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毒物品管控的挑戰及對策
——基于裁判文書網258 份判決書的實證分析*

張倩，茆京來

（1.中國刑事警察學院，遼寧 沈陽 110854；2.中國健康教育中心，北京 100044）

隨著國際毒品犯罪活動的滲透，我國制毒物品犯罪不斷蔓延，非列管化學品層出不窮，易制毒化學品管制工作迎來了新的挑戰。制毒物品犯罪是毒品犯罪的源頭，制毒物品本身并不是毒品，但它在制造化學合成毒品的過程中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基于此，探討如何治理制毒物品犯罪活動具有重要意義。

1 當前我國制毒物品犯罪態勢

從2016—2020 年全國查獲的制毒物品犯罪案件的情況來看（圖1），2017 年全國共破獲制毒物品案件388 起，繳獲各類化學品2 384 噸，同比2016 年上升39.6%和50.5%；2018 年全國共破獲制毒物品案件1 157 起，繳獲各類制毒物品1.1 萬噸，同比分別上升1.6 倍和3.5 倍；2019 年，全國共破獲制毒物品案件332 起，繳獲各類化學品2 313.6 噸，同 比 上 一 年 減 少39.3% 和78.3%；2020 年由于疫情嚴控和高壓嚴打，全國共破獲制毒物品犯罪案件301 起，同比下降7.5%，繳獲各類化學品2 335 噸，不法分子為了逃避打擊，千方百計購買非列管的制毒物品的原料，在制毒環節中加工合成所需的原料，導致非列管化學品流入制毒渠道越來越多，偵查機關監管、堵截、查處難度加大[1]。

圖1 2016—2020 年制毒物品犯罪形勢變化圖

2 制毒物品犯罪的特點分析

本文采用實證研究法，通過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檢索以“制毒物品犯罪”“裁判年份：2016—2020 年”“文書類型：判決書”“案由：刑事案由”“案件類型：刑事案件”“法院層級：基層法院”為篩選條件，發現已審結的一審判決書總計280 份，再對所收集的判例進行整理，篩除其中未涉及制毒物品、信息重復等無效樣本后，按照案件信息全面、完整、準確的標準，最后篩選出258 份有效樣本，判決人數涉及817 人，能較好地反映當前我國制毒物品犯罪的現狀與特點[2]。通過對258 份裁判文書進行歸納整理，總結出以下特點。

2.1 制毒物品犯罪主體的特征

2.1.1 性別與年齡結構：以男性、青壯年為主

根據對817 名涉案人員信息的統計，男性在制毒物品犯罪中的比例高達97.8%，制毒物品犯罪案件的犯罪主體呈現出以男性為主的特點；在731 名已知年齡的涉案人員中，25～35 歲的有158 名，占人員總數的19%；35～55 歲的有503 名，占人員總數的62%，占比最大；55～75 歲的有70 名，占人員總數的9%，占比最?。▓D2）?？梢?，制毒物品犯罪主體的年齡分布較廣，但主要集中于35～55 歲這個年齡段。表明青壯年是制造毒品犯罪的主要群體。

圖2 涉案人員年齡

2.1.2 學歷結構：受教育程度較低

根據樣本統計數據可知，在718 名已知文化水平的人員中，有16 名是文盲或半文盲，占人員總數的2%；152 名為小學文憑，占人員總數的19%；438 名為初中文憑，占人員總數的54%；84 名為高中、中?；蚵毟呒夹Ｎ膽{，占人員總數的10%；28 名為大學?？萍耙陨衔膽{，占人員總數的3%（圖3）?？梢?，制毒物品犯罪案件中的犯罪主體文化水平普遍較低，且以初中文化程度為主。

圖3 涉案人員的文化水平

2.1.3 職業結構：無業或無固定職業人員占比較高

從258 份樣本的統計數據來看，在682 名已知職業的人員中，無業或無固定職業的有256 名，占人員總數的31%；務農的有234 名，占人員總數的29%；從事個體經營的有92 名，占人員總數的11%；務工的有71 名，占人員總數的9%；從事司機工作的有17 名，占人員總數的2%；國家或社會工作人員有12 名，占人員總數的1%（圖4）?？梢园l現，制毒物品犯罪中的犯罪主體的職業結構較復雜，很少有穩定的工作和較高的收入，多以無業和務農務工為主。

