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直隸口外地區鄉村聚落空間格局演變及主控因子分析
——以青龍縣為例

周詩崢，賀文平，趙景波，?？〗?/p>

（1.太原師范學院 地理科學學院，山西 晉中 030619；2.陜西師范大學 地理科學與旅游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2）

鄉村聚落指以鄉村居民點為中心，在地理景觀、社會組織、經濟結構、土地利用、生活方式等方面都與城市有明顯差異的區域綜合體，主要包括村莊和鄉鎮，它是自然因素與人文因素的綜合反應，是鄉村地理學研究的重要內容。當代聚落是歷史的延續，重建聚落格局的演變歷史，可以反映出人口的遷移和土地的開發過程以及人地關系。因此研究歷史時期聚落格局的演變過程具有重要的意義。

目前對鄉村聚落的研究內容十分廣泛，從鄉村聚落布局及其影響因素[1]、聚落演變及驅動機制[2]的研究再到空間重構[3]、聚落景觀[4]、土地利用[5]等的分析，鄉村聚落空間格局演變及影響因子始終是鄉村地理研究的熱點與重點[6]。歷史鄉村聚落空間從20 世紀90 年代開始成為學者們的研究重點[7]，當下對歷史時期鄉村聚落空間格局研究主要通過地名志[8]、考古[9]、實地調查[10]、地方志等歷史文獻[11]、古地圖[12]等方法獲取地名以及聚落建立時間等信息，將收集到的歷史地名與當下地圖軟件記錄的地名相匹配來獲取空間坐標，利用GIS實現歷史時期鄉村聚落空間格局復原與分析。然后再對歷史時期鄉村聚落格局演變的驅動因子如地形、人口、政策等進行定性與定量分析[10-12]，且定量方法也由統計分析[10]擴展到引入數學模型[13]等新方法進行分析。國外對歷史鄉村聚落的研究更加側重于探討鄉村聚落演變的結構及驅動演變的政治政策、經濟發展階段與文化環境的分析[14-16]。

為此，本文選擇青龍縣作為研究區，以清代大量口內人口遷入口外地區作為研究背景，利用歷史數據并采用GIS 空間分析與二元logistic 模型方法，分析清代口外地區的村落形成和鄉村聚落演進的過程，探究鄉村聚落演變背后的政治、社會與自然環境。

1 研究區概況

青龍滿族自治縣位于河北省東北部，隸屬于河北省秦皇島市，明長城北側（口外地區）?？h境位于118°33'31″～119°36'30″E，40°04'40″～40°36'52″N 之間，地形趨勢為東、西、北三面高，南面較低，似扁形漏斗。其中丘陵占全縣面積的67.2%，山地占全縣面積的25.1%，谷地占全縣面積的7.7%，為縣內主要的耕地分布區，鄉村聚落也主要分布于此。境內有青龍河、沙河、白羊河、清河、石河、洋河6 條河流。青龍縣位于游牧與農耕兩種社會形態交替演變的地區。明朝朱棣“靖難之役”之后大寧衛內遷，明朝北部防線逐漸收縮至長城以內，與此同時蒙古部落朵顏三衛的崛起使得該地區成為游牧民族駐牧之地。清初為了避免“蒙漢勾結”威脅其統治，清政府在該地實行封禁政策，青龍縣經歷了很長一段鄉村聚落真空期，直到1670 年解禁，鄉村聚落才得以發展［17］。

2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2.1 數據來源

數據來源于1983 年河北省青龍縣地名辦公室編著的《青龍縣地名資料匯編》，以該書記錄的地名資料為依據獲取鄉村聚落點的名稱，建立時間、人口來源等屬性數據。并通過《撫寧縣志》《臨榆縣志》《遷安縣志》和《青龍滿族自治縣村鎮志》進行校驗與補充，共獲得鄉村聚落點416 個。利用Google Earth 獲取聚落的空間位置。其中歷史行政區邊界來源于CHGIS（http：//yugong.fudan.edu.cn/），分辨率為90 m×90 m的DEM 數據和河流數據來源于地理空間數據云（http：//www.gscloud.cn/），長城和關口數據來源于長城小站（http：//www.ilovegreatwall.cn/），道路數據依據二十萬分之一的光緒三十三年（1907 年）版德國陸軍參謀處測量部繪直隸府山東部分地圖與《畿輔通志》中的輿圖繪制而成。

