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洋淀地區的棉業發展與鄉村集市(1912—1937)

肖紅松,王永源

(河北大學 歷史學院,河北 保定 071002)

白洋淀是華北平原現存最大的淡水湖泊,集漁、葦、糧、航運為一體,在歷史上占有重要的經濟、文化、軍事地位(1)相關研究參見程民生《北宋河北塘濼的國防與經濟作用》,《河北學刊》1985年第5期;常建華《京師周圍:康熙帝巡幸畿甸初探》,《社會科學》2014年第12期;姜劍云《雄安古跡瓦橋關之歷史沿革及符號意義》,《文藝研究》2018年第10期。。目前研究多從自然因素與人為因素兩方面探討白洋淀的形成、發展與演變(2)相關研究主要代表性成果有王會昌《一萬年來白洋淀的擴張與收縮》,《地理研究》1983年第3期;吳忱、許清?！丁把葑冸A段”與“成因”不能混為一談——也談白洋淀的成因》,《湖泊科學》1998年第3期;石超藝《歷史時期大清河南系的變遷研究——兼談與白洋淀湖群的演變關系》,《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2年第2輯,等等。,其次是涉及其水利方面的研究(3)目前直接探討白洋淀地區水利的成果主要有王建革《清濁分流:環境變遷與清代大清河下游治水特點》,《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王培華《清代永定河及東西淀爭地糾紛的類型與實質》,《河北學刊》2018年第5期;肖紅松、王永源《清代以來白洋淀地區淤地占墾中的官民應對》,《社會科學戰線》2019年第4期。。關于白洋淀地區鄉村經濟的研究為數甚少,孫文舉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論述了安新縣葦席的發展歷程及其生產布局的特點與原因;王培華等從土地資源利用的角度論述了河淀淤地的農業發展及其環境效應;筆者考察了白洋淀地區以水為中心的生產方式對鄉村社會的影響(4)參見孫文舉《安新葦席生產史略》,《河北學刊》1984年第3期;王培華、戴國慶《清代永定河下游與白洋淀的農業及其環境效應》,《中國農史》2018年第2期;肖紅松、王永源《白洋淀區域的村莊、集市與社會變遷(1840—1937年)》,《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這些研究主要以葦席、漁業等特色經濟為載體探討白洋淀地區的農村經濟,缺乏對鄉村集市的關注。棉業是農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農村經濟史研究的關注點之一。白洋淀地區的棉業發展有其自身的特點,且與該地區集市的興盛密切相關。因此,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主要利用調查統計資料,結合其他相關歷史文獻,以1912—1937年間環白洋淀的雄縣、容城、安新、高陽和任丘5縣為主(5)1937年以后,由于日本侵略勢力滲透到白洋淀地區,社會經濟受到戰爭的影響,具有特殊的戰時性質,因此將1937年定為文章下限。,考察棉業發展對鄉村集市的影響,以期呈現白洋淀地區農村經濟發展的歷史面相。

一、棉花種植發展的影響因素與特點

民國以來,河北省棉花種植業發展顯著,形成了東北河區、御河區、西河區三個產棉區。西河區為該省主要產棉區,“棉作分布于大清河、滹沱河、滏陽河之沿岸”,分為上、中、下西河三部分,其中上西河“以保定、滿城、完縣、定興、容城等為中心”[1]。此外,高陽、任丘、安新等產棉縣份也在西河區范圍內[2]9-10?；诖?白洋淀地區的棉花種植業取得了顯著發展,但與河北省的整體情況相比,并未達到其平均水平,呈現出緩慢而有限的發展特點。

(一)自然條件和社會因素推動棉花種植

棉花是白洋淀地區的農業經濟作物之一。容城縣“棉花有白、紫二色,上高地種者最多”[3]卷四《食貨·物產》。雄縣大河村“多種棉花,間有紫棉花”[4]第十《地理》。安新縣西北鄉除種植五谷之外,“尤宜木棉,為陸農之生殖品”[5]26。高陽縣西部一帶“有用井水灌地者,農民多種棉花”[6]。容城縣的出產“多以棉業為本”[7]。白洋淀地區棉花種植普遍,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

第一,地勢平坦、土壤疏松、水資源充足的自然條件為棉花種植提供了先天優勢?！爸彪`地勢平坦,土多沙質,且氣候溫和,雨量適宜,實為天然宜棉之區?！盵8]1白洋淀地區位于河北平原中部,地勢平坦,土質疏松,且灌溉便利,有利于棉花的種植。高陽縣城西南一帶,“厥土黃壤,產生棉花……每年產額,上等地每畝豐收百斤上下,中地次之”[9]987-988。1919年農商部棉業處調查:該縣縣城西南一帶,“概屬砂質土壤,最宜植棉……合計全縣約種八十余頃”,“每畝產額,上者百余斤,下者五六十斤”,“年產額,平均子棉六十二三萬斤”[8]6。任丘縣“地勢平坦,東南稍洼,西北高爽,地多沙質壤土,宜于種棉”[10]89。僅1919年,該縣種植棉花210頃,年產額為150萬斤[8]98。優越的土壤條件加之充足的水利資源進一步促進棉花種植。1913年的調查顯示:雄縣“棉花產出于縣城之西鄉,大約年產十萬余斤……每年皆銷于新城及容城等處”[11]。1919年的另一項調查也顯示:雄縣產白花一種,年產額約為萬斤上下,銷售于本境及鄰近地區[8]101。究其原因,與大清河以及該縣地質密切相關。大清河橫貫縣境中部,趙王河流經南部,從而為農業發展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另外,該縣“土質為沙質壤土,稍有堿性,除東南兩部低洼之處外,均宜植棉”[10]91。安新縣西北鄉由于鄰近大渥淀和溵家淀,水資源豐富,“五谷之外,尤宜木棉”[5]26。容城縣地勢東部低洼,西北較高,東南部有土丘沙崗起伏,境內無山。土質西北部為沙質壤土,東部為黑色黏土。棉產以西北部最多,中南部次之,東部無棉[10]110。

