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文學史學的演進

趙普光 石珠林

摘要：七十余年間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敘述以及建基于此的當代文學史學，呈現出復雜的演進過程，形成了各階段不同的狀況、格局與特征。從重要文學會議發言決議、文學史觀的更迭、文學史分期命名、文學史編纂等四個方面觀察當代文學史學建構及演進過程，可以更全面地展示中國當代文學史學形成的歷史線索，也能更立體地窺見文學史學發展與時代變遷之間的呼應、強化、調適、緩沖等共振和回聲。

關鍵詞：中國當代文學史學;文學史觀;文學史分期;文學史編纂

一

中國當代文學史有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即其組織性、規劃性，而其規劃性最重要的體現和推動則在于七十余年來屢次的文學會議決議上。文學與社會、時代的共振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得尤其鮮明而深刻。文學會議是“整合文學隊伍、規范文學秩序、調整文學政策、規劃文學進程的重要方式和手段”①，因此，文學會議決議在中國當代文學史和文學史學研究中的意義極為重要。

當代文學史學建構中，最具界碑意義的是“第一次文代會”。1949年7月2日至19日第一次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召開。郭沫若、周揚、茅盾等人的報告明確指出了當代文學史的方向。會上，郭沫若作了《為建設新中國的人民文藝而奮斗》的總報告②。他總結“五四”以來三十余年文學的歷史，將“五四”以來的文藝解釋為“新民主主義的文藝”即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的文藝。郭沫若的報告貫徹《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下文簡稱《講話》）精神，推動了新中國成立以后文藝“一體化”走向，以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講話》等作為書寫和闡釋現代文學歷史發展、規范新中國文學未來使命的基本原則、框架和綱領。

周揚的《新的人民的文藝》③的報告明確宣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規定了新中國的文藝的方向，解放區文藝工作者自覺地堅決地實踐了這個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經驗證明了這個方向是完全正確，深信除此之外再沒有第二個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錯誤的方向?！焙茱@然，周揚報告將解放區文藝的經驗作為新中國未來文藝的方向來推廣，確認了解放區的文藝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藝。與周揚相對應的是茅盾的報告④。他將十年來國統區的文藝運動定義為“配合著政治形勢的發展而進行斗爭”，從總的方面肯定了十年來國統區的進步的革命文藝運動“是能夠配合著各個時期的革命形勢在思想斗爭上起了積極作用的”。和周揚的報告確立解放區文藝的主流和正確的方向不同，茅盾的這篇報告則主要檢討了國統區革命文藝運動的種種問題。第一次文代會上的三篇報告都“不約而同”地體現了毛澤東文藝思想特別是《講話》在新中國成立以后文學創作及文學研究上的深刻影響。這次會議對此后文學的創作、研究及歷史的構建限定了范圍，作出了規約。1949年“第一次文代會”確立并逐步調整完善的社會主義文學制度，注定了政治是主導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關鍵因素。

另一次影響最為重大的是“第四次文代會”。這次會議的兩個報告最具標志性。一是鄧小平1979年10月30日的《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辭》⑤?！蹲＾o》指出了文學發展的方向和任務，明確提出了這樣的意見：對文藝工作“不要橫加干涉”，文藝創作是一種復雜的精神勞動，不能“要求文學藝術從屬于臨時的、具體的、直接的政治任務”，而應尊重文學藝術的特征和發展規律?！暗谒拇挝拇鷷闭匍_之后，“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新“二為”方針得以確立。會議的第三天，周揚作了《繼往開來，繁榮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文藝》⑥的專題報告。這篇報告最突出的是重提了文學創作當中的三個重要命題，即文藝與政治的關系、文藝和生活的關系以及文藝上繼承傳統和革新創造的關系。1949年以來這三組關系始終糾纏著中國當代文學創作與研究。其間的各種爭論、調整、挫折、困頓無不與此相關。周揚重新清理了三種關系，可視作是對鄧小平《祝辭》的進一步細化和延伸。在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第四次文代會”以及鄧小平的祝辭和周揚的報告，預示著“文革”之后文藝界的復蘇和重組的開始。

文學會議報告決議是當代文學制度化實施的一種重要方式。從1949年“第一次文代會”至1979年“第四次文代會”，以及此后的多次重要的文藝會議，產生并留下了對文學創作和研究有著重要影響的會議文獻?！皶h不斷凝聚著社會的觀念和情緒，重新塑造理解社會變化的敘述眼光和意義結構。會議本身就是一種集體組織方式、代表大會又是現代議會政治的產物?！雹咦鳛槟撤N儀式的會議，是一種組織化的“運動”實踐。這些文獻往往又是以權威讀者的“發言”為載體：或是重要的文學會議講話，或是重要批示與決議，或是代表官方意志的文學批評，或是對近期文學發展歷程、文學運動、文學現象的理論總結。

