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烏江引》里探訪“破譯三杰”

劉金祥

作為中國革命的不朽豐碑和超凡標識，紅軍長征是中華民族的英雄史詩和人類歷史的不朽壯舉，不僅給后人存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而且為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礦藏”，中外作家關于長征的文學書寫綿延不斷，如王愿堅的《七根火柴》、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黎汝清的《湘江之戰》、魏巍的《地球上的紅飄帶》、索爾茲伯里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趙蔚的《長征風云》、王樹增的《長征》、喬良的《靈旗》、江奇濤的《馬蹄聲碎》等，這些以虛構和紀實形式刊行于世的文學作品，或囊括長征整個過程進行全景摹寫，或聚焦長征某一時段予以深度抉發，從不同角度和層面體現對長征的歷史理解和文學表達。由廣東作家龐貝撰寫的長篇小說《烏江引》（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年2月版），以紀實與虛構疊加交錯的寫作策略和表現手法，詳實敘錄和生動講述了紅軍“破譯三杰”——曾希圣、曹祥仁和鄒畢兆的奇絕經歷和傳奇故事。這部藝術性高度提純的長篇小說，將長征途中軍委二局掌控“信息制導權”的隱秘史實娓娓道出，不僅拓展了長征題材文學創作的界域，而且為重大歷史事件的文學表達提供了新的范式。

中外戰爭史表明，情報在某種程度上是戰爭勝負的決定性因素，法國軍事理論家約米尼在《論大戰》一書中所說：

要想使戰爭獲得勝利，最安全可靠的辦法是一定等到有了完全可靠的情報之后，再來采取行動。

情報在中國革命斗爭中始終發揮著重要功能，一部中國革命斗爭史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部我軍情報事業成長發展史，這已被“激動人心的遠征史詩”所充分印證。在艱苦卓絕的紅軍長征中，以曾希圣、曹祥仁和鄒畢兆為破譯骨干的軍委二局，為工農紅軍和中國革命轉危為安、取得最終勝利、完成戰略轉移立下卓著功勛，成為于無聲處的無線電偵破英雄。長篇小說《烏江引》遵從歷史的感召和吁求，以長征情報秘史作為時代背景，運用浩繁歷史資料和諸多解密檔案，辨流溯源，探幽發微，抽絲剝繭地追溯了一段鮮為人知的革命傳奇，周致細微地探究了“破譯三杰”的情報生涯，作品既是對那段隱秘歷史的復原和昭告，也是對革命先烈的祭奠和致意，更是對長征精神的獨到詮釋和鮮明注解。整部作品采用虛實相生的復調寫作手法，運用紀實虛構并置的二元敘述方式，在秉持歷史真實的基礎上展開文學敘事和藝術想象，為當代文學書寫長征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文本。歷史有時顯得幽秘、苛刻卻又嚴正，它在人們記憶之上或添加厚厚的塵土或長出濃密的苔蘚，等待著后人不動聲色地拂去塵土、清除苔蘚，潛心準備多年的龐貝以文學樣式，袒露和還原長征情報史的真相與本貌。長篇小說《烏江引》分為“速寫”和“側影”兩部分，其中作為作品主體的“速寫”部分，通過“參與者”我們將真實人物和事件作為原型和素材，以戰地日記進行講述和敷陳，全景復盤了紅軍長征的重大戰事和主要過程，呈具歷史的縱深感、通透感和厚重感，引領讀者走進歷史隧道的深處，感受革命戰爭的激烈殘酷和我軍第一代密碼專家的勞頓危殆，體認“破譯三杰”的如磐信念和卓絕睿智；作為作品副調的“側影”部分，通過革命后代何女士以解讀史料和實地走訪的形式，探尋和索解“破譯三杰”的戰后余生，展現“破譯三杰”恢弘的革命生涯和壯徹的人生境遇，啟誘讀者透過濃重歷史煙云感知破譯英雄深藏功名的精神氣度與人生執念。盡管“側影”部分不足作品的三分之一，但卻是“速寫”部分的補充、深化和延伸，是整部作品不可或缺的有機構成，能夠滿足讀者的閱讀期待和欣賞心理?！八賹憽焙汀皞扔啊眱煞N視角的轉換與銜接，將“破譯三杰”的特殊使命與紅軍長征的總體走勢、敵軍追蹤與我方破襲、前線戰事與軍委決策、倥傯年代與和平歲月緊密統攝起來，勾勒了沉潛在情報戰線“聽風者”的堅韌形象，再現了“破譯三杰”斑斕豐贍的人生畫卷，使讀者在生發現場代入感、歷史參與感和價值認同感的同時，體悟到一種精神力量的奔涌與升騰。閱覽和解讀《烏江引》這部極具原創性的長篇小說，可概括其三個方面的藝術特點。

一是作品在復原典型環境中塑造“破譯三杰”的典型形象。文學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典型性，只有將人物放在典型環境中才能得到最深刻詮解和最充分展現，而環境的典型性也只有通過人物典型形象的真實塑造才能得到最完美呈現。長篇小說《烏江引》準確把握和處理典型環境和典型形象的辯證關系，一方面打破長征題材文學創作的傳統模式，將真實史料與文學創構相融合，通過濃墨敘寫四渡赤水、婁山關大捷、強渡烏江、飛越大渡河等重大戰役和重要節點，對“破譯三杰”置身的特殊社會歷史環境——紅軍長征進行回眸和審度；另一方面將彼時敵方大量密電、文告植入小說文本，注重以文寫史、文從史出，通過細膩狀摹紅軍情報“戰地偵收”“就地破譯”和“立馬上報”三個主要環節，體現“破譯三杰”這支秘密力量為紅軍擺脫圍堵、絕處逢生、化險為夷所發揮的無可替代作用，正是長征這種典型環境淬煉了“破譯三杰”的超拔智慧、堅毅性格和無畏氣概，換言之，“破譯三杰”的高邁形象、浩然英姿和鋼鐵般意志被長征所賦形所定格，作品籍借狀寫長征這一殊絕歷史環境來充分展示“破譯三杰”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風范，并賦予人物形象歷史深度和現實質感，呈具著跨越時間的穿徹力和生命力。

