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自我評價、生活質量與中學生手機依賴的關系研究*

董學體，周明婉，王志濱，劉秀勤，尤偉泉，李韻

（1.廈門市仙岳醫院心理危機干預熱線與心理咨詢室，福建 廈門 361012；2.廈門市仙岳醫院心理評估與干預室，福建 廈門 361012；3.廈門市仙岳醫院兒童心理科，福建 廈門 361012）

截至2020 年12 月底，我國共計有1.83 億未成年網民，未成年人的互聯網普及率（94.9%）高于全國網民（70.4%）。未成年人上網的首要設備為手機，82.9%的未成年人擁有個人專屬的上網設備[1]。青少年使用網絡（尤其是手機）的普及率高、范圍廣，中學生手機依賴行為是目前備受家庭和社會關注的心理行為問題。手機依賴又稱手機使用障礙或問題性手機使用，是指在無成癮物質條件下因不受控制地使用智能手機，而使個體的生理、心理和社會功能出現明顯損傷[2]。核心自我評價和生活質量是中學生手機依賴的重要影響因素。研究表明[3-6]，低核心自我評價的中學生存在嚴重的手機依賴行為，偏低的自我評價易出現不良行為。生活質量是中學生近期生理、心理和社會狀況的全面反映[6]，影響手機依賴行為的發生。本研究旨在探討核心自我評價、生活質量與中學生手機依賴之間的關系，探究中學生手機依賴的影響因素，嘗試闡明三個因子之間的關系以及是否存在中介效應，以期為存在手機依賴行為的中學生提供心理咨詢與治療的思路與觀點。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于2020 年6 月采取方便取樣的方法在廈門市選取4 所普通中學（2 所初中和2 所高中），在這4 所普通中學內采取分層整群抽樣法，于各年段隨機抽選3 個班級，參與調查的有36 個班級。本研究發放問卷共計1 692 份，篩選出答題不完整和亂填等無效問卷后，得到有效問卷1 637 份，問卷回收有效率為96.75%。研究對象的人口學情況：初中生832 名，高中生805 名；男生842 名，女生795 名；非獨生子女1 002 名，獨生子女635 名。參與研究的中學生均簽署知情同意書，本研究通過我院倫理審查委員會的審查并批準。

1.2 方法

1.2.1 青少年手機使用依賴自評問卷（self-rating questionnaire for adolescent problematic mobile phone use, SQAPMPU）

該量表由安徽醫科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陶芳標等于2012 年編制而成[7]，問卷總計13 個項目，分成3 個維度：戒斷癥狀、渴求性和身心影響?？倖柧淼腃ronbach’s α 系數為0.87，總分越高，則表明對手機依賴的程度就越高。

1.2.2 核心自我評價量表（core self-evaluations scale, CSES）

采用杜建政等[8]翻譯修訂的核心自我評價量表，該量表經過本土化研究，適合中國中學生使用。核心自我評價量表共包含10 個項目，采用5 級記分制，總分越高則表示中學生的核心自我評價水平越高。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3。

1.2.3 兒童少年生活質量量表（quality of life scale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QLSCA）

采用吳漢榮等[9]在2000 年編制的兒童少年生活質量量表。該量表包含生活質量滿意度、生活環境、生理心理健康和社會心理功能4 個維度，采用4 級評分制，總分越高則表示中學生的生活質量水平越高。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8。

1.3 測評方法及質量控制

各班級在班主任協助下進行團體施測，施測總時長在30 min 內，學生匿名獨立、認真完成答卷，完成測試后當場回收問卷。主試均為經過課題組統一培訓的臨床心理治療師，保證主試之間施測一致，數據回收有效且管理規范。

1.4 統計方法

采用SPSS 23.0 軟件對數據進行描述統計、皮爾遜相關分析和回歸分析。研究在SPSS 中使用Hayes 開發的PROCESS 插件進行中介效應分析。

2 結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本研究選用Harman 單因素檢驗法對核心自我評價、生活質量和手機依賴的所有測驗題目進行未旋轉的因素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結果表明，提取的第一個因子可解釋總變異量的22.07%，低于40%的臨界值，這表明本研究通過使用問卷法所獲得的數據受共同方法偏差的影響不明顯。

2.2 各主要變量之間的相關性分析

中學生的核心自我評價、生活質量與手機依賴行為均呈負相關（P＜0.001）；中學生的核心自我評價與生活質量呈正相關（P＜0.001），見表1。

表1 變量的描述結果及相關分析（n=1 637）

2.3 回歸分析

以中學生手機依賴為因變量，核心自我評價和生活質量為預測變量，通過逐步回歸分析對數據進行分析，其中α入≤0.05，α出≥0.10。所得結果顯示，生活質量和核心自我評價均進入回歸方程，所得回歸方程為：手機依賴=51.190-0.163（生活質量）-0.177（核心自我評價），模型經過方差檢驗，F=226.215，P=0.000，R2=0.217，ΔR2=0.216，即模型中引入的變量可以解釋中學生手機依賴行為的21.3%。生活質量（β=-0.163，t=-11.362，P＜0.001）和核心自我評價（β=-0.177，t=-4.630，P＜0.001）均對中學生手機依賴有負向預測作用。

2.4 中介作用檢驗

在皮爾遜相關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究核心自我評價、生活質量與中學生手機依賴間的關系。使用Hayes 編制的PROCESS 宏程序，在控制性別、年級、是否獨生子女的條件下，分析生活質量在核心自我評價和中學生手機依賴之間的中介作用，進行抽樣5 000 次。變量間的進一步回歸分析表示，當生活質量作為中介變量進入核心自我評價與中學生手機依賴的回歸方程后，核心自我評價的回歸系數值β由原本的-0.491 降為-0.188，見表2。利用Bootstrap 法對中介效應進行檢驗，模型總效應的Bootstrap95%置信區間不包含0 值[總效應-0.491，95%置信區間（-0.555，-0.428）]，間接效應的Bootstrap95%置信區間不包含0 值[間接效應-0.303，Boot 標準誤為0.035，95%置信區間（-0.372，-0.236）]，生活質量在核心自我評價和手機依賴之間存在顯著的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61.71%，所得路徑：核心自我評價→生活質量→手機依賴。