第二,市場經濟的發展進一步推動了棉花的種植。20世紀以來,“隨著國際市場和國內棉紡織工業對棉花原料需求的不斷擴大,華北的棉花種植面積和產量有了新的提高”[12],由此也帶動了白洋淀地區棉花種植業的發展。天津“為全國三大棉市之一”,直隸的棉產大都集中該處[13]2。1931年的調查研究顯示:“東西洋各國,因紡織業及其他制棉業發達的結果,原料不足,于是求諸中國市場。自一九〇八年(清光緒三十四年)直隸之西河棉出現于天津市場以后,直隸內地棉花之輸向天津日盛。民國以來,天津市新式紗廠勃興,原料的需求更為增加?！盵13]87市場需求推動了棉花的種植增加,包括白洋淀地區在內的西河棉在天津棉花市場上占有重要地位。農商部棉業處1919年的調查顯示:天津模范工廠裕元、華新等多購用運河棉和西河棉,“加以近年棉紗之需要日增,棉花之銷路愈廣,故植棉之面積亦有逐漸增加之勢”[8]1。不僅如此,各棉花販運商、出口洋行之分莊、紡紗廠特派之采購員、天津、北京零售棉花店及其他制棉商店的采購員,紛紛前往直隸各產棉區收購棉花[13]89。從而推動了棉花的種植,使其逐漸成為出產大宗。比如,“高陽物產棉花為大宗”[14],除縣內銷用外,“運售天津”[15]。

通過運津棉花數量的變化,也可從側面反映出市場經濟發展對棉花種植的影響。以容城縣的情況為例,1931—1935年,運津棉花總量為61 896公擔(12 379 200斤),其歷年數字列于表1。

表1 1931—1935年容城縣運津棉花統計

通過表1可以看出,1931—1935年,容城縣運往天津的棉花數量整體呈上升趨勢,雖然1932年至1933年大幅下降,但此后得到快速恢復,1935年時運津數量占整體的28%,數量已超過之前的每一年。1937年的《中國通郵地方物產志》記載:容城縣棉花全年運往天津銷量為3 000 000斤[16]。這與前期數量相比較為穩定,大體上也可說明棉花種植相當可觀。另據1936年河北省棉產改進會調查:任丘縣城內、梁召鎮、青塔鎮、鄚州鎮1935年集散皮花共1 589市擔,其中中棉1 585市擔,美棉4市擔,1936年預計集散皮花共3 150市擔,其中中棉1 350市擔,美棉1 800市擔(6)總數為各地中棉與美棉數量的總和,下同。1市擔=1擔=100斤,1 589市擔=158 900斤,3 150市擔=315 000斤,3 600市擔=360 000斤,13 000市擔=1 300 000斤。。這些棉花大多經商販“由村莊自行購買”,運往天津[10]91。高陽縣棉花市場季朗村和高陽縣城1935年共集散皮花3 600市擔,其中中棉1 800市擔,美棉1 800市擔,1936年預計集散皮花共13 000市擔,其中中棉7 000市擔,美棉6 000市擔,最終市場也是天津[10]110。以上數據足以反映白洋淀地區棉花種植廣泛,同時也表明,20世紀30年代時該地區已有美棉的種植。

第三,美棉的提倡與推廣也是棉花種植增加的重要因素。關于河北地區美棉的種植,“前清末季,曾由農工商部參考各國棉花種類、種植成法,編集圖說,優定獎勵種植章程,頒行各省”。進入民國,農商部進行改組,于1914年擬定植棉獎勵條例,并且公布了條例施行細則,“并籌設棉業試驗場”,加以提倡。1915年,農商部在正定等地設立棉業試驗場,次年,“更設立試驗場于北平,同年又公布美棉獎勵細則”。此后,“各省亦有提倡植棉事業之興起”[17]。白洋淀地區在20世紀20年代前后也已開始種植美棉。史料記載:高陽縣1919年所種棉花,“棉種系白棉、美棉兩種”[18]39。之后,雄縣、安新等地也有提倡并種植美棉的舉措。1922年,雄縣知事下鄉調查各村應改革事項中就包括“振興棉業”一項[19]。同時,時任任丘縣農會會長王筠在“會址之北,試種美棉”,并取得了顯著成效[20]。安新縣西南一帶不易發生水患,“宜提倡美棉”[21],1930年,時任河北省農礦廳廳長李竟容就提出了“應設法推廣”[22]、種植美棉的倡議,但這并未形成一定規模。1930年以后,白洋淀地區種植美棉的提議不斷增多,實踐效果顯著。

