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延禮先生與中國近代文學研究

胡全章

(河南大學 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河南 開封 475001)

郭延禮先生是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界的學術大家和著名文學史家。自20世紀60年代初，郭先生就致力于中國近代文學教學與研究工作，幾十年如一日耕耘在這塊相對荒涼寂寞的學術領地，以強烈的學術責任感與歷史使命感、高度自覺的近代文學史建構意識與學科堅守精神、穩健扎實的文獻功夫與史料情結、銳意進取的學術開拓意識與超乎常人的專業執著精神，出版專著專書30多部，以山東大學為基地作育了一批近代文學研究骨干，形成了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界的山東重鎮。2021年秋，郭延禮、郭浩帆總主編的《中國近代女性文學大系》由齊魯書社推出，皇皇八大卷，凡640萬言，為研究中國近代文學史、思想史、文化史和婦女運動史提供了重要參考資料。年屆耄耋，披掛上陣，披荊斬棘，砥礪前行，為學界貢獻一套學術公器，郭先生的學術毅力與學術品格可敬可佩；扎根近代，終生躬耕，著作等身，譽滿天下，郭先生的學術思想與學術成績可圈可點。

一、勇于開拓：問題意識與史料情結

郭延禮先生自言“研究學問，喜歡發疑”，又時刻提醒自己要“勇于接受新思潮”，強調做學問“從微觀研究入手，在微觀的基礎上進行宏觀研究”，注重原始資料的搜集與長期的學術積累，將研究工作按層次高低分為平行研究、遞進研究和開拓研究，以富有開拓性的學術研究為目標，視創新為學術生命。(1)郭延禮.研究中國近代文學的幾點體會[J].古典文學知識,1997(01),第4-9頁。他是這么說的，也是這樣做的。重視資料，敢于發疑，小處入手，大處著眼，勇于開拓，追求創新，既是郭先生治學經驗之談，也是其學術成功之道。

問題意識是學術創新的關鍵因素，也是學術開拓的根本動力，郭延禮先生的“喜歡發疑”，就是學術研究中的問題意識與開拓精神的典型表現。我們先觀其大處和重要關節。正是發現已有的幾部中國文學史著作在近代文學歷史分期中存在的問題，郭先生就“中國近代文學史的分期問題”撰寫并發表了踏入近代文學研究領域的第一篇專業論文。(2)參見郭延禮.中國近代文學史的分期問題——兼與幾部中國文學史的編者商榷[J].文史哲,1963(02)。正是認識到近代文學是整個中國文學史研究鏈條中最為薄弱的環節，許多方面都有待發掘、開墾和整理，郭先生在青年時代就認定了自己的學術方向，決心將畢生精力投入這一研究領域。正是認識到秋瑾研究的重要性和秋瑾研究資料的嚴重不足，他發愿編撰《秋瑾年譜》，數十年持續開展秋瑾研究工作。正是認識到中國近代文學斷代史對學科建設的重要性，而高校近代文學教學又缺少適用的教材，他下定決心、克服萬難撰著一部相對完備的《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正是認識到這部文學史著作中論列的具有開創意義的“三個方陣”的論述不足，他持續投入精力研究近代翻譯文學和女性文學，廣征史料，探微求精，努力補齊學術短板。正是認識到西方文化的撞擊是促進中國文學近代化的至關重要的環節，他撰著《近代西學與中國文學》，描述了中國文化與文學的近代化從被迫到主動的心態史與發展史。正是認識到系統梳理和全面總結20世紀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的成績、特點與不足，對世紀末在困境中尋求突圍的近代文學學科有著鞏固陣地與昭示未來的雙重意義，他下大力氣撰著一部《20世紀中國近代文學研究學術史》，以鑒往知來的努力，為學科打下學術史根基，為后來者指示學術門徑。

