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改飼”政策下肉牛養殖成本效率分析
——基于8 個省(區) 22 個試點的面板數據

馬曉萍，王明利，張 浩

（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北京 100081）

“糧改飼”以及種養結合模式試點的開展和推進是改善國內玉米(Zea mays)階段性供給過剩與優質飼草供給不足并存、種養結合不緊密情況的針對性重要舉措[1]，是我國農業轉方式、調結構提出的一項新內容，是國家糧食安全觀念的革新[2]?！凹Z改飼”既是種植業結構本身的優化調整，也是進一步實現農牧業之間的重新融合，進而實現種植業內部和農牧業之間的物質循環與能量流動，改善農田生態系統，提高以耕地質量培育為基礎的農業可持續發展能力[3]?！凹Z改飼”是事關國家糧食安全、促進農民增收和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措施，已成為當前“三農”領域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大政策之一[4]。

飼草產業是畜牧業得以持續健康發展的基礎，也是推動畜牧業尤其是草食性畜牧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障。隨著我國居民肉類消費結構向多樣化轉變的趨勢，牛羊肉在豐富國民肉類消費結構中的作用愈發凸顯[5]。但受傳統養殖習慣制約，我國長期對草食性牲畜采取“秸稈 + 精料”的不經濟、不科學的飼喂方式，導致草食性畜牧產業生產效率低位徘徊，母畜生產性能不高，種養結合不緊密，環保問題突出，畜產品質量和安全性差，進而對畜產品穩產保供目標的實現造成一定壓力，更在國際市場上缺乏競爭力。對于以優質飼草為“主食”的草食家畜，若由傳統的“秸稈 + 精料”飼喂模式向“優質飼草 + 精料”的飼喂模式轉變，可以在土地資源利用效率提高的同時，進一步提升草食畜牧業的生產效率和畜產品的質量安全性[6]。2015 年以來，中央一號文件接連提出統籌“糧經飼”結構以及針對該政策的具體部署?！秶鴦赵恨k公廳關于促進畜牧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以及農業農村部印發的《推進肉牛肉羊生產發展五年行動方案》中再次強調“糧改飼”目標?！凹Z改飼”通過政策補貼激勵和引導試點調減玉米種植，增加青貯玉米、苜蓿(Medicago sativa)、燕麥(Avena sativa)等適合草食畜牧業發展的優質飼草種植面積，調整牛羊養殖業生產方式，優化牛羊粗精飼料飼喂結構，“以養帶種”，提高農牧民經濟效益，截至2019 年，政策已促進牛羊養殖累計節本增效近300 億元[7]?！凹Z改飼”以及種養結合生產模式已成為畜牧業尤其是草食畜牧業發展的重要推動力，政策的穩步推進對于我國畜牧業的高質量發展意義深遠。

目前，學術界對于“糧改飼”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解讀、實施現狀、存在問題以及優化對策的分析方面。自政策實施推進以來，試點地區農戶參與種植結構調整的意愿強烈，效益可觀，在促進農民增收、牛羊養殖增產等方面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但仍存在農戶對政策了解不充分、專業技術缺乏、設施設備不足、產銷阻礙、補貼方式和主體具有局限性以及政策體系不完善等制約[4,8-9]?！凹Z改飼”政策帶來一定的經濟效益的同時也帶來一定的生態效益，如節約農業用水、改良土壤、減少秸稈產生量和提高畜禽糞便資源化利用率[3,10]。對“糧改飼”政策的定量研究方面，受制于數據的難獲得，學者多以有限的調研數據為基礎，對“種糧”與“種草”結構調整的效益進行比較[11]，對比部分區域“糧改飼”政策實施前后奶牛養殖的效益變化[12]，模擬了不同補貼標準和形式下育肥牛養殖的最優日糧結構和養殖收益變動[13]，也有從宏觀數據層面重點關注青貯玉米產業發展的時空演變及動因[14]。

