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天然腸衣的產銷及其衰落(1900—1949)

余靜林，劉嘯虎

(湘潭大學 哲學與歷史文化學院歷史系, 湖南 湘潭 411105)

腸衣分為天然腸衣和人造腸衣兩種類型。其中天然腸衣主要指人們通過對以豬為主、牛羊為輔的家畜大小腸進行加工的副產品之一。雖然中國近代出口大宗商品“向推絲茶”，但是細查海關貿易冊可知，以豬腸、豬鬃為首的畜產價值“每較絲茶而過之”，特別是在重慶國民政府時期，“豬腸衣遂一躍而為畜產之翹楚” ，(1)參見楊志鴻：《中國豬腸衣出口事業之概況(上)》，《西南實業通訊》第7卷第4期，1943年，第29頁?！罢嘉覈Q易輸出額10%左右”。(2)參見《腸衣輸出銳減》，《和平日報》，1948年3月17日，第6版。然而，學界有關中國近代天然腸衣(3)自八國聯軍侵華后，中國天然腸衣始在華北批量制造并出口外銷，因而本文以1900年為研究起點；而截止于1949年則是為比較抗戰時期及解放戰爭前后，中國天然腸衣在國際市場的銷量變化，借以總結近代天然腸衣業的發展特征，并探究導致其發展艱難的原因。的產銷及其盛衰變遷等相關問題尚無專題研究。有鑒于此，本文擬從近代腸衣的生產、銷售、盛衰的原因及其發展特征著眼，闡述中國近代天然腸衣業復雜的發展歷程。

一、中國早期天然腸衣的生產

利用家畜大小腸制造天然腸衣，在中國已有數千年的歷史。據1936年《國際貿易導報》記載：“我國家畜屠宰后，除以其肉作食用外，腸腑常視為穢物，在上古時乃有制為弓弦之用?！?4)《外商競設商行經營我腸衣出口》，《國際貿易導報》第8卷第10期，1936年，第192頁。據此可知，最初是將家畜腸腑制為弓弦而非腸衣。從腸衣的原料而論，雖然天然腸衣以豬腸為主，但史料中最先出現的應為羊腸。如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的“灌腸法”，即“取羊盤腸，凈洗治”。(5)參見賈思勰:《齊民要術》，北京：團結出版社，1996年，第355頁。這應是中國古代最早關于天然腸衣的記載。

雖然天然腸衣以南方的豬腸為主，但由于中國幅員遼闊，各地經濟地理有別，因而天然腸衣的原料帶有明顯的地域性特征。在豬腸衣數量方面，中國以“江浙滬、兩湖及四川、山東等省市為多，質量也比較好”。(6)參見裘正隆:《購銷員實用手冊》，上海：上?？茖W技術出版社，1991年，第199頁。其中，產量最高者為四川省，約占全國總產量的25%，且“小路

份”(7)指豬腸衣的規格。其中，以每根不超過3節，每節不短于1碼，全長13.5碼，且沒有破洞和腐朽氣味，帶有淡紅色、白色、乳白色的為最佳。腸衣口徑愈小愈好，按照豬腸口徑大小，可分為7個路份，每差2毫米為1個路份，自24毫米起至36毫米止，共分6個路份，36毫米以上的統稱“七路”。在這7個路份中，34毫米以下稱“小路份”，34毫米以上者則稱“大路份”。約占60%以上。然而，在廣大西部及內蒙古北方草原地區，羊的大量飼養，使其成為北方天然腸衣的主要來源，以致“羊腸產地于西北、東北各省，新疆、甘肅兩省產尤多而貨且佳”。(8)參見《天津腸衣調查》，《工商半月刊》第1卷第13期，1929年，第13頁。牛腸衣則以內蒙古、河北、華東的山東和中南的河南省為主產地。