1936年,河北省棉產改進會將全省劃分為20個調查區,調查區內設立13個指導區,各指導區設置辦事處以及培育室進行棉業改良。其中雄縣、任丘屬于第六區(霸縣區),容城、安新、高陽屬于第八區(保定區)[2]80。各指導區加大力度,提倡試種美棉,效果明顯。在雄縣,以美國脫里斯棉推廣成效最佳,“五年之內,推廣棉田達一百八十頃”[23]。1936年,該縣農場擬定計劃擴充美棉種植,“以資廣為試驗”[24]。當年,河北省棉產改進會派員到縣工作,指導種植方法,結果“共貸出棉種一萬六千八百余斤,可種堿地二千八百余畝”[25],“棉田亦因之增加”[10]91。在高陽縣,因棉業改進會的指示,美棉種植范圍不斷擴大,1936年時,約占全部耕地的一半[26]。美棉的提倡與推廣,對促進棉花種植業發展的作用顯而易見。

(二)發展緩慢而有限的棉花種植

多重因素促進白洋淀地區棉花種植業的發展,到全面抗戰爆發前已經形成了專門的植棉區域,棉田在總耕地面積中占有一定比重。據河北省棉產改進會1936年調查顯示:任丘縣耕地面積約790 000市畝,當年植棉者占2.58%,“一、二兩區產棉較多,三、四區稍次”,其中中棉10 128市畝,美棉10 254市畝。雄縣“產棉以西部為最多,中部及北部次之,東、南兩部最少”,耕地面積約416 000市畝,植棉者占2.95%,“所植之棉,均為美棉,中棉幾無”[10]89-91。安新縣耕地面積為261 000 市畝,“棉產以東南部為多”,全縣棉田約占總耕地面積的2.22%,其中中棉2 173市畝,美棉3 021市畝。高陽縣耕地面積為496 000市畝,“產棉以西部最多,東南部次之,東部最少”,全縣棉田約占總耕地面積的11.29%,其中中棉22 310市畝,美棉33 688市畝。容城縣耕地面積為264 000市畝,“棉產以西北部最多,中南部次之,東部無棉”,全縣棉田約占總耕地面積的8.38%,其中中棉2 779市畝,美棉19 344市畝[10]106-111。

由上可見,各縣棉田面積占總耕地面積的比例大小不同,差異顯著。卜凱將“棉花占耕地面積百分之七或以上者”,即劃分為主要作物[27]。按照這個標準,只有容城和高陽兩縣棉田占總耕地面積的比例在這之上,雄縣、安新、任丘較7%依次相差4.05%、4.78%、4.42%?？梢哉f明,白洋淀地區棉花種植的有限性,且地域分布差異明顯。另據1934年統計:容城縣物產以美棉為大宗;高陽縣棉花與高粱、小麥、玉米、大豆等物產都有所種植,并產土布[28]124-138。然而在任丘縣仍以小麥、小米、玉蜀黍為大宗物產,棉花次之[28]62;雄縣物產主要以高粱、小麥為最,玉米、豆類次之;安新縣主要物產為玉蜀、高粱、菽豆、麥[28]130-134。1936年河北棉產改進會的調查顯示:容城縣小麥占總耕地面積的12.25%,玉米和高粱占44.33%,棉花占8.38%;高陽縣小麥占總耕地面積的20.32%,玉米和高粱占51%,棉花占11.29%[10]109-111。兩縣棉田占總耕地面積的比例都超過小麥所占比例的一半,而在其他三縣,棉田所占耕地比例遠遠低于小麥等糧食作物的比例。任丘縣小麥占總耕地面積的42.85%、玉米和高粱占45.25%,而棉花僅占2.58%;雄縣小麥占總耕地面積的25.74%,玉米和高粱占55.67%,而棉花僅占2.95%[10]90-93;安新縣小麥占總耕地面積的34.17%,玉米和高粱占51.30%,而棉花僅占2.22%[10]107。以上數據充分說明,只有在容城和高陽兩縣棉花為主要作物之一,而其他地區棉花依舊次于小麥、玉米和高粱等糧食作物。

從單個縣域來看,白洋淀地區棉花發展有限,差異明顯。如果從整體角度出發,將白洋淀地區的棉花種植與河北省的整體情況相比,會是怎樣的情況呢? 以河北省為例,1900—1936年棉田面積不斷增加。珀金斯指出,河北省1914—1918年平均棉花面積為5 030千畝,1931—1937年平均棉花面積為12 160千畝[29]351,后一階段較前一階段增長了約2.42倍。許道夫在對1914—1937年河北省棉花種植面積所做的統計中指出,1914年時為4 124千畝,1937年時增長到12 760千畝[30],增長了約3.09倍。在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下,白洋淀地區的情況又有明顯不同,即棉花種植有所發展但并未達到河北省的平均水平,發展緩慢。