2.2 數據處理

2.2.1 空間位置的校驗 在對所找地名矢量化的過程發現以下問題：①對應位置缺失，主要是由于聚落名稱重合（119 個），變更（128 個），遺失（2 個）有關，重合和變更項根據《青龍縣地名志》中記錄的所在鄉村的大隊名稱來區分與定位，遺失項根據記載的相對位置來進行確認；②行政區劃變更，清代該地區分屬撫寧、臨榆、遷安三縣。但本文所研究的對象為鄉村聚落，因此不考慮行政區劃的變化，以1983 年青龍縣的行政區劃為依據。

2.2.2 聚落建立時間 本文獲取清代建立的鄉村聚落點（408 個），清朝之外時間段（8 個），其中記錄建村年份（375 個），記錄年號（28 個），無記錄時間（5 個）。為了對聚落進行階段特征分析，需要對收集到的聚落建立時間進行統一處理：①劃分時間單元，將收集到的時間信息劃歸于各個時間段，本文根據聚落建立時間并結合曾早早等［8］所劃分的時間段進行統計（表1）。②針對記錄年號和無記錄時間的鄉村聚落點，依據其人口來源例如“山東濟南府逃荒”“遷安縣撫寧縣開荒”“跑馬圈地”，并尋找附近人口來源相同的鄉村，從而對建村年間進行確認。

表1 清代鄉村聚落建立時段表Tab.1 Timetabl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rural settlements

2.3 研究方法

2.3.1 最近鄰指數 最鄰近點指數是表示點狀要素空間分布狀況的重要地理指標，通過計算各鄉村聚落點之間最鄰近距離來判定研究區內的鄉村聚落點集聚分散狀況［1］。公式為

式中：R為最近鄰指數；為鄉村聚落點與最鄰近點之間距離的平均值；re為隨機分布時預期平均最鄰近距離；n為空間內點的數量；ri(Si)為點Si到最鄰近點的距離；A為研究區區域面。若R=1 則鄉村聚落呈隨機分布；R＞1 則鄉村聚落趨于均勻分布；R＜1 則鄉村聚落趨于集聚分布。

2.3.2 核密度估計方法 核密度估計方法是一種非參數估計方法其廣泛運用于空間分析中，主要用來揭示研究區內各個點在空間上的密集程度［10］。公式為

2.3.3 二元logistic 回歸模型 二元Logistic 回歸模型是因變量為二分類變量的線性回歸分析模型，它利用最大似然估計，能保證每一點的擬合最優［26］。該模型假設該地為鄉村聚落的概率為P，否則概率為1-P。log(p)=ln(p/1-p)=α+β1X1+…+βn Xn，K=α+β1X1+…+βn Xn，則以P為因變量的回歸方程為p=eK/(1+eK)。式中：βn為回歸系數，|βn|值越大表示對因變量影響越大。

3 結果分析

3.1 聚落數量時間分布特征

通過對該地區鄉村聚落各個時期的數量進行分析（圖1），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總體來看該地區聚落數量呈現不斷增長的趨勢，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①無聚落的“真空”階段，崇德和順治年間（1636—1661 年）該地未出現鄉村聚落。②驟升階段，康熙和雍正年間（1662—1735 年），1670 年迎來了該地區第一個增長高峰期，新增聚落數174 個，此后在1671—1731 年這60 年里該地區并未有新的鄉村聚落增加。乾隆年間（1736—1795 年），新增聚落數120 個，1771 年是該地區的第二個增長高峰期。③緩慢增長階段，乾隆之后（1796—1911 年）鄉村聚落數量再無大規模增長，平均以0.58 個/年的速度增長，新增聚落數量為62 個。

圖1 不同時期鄉村聚落數量變化Fig.1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different period

3.2 聚落空間分布特征

隨著鄉村聚落數量的增加和分布范圍的擴大，鄉村聚落的聚集程度有所下降，全部鄉村聚落最鄰近點之間平均距離由2 556.88 m 下降到2 034.72 m，同時最鄰近指數由0.82 上升到0.97。新增鄉村聚落最鄰近點之間平均距離由2 895.17 m 上升至4 828.85 m，表明新增鄉村聚落分布更加分散。但由于青龍縣境內多山地丘陵，可用土地多分布于河谷之中，導致最鄰近指數未能突破1，鄉村聚落始終呈現出聚集分布的形態。從1670 年到1911 年的青龍縣鄉村聚落核密度分布圖（圖2）可知，清朝時期青龍縣鄉村聚落經歷了3個分布階段。（1）驟然增長的“雙軸”時期 1670 年為新增聚落數量最多的年份新增聚落高達174 個，奠定了青龍縣鄉村聚落發展的基本格局。該年驟然形成的鄉村聚落主要分布于青龍河和沙河沿岸，并且鄉村聚落數量呈現著自西南向東北遞減的趨勢，西南部聚落數量分布極低，其中安子嶺鄉沒有鄉村聚落分布。高核密度地區（核密度為0.28～0.44 個/km2）多分布于兩河沿線，涼水河鄉、七道河鄉、肖營子鎮、涼水河鄉的沿河地區增長速度最快，核密度達到0.36～0.44 個/km2之間。