腸衣生產不僅需要水、鹽、燃料、桶、布、路夾及各種工具，其具體的制造程序也頗為繁雜。在生產技術上，天然腸衣多采用手工生產，進行小規模經營。誠如祝慈壽所云：“腸衣加工業在中國自創立以來，生產上一直未使用機器”。(9)祝慈壽:《中國近代工業史》，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年，第172頁。充足且廉價的勞動力從事腸衣制造，這種手工作坊比機器生產的成本要低得多。其生產工序如1920年《新聞報》所載：“先用清水漂洗干凈，然后由女工將清水灌入腸內以沖去垃圾，量準每副36英尺，瀝干打結，用上白鹽，然后卷成扎頭而出售，每扎計豬小腸2幅”。(10)《腸廠制腸之調查》，《新聞報》1920年5月18日，第9版。南方的豬腸衣是“季節性生產之商品”，(11)參見魯延壽:《河南出口商品志》第2冊，鄭州：河南省對外經濟貿易委員會，1985年，第47頁。伴隨春節到來，人們對肉類消費品需求的增加，“屠宰既多”，則腸衣原料“產量自豐”，從而使腸衣的產量以冬季為最多。通常而言，南方腸衣以每年的一、四季度為旺季。然而，在以肉食為主的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屠宰牛、羊則沒有季節限制，以致原腸生產也無明顯的旺季和淡季之分。

二、近代中國天然腸衣產業的形成與初步發展

傳統觀念中，腸衣“體污而味重”，甚至“從個別生活者的角度來說更認為(它)是無足輕重的東西”。(12)參見蔡無忌、陳榮廷:《中國的腸衣》，上海：永祥印書館，1952年，第5頁。因此，腸衣的商業價值長期未被重視，從而導致“當洋商采購之初，每副腸價不過銅元二三枚”。(13)參見楊志鴻：《中國豬腸衣出口事業之概況(上)》，《西南實業通訊》第7卷第4期，1943年，第28頁。在近代腸衣貿易的早期階段，國內僅有上海、天津兩地可以大規模交易腸衣，因而各地生產的腸衣必須經各省長期市場收集，再集中于上海、天津貿易。洋商盤剝、儲藏困難、運輸成本高、交通不便及國人“賤視”等因素是天然腸衣在國內市場不受重視的重要原因。同時，由于天然腸衣運輸過程繁雜、耗費巨大，致使腸商在國內的獲利相對有限。因而近代中國天然腸衣的“銷路多在外洋”，(14)參見李運興：《腸衣之種類及其檢驗法》，《檢驗月刊·研究》第12期，1938年。且“出口量約占國際貿易的60%”，(15)參見裘正?。骸顿忎N員實用手冊》，上海：上?？茖W技術出版社，1991年，第197頁?！俺隹跀殿~，年達8000余萬元”。(16)參見《腸衣每年出口達八百余萬兩》，《畜牧獸醫季刊》第2卷第3期，1936年，第116頁。

學界關于中國天然腸衣外銷之濫觴，觀點雖不一致但并無大的爭議。蔡無忌、陳榮廷認為中國天然腸衣外銷始于清末俄國人在天津及華北一帶收購牲畜腸，制成腸衣后銷售各國。(17)參見蔡無忌、陳榮廷：《中國的腸衣》，上海：永祥印書館，1952年,第1頁。同樣，劉平也認為，中國腸衣輸出，遠在清代末葉。初由俄人在華北天津一帶收買，運銷國外，德人繼而采辦，分別在滬、漢等埠設立分場，加工腌制。(18)參見劉平：《稀見民國銀行史料四編》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7年，第849頁。

年代學上提出更為具體的觀點是，“我國腸衣的出口始于1900年”，最初為天津的少數洋商在北京、河北等地廉價收購豬牛羊腸，并雇傭工人加工整理，后運銷國外。(19)參見中國畜產進出口公司：《腸衣》，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64年，第6頁?！豆ど贪朐驴芬舱J為“腸衣一物，國人鮮有用以佐餐者，屠宰店視之為廢物”，直至1900年西方人“以腸衣輸出，遂為國際貿易品之一矣?！?20)《漢口腸衣之出品情形》，《工商半月刊》第3卷第2期，1931年，第47頁。但是，也有論者認為是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后，德國士兵在北京看到護城河里有漂浮的羊腸，便以低價收購，進而加以制造，遠銷至其他國家。據此可知，中國天然腸衣外銷始于1900年前后。先是“洋商來華搜購腸衣”，如20世紀初德商多爾在北京成立的“善成羊腸公司”，而后因“采辦漸繁”，“國人始知廢物竟可易取外匯，乃有腸衣制造一業”。(21)參見上海市商會：《上海國傎廠商名錄》，上海：上海市商會出版社，出版年份不詳，第333頁。

近代中國天然腸衣產業形成后，產品很快外銷遍及世界各地。隨著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強推，中國天然腸衣遠銷擴展到英、美、法、德、意、奧等各國。(22)參見《豬牛羊等腸衣業調查》，《國際貿易導報》第8卷第6期，1936年，第351頁。

