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娼妓”到“學員”

俞哲昊

關鍵詞：娼妓;學員;建國初期;身份轉變

中圖分類號：K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 — 2234（2022）05 — 0098 — 05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但舊社會遺留下來的陋習以及近代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影響下的腐朽思想仍妄圖在這片獲得新生的土地上繼續滋長，這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社會問題諸如游民、黃賭毒等問題依舊存在，對這些問題的治理迫在眉睫。娼妓作為人類社會千百年來既有的一個群體，素來是中國共產黨所不能容忍的存在。娼妓制度意味著對女性身體的踐踏以及女性地位的貶低，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男性女性應有同樣平等的地位。不同于西方女權主義“女性”（female）的提法，在思想上，中國共產黨尤其強調婦女（woman）的語境，即將社會生產與女性聯結在一起，強調其勞動女性的地位，以此為基點開展了一系列的婦女運動，以期塑造“新女性”。[1]本文擬從娼妓自身情感體驗以及身份建構的角度，探究娼妓身份的轉變情況。

一、娼妓的態度：接受抑或是反抗？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采取了一系列雷厲風行的措施以穩定長期混亂的社會。社會治理運動相伴而行，在全國各地開展，游民問題作為較為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對此群體的改造也成為了重點。游民指的是從事不正當職業的人們，新中國成立以后對游民的定義主要依照毛澤東在1926年所寫的《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革命的態度》一文中所說的“兵、匪、盜、丐、娼妓”這五種從事不正當職業的人群。[2]娼妓作為游民亦被列入至改造的對象中。在這場運動中，主要有兩種禁娼模式：天津模式、北京模式。前者采取的是寓禁于限的方式，使用行政手段限制娼妓業發展，使其逐步萎縮，從而達到禁娼的目的，具有循序漸進的特點;后者采取的是一舉關閉妓院、斷然禁絕的方式，具有直接快速的特點。[3]

北京市是實行禁娼較為成功的代表。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通過了《關于封閉妓院的決議》，治安機關立即奉命執行，一夜之間，將所有妓院封閉。對于這個“有關婦女解放，國民健康之重要措施”，《人民日報》在11月22日發表的文章中指出，全市人民熱烈擁護，并將“一致協助政府進行?！盵4]北京以突擊方式直接關停妓院，對老鴇和龜公加以管制，并將其中的娼妓集中收容管理，并送入教養院進行思想改造。

這一系列迅速的行動使得妓女們脫離了苦海。北京各界人士對禁娼行動表示了贊許。天津市在1949年8月18日就擬定了《管理樂戶及妓女暫行辦法草案》，并在9月24日批準實施，實行了寓禁于限的方式，對娼妓業進行控制，逐步取締娼妓業。上海、武漢、哈爾濱、福州等地也著這一時期采取了行動。部分妓女們在知道自己被解救時對黨和政府表現出了感激之情，認為自己在黨和政府的禁娼運動之下重獲新生。

但在妓女中，猜忌與不信任、對未來的憂慮還是占了上風，禁娼運動并不是一帆風順，各地都有反禁娼運動的情況。例如北京市，在妓女被集中在教養院的開始幾天，大多仍懷有顧慮，表示不滿，有的甚至故意起哄，甚至企圖鼓動大家逃跑。[5]在黑龍江的佳木斯，由田淑碧等人發起的教養院鬧事事件引起了不小的風波。[6]309-316諸如此類事件在全國均有記錄，可見娼妓也并不是完全支持黨和政府的政策。

既然娼妓這一群體是被壓迫的、深受摧殘，那她們之中為何還有這么大一部分人仍會反對取締娼妓業，轉而支持恢復娼妓業？首先，這與歷史上的禁娼政策有關。中國古代也時有禁娼運動，但多數只禁私娼暗娼，扶持公娼。不論采取何種禁娼政策，最終公娼都將收歸國家管控，為政府輸送花捐雜稅，在此情形下，娼妓的權利依舊無法得到保障。新中國成立之前也采取過禁娼行動。最具代表性的是1945年8月到1949年5月期間在上海采取管制娼妓業的辦法，采用注冊、領取執照、對妓女體檢的方式，把她們嚴格限制在一定區域內允許她們開業。將娼妓業納入到合法的體系，改善“勞資”（即娼妓與老鴇）關系，從而改善妓女的“性勞動”環境，但最終以失敗告終。[7]歷史上廢娼運動的失敗使得娼妓們對中共的政策產生了懷疑。其次，妓院老鴇及龜公對娼妓們所進行的哄騙也是一大因素，老鴇們利用娼妓猶豫不決的心理散播謠言，諸如“八路軍將妓女許配給煤黑子等荒謬傳言”。[8]社會輿論傾向導致妓女對中共的政策并不理解，而此時黨和政府沒有對輿論及時引導，在妓女進入教養院后，才對這一思想加以糾正。最后，在娼妓群體內部也存在不同等級。高級妓女在妓院中生活優越，被老鴇剝削程度較小，可能并不存在極大的階級壓迫與階級仇恨。對這一部分妓女來說，她們可能會對黨和政府的運動進行抵制，而她們也會煽動被壓迫較為嚴重的中、下等妓女，以達到自己目的。

