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凍土觀測段”

馬曉炎

主持人語

青年寫作的問題近幾年來被反復討論，批評界為此開過的會議不知凡幾，大家似乎普遍對當代文學的某些問題感到憂慮，尤其是對青年寫作的同質化有些不滿。今天，青年寫作者們理應受到更好的文學教育，對本國文學傳統和世界文學資源的了解更為充分，因此在文學技巧上相當嫻熟，大概已超過了前輩作家在同年齡時的水平。但是嫻熟乃至于精巧的文學技巧操練下，文本的可讀性卻不見得提高了多少，文學對于現實的表現力和穿透力似乎反而有所減弱，與之相應，整體來說文學和現實的關系也變得隔膜了?；蛟S重新強調經驗在寫作中的重要性已很有必要。1980年代中期以來，大家日益關注文學內部，偏重磨練技巧，相應地不那么關心題材和內容，甚至鄙薄過去那種深入生活、挖掘經驗的文學創作方法，一定程度造成了對文學的損害。作家和文學都變得有些孤芳自賞，因而顯得孤立和空乏。作為青年寫作者，董夏青青或許是一個反例，她顯然也深諳現代小說的技術，但是卻身體力行，深入邊疆，去獲取自身生活限度之外的經驗，從而充實了她的文學創作，也為軍旅文學提供了新的元素。但是這樣的寫作是否仍有可反省之處？在今天多元化、碎片化的社會現實當中，文學到底應該如何處理那些零散的經驗？而董夏青青以她的努力具體創造了什么，又將往何處去？進而，更多的青年作家該往何處去？希望本期的兩篇文章及董夏青青的回應，能夠多少提供一些答案。

——叢治辰

摘要：董夏青青一直試圖以“無限逼近真實”的方式呈現現代化進程中普通軍人的生活狀態。落實到創作當中，就是續接“體驗生活”的傳統，深入觀察對象，并采用冷靜克制的敘述姿態，群像化碎片化地展示敘事對象，由此造就一種冷冽又直擊人心的獨特風格。然而，這種書寫方式既為董夏青青的作品賦予了特殊深度，又構成其內在局限。董夏青青在一種記錄“真實”的幻覺中放棄了對同質化的警惕，而這種敘事實踐也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只能成為對現實的一種無可奈何的妥協。

關鍵詞：董夏青青;體驗生活;真實

一

幾乎所有論者在談起董夏青青時，都必然提及她本科畢業后主動申請到新疆軍區駐扎十年的人生遷徙。雖然她從未表示要建構某種文學故鄉，但那些頗為出色的作品已足以讓人注意其出自西北邊疆的軍旅經驗。她多次前往博爾塔拉、伊犁、和田、喀什、阿克蘇等地的邊防連隊，與基層官兵同吃同?、?，身體力行承擔起記錄當代戍邊軍人生活的文學責任，其結果便是小說集《科恰里特山下》。2019年，董夏青青調回北京，而后走訪海防軍營，翌年即陸續發表《狍子》《禮堂》等作品，視角由西北轉向各地。而最新力作《凍土觀測段》中，她更是直面邊境斗爭，書寫和平年代的軍事沖突與軍人真實生活狀態，為寫作這篇小說，董夏青青曾用了兩個月時間走訪一線，收集材料。這種以“體驗生活”的方式不斷向現實題材發起挑戰的書寫，在當下文學的整體語境中無疑是極為難能可貴的。