郭延禮先生在近代作家作品等微觀研究中體現出的問題意識，更是不勝枚舉。這里僅以康有為海外詩研究為例，借一斑窺全豹?？涤袨槭墙袊奈膶W家和詩人，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贊其詩“元氣淋漓，卓然成大家”(3)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102頁。。新中國成立后的中國文學史著作，對康詩以戊戌為界分為前后兩期。戊戌前，康氏屬于近代中國向西方尋求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思想主張代表進步時代潮流；流亡時期，作為?；庶h領袖的康有為，其政治立場被認為是在逆時代潮流而動，其人是在拉歷史的倒車。在這一語境下，文學研究界對康有為詩歌的評價，長期以來形成了揚前抑后乃至肯定前期而否定后期的思維定式。研究學問“喜歡發疑”的郭先生，通讀《南海先生詩集》后，對康氏后期詩歌有了全新的認識。他基于康氏海外詩在其詩集中占了絕大比重的基本史實，又發現其中的大量詩篇充溢濃烈真摯的愛國主義思想情感和基于祖國悠久光輝燦爛文明的民族文化自信力，故而以歷史唯物主義態度實事求是地分析其海外詩的題材題旨、精神風貌與形式特征，進而得出結論：康有為的海外詩，不僅體現出那一時代的新思想、新意境、新風貌，而且是康氏全部詩作中最能體現作為進步時代潮流的“詩界革命”創作綱領與精神氣度的“新派詩”，至今仍不失其思想意義和美學價值。(4)郭延禮.論康有為的海外詩[J].東岳論叢,1985(05)。這一學術判斷，不僅觀點新穎，而且客觀公允，深具史家“了解之同情”，改變了學界對康有為后期詩歌的認知，對全面評價康有為的文學成績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郭延禮先生治學注重原始資料的搜集與積累，有著很強的史料情結。重視文獻史料的全面搜集與系統整理，將學術研究建立在扎實可靠的原始文獻史料基礎之上，是郭先生始終遵循的學術路徑與學術規范。他一貫將資料積累視為科學研究的基礎工作，高度重視原始史料的發現以及文獻史料的辯證運用，對史料抱著恩格斯所說的“大量的、批判地審查過的、充分地掌握了的歷史資料”(5)郭延禮.研究中國近代文學的幾點體會[J].古典文學知識,1997(01),第7頁。的嚴謹態度。這里也舉三個例子：其一，龔自珍研究；其二，秋瑾研究；其三，近代女性文學研究。

郭先生將龔自珍定位為“近代文學的開山祖”(6)郭延禮.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第一卷)[M].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第64頁。，對龔自珍研究高度重視，在作品選注和文獻史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他就著手編撰《龔自珍年譜》，并提出了十多個疑點問題，逐個展開考辨工作。例如，他通過查證《清史稿》的《部院大臣年表》《輿服志》等文獻，證之龔自珍《飲少宰王定九丈(鼎)宅，少宰命賦詩》中的相關描寫，認定該詩作于嘉慶二十四年春，糾正了學界在龔詩編年中長期存在的某些錯誤。1987年，《龔自珍年譜》由齊魯書社出版，為龔自珍研究夯實了學術地基，也為學界提供了一部翔實可靠的文獻史料。不僅如此，他還于1982年編選出版了《龔自珍詩選》；其選目、編年與注釋，深見選注者的學術眼力與學養學識；其《前言》，對龔詩的思想藝術有著系統的論述與獨到的見解。從全集通讀、作品選注、年譜編撰等微觀學術積累工作，到宏觀把握龔自珍的詩文創作特征與文學史地位，郭先生從基礎史料做起的學術研究路徑，無疑具有典范意義。

郭延禮先生的秋瑾研究起步更早，也是從史料考證、作品選注和年譜編撰做起，由點到面，由微觀到宏觀。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他就著意在滬、寧、杭、紹興一代搜集秋瑾研究資料，走訪過多位秋瑾親屬和鄉鄰，掌握了許多第一手材料，于1964年完成了《秋瑾詩文選》選注工作，送交人民文學出版社審查；由于眾所周知的時代原因，該書直到1982年才得以出版。新時期以來，他先后編撰了《秋瑾年譜》《秋瑾研究資料》等專書，編注了《秋瑾選集》《秋瑾詩文選注》《秋瑾集 徐自華集》等秋瑾詩文選本，推出了《秋瑾文學論稿》《解讀秋瑾》等專著，成為業界公認的秋瑾研究權威專家。

郭延禮先生對中國近代女性文學文獻史料的持續深入挖掘與系統篩選整理工作，更是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表現出百折不撓的學術恒心與學術定力；其成果，集中體現在《中國近代女性文學大系》之中。這套大系分《文學評論卷》《小說卷(上、下)》《詩詞卷(上、下)》《散文卷(上、下)》《戲劇卷》《彈詞卷》《翻譯文學卷(上、下)》《史料索引卷》12巨冊，選錄近代女性文學作品6216篇，涉及女性作者800多人，全面展示了中國近代女性文學的基本面貌與主要成就，為學界深入研究近代女性文學與女性文化提供了一套可靠的文學文獻整理文本與史料索引。這套大系醞釀規劃已久，早在2005年之前，郭先生就掌握了基本文獻史料及其線索；其近代女性文學研究成果，正是建立在多年積累的原始資料基礎之上。這套十年磨一劍的《中國近代女性文學大系》學術工程的竣工，也是郭先生在山東大學教學崗位上退休之后，以濟南大學中國近代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學術平臺為依托，以團隊合作的重大攻關學術課題為抓手，凝聚錘煉山東省中國近代文學女性研究隊伍，培育濟南大學近代文學研究后備力量的成功范例。