禁娼運動的順利進行需要減少社會上出現的反對聲音，社會輿論引導成為重中之重。最初的新聞報道都稱將妓女解救于苦海，因而贏得了社會的支持，但事實上這些宣傳在對妓女的收容改造方面并沒有起太大的作用，娼妓的反抗行動往往也相伴而行。

展現出禁娼的決心輔以對娼妓的思想教育及優待成為了主要辦法。既往政府對禁娼運動總是不了了之，且采用將公娼收歸國家管控的手段較多，即娼妓制度依舊存在，并未完全禁絕。而中共在一開始便斷然關?；蛳拗萍嗽?，廢除娼妓制度，這比以往的政策展現出更大的決心。關停妓院后，黨和政府主要采取的措施是將娼妓的改造與妓院老鴇的懲處相結合。對妓院老板的懲處使得妓女，特別是中下等妓女敢于發出自己的聲音。在心理上利用訴苦運動，以帶動被收容的妓女群體對舊社會的憎惡;在生理上對娼妓進行身體檢查，治療其性病，以獲取娼妓的信任。經過這一系列措施，妓女的情緒趨于平穩，態度也開始發生轉變。

二、洗刷“舊容”：“娼妓”身份的剝離

從理論層面來看，在新社會中，“娼妓”的身份必須要從這一群體身上被剝離出去，而消除這一群體的合法性又依賴于對“娼妓”身份的建構。在共產黨建構的話語體系中，對娼妓進行論述時，首先說明了其是被剝削的群體，但又提到她們同時也是墮落的群體。正是在此種思想的指導下，對娼妓的主要處理方式是進行改造，而非像對老鴇那樣直接懲處。在以往的話語中，娼妓是包辦婚姻中的調和劑，她能為男性提供社會陪伴以及性服務，為男性提供情感寄托。而在婚姻自由被提倡后，婚姻不只是家族的附屬物。在這樣的關系之中，由于丈夫和妻子雙方都具有感情基礎，夫妻二人就能互相擔任社會陪伴及性伴侶的角色，此時娼妓的存在價值只有“性”。在這種環境之下，娼妓只能將性作為商品出賣，而不存在社會陪伴的作用。建國后中共同樣提倡婚姻自由，在1950年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中就明確了這一點。[9]此時的娼妓完全淪為被剝削的出賣“性商品”的主體，這對女性而言是一種極大的貶低。自此，娼妓是男女不平等的象征，不再被需要，如此建構出的“娼妓”身份必須被消滅。這是從這一群體的定性來看娼妓這一群體在人們腦中形成這一形象的原因。

在反復的宣傳下，特別是在通過教養院中的訴苦運動，將妓女的苦難訴諸大眾之后，這一效果更為明顯。新中國成立初期，經歷土地改革等運動后人民的斗爭意識進一步得到增強，舊社會存在階級壓迫這一觀點被廣泛認同。在此影響之下，娼妓作為下層群體，她們同樣受到階級壓迫也是相當尋常的一種表達了。相關娼妓訴苦的文本有很多，主要來源是報刊與史料集，例如魏長海采訪到的一位老婦，其中便提到了老鴇韓金坊對她的非人折磨;程惠茵自述的被虐待的經歷以及所見所聞的同伴們的經歷。[6]291-307這些文本產生了輿論引導的作用，而其中嵌入階級壓迫的語言無疑加重了“娼妓”群體需要被解救的迫切性。

同時對娼妓制度本身，黨和政府也進行了嚴厲批判?！度嗣袢請蟆吩?949年11月22日的評論性文章在第二段的開頭中就指出，娼妓制度是一種極野蠻極殘酷的封建制度。其后又控訴了剝削階級——封建統治者和官僚資產階級壓迫人民，將破產者的妻女趕到妓院里，以此發泄獸欲。[4]娼妓制度被打上了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烙印，這與新政權的訴求完全不符，因為新政權代表人民，有必要解救舊社會下被剝削壓迫的人民。

至此為止，不論是“娼妓”身份的建構，還是對娼妓制度的性質認定，其主導者是改革者，而沒有妓女參與，妓女一直處于被建構的過程中，她們并沒有渠道進行發聲。新中國成立之前的改革者就已采用一套娼妓危險以及拯救娼妓的話語體系。近代以來，中國的深受帝國主義國家的壓迫，這種帝國主義的權力關系被帶到了娼妓與社會的關系之中，即娼妓全部都是受壓迫的群體。[7]新中國成立以后的階級壓迫的國家語言更加深了這一情況，強調了娼妓是被剝削壓迫的群體這一屬性。種種努力都是為了強調“娼妓”的不合法性，以便消除“娼妓”身份的社會障礙。