1942年，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呼吁作家轉變立場，改造世界觀，創造以人民為主體的文學。為此，毛澤東特別指明：“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斗爭形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進入創作過程?！雹谠谝浴吨v話》為指導創建的美學規范中，“體驗生活”的書寫要求構成這一時期文學創作的一個貫穿性原則，也得到廣大文藝創作者的熱烈響應——丁玲在1946至1948年間先后在河北各地參加土改工作，完成《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趙樹理長期扎根農村基層，緊扣現實工作中遭遇的問題，結合鄉土與時代特征，寫出《小二黑結婚》《登記》等;周立波則回到家鄉湖南，深入益陽農村，參加合作化運動，寫出了極富個人風格與地方審美特色的《山鄉巨變》;為創作《創業史》，柳青更是在長安縣皇甫村一住就是十多年。時至今日，我們已經很難想象那群在艱苦卓絕年代成長起來的作家，為了寫作是如何嘔心瀝血。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體驗生活”口號有其時代特殊性。它不僅僅是一種以搜集素材、服務創作為目的的寫作方式，更同時成為一種加入社會主義實踐的工作方式，需要作家在深度參與基層工作的前提下進行。因此，大部分作品為了配合政策宣傳和工作需要，都會內含一個“應然”邏輯占據敘事的支配地位，這也成為日后“體驗生活”式寫作不斷遭遇困境的原因之一。

進入1980年代，中國文學界出現由現實主義向現代主義的轉化趨勢，“人道主義”“主體性”等成為這一時期文學界關注的主要議題。伴隨文學的“向內轉”，文學界逐漸從關注“寫什么”，轉而回到文學自身，關注“怎么寫”，強調作家對人物內心活動的探索與對藝術形式技巧的突破，注重個人經驗和記憶。在這種整體背景下，“體驗生活”式的文學組織方式自然逐漸遭到冷落。以馬原、莫言、殘雪、余華、格非等“50后”“60后”作家為代表的先鋒派，彼時拒絕從更為廣闊的現實生活中尋找題材，轉而通過對敘事視角、語言風格、心理經驗等文學要素的探索，著力發掘個人經驗。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開了有關文學觀念和寫作方法的諸多禁忌，并對后來更為年輕的作家產生了深遠影響。但需要警惕的是，對于這一代作家來說，他們親歷了社會歷史的巨大變革，個人世界與外在世界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而今天他們的后輩們，卻大體上生活經驗相似，盡管作家們都憑借自己的獨特之處找到各自風格化的切入點，但經驗的日益匱乏也造成當下書寫內容的日趨同質化。洪治綱在《論新世紀文學的“同質化”傾向》一文中也明確指出21世紀文學的問題在于“同質化”：“作家的個人創作，不斷出現內在的自我重復;一些作家對某些現實熱點現象，進行自覺或不自覺的群體追捧，形成模式化的經驗書寫;不少作家對文化消費的嗜好，進行不加甄別的迷戀式取用，導致雷同化的審美表達;諸多作家對特殊生存群體的存在境遇，進行單一化的經驗處理，等等?！雹圻@一問題尤其普遍地表現在“80后”“90后”作家群體身上。他們要么書寫城市底層青年的失敗命運，要么關注都市小人物的情感糾葛，那些青年和小人物的面目卻大都何其相似。寫作的同質化傾向，說明的恰恰是創作者在挖掘“經驗”時的無力。比較之下，近年來非虛構寫作卻憑借著書寫“真實”而逐漸崛起，成為熱門文學類型，這一現象從側面提醒了文學界當下時代對書寫“經驗”的渴望。

董夏青青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續接了1940年代以來“體驗生活”的書寫方式。據董夏青青回憶，初至新疆，軍旅作家周濤便一再告誡她：“應該到田野里，下到基層部隊去”④。在這一敦促下，董夏青青來到新疆后的第一部創作便是非虛構作品《膽小人日記》⑤。這部作品正是對當年《人民文學》創始的“非虛構”欄目的積極響應。其中散落著董夏青青初到新疆的各種經驗碎片——維族小男孩凱德爾丁與自己的友誼、各族人民的相互幫助與理解、華凌商貿城的逐步恢復以及父母對自己的種種牽掛和由此勾連出的往事回憶。自此，董夏青青邁出了書寫“現實經驗”的第一步。在最初幾年懵懂的探索之后，很長一段時間里董夏青青的筆力集中于對新疆普通居民與戍邊軍人的描寫。