“糧改飼”政策的實施與推進對我國肉牛產業產生多大影響？尤其是近年飼料及原料價格上漲的現實壓力下，“糧改飼”政策實施是否有助于降低肉牛飼料成本、提升肉牛生產率？尚未有學者對“糧改飼”政策實施前后肉牛養殖的成本效率進行分析，缺少政策實施區肉牛養殖成本效率變動的具體測度，尤其是在政策輻射作用下，試點肉牛養殖生產率水平、對投入要素的配置能力以及投入要素價格的改善是否有所提升。本研究基于2013-2019年22 個試點縣肉牛生產監測面板數據，從成本效率視角出發，通過對比“糧改飼”政策實施前后肉牛養殖飼料成本的時空變化特征以及“糧改飼”政策實施區域與非政策實施區域的成本效率、生產率水平、分配效應和價格效應的差異，探究“糧改飼”政策對肉牛生產的影響，為未來政策的實施方向、著力點以及配套體系的完善提供參考價值。

1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1.1 研究方法

(1)成本函數模型

t時期，生產的可能集為Lt(yt)={xt:xtcan produce yt}，即生產者使用投入x得到產出y，根據F?re 等[15]1994 年的研究，基于生產可能集定義面向投入的距離函數如下：

式中：i表示投入導向；Lt(yt)表示產出為y時所有可能的投入向量x，θ表示大于0 的任意值。則t時期基于投入角度的生產邊界的等產量線(isoquant line)表示為 IsoqLt(yt)：

D?(yt,xt) xt Lt(yt)是使投入 在 內可被分離的最大值，表示生產技術的特性。根據F?re 等[15] 1994 年的研究，基于投入導向的技術效率與對應的距離函數互為倒數，技術效率(technical efficiency, TE)表示為：

式中：φ為大于0 的任意值。若考慮投入價格因素pt，則基于投入角度的成本函數為：

定義了在給定投入價格Pt和時間t的情況下，既定產出yt所對應的最小成本，相對應t時期的成本邊界即等成本線(isocost line)表示為：

如果存在資源配置無效則可以通過基于投入角度的配置效率測度，配置效率表達式為：

(2)成本Malmquist 指數

Malmquist 指數可衡量如何通過投入要素組合變動而達到最優的生產前沿及變動，作為生產率動態變化的度量指數被學者廣泛采用。根據F?re 等[15]的研究，為避免參考區間選擇的任意性，從t到t+ 1時期變動的投入角度的Malmquist 指數(ⅠM)采用兩期的幾何平均值表示：

式中：ⅠM 指數小于1 表示進步，即較低的投入生產既定產出，大于1 表示退步，生產力指數不變用1表示，在規模收益不變(constant returns to scale, CRS)和規模收益可變(variable returns to scale, VRS)下該指數均適用[16]。

Maniadakis 和Thanassoulis[17]將成本函數(cost function)模型與Malmquist 指數結合，以Cost Malmquist指數(以下簡稱CM 指數)測算生產成本效率。CM指數是指如何通過減少(或增加)投入成本，使得成本距離函數達到最優的成本邊界。當CM＜ 1 時表示生產率進步，CM＞ 1 時表明生產率倒退，CM= 1時表明生產率不變。CM 指數可進一步分解為總效率變化(overall efficiency change, OEC)和成本技術變化(cost-technical change, CTC)：

式中：等號右邊第一部分為投入總效率變化(OEC)，OEC= (OB/ON) / (OG/OM) (圖1)，OB和OG表示t+ 1和t時期得到產出yt+1和yt所對應的兩種投入要素組合的實際成本，ON和OM表示t+ 1 和t時期得到產出所對應的最小成本，因此，OEC表示從t到t+ 1時期，生產單元對于最優的成本邊界的趨近程度。

圖1 基于投入的成本Malmquist 指數[17]Figure 1 Malmquist index of cost based on inputs[17]

OEC 可進一步分解為技術效率變化(efficiency change, EC)和分配效率變化(allocative efficiency change, AEC)，即從總效率變化中分別分離出投入要素組合能力對效率的影響和技術效率對總效率變化的影響；右邊第二部分為基于價格指標測度的成本技術變化(cost-technical change, CTC)，即基于一段時間內肉牛養殖真實的投入成本價格來測度成本投入和技術進步的共同作用，可進一步分解為純技術追趕(technical change, TC)和價格效應(price effect,PE)兩部分。分解式如下：