二、守正出新：中國近代文學史建構

撰著一部適合高校課程教學、自成體系、知識完備、全面展現中國近代文學八十年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的文學史著作，是郭延禮先生青年時代就認定的學術目標與努力方向。為此，他沉潛積淀了三十載。20世紀90年代初，郭先生相繼推出皇皇三大卷、洋洋165萬言的《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在國內外學術界引起巨大反響，成為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界的一面旗幟和領軍人物之一。三卷《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既是孜孜以求的郭先生厚積薄發、一舉成名的名山事業，也是念茲在茲的郭先生著意建構、守先待后的中國近代文學史學術斷代工程。

郭延禮先生的中國近代文學史撰著工作，起步于1986年。20世紀80年代中期，是中國近代文學獨立成史和近代文學學科蓬勃發展的黃金時期。陳則光先生撰著的《中國近代文學史(上冊)》，任訪秋先生主編的《中國近代文學史》，管林、鐘賢培先生主編的《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等，均于此期啟動并相繼問世。其中，郭先生傾七年心血獨自經營的三卷本《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以氣魄非凡、篇幅巨大、內容豐厚、論述詳盡、自成一家而著稱，甫一問世，就在學界贏得“體大用宏，宏微具著”(7)連燕堂.體大用宏 宏微具著——評郭延禮著《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J].東岳論叢,1993(06),第105頁。，“識博見廣，體大思精”(8)謝飄云.識博見廣 體大思精——評郭延禮《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J].山東社會科學,1993(05),第95頁。等贊譽，被公認為一部標志著“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的新進展”(9)袁進.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的新進展——評《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第一卷)[J].東岳論叢,1991(06),第105頁。的近代文學史力作。其問世，“標志著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界第一次有了真正屬于自己的學科領域、足以代表研究水平的專家文學史”。(10)左鵬軍.中國近代文學學科建構的重要成果——讀郭延禮《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有感[N].《文匯報》,2018-04-02(05)。

在《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卷首“自序”中，郭先生開宗明義地指出：“中國近代文學既是中國古典文學的發展和終結，又是現代文學的胚胎和先聲，它具有承前啟后的意義。中國近代文學是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80年全部文學創作表明：近代文學是作家在空前的民族災難面前，在西方文化的沖擊下，經過痛苦反思之后所形成的覺醒的、蛻變的、開放型的文學?！?11)郭延禮.自序[M].郭延禮.《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第一卷).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第1頁。這一學術判斷，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界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和鮮明的時代特征。正是有了對中國近代文學的這一基本歷史定位，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界得以建構其一套自成體系的話語方式，中國近代文學的學科意識才得以確立。

從中國近代文學研究學術史視野觀之，郭著《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的學術品格，可用“守正出新”來概括。具體而言，就是既堅守中國近代文學學科建構初期主流學界形成的某些基本認知、思想立場與學術范式，又自覺地在總體框架、知識譜系、文學方陣等方面追求新的文學史重構與學術突破。

先言守正。該著的守正之處，主要表現在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新時期以來，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界所積淀的某些學術傳統與學科邊界的堅持乃至堅守。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史觀與方法論，毛澤東基于中國國情做出的新舊民主主義革命歷史階段的科學論斷，不僅是郭先生這一代學人建構中國近代文學史的思想理論基礎，也是中國近代文學學科能夠獨立發展的根本理論依據。郭先生建構的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學術體系，政治思想導向上旗幟鮮明地突出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民族主義的主旋律，文學評判標準上堅持馬克思主義“歷史的觀點”和“美學的觀點”辯證統一的基本原則，章節設置上堅持以作家作品為中心構建近代中國文學史體系，文學史觀上堅持將代表時代進步潮流和創新求變趨向的新派作家置于主要位置，文學潮流上堅持將近代文學革新運動和革命文學作為文學主潮來書寫，學科定位上堅持近代文學之于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的學科獨立性。上述特點，均為對學術學科傳統的守正之表現。著者的有些堅持，或許在當下看來不免有些“落伍”，比如堅持以1840年的鴉片戰爭和1919年的五四運動為中國近代文學史劃界，堅持以資產階級啟蒙時期、資產階級維新時期、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為中國近代文學史分段等。但正如有些論者所言，郭著“敢于獨抒己見，自成一家之言”(12)袁進.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的新進展——評《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第一卷[J].東岳論叢，1991(06),第106頁。，郭先生對中國近代文學學科傳統的某些開創與堅守，郭著所構建的自成一家的中國近代文學史學術體系，自有其獨立品格與可貴之處。在我看來，以郭先生為代表的中國近代文學學科開拓者與奠基者對學科傳統的堅守，從某種意義上可理解為一種守先待后之舉。

再說出新。郭先生撰著《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時，有著要強化“三大方陣”的學術預設與努力目標：一為少數民族文學方陣，二為翻譯文學方陣，三為女性文學方陣。(13)郭延禮.我為什么要寫《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J].中國圖書評論,1996(08),第26頁。這一學術目標，體現出郭先生襟懷包括少數民族文學在內的近代中國多民族共同體文學、重視中西文化碰撞大背景下興起的近代翻譯文學、關注由潛流浮出地表的近代女性文學的大文學史觀，這也是該著最為顯著的出新之處。著意強化一般文學史家所忽視的“三大方陣”，是郭先生基于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的客觀史實與顯著特征而形成的“前理解”，顯示出著者富于前瞻性的學術眼光與宏通的中國文學史觀；不斷挖掘豐富和持續充實完善這“三大方陣”、尤其是后兩個方陣的內容，則是該著的學術亮點與出彩之處。