在董夏青青看來，既然選擇了處理當下社會戍邊軍人這一題材，那便意味著自己需要承擔起這份書寫的重任：“因為一時一地，只有我在現場，如果我不說、我不寫，就意味著那些軍人們所經歷的生活仍然只留存在他們的個人記憶中。與此同時，在盞盞燈火中，亦有很多人在等待有人引入強而有力的精神資源，幫助他們度過物質或靈魂的困厄時期。他們需要看到在這偌大地球上的某一處，有人經歷了何種艱難境地，又如何從淵底徒手攀爬而上?！雹迯倪@段話不難看出，身為知識分子，董夏青青對中國軍人當下現實困境滿懷切己的焦慮，并以實際行動承擔著知識分子的道義擔當。她試圖以有限的藝術方式支撐書寫普通軍人的公共關懷，正是這份關懷促使她執著地堅持“無限逼近真實”⑦的方法，沒有任何回避地將某種生活真相全盤托出。她要寫出的是人在困境中的堅韌和善良，以及人性在最絕望的境遇中才能閃現出的光輝。在董夏青青這里，“英雄性”這個概念重新被放置在當下中國邊疆軍營的背景中，它無疑有著更為迫近的真實性，“英雄”被還原為平凡普通的形象，建構在更為平等和個人深切體驗的基礎之上。

為了寫出這種異質性的生活體驗，董夏青青每年都會下部隊與基層士兵同吃同住，積累寫作素材。在她看來“在幾個月里積累大量的寫作材料，之后再分類加工，根據素材尋找故事。這種辦法很花時間和精力，有時候從高原下來一個月都緩不過來。但這是我找到的，最實在也最有效的方法。如果我不能真的看見和聽見，那么故事的虛構也沒有依托。最吸引我進行寫作的，就是把我看見和聽見的，用一種最合適的方式落實到紙上?！雹嗤ㄟ^這種到生活中求真的行動，董夏青青試圖去敞開一種有關戍邊軍人的“真實”。她將目光聚焦于一群被瑣屑、平凡的日常生活打磨的普通軍人，試圖以綿里針的方式強化傳統軍旅文學對理想主義、英雄主義、愛國主義等崇高精神的表達力度，把當代普通軍人的生活狀態以其自身的樣子真切地呈現出來——這群戍邊軍人作為受新時代召喚而產生的英雄，他們不但是當下社會最堅定有力的基石，堅守在祖國基層最前沿，背負著保衛國土與人民安全的重任，同時他們也是一個個具體鮮活的人，有快樂和憂愁，也有遼遠的希望。通過觀察這樣一個長期被宏大歷史話語和傳奇話語描述的群體，董夏青青的確如她所期望的那樣，憑借真實的生活經驗、準確的文學語言以及對情感的極度節制，如實地記錄下當代軍人生活的“典型性”瞬間，寫出了“世間種種不可規避的所謂‘善與‘惡的交鋒時的心志狀態”⑨。

二

至今為止董夏青青的創作可謂條塊分明線索清晰，“軍人”與“邊疆”成為閱讀董夏青青的兩個關鍵詞。在批評家傅逸塵看來，董夏青青“不愿按照以往的觀念概念化地塑造英雄形象，相反她只想盡可能真實地記錄、塑造戍邊軍人的日常生活狀態和人物群像”，在書寫過程中更樂于使用頗為冷峻的敘述姿態，令作品呈現出一種“‘我雖然‘在場，卻沒有鮮明的情感傾向，或投入，表呈的是一種零度敘事的風格”⑩。對此意見，作家同樣表示過一定程度的肯定——她坦言更偏愛冰冷的敘述感覺，也更傾向于“在大量現實素材的基礎上，通過虛構的情節安排，讓人物們自己行動，自己說話，完成自己的紙上人生。如此，既是對這些官兵曾經如是活過的紀念，亦是對一種榮譽生活的尊重。不讓他們的故事在作者的陳詞濫調中，失去擊打人心的力量”11。循此論斷不難發現，董夏青青所要追尋的是一種“無限逼近真實”的寫作，她力求語言的精準與情感的克制，不愿以文學性的敘事與語言遮蔽軍人的生活。換言之，“真實”足以構成董夏青青目前文學創作的核心詞匯，是其創作的不竭動力和最終歸宿。也正是因為對“真實”的追尋，董夏青青的小說質樸凌冽，卻又總能在不經意間直擊人心。