式中：等號右邊第一項為技術效率變化(efficiency change, EC)，EC= (OB/OA) / (OG/OE)，OA和OE分別為t+ 1 和t時期等產量線的投入要素組合；第二項代表從t到t+ 1 時期所有生產單元向前沿面的追趕變化AEC= (OA/ON) / (OE/OM)，ON和OM分別為t+ 1 和t時期成本最小的投入要素組合，AEC的含義為從t時期到t+ 1 時期要素組合能力的變動。

CTC= [(OB/OZ) / (OB/ON)] = [ON/OZ]，代表成本變動引起的效率變動，OZ為t時期最小成本得到的產量。式(10)等號中右邊第一項為技術進步TC= [(OB/OC) / (OB/OA)] = [OA/OC]，OC為t時期得到產量yt的最小成本；第二項代表產出既定時，相對成本價格變動對成本最小化的影響，即“價格效應”：PE=CTC/TC= [(ON/OZ) / (OA/OC)] = [(OC/OZ) / (OA/ON)]。

綜合以上，CM 指數分解如下：

式中：IM=EC×TC。

1.2 數據來源及變量選擇

1.2.1 數據來源

本研究數據來源于農業農村部肉牛生產定點監測項目，時間范圍為2013-2019 年，跨越2015 年這一政策試點起始期。綜合考慮數據可得性和政策實施范圍，選取中原產區的安徽、河北、河南，東北產區的遼寧、黑龍江、內蒙古，西北產區的甘肅和西南產區的云南，同時覆蓋“糧改飼”政策實施區和肉牛優勢產區，共計8 個省(區)，年涵蓋750 個養殖場(戶)。各省(區)按照典型代表性確定定點監測縣，對定點監測縣年出欄100 頭以上的規模場實行全覆蓋監測；規模以下養殖場(戶)實行抽樣監測，按照對稱等距抽樣方法選擇5 個行政村進行生產監測，同時按大、中、小養殖規模各選擇5 戶共計15 戶養殖場(戶)開展成本收益的生產效益監測，主要以文化水平較高、精通生產經營、能夠直聯直報的肉牛養殖戶(專業育肥和自繁自育戶)為優先選擇對象，調查內容主要為肉牛養殖場(戶)生產和效益情況。應研究需要，本研究根據“糧改飼”試點名單將定點監測縣區分為試點縣與非試點縣(表1)。

“糧改飼”政策的實施對肉牛養殖環節最直接的影響是改變傳統的主要以精飼料進行育肥的飼喂模式，通過調整肉牛粗、精飼料配比的結構，用全株青貯玉米等優質飼草代替秸稈、干草等，適度減少精飼料使用，達到在提高肉牛生產性能的同時降低飼料成本的目的。因此，契合研究需要，本研究主要以肉牛專業育肥場(戶)為研究對象，各監測縣專業育肥場(戶)數量分布如表1 所列，為增強年際間的可比性，選擇構建平衡面板數據，共計352 個養殖場(戶)，2013-2019 年共計2 464 個樣本量，使用MaxDEA軟件進行成本效率測算，重點關注“糧改飼”政策實施前后，政策實施區育肥戶肉牛養殖飼料成本的時序和區域差異、生產率變動以及考慮分配效應和價格效應的成本效率變動，并與非政策實施區進行比較，采用Excel 2010 制圖。

表1 “糧改飼”與非“糧改飼”試點監測區域分布Table 1 Distribution of monitoring sites for “Changing Grain to Forage” pilot and non-pilot areas