事實上，會議的議程往往并不是在會議的“當時”定下的。有研究者指出，會議的召開都有一定的社會歷史背景，會議最后被凝結成一種會議“精神”，被傳達到會場之外，很快就成為了社會的主導話語，會議所通過的決議和文件也下發到相關單位，成為一種政策和規定。這樣，會議就建構起了社會的情感態度和思想認知，實現了對社會現實的認知和解釋，并最終成為人們認識社會的先在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它幫助并代替人們對世界的認識，顯然也限制了人們對社會認識的真實性和完整性。尤其是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社會環境里，主流意識形態借助于會議不斷改變著人們的思想觀念和認知方式，發揮了無可比擬的作用。會議既是社會現實的濃縮，也可能造成對現實意識的遮蔽。當人們完全按照會議所描述的認知方式和精神結構去理解社會現實的時候，社會變成了會議設計的社會，現實也成了一種被意識形態化的現實。作為個體的文學家和批評家表面上覺得自己是獨立的，可以直接、自由地認識現實，但實際上，他的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早已由社會意識形態確定了，他的認識在感覺上成了自己的，實際上卻是社會的，這也是社會的被意識形態化過程。只不過，會議在這一過程中擔當了重要角色。當代文學政策的調整、文學秩序的轉換也體現了這樣的意識形態化過程，也主要是在文學會議中去實現和完成的。⑧

無論“報告”抑或“講話”，在“會議”上“討論”并“通過”之后，最終都是作為一種“文藝政策”推行的。雖然一些講話（報告）最終公開發表時，署名者往往是黨政及文藝界的領導人或者權威人士，但它們的起草往往不是個人行為，而是一種集體意志，它自然也不可能是權威讀者個人的意志，而是政治權威話語的一種表達。

作為一種“集體姿態”的“聲音”，文學會議與其通過的決議文件一起，將“個體姿態”納入一體化的“計劃”之中，建立社會主義語境下的文藝一體化。會議的效用并不是單獨發生的，其本身的權威性，加以權威性的發表媒介，使得官方主導的文學會議與文學期刊在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的發展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文學會議會產生文學機構及其領導層，既要總結過去的文藝經驗，又要“指導”后續的文藝創作、批評和研究。在權威期刊的配合和貫徹下，“寫什么”以及“怎么寫”的問題被清晰限定。報告者/文章作者轉變成一種集體的“表達”。

二

任何文學史書寫實踐都離不開文學史觀，文學史理論觀念關涉研究者如何看待文學史的問題。它的形成，一方面源于研究者自身對文學歷史的理解，一方面來自時代思潮的影響。20世紀五六十年代，文學及文學研究呈現出“一體化”的特征，文學史成為革命斗爭史的分支與反映。歷史進入新時期，現當代文學史研究開始日趨多元，諸種強調現當代文學史“文學性”“文化性”的文學史理論觀念逐漸得到學界認同。1990年代及21世紀后，學科內部反思日益深入，文學史理論觀念呈現出多元并存的局面。當代中國七十年間的文學史研究留下來的文學史著述，投射出時代對文學研究的影響，也映現文學史學與時代風云之間的共振和糾纏。

文學史學研究離不開文學史學基本理論的探討以及相關問題的爭鳴。時代潮流的映射、學術思潮及研究者治史理念是影響文學史理論、觀念的重要因素。無論是對“五四”以來新文學的性質、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闡釋、還是有關文學史的有機組成、命名與分期問題，都是當代文學史研究中無法繞開的問題。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政治力量的干預下，文學史研究呈現出政治立場至上的傾向。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下，文學創作的審美趣味、美學傾向以及研究、批評的立足點相對統一。革命審美經驗下的斗爭美學成為了時代的創作與研究主潮，文學史也成為革命史的分支和反映。1950年代初，一項急切的任務便是對“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出性質上的規定，具有重要意識形態功能的文學始終處于調控之下?！拔逅摹毙挛膶W所有的特質也經過了宏大話語的篩選。

邵荃麟1959年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五四”文學的發展道路》⑨即是一例。文章核心是“五四”文學的歷史評價問題，他非常明確地將非革命的因素剔除，留下了革命線索?！拔逅摹毙挛膶W被描述為“五四時期的革命文學”。循此，文章將魯迅、郭沫若等定義為革命作家，并將他們的創作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勾連，于是他們也就被樹立為知識分子思想的典范。這實際也是時代風習的指認，只是這篇文章更加直接和典型，時代印痕顯得尤為清晰。

這種規定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一些早期的“討論”與治史實踐大致顯示了這一趨勢。早在1948年秋，時任華北大學教授的李何林在講授《近三十年中國新文學運動》時草擬了一個《近三十年中國新文學運動大綱》，提出中國現代文藝思想在1917年至1927年間是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發展和無產階級文藝思想萌芽的階段，由此他把“五四”時代的新文學運動定性為資產階級領導的文學運動。時任華北大學的領導范文瀾、錢俊瑞、何干之等對李何林《大綱》中的觀點提出了不同意見，由此雙方展開了討論。李何林根據他們的意見對自己原來所持的觀點進行了有限度的反省和調整，最終于1950年5月4日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五四以來中國新文學的性質和領導思想問題——〈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自評》一文⑩。從歷史的角度看，李何林的文章作為知識分子治史觀念轉變的樣本之一種，從某種程度上預示了后來文學史治史理念的轉型，從中也體現出在歷史的書寫中個人理念與時代洪流、集體姿態之間的調適。