各類腸衣出口比例也不盡相同，豬腸衣所占比例最高。中國豬腸衣因口徑特殊，所以在腸衣出口中所占比例最大。據1939年數據統計顯示，“此一周年中，腸衣輸出總量為4467公擔9公斤，總值為202萬3323元1角7分，其中以豬腸衣為大宗，占總量76.79%，占總值69.02%”，(23)參見《統計圖表：第六類、腸衣類：腸衣類引言》，《商檢統計?？?，1939年1月，第114頁。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中國主要出口豬腸衣，后來才有少數的羊腸衣、牛腸衣的出口”。(24)參見中國民主建國會重慶市委員會、重慶市工商業聯合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重慶工商史料》，重慶：重慶出版社，1982年，第59頁。豬腸衣不僅皮薄結實、儲存時間長、適合行軍的需要，而且口徑適中、攜帶便利、能有效避免材料的浪費。遍查世界各國，除中國可以產出此等腸衣外，僅少數南美國家有此產品，但其產量極少，經常無法滿足其本國市場的需求。在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的前后三年，中國豬腸衣的主要輸出國及其數量都有著明顯的變化，具體如下表所示：

1935—1937年和1946—1948年中國豬腸衣輸出各國數量表(單位：公擔)

【說明：總輸出量內，須減去外洋復進口數量，豬腸衣計1936年4公擔,1938年8公擔】

【資料來源：歷年海關中外貿易統計年刊】

從下表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中國豬腸衣主要外銷德國，但是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國腸衣因戰亂而外銷量有所減少，德國收購量已次于法國和荷蘭。特別是1945年法西斯戰敗之后，中國腸衣幾乎未輸入德國、日本。同時，法國因在戰爭中受到重創，因而進口腸衣量銳減。誠如《征信新聞》所載，“戰前漢輸出腸衣每月在250—300桶之間，戰后因德意等歐洲國家破壞重大，銷量在無形中減少”。(25)參見《漢腸衣輸出概況：漢市腸衣一項》，《征信新聞》(南京)第140期，1947年，第4頁。戰后的美國、比利時則成為中國腸衣的主要輸入國，尤以美國為甚。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為獲得美國支持，在1946年簽訂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使中國腸衣大量運銷美國。但是，因1948年中國爆發反對美國運動，因而腸衣輸出量約從1947年的23%遞減為1948年的4%。

近代天然腸衣的價格因其種類和口徑不同而高低不一。就其種類而言，羊腸衣的價格最貴，豬腸衣次之，牛腸衣的價格最低。就口徑來論，羊腸衣的價格與口徑成正比，而豬腸衣價格則和口徑成反比。此外，腸衣出口還要有適當的花色搭配，其中豬腸衣以對成花色(26)小條和大條各占50%。居多，其次是四六花色，(27)小條占40%，大條占60%，或小條占60%，大條占40%。搭配方式則以十桶為一單位。全面抗戰爆發前的價格如下所示：

1934—1936年豬羊腸衣的價格比較表(單位：法幣)

【資料來源：李之干：《畜產品》，商務印書館，1948年，轉引自蔡無忌、陳榮廷：《中國的腸衣》，上海：永祥印書館，1952年,第104頁?！?/p>

由上表可知，羊腸衣的價格幾乎是豬腸衣的2倍。但商品的價格不僅取決于價值，同樣受供求關系支配。初冬時節作為屠宰豬羊牛等牲畜的旺季，由于“貨多不值錢”的市場規律影響，國際市場價格持續走低。

同時，“外人購進腸衣亦為灌裝鮮肉，制成香腸以供家常食用，如既霉陳又有破洞，則不能外銷”。(28)《每桶150萬元 霉陳腸衣不能外銷》，《大公報》(上海)，1948年8月9日，第6版。因而腸衣的質檢不僅需要經驗豐富者，具體標準也極為嚴格。一般在色、拉力、皮張、有無沙眼等方面為辨別腸衣優劣之標準，以肉色、堅韌、薄而透明者為最佳。正如楊志鴻所言：“腸衣之優劣，非常人所能辨識，未具有相當經驗技能，不易遽下定論?！?29)楊志鴻：《中國豬腸衣出口事業之概況(上)》，《西南實業通訊》第7卷第4期，1943年，第33頁。而政府為提高腸衣在國際市場信用，還先后在主要出口城市設立商品檢驗局對出口腸衣進行質檢，并對合格腸衣頒發執照，避免以次充好。如1929年上海特別市政府工商部為“提高國貨信用，維護中外商人利益”，(30)參見《上海之腸衣業》，《社會月刊》第2卷第5期，1930年，第119頁。在上海專設商品檢驗局，“開始檢驗牲腸，改進滬上牲腸制造事業，并推廣出口貿易”。(31)參見《腸業工會請收回檢驗牲腸成命》，《新聞報》，1927年12月23日，第14版。