二是作品在雕琢真實細節中點繪“破譯三杰”的典型形象。相對于長征的巨大犧牲和對中國革命的卓越貢獻，長征文學顯然尚未達到與此相匹配的高度與深度，尚有許多歷史的暗角和細節沒有進入文學書寫的視野。作為文學作品的血肉與生命，細節是一部小說成功與否的關鍵所在。長篇小說《烏江引》在縝密結構和細密推演故事情節過程中，注重關鍵性細節的遴選與雕刻，上部“速寫”中對事關紅軍生死存亡的戰爭細節進行了細膩狀繪和詳致陳說，如毛澤東根據二局所獲情報阻止紅軍前往湘西，曾希圣假冒蔣介石密電誑走周渾元、吳奇偉所部，土城戰役中軍委依據鄒畢兆破譯的敵軍馳援密電迅速組織紅軍撤離，毛澤東依據二局截獲的情報果斷做出東渡赤水河的決定，軍委按照二局破譯敵萬耀煌部的情報決定在皎平渡渡過金沙江等，這些戲劇性細節不僅復活了人物也復活了歷史，使讀者深切感知“破譯三杰”在長征中起到的“紅軍走夜路的燈籠”（毛澤東語）的卓殊作用，集中展現了曾希圣、曹祥仁、鄒畢兆忠心赤膽的政治品格和無怨無悔的政治選擇，有力印證了出神入化的“破譯三杰”是“一群用特殊材料制成的理想主義者”；下部“側影”通過今人的史料耙梳和田野調查，突出講述和重點疏解“破譯三杰”后長征時期的斗爭或工作細節，如鄒畢兆黑皮本子《心血的供獻》的記載與傳承，曹祥任將1933年榮膺的紅星獎章被迫沉到海里，曾希圣與項與年（國民黨第五次圍剿中央蘇區的情報提供者）的兒子項南的不期而遇等，這些撼人心跡的莊重細節的披露和宣介，將情報英雄們智高情篤、心細神敏、義膽俠肝的個人氣質彰顯出來，使讀者體味“只要有人記得，他們就還活著”這句話的深刻意蘊，特別是作品通過對歷史細節的挖掘、梳理和解析，使得“破譯三杰”形象的傳奇色彩更加清晰起來，人物形象也更加豐滿、真實、可親、可信。

三是作品在闡釋集體記憶中傳播“破譯三杰”的典型形象。集體記憶是指一個具有特定文化內聚性和同一性的群體對自己過去的歷史記憶，集體記憶既為某一群體或社會大多數成員所共同建構、分享和傳承，又對群體和社會發展延續具有重要的維系和凝聚作用，在現代社會中，集體記憶有時借助文學藝術的熏染陶冶得以強化和提升。作為人類歷史上驚天地泣鬼神的偉大奇跡，紅軍長征是一部堅守初心、為民而戰、喚醒民眾的雄壯史詩，是中國革命和我軍軍史的巍峨豐碑，早已積淀和升華為幾代國人的集體記憶，長征精神也已熔鑄到國人文化血脈和基因中，成為國民精神的有機質素和重要因子。長篇小說《烏江引》選取最能表征國人集體記憶的紅軍長征作為審美對象，通過在敘事角度、文本結構、語言表述和作品名稱等方面進行智性探索與文體創新，通過解構紀實與虛構之間的界限和放大小說的表達功能，通過對“破譯三杰”戎馬征塵的拂拭觸摸和歷史碎片的打撈拼接，深入考察了掩映在歷史深處的情報英雄的身世遭際和心路歷程，藝術展現了戰爭歲月我軍密碼戰的急迫峻切和情報戰的糾纏鏖斗，從一個奇異視角實現了對紅軍長征這一集體記憶的深度闡釋和再度抉發，也正是在對長征這一集體記憶的深度闡釋和再度抉發中，作品有效完成了對“破譯三杰”形象的文學敘說和社會傳播，使讀者一方面對長征和長征精神葆有更新的意會和更深的領悟，另一方面向站在歷史暗處的密碼英雄致以深切追念和崇高敬意。

美國著名作家哈里森·索爾茲伯在《長征——聞所未聞的故事》中寫道：“閱讀長征的故事，將使人們再次認識到，人類的精神一旦喚起，其威力是無窮無盡的?！遍L篇小說《烏江引》所秉持和弘揚的堅定理想和信念、不怕艱難險阻、顧全大局、嚴守紀律、患難與共、正義必勝的長征精神，無疑是新時代我國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珍貴精神資源，所以，這部作品對于當下國人追尋長征歷史、緬懷革命先輩、汲取“紅色”營養，具有多方現實價值和意義。如今的中國正行走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又是一次波瀾壯闊且充滿艱難險阻的新時代長征，需要團結和凝聚中華民族的一切力量和智慧，需要用長征歷史來燭照現實引領未來，需要從革命先輩的堅定信仰和堅彌意志中吸取精神能量，長篇小說《烏江引》為讀者傳遞和輸送的正是氤氳著青春夢想的精神能量。

（作者系哈爾濱工業大學兼職教授、黑龍江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