圖4 涉案人員職業結構

2.1.4 背景結構：前科劣跡和吸毒人員占有一定比例

據裁判文書的數據顯示，其中183 名涉案人員有過前科犯罪，占比22.0%，他們曾實施盜竊、搶劫、開設賭場、制造毒品、容留他人吸毒等犯罪行為。另外，有22 名涉案人員曾經有過吸毒行為，占比2.7%。這兩類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險性和社會危害性相對較大，一般很難重新融入社會，被人們所接受，因此他們往往會重蹈覆轍，再次走上犯罪道路。

2.2 制毒物品犯罪模式的特征

2.2.1 犯罪人員呈明顯的區域集中性特點

根據258 份裁判文書的數據分析，制毒物品犯罪的涉案地點多樣化，但案件發生地與涉案人員的戶籍地都主要集中在福建、江蘇、四川、江西、廣東等地區（圖5），其中福建省長汀縣的犯罪數量最多。長汀縣涉麻制毒犯罪從最初的只是倒賣含麻黃堿復方制劑發展到現在的化學合成麻黃堿與參與制造毒品并行的狀態[3]?；诖?，福建省長汀縣一度成為禁毒重點關注地區。此外，由于制毒物品在生產、加工過程中會產生廢水和刺鼻的廢氣，且大量的化學品及設備的運輸會引起外界的注意，犯罪分子多將犯罪地點選在比較偏遠的地區，如工業區廢棄的廠房、閑置的老屋、空曠的山坡、養豬場、養雞場等廢棄的養殖場附近。這些地方交通路線單一，出入人員少，較為隱蔽，不易被發現，給禁毒部門的偵查辦案帶來了難度與挑戰。

圖5 制毒物品犯罪的地域分布情況

2.2.2 犯罪行為以非法生產、買賣、運輸為主

對817 名涉案人員進行統計可以發現，因非法生產制毒物品罪被判決的有397 名，占比49%；因非法買賣制毒物品罪被判決的有294名，占比36%；因非法運輸制毒物品罪被判決的有100 名，占比12%；因走私制毒物品罪被判決的有26 名，占比3%?？梢?，制毒物品犯罪主要集中在非法生產和買賣，不少犯罪分子為了制造毒品，利用監管漏洞，向合法廠商購買易制毒化學品或者自己生產、買賣各種制毒原料。而制毒物品流入非法渠道，并非全部源于非法生產、買賣，在運輸流通環節，制毒物品流入現象也屢見不鮮[4]。

2.2.3 犯罪對象多以麻黃堿、羥亞胺等制毒物品為主

在258 份樣本中，涉案的制毒物品種類多樣化，但是涉案較多的制毒物品主要是麻黃堿、鄰酮、羥亞胺。這些制毒物品的地域性特征十分顯著。根據數據可以發現，我國制毒物品犯罪鏈條主要分為兩大類，一是制造冰毒的上中游鏈條，二是制造氯胺酮的上中游鏈條[5]。具體來說，福建、四川等地犯罪分子主要從事制造冰毒的上中游犯罪，即有關溴代苯丙酮和麻黃堿的犯罪活動；江蘇、江西等地的犯罪分子主要從事制造氯胺酮的上中游犯罪，即有關鄰酮、羥亞胺的犯罪活動[6]。

2.2.4 犯罪人員組織形式以家族、雇傭式突出

根據258 份樣本數據顯示，其中是團伙犯罪的有233 份，占比90%，可見制毒物品犯罪的團伙犯罪突出，組織結構嚴密且內部分工明確。這些部分成員相互之間是宗親家族關系，他們聯系緊密、互相信任，構成家族式的犯罪團伙；有的是通過招募工人開展犯罪活動，構成雇傭式的犯罪團伙。雇傭式的團伙犯罪具有專業化的特點，主要由出資人、制毒技師、制毒原料配劑供應者、運輸者、販賣者共同組成，制毒原料配劑的供應者負責根據需要配備好主要化學品，并運輸到非法生產地，提供“套餐式”服務[7]。