中國天然腸衣在國際市場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首先，中國腸衣皮薄堅韌，體態透明，且口徑適合制造香腸，故為洋商所看重；其次，中國腸衣的生產多采用成本低廉的手工制造，因而價格優勢明顯；再次，中國腸衣的產量龐大，可以滿足他國的市場需求，如英國1年的腸衣需求量就多達1萬桶以上。中國從事飼養和畜牧業的人口眾多，決定了中國具有全年均可提供腸衣的優勢。中國制造多為天然腸衣，而他國因原腸產出有限，于是洋商競相在中國設廠制造腸衣。

由于強鄰之經濟侵略，腸衣業被洋商壟斷，“華商”徒為附庸。中國腸衣憑借口徑特殊和產量龐大的優勢，在國際上頗負盛名，但“我國腸衣的經營權實際均操縱在日、英、美等各帝國主義洋行中，他們壟斷了我國腸衣的對外銷售”。(32)參見魯延壽：《河南出口商品志》，鄭州：河南省對外經濟貿易委員會出版社，1985年，第47頁。以中國豬腸衣產量最大的四川、重慶和輸出量最多的上海為例。1930年，正值中國腸衣出口興旺之際，西方資本主義經濟侵入重慶，開始大規模設廠對腸衣進行加工、外銷。自1906年起，在重慶經營腸衣的有法商公興洋行、法商利昌洋行(1912年改為吉利洋行)、德商瑞記洋行(“一戰”中改為英商安利洋行)和德商德昌洋行(1930年改為瑞士商行)等四家，公興、利昌、瑞記均系兼營，德昌則是專營腸衣。(33)參見中國民主建國會重慶市委員會、重慶市工商業聯合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重慶工商史料》，重慶：重慶出版社，1982年，第61頁。在上海的腸衣洋行更是遍布各路，包括水安街的慎昌洋行、廣東路的和豐洋行與英商信托公司、圓明園路的美泰洋行、九江路的余洋行、四川路的嘉利洋行、南京路的安利洋行與江西路的信來亨、漢利、永興等在內的“制造工廠共計約四五十家，其中完全華資者只四家，其余大部分為外商間接經營或由出口洋行自行經營”。(34)參見《外商競設商行經營我腸衣出口》，《國際貿易導報》第8卷第10期，1936年，第192頁。與此同時，伴隨洋行興起的還有一大批買辦，充當洋行經濟侵略的爪牙。

三、近代中國腸衣產業舉步維艱的原因

雖然中國近代的天然腸衣生產歷史悠久，聲譽卓著，但其發展卻日益陷入窘迫之境，一個最重要的原因無疑是“強鄰之經濟侵略”。(35)參見楊大金：《近代中國實業通志·制造業》，臺北：學生書局，1976年，序言，第9頁。加之國人不懂自營出口、部分腸商貪圖小利、資金匱乏以及人造腸衣形成市場沖擊等諸多因素，致使中國天然腸衣業的發展后勁不足，舉步維艱。

首先，國人缺乏自營出口及擁有經營自主權的意識，中國近代天然腸衣的出口渠道比較單一。誠如劉平所言：“惟當時國人對于輸出業務未見諳熟，又難以獲國外對手，故制成之腸衣，均轉售于外商洋行”，(36)參見劉平：《稀見民國銀行史料四編》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7年，第849頁。從而使國內腸商“專仰洋商之鼻息，聽其操縱”。(37)參見《漢口腸衣之出品情形》，《工商半月刊》第3卷第2期，1931年，第48頁。由此可知，近代腸衣的外銷多由華商“向屠店肉作收買，經刮光洗潔后，由腸廠在內地設莊收買”，(38)參見《腸衣出口達八百萬兩》，《畜牧獸醫季刊》第2卷第3期，1936年，第117頁。再由腸商募請“捐客”向洋行兜售。洋行方面亦需經買辦介紹，雙方才可進行交易。在此過程中，“捐客”和買辦均要獲得1% 的“回傭”。洋行同樣獲利不菲，除水腳、關稅、保險及什支費用外，更要從中抽取10%—15%的利潤。交易過程如此紛亂復雜，洋商從中取利或剝削，生產者不得高價，進而導致中國腸商的最終所得與洋行的代理商之間相差多達2%—17%之多。

