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龍與雕蟲

王俊良

李白給韓朝宗寫自薦信《與韓荊州書》，一面觍著臉說“生不用封萬戶侯，但愿一識韓荊州”;一面裝自謙“恐雕蟲小技，不合大人”。待入宮做了翰林待詔，馬上就心生去意“鹔鹴換美酒，舞衣罷雕龍”。

其實，雕龍與雕蟲的糾結，一直縈繞于李白內心。此處，“雕龍”指寫文章;“雕蟲”之“蟲”，卻非蟲子，而是指秦時蟲書。進入體制的李白，并未體悟到龍蟲并雕的樂趣，反倒有虎入牢籠之惑，始知“文章一小技，于道未為尊”。

李白的體悟，幾與唐初吏部待郎裴行儉，對“初唐四杰”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以文名世，態度如出一轍?！顿Y治通鑒》載，司列少常伯李敬玄，薦舉“初唐四杰”有雕龍之才。裴行儉態度堅決，說“士之致遠，當先器識而后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邪”？

說實話，裴行儉對“初唐四杰”的態度，頗具宋仁宗對柳永，“且去填詞”之韻。換句話說，就是把有雕龍之才的詩人，擋在了官場之外。官場如圍城，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進來。

吊詭的是，進不了官場的初唐四杰，成了雕龍高手;進了官場的南朝劉宋文章高手謝靈運和史學大家范曄，卻被譏為“雕蟲”黯然謝幕。謝靈運與范曄進入官場，表現卻不是一般的無厘頭。不懂政治的兩位雕龍高手，卻對參與政治興趣強烈。結果，謝靈運恃才罹禍，范曄徇逆被誅。

兩人死于非命的結局，看似偶然，實則必然。試想，出身名門的謝靈運，以“文章之美，江左莫逮”，開中國文學史上山水詩派先河。在劉宋人眼中，讓謝靈運擔任散騎常侍，本是一種姿態。偏偏謝靈運以棟梁自居，心中就有了被冷落和懷才不遇。

問題的關鍵，在角色錯位。用現代人的話說，就是沒找準自己的位置。一方讓你做官，目的是為“雕龍”代言，收重才之效;一方就真以天下為念，欲濟萬民，建不世之功。雙方的南轅北轍，尿到一個壺里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于是，謝靈運決心專事雕龍，“每有一詩至都邑，貴賤莫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遍，遠近欽慕，名動京師”，對分內工作，也不再過問，“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

消極怠工的結果，是自身不悅，同級不容，上級不滿。一次又一次遭貶的謝靈運，雕龍堪稱高手，為官確實低能，每貶到一處就與當地主官關系緊張，以致于被對方多次彈劾謀反，最后也死得不明不白。

跟謝靈運犯一個毛病的范曄，除恃才傲物，還多了一項放蕩不羈。這倆毛病，恰為政治死穴。領導剛死了娘，你不哭天搶地裝悲痛也就罷了，還大張旗鼓地飲酒作樂！往小里說，是不近人情;往大里講，是不講政治。被貶宣城，沉到基層，編纂《后漢書》，也算因禍得福。

偏偏參與王權易位！試想，一個連頂頭上司家事與國事都拎不清的人，還奢望在王權易位中勝出？若非政治智商為零，多半是精神出了問題。范曄的行為，在王夫之看來，其始于雕龍，終于調蟲之為，與謝靈運相較，看似有別，實為同類，皆“雕蟲之士耳”。

范曄至死也沒搞清楚，自己到底錯在何處！解縉的死，幾乎是范曄翻版。從南北朝劉宋到明初，一千多年過去，雕龍與調蟲的糾結，讀書人始終沒厘清。這也難怪，官至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紀曉嵐，學問冠于當世。在乾隆心中，與跳梁小丑無異。

《清史稿》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尹壯圖，上書廢除議罪銀弊政，反遭嚴懲。紀曉嵐力挺尹壯圖，卻遭乾隆一頓臭罵，“朕以你文學優長，故使領四庫全書，實不過以倡優蓄之，爾何妄談國事”？

史上，能爬到紀曉嵐那樣官階，享受皇帝以“倡優蓄之”者，能有幾人？關鍵是，當做倡優成為讀書人的高光時刻，重要的不再是雕龍亦或是調蟲，而在于體味蓄之之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