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北方早期石城興起的歷史背景
——涿鹿之戰再探索*

韓建業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

本文所說北方是小北方的概念，也就是蘇秉琦所說“北方古文化”中的“北方”，比“河套地區”的范圍要大一些，具體指陜北、隴東、內蒙古中南部、晉中北、冀西北地區。北方地區長城沿線在龍山時代有很多石城，著名的如石峁、后城咀、碧村等，而石城最早出現的年代則可早到廟底溝二期之初。關于北方早期石城的興起背景，最有啟發性的認識就是蘇秉琦提出的“長城原型”說。筆者曾對這一說法做過進一步的闡發，認為北方石城帶的重要功能之一是為了防御北方民族的南侵，但到底是哪些“北方民族”，并沒有說清楚。隨著近些年考古新資料的增多，以及相關研究的進展，有必要對北方早期石城興起的歷史背景做進一步的討論和反思。

一

北方早期石城發現不少，但見諸報道并能說清楚年代者并不多。城址始建年代的確定本來就是一件很復雜的事情，需要通過解剖城墻城壕并結合城內遺存綜合判斷，需要有清楚的地層學證據和足以說明年代的陶器等遺存的發現。目前大部分北方石城的考古工作有限，初步來看，最早的一批石城應當修建于廟底溝二期之初（圖一）。

圖一 中國北方地區廟底溝二期石城分布圖

陜北明確始建于廟底溝二期的石城址—吳堡后寨子峁遺址，位于三座相連的山梁上，總面積約21萬平方米。山梁三面陡峭，易守難攻，因此山梁部位的石墻比較簡單，也沒有壕溝，而是重點在連接山梁的容易通行的馬鞍部位修筑了幾段石墻、壕溝和石臺階，軍事防御性質很明顯。從發表的幾件陶器看，有底部退化為小紐的喇叭口尖底瓶，也有橫籃紋小口折肩罐，應當代表早、晚兩段，都屬于廟底溝二期階段。發掘者認為它是“北方地區最早出現的防御性城址”，應該是可信的。

佳縣石摞摞山和神木寨峁石城址除了廟底溝二期遺存，還有更晚的龍山時代遺存，但石城的初建年代可能在廟底溝二期。石摞摞山遺址面積約15萬平方米，分內、外城，外城石墻大致環繞成不規則三角形，面積約6萬平方米，內城約3000平方米。外城墻是在夯土基礎上壘砌厚約1米的石墻，局部有寬約10、深約7米的城壕，發現有城門和甕城結構，防御功能明顯。該城址第一期屬于廟底溝二期階段，出土了小口折肩罐、口部箍多周附加堆紋的深腹罐等陶器。發掘者認為該城興建于廟底溝二期晚段。寨峁遺址面積約17萬平方米，中南部有一道石墻，石墻以南為三面臨崖的遺址主體區。該遺址第一期流行橫籃紋，屬于廟底溝二期。

內蒙古中南部準格爾地區明確始建于廟底溝二期的石城址有小沙灣和寨子塔。小沙灣遺址面積僅有4000平方米，在南部以兩道寬3～4米的石墻隔出一個三面懸崖峭壁的小空間，所出陶器均屬廟底溝二期早段，有底部帶小紐的小口尖底瓶、口部箍多周附加堆紋的罐等，流行橫籃紋，可見這是一處廟底溝二期早段的石城址。寨子塔遺址面積近5萬平方米，在臨懸崖陡坡的三面建有不連續的石墻，在北側方便與外界相通處建有兩道石墻構成甕城，墻前面都有寬約20米的壕溝，僅在中軸位置留出通道，內、外城門錯位，內墻里側還有一道短石墻圍出瞭望臺類的設施，軍事防御功能十分明顯（圖二）。寨子塔石城最早的遺存屬于廟底溝二期，之后是龍山時代遺存，由于疊壓城墻和被城墻疊壓的文化層都屬于廟底溝二期，所以石城的始建年代當在廟底溝二期。在準格爾還有一處白草塔遺址，面積近3萬平方米，遺址中部有一道寬近1米的石墻，石墻以北的居址區三面臨懸崖。該遺址第一期為仰韶文化晚期遺存，第二期為廟底溝二期遺存。由于石墻外疊壓石墻的第2層堆積中出土仰韶晚期的陶片，發掘者因此判斷石墻建于仰韶晚期，但第2層也存在因擾動而混入早期陶片的可能性。目前在北方地區發現的石城均不早于廟底溝二期，因此白草塔石墻始建于廟底溝二期的可能性更大。