囿于資料,將1916年與1937年的統計做比較,大致可以反映期間白洋淀地區棉花種植的基本概況,茲列于表2。

表2 1916年與1937年白洋淀地區各縣棉作地面積

通過表2來看,1937年與1916年相比,雄縣、任丘、安新、容城棉花種植面積都呈現出大幅度上升的趨勢,而高陽有所下降,但就5個縣總種植面積而言,1937年較1916年顯著提升,由116 230畝增長至220 152畝,增長了約1.89 倍。黃宗智指出,河北的棉花在1900—1936 年間播種面積增加了3~5倍[31]。反觀白洋淀地區的增長比例,明顯低于河北省的整體水平。盡管如此,白洋淀地區的棉田面積也有所增長。通過該地區棉田占總耕地面積的比例可予以佐證。珀金斯從棉田占總耕地面積的比例計算得出,1900—1936年,河北省棉田面積所占比例由2%~3%擴大到10%[29]316,351。1936年時,白洋淀地區5縣的總耕地面積為2 227 000 市畝,各縣棉田總量為116 569.8 市畝,棉田約占總耕地面積的5.23%(7)總耕地面積由筆者根據各縣耕地面積計算所得。參見河北省棉產改進會《河北省棉產調查報告》,傅璇琮《中國華北文獻叢書》(第3輯)第25卷,北京:學苑出版社,2012年,第91-111頁。。由此來看,白洋淀地區棉田面積也處于河北省的整體水平之下,棉花種植增長有限,發展緩慢,但是也較2%~3%有所增長。

總而言之,1912—1937年,白洋淀地區的棉花種植業取得了一定的發展,但是這種發展是緩慢而有限的,且地域內部差異明顯。

二、棉紡織業的現代化轉型

近代以來,伴隨著城市工業和國內外市場需求的引導,鄉村工業也由傳統轉向現代[12]。在棉紡織業領域,一方面,現代機器開始代替傳統的生產方式;另一方面,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棉紡織工廠不斷建立。

(一)新式機器的引進與推廣

隨著農村經濟的變革,出現了棉花等“經濟作物種植業與相應的手工業”[32]11。安州西北鄉人民在織席以外,“亦有紡棉織布為業者”[33]卷六《政事·民業》。1912年,安新縣“業織工者,有三百六十七戶之多”[11]444。雄縣大河村種植棉花,“間有紫棉花,織為紫花布”[4]第十《地理》。雄縣“關于工商者有麻與棉花二種”[34]。另據1913年調查:高陽縣“工藝發達,居民之織布者,約占戶口十分之八九”[11]369;容城縣“織布者十有八九,皆以舊法制造,所出之品系土布,雜有花紋者,為數尚少,大約年產十余萬匹”[11]442。隨著棉花種植業的發展,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美棉的提倡與推廣,各縣從事棉紡織業者為數甚多。比如,1932年,高陽縣第一、二、三、四、五區共148村,29 334戶,153 171人從事紡織,織布機共5 344架;安新縣第三、四區共45村,4 888戶,26 159人從事紡織,織布機1 365架;任丘縣第一、四、五、六區共94村,13 332戶,82 996人從事紡織,織布機1 194架[35]3-4。

然而早期白洋淀地區的棉紡織業生產主要依靠傳統方式,“皆以舊法制造”[11]442,對于地方振興實業多有不益。振興實業是清末新政的一項重要內容。在直隸,當振興實業計劃作為社會和制度綱要成為晚清新政的重要元素時,振興計劃若要立竿見影,選擇適合中國國情的新技術是至關重要的[36]24。因此,手工業生產技術的改進成為政府振興實業的重要內容之一。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先進生產技術、設備的引進,在地方人士的參與下,各地開始“引導農家對當地的特色手工業進行技術改良”[37],促進鄉村手工業由傳統向現代轉型。在雄縣,清末知縣蔡際清設立工藝局于圓通閣,并“購日本木機及洋紗織布”[4]第十四《物產》。高陽縣紳士王法勤等于光緒二十八年(1902)從天津“購得鐵輪機數張,以事提倡,居民始知織洋布之利益”[11]370。高陽鄉村織布業于19世紀期間“在傳統的織布和紡紗業基礎上發展起規?？捎^的商會”,他們逐漸“引進了機織毛線,并從日本引進了一種新的鐵輪手搖織布機”。20世紀初期,這些商人“開始派學徒到天津工業學堂學習,并傾囊購買鐵輪機”[38]168。光緒三十二年(1906)以后,“高陽商會從天津購買了新式織機,培訓人才,試辦工廠,利用機制‘洋紗’紡織寬面‘洋布’”[12],從而推動高陽織布區棉紡織業的發展。宣統元年(1909)三月,高陽商務分會集議討論擴充鐵輪機一事,并從天津購買鐵輪機在高陽推廣,“高陽紡織漸進發達,商民一大利源,必須布質精益求精,木輪機力短,總有巧工,亦不能底臻精密。調查天津各廠鐵輪機,靈巧式樣,梭杼便利,購買數架,勸導各織戶均改用鐵輪機,研究添織各樣土布”[9]222。在此基礎上,高陽等地村莊引進鐵輪機進行紡織,“每一人家至少有一架織布機,有的人家有四五架”,這也表明,“這些家庭手工業正在漸次成為工廠的組織”[39]629。受此影響,白洋淀地區各州縣鄉村織布機得到推廣。1912年,安新縣南部“沿高陽縣界之十余村”,從事織布者“年產各色布匹,共計四萬五千二百一十六匹,所用織機亦由高陽購得”[11]443-444?！缎掳侧l土歷史》記載:“西北鄉女工之紡績……近頗習鐵機織紗?！盵5]261913年,容城縣“所用之織機,舊式者有十之八九,新式鐵輪機有十之一二,此項新機系以足踏動轉者,前此購自天津。近有本地木廠由天津購得鐵輪及零星鐵件,回本地裝以木料而成之?！诵聶C可日出布三匹,舊式機日出布一匹之十分之八”[11]442。1920年,高陽縣織布業包括所有的家庭手工業,四鄉合計織布戶8 000多戶,共計改良織布機10 000多臺,每戶從事織布者有三四人乃至八九人[40]。另外,從安新等縣1915—1930年所用各類織布機數量的變化中,也可清晰體現棉紡織業的發展面貌(表3)。