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運動隨著新政權的建立緊鑼密鼓地進行，作為社會主義文化場域中之重要一環的文學，亦亟待建設符合社會主義文化空間及其想象的理論，以更好地配合社會主義建設的時代宏觀語境?！吧鐣髁x現實主義”的創作及研究理念逐漸成為時代話語主流。

作為當代中國文學理論與批評的主要方法論，“現實主義”有其自身發生、演變的歷史。特別是1950年代它被定義為社會主義文學創作和文藝理論的“標準”，顯示出社會主義語境下文藝理論建設的急迫性以及文藝創作指導的必要性。由于時代話語的規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內涵及外延并不一直都是穩定的，對其闡釋的話語權一直與主流意識形態的需要及規約緊密相連。1952年敏澤發表在《新建設》上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還是“新民主主義現實主義”》11，針對當時報刊雜志中“新民主主義現實主義”的廣泛使用提出了批評，批評的依據是《蘇聯文學史》、毛澤東的《新民主主主義論》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一觀點的提出，體現了部分知識分子緊追形勢的某種迫切感。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各種政策被陸續實施，文藝運動此起彼伏，文學也要即刻尋求某種確證，這篇文章即是歷史的一種見證。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成為了文藝創作及文學批評所遵循的唯一原則和標準之后，勢必要對與之齟齬的部分進行“教育”并“改造”，使“一體化”的規約得以順利行進。1952年12月11日，何其芳在胡風文藝思想討論會上的發言《現實主義的路，還是反現實主義的路？》12，在某種程度上即是這種實踐。與此相伴，文學史建構、文學審美傾向以及文藝創作方法等也都向著一個新的方向轉變。

在“解放思想”以后的新時期，現當代文學史研究開始調整，文學史上的諸多問題，也面臨著重評，尤其是1930年代左翼文藝運動更直接涉及1949年以來的文壇糾葛。陳荒煤1978年發表在《文學評論》上的文章《關于兩個口號的論爭問題》13指出：“正確評價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藝運動，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還歷史以本來的面目，是徹底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的一個重要前提?！薄皟蓚€口號”的論爭，不僅是一個文學史的過去時，也是后來一直糾纏的進行時話題。如何評價，就成了一個頗不簡單的問題。陳荒煤的文章對于我們梳理歷史事實大有助益，當然文章也有著“過渡期”的某些特點。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隨著主流意識形態的“撥亂反正”而興起的對現代文學的“重評”，促進了現當代文學學科的“復蘇”。思想解放的春風，使得學術研究的空間大大擴展，學術研究的氛圍開始轉變。許多作家的專題研討會陸續召開，各種研究組織和學會也紛紛成立?？梢钥吹?，此時期研究的重心是偏向于1949年之前已經成名作家的重新“出土”。應當說，1980年代初期的這些研究雖然是在“思想解放”的前提下得以進行的，但歸根結底還是在一定的敘述框架之內。此后，隨著時間的推移，學術界便希望突破一定的框架，突破一般的作家作品的評論，進而梳理出文學發展的“史”的脈絡來，在文學史的框架內進行宏觀的“重評”。從文學思潮和流派的角度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并突出其文學史的地位及影響，一時間成為了研究的主流。在這種歷史的語境下，各種文學史的理論與觀念如雨后春筍，茁壯生長，當代文學學科也因此有了一定的歷史積淀。

1980年代中期，學術氛圍的進一步活躍，人性地、歷史地、審美地認識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問題逐漸在學術界進一步拓展。加之西方文藝理論資源的輸入，使得從不同角度解讀、闡釋一些文學現象、作家作品和文學史問題有了諸多可能?！袄碚摕帷薄拔幕療帷迸c“方法熱”構成了那個年代文化界、知識界特有的景觀。

關于文學史觀的探討及學術格局的拓展是1980年代中期值得注意的現象。唐弢提出的“當代文學不宜寫史”與李澤厚的“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在1980年代中期及以后的思想界、文化界亦影響深遠。1980年代一批學人的成長，推動了文學觀念的多元化以及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發展。陳思和1985年發表的《新文學史研究中的整體觀》14是新時期較早專門自覺論及現當代文學通觀問題的著述，亦可視為1980年代重寫文學史的成果之一，顯示出文學史觀的調整。同年，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三人在《文學評論》上發表《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15。文章的目的并不單是為了把此前存在的“近代文學”“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的研究格局加以打通，也不只是研究領域的擴大，而是試圖把中國現當代文學作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來把握。