3 制毒物品犯罪的原因分析

3.1 法律層面：易制毒化學品法律監管具有滯后性，且司法打擊力度較輕

根據《易制毒化學品的分類和品種目錄》，被我國列管的易制毒化學品共32 種，但是258份裁判文書網中涉及的制毒物品的種類超過了32 種，這說明易制毒化學品不僅種類繁多，而且具有可替代性和可選擇性的特點，被列管的易制毒化學品可以由非列管的化學品合成或者在制毒過程中被非列管的化學品直接代替[8]。隨著我國對易制毒化學品的查緝管控力度的不斷加大，各種可用于提取易制毒化學品的新型藥品層出不窮。制毒物品犯罪分子試圖通過非列管的化學品逃避法律的制裁。除此之外，針對制毒物品犯罪的司法打擊力度不夠、量刑幅度較輕，刑期一般在3～7 年，對于犯罪分子來說，量刑輕容易產生負向激勵，促使他們走上犯罪道路。而且由于風險成本低，一些刑滿釋放的犯罪分子會總結經驗與教訓，使其作案手法更加熟練，以逃避偵查機關的打擊。

3.2 個人層面：受教育程度低導致法律意識薄弱

教育程度低導致他們對自己行為的危害以及可能受到的處罰認知不到位，抑或他們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為是違法犯罪行為，但是在當下物欲橫流的社會，很多人都抵擋不住巨額利潤的誘惑，出于僥幸心理而實施犯罪行為。剖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①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這與時間的機會成本有關，犯罪者的教育程度與時間機會成本成正比，當他的受教育程度高，意味著就業機會多，工資收入也會比受教育程度低者高，一旦犯罪，時間的機會成本投入自然也高；反之，如果一個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犯罪，他的時間機會成本就會很低，對他們來說并沒有什么損失[9]。②這些人員往往不是主犯，受高額利潤的誘惑，被制毒技師所雇傭，為其提供制毒物品的原料、配劑以及相關設備。這說明社會認知及行為能力與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有直接聯系，由于受教育程度低，從而影響其自身的道德和法律觀念，不能明辨是非善惡，極易受到社會環境中不良因素的影響，走上犯罪的道路。

3.3 社會層面：犯罪人員社會接納程度低，容易再犯

根據258 份裁判文書的分析可見，制毒物品犯罪人員的就業水平較低，大部分人員處于無業和務農務工狀態，沒有什么經濟來源，對于他們來說很難維持生活。在面對制毒物品犯罪巨額利潤的強烈誘惑時，他們很容易迷失自我，進而鋌而走險，實施犯罪活動。當他們重新回歸社會時，會被貼上“標簽”，社會可接受程度不高[10]，大部分人會歧視這些犯罪人員，他們仍然很難找到工作，改變自己的處境，很容易繼續實施犯罪，導致惡性循環。

3.4 偵查層面：制毒物品犯罪打擊力度不夠，缺乏專業人才隊伍

我國一貫傾向于嚴厲打擊毒品犯罪，而對制毒物品犯罪的打擊力度不夠。制毒物品的管理工作不僅是公安的職責，還涉及食藥監管部門、海關、工商、衛生等部門，一旦職能分配不明確，容易形成互相推諉的不良現象；或其他職能部門缺乏大局意識，認為事不關己，出現不配合公安工作的現象。此外，制毒物品犯罪的查輯工作對緝毒民警的專業要求較高，要求其具備一定的化工、醫藥方面的專門知識和實踐工作經驗[11]，并且能夠掌握大數據情報分析技能，而基層民警往往缺乏對制毒物品的基本認識和辨別能力。

4 制毒物品犯罪的治理對策

4.1 完善法律規范，細化量刑標準

雖然我國關于制毒物品犯罪的相關法律條款在不斷更新、補充，但是法律具有滯后性，犯罪分子善于利用法律的漏洞，挖掘新的犯罪手段和方法，逃避法律的制裁。①對于制毒物品犯罪，很難判定犯罪人的主觀“明知”，在面對審判時，他們常常以“不知道是制毒物品”“不是用于制造毒品”為由來撇清關系。因此，需要進一步明確行為人主觀“明知”的認定標準，結合其自身的家庭背景、經濟狀況以及認知與態度等進行綜合判斷[12]。②應該對涉案各類主體的具體行為以及造成的危害后果進行具體分析，做到重罪重罰、輕罪輕罰、罪刑相稱、罰當其罪。對犯罪分子所判處的刑罰要足以威懾到潛在犯罪對象，杜絕這類人員抱有僥幸心理。③要優化罰金刑的設置，制毒物品犯罪一般都是為了追求經濟利益，為了防止其再犯的可能性，要明確罰金刑的標準，最大限度地發揮罰金刑的威懾作用。