圖2 不同時期鄉村聚落核密度分布圖Fig.2 The kernel density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different period

（2）快速增長的“雙軸+多核”時期 1671 年到1795 年間鄉村聚落數量平均以1.39 個/年的速度增長，新增聚落主要分布于青龍河沿岸以東地區，鄉村聚落空間分布范圍擴大到整個縣域。新增聚落主要分布于大巫嵐鎮、龍王廟鄉、草碾鄉、官場鄉、婁丈子鎮這五個地區，核密度為0.23～0.36 個/km2。整體來看主要增長地區為青龍河與沙河沿線，零散分布于其他地區。該時期進一步加強了青龍河與沙河雙軸地位，并且形成了南杖子村、謝杖子村、木凳子村、南干樹村為核心的增長極，核密度分別為0.36 個/km2、0.41 個/km2、0.35 個/km2、0.4 個/km2。

（3）緩慢增長的相對均衡時期 1796 年到1911 年間青龍縣在之前形成的鄉村聚落格局上繼續發展，但是鄉村聚落增長緩慢，平均以0.54 個/年的速度增長，主要分布于青龍縣西南部的安子嶺，新增鄉村核密度為0.22 個/km2。并在未開發地區形成大巫嵐鎮、雙山子鎮、草碾鄉、肖營子鎮、涼水河鄉鄉村聚落聚集核心，核密度為0.53～0.65 個/km2之間，鄉村聚落的分布范圍更廣，相對于之前的時段，該時期青龍縣鄉村聚落分布更加均衡。

3.3 影響鄉村聚落演變的主要社會因素

3.3.1 人口的快速增長導致的人地關系不協調 人口數量的增加是推動聚落數量增長的重要因素，在有限的土地下人口的過快增長使得人地關系緊張，人口外移，在未開墾地區形成聚落。對青龍縣鄉村聚落的始遷人口的遷出地和遷移原因進行分析（圖3）可知其最初的人口主要由山東和直隸口內地區遷入，因此本文主要探討直隸和山東兩省人口情況對青龍縣鄉村聚落的影響。

圖3 青龍縣始遷人口遷出地與來源原因Fig.3 The emigration place and source of the first emigrated population in Qinglong County

雖然明末農民戰爭及清軍入關造成直隸人口損失慘重，但是滿洲貴族將東北八旗兵丁、家屬、奴仆等幾乎全部帶入關內使得直隸人口得到有效的充實［18］。根據路遇、滕澤之的推算，僅順治四年前入關者就有192 萬人，加上原有的700 多萬遺民，直隸人口數共計900 多萬，明崇禎三年（1630 年）直隸人口為1 095 萬，可見清初直隸地區人口數基本與明末水平相當［19］，大量人口的遷入使得直隸地區人地矛盾并沒有得到緩解。利用GIS 計算得到直隸省口內土地面積為363 089.85 km2，直隸省口外土地面積為250 588.74 km2，面積比約為6∶4。1776 年口內人口為1 721 萬，口外地區為59 萬，兩者之比約為9.67∶0.33。1820 年口內地區人口增長至2 199 萬人，口外地區人口達到110 萬人，此時人口比約為9.52∶0.48。顯然口外地區的土地面積與其承載的人口數量不成正比例關系。由此可知直隸口內地區一直面臨著嚴重的人地矛盾（表2），使得直隸口內地區一直是清代青龍縣鄉村聚落的首要始遷人口遷出地。

表2 清代直隸、山東人均耕地變化表Tab.2 Table of per capita cultivated land change in Zhili Province and Shandong Province in Qing Dynasty 畝

清初為了恢復山東生產，采取承認對農民墾殖荒地所有權、推遲起科、官貸牛種等優惠政策使得山東耕地面積迅速擴大。從順治十八年（1661 年）的7 413.37 萬畝增長至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的9 252.68 萬畝，此時之所以有大規模增長是由于順治至康熙末年基本上屬于復原性墾殖，只是將原拋荒土地重新耕種。之后耕地總量維持在9800 萬畝左右，人口卻大規模增加，由1776 年的2 790 萬人增至1820 年的3 233 萬人。從雍正朝開始，大量山東人遷往口外謀求生計。雍正和乾隆年間（1723—1795 年）山東省人均耕地數急劇下降，由10.86 畝/人下降至3.77 畝/人（表3），該時期始遷人口遷出地為山東的鄉村聚落新增50 個占到始遷人口遷出地為山東的總鄉村聚落量的50%，是山東籍人口在青龍縣建立鄉村聚落數量最大的時段。