關于“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文學史觀命題，一度引起了爭論。其中吳炫《一個非文學性命題——“20世紀中國文學”觀局限分析》16是作者的否定美學在現當代文學史觀的一次操練。作者認為，隨著文學創作事實和研究的發展，“20世紀中國文學”的觀念存在明顯的局限，主要表現在未能突破文化、社會等非文學因素對文學的束縛，因而仍是一個非文學性命題。那么，關注“文學性”思路，即以“文學穿越文化政治”的思路代替“文化政治推動文學”的思維，從而體現對文化政治進行“本體性否定”的文學性要求。如果說“20世紀的中國文學”觀較為注重文化與現當代文學關系的研究，那么，吳炫的觀點更加關注文學的本體性要求。歸根到底，這還是關于文學史建構維度和原則的討論。而這種討論，則證明了文學史觀念的多元與發展，以及“說不盡”的空間。吳炫的文章發表后，《中國社會科學》于2001年第4期開設了 “對文學史觀念的再認識——兼評吳炫的文學史觀”的筆談17。有文章就提出，吳炫將民族性、現代性視為非文學性的文化命題具有合理性，但同時也指出，吳文將個體性定位在文學史的文學性維度，將個體性的建立視為文學史觀建構由非文學性向文學性回歸的途徑，忽略了個體性概念所受到的時間與空間的雙重制約。文學史的根本任務在于甄別、遴選、定位，為那些在人類文學史上提供前人沒有提供過的東西的文學家建立紀念碑。從這個意義上看，文學史的建構雖然可以有許多種維度，但它的終極維度卻是文學的原創性。文章將“原創性的文學”與“文學史的原創性”聯系起來，既是對吳炫的文章的回應，亦提出了建構文學史的一種維度、原則。18這些文章共同構成了1980年代以來當代文學史學通觀研究體系化努力的一種延續。

1980年代后期，“重寫文學史”思潮的興起，給文學史想象增添了多種可能。圍繞著“經典”的生成與選擇，衍生出多元的文學風景。1990年代及21世紀后，學科內部反思日益深入，完全“非政治化”的文學史觀也開始遭到質疑，文學史理論觀念呈現出多元并存的局面19。圍繞著“現代性”等命題相繼展開的學科反思也產生了不少的研究成果，它使得從前一元的文學史觀得以突破，促成了文學研究空間的進一步釋放。女性文學、華文文學、文學經典、當代文學的歷史化及其反思等諸問題在不同時間段都引起了相關學者的關注，也不斷地開拓出新的學術生長點和研究空間20。當代七十年間的文學史研究留下來的文學史觀著述，投射出時代對文學研究的影響，也映現了研究者學術追求與時代風云之間的共振和糾纏。

三

對中國現當代文學歷史的分期與命名工作，是隨著文學史學自身的發展同步進行的。20世紀中國歷史在搖擺中不斷向前，宏觀歷史的多次轉向為文學史的分期提供了理由，或者說，明顯的政治時代區分不斷召喚起研究者的分期與命名的沖動。新中國成立初期，對于現當代文學史的分期與命名帶有較為強烈的吁求，它以重述和重新命名文學史的方式，將文學史嵌入政治化闡釋模式中，以確立起新政權及其文藝方向的合法性。進入新時期后，關于現當代文學史分期與命名的討論基本限制在學術范圍內，而分期與命名的紛爭體現出諸種不同文學史學術視點之間的差異。除對文學史做限定性的分期與命名外，另有部分對于文學史分期命名活動本身做知識考古式歷史還原的研究亦頗有價值。百余年來宏闊的中國歷史為現當代文學史的分期命名留下了廣闊的闡釋空間，因此在當代也產生了數量龐大的研究文獻。

在文學史研究的具體實踐中，斷代、分期一直是重要焦點之一，而分期的依據、角度、方法則是操作中重要的憑借，其變換成為文學史著述創新和文學史學推進的動力之一。文學史是歷史在文學場域的集中體現，無論是古代文學史的“三古七段”，還是簡單層面的“古代”“近代”“現代”“當代”的階段劃分，分期問題是文學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與斷代直接相關的，是對分期各階段的文學進行命名。需要強調的是，這種命名并不僅僅是分期內的文學作縱向上歷史的、時間的區分，更重要的是對一階段內的文學作性質上的體認。不同的分期與命名突顯的是不同的文學史觀之間的較量，它本身就是一種話語言說，只有當命名者占據權威地位時，其所進行的命名才會被接受，進而成為一種文學史書寫的規范，并形成一種言說傳統。學科之建立需要進行歷史敘述，而歷史敘述則離不開分期與命名，這是一個較為完備的學科建立的基礎。與現當代文學稍有不同的是，古代文學的分期緊隨政權的更迭，加之“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和“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的深遠影響，在時間上各分期內部持續時間較久，較少考慮文學內部發展與演變的脈絡，文學的本體性要求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而對現當代的分期與命名工作是隨著現當代文學自身的發展而同步進行的。20世紀的中國歷史在宏觀上經歷多次轉向，這使得文學的發展在整體上并沒有古代文學那樣在相當長的時間段內保持著足夠的穩定性。這種宏觀轉向不斷地激發著命名的欲望，也為文學史的分期提供了客觀的理由。