表3 1915—1930年白洋淀地區部分縣各類織布機數量

通過表3可以看出,1915—1930年,高陽、安新、任丘的布機數量呈波動性變化,棉紡織業發展較為可觀。其中高陽縣的平面布機在1915年時有1 756張,1929年時增加到了8 456張,之后小幅下降,提花布機最初只有49張,1929年時達到了2 219張,之后略有下降;安新縣平面布機1915年時有872張,1923年時增加到了3 220張,此后相對有所減少,但是每年也保持在2 000張以上,提花布機則從無到有,最高時期有165張;任丘縣平面布機1915年時只有296張,1920年時增加到了5 452張,此后逐年下降,但是也高于1915年時的數量?？棽紮C的增加促使當地織布業形成一定的生產規模,產量逐漸增加。王國斌指出:“小規模的農村工業,能夠在更大的發展戰略中發揮作用?！盵32]44白洋淀地區棉紡織業發展規?？捎^,對該地區農村經濟的興盛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據記載,高陽等地數十里內村莊的織布機“每年產布二百萬匹”[39]629,銷售于山東、山西、陜西、甘肅、河南、湖北、安徽、江蘇及東北三省,內外蒙古各地,“每家貿易總數,歲不下十余萬元”[18]40,使其逐漸“成為高端絲織品生產中心”[38]168。到1933年,包括安新、任丘、高陽等地村莊在內的“100多個村莊里散布著3萬多臺鐵輪織機。每臺織機除了需要1個織工外,還需要3個人做準備工作,這意味著大約12萬人參與了織布生產”[36]83?？梢?白洋淀地區棉紡織業發展的繁榮程度。

(二)棉紡織工廠的建立

伴隨著生產方式的不斷改進,生產規模亦隨之擴大,建立工廠成為必然選擇。宣統元年四月,高陽商務分會為勸立織布工廠集議,指出:“改良土布,暢行民間,必須勸立工廠,為織紡之模范,民間觀摩鼓舞,相資提倡?！币虼?“議員楊木森自籌資本一萬元,在高陽城西北十五里許,安州屬南邊吳村,設立獨資工廠”[9]222。在安州,還建有資本金在萬元左右,采用機器生產的蚨豐紡織廠[41]。宣統元年十月,高陽商務分會總理韓偉卿,針對高陽一帶織布所用木輪機所產“布質不及外洋精密”,從而“勸導商民改用鐵輪機,并勸設工廠”[9]225。宣統二年(1910),高陽又建立合記工廠,其“資本二萬元,鐵機及木機共二百零八張……日出布百匹左右,種類甚多”[11]370。1922年的《實業來復報》記載:任丘縣機織業,“以第一、二、三、四、六各鄉開創最早,復經該所(任丘勸業所)派員勸導,進步頗速,現皆改用鐵輪機,出品頗著成效?！灸瓴坏疽馗麇X商附設布工廠,即他縣亦有來縣設立工廠者,出品行銷各省”[42]。

發展地方工業,不僅可以利用原料,而且有助于“開發利源,并可為地方人民充裕生計”。河北省工商廳曾于1929年擬定《各縣第一工廠組織大綱》,“提經省委會決議通過,令各縣設立工廠,至少每縣一處”,并進一步規定,“凡舊有工廠者,應即照章改組,未設者趕為籌設”[43]。因此,雄縣建有“華美針織廠一處,資本五百元,占地約一畝余,雇用工人十人左右,每年出產織成之線襪約三千打”[44]。高陽縣建有仝和工廠、合記工廠、蚨豐工廠、永升工廠、義豐工廠五座紡織工廠[45]。另通過1932—1934年各工廠的產量也可反映出棉紡織業的發展概況,茲列于表4。

表4 1932—1934年高陽縣各工廠染織布匹全年產量

從表4中可以看出,1932—1933年蚨豐工廠染織布匹年產量增加了10 000匹,其他工廠保持不變,1933—1934年各工廠都出現不同程度的增長,整體呈上升趨勢。

由上可見,隨著棉花的種植,以及為滿足地方振興實業的需求,在地方人士的倡導與參與下,傳統的棉紡織業生產逐漸向現代化轉型,新式機器不斷引進并在各地推廣使用。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棉紡織工廠的建立成為必然選擇,白洋淀地區的棉紡織業漸呈繁榮。

三、棉業發展促進集市興盛

隨著棉業的發展,棉花和棉紡織品的商品化和市場流通也逐漸提高,由此促進了鄉村集市的發展。白洋淀地區棉花種植、棉紡織業的發展對集市的興盛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囿于史料,文章從棉業市場的形成以及集市功能的發展兩方面予以探討。