在此種話語的影響之下，來到新社會的妓女也會逐漸認同自己是被壓迫的階級。但是事實上，在娼妓群體的內部還存在所謂的高等妓女、中等妓女和下等妓女之分，妓女所在的妓院也存在不同等級，服務的對象也有所區別?？梢钥隙ǖ氖?，下等妓女受盡了壓迫，多數史料中訴苦的文本多出自下等妓女，而高級妓女總是以紙醉金迷的形象出現，并且經常性地破壞改造運動。因而這一群體的組成也是非常復雜的，并不僅僅是被壓迫或是墮落的形象。妓女本身是一個大群體，她們將自己歸入到娼妓這一身份之中，這就給自己貼上了“娼妓”這個大的標簽。這個標簽是在社會以及自身二者共同作用下施加的。但娼妓群體內部存在內群體，即一個小圈子，表現為高、中、下等妓女的區別。高級妓女為了獲得自尊，她們會傾向于將自己歸入到這一內群體中，同時會詆毀群體中的外群體，例如中、下等妓女，從而獲得自尊。這就是高等妓女在心理上認為自己具有優越性的一大原因，往往表現為不接受改造，傾向于恢復娼妓制度。在物質上，高等妓女也往往具有優越性，受妓院老板的剝削程度較輕。由于與社會上流圈子有所往來，在舊社會還存在一定的社會地位。對于這部分妓女群體，最契合墮落一說，這也是禁娼運動的一大不穩定因素之一?？梢?，對“娼妓”群體的定義是兩個方面的結合，并非僅僅是建構出被壓迫這一情況，還建構出了被腐蝕的形象，在對妓女群體進行重新審視時也需要關注這一點。

三、換上“新裝”：“學員”身份的認同

在進行禁娼運動后，娼妓的去向基本被鎖定在了婦女生產教養院（所）以及一些勞動改造農場，其中絕大多數被收容的妓女存在于教養院。教養院成為了娼妓改造的主要場所。

教養院內的改造行動有一個較為普遍的特點：娼妓在進入教養院后，不再稱其為妓女，而稱其為“學員”?！皩W員”這一稱謂在全國各地的教養院中廣泛應用，最具有代表性的幾個城市，例如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在這一點上具有一致性?！皩W員”在詞典中的釋義為：一般指在高等學校、中學、小學以外的學?；蜻M修班、訓練班學習的人。[10]從詞義上來看，“學員”這一群體主要指的是學習的人，帶入到建國初期的禁娼運動中，“學員”就指的是在教養院學習的人。當“娼妓”的合法性被摧毀時，必然會造成原有的娼妓群體自我認知的迷惘。在黨和政府的運作之下，“娼妓”成為了舊社會腐朽制度的衍生物，這完全否定了其存在合法性。同時塑造的社會輿論基本傾向于妓女被如何如何蹂躪或者是其腐爛的生活態度，這就導致了社會輿論導向也厭惡娼妓的存在。建國以前在妓院諸多的大城市中多盛行蚊蟲報及指南書，主要是面向嫖客方的介紹高級妓女的一種讀物。高級妓女被描繪為光鮮亮麗的形象，成為嫖客們所向往之物，建國后這種情況已不復存在。在將“娼妓”這一形象用壓迫與被壓迫的話語解釋之后，“娼妓”這一群體已被宣告了死亡。而在被收容之后，稱其為“學員”便是一種重塑自我認知的過程。

以北京婦女教養院的改造妓女工作為例，原先的娼妓在被收容之后，教養院的教員首先向學員們解釋了政策，并且安頓其基本生活。同時為了穩定情緒，還將部分學員的家人請來一起生活。教養院還對學員進行性病檢查，治療了其在做妓女期間所患的性病。在此之后進行思想教育，開展訴苦運動，學員們組成小組控訴妓院領家，從而加深自己對舊社會剝削制度的理解。而集體性的控訴運動能夠加強群體的一致性以及對自身的自我認同。在控訴的同時，還對學員進行文化、技能教育，并對其進步進行鼓勵，提升其學員屬性的認同感。除此之外，最關鍵的一步便是進行勞動教育。在全套改造完成后，參加生產，重做新人。[5]其他地區的教養院改造學員的過程基本大同小異，總結一下便是以下幾點：穩定心態、治療疾病、訴苦、思想與勞動教育、參加生產。