新中國成立初期關于文學史分期的文章多出自黨政及文藝界權威人士之手（包括集體撰文），經由權威期刊發行推廣，深刻影響著后來的治史思路。當然，由于歷史的局限性，一體化的文學制度的建立，形成了與之相適應的文學場域，因而，處于其中的文學批評亦呈現出一體化的某些規約。這在文學史的分期與命名中也體現出來，雖然其中的某些認識可能會與后來的認識產生巨大的分歧，但客觀上這也給我們提供了深入歷史進而一窺特定年代的文學“風景”的通道。這恰是文學史史料的一大功用。1958年，全國熱火朝天地興起“大躍進”運動。在此背景下，文藝界也興起了“新民歌運動”。1958年4月，《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大規模地收集全國民歌》，掀起了全國規模的“新民歌運動”。同年10月6日，《人民日報》刊登了邵荃麟的《我們的文學進入了新的時期》的文章，可以說是當時文藝狀況的一個反映。他在文章中認為：“人民的文藝是從勞動中產生的，目前群眾文學高漲的形勢是顯示著勞動與文化，或者勞動與詩相結合的過程。這種結合也就是當前我國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主要內容?！边M而認為“群眾詩歌運動已經成為全國的最廣泛的一個文學潮流。這個潮流對中國的詩人的創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它給中國新詩開拓了一條新的道路”，“我們應該充分估計工農群眾文學運動的意義，這是共產主義文學的萌芽。盡管這些群眾的創作目前還在萌芽的時期，但卻是直接從勞動生活中產生出來的最健康最有生命力的文學，并且是繼承了中國古代文學中優秀的傳統的文學。這個文學運動更進一步促使作家與勞動群眾的密切結合，促進了文學的普及與提高的結合，并且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上提供了新的內容”。21從中我們不難看出毛澤東《講話》的深遠影響。詩歌被視為社會主義教育的工具，能否很好地踐行“三結合”被視為評價作品質量的原則性標準。新民歌運動對于詩壇的影響與意義，在于被視為與“五四”新詩傳統相對立的詩歌發展新道路，在特定的主流話語中卻又被視為進入“新的時期”的某種表現，這種文學史認識上的巨大分歧，正凸顯了特殊時期的文學史景觀。

邵荃麟1959年發表在《文藝報》上的《文學十年歷程》22，這篇并不為后世當代文學史研究者所重視的文章，其實正可視為1949年后第一篇關于當代文學史建構的文獻。文章在梳理共和國十年間的文藝發展狀況時，亦是從社會主義文化空間的語境下來進行的一次總結。這篇文章可視為新生的當代中國文學的一次自覺的著史實踐。聯系歷史背景與時代語境，不難看出，文學聯系群眾、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群眾創作運動、民族文學發展、思想斗爭、作家與群眾相結合仍是其著重進行論述的內容?？偨Y“歷史”是更好地預示“未來”，邵荃麟的文章看似是回顧此前十年的文學發展，實質上更多地是指向作者所看到的將來——“社會主義文學無可限量的前途”。

新時期以來，緊隨宏觀局勢的撥亂反正和思想解放的時代呼聲，一些文藝界人士乘著“思想解放”的春風，率先就一些問題表達了自己的意見。陳荒煤的《關于總結三十年文藝問題》23，其學術史意義不容忽視。這是在邵荃麟那篇文章時隔20年之后的當代文學史的標志性轉折。陳文就1949年以來三十年間的文學工作以及當代文學史的編寫問題做了總結，特別是就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經驗問題發表了意見。文章著重對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問題進行了梳理，這種梳理自然是在思想解放的時代語境中進行的，與主流意識形態的有關表述是相統一的。這種表述體現出新時期思想解放的某些特征，文藝指導思想和原則的調整，也清晰地顯現出來。

不可否認，1949-1966年間、1966-1976年間文學與撥亂反正后的“新時期”文學都屬于社會主義文化空間內所發生、發展的文學。但無論從客觀事實還是主觀意愿上，它們都不可“混為一談”，這也是為何后來會出現“一個值得注意的原則問題”的爭論24。它之所以會引發熱烈討論，歸根結底是要對特定歷史階段的文學作出符合國家文學要求的性質認定。特別是那個乍暖還寒的“早春”時節，當代文學有著急切的反思歷史與“進入新時期”的時代愿景。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與“文化大革命”后新時期文學的六年合并起來統稱“十六年”還是將二者區分開來，它所涉及的并不僅僅是這兩個時間段，還應包括對1949-1966年間文學的再評價，體現的是不同的文學史分期觀念。

進入新時期后，主流話語的“撥亂反正”與知識分子倡導的“回到文學”，使得當代文學史關于文學“獨立性”的敘述逐漸確立并得到一定程度的接納?，F當代文學史的分期與命名的討論也基本上被限定在學術研討的范圍之內，不同的觀點與爭鳴展現了不同的學術視野之間的交鋒?！鞍偌覡庿Q”的局面促進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使得圍繞這一學科的研究逐漸轉入正常軌道。除對文學史做限定性的分期與命名外，還有很多研究者對某些重要的分期命名活動做知識考古式的研究，有時常常伴隨著不同觀點的交鋒，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視為學術發展與繁榮的一種標志。此外，還有一些研究者跳脫出具體的分期問題，進而進入文學史的分期與命名的較為上層的問題，即對文學史的分期與命名做哲學層面的理論建設，提出了很多較有建設性的理論。百余年來宏闊的中國歷史，客觀上為現當代文學史的分期與命名學術活動留下了廣闊的闡釋空間，而不同的觀點之間的相互碰撞，又不斷地刺激與增長著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學術空間。