(一)棉業市場的形成

棉業的發展伴隨著地區間物資交流的加強,促使專業市場的興起。1913年,安新縣南部靠近高陽地區村莊所產棉布,“無論年有若干,皆銷售于高陽境內”,“外商購布者,皆往高陽境有集市處收買”[11]444,從而促進了棉布集市的發展。20世紀20年代后,棉花與棉紡織品市場發展呈現出一定的繁榮景象。高陽縣城“街路寬四公尺半乃至五公尺,兩側高屋大廈,鱗次櫛比,非布線莊則染料商也?！譃楦哧柌贾袌?故每逢舊歷四、八集期,熙攘往來,異常熱鬧”。各種棉制品均有一定市場,比如,棉紗及白布市在西大街,花色布在城隍廟街,棉花市在花市街。此外,“本地商號以布線莊為最多,每年交易價值在一千五百萬元以上。城關較大之商戶,鮮不與布匹、染料等業有關系者”,比如,有布線莊157家,線莊5家,染坊90余家[6]。雄縣“全縣共有商店二百零一家”,棉織物在出境貨物中占有重要地位,每年出境大宗貨品為“線襪、草帽等項”[44]。任丘“全縣共有商店五百一十八家”,棉花和土布也是主要的出境貨物,每年出境大宗貨品為“魚類、藍靛、葦席、土布、棉花、沙果、花生等項”[46]。容城縣“城內集市雖小,然于集期,布市甚大,各鄉趕集者,皆車載肩擔,絡繹于途”[11]443。容城縣商店以售賣棉花為業者較多,“全縣共有商店二百五十家,以棉花、雜貨、飲食等業為較多”,出境大宗貨品為“棉花、燒酒、小麥、棉織物等項”[47]。棉業發展催生棉花市場與棉產品商店的出現,棉產品也成為集市出產之大宗物品,反映了棉業發展對縣域基層市場繁榮的促進作用。

就棉花集市而言,棉業發展促使一些市場在原有基礎上進一步擴展,比如,容城張市[3]卷四《食貨·集市》、雄縣趙村[4]第十《地理》、安新陶口[33]卷二《輿地·市集》、三臺鎮[48]等在清末民初就已成為農村的定期集市,20世紀30年代,隨著棉業的發展逐漸成為棉花市場。同時,也出現了一些新興的棉花市場,比如,任丘縣棉花市場:城內、梁召鎮、青塔鎮、鄚州鎮;雄縣棉花市場:中心里、東西里、趙村;安新縣棉花市場:新安鎮、板橋鎮、陶口鎮、煎鹽窩、三臺鎮、張村、大陽村;高陽縣棉花市場:季朗村和高陽縣城;容城棉花市場:城內、午方村、胡村鎮、張市鎮、北劇鎮、小里鎮、野橋[10]91-112。其中像新安鎮、鄚州鎮、青塔鎮等較為標準的基層市場也得以興盛,逐漸成為棉花集散地,是當地“農產品和手工業品向上流動進入市場體系中較高范圍的起點”[49]6,向上直接密切了與天津等高級中心市場的聯系。

(二)集市功能的發展

集市的發展變化是農村經濟的表征之一,二者緊密相關。關于集市與農村經濟關系的研究,學界已有論述。從翰香認為,“市鎮崛起,歸根結底是根植于農村經濟實力(主要是農副產品商品化程度)的增強。沒有農村經濟的振興也就沒有鄉村市鎮的勃興”[50]117。包偉民也認為,市鎮“是農村專業經濟發展的結果”[51]5,“農村經濟的發展與否,決定著市鎮的盛衰存亡及其經濟特色”[51]160。王慶成進一步指出,集市數增加意味著農產商品化和商品流通量的擴大,顯示出經濟繁榮的景象,并認為經濟作物和商品流通是晚清華北定期集市數增長的原因[52]。他們的共同之處在于都認為農村經濟的發展對市鎮的勃興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然而這也需要借助便利的交通運輸條件。白洋淀地區水運條件優越,“大清河可由天津直通保定”[53]。在高陽東十里許有潴龍河,“北與府河相會,直達天津,水勢平靜,便于航舶,凡高陽、天津間原料及出品之往返運輸,多利賴之”[54]。容城縣“東有大清河,舟楫可通天津”[28]124。雄縣有大清河及趙王河,“交通尚便”[28]130,“雙堂兒、娘娘宮、史各莊等為縣中沿河一帶之大鎮,每于集日,棉花、牲口、豬、菜蔬、五谷之屬,應有盡有,熱鬧非?！盵55]。任丘縣西北毗鄰白洋淀,“水路則有白洋淀可達天津,交通甚便”[10]89。隨著與天津等地之間貿易往來的頻繁,極大地繁榮了白洋淀地區的市場,促進了集市功能的轉變。新安鎮和同口鎮為典型代表。

