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層次分析法的職業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影響因素研究

王琦

摘 要：“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以來未能實現我國生育率的大幅提高，激勵二孩生育意愿成為落實人口新政策的關鍵所在。通過層次分析法從個人、家庭和社會層面對職業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影響因素進行分析，結果表明，中間層中個人層面是影響職業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最主要因素，家庭層面是次要因素，社會層面的影響權重最小。方案層中影響職業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因素依次為個人生育觀念、勞動就業保障、工作壓力、個人工資收入和祖父母支持情況。在此基礎上，提出激發職業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全面二孩政策;職業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影響因素

中圖分類號：C923? ? ? ? 文獻標志碼：A? ? ? 文章編號：1673-291X（2022）01-0144-05

引言

隨著科學技術和經濟的飛速發展，人們在對是否要生育后代的問題上產生了新的思考，生育意愿也隨之改變。聯合國人口司發布數據顯示，2015—2020年大部分發達國家的生育率遠低于死亡率，基本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發展中國家的生育率雖超過發達國家，但由于處于人口轉變時期，生育率也經歷著由高到低的變化[1]。我國在20世紀80年代初將計劃生育政策制定為基本國策，實現了防止人口快速增長和提高人口素質的雙重功能。隨著人口紅利的衰退，勞動力短缺、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齡化等問題日益突出，為了配合國家發展需要，我國于2016年出臺“全面二孩”政策。但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人口出生率為12.95%，與2015年相比增加了0.88%;2017年全國人口出生率為12.43%，比上年下降0.52%;2018年全國人口出生率為10.94%，比上年下降1.49%;2019年全國人口出生率為10.48%，比上年下降0.46%[2]。該數據與《實施全面兩孩政策人口變動測算總報告》中最保守的預測數據相差甚遠，不符合國家衛計委的預期，新的人口生育政策遇冷。由此可見，政策對生育意愿的導向作用減弱，何為影響生育意愿的因素成為了專家學者們探究的熱點問題。

一、文獻回顧

“少子化”是全世界國家共同面臨的一大難題，中外學者對提高生育意愿進行了大量研究，在生育意愿影響因素方面產生了不同角度和不同觀點。

國外學者多偏向于從個人、家庭、社會三個維度分析影響女性生育意愿的因素。就個人而言，女性的生育意愿與之受教育程度、價值觀念、性別平等、收入等因素相關聯[3～4];就家庭而言，家庭成員的支持和支持性家庭政策是影響女性生育意愿的較大因素[5];就社會而言，社會互動領域、社會網絡、社交環境影響了女性的生育決策[6]。

國內學者對女性生育意愿影響因素的研究結果主要分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政策因素。部分學者認為政策因素是影響女性生育意愿的決定性因素，生育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女性的生育次數，社會保障政策會對生育意愿產生擠出效應[7～8]。二是經濟因素。部分學者認為社會經濟發展條件、家庭生活成本和育兒成本對女性生育意愿產生直接影響，發展社會經濟、提高生活水平是提升女性生育意愿的直接辦法[9～10]。三是個人因素。女性年齡、受教育水平、職業、地位、工資收入同樣是影響其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擁有該觀點的學者認為高學歷、高收入的女性較之其他女性更加看重職業生涯的發展，間接抑制了此類女性的生育意愿[11～13]。四是社會家庭因素。地區差異、傳統觀念、祖父母幫助照顧孩子、周圍人的影響等促使著生育行為的發生[14～16]。

二、職業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影響因素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一）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建立層次結構模型是運用層次分析法的前提。本文建立的職業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影響因素體系分3個層次：第一層為目標層（決策層），即職業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響因素，為本文的主要研究目標;第二層為主要因素層（中間層），包括個人層面、家庭層面和社會層面;第三層為具體因素層（方案層），主要包括個指標，具體要素及其含義說明如表1所示。

（二）構造兩兩比較判斷矩陣

根據上文所建立的層次結構模型，從“職業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影響因素”這一目標層出發，將每個層次中的各個下級指標對所屬上級指標進行兩兩比較，給出其相對重要性，并采用表2所列出的判斷尺度為其賦值，得到的數據記為矩陣形式，形成職業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影響因素層次結構的判斷矩陣，結果見表3至表6。

（三）影響因素權重

根據判斷矩陣中各指標的相對重要值，可以計算主要因素層和具體因素層中各指標的權重，本文選用方根法對以上判斷矩陣進行計算，首先將判斷矩陣的元素按行相乘，即：

一般當一致性比率CR<0.1時，認為判斷矩陣的不一致程度在容許范圍之內，有滿意的一致性，通過一致性檢驗。當一致性比率CR≥0.1時，需要重新構造判斷矩陣。判斷矩陣O、P1、P2、P3的一致性比率CR均小于0.1，通過一致性檢驗，為有效判斷矩陣，通過上述計算過程得到的權重如表7所示。

三、實證結果分析

（一）中間層結果分析

由表7可知，中間層的權重排序依次為：個人層面、家庭層面和社會層面。

1.個人層面是影響職業女性二孩生育意愿最主要的因素。隨著女性社會地位和自我意識的提高，女性的生育自主權逐步加強，女性在進行二孩生育決策時會更多地對自身條件進行權衡考慮。

2.家庭層面是影響職業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次要因素。女性生育二孩后將面臨工作和生活中雙倍的壓力，家庭支持能夠給予她們莫大幫助。因此，女性的生育意愿受到家庭因素的影響。