推動當代文學史研究和學科建設，不可避免地要對一些關鍵性的概念和命名作出定性和辨析。對于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很多習以為常的概念、術語，特別是關于學科根本性質的一些概念命名，如果不對其進行一番梳理，我們是很難“進入”這個學科的。1990年代末洪子誠在《文學評論》上發表的《“當代文學”的概念》25一文，對相關問題做了奠基性的梳理。洪子誠認為，“當代文學”和“現代文學”一樣都深受復雜的政治、歷史、社會、文學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和規約，文學運動的發起者和推動者本身就有著某種文學前景的期待。理解“當代文學”的概念不應割裂它與“現代文學”之間的聯系。此外，還要從文學史研究與文學運動的關聯上，梳理當代文學的生成語境。

“新時期文學”的概念和性質正是這樣的一個問題。它是我們常見的、習用的一個概念，其厘定是當代文學史理論研究中的重要一環。但似乎在相當的歷史階段，學術界對它的提出背景、使用范圍和性質并不是很清晰。命名本身就是一種話語言說，有著命名者的觀念附著。因而，對這一概念作知識考古是有著重要的學術意義的。其中丁帆、朱麗麗的《新時期文學》26頗具啟發性。我們知道，發表于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上的著名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最早正式提出了政治意義上的“新時期”概念。丁帆、朱麗麗認為“新時期文學”是當代文學批評中使用頻率最高的語匯之一，自概念出現以來，它的內涵便自動地隨著當下文學的進展而不斷延異。文章對“新時期”這一概念作了知識考古與梳理，系統探索“新時期”這一概念的起源及內涵，并提出了啟發性的界說?；蛟S在這一概念具體提出的時間及場景上，不同的研究者由于厘定的原則和標準的差異，有著不盡相同的觀點。但是，不難看出，大多數的研究者都認為這一概念的提出有其政治意識形態背景，有著將“文學新時期”納入“政治新時期”的時代話語之中的意圖。政治意識形態自始至終都對當代文學史的分期有著重要的影響，政治歷史的宏觀歷史轉向，也在文學史的分期上刻下了深深的印痕。

當文學之“名”難以滿足文學之“實”時，從新世紀開始分期與命名的欲望被再次激發，這也預示著學術發展的更多的可能。當對于某個問題的研究和積累達到一定標準的時候，一批總結之作應運而生。一方面是對具體的文學史分期與命名做上層理論建設;另一方面，是對相關問題做“研究之研究”的學理性總結。而這兩個方面的工作，無論是客觀上抑或是主觀上，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著當代文學史研究的“歷史化”。嚴家炎的《文學史分期之我見》、羅興萍的《文學史分期與文學觀念的演變》等文章可以算作第一種27;席楊的《論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的發生與發展》28、吳義勤的《新世紀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現狀與問題》29以及方維保的《論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敘述的“十年情結”》30大致屬于第二方面的研究成果。還有的學者從一些特定的視角切入，研究特定因素與文學史分期之間的聯系，如黃發有的《文學會議與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分期問題》31，提出了文學會議對文學史分期的標志性作用。這些都是對從前那種單一的文學史分期標準做出的“突圍”。

四

編纂/寫作指涉一定的言說或話語，是在某種理念指導下進行的具體實踐。文學史不僅是文學史知識的集合，更具有不可忽視的“文學史權力”。歷史書寫的權威性及書寫者身份的可靠性使得文學史著文本對經典的形成、對文學史真實及文學傳統的理解、對當下文學的評判等都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文學史書寫身兼學術的與政治的權威于一體，編纂者/寫作者的政治立場尤為重要。新時期隨著文學“回到自身”，文學史寫作呈現出多元局面，有關文學史體例的討論層出不窮。文學史體例不僅是具體的操作技術，更體現出著者在歷史中精心梳理流變脈絡的多種嘗試;對文學史編纂/寫作的知識考古學梳理，則突出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史的演進問題。至20世紀八九十年代，研究者從學科歷史梳理入手，在學科內部進行自我反思。及至1990年代末，研究者跳出學科界限，將學科自身對象化和歷史化，重新思考現當代文學學科的合法性問題。研究者對學科的不斷反思是推動學科發展的重要動力，與其有關的論爭也呈現了一定的學科發展脈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由于時代環境背景的轉換，文學史敘述的話語也隨著意識形態的要求尋求相應的調整?！暗谝淮挝拇鷷遍_始逐漸建立起來的“一體化”文學制度，要求將文學的創作與研究也一并納入其中。1950年5月教育部發布《高等學校文法兩學院各系課程草案》始，現當代文學這一名稱不再是對一個松散的、邊界模糊的研究范圍的指涉，作為現代意義上獨立學科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從此納入高等教育體系之中，它在學科體制內承擔著教學與科研的雙重任務。其后，現當代文學學科的自我反思逐步深化。教學在此過程中起著關鍵的推動作用，因而，在學科建立初期，有關討論主要集中在教學方面。