表3 自然因子的統計分析Tab.3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natural factors

3.3.2 政策因素影響人口遷移規模與速度 主要從以下兩方面分析。（1）圈地運動。在直隸口內地區圈占土地的行為加劇了口內人口遷往口外，并且對直隸口外地區的圈地運動帶來了大量口內人口在口外定居。1644 年清軍入關以后，為了安置滿族貴族和八旗兵丁，清政府在直隸口內地區開始了長達40 多年的圈地運動。順治一、二、四年三次圈地，圈占土地約16.43 萬頃，加上之后圈占的民地共約30 萬頃，占據了直隸耕地面積的47%，口內土地已不堪圈占。在口內的圈地運動更加促使口內人民向口外地區遷移。為了緩和口內地區的人地矛盾，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康熙八年（1669 年）清朝統治者停止圈占口內土地的行為并著手于口外圈地。滿族貴族帶領莊丁出關在青龍各地建立皇糧莊頭，并派遣差役維持管理，使得大量口內人口遷往口外[20]。青龍縣的鄉村聚落在該時期迎來了快速發展，1670 年鄉村聚落爆發式增長了174 個，占總數的41.8%。（2）封禁政策的改變。封禁政策的嚴格程度與口內人口向口外遷移的規模呈反比關系，封禁政策越嚴則人口遷移的數量就越少，嚴厲的封禁政策使得口內人民無法遷入口內地區，而寬松的封禁政策又會使得人口向口外地區的遷移速度加快。直隸口外地區經歷了五個封禁階段，崇德順治時的禁墾、康熙雍正朝的促墾、乾隆時期的部分開墾與部分限墾、嘉慶元年（1796 年）到光緒二十七年（1901 年）的禁墾期、光緒二十八年（1902 年）到清朝滅亡的放墾期[21]。在政策寬松時期（康雍乾時期）青龍縣鄉村聚落數量大增，新增聚落346 個。而在政策嚴格時期（順治和嘉慶至光緒初時期）青龍縣鄉村聚落數量增長緩慢甚至不增長，順治時期該地新增鄉村聚落數量為0個，在嘉慶至光緒初這105 年里新增鄉村聚落數量僅為61 個（圖1）。封禁政策雖然沒有完全遏止人口移入口外，但有效控制了口外人口增加的速度和規模。

3.4 影響鄉村聚落演變的主控自然因素

3.4.1 基于二元logistic 回歸模型的主控因子識別 鄉村聚落的空間分布狀態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自然因素對鄉村聚落的布局具有重要作用，是鄉村聚落發展的基礎。本文根據前人的研究［3，10］和指標的可獲取性選取了6 個自然因素。這6 個自然因素分別是坡向（X1），坡度（X2），海拔（X3），距主道路距離（X4），距河流距離（X5），距冷口距離（X6）。利用GIS 中的“創建隨機點”工具隨機生成585 個樣點作為一般鄉村聚落樣本，并將原有鄉村聚落點與之匯總合并去重，最終得到993 個樣本作為研究樣本，最后進行二元Logistic 回歸分析。青龍縣鄉村聚落空間部分與自然影響因子之間的Logistic 回歸模型結果為

其中：X1的回歸系數未能通過0.05 的顯著性檢驗，將其從模型中剔除，同時RUC 的檢驗值為0.85，表明預測結果具有較高的精確性。從影響因子的回歸系數可知：在這些因子中回歸系數絕對值最高的影響因子是海拔，表明海拔是影響清代青龍縣鄉村聚落分布的自然主控因子。在該模型中坡度、海拔、距河流距離呈負相關關系，距主道路距離和距冷口距離呈正相關關系，表明清代青龍縣鄉村聚落呈現低海拔、低坡度、近河流、遠冷口、遠主道路的指向。

3.4.2 自然因子的統計分析 不同距河流距離、坡度和高程區間內聚落點的數量及變化能夠反映出人類在定居時對自然條件的選擇。清代青龍縣鄉村聚落大多分布在距河流1 000 m 以內的區域，該區域的鄉村聚落數量為342 個（表3），占總數的83.82 %，縱觀青龍縣聚落擴展的3 個階段，鄉村聚落在該區域增長的數量分別為148 個，141 個和53 個，分別占到每個時段鄉村聚落增長總量的85.06%，82.46%和85.48%。