1.2.2 變量選擇

變量指標盡量選擇實物量，綜合學者已有研究，仔畜投入、飼料投入、勞動投入及其他投入為肉牛養殖主要投入，出欄肉牛頭均活重或產值為主要產出[18-19]。本研究參考已有研究，根據數據的可獲得性，選擇出欄肉?；钪貫楫a出指標，選擇頭均仔畜投入、飼草料投入、勞動投入和其他投入作為投入指標(表2)。仔畜投入主要是購入犢牛、架子牛費用(包括運輸費用)；飼料投入包括精飼料成本和粗飼料成本，其中，粗飼料成本包括干草、秸稈、青貯飼料和青飼料(主要為牧草和青飼作物)成本；勞動投入為人工費用，包括家庭用工折算和雇工費用；其他投入主要為固定資產折舊、醫療防疫投入、水電費等其他費用。為增強年際間和地區間的可比性，根據不同省(區)對應年份的生產者資料價格指數(仔畜幼禽及產品畜指數、飼料指數、其他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指數和居民消費者價格指數)進行仔畜投入、飼料投入、雇工費用和其他投入費用的折算，數據來源為《中國統計年鑒》。

表2 變量選擇與數據說明Table 2 Variables selected and description of data

2 “糧改飼”政策實施前后肉牛養殖成本變動特征

2.1 時序特征

根據監測點“糧改飼”試點縣肉牛養殖投入的成本費用數據(表3)計算顯示：1) 2013-2014 年，即未實施“糧改飼”政策前，育肥戶出欄一頭500 kg 肉牛所需總成本為10 279.8 元，其中，仔畜費7 793.1 元，粗飼料成本567.2 元，精飼料成本1 742.6 元，粗、精飼料費用占總飼料成本比重分別為24.5%和75.5%，是典型的以精飼料為主要育肥飼料投入的結構占比。2) 2015-2019 年，“糧改飼”政策實施后，肉牛養殖頭均總成本為10 636.7 元，其中，仔畜費7 748.1 元，與政策實施前相比無明顯變化；粗飼料成本783.5元，比政策實施前增加了216.3 元，增長38.1%，精飼料成本1 901.9 元，增加159.3 元，增長9.1%，兩者占比分別為29.2%和70.8%，即粗飼料占總飼料比重較政策實施前提高了4.6 個百分點。3) 2018-2019 年，進一步地，即聚焦到政策實施區覆蓋面進一步擴大后，養殖戶出欄一頭500 kg 肉牛平均養殖總成本為11 013.9 元，其中，仔畜費、粗飼料、精飼料成本分別為7 900.2、918.9、1 960.9 元，仔畜費用增長1.4%，粗飼料費用較政策實施前增加351.7 元，增長了62.0%，精飼料成本增加218.3 元，增長了12.5%，粗飼料成本增長幅度明顯大于精飼料成本。同時，粗、精飼料成本分別占總飼料成本的比重為31.9%、68.1%，即與2013-2014 年相比，肉牛養殖粗飼料比例有所提升，較政策實施前提升了7.3 個百分點，精飼料占比有所下降，粗、精飼料結構有一定程度的改善。此外，試點雇工費用和其他費用呈增加趨勢，原因是青貯玉米的種植需要人工和機械費用等的投入，收割全株青貯玉米的設施折舊等也會明顯增加其他成本的投入。

表3 政策實施前后肉牛養殖成本變動Table 3 Changes in the cost of beef cattle breeding before and aft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Grain to Forage” policy

“糧改飼”政策對肉牛養殖的主要影響是促進養殖環節飼料結構調整，而其中最為直接的影響是粗飼料結構的變化。政策通過引導試點肉牛養殖戶從傳統的以籽粒玉米飼喂肉牛，適度向全株青貯飼喂轉變，通過“青貯玉米 + 養殖”的種養結合模式，改善了肉牛的粗、精飼料結構。而且，青貯玉米具有適口性強、飼料報酬高和營養價值高的特點[20]，在提高肉牛日增重、飼料轉化率以及生產性能的同時，降低料重比，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養殖效益，調動了農牧民的生產積極性。