圖二 寨子塔石城平面圖

在包頭以東大青山南麓的阿善、西園、莎木佳、黑麻板、威俊等遺址，也都曾發現建有石圍墻的廟底溝二期石城，面積小的僅有數千平方米，最大的阿善約5萬平方米，墻基寬多不足1米。這些石城址里面基本都有石墻房屋，應當和石城墻同時，房屋所出陶器流行橫籃紋，有小口甕、口外箍多周附加堆紋缸、小口罐、折腹盆、折腹豆等，屬于阿善三期或廟底溝二期。

涼城老虎山石城位于岱海盆地西北部的山坡高處，面積約13萬平方米，石墻寬約1米。如果有甕城的話，理應建在下部平緩易通行之處，可惜下部城墻破壞殆盡，情況不明。我們曾將該城址遺存分為兩期，認為第一期和同在岱海盆地北側的園子溝遺址第一期同時，均屬于龍山時代前期早段，推測年代上限距今約4500年。仔細分析，老虎山第一期的F6、F7等只是單間房屋，平面圓角方形，火塘不甚規整且表面鋪墊料姜石和石塊；而園子溝第一期早段的F3042、F3044分主室和外間兩部分，主室“凸”字形，圓形火塘規整干凈。兩者有明顯差別。老虎山F6、F7開口于II區第3層下，可能與其大致同時的各區的第4層陶器流行橫籃紋，和寨子塔第一階段遺存接近；而園子溝F3042則以斜籃紋為主，和寨子塔第二階段遺存接近。園子溝F3042所出高領罐直領鼓肩，也是和寨子塔第二階段同類器近似，而與第一階段弧領鼓腹的高領罐有別。所以老虎山第一期很有可能早于園子溝第一期，到廟底溝二期階段。

晉中北的偏關天峰坪城址的始建年代也可能在廟底溝二期。該城址面積約3萬平方米，是在一個臺地邊緣砌筑石墻，內有石墻房屋，已見諸報道的橫籃紋折肩罐、折腹盆等和準格爾、包頭地區廟底溝二期遺存類似。在冀西北的崇禮鄧槽溝梁也發現有帶甕城的石城，防御功能顯著，所出陶器和老虎山遺存近似，不排除該城始建于廟底溝二期的可能性。此外，調查發現隴東的鎮原老虎咀遺址也有廟底溝二期的石城遺跡。

二

北方地區早期石城興起之時正好是廟底溝二期之初。在仰韶晚期向廟底溝二期轉變之際，黃土高原大部地區文化仍然連續發展，而內蒙古中南部、河北大部和豫中地區的文化面貌則發生了突變。

黃土高原大部地區指的是關中、晉中南、甘肅中東部和陜北地區。除陜北外，其他地區從仰韶中期到仰韶晚期再到仰韶末期的廟底溝二期，文化穩定連續發展。雖然晉、陜、豫交界區進入仰韶晚期的時間要滯后于周邊區域，但從仰韶晚期進入廟底溝二期卻步調一致。關中和晉南豫西在仰韶晚期分別為半坡晚期類型和西王類型，之后都發展為廟底溝二期類型。晉中仰韶晚期為義井類型，后發展為白燕類型。甘肅中東部仰韶晚期為大地灣類型，后發展為常山類型。以晉南地區為例，瓶、罐、甕、缽、盆等仰韶文化的代表性陶器前后相承，只是繩紋、彩陶和素面陶減少，橫籃紋、附加堆紋越來越流行，常見在深腹盆中腹飾篦點紋者，肩部帶鋬的器物減少；仰韶晚期的喇叭口小口尖底瓶至廟底溝二期早段時變得矮胖鈍底，卷沿盆減少而無沿盆增加，新出擂缽等（圖三）；廟底溝二期晚段率先出現陶斝。