事實上，與其說董夏青青秉持的是一種“零度敘述風格”，毋寧說她只是想要追求一種強烈的紀實風格。多年來堅持走訪基層部隊最前沿的經歷，不僅為董夏青青的創作提供了大量寫作素材，更是在題材選擇與寫作方式上對她產生了巨大影響，以至于在接受采訪時也不無深情地談到“他們（軍人）的價值觀念和行事方式塑造了我的部分人生觀”12。正是在此意義上，董夏青青這種對“真實”的追求，不只是一種藝術風格，還是她作為敘事人對于敘事對象的尊重和虔敬。

董夏青青善于以群像畫手法塑造軍人，穿梭于“部隊”與“家庭”之間的敘事空間，呈現當下軍人群體共處的困局，直抵戍邊戰士生活的本真面貌。這一顯著的敘事特征表現在她的短篇小說集《科恰里特山下》之中。這些小說皆以新疆邊境生活為背景，在粗糲困厄的地域色彩中，于細微處展露邊疆軍人的困惑與無奈。小說集《科恰里特山下》之后，董夏青青又陸續發表《黑拜》《費麗爾》《在阿吾斯奇》等作品，基本延續了《科恰里特山下》的風格。離開新疆后，她調轉筆鋒發表了一系列關于東北海防軍人的作品，如《禮堂》《狍子》等。與新疆時期的《科恰里特山下》相比，這些小說的書寫對象依然是當代軍人群體，而同樣身為軍人的董夏青青對戍邊不易的深刻體認亦一以貫之，使得“部隊-家庭”的敘事模式繼續成為她重要的寫作范式。

在與小說集同名的短篇小說《科恰里特山下》中，敘述者“我”的妻子因孩子的教育問題和不愿意調換工作離開新疆的“我”鬧離婚;參謀長雖然娶到了“阿克蘇最好看的漢族女人”并時?？湟约杭彝ド畹暮湍?，但部隊里大家都清楚，“參謀長周末從不回家，白天待在辦公室，晚上吃完飯還會回到辦公室。團里沒人見過他的妻子和小孩來過院子”13;顧家且愛老婆的李參謀，因為在一次行動中目睹戰友死亡失去了性能力，因此婚姻也走到了盡頭……處于相似困境的還有《在晚云上》里的副團長和連長、《蘋果》里的士官伍振、《河流》里的肖指導員與“他”、《近況》中的“我”和科長。如果不是因為執意堅守在邊境，這群軍人可能不會成為大齡未婚男青年;不會因與妻子日漸生疏，婚姻變得名存實亡;也不會遭遇妻子出軌的尷尬局面。他們本可以像郭昕一樣以“對家庭負責”為由請求工作調動，但在對家庭感到虧欠的同時，軍人更有他們舍棄不掉的榮譽和使命感，可以說某種程度上繼續堅守已然成為他們的一種生命品質。除婚戀問題外，有的軍人還會面臨旁人甚至家人的不解和諷刺：《在晚云上》《近況》《禮堂》《狍子》中軍人父親的身影如山一般壓在副團長、心理輔導員和“我”的身上;《科恰里特山下》《蘋果》《旱獺》《壟堆與長夜》《費麗爾》中來自家庭生存的壓力、來自社會多元價值觀的沖擊，讓他們對自我價值產生懷疑，甚至不自覺陷入某種信仰危機。與此同時，從《科恰里特山下》中的副參謀長“我”，到《狍子》中不爭不搶的艇隊教導員，再到從二次元動漫世界走出來的大學生戰士，在他們心中都蔓延著一種可能不為外部世界所看重的榮譽感，他們每一個人都在獨自承擔、默默付出。

軍人身份帶給他們的孤寂和痛苦，夠現實也夠殘酷。董夏青青筆下的人物雖然沒有太多耀眼的光芒，甚至或多或少存在某種生存困境，但恰恰是這些缺陷、痛苦和困惑，使他們雖無英雄之名，卻擔得起英雄之“實”。在消費主義甚囂塵上的和平年代，雖然世俗價值觀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軍人的價值判斷，但他們仍然堅守在條件極為艱苦的邊疆地區，不僅僅與死亡作戰，也同樣是在與平庸作戰，與世俗作戰。董夏青青以回溯軍人家庭狀況的方式，展開對軍人群體的觀察與思考，以書寫普通軍人當下的真實困境，寫出了和平時代英雄的面貌。