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現代文學史的第一次著史實踐。雖然這是現代文學史著實踐，但是我們在回顧1949年以后的當代文學史編撰歷程時，還是要提及這次著史及其在當時引起的討論。因為，現在回過頭來看，在1949年之后的整個前三十年間，王瑤的著史實踐與回應檢討修改調適的整個過程，頗具意味。對此后的著史、研究，既有引領之功，又兼具示范效應，對后來丁易、張畢來等的著史及其文學史描述，無疑起到了前車之鑒的作用。

王瑤《史稿》系其在清華大學講授“中國新文學史”課程的講稿。據《作者自序》，他是響應1950年5月教育部召集的全國高等教育會議通過的《高等學校文法兩學院各系課程草案》中規定的關于“中國新文學史”的要求：“運用新觀點，新方法，講述自五四時代到現在的中國新文學的發展史，著重在各階段的文藝思想斗爭和其發展狀況，以及散文、詩歌、戲劇、小說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評述”。32教育部《草案》中的這一“說明”成為了《史稿》編著過程中的原則和依據，其中的主次、輕重關系已被確立?！吨袊挛膶W史稿（上冊）》付梓之后卻并沒有得到一致“好評”。1952年8月30日，出版總署與《人民日報》共同召集的座談會上，與會者更多地是就其“錯誤”進行“批評”。隨后在《文藝報》1952年第20號發表的座談會記錄，編者的按語直接明了：“研究中國新文學的歷史是文藝工作者與文藝教育工作者當前的一項重要工作。但是，這方面的工作，我們做得是十分不夠的。這里發表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座談會記錄》，對王瑤所著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所表現的立場、觀點上的錯誤進行了批評，對研究新文學史的方法也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見?！?3此后，對于《史稿》的討論絡繹不絕。在特定的歷史階段，著者王瑤不得不對相關“討論”和“批評”作出“積極”的“回應”。針對甘惜分發表在《文藝報》1955年第19號的文章，王瑤寫了《從錯誤中汲取教訓》34表示回應和接受。座談會上的意見、《文藝報》的按語以及回應文章，表現了建立政治第一的文學史敘述話語方式的強烈要求。特定時期，政治標準對于當代文學史編纂的重要影響清晰可見。

由于王瑤的《史稿》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現代文學史的第一次著史實踐，它的“被批評”對以后的文學史寫作有著深遠的影響，此后的文學史著史實踐，都可從中找出痕跡來。1950年代，曾出現了學生集體編寫文學史的高潮。黃修己的著作曾有專門論述這一現象35。近來也有學者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作為一種歷史見證，有過切身的體察和論述。如洪子誠曾回顧1958年北京大學中文系1955級學生集體編寫當時被稱為“紅色文學史”的《中國文學史》這一事件，結合其發生的社會政治背景，表達的政治、學術訴求，文學史編寫依據的理念，作為群眾性集體學術研究的組織、運行方式，以及它如何引發當代文學史編纂的某些爭論（如以論帶史、民間文學主流論、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斗爭、“中間性作品”等）。作者在學科史與編纂史的視域下，論述了當代中國知識生產與權力、主流意識形態建構以及社會政治潮流之間的關系，展示了一個親身經歷者對那個年代治史觀念及實踐的回顧及評價，作者的回顧敘述浸染著歷史背后人與事、學術與政治的纏綿繾綣的復雜況味。36

隨著歷史的宏觀轉向，新時期以來，關注文學自身發展脈絡、提倡多元文學史觀得到文藝界和學術界的普遍認同。文學史寫作呈現出多元局面，有關文學史體例的討論層出不窮。文學史體例不僅是具體的操作技術，更體現出著者在歷史中精心梳理流變脈絡的多種嘗試;對文學史編纂/寫作的知識考古學梳理，則突出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史的演進問題。

在這里有必要提及姚雪垠。雖然在后來的文學史研究者視野中，他并不為人所關注，但事實上，姚雪垠在新時期之初就較早對過去那種 “宗派主義的”“關門主義的”文學史觀提出過批評，并對如何著史表達過系統性意見。在與吳小如的通信中，他提出評價作家作品要放眼各個流派、各個方面，擺脫狹隘的成見和偏見37。同樣的觀點，其實早在三年前姚雪垠在給茅盾的一封信中就已提出38。放置在那個特定的歷史過渡時期，這種對文學史編纂理念的反思和闡述，其歷史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伴隨著主流意識形態的“撥亂反正”，文學上的“重評”熱潮也相伴而生。如果說“重評”思潮主要是針對現代文學，那么“重寫文學史”更多是對“當代”文學產生深遠影響。1980年代中期，“理論熱”“文化熱”以及由此而引發的“方法熱”具有了歷史必然性。文學史的觀念豐富多元，很多觸及根本的命題逐漸開始討論。比如“當代文學”是否可以寫“史”曾引起熱議。當代人寫當代史，一直存在著爭議。唐弢是較早明確提出“當代文學不宜寫史”的學者之一。39他主張用“當代文學述評”代替“當代文學史”，這一命名的提出，實際包含著對何謂“歷史”的不同認定和理解。唐弢的文章觸及當代文學史的重要悖論，也是當代文學治史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1990年代以后，研究者從學科歷史梳理入手，在學科內部進行自我反思。如何編寫文學史40、怎樣建設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是此時期關注的熱點。在這一過程中涉及了學科命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內涵及外延等問題。也有一些研究者從文學史的生產方式、學科演進等角度作了總結性梳理41。及至1990年代末，研究者跳出學科界限，將學科自身對象化和歷史化42，重新思考現當代文學學科的合法性問題43。研究者對學科的不斷反思是推動學科發展的重要動力，與其有關的論爭呈現了一定的學科發展脈絡。