先看第一個方陣。該著將滿、蒙、回、壯、維吾爾、藏、白、彝、侗、土家、布依、哈薩克等12個少數民族30余位作家的文學活動納入文學史視野，成為第一部將數量可觀的少數民族文學融入中華民族大格局中講述的中國近代文學斷代史，“打破了中國文學史多系漢族文學史的傳統格局，開創了中華民族多民族文學史的新體制”(14)公冶文雄.中國近代文學史研究的新突破——評郭延禮著《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第一卷[J].清末小說,1991(14)。。再看第二個方陣。近代中國作家的文學翻譯實踐，本身就是西學東漸大背景下中西文化、文學、語言、文字碰撞交融的產物；中國作家使用中文譯述的西洋文學文本，已經實質性地進入到中國語言文學變革的內部，成為清末民初文學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極大地促進和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文學的近代新變過程，理所應當納入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的敘述范圍，這也是中國近代文學史與中國古代文學史、中國現當代文學史體系建構的重要不同之處。自胡適1922年撰著《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始，幾代學人(如陳子展、盧冀野、錢基博、阿英、季鎮淮、任訪秋等)建構的中國近代文學史知識體系中，均少不了翻譯家和翻譯文學的身影；與此同時，前人的文學史著述，對近代翻譯文學又都存在重視不夠、敘述不全面、體系不完整等問題。郭著以2章11節的篇幅集中論述近代翻譯文學，其它章節所論列的作家的文學翻譯活動亦順帶述及，文體覆蓋詩歌、小說、童話和戲劇，論列的文學翻譯家有20余位，包括王韜、林紓、嚴復、梁啟超、蘇曼殊、馬君武、辜鴻銘、周桂笙、徐念慈、陳景韓、包天笑、周瘦鵑、伍光健、吳梼、曾樸、周樹人、周作人、胡適、陳獨秀、劉半農、李石曾、陳家麟、陳嘏等，其文學史體系中的翻譯文學方陣的陣容，超過了迄今問世的所有中國近代文學史著作。至于第三個方陣，其初版本已對近代女性文學予以高度重視，論列了十幾位女性作家——從閨秀型作家顧太清、吳藻、那遜蘭保、劉清韻等，到南社女詩人徐自華、徐蘊華、呂碧城等，再到革命女杰秋瑾，以及域外游記作家單士厘，均有較為詳細的論述；其身份有詩人、詞人、散文家、戲劇家、翻譯家等，其民族兼及漢、滿、蒙?？梢哉f，該著已在很大程度上踐行了郭先生“關注近代女性文學，讓更多的女性作家從歷史塵封中浮出地表”(15)郭延禮.后記[M].郭延禮,郭蓁.中國女性文學研究(1900-1919).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2016，第396頁。的學術預設，成為收入女性作家最多的中國近代文學史著作。

郭著《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問世后，相繼獲得全國高校首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一等獎、第二屆國家圖書獎、全國第三屆優秀教育圖書一等獎等獎項，在學界有著良好的口碑。2000年，教育部研究生工作辦公室組織國內同行專家評審，復經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召集人會議，將該著確定為“研究生教學用書”，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于2001年正式推出，成為眾多高校中文專業研究生和廣大近代文學愛好者的必讀書目與入門教材。2017年，在“高教本”出版十六年之后，郭先生對該著進行了較大篇幅的添加，改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修訂版，凡174萬字，進一步擴大了其社會影響。

新修訂的“人文本”《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的最大亮點，是在第三卷增加了“女性文學”一章。這是近十多年來，郭延禮先生為彌補“第三方陣”研究的不足而取得的顯著學術成績。在他看來，該著前兩個版本“均未反映出20世紀初中國女性文學轉型期中所出現的新景觀和新氣象”；因此，“把握住近代女性文學發展中的新走向——即20世紀第一個二十年(1900—1919)女性文學轉型期中的新格局、新景觀和新風貌”，就成為修訂版文學史亟待補上的重要一環。(16)郭延禮.《修訂本后記》[M].郭延禮.《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第2100頁。這一學術目標，在新推出的“人文本”中，可說是圓滿地實現了。而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郭先生做足了前期學術準備工作。他將21世紀以來十幾年的主要精力，投入到了探研20世紀初期十幾年的女性文學之中，并依托濟南大學帶起了一支近代女性文學研究團隊；其標志性成果，一是與郭蓁合著的《中國女性文學研究(1900—1919)》，二是與郭浩帆總主編的《中國近代女性文學大系》。