陜北地區仰韶中期和仰韶晚期偏早的遺存很少，到仰韶晚期晚段突然增多，很可能存在一個從隴東、關中等地移民至此的過程。陜北仰韶晚期遺存以靖邊廟梁早段遺存為代表，可暫稱廟梁類型。廟梁類型的陶器和半坡晚期類型、大地灣類型有較多相似之處，但少見半坡晚期類型肩部帶雙鋬的罐，不見海生不浪類型的小口大鼓腹雙耳罐，普通房屋則基本都是前后室白灰面窯洞式建筑，類似房屋還見于隴東的寧縣陽坬遺址。陜北中北部廟底溝二期遺存和內蒙古中南部包頭至鄂爾多斯地區同時期文化面貌基本相同，可稱仰韶文化阿善三期類型，陶器和廟梁類型一脈相承，普通房屋仍然主要是前后室白灰面窯洞式建筑，出現石墻房屋。陜北阿善三期類型的遺址數量比仰韶晚期又有大幅度增加，并且在靖邊高家溝等地出現了大規模聚落群。從橫山楊界沙、靖邊五莊果墚、吳堡后寨子峁、神木寨峁、府谷鄭則峁等遺址發表陶器看，從繩紋為主逐漸轉變為流行橫籃紋，常見口沿外箍多周附加堆紋的罐、甕、缸和上腹素面壓光的深腹盆（尊），有的深腹盆中腹飾篦點紋（圖四）。從器物來看，可分早、晚兩段，早段的胖直腹鈍底或底部帶退化小紐的喇叭口小口尖底瓶，到晚段變為小口平底罐；早段還有少量雙腹器，晚段開始出現可能源于晉南的陶斝。

圖三 晉南地區仰韶晚期和廟底溝二期早段陶器比較

圖四 陜北地區仰韶晚期晚段和廟底溝二期早段陶器比較

內蒙古中南部廟底溝二期的阿善三期類型和仰韶晚期的海生不浪類型總體面貌相差甚大。就包頭和鄂爾多斯地區來說，阿善三期類型陶器雖然與海生不浪類型存在一定的繼承關系，比如阿善三期類型的斂口雙耳甕應該和海生不浪類型的小口大鼓腹雙耳罐有承襲關系，兩者也都以半地穴式房屋為主，但整體上二者之間缺乏連續演化的中間環節：阿善三期類型流行橫籃紋和方格紋，不見彩陶，而海生不浪類型流行繩紋和彩陶；阿善三期類型大部分陶器都和海生不浪類型有顯著差異，而與陜北同期遺存面貌基本相同（圖五），并且新出現石墻房屋。岱海地區的老虎山第一期至少可以早到阿善三期類型的晚段，陶器主要分兩系，即與阿善三期類型基本相同的橫籃紋灰陶系和極具地方特色的素面紅褐陶系。橫籃紋灰陶系肯定來自陜北和鄂爾多斯，而素面紅褐陶系則為當地海生不浪類型傳統（圖六）。先前我們將老虎山第一期定在龍山之初，認為其與當地海生不浪類型之間有著一段“空白”期，但也一直疑惑海生不浪類型因素通過何種方式能傳承下來？現在看來，二者之間并不見得存在“空白”期，很可能只是阿善三期類型擴張到岱海地區后，和當地海生不浪類型發生了融合。稍后的園子溝一期前后室白灰面窯洞式建筑，更是直接來源于陜北地區。黃旗海地區察右前旗廟子溝遺址的災難現場，一般被認為是瘟疫所致，但也不排除是戰爭原因，該地區此后文化長期中斷。此外，晉西北地區天峰坪早期遺存屬于阿善三期類型，來源自然應該在陜北和內蒙古中南部，而當地仰韶晚期為海生不浪類型遺存，文化突變的情況和準格爾地區一樣。