據1934年至1937年的貿易出口總數顯示，國外出價總值為國幣43100000元，而中國腸商僅得35773000至37928000元，中間相差的5172000元至7327000元均落入捐客、買辦及洋行之手。腸衣無法實現自營出口和直接貿易，使中間商從中賺巨額差價，繼而導致華商無法進行資本積累擴大生產，腸衣業的發展遂止步不前。

其次，由于部分腸商“貪圖近利”“以博僥幸”，致使所產腸衣質量低下，受損嚴重。腸衣從開始制造到成功出口，需輾轉多次運輸且極易腐爛變質，因而要嚴格按照程序進行加工并做好防腐。然而在腸衣業興起的初期，腸商和腸販或不知此理，亦或為偷工減料而省去部分程序，使得大量腸衣被棄，造成的損失頗大，對后期腸商資本積累、擴大產業規模造成了極為不利的影響。

再次，國內部分腸商貪圖小利，不僅所制腸衣“品質不符”，(39)參見楊志鴻：《中國豬腸衣出口事業之概況(下)》，《西南實業通訊》第7卷第5期，1943年，第24頁。而且常以次等貨物摻雜其中，甚至未經消毒直接出售，繼而失去國際市場的信任。如1938年天津《益世報》報道：“我國運美腸衣，以華北各口岸為出口大宗，近來美海關于此項腸衣中發現病菌，請速規定檢驗辦法，否則禁止入口?！?40)《運美腸衣發現病菌，實業部擬定檢驗辦法》，《益世報》(天津)，1928年4月21日，第4張?！澳c衣外以信用不孚，經營不善，致年銷售量甚少，不足與洋商競爭于國際市場?！?41)楊志鴻：《專論——對于促進中國腸衣事業之我見》，《國際貿易》第1卷第7期，1946年，第1頁。

資金不足、缺乏大型工廠也導致腸衣業發展艱難。中國近代腸衣的銷售屢為外商壟斷，國內缺乏大規模經營腸衣的工廠是重要的原因之一。由于農戶自產的原腸在國內缺乏專門的華商收購，多數只能低價賣給買辦和洋行。專業化的生產流水線缺失，又迫使腸廠“不能制銷并營”，遂在腸衣行業形成了“各不相謀”的經營局面。華商限于資力、缺乏技工，僅投入極少的資本經營，如漢口的興華腸廠，曾每月可以凈出貨90桶左右，后僅能輸出30—50桶，“此并非由于腸衣本身的銷路有限，實系由于腸衣腸商扼于資金有限，無法大量收購”。(42)參見《漢腸衣輸出概況：漢市腸衣一項》，《征信新聞》(南京)第140期，1947年，第4頁。

由此可見，當時腸衣業要改變此種現狀，非官商合辦和政府主導不可。誠如羅傳龍所云：“今后為求富國裕民起見，腸衣之出路宜由中央貿易機構指派專人負責主持惠工官商合辦，或硬性國營，較為有利?！?43)羅傳龍：《長沙腸衣業調查》，《湖南經濟》第3期，1948年，第164頁。國民政府實業部也曾在1923至1924年間，一度斥資在上海建筑廠房，同時準備大批制造腸衣的工具，欲試行成功后，即收歸國營?？上М敃r主管此項事業之人“不得其法”，加之當地的腸商“切于私圖”“不明利害”，聚眾鬧事，聯合抵制建造大型廠房，致使此項事業胎死腹中，近代中國腸衣經營終難逃洋商壟斷之手。