2.2 區域特征

飼料成本變動情況(圖2)顯示，2013-2019 年，試點肉牛養殖飼料成本呈平穩變動的趨勢，非試點頭均飼料成本呈明顯上升趨勢，且兩者差距自2016 年后明顯增大。1)政策試點：2013 年，試點肉牛養殖頭均飼料成本為2 303.7 元，政策實施第2 年飼料成本有下降趨勢，2017 年頭均飼料成本下降到2 411.0 元，隨后又上升至2019 年的2 780.5 元，整體增加了476.8 元，增長了20.7%。2)非政策試點：2013年，非試點肉牛頭均養殖飼料成本為1 862.7 元，隨后有小幅增加，到2015 年為2 021.7 元，之后明顯增長，到2016 年達到3 451.2 元，增長了1 倍左右，主要是由于精飼料成本上升明顯(表3)。2018-2019 年，試點肉牛養殖頭均飼料成本低于非試點293.0 元。非試點肉牛養殖飼料總成本由低于試點到超過試點再到呈現差距逐漸拉大的變動趨勢，可見，政策的實施，通過調整粗、精飼料的比例，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肉牛養殖精飼料費用的增長，進而減緩了養殖總飼料成本的明顯增加。肉牛飼草料結構的改變必然會影響飼料成本，在近年精飼料價格特別是玉米價格明顯上漲的情況下，試點通過增加肉牛飼草料中的青貯飼料比重，降低籽粒玉米占比，減輕了飼料成本的上漲勢頭，有利于試點肉牛養殖效益的提高。

圖2 “糧改飼”試點區與非“糧改飼”試點區肉牛養殖頭均飼料成本變動Figure 2 Changes in feed cost per head of beef cattle breeding in pilot and non-pilot areas of the“Changing Grain to Forage” policy

3 肉牛養殖成本效率變動分析

3.1 政策試點區肉牛養殖成本效率分析

對“糧改飼”政策實施期內肉牛養殖飼料成本變動進行分析顯示，政策實施以來，相較于非試點區飼料成本的明顯上漲，試點區肉牛養殖頭均飼料成本變動平穩，粗飼料與精飼料的結構也有所改善?？紤]到政策的實施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飼養成本的上漲，還可能通過政策輻射作用提高養殖場(戶)生產水平，因此，綜合考慮育肥戶肉牛養殖所有生產投入，測算樣本期內肉牛養殖生產率以及加入分配效應和價格效應的成本效率，以探究政策實施對肉牛養殖效率是否有所影響。CM 指數通過測度分配效應(AEC)與價格效應(PE)進一步補充了ⅠM 指數所測度的變化[21]，在傳統ⅠM 指數的基礎上考慮加入投入生產物質要素價格以及對各項投入要素合理配置的程度，即肉牛養殖場(戶)能否根據投入要素的價格變動，科學合理地對仔畜投入、飼草料投入、勞動力投入及包括醫療防疫費在內的其他物質投入進行安排。

不同省(區)的“糧改飼”政策試點區在政策實施前后效率變動方向和程度均存在差異(表4)。政策實施后，河北、黑龍江和內蒙古試點區肉牛養殖成本效率提升(CM＜ 1)；安徽、遼寧、甘肅和云南成本效率下降(CM＞ 1)，但降幅有所減弱；河南成本效率下降幅度增大(CM＞ 1)。具體而言，河北政策試點區肉牛養殖成本效率上升最明顯，CM 指數由1.152變動到0.877，該省政策實施區肉牛養殖生產率水平提升(IM= 0.807)的同時，養殖場(戶)對肉牛養殖的各投入要素的配置也向更接近于最優配置的方向變動(AEC= 0.840)，促進總體成本效率提升。黑龍江和內蒙古成本效率均較政策實施前有所提高，主要由生產率水平上升帶動(IM＜ 1)。安徽成本效率下降幅度較政策實施前有明顯減弱，肉牛養殖生產率水平提升(IM= 0.994)的同時，投入要素價格負效應較政策實施前有所減輕。云南和甘肅成本效率的下降程度分別有較小幅度的減弱。受投入要素價格效應的積極影響，遼寧政策實施區肉牛養殖成本效率下降幅度也較政策實施前有所降低。河南肉牛養殖成本效率下降程度增大，該省肉牛養殖生產率下降，分配效應和價格效應的負向程度也均增加，整體帶動成本效率下降。

表4 2013-2019 年“糧改飼”試點區肉牛養殖成本效率變動Table 4 Changes in the cost efficiency of beef cattle breeding in “Changing Grain to Forage” pilot areas from 2013 to 2019