圖五 鄂爾多斯地區仰韶晚期和廟底溝二期早段陶器比較

圖六 岱海地區仰韶晚期晚段和廟底溝二期陶器比較

冀西北地區的張家口賈家營遺址有明確的老虎山文化前期遺存，鄧槽溝梁城址也被認為屬于老虎山文化，上限有可能早到廟底溝二期。當地蔚縣三關第三期、陽原姜家梁墓地等仰韶晚期遺存則屬于雪山一期文化。雪山一期文化和海生不浪類型有很多接近之處，與老虎山文化或者阿善三期類型則有根本性差異。再放大到北京和冀中地區，曾經也是雪山一期文化的分布區，但廟底溝二期階段則一片“空白”。冀南豫北地區廟底溝二期早段以輝縣孟莊仰韶文化遺存為代表，流行花邊籃紋附加堆紋深腹罐、深腹盆、雙腹盆、高領罐、豆、杯、壺等陶器，與晉南廟底溝二期類型偏早階段遺存面貌接近，尤其是上腹素面、中腹飾篦點紋的籃紋罐在陜北、內蒙古中南部和晉南都比較常見。這類遺存當然也繼承了當地仰韶晚期大司空類型的部分因素，甚至還有秦王寨類型因素（圖七），但整體上以來自西部的文化因素占據主體，文化格局也是發生了劇烈變化。

豫中地區廟底溝二期的鄭州大河村五期（“龍山文化早期”）遺存，雖然繼承了大河村四期的高領罐、杯、壺等，但整體上差異甚大，新出籃紋和繩紋深腹罐、附加堆紋斂口鼎、雙腹盆等陶器（圖八），顯然是接受了來自黃土高原地區的強烈影響。此時，鄭州地區聚落數量驟減，雙槐樹等大型聚落全面衰落，文化格局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此外，海岱地區廟底溝二期之初當大汶口文化中期向晚期過渡之際，當時發生的主要變化之一就是橫籃紋的數量顯著增加，也當與來自黃土高原的影響有關。

三

廟底溝二期之初黃土高原大部地區文化連續發展，而以東地區發生大范圍突然性的文化格局巨變，只能與大規模的戰爭事件相聯系，黃土高原一方人群顯然是勝利者。恰在此時，北方地區軍事性質突出的石城興起，一方面可能是為了滿足黃土高原人群的戰爭需要，另一方面可能是戰后穩定地方的需要。結合文獻記載，這場戰爭很可能對應《逸周書·嘗麥》《史記·五帝本紀》等所記載的軒轅黃帝誅殺蚩尤的涿鹿之戰。

按《國語·晉語》等的記載，結合徐旭生的考證，可知屬于華夏集團的黃帝和炎帝都發源于黃土高原，是兩個同源部族首領的稱謂，而軒轅黃帝為歷代黃帝中最后一統天下者。徐旭生論證說，炎帝部族發祥于渭河上游，黃帝部族發祥于隴東陜北，后來他們向東遷移的路線是炎帝部族偏南而黃帝部族偏北。沈長云等進一步論證認為，軒轅黃帝的根據地在陜北，而涿鹿很可能就在包括現涿鹿在內的冀西北一帶，張家口是從內蒙古中南部進入太行山以東地區的必經之地。廟底溝二期的石城從陜北、內蒙古中南部、晉西北一直到岱海，甚至有可能延伸至張家口地區，并導致包括內蒙古中南部、晉西北、冀西北在內的黃土高原以東地區文化面貌發生巨變或出現文化“空白”，與涿鹿之戰發生的地理位置和慘烈程度正相符合。海岱地區大汶口文化中期向晚期的轉變，很可能也與涿鹿之戰有關。