出于對軍人個人情感、生存狀態的關注，董夏青青的小說具有極高的自足性，也因此有著飽滿、犀利的力量。她選擇從“家庭”切入軍人情感世界的獨特視角，表達了自己對軍人與當下社會現實的基本看法，也由此塑造出自己獨一無二的辨識度。但是，凡事都有其兩面性。高頻次群像化的書寫在一定程度上會導致人物個性缺少變化，甚至于小說主題和美學趣味也趨于同質。而沉溺于對同一類型故事的敘述，也會造成真實生活對敘事人的吞噬，使得讀者在大量閱讀董夏青青的文本后，極易產生疲倦感。事實上，董夏青青早就承認自己對于群像化、片斷式書寫的偏好，并解釋了這種書寫方法與自己對人物的理解息息相關：“我筆下的絕大部分人物都是籍籍無名的平凡之輩，他們在有限的軍人職業生涯和個人生活方面，璀璨奪目的時刻屈指可數，如果要將他們的故事集中寫，要么就得把別人身上發生的故事往一個人身上湊，增強其‘傳奇性，要么就可能得記述許多庸常無奇的場景與片段，補充他生命的流動和起伏之間的時刻。相較之下，我放棄了講述一個相對完整、圓滿的故事的企圖心，而希求能將一個人一生中最有‘典型性的時分刻錄下來，讓一個瞬間無限延長?！?4為了人物盡可能真實，這種選擇不失明智?！盁o限逼近真實”的寫作目標讓董夏青青的小說取消了主角，取而代之浮現出來的，只能是《河流》中的肖指導員和他班級里的六個受訪戰士、《旱獺》中的謝爾扎提和無數個越境者以及《凍土觀測段》中許元屹的眾多戰友等一系列人物群像。因為現實生活中并不存在所謂“主角”，存在的只是這樣一群看起來互不相干卻又潛匿著萬緒千端關聯的普通人。

但是，暫且不論群像所昭示出來的是否就是現實未被前理解污染過的原初面目（是否存在純然客觀的零度敘事本就十分可疑），僅就現實的復雜性來看，這種復雜性只能由典型挺進現實之后獲得，而無法通過一種碎片化的現實材料和分散的敘事視角來支撐。董夏青青流連于對個人日常生活經驗碎片的“搬運”，這導致單獨看她的每一篇小說都是出色的，敘述視角和題材也是多樣化的，例如書寫軍婚、父子、死亡、金錢、跨民族愛情等等。但若將所有小說放置在一起閱讀，不難發現她最終關注的仍然是世俗社會與軍人之間的關系，通過對這一類型故事（例如軍人受到的傷害、羞辱、不被理解等）有意無意的重復，董夏青青得以呈現出她筆下軍人群體共處的困局。由此我們不禁要問：現實的“真實”是否只有這些？當下時代，生活本就已經進入一種散文化的沉淪狀態。面對駁雜的現實，群像式碎片化的寫法顯然缺乏有效的闡釋力，如果文學不以一種貫穿式的強勁想象力進入一個絕對的語言烏托邦，那我們將只能止步于咀嚼那別有滋味的苦澀，從而簡化了造成當下現實的多重原因。能否在更為巧妙和隱秘多變的關系中開展小說敘事，從一般性當中創造出特殊性，可以說是董夏青青需要突破的藝術難題。

三

“體驗生活”作為一種文學組織方式，有著極為復雜的層面。在掌握了大量現實材料后，如何通過文學的虛構統合瑣碎的生活材料，進而把“現實經驗”描繪為文學的“真實”，可以說是作家們必須面對的創作難題。