三、出彩方陣：近代翻譯文學和女性文學研究

在郭延禮先生提出的中國近代文學研究要強化的“三大方陣”之中，他自己用力最勤、成績最著的研究領域，是近代翻譯文學和女性文學兩大方陣。相關研究成果，薈萃于《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中西文化碰撞與近代文學》《近代西學與中國文學》《自西徂東：先哲的文化之旅》《中國前現代文學的轉型》《中國女性文學研究(1900—1919)》等著；代表性研究成果，則集中體現在《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中國女性文學研究(1900—1919)》兩著之中；其中的重要內容和主要觀點，也相繼提煉增補到《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重印本和修訂本之中。

對于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上的翻譯文學方陣，郭先生的學術目標是寫一部“中國近代翻譯文學史”；其沉潛四年刻苦攻關撰成的《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只是這一學術目標的階段性成果。這一階段性成果，已經以扎實的文獻史料功夫和高度的理論自覺與文學史建構意識，較為完整地展現了中國近代翻譯文學的總體風貌與歷史圖景，較為清晰地勾勒了中國近代翻譯文學的流變脈絡與發展向度，相對客觀地總結了中國近代翻譯文學的基本特征與理論建樹，細致深入地梳理了較有代表性的文學翻譯家個案，不啻為一部初具雛形和頗有規模的中國近代翻譯文學史著作。其問世為學界貢獻了“一部中國近代翻譯文學的信史”；其價值“不但填補了近代文學與翻譯研究的空白，而且對比較文學研究也有著重大的貢獻”。(17)高旭東.通向世界文學的橋梁——讀《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J].文學評論,2000(01),第146-147頁。

郭延禮先生在該著“結束語”中開宗明義：“我研究中國近代翻譯文學的目的，固然是為了梳理近代翻譯文學的發展脈絡，另方面也是想透過翻譯文學這個參照系，更好地認識中國近代文學。也就是說，在中國文學近代化的進程中，外國文學對中國近代文學究竟有哪些影響?！?18)郭延禮.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495頁。這番話可視為該著的寫作宗旨與研究題旨。其研究對象是近代翻譯文學，關注的重心與學術目標卻是中國文學的近代化這一重大理論命題。近代中國文人的文學翻譯活動與實績，在文學觀念層面動搖了中國士人在文學方面的自我優越感和輕視小說的傳統文學觀念，在文學思想層面輸入了民主、自由、科學、人格獨立、個性解放、男女平權、愛國尚武、民族主義、國民意識等歐西文明思想，在文學形式層面促進了中國近代文體類型的健全和小說敘事藝術的近代化；這些觀點與結論，做到了博考文獻基礎上的史論結合，因其論從史出，故而令人信服。他基于中國近代翻譯文學基本史實總結出的“中西文化交流與近代文學審美范圍的擴大”(19)郭延禮.中西文化交流與近代審美范圍的擴大[J].東岳論叢,1990(05),第93頁。、“近代外國文學譯介中的民族情結”(20)郭延禮.近代外國文學譯介中的民族情結[J].文史哲,2002(02),第98頁。、“女性小說書寫中的‘以譯代作’”(21)郭延禮.女性小說書寫中的“以譯代作”——兼論中西文化交流早期的一個傾向性問題[J].文史哲,2014(03),第5頁。等文學史現象，從審美范圍(審美理想、審美情趣、審美對象等)、民族情結(內容上的關注民族精神、形式上的本土化選擇)、以譯代作(類似西方翻譯界所說的“隱性翻譯”)等學術論域，提出了頗為新穎的學術觀點與理論命題，拓展了近代翻譯文學研究的新視野，在為后來者指示學術方向的同時，也為后來者預留了學術空間。

中國近代翻譯文學研究是一座值得深入挖掘的學術富礦，其中蘊藏著中國文學由傳統走向現代的諸多文化密碼。與此同時，這一研究領域也是最見研究者學養學識、最具理論難度的學術領域，從而令許多研究者望洋興嘆、知難而退。郭延禮先生則選擇了迎難而上、攻堅克難，成為這一研究領域的學術勘探者與奠基者。對于郭先生這部具有開拓性與填補空白意義的著作，深諳中國近代翻譯史研究的重要性和高難度的比較文學專家王向遠教授，有一番深具“了解之同情”的精到的評述：“他以近代文學史家的身份研究作為近代文學之組成部分的中國近代翻譯史，是有著明顯的學術優勢的。與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的研究比較而言，中國近代文學的研究是個薄弱環節，尤其是書刊出版雜多，資料大都處于缺乏整理的散亂狀態?？梢哉f，在中國文學史及中國近代翻譯文學史研究中，近代翻譯文學這一段的研究在資料的收集、辨析、考證上最為困難。除了日本學者樽本照雄在這方面作了卓有成效的資料整理外，郭延禮在資料的積累方面是得天獨厚的，這是他的《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成功的基礎。這也是作者為什么不是翻譯家，也沒有翻譯經驗，卻能夠寫好近代翻譯文學史的原因?！闭蛉绱?，王先生在《中國比較文學百年史》中高度評價郭著，言其“在材料的豐富翔實、資料使用的準確可靠、論說的條貫、持論的平正方面，堪稱翻譯文學史寫作的范例”。(22)王向遠.中國比較文學百年史[M].王向遠著作集(第六卷).寧夏：寧夏人民出版社，2007，第377頁。然而，郭先生卻對這部書稿不甚滿意，以為未能達到寫作目標；兩年前，他在完成了重修《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以及近代女性文學研究工作之后，又開啟了重寫《中國近代翻譯文學史》的學術工作。