圖七 冀南豫北地區仰韶晚期晚段和廟底溝二期早段陶器比較

圖八 豫中地區仰韶晚期晚段和廟底溝二期早段陶器比較

需要討論一下涿鹿之戰發生的年代，也就是廟底溝二期之初的絕對年代。

廟底溝二期的開端當從西王上層（西王III期）開始，與其同時的還有寨峁一期、小沙灣遺存等，黃土高原各地彩陶已基本不見，普遍流行橫籃紋、多周附加堆紋陶器，有底部退化近平的小口尖底瓶等，和仰韶晚期已有較大差別，稍后出現陶斝。廟底溝二期上限的大致年代（包括出現最早斝的時期），以往木炭樣本測年的結果多在距今4800～4700年（以下均為校正數據）：陶寺廟底溝二期早段（無斝）的兩個木炭樣本數據的中心值分別為公元前3103、前2810年，一個獸骨樣本數據的中心值為公元前2695年，發掘者判斷總體當在公元前2800～前2700年之間；廟底溝遺址H558（有斝）的一個數據在是公元前2780年左右；垣曲古城東關“廟底溝二期文化”早期（有斝）的兩個數據的中心值分別約為公元前3000、前2660年；垣曲豐村“廟底溝二期文化”的一個數據中心值是公元前2839年；武功滸西莊“廟底溝二期文化”早期的幾個數據中心值在距今4965～4745年；藍田新街“龍山時代遺存”（有斝）的3個數據中心值在公元前2780～2665年之間；阿善三期的一個數據中心值是公元前2806年。近年根據對廟底溝遺址獸骨的新測年，西王村III期的上限被推定在公元前2800年。綜合新舊測年，將廟底溝二期開始之年確定在距今4800～4700年之間，應該是大致不差的。傳承下來的黃帝紀元元年為公元前2698年，正在這個年代范圍之內。

嚴文明曾根據《史記·五帝本紀》等文獻中軒轅黃帝征伐天下、建立政權的記載，推測其年代當在社會趨于復雜化的仰韶文化后期，是很有見地的認識。筆者曾認為涿鹿之戰可能和仰韶文化前期廟底溝類型的強力擴張影響有關，現在看來并不能成立，廟底溝類型的擴張更可能對應炎帝部族的發展壯大。黃帝部族的根據地應該在黃土高原或者古雍州，其與冀州、豫州等發生關聯當是距今4700多年前涿鹿之戰和阪泉之戰后的結果，之后黃帝部族一定程度上統一了黃河流域。關于黃炎之間的阪泉之戰，待以后另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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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老虎山遺址的第4 層并不單純,比如V 區第4 層雖然多見橫籃紋,花邊鼓肩罐也和寨子塔第一階段器物類似,但也出有高直領罐的口沿,與園子溝F3042 同類器相同,這也是我們當初認為其與園子溝第一期同時的主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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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晉南地區的仰韶晚期和廟底溝二期早段遺存,分別以芮城西王村仰韶晚期和“龍山”遺存為代表。仰韶晚期遺存還見于垣曲上亳和古城東關等遺址,廟底溝二期早段遺存還見于襄汾陶寺、夏縣東下馮等遺址。a.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山西芮城東莊村和西王村遺址的發掘[J].考古學報,1973(1):1-63.b.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上亳[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127.c.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縣博物館.垣曲古城東關[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117-159.d.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臨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 年考古發掘報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2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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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寨峁遺址第一期的灰坑僅出土退化形態的小口尖底瓶,這些灰坑應當均開口于第4 層之下,年代偏早；第4 層出土斝,理應偏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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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a.1912 年以黃帝紀元4609 年為中華民國元年,則黃帝紀元元年當為公元前2698 年。金西來.軒轅甲子·黃帝紀元考[J].學術月刊,1986(7):69.b.《姬氏祖傳經》前言中,傳承人姬英明注明當年為“黃帝紀元四千七百一十六年”,則黃帝元年也是在公元前2698 年。姬英明輯.姬氏祖傳經·仁經(人經)[M].北京:線裝書局,2019.

[51]嚴文明.炎黃傳說與炎黃文化[C]∥炎黃文化與民族精神.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45-60.

[52]韓建業.涿鹿之戰探索[J].中原文物,2002(4):2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