在整個清代青龍縣鄉村聚落分布在坡度大于25 度的區域里的數量為0，鄉村聚落集中分布于坡度小于6°的區域里，占總量的84.56 %，鄉村聚落分布明顯指向低坡度。但是在坡度小于6°的區間里，≤2°區間新增聚落數量占該時期新增聚落總量的百分比在不斷下降，2°～＜6°區間里的新增鄉村聚落數量占比在不斷上升，由36.21 %上升至54.84 %，同時6°～＜15°區間新增聚落數的占比也不斷提高，1796—1911 年的占比達到22.58 %。說明清代青龍縣鄉村聚落的發展過程中鄉村聚落的坡度在不斷提高。

1670 年新增的鄉村聚落主要分布于0～＜300 m 的高程區里，有48.28 %的聚落分布在小于200 m 的高程區里，39.08 %的聚落分布在200～＜300 m 的高程區里。但到1671—1795 年這一發展階段，新增鄉村聚落分布區域的海拔上升，200～＜300 m 的高程區內的聚落數量最多為64 個，占到該時期新增鄉村聚落總量的37.43 %，0～＜300 m 高程區成為新增鄉村聚落的主要分布區，并且在大于500 m 的高程區出現了2 個鄉村聚落。到第三發展階段聚落分布海拔進一步提高，300～＜400 m 的高程區里成為新增鄉村聚落數量最多的區間，新增鄉村聚落集中分布高程區也變為200～＜400 m 的高程區。

清代青龍縣鄉村聚落主要分布在距河流小于等于1 000 m，海拔為0～＜300 m 并且坡度小于等于6°的河谷溝地，但是新增聚落的平均海拔與坡度不斷上升。主要是研究區境內多山地丘陵，平坦便于開墾的土地多集中于河谷溝地之中。而坡度大于25°的山地丘陵區域不適宜開發成耕地，極容易導致水土流失，種植產量低。但是谷底區域面積有限，隨著人口不斷增加，人們不得不向海拔更高，坡度更陡的谷坡定居。

4 結論

（1）清代青龍縣鄉村聚落發展經歷了1670 年解禁后的驟然增長的“雙軸”時期，該時期形成了沿青龍河和沙河的鄉村聚落增長軸。1671 年到1795 年快速增長的“雙軸+多核”時期，鄉村聚落繼續向“雙軸”聚集，“雙軸”地位加強，并在兩軸外形成了以南杖子村、謝杖子村、木凳子村、南干樹村為核心的增長極。1796 年到1911 年緩慢增長的相對均衡時期，鄉村聚落增長放緩并向未開發地擴張，分布更加均衡。

（2）人口增長是青龍縣鄉村聚落演變的最根本原因，青龍縣人口以機械增長為主，人口主要由本省的其他縣和山東省輸入，最初人口始遷地為上述兩地的鄉村聚落數占到總量的80.39%，“分丁拔戶”式的自然增長所占比例很少。政府政策會對鄉村聚落演變產生較大影響，政策作用于人口遷移從而引起鄉村聚落變化。清政府在直隸地區實行的“圈地運動”使得人地關系進一步惡化，促使口內人民移入直隸口外地區，使得青龍縣人口進一步擴大。封禁政策雖然沒有遏止住口內人口移入口外，但有效控制了口外人口增加的速度和規模。

（3）青龍縣境內多山地丘陵，河谷溝地是鄉村聚落選址的首選地。通過二元Logistic 分析得出青龍縣鄉村聚落表現出低海拔、低坡度、近河流、遠冷口、遠主道路的指向。海拔是影響清代青龍縣鄉村聚落分布的自然主控因子。同時基于自然因子的統計分析可知鄉村聚落主要分布在距河流1 000 m 以內，坡度小于6°，海拔為0～400 m 的區域里，且新增鄉村聚落的平均海拔與平均坡度不斷上升。

通過研究發現，清代直隸口外地區鄉村聚落發展有其特殊性，其經歷了人為限制與促進的歷程，與外來人口的遷入有著密切的聯系，導致其出現了階段性暴增的發展過程。探究清代青龍縣鄉村聚落空間格局，對于理解現今鄉村聚落的空間格局的形成及政治政策對鄉村聚落發展的影響有著積極的作用，也深化了清代口外地區鄉村聚落演化和人地關系的研究。但是由于歷史資料的限制，對歷史時期鄉村聚落的量化研究較難實現，本文雖然在自然因子的分析過程中引入了二元logistic 模型，但是對社會因素的分析依舊采用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方式，這將是本文下一步研究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