21世紀初，大陸學界對于“女性文學”的界說，大體有三種意見：其一認為凡是描寫女性題材的文學文本均屬女性文學，其二認為只有女性書寫的文學文本才是女性文學，其三認為只有女性書寫的具有自覺的女性視角、女性意識、女性情感的文學文本才能稱為女性文學。郭延禮先生在標準的寬嚴之間取其適中，將女性作者書寫的全部文學文本均視為女性文學，以此為出發點建設中國近代女性文學大系，勾畫中國近代女性文學的地理歷史版圖。2007年5月，郭先生在復旦大學的一次學術演講中，首次提出了“20世紀第一個二十年(1900—1919)中國女性文學四大作家群體”這一文學史概念；兩年后，他在《文史哲》發表了《20世紀初中國女性文學四大作家群體考論》長文，將這一文學史“假說”落到了實處，在學界引發了廣泛共鳴。

20世紀第一個二十年，亦即中國歷史上的清末民初過渡時代，中國近代文學八十年發展史上變化最為急遽的末期二十年，也是中國女性文學由古典走向現代的關鍵的轉型期。郭延禮、郭蓁合著的《中國女性文學研究(1900—1919)》，以大量文學史實和自覺的文學史意識，勾勒了20世紀第一個二十年間中國女性文學頗具規模的作家方陣，總結出中國女性文學轉型的五大標志，論述了女性文學轉型的文學史意義。該著指出：這一時段不僅誕生了中國近代女性文學的四大創作群體——女性小說家群、女性翻譯文學家群、女性政論文學家群、南社女性文學家群——而且還呈現了若干值得關注的文學現象：中國女性作家群體由傳統閨秀嬗變為20世紀第一代知識女性；文體選擇主體意識的強化及文體類型由單一走向多元；創造主體的審美范圍不斷擴大、思想意蘊的深化與書寫上對西洋小說的摹擬；文學傳播方式由手工木刻轉換為機器復制，新興的報刊成為此期女性文學的主要載體和傳播陣地；中國女性文學開始走出閨闥和親友間的小圈子，由私人書寫變為公共的文學資源。郭氏父女對上述問題作出了系統的論述和精辟的闡釋，一舉澄清了此前“20世紀中國女性文學史”書寫中前二十年間存在的諸多知識盲點與認知誤區，揭示了中國女性文學轉型期所呈現的新的文學現象。與此同時，該著也指出：“中國女性文學由古典向現代的轉型，20世紀第一個二十年并沒有徹底完成，從更完善的意義上來檢視它，其轉型的完成要到五四之后?！?23)郭延禮，郭蓁.中國女性文學研究[M].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2016，第15頁。這一觀點，是符合歷史實際的。

郭延禮先生將其在女性文學研究方面取得的學術成果，以一章的篇幅充實到新修訂的“人文本”《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之中，成為這部新版文學史著作最大的學術亮點。該章分五節描述清末民初誕生的中國女性文學四大作家群體的創作狀況、群體面貌與文學生態，總結了此期中國女性文學形成的新特點，揭示了其在中國女性文學由古典向現代轉型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紐帶與橋梁作用?！叭宋谋尽彼黾暗?0世紀初期的女性作家數以百計，詳細論列者有20余位，諸如王妙如、邵振華、薛紹徽、陳鴻璧、黃靜英、吳弱男、薛琪瑛、沈性仁、秋瑾、徐自華、徐蘊華、唐群英、張漢英、張昭漢、陳家英、陳家杰、陳家慶、何昭、顧?，?、吳其英等，極大地擴展了中國近代女性作家的文學地理歷史版圖，豐富了人們對于近代女性文學的認知。該著從創作主體、文體類型、文學題材、藝術創新、傳播接受等方面，多層面、多角度地呈現了中國女性文學由傳統走向現代的嬗變過程與軌跡；近代女性文學所體現出的平民化、通俗化、多元化的發展趨勢，與中國文學近代轉型的歷史走向合拍合轍。據此，郭先生斷言：20世紀初期女性四大作家群體的集中出現及此期女性文學體現出的新特點，“也直接催發并迎來了五四之后女性文學百花似錦的春天”(24)郭延禮.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下)[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第1800頁。。中國文學史是一條未曾斷流的長河，晚清至五四時期的文學史也同樣具有歷史的連續性；如果沒有20世紀初期第一代知識女性多方面的文學實踐與文體探索，五四時期的女性文學也就成了無源之水。