3.社會層面對職業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響權重最小。人們生活在社會之中，社會中的各項因素支持或制約著人們的決策，生育行為是人類延續、社會發展的重要前提，同樣受到社會因素的影響。

（二）方案層結果分析

通過對表7中各具體因素權重排序可知，影響職業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前五個因素分別是：個人生育觀念、勞動就業保障、工作壓力、個人工資收入、祖父母支持情況。

1.個人生育觀念是影響職業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最主要因素，權重為0.3441。個人生育觀念主要是指女性對生育目的、理想子女數量、子女性別偏好的思想觀念，思想決定行為，持有不同生育觀念的女性的生育意愿不同，例如，堅持“多子多?！薄皟号p全”等生育觀念的女性擁有較為強烈的二孩生育意愿，而堅持“優生優育”“生男生女一個樣”等生育觀念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就會減弱。因此，轉變女性的生育觀念對于提升其二孩生育意愿有著重要的作用。

2.勞動就業保障是影響職業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第二大因素，權重為0.1566。由于女性的生育過程較為漫長，在此期間企業必須承擔諸多風險，并且雇傭方普遍存在女性要為家庭付出更多的刻板印象，認為女性在結婚和生育過后會降低工作努力程度并將其精力轉投入家庭中，因此，育齡女性在職場中相較于男性而言更易遭受隱性歧視和不平等對待，為了獲得與男性職工同等的就業、晉升機會，育齡女性通?；蛑鲃踊虮粍拥匾种谱约旱纳庠?。

3.工作壓力是影響職業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第三大因素，權重為0.1206。隨著社會的發展，女性更愿意選擇進入職場，而目前很多企事業單位對女性的孕期和產后哺乳期照顧不夠，加之育齡期女性多處于職場黃金期，往往不敢生育二孩。

4.個人工資收入是影響職業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第四大因素，權重為0.0983。個人工資收入與家庭收入以及家庭經濟狀況等單純的經濟指標不同，女性的個人工資收入不僅僅反映了女性自身的經濟能力，同樣體現出了女性在社會和家庭中的地位，當女性作出生育二孩的決策時，女性不僅要承擔起撫養兩個孩子的經濟壓力，同時還承擔著失去個人收入和社會家庭地位的風險。個人工資收入越高的女性，其二孩生育意愿也將會越低。

5.祖父母支持情況是影響職業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第五大因素，權重為0.0482。對于0～3歲嬰幼兒的照管是雙職工家庭的一大難題，市場上的托育機構服務質量參差不齊、收費昂貴，少有公辦幼兒園或社區提供托育服務，為了解決這個難題，大部分家庭只能無奈向家中老人求助，迫使他們放棄悠閑的退休生活。因此，祖父母的幫助和支持對于雙職工家庭而言是至關重要的。

四、政策建議

（一）樹立積極的生育觀，鼓勵高學歷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

我們必須要意識到計劃生育政策下所形成的傳統生育觀念已不再適用于當下社會，想要更好地落實“全面二孩”政策、為國家發展提供人口紅利和人才保障，首先要做的就是思想和認識上的轉變，尤其是轉變高學歷人群的生育觀念[17]。國家應完善“全面二孩”政策宣傳系統，通過電視、網絡等多媒體渠道向育齡人群宣傳符合政策預期的生育觀念，幫助其提高生育價值認知并建立積極的生育觀念。

（二）發展家庭生育支持政策，建立兒童照顧體系，提升育齡人群的主觀幸福感

家庭政策是政府影響家庭行為最直接的方式之一，在“全面二孩”政策遇冷的情況之下，為了鼓勵育齡人群的生育意愿，建議從經濟支持、福利支持、服務支持三方面完善和發展家庭生育支持政策。經濟支持，是指為生育二孩的家庭提供生育津貼、教育津貼、稅收減免、一次性育兒獎金等政策;福利支持，是指為生育二孩的婦女延長產假、育兒假、設置男性陪產假等政策;服務支持，是指為0～3歲嬰幼兒和3～6歲學齡前兒童提供托幼照顧的服務政策，建立兒童照顧體系。

（三）貫徹育兒角色性別平等原則，完善女性就業保障政策

受傳統思想文化影響，中國女性在家庭中普遍承擔了更多地育兒責任。與此同時，新時代女性同樣承擔著賺錢養家的經濟責任，面臨著“工作—家庭”的雙重挑戰的育齡女性在職場中遭到較多雇傭方的隱性歧視和不平等對待。因此，政府應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出臺與生育政策相配套的企業稅收政策，引導企業接受生育行為，禁止就業性別歧視。在家庭中，應倡導男性發揮“父親”角色的作用，緩解女性的育兒壓力，推動女性地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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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mprehensive two-child” policy has not achiev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China’s fertility rate since its implementation，and promoting the willingness of two-child births has become the key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population policy.Through the hierarchical analysis method，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tention of working women to have two children are analyzed from the individual，family and social levels，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dividual level in the middle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willingness of working women to have children，the family level is the secondary factor，and the social level has the least weight.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willingness of working women to have two children at the programme level are，in turn，the concept of personal fertility，job security，work stress，personal wage income and grandparent support.On this basis，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promote the willingness of working women to have two children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working women;the intention of two children to have children;influencer factors

[責任編輯 文 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