此外，人造腸衣形成的市場競爭也極大沖擊了中國天然腸衣出口。隨著國際市場對腸衣需求的增加，“天然腸衣已遠遠不能適應需求”，(44)參見張平遠：《國外對人造腸衣的研究和開發》，《食品科技》，1996年1月20日。腸衣市場開始出現大規模需求缺口，各國竭力尋找替代天然腸衣的材料。如朱積煊在《化學世界》所云：“美國學者研究適當之代替品，已數年于茲。直到1926年始告成功，從再生纖維素制成腸，今日此種腸衣已普遍于世。所有生產之腸衣中，已大量的由纖維素腸衣替代?！?45)朱積煊：《纖維素腸衣》，《化學世界》第1卷第15期，1946年，第11頁?！叭嗽炷c衣是由干魷魚、豬、牛、羊等的肉皮和腸等纖維性蛋白質組成的”，(46)高虹：《天然腸衣與人造腸衣概況》，《國外食品技術》，1980年1月31日。其類型主要有纖維素腸衣、塑料腸衣和膠原腸衣三種。與天然腸衣相比，人造腸衣采用機械化的生產方式，口徑、規格完全一致，“具有生產效率高、省工省時、保質期長等特點”，(47)參見張平遠：《國外對人造腸衣的研究和開發》，《食品科技》，1996年1月20日。且價格比天然腸衣更低，因而極大地沖擊了中國天然腸衣的外銷。誠如《國際貿易》所載：“美國以腸衣進口為數頗巨，曾一度發明代用品，以化學紙制造腸衣。當化學腸衣流行時期，我國天然腸衣，即貶價出售”，(48)《商品調查——我國腸衣的外銷》，《國際貿易》第1卷第6期，1946年，第20頁。繼而造成中國天然腸衣價格驟降，腸商損失嚴重。

除上述原因外，諸如鹽稅激增、物價上漲、走私猖獗等問題也是中國近代腸衣業艱難發展的重要原因。一方面，肉價與日俱增的同時，原腸的價格并沒有成比例增加，因而各地腸衣多被“一般人購食殆盡”，(49)參見《漢腸衣輸出概況：漢市腸衣一項》，《征信新聞》(南京)第140期，1947年，第4頁。從而導致腸衣數量銳減。在生產成本方面，制造腸衣需要大量的食鹽進行腌制和防腐，但抗戰及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由于鹽稅及物價上漲，促使生產腸衣的成本驟增。據1947年《申報》記載：“生活指數解凍后，腸衣業多不能維持，宣告歇業。目前實際成本，每桶已達1150余萬元，而美國市價僅合國幣722萬元，須虧430余萬元；英國則只575余萬元，須虧570萬元；瑞士雖可售1090元萬，但需額征，納胃已足，故腸衣業極為暗淡，無法出口?！?50)《腸衣成本劇增》，《申報》，1947年6月19日，第6版。

值得一提的是，腸衣走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腸衣出口，加劇了腸衣產業的困境。由于香港關稅長期由英國人管理，華南的諸多商販發現出口腸衣獲利巨大，即開始大量從內地走私，販至香港進行銷售，從而影響內陸腸衣出口。誠如劉平所言：“近以華南走私猖獗，素無腸衣出口之香港，今已隱為腸衣出口之中心，影響輸出甚巨?！?51)劉平：《稀見民國銀行史料四編》上，上海：上海出版社，2017年，第851頁。

上述種種原因，使得中國近代多數腸廠入不敷出，維持困難，相率破產倒閉，至“1946年底停業者，達50%以上”。(52)參見上海市商會：《上海國傎廠商名錄》，上海：上海市商會出版社，出版年份不詳，第333頁。誠如1947年《大公報》所載，“腸衣因國外價格下落及國內成本上漲，目前已陷于停產狀態中”。(53)參見《腸衣業不景氣外銷毫無進展 九家廠商停業》，《大公報》(上海)，1947年9月，第2張第6版。

四、結語

自1900年外商在中國收購天然腸衣后，逐漸形成腸衣商品的產銷體系。但時至20世紀20—30年代，因資金、技術和銷售等均受制于洋商，故腸衣業發展極為緩慢，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家加工廠，且“全仰洋人的鼻息行事，未取得洋人的定貨款，即不敢經營腸衣”。(54)參見湖南省土產畜進出口集團公司：《湖南主要出口土產畜產品資料匯編》，湖南省土產畜進出口集團公司出版社，1989年，第55頁。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腸衣輸出量急劇下降。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國腸衣生產、出口更是陷入全面停頓。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國內的腸商積極籌備復業，但由于時局動蕩、市場不穩，腸廠被迫停工，腸衣業又處于停滯狀態。1946年后在南京國民政府統治區，通貨膨脹嚴重，各地的商業蕭條，中國腸衣的出口再次陷入危機。綜合而言，中國近代天然腸衣業呈現出在夾縫中曲折向前的發展特征。從長時段角度去動態考察中國近代天然腸衣產業盛衰，其又具有手工式生產、受洋商壟斷、組建腸衣公會實行管理等鮮明時代特色。天然腸衣在近代的艱難發展，也是中國民族手工業飽受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剝削與排擠的重要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