四、守先待后：學科·學會·教學·學術史

晚年的郭延禮先生，時常謙遜地稱自己是中國近代文學研究隊伍中的一名“老兵”。這位數十年如一日埋頭躬耕于近代文學領地的將帥級“老兵”，對近代文學研究懷有真摯深厚的感情，把全國近代文學研究工作的進展視為自己學術生命的重要部分，長期以來自覺充當著中國近代文學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建構者與維護者、近代文學學科理念和學術火種的傳播者與推廣者、近代文學學科體系和課程體系的重要開創者與堅定守護者。承前啟后，是這位獻身于中國近代文學研究事業的德高望重的“老兵”的自我定位；守先待后，則是這位中國近代文學學科“守護神”的學術姿態與精神寫照。

中國近代文學的學科意識，醞釀于20世紀50年代，并在60年代初得到了全國主流學界的認同。20世紀60年代初，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期間八十年的“近代文學”，逐漸成為中國文學史中一個獨立的時段；當是時，作為青年學子的郭延禮先生，就以敏銳的問題意識和高度自覺的學科建構意識，積極參與到中國近代文學史內部分期問題的學術討論之中。他當年提出的兩個分期標準——歷史的標準和文學的標準——成為近代文學內部分期的重要遵循；他提出的三個時期的近代文學史分期見解，成為二十多年后其所建構的《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的基本框架與主線主脈。(25)郭延禮.中國近代文學史的分期問題——兼與幾部中國文學史的編者商榷[J].文史哲,1963(02)。從學科史視野觀之，郭先生撰著的以《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為代表的近代文學史著作，以《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為代表的近代翻譯文學史著作，以《中國女性文學研究(1900—1919)》為代表的近代女性文學史著作，以《20世紀中國近代文學研究學術史》為代表的近代文學研究史著作，及其領銜主編的團隊合作成果《中國近代女性文學大系》，都是中國近代文學研究學術史上具有開創性、典范性與奠基意義的重要的學術工程，在中國近代文學學科發展史上具有承前啟后的里程碑意義。

在中國近代文學研究工作發展史上，作為國家一級學會的中國近代文學學會于1988年獲批成立，是一件具有標志性意義的重大事件。自此，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界擁有了一個全國性學術組織。學會定期舉辦各種類型的國際國內學術交流活動，并在上海、山東、廣東等地設有分會，極大地推動了全國近代文學研究工作的開展。學會會員所在高校與研究機構，積極開設近代文學專業課程，招收近代文學專業的碩博士研究生，初步形成了以北京、上海、山東、河南、廣東、江蘇、東北為主的學科研究與培養基地。其中，以山東大學為核心基地、以郭延禮教授為學術帶頭人的山東省，在全國居于領先地位，成為舉世公認的近代文學研究重鎮之一。山大學人自陸侃如、馮沅君教授起，就有注重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的意識與傳統。1959年畢業留校任教的郭延禮先生，經過幾十年的勤勉耕耘，逐漸從近代文學研究界的一名新兵，成長為舉世聞名的學術大咖和領軍人物。郭先生自1988年擔任中國近代文學學會副會長，1996—2008年擔任會長，始終以高度自覺的學科建構意識與清醒的學科憂患意識、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與學術使命感、高質量和高產量的學術成果與學術期許、高效率的學術活動與學會組織工作，為學界樹立了榜樣。

郭延禮先生旗幟鮮明地維護中國近代文學學科的獨立性的嚴正立場與堅定信念，在學界是出了名的。他常說：一個學科要有自己穩定的學術領地，要有一支穩定的研究隊伍。他堅持以1840-1919年為近代文學斷代，在著述中堅持使用“近代文學”概念，提醒和告誡近代文學研究者慎用諸如“晚清”“清末”“民初”“清末民初”等概念，擔心此類概念的使用會沖淡乃至消解“近代文學”這一約定俗成的文學史概念。郭先生一向為人謙和，做事低調，然而在涉及近代文學學科獨立性的問題上，他的學術發言和學術論文向來立場鮮明，毫不含糊，甚至頗有鋒芒，多年來一直自覺充當著近代文學學科的“守護神”。21世紀初，學界出現了一種消解“近代文學”的聲音與意向，郭先生發表《中國近代文學的歷史地位——兼論中國文學的近代化》一文，從文學史脈絡和學術史發展兩大層面，論證了中國近代文學是中國文學史發展中重要的一環，又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發展階段，有著不可替代的價值和獨特的歷史貢獻。(26)郭延禮.中國近代文學的歷史地位——兼論中國文學的近代化[J].文史哲,2011(03)。這篇論文，回應了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界對這一問題的重大關切，有力地回護了中國近代文學學科的歷史地位。在近代文學遭受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兩大強勢學科前后擠壓的嚴峻形勢下，老輩學者的學科危機意識與學科堅守精神，對后學無疑是一種鞭策與激勵。