可以看到，改造的最終目的是參加生產，在此之前的“學員”身份對于這一群體來說是一種過渡性質的身份，并不是最終目的，舊社會的娼妓要通過學習的方式獲得新社會的價值觀，從而成為一名勞動者，也就是“社會主義新人”，這一稱謂在五四運動時期就已從蘇聯傳入中國。所謂的“社會主義新人”主要具備這樣的特點：能夠站穩階級立場，以集體、黨國為重，發揚勞動光榮的精神，實踐男女平等。[11]可見，教養院中所有的教育的指向都是使學員成為這樣的“社會主義新人”，“學員”僅僅只是處于改造鏈條上的中介。使“娼妓”剝去原有身份認同“學員”的身份主要目的是成為“新人”，因此，審查禁娼運動是否成功的關鍵在于舊娼妓能否成為“新人”而非“學員”，在教養院中的成功并不能成為評判運動成功的標準。多數學員在改造后確實成為社會主義新人，但事實上還存在一定數量的人重操舊業，北京市在其后的一次調查中顯示，350名野妓暗娼出身的人中，妓女有167人，占到了48%。重操舊業的部分妓女可能仍舊癡迷于金錢，“在公園內陪溜達的五千至一萬元，在公園內或暗胡同內交媾一次的一萬至兩萬元，住旅館的兩萬至四萬元，個別也有一、二十萬的”，這種收益促使“學員”沒有成為“新人”，干起了舊日的行當。[12]福州市在1951年即進行了禁娼運動，在將這批暗娼游妓收容后，1955年又進行了一次大型的娼妓收容工作。[13]這些事例來看，禁娼運動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即使“學員”身份被成功建構，但是在最終“新人”身份的建構上還存在一定難度，這部分群體又符合了“娼妓”的墮落性一說，運動初期過于強調“娼妓”的被壓迫性而相對忽視其墮落性可能是出現這一情況的原因之一。

四、結語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禁娼運動確實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從娼妓身份方面來進行再審查時，可以看到這一系列舉措的實際效果并不是完美的?！版郊恕痹谧兂伞皩W員”進行學習改造后，還是有一部分人沒有轉化為“新人”，她們還是“娼妓”，產生這一情況的原因與教養院的改造模式有很深的聯系。中國共產黨的理念之一便是解放女性，而妓女作為底層女性的代表，解放妓女便成為了里程碑式的任務。底層意味著被舊社會統治階級壓迫，意味著他們無法發出自己的聲音。因此我們所看到的有關妓女的文獻幾乎都出自舊時文人的贊美以及近代以來改革家們對妓女的同情，妓女本身的底層屬性使她們并不能通過文本發出真正自己的聲音。所有一切關于妓女的文本都被文本制作者加工過，從而帶入自己的情感傾向。在對妓女處境的文本描述進行審查時，安克強指出，其中有關暴力的記載大多為重復事例的第二手敘述，普遍描述為“虐待”。從邏輯上來講似乎鴇母并沒有興趣去超越一定的限度而使她們的“生產工具”遭到可能的破壞。[14]對妓女描寫的文本總是趨于兩極分化，一方是高貴典雅、養尊優渥、搜刮嫖客，而另一方卻是受盡虐待。究竟妓女到底是何種處境，我們只能通過當時的文本制作者提供的信息進行想象性建構，這一點同樣體現在禁娼運動中。當娼妓群體需要被消滅時，對娼妓群體采取了較為中庸的雙重屬性解釋模式，但在實際改造過程中卻又傾向于其是階級姐妹，這種做法可能是這一群體中有一部分人反復墮落的原因。

〔參 考 文 獻〕

[1]侯艷興.性別、權力與社會轉型[D].復旦大學，2008.

[2]王學泰.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增修版）[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15.

[3]郭艷英.新中國成立初期娼妓改造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93.

[4]削去人間一不平——談北京市封閉妓院[N].人民日報，1949-11-22（06）.

[5]陳泓.北京婦女教養院的改造妓女工作[N].人民日報，1950-02-09（04）.

[6]《文史精華》編輯部.近代中國娼妓史料（上卷）[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7]（美）賀蕭.危險的愉悅：20世紀上海的娼妓問題與現代性[M].韓敏中，盛寧，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8]馬維綱.禁娼禁毒——建國時期的歷史回顧[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50.

[9]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民法教研室、資料室. 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資料選編（一）[M].1982：14-15.

[10]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 現代漢語詞典（第5版）[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1548.

[11]余敏玲.形塑“新人”：中共宣傳與蘇聯經驗[M].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343.

[12]北京市檔案館.96-2-20，北京市乞丐、野妓、流氓、小偷情況報告（1952年8月18日）[C]//廖勝平.北京游民改造研究（1949-1953）[D].中共中央黨校，2010.

[13]福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福州市志（第6冊）[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582-583.

[14]（法）安克強.上海妓女：19-20世紀中國的賣淫與性[M].袁燮銘，夏俊霞，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68.

〔責任編輯：包 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