表2 模型中變量之間的回歸分析

3 討論

3.1 核心自我評價與中學生手機依賴的關系

本研究結果表明，核心自我評價與中學生手機依賴行為呈負相關，核心自我評價可負向預測手機依賴，與其他學者的研究一致[10-11]。作為成長過程中必不可少的積極心理資源，核心自我評價影響著青少年學習生活中的各方向。核心自我評價作為潛在的、寬泛的人格結構[12]，是青少年成長與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積極心理資源。自我驗證理論提出，有積極自我評價對個體會設定相對積極、科學的目標，通過科學合理的方法途徑追求成功，通過積極付出努力，驗證積極的自我評價[13]；而有消極自我評價對個體則傾向于設定消極的目標，采用避免失敗的方法途徑，不愿付出努力，驗證消極的自我評價[13]。高核心自我評價的中學生對自我有清晰合理的自我認知，有更強的自我控制能力，能耐受應對外界的刺激與挑戰的焦慮感，不需要通過過度使用手機排解內心的不適感[3]，相反，低核心自我評價中學生對自我認知存在負面偏倚，自我控制能力較弱且看待事物更為消極，因此面對學習生活壓力時，更容易采取逃避的應對方式，通過過度使用手機暫時忘卻實際存在的煩惱與難題[14]。

3.2 生活質量與中學生手機依賴的關系

本研究結果表明，生活質量與中學生手機依賴行為呈負相關，生活質量可負向預測手機依賴。本研究中的生活質量量表包含生活質量滿意度、社會心理功能、生活環境和生理心理健康4 個維度，體現個體當前的身心功能和實際生活環境狀況。以往研究側重探討手機依賴與生活滿意度（是生活質量的一部分）的關系，學者傾向認為手機依賴可顯著預測生活滿意度[15]，生活滿意度或生活質量是手機依賴影響的結果；但也有學者提出[10-11]，生活滿意度可顯著預測手機依賴。本研究認為生活質量的高低可能影響中學生手機依賴行為。網絡使用的補充理論表明，如果個體在現實生活中處于消極狀況，個體就有可能通過使用網絡逃避當下的現實狀況，并試圖通過網絡實現現實生活中無法得到的需求，進而增加網絡成癮的可能性[15]。青春期階段的中學生可能難以應對學業、人際及身心變化等挑戰，當前生活狀態的不如意或生活質量欠佳可能引發中學生的焦慮或沮喪[3]，進而導致中學生通過采取手機依賴等回避行為來逃避現實。手機依賴行為本質是一種消極應對方式，現實生活的不如意、精神需求的不滿足都需要個體應對。高生活質量的中學生可能擁有良好的社會心理功能和生活環境，維持著較好的心理健康水平[16]，因而能夠抵擋手機的誘惑，合理使用智能手機[14]。而低生活質量中學生的生活環境可能較差，精神或物質需求難以被滿足，導致各方面功能不佳，更難以抵抗手機誘惑，無法合理使用手機，導致個體發展出手機依賴行為。

3.3 生活質量在核心自我評價與中學生手機依賴之間的中介效應

本研究在進一步的關系探討中發現生活質量在中學生核心自我評價和手機依賴之間起中介作用，即中學生的核心自我評價通過影響個體的生活質量，進而影響手機依賴行為。目前暫無學者對中學生核心自我評價、生活質量和手機依賴三者的關系進行探討。作為人格特質的核心自我評價影響著個體的認知思維模式[17]，個體的認知思維模式即個體認知自己、認知他人、認知世界的方式。低核心自我評價的中學生以消極視角看待自己，遇到人際關系或學業壓力困擾時缺乏足夠的自信去解決問題，經常陷入反復思考而非采取行動[18]，難以從生活中獲得成就感，生活體驗感較差，從而傾向于通過智能手機擺脫生活的煩惱與憂愁。從心理治療的角度看，有手機依賴行為的中學生若擁有較高的生活質量，擁有足夠的家人關愛、物質和需求滿足，便會減弱負性自我評價的影響，進而增加面對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可能性，手機依賴便可能不再成為中學生逃避的方法。相反，高核心自我評價的中學生在低生活質量的環境中，其個體的資源和能量可能會被逐漸消耗，缺乏足夠的能量應對實際生活中的學業生活壓力，進而促使手機依賴行為的發生。即核心自我評價的高低會對中學生的生活質量造成影響，進而影響手機依賴行為。雖然中學生的成長和養育過程無法十全十美，核心自我評價無法總是恰當客觀，但在陪伴中學生成長的過程中若是能夠給予足夠的積極資源與關愛，擁有較好的生活質量與體驗感，是有可能幫助個體以更積極健康的心態面對生活。心理治療師在面對有手機依賴行為的中學生時，可從家庭互動的視角入手，和家庭協同合作，改善中學生的生活環境，恰當滿足中學生的精神或物質需求，便可能幫助個體更好地脫離手機依賴的困擾。

綜上所述，中學生的核心自我評價、生活質量對中學生手機依賴行為存在顯著影響，核心自我評價通過生活質量影響中學生手機依賴行為。本研究僅考察核心自我評價、生活質量對中學生手機依賴行為影響的關系，后續將進一步收集樣本來驗證這些因素如何影響手機依賴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