郭延禮先生非常重視高等學校的中國近代文學課程教學和近代文學的社會普及工作。他對全國高校中文專業普遍存在的近代文學教學與研究極為薄弱的現狀憂心忡忡，在多種場合采取多種方式呼吁有關部門重視和加強高校的中國近代文學史課程教學。他將“中國近代文學史”課程教學的主線，定位在“中國文學由古典走向現代的橋梁”，強調中西文化撞擊大背景下由古典向現代轉型這一顯著特點，突出啟蒙意識和革新精神、反殖民主義的愛國精神等主旋律，重視近代文學中的三大方陣。(27)郭延禮.中國文學由古典走向現代的橋梁——關于“中國近代文學史”的教學[J].中國大學教學,2002(02)。郭先生還通過多種方式參與到近代文學知識和近代文學作家作品的推廣普及工作。他撰著的傳記體《龔自珍》小冊子，是以大學生及全體青年為擬想讀者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小叢書”中的一種(28)郭延禮.龔自珍[M].遼寧：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可謂大專家寫小書籍，寓學術性于可讀性之中。他以《老殘游記》為例，循循善誘地向廣大青年朋友介紹閱讀和理解近代小說的方法，分享自己閱讀《老殘游記》的心得。(29)郭延禮.怎樣讀近代小說——以《老殘游記》為例[J].古典文學知識,2001(03)。這些面向廣大青年朋友的學術推廣與文化普及工作，都是著眼未來的善舉。

世紀之交，作為中國近代文學學會會長和近代文學學科領軍人物的郭延禮先生，還對中國近代文學研究學術史傾注了巨大的熱情。他承擔的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九五”規劃課題《20世紀中國近代文學研究學術史》，其最終成果于2004年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凡44萬言。這部20世紀中國近代文學研究史的“拓荒之作”(30)朱德發,李鈞.中國近代文學史研究的拓荒之作——簡評《20世紀中國近代文學研究學術史》[N].《中國新聞出版報》，2005-5-18(54)。和“奠基之作”(31)管華,管林.評《20世紀中國近代文學研究學術史》[J].學術研究,2006(05),第144頁。，上編為“20世紀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的學術歷程”，下編為“學術論爭與研究的深入”，立足于千年之交，從點、線、面多維度系統梳理了中國近代文學研究學術史，全面總結了中國近代文學研究開創期、拓展期、繁盛期取得的主要成績與存在的問題，就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的若干重要領域及重要問題——諸如桐城派研究、林紓研究、譴責小說研究、劉鶚《老殘游記》研究、文學革命運動主將梁啟超研究、鴛鴦蝴蝶派研究、王國維研究等——發表了富有洞見的學術見解，提出了富有前瞻性的學術構想，并就近代文學研究力量薄弱、研究隊伍斷層、研究領域狹窄、資料建設亟待加強、整體研究水平有待提高及高校近代文學教學仍十分薄弱等問題，表達了長者的隱憂。

郭延禮先生重視研究生指導和學術團隊建設。他帶出的博士雖為數不多，但大都成長為高校從事近代文學教學與研究工作的中堅力量。其中，山東大學以南社研究聞名海內外的孫之梅教授、以三卷本《陳三立年譜長編》蜚聲學界的李開軍教授，濟南大學以晚清小說期刊與新小說研究著稱的郭浩帆教授，中國海洋大學以近代女性文學研究見長的薛海燕教授等，是郭門弟子中的佼佼者。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革命文學社團南社、梁啟超與中國文學的轉變、以陳三立為代表的同光體詩派、以四大小說期刊為中心的小說界革命與新小說思潮、清末民初女性小說家和女性文學等，都是重要乃至重大的文學社團、文學現象、文學流派或文學思潮；郭門弟子的博士論文選題及其學術研究方向，顯示出郭先生對中國近代文學研究領域中的重要乃至重大學術問題的準確把握及其對門生弟子的殷切期望。

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一代有一代之學術。20世紀60年代初在學術界嶄露頭角的那株小樹苗，新時期以來逐漸在看似貧瘠的中國近代文學研究領地成長為參天大樹；一生對近代文學研究情有獨鐘的郭延禮先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執著，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專注，文章不寫半句空的踏實，臘梅香自苦寒來的堅守，憑借驚人的意志力和超凡的膽識魄力，修成了常人難以企及的學術正果，貢獻了代表一代學人學術高度與厚度的標志性成果，超額完成了一代學人的學術使命。馮友蘭先生詩云：“智山慧海傳真火，愿隨前薪作后薪?！惫佣Y先生的學術思想、學術品格及老輩學人所開創的中國近代文學學科的優良傳統，如智山慧海之真火，必將在一代代愿作后薪的后學手中傳遞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