新安鎮位于白洋淀西北岸,為安新縣一重要集鎮,“其西沃野千里,其東一目汪洋,水勢甚大,民船及小輪暢行”,有“東舟西車”之稱[56]。天津通保定,“小輪水盛至安新,水小至蘇橋,民船溯府河,抵保定”[57]78,新安鎮“扼府河入白洋淀之要沖也”[57]174。便利的水路為棉花的集散轉運提供了優越的條件。安新縣及其周邊地區棉花匯集新安鎮,“多由大清河船運……運往天津銷售,亦稱便利”[10]106,促使其物資集散功能發展。安新縣三臺鎮、張村、大陽村三個棉花市場的棉花都南經新安鎮集散轉運至天津。就其棉花集散量而言,新安鎮,1935年集散美棉3 000市擔,1936年預計集散美棉2 000市擔;三臺鎮,1935年集散美棉12 000市擔,1936年預計集散美棉4 000市擔;張村,1935年集散美棉6 000市擔,1936年預計集散美棉2 000市擔;大陽村,1935年集散美棉60 000市擔,1936年預計集散美棉20 000市擔。再從新安鎮集散棉花數量占整個安新縣集散數量的比例來看,安新縣棉花市場新安鎮、板橋鎮、陶口鎮、煎鹽窩、三臺鎮、張村、大陽村,1935 年共集散皮花數87 200 市擔,其中中棉138 市擔,美棉87 062 市擔。1936年預計共集散皮花數32000市擔,其中中棉1380市擔,美棉30620市擔[10]108。新安鎮本身所產棉花加上三臺鎮、張村、大陽村三個市場的棉花產量,1935年集散美棉共計81000市擔,1936年預計集散美棉共計28000市擔,分別約占安新縣當年總集散量的93%和88%(8)由新安鎮、三臺鎮、張村、大陽村四個市場的集散總額除以安新縣各個棉花市場的集散總數所得。。另外,容城縣小里鎮,1935年集散美棉8500市擔,1936年預計集散美棉2550市擔,兩年的集散量占容城城內、午方村、胡村鎮、張市鎮、北劇村、小里鎮、野橋7個棉花市場兩年集散總量的23%,由水路經過新安后臺裝運至天津(9)所占比例由小里鎮的數量除以容城縣的總數量所得。參見河北省棉產改進會《河北省棉產調查報告》,傅璇琮《中國華北文獻叢書》(第3輯)第25卷,北京:學苑出版社,2012年,第112頁。?？梢?新安鎮在當地棉花集散市場中的地位及繁榮程度,“市廛較為繁榮,商業振作”(10)參見冀察政務委員會秘書處第三組調查《河北省安新縣地方實際情況調查報告》,抄本復印本,無頁碼。。

安新縣同口鎮為白洋淀邊一重要集鎮,在高陽至天津間的商業往來中發揮著重要的紐帶作用,這也得益于便利的水運條件,以及周邊地區棉花和棉紡織品的集散。清苑縣棉花市場王盤所集棉花需要經過保定或安新同口運往天津。比如,1935年王盤經保定或安新同口鎮集散棉花總計550市擔,其中中棉10市擔,美棉540市擔,1936年預計集散美棉732市擔[10]124。安新縣一些棉花市場的棉花也需要經過同口鎮集散轉運至天津,比如,陶口鎮,1935年集散美棉6 000市擔,1936年預計集散美棉2 000市擔,運銷經過同口鎮;煎鹽窩,1935年集散中棉63市擔,美棉27市擔,1936年預計中棉630市擔,美棉270市擔,亦經過同口鎮,由水路運往天津[10]108。另外,該地區棉紡織品的輸出也需要經過同口鎮轉運。高陽布業的運輸,“先雇大車裝送至同口,再由同口換民船裝至天津”[18]40。另有記載:高陽布匹“運往天津者,用大車自高陽起旱,約半日南抵同口鎮,再由木船東運,三日到津”[58]。

除物資輸出之外,高陽織布區原料的輸入也需要經過同口鎮集散轉運。史料記載:“潴龍河支流水漲時,天津民船可上溯至高陽,水程約三百里,四日可到。水淺時民船可到安新縣之同口鎮(距高陽縣三十里),由天津所來之棉紗,均由天津紅橋裝船運至同口鎮,再改換大車運至高陽”[6]。高陽縣水道交通有大清河與潴龍河,大清河“向東北流經雄縣、霸縣、新鎮、勝芳等地,至天津匯流入于海河”。從高陽到天津,“水道多由高陽東北三十里的同口鎮(屬安新縣,瀕白洋淀邊)起,渡白洋淀入大清河而至天津……從天津運貨到高陽,船行也是從大清河直達同口鎮”[35]8。凡是從天津水道運往高陽的棉紗,“其中當然包括從上海、青島等地購入而經由天津運入的棉紗”[35]199,民船由天津逆大清河行駛進入白洋淀,止于同口鎮,“船到同口以后,貨即卸置碼頭,在同口鎮公立的過貨棧登記,貨不停留,即由棧代雇大車運高陽”[35]208。同口鎮在高陽織布業原料和產品的運輸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就其運輸量而言,比如,1932年,高陽從外地購入棉紗約為25 000包,其中由上海、青島、榆次、唐山等地集中于天津,再由天津輸入高陽的棉紗為21 394.5包,這些貨物都要經過同口鎮的過貨棧轉運,然后運往高陽。除了棉紗之外,又購入麻絲約4 000箱,其中約88%是向天津各洋行直接購買的,12%是在上海購入的。這些從上海、青島等地購買的棉紗或麻絲,“多由海道運天津,再由河道發高陽”,在同口鎮上陸,接著用大車運往高陽,只有在急需或者凍河時,“方從津浦鐵路北運至泊頭鎮,再裝車運高陽”[35]197-199。同口鎮在天津與高陽間的商業往來中不斷發展,“人煙稠密,商務繁盛”[59],逐漸成為“一繁盛市場”[60]。