4.2 發展農村教育，做好毒品預防

制毒物品犯罪的主體一般是受教育水平比較低的農村人口，可見現階段農村教育的發展亟須提高。首先，應當合理配置教育資源，提升農村教育質量，不僅僅將政策向農村、邊緣、貧苦地區傾斜，更要借助互聯網等信息傳輸技術，讓大城市高端高質量教育，與農村子女、農民工子女共享。其次，應當將毒品預防教育普及下鄉，對農村地區的青少年進行針對性地普法宣傳活動，讓他們認識到毒品以及制毒物品給社會、家庭和個人帶來的危害，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三觀，提高其自我保護意識和社會責任。

4.3 發展鄉村經濟，增加就業機會

根據258 份裁判文書可以發現制毒物品犯罪發生率最高的是福建省長汀縣，長汀縣是國家級貧困縣，以農業經濟為主，山多地少，當地人多為無業或者務農，很難有穩定的工作和較好的收入水平。在他們自身條件和技能方面受限的情況下，通過合法活動獲取的財富難以滿足日益增長的物質與精神文化需求，而制毒物品犯罪成本低收益大，其中就有人選擇實施犯罪活動作為獲取財富的“有效途徑”。因此，當地政府應當把“精準扶貧”政策落到實處，大力發展鄉村經濟，努力提供就業機會，引導當地居民合法致富。針對一些具有犯罪前科的人員，幫助他們克服心理障礙，最大限度地體現黨和政府對刑釋人員的關心和照顧，讓他們感受到社會的溫暖，從而減少再次實施犯罪的可能性。

4.4 加大打擊力度，開展偵查協作

4.4.1 設置專門監管機構，培養專業隊伍

對于制毒物品犯罪嚴重的地區，應當考慮設置專門監管機構，加強專業隊伍建設，并對這些人員進行制毒物品相關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培訓[13]，重點在生產、經營、運輸和進出口等環節設置監管和查輯人員進行把關，防止制毒物品在其中任何一個環節流入非法制毒渠道。

4.4.2 加強對易制毒化學品的監管，對非列管化學品進行動態管控

根據《易制毒化學品的分類和品種目錄》可見，我國的易制毒化學品是進行分類列舉式列管的，這種列管制度的缺點在于過于嚴苛單一、彈性不足。①在全國范圍內落實易制毒化學品管理信息系統的使用，公安機關應當與相關部門在各自職責范圍內對易制毒化學品進行管控，防止其在生產、運輸、使用等環節流入非法制毒渠道[14]。②根據制毒物品地域性的特點，對高?；瘜W品做好監管種類的設置。例如，對福建、四川等涉麻案件較多的地區設置麻黃堿監管模塊；對江蘇、江西等涉羥案件較多的地區設置羥亞胺類制毒原料監管模塊。③應當對不同級別和種類的易制毒化學品進行區別管理，并及時更新、擴大易制毒化學品的列管范圍，建立動態的制毒物品列管制度，以確保能夠根據當前的制毒物品犯罪的形勢及時、準確地管控非列管化學品，彌補由于法律的滯后性引起的管控漏洞。

4.4.3 強化對重點人員和可疑場所的排查、管控

首先，應當合理利用情報系統，對涉化重點人員進行定期走訪和嚴格排查，將所排查的數據信息統一錄入情報信息作戰平臺，對其進行信息化管控，以便及時掌握重點人員的動態。其次，對福建、江蘇、四川等重點地區進行嚴格管控，針對制毒物品犯罪團伙多租用化工企業廠房、養殖場、廢棄老屋等偏僻場所進行犯罪活動的特點，應當對這些重點可疑場所進行全面排查，定期上門檢查走訪，對出現生產異常、用電異?；蛘咴斐蓢乐匚廴镜膹S點及時進行調查。

4.4.4 協調各地區、各部門的協作，實現全鏈條打擊

一方面，應當實現不同地區各部門之間的情報信息互通，比如，食藥監管部門、安全生產監管部門、海關部門、環境保護部門等應當協助配合公安機關進行制毒物品的監督檢查工作，公安機關也可以及時調集部門內部信息、線索進行追回工作，共同防止造成更惡劣的結果[15]。另一方面，應當針對購買、生產、販賣、運輸、走私等各個環節對制毒物品犯罪進行全鏈條打擊。對上游犯罪如制毒原料和設備的購買進行跟蹤記錄，對中下游犯罪如制毒物品的運輸、走私活動進行秘密監控，找準時機破獲制毒物品犯罪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