可見，“糧改飼”政策實施后，多數省(區)肉牛養殖成本效率均有所提升或是不同程度的改善，特別是生產率水平多存在上升。部分省(區)成本效率下降主要是由于分配效應和價格效應的負向影響，即養殖場(戶)在合理安排投入物質要素組合方面的能力仍需增強，投入要素價格“扭曲”程度仍需改善。

3.2 政策實施區與非政策實施區成本效率比較分析

根據數據的可獲得性，7 個非“糧改飼”試點監測縣(市)分布在河北、遼寧、黑龍江、內蒙古四省(區)，現以這4 個省(區)為例，對不同省(區)的“試點區”和“非試點區”進行分組，通過構建新的生產前沿面對比試點縣(市)和非試點縣(市)的肉牛養殖各項效率變動，結果如表5 所列。

表5 4 個省(區)政策試點區與非試點區效率變動比較Table 5 Comparison of changes in efficiency between policy pilot areas and non-pilot areas in four provinces

(1)河北試點區和非試點區在政策實施前，肉牛養殖成本效率均處于下降狀態，且試點區成本效率下降程度明顯高于非試點區(CM= 1.618 ＞ 1.103)；政策實施后，該省試點區肉牛養殖成本效率有明顯提升(CM= 0.601)，其中，生產率水平提高(IM=0.692)，投入生產要素價格效應由負轉正，抵消掉分配效應的負影響，最終政策實施區成本效率大幅提升，而非政策實施區成本效率基本無提升，仍處于下降狀態(CM= 1.033)，雖然生產率水平有所提高(IM= 0.992)，但分配效應和價格效應的負向影響更大，導致河北非試點區肉牛養殖成本效率下降。(2)政策實施后，黑龍江試點區與非試點區成本效率均有所提升(CM為0.954 和0.924)，分開來看，試點區CM 指數由政策實施前的1.343 變動為政策實施后的0.954 (差值為0.389)，成本效率上升了4.6%，非試點區CM 指數由1.259 變為0.924 (差值為0.335)，成本效率提升了7.6%，該省試點區和非試點區的肉牛養殖成本效率均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試點區的改善程度高于非試點區(0.389 ＞ 0.335)，而且，從分解效率項來看，該地區肉牛養殖投入要素價格效應的改善程度明顯。(3)政策實施后，遼寧試點區和非試點區成本效率均有所提升(CM為0.927、0.964)，分別提升7.3%和3.6%，試點區提升幅度高于非試點區。從效率分解項來看，該省試點區和非試點區分配效應提升，即養殖場(戶)在合理安排投入要素組合的能力有所增強，試點區價格效應負效應減弱，非試點區價格負效應增強。(4)內蒙古試點區和非試點區成本效率均有所下滑，分別下降了1.9%和3.2%，試點區下滑幅度小于非試點區，究其原因，主要是價格負效應增強，試點區價格效應由0.692 變動到1.071，非試點區價格效應由0.504 變動到1.084，當前非試點區投入要素價格負效應更明顯，即投入要素價格“扭曲”程度更高。

綜上所述，與非試點區相比，政策試點區肉牛養殖成本效率有所提升和不同程度的改善，投入要素價格正效應的提升是主要原因，說明政策的實施，對肉牛養殖投入要素價格“扭曲”程度的改善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

3.3 試點區肉牛養殖投入要素冗余分析

由于部分省(區)政策實施區肉牛養殖成本效率下降，一方面是由于投入要素價格負效應影響，另一方面是因為養殖場(戶)對投入要素組合的安排能力方面還存在欠缺，即部分投入要素不能被充分利用，存在冗余。本部分采用數據包絡模型兩階段(DEA-Two Stage)方法對8 個省(區)政策實施區肉牛養殖的投入要素冗余進行測定，考察實施區肉牛養殖投入要素的錯配程度，結果如表6 所列。

表6 不同省(區)試點區肉牛養殖投入冗余度Table 6 Redundancy of investments in beef cattle breeding in pilot areas in different provinces