綜上所述,白洋淀地區的棉紡織業在地方經濟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不僅促進了鄉村集市的發展,而且密切了地方集市、市鎮與天津等地之間的聯系,有利于區域市場體系的發展。美國人類學家施堅雅認為,中國傳統農村社會存在著“基層市場—中間市場—中心市場”的三級市場體系,并且指出縣級政府所在地的都市,也就是縣城集,往往是中間或中心集鎮,而鎮集一般是較為標準的基層市場。如果村集規模較小,專門從事農家產品的平行交換,且交易者僅局限于集市所在村莊范圍內,作為地方產品進入較大市場體系的起點,此類市場被稱之為“小市”,一般不算是基層市場[49]5-10。邵俊敏從地理學和歷史學的視角,從集市的等級層次、空間分布和市場區域三個方面探討了近代直隸地區集市的空間體系,認為近代直隸地區存在著“基層市場—中心市場”兩級市場體系,有別于施堅雅的三級市場體系[61]。筆者基本贊同這一觀點。按照施堅雅的劃分標準,白洋淀地區新安鎮和同口鎮屬于標準的基層市場,它將當地農產品和手工業品向上流動進入了市場體系中較高等級的市場——天津,并且為農民生產生活所需消費品的輸入提供了交易場所。天津作為中心市場(亦稱或終極市場),屬于全國性商品集散中心和重要進出口口岸,既是內地農副土特產品的終點市場,也是國際、埠際商品的總批發市場[62]。新安鎮和同口鎮將白洋淀地區所產棉花物資集中于此,直接銷往天津,并且由天津來的其他物資也通過這些集鎮直接輸入各縣,中間并不存在一個比此類基層市場更高一級的中間市場,或者說不存在兼具中轉功能和批發功能的集市。由此來看,白洋淀地區的市場層級體系也屬于“基層市場—中心市場”,明顯有別于“基層市場—中間市場—中心市場”三級市場體系。另外,關于北方以經濟中心城市天津為龍頭的外向型市場網絡體系的結構,吳松弟、樊如森等學者認為,在天津以下,是由區域中心市場、中級市場和初級市場三個相互銜接的市場層級而組成[63]。結合前人研究以及本文分析,筆者基本贊同這一觀點,但是認為這仍有待補充之處。筆者認為:以天津為中心的市場網絡體系結構,應該根據它與腹地距離的遠近、交通的便利程度劃分為“基層市場—中心市場”和“基層市場—中間市場—中心市場”兩種類型。第一種類型,像天津與包括白洋淀地區在內的直隸地區的貿易;第二種類型,如天津與張家口、太原、包頭、蘭州以及新疆等內陸地區之間的往來?？傊?無論哪種類型,其形成發展都離不開地方集市、集鎮。反之,發達的區域市場體系又推動著地方集市的繁盛。

結 語

1912—1937年,白洋淀地區的棉花種植不斷擴大,該地區優越的地形、地質條件和充足的水資源為棉花種植業發展提供了基本保障。此外,市場經濟發展對棉花的需求,以及新品種的提倡與推廣,促使棉花種植進一步擴大。諸多因素結合使白洋淀地區的棉花種植取得了一定的發展,區域特色顯著。從單個縣域發展的角度而言,具有明顯的地域差異性,容城和高陽的棉花種植比例明顯高于安新、雄縣和任丘,到1937年時,棉花已經成為容城和高陽的主要作物之一,其他三縣棉花的種植比例遠遠低于小麥、高粱等糧食作物的種植比例,居于次要地位。這種地域差異性左右著該地區棉花種植的整體規模。將白洋淀地區的棉花種植與河北省整體的棉花種植相比,可以發現,到1937年時其棉花種植雖然取得了較為可觀的成績,但仍處于河北省的平均水平之下,表明其緩慢而有限的發展特點。盡管如此,棉紡織業在各地得以普遍發展,但其生產發展主要依靠傳統的生產方式。因此,20世紀以來,在地方人士和團體的倡導參與下,傳統棉紡織業生產逐漸向現代化轉型,新式機器不斷引進并在各地推廣使用。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棉紡織工廠的建立成為必然選擇。

棉花的種植發展與棉紡織業的轉型體現了棉業的近代化。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這也帶動了農村集市結構的調整和集鎮功能的發展。然而產業結構的調整、便利的交通條件、市場商品化等諸多因素中某一方面的發展,“并不足以決定某個集鎮的發展”,“但這些因素的交織與相互作用”卻能夠推動一些集鎮的興起和發展[64]。棉業在白洋淀地區農村經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棉花種植以及棉紡織業的發展代表著農業和手工業發展的一個側面,加之便利的水路運輸,區域貿易趨于普遍,進而促進集市興盛。一方面,促進了棉業市場的形成與發展;另一方面,加強了部分集鎮物資集散的功能,促進了“基層市場—中心市場”兩級市場體系的發展。這一過程的整合,既是白洋淀地區集市發展的歷史面相,也反映了該地區農村經濟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一個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