對于董夏青青來說，她所要寫的“真實”，一定程度上是指將自己的文學創作限定在親身經歷、親眼目睹、親耳所聞的事件和人物身上，摒除一切間接的，例如從書籍或新聞中讀到的故事。這種敘述姿態與其說是為了摹寫現實，毋寧說是領悟了現代主義（乃至后現代主義）的結果，其意圖在于剔除以往那些“內涵”或“積淀”一類的東西，拒絕的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在實踐中僵化的部分，是對之前軍旅小說充滿“歷史”與“傳奇”的反撥。只不過董夏青青入乎其內出乎其外，以當下“體驗生活”所獲得的堅實性化解了這一痕跡。

但“體驗生活”式小說不是簡單的寫實，除了要精準把握現實生活里的人物、細節外，更關鍵的是能夠寫出作家對現實生活的認知與理解。作為“體驗生活”式寫作的代表人物，柳青長年扎根在長安縣皇甫村與人民近距離接觸，通過對生活的長期觀察和思考，他以典型人物與典型的社會關系為切入點，敏銳地捕捉到一個時代及其精神的變遷，回答了中國農村去向何處的宏大結構性問題。在這個意義上看，“真實”并不只是與當下現實有關，也與歷史、未來以及作家對世界的整體理解緊密相連。董夏青青如果想進一步貼近現實，或許還需要對她作品中一貫疏離的敘事姿態保持警惕。畢竟，有時刻意寫實和刻意虛構并無本質區別，特別是當這種刻意定位在敘事話語層面上時。固然，在敘述中保持較為疏離冷靜的姿態符合董夏青青記錄當下時代軍人的擔當，但矯枉過正地與敘述對象和事件保持距離，放棄制造邏輯關系、塑造飽滿人物，拒絕以一種強有力的統合性理念貫穿現實材料，就會使小說難以從一般性中創造出特殊性，繼而錯失深入摹寫現實、刺穿現實的機會，失去拓展小說深度和廣度的氣魄。就這一層面而言，董夏青青善于使用的敘述姿態也恰恰顯示出她處理宏大現實問題時的乏力感。

以上問題可以在董夏青青小說對“死亡”這一現象的描述中看到端倪。自寫作伊始，董夏青青便對“死亡”這一主題有著頗為自覺的關切。在《科恰里特山下》一篇中，死亡以及它所攜帶的恐懼不斷摧毀著生者的內心。目睹排長掉入冰河后，李參必須帶著迷彩作訓帽才能入睡，因為他怕還沒成家的排長會在夢中將他叫醒。而科恰里特山下的每一個人都在深夜發出過這樣的疑問：“如果不是他，掉下去的會不會是自己？如果掉下冰窟的是自己，有誰會追出去那樣一段距離？”15——如此現實又如此悲涼。還有得了熱射病的副團長發小、無故消失的魏寧，等等。死亡在董夏青青小說中不斷發生，而活下來的人也要不斷練習接受死亡、直面死亡。但這些對“死亡”的描述大都以碎片的方式存在，淹沒在大量對婚姻家庭、世俗瑣事的敘述之中，不禁讓人感到有些惋惜。

值得一提的是，這一問題在董夏青青最新作品《凍土觀測段》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決?！秲鐾劣^測段》脫胎自她深入一線的采訪與報道。雖然董夏青青是“體驗生活”式書寫的實踐者，但她無意于對傳統現實主義的正面強攻。即使是面對“犧牲”這一本可以無限宏大的主題，董夏青青仍然堅持自己一貫的寫作風格，攜帶冷峻克制的視點頑強地切近當下現實生活。相較之前的作品，《凍土觀測段》結構開始變得更加集中，同時也貫穿了董夏青青對于“死亡”概念的思考。圍繞“許元屹”的死亡，董夏青青關心的是“當時什么人在場？在場的人如何看待許元屹的犧牲？不在場的人有誰？他們又會因為聽聞這件事，產生怎樣的情緒和想法”16。循此思路，她展開了對包括敵方戰士、我軍戰士與工作人員等近二十人的描繪，從無數人的回憶碎片中為我們再造了犧牲者許元屹——他不僅僅是一位守邊衛國，善良講義氣的英雄，同時也是一個有點困惑有點愛好，為了幫妹妹治病甘愿向生活伏低的小人物。