8 個省(區)的肉牛養殖均存在一定程度的投入冗余，松弛變量不全為0。1)從均值來看，試點區肉牛養殖投入無效率程度為0.303，勞動投入冗余程度最高，為32.29%，其次是飼料投入，冗余比例為29.23%，仔畜投入冗余度最低，為6.74%，說明試點區肉牛養殖還存在飼料投入安排仍需優化，勞動力未受到充分利用的情況。2)分省(區)來看，內蒙古無效率程度最高(0.411)，各項要素投入中，勞動投入冗余度最高，達到57.96%，仔畜投入和其他投入冗余比例也在20%以上，說明該地區肉牛養殖對投入要素的組合安排與最優配置間還存在較大差距，該省的分配效應(AEC＞ 1)也說明該地區肉牛養殖需要在適量、適度地合理安排投入要素方面提升水平。河北無效率程度最低(0.151)，其各項投入要素冗余度均在20%以下，同樣存在勞動投入冗余比例較高的情況。安徽、甘肅、河南、云南、遼寧和黑龍江投入無效率程度均在0.30～0.40。3)從各省(區)各項投入冗余度來看，僅甘肅、河北和內蒙古存在一定程度的仔畜投入冗余，但明顯存在投入安排不合理的情況。在勞動力同質假設下，各省(區)的勞動投入冗余度均在15%以上，其中，內蒙古勞動冗余比例最高，河北最低。安徽、黑龍江、遼寧和甘肅肉牛養殖勞動投入冗余比例也均較高，這些省(區)未能充分將勞動力用于肉牛養殖，或勞動力生產率不高，在生產中貢獻率低。與飼料和勞動投入冗余相比，肉牛養殖其他投入的冗余比例不高，僅黑龍江其他投入冗余最高，安徽和遼寧不存在其他投入冗余。整體上，試點區肉牛養殖勞動力投入冗余最高。

4 結論

本研究運用成本效率模型和Malmquist 指數通過對比“糧改飼”政策實施前后、政策實施區與非實施區的飼料成本變動、成本效率差異，探究樣本期內政策的實施對肉牛產業的影響，得出結論：1)在“糧改飼”政策的影響下，試點區肉牛養殖飼料成本較非試點區變動平穩，粗、精飼料比穩步上升。粗飼料比例提高7.3 個百分點，精飼料占比有所下降，試點區總飼料成本上升幅度僅為非試點區的1/4，即政策的實施通過調整粗、精飼料的比例，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肉牛養殖飼料費用的增長，進而減緩了養殖飼料成本的明顯增加。2)“糧改飼”政策實施后，多數省份肉牛養殖成本效率均有提升或是不同程度的改善，但養殖場(戶)在合理安排投入物質要素組合方面的能力仍需增強，投入要素價格“扭曲”程度仍需改善。3)試點區肉牛養殖存在一定程度的投入冗余，其中，勞動力投入冗余程度最高，其次是飼料投入，即飼料投入安排仍有較大優化空間，存在勞動力未受到充分利用的情況。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提出如下建議：一是繼續適度擴大“糧改飼”政策的實施范圍?！凹Z改飼”政策的實施，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肉牛養殖飼料成本，提高了肉牛養殖的成本效率。因此，應繼續深入調研了解實施區養殖場(戶)對“糧改飼”政策的適應性和滿意度，合理考慮種養的匹配度，選擇科學的品種和補貼方式，調動養殖場(戶)的生產積極性，因地制宜，適度擴大政策覆蓋范圍。二是加強技術指導。試點區肉牛養殖仍存在投入物質要素組合安排不合理，飼料投入存在冗余、配置效率低的情況，應加強對肉牛養殖投入物質要素合理匹配的技術引導，增強養殖場(戶)對肉牛養殖飼草料科學安排的能力，使其合理配置投入要素組合，提高資源使用效率，提升肉牛生產率。三是種養結合，以養定種，進一步消納要素冗余。飼草料用途具有局限性，養殖場(戶)是最主要的消耗主體，生產過剩就會影響種植者的利益，打消其積極性，應根據養殖需求合理確定飼草種植面積，種養結合，消納飼草料和勞動力冗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