有基于此，延續作者的思路，我們就可對漢魏南北朝正史中的某些類傳的史源與政務之關系作一些別樣的討論了。以聶著對列國傳(四夷傳、西域傳等)的研究為例，不難發現，中古正史中所載諸夷有內、外之別。境內諸夷如獠、蠻、俚等常有傳。如東漢益州境內有板楯蠻，叛服靡常，靈帝曾命益州兵討之而不能克，“帝欲大發兵，乃問益州計吏，考以征討方略”(6)《后漢書》卷八六《板楯蠻夷》。，于是漢中上計吏程包詳細奏陳板楯蠻種姓、風俗及其與益州境內諸郡國之關系，并提出解決爭端的辦法?！逗鬂h書·板楯蠻夷傳》干脆將程包所言板楯蠻事全部抄入，并成為該傳的主體。又，東漢“楊子山為郡上計吏，見三府為《哀牢傳》不能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征在蘭臺”(7)王充：《論衡》卷二〇《佚文篇》，黃暉《論衡校釋》，中華書局2017年版，第1005-1006頁。，以至于姚振宗徑直認為《東觀漢記》中的《哀牢傳》即本于此。(8)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清華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522頁。北齊“正會日，侍中黃門宣詔勞諸郡上計。勞訖付紙，遣陳土宜?！?9)《隋書》卷九《禮儀志四》，中華書局1973年版。這說明在漢魏南北朝時期，郡國上計吏入京上計，呈報包括治下夷狄在內的地方情況是一項常規工作。(10)有關中央政府受計的情形，詳參侯旭東《丞相、皇帝與郡國計吏：兩漢上計制度變遷探微》，《歷史研究》2014年第4期。雖然如楊子山那般以上計吏直接參與《哀牢傳》的撰寫是特例，但官修史中所列境內諸夷之傳文以上計吏呈報文書為基礎撰成，應當與事實相去不遠。

至于中原政權轄境之外的少數民族政權，除漢之匈奴、鮮卑等因長期處于戰爭狀態而于正史設專傳外，其余西域、東夷、南蠻各國，大體為合傳，即聶著所稱之列國傳。作者敏銳地發現《漢書·西域傳》大體本自行人報告或征戍文書而記載較詳，而《宋書·蠻夷傳》多載雙方交戰與外交，二書的敘述旨趣截然不同。如果從長時段考察中古中原政權對域外的態度，不難發現，中原政權對域外的了解呈現出明顯的間歇性與碎片化的特征。自漢代以后，中原政權對域外的了解往往通過對域外來聘使者的訪查而得，很少出現像漢朝那般主動派遣張騫、班超、甘英等出使異域的情形。因此漢代以后對域外資料的搜集，頗有些“內部搜集”或“被動搜集”的意味。

以新羅而言，三國以后，“國小不能自通使聘”，至前秦苻堅時：

其王樓寒遣使衛頭朝貢，堅曰：“卿言東海之事與古不同，何也？”答曰：“亦猶中國，時代變革，名號改易，今之與古，焉得同之?！?11)《太平寰宇記》卷一七四“新羅國”，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3325-3326頁。

苻堅所言“卿言東海之事與古不同”，非常明白地顯示了新羅長時間未能遣使中原，導致中原政權所知道的新羅信息是不連貫的。苻堅對新羅的認知，還停留在前代，呈現出滯后性。

又如罽賓國，《漢書·西域傳》《魏書·西域傳》有傳，《隋書·西域傳》有《漕國傳》?！短藉居钣洝穮R集上列諸傳而敘其始末：

(西漢)罽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一至。自后無聞。至后魏始通之，都善見城。至隋時，謂之漕國，在蔥嶺之北。(12)《太平寰宇記》卷一八二“罽賓國”，第3486頁。

《魏書·西域·罽賓國傳》言“每使朝獻”，《隋書·西域·漕國傳》言其“大業中，遣使貢方物”(13)分參《魏書》卷一〇二《西域·罽賓國傳》、《隋書》卷八三《西域·漕國傳》。?？梢娢鳚h以后，官修正史是否為罽賓國立傳，取決于某一朝代罽賓國是否遣使入貢?！逗鬂h書》《晉書》不為罽賓國立傳，即表明罽賓與東漢、兩晉政權不存在朝貢關系，沒有官方往來，于是樂史便以“自后無聞”來表達這層意思。

與此類似，《漢書·西域傳》《晉書·四夷傳》《隋書·西域傳》為康居國(康國)立傳，然《后漢書》不為立傳。查《太平寰宇記》卷一八三康居國：

(西)漢為其新通，重致遠人，終羈縻而未絕。自后無聞，或名號變易，或遷徙吞并，非所詳也。至晉武帝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獻善馬。至后魏太武太延中，遣使朝貢，其國又稱者舌。至隋，謂之康國。(14)《太平寰宇記》卷一八三康居國，第3493頁。

《晉書·四夷·康居國傳》：“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奉善馬”，《魏書·西域·康國傳》：“太延中，始遣使貢方物”，《隋書·西域·康國傳》：“大業中，始遣使貢方物”(15)分參《晉書》卷九七《四夷·康居國傳》、《魏書》卷一〇二《西域·康國傳》、《隋書》卷八三《西域·康國傳》。。而《后漢書》之所以不為其立傳，蓋西漢以后康居未曾來朝，導致中原政權“無聞”而“非所詳也”，由此愈可證明，異域政權是否來朝是該朝正史能否為其立傳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以推知，《梁書·諸夷傳》之所以得以成篇，其文字固然來源于梁元帝《職貢圖》，(16)王素：《梁元帝〈職貢圖〉與西域諸國——從新出清張庚摹本〈諸番職貢圖卷〉引出的話題》，《文物》2020年第2期。而背后的政治原因在于蕭梁政權缺乏遣使遠行的機制而坐等諸夷來朝以搜集異域信息。這種狀況在漢以后的中原王朝較為普遍。除少數特例外，中原王朝對域外情況的搜訪，多依靠域外來使而非遣使遠行。由此導致僅據正史四夷傳，難以將某些異域政權的歷史演進連續不間斷地勾勒出來。這也是西漢以后的正史大多不能維系《漢書·西域傳》傳統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