在掌握大量的采訪資料后，董夏青青沒有采取傳統現實主義的寫作手法去塑造典型性人物形象和傳奇化人物故事，而是通過群像式的描寫，在十余人的回憶碎片里讓英雄許元屹的面目逐步清晰。從上等兵嘴里我們知道了許元屹讓出電臺，保護他人的善良;從許元屹生前的絮語中，我們拼湊起他的家庭狀況與過往經歷，看到了他獨自肩負的生活重擔。我們看到許元屹父親沒有掉一滴眼淚卻把每個墓碑都看了一遍;指導員把“許元屹”三個字寫在衣袖右臂，并撿起了多年不抽的香煙;許元屹母親則一遍又一遍發出疑問：“我兒子，他是英雄嗎？”……沒有悲天蹌地的哭喊，死亡卻直擊人心。董夏青青想要展示的不再僅僅是一個個碎片化的人生經驗，她同時希望我們看到——盡管“犧牲”是一個社會事件，但相較于宏大敘事我們更應該關注每一個個體，因為“死亡”歸根到底是私人化的問題。董夏青青以體驗生活的書寫方式快速切入當下的突發事件，并在保證細節真實的前提下將真實材料藝術化重造，這種向現實題材持續發起挑戰的努力，無疑是可貴的也是成功的。

董夏青青不僅僅要書寫英雄之死，也更是希望通過英雄之死向我們展示“死亡”的余震：敵對方活下來的士兵因為害怕，遲遲不愿背起自己戰友的尸體;劫后余生的上等兵心理受到重創，卻在接受治療后堅決選擇留隊，要替犧牲的班長把他的活好好干下去。就像軍醫說的那樣：“事情一出來，原本要留下接著干的，不干了，原本想走的，要求留下來。對象也是，原本要結婚的不結了，死活要分的，經過這一段時間找不著人，不肯分了又17”。但仍多少有些遺憾的是，董夏青青的敘述似乎還是未能挺進真實事件的內里，賦予每一個人物以自身的邏輯，于是我們無法得知離開的人經歷過怎樣的心理搏斗，而留下的人是靠何種心智苦守邊疆，又是如何實現自我完成。

這或許正是當下碎片化時代的真實寫照，同時也是董夏青青執意追求“無限逼近真實”的寫作姿態使然。當凍土的零度敘事和觀測的疏離姿態已經令人感動不已的時候，我們不禁開始期待一個跨越“凍土觀測段”的董夏青青，期待她在接下來的書寫中不再止步于觀測人物，更可以在駁雜的現實中找到屬于自己的方向，倔強地介入、挑戰并刺穿現實。

注釋：

①11《激揚軍旅文學新風采》，《解放軍報·長征副刊》2019年5月22日。

②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0-861頁。

③洪治綱：《論新世紀文學的“同質化”傾向》，《中國文學批評》2015年第4期。

④路艷霞：《9年60個邊防連——董夏青青推出〈科恰里特山下〉》，《北京日報》2018年7月28日。

⑤董夏青青：《膽小人日記》，《人民文學》2010年第4期。

⑥任晶晶：《強軍興軍征程上，軍旅文學有廣闊發展空間》，《文藝報》2020年7月31日。

⑦董夏青青：《學而時習之》，《文藝報》2018年5月18日。

⑧董夏青青：《重新看待世界和人性的起點》，《大家》2017年第6期。

⑨1416董夏青青、文藝：《渴望寫出當下軍旅生活的質地與肌理》，《解放軍文藝》2022年3月21日。

⑩傅逸塵：《“在場”的“零度敘事”》，《軍事文化天地》2018年第9期。

12張瀅瑩：《董夏青青：嘗試用作品展現對“人”新的發現》，《文學報》2018年6月22日。

13董夏青青：《科恰里特山下》，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版，第14頁。

15董夏青青：《科恰里特山下》，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版，第23頁。

17董夏青青：《凍土觀測段》，《收獲》2021年第4期，第17頁。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

責任編輯：趙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