總之，前文在文學史史料的搜集、整理過程中“還原”歷史現場，揭示中國當代文學史學發展的流變脈絡，呈現各階段文學史學研究的基本狀況、格局與特征。七十多年來的當代文學史學演進在重要文學會議決議、文學史觀的更迭、文學史分期命名、文學史編纂和學科建構等四個方面44發生著變化。宏觀來看，這一過程亦即中國當代文學史學演進的歷史線索;具體而言，文學史學與時代之間呈現出呼應、強化、調適、緩沖等共振和回聲的密切關聯。這是中國當代文學史學的基本事實，也是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史、當代文學史學演進規律的前提。

注釋：

①丁帆主編：《中國現當代文學制度史》，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321頁。

②郭沫若：《為建設新中國的人民文藝而奮斗》，《新華月報》1949年第1-2期。

③周揚：《新的人民的文藝——在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關于解放區文藝運動的報告》，《人民文學》1949年第1期。

④茅盾：《在反動派壓迫下斗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十年來國統區革命文藝運動報告提綱》，《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宣傳處編，新華書店1950年發行。

⑤鄧小平：《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辭》，《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9-186頁。

⑥周揚：《繼往開來，繁榮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文藝》，《文藝報》1979年第11-12期。

⑦⑧王本朝：《文學會議與當代文學體制的建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7年第1期。

⑨邵荃麟：《“五四”文學的發展道路》，《人民日報》1959年5月4日。

⑩李何林：《五四以來中國新文學的性質和領導思想問題》，《光明日報》1950年5月4日。

11敏澤：《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還是“新民主主義現實主義”？》，《新建設》1952年第10期。

12何其芳：《現實主義的路，還是反現實主義的路？》，《新華月報》1953年第3期。

13陳荒煤：《關于兩個口號的論爭問題》，《文學評論》1978年第5期。

14陳思和：《新文學史研究中的整體觀》，《復旦學報》1985年第3期。

15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文學評論》1985年第5期。

16吳炫：《一個非文學性命題——“20世紀中國文學”觀局限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5期。

17幾乎與此同時，《文學評論》雜志也組織了相關筆談。比如李楊、昌切、孫紹振、南帆、徐岱、鄭家建、毛丹武參與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史學觀念筆談》（《文學評論》，2001年第2期）中，孫紹振就文化歷史語境、審美歷史語境進行了區分，指出當代文學史也是一門歷史科學，但它所經歷的不僅僅是同一歷史語境，文化歷史語境并不完全等同于審美的歷史語境，審美歷史的建構和闡釋往往跨越了多個文化歷史語境。李楊則將“左翼文學”“延安文學”“十七年文學”乃至“文革文學”等不同歷史語境的文學都視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一現代性范疇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南帆則指出文學史中個人話語與普遍話語之間的分歧。徐岱從文學史著述主體提出，“選擇”與“評估”是文學史寫作者的主要任務，而這兩者又都涉及著史者對于何謂（文學）“作品”與何謂“好作品”的評判。毛丹武則關注文學史寫作的詩學與文化學問題。鄭家建論述了文學史敘述的基本問題即框架、形態和時間的維度。昌切結合教材重提“學術立場”和“啟蒙立場”問題。這組筆談是當代文學史觀話題的多元展開，筆談作者內部也形成了有趣的張力。

18譚桂林：《原創性的文學與文學史的原創性》，《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4期。

19吳曉東：《建立多元化的文學史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6年第1期。作者對“進化的文學史觀”“‘人的覺醒的文學主題”“西方文學的參照標準”“‘精英文學的主流意識”等方面闡釋，對諸種文學史觀及著史模式的意義和局限進行討論，提出了建立多元文學史觀的必要與進路，以及對二元對立思維的警惕。

20董健、丁帆、王彬彬：《關于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的思考》，《天津社會科學》2006年第1期。文章從地域空間和縱向歷史兩個緯度重新界定中國當代文學史的外延和內涵，主張文學史寫作應避免“歷史補缺主義”“歷史混合主義”“庸俗技術主義”的傾向，而應在整個現代化進程中進行考察，以求準確地把握中國當代文學的基本歷史特征。

21邵荃麟：《我們的文學進入了新的時期》，《人民日報》1958年10月6日。

22邵荃麟：《文學十年歷程》，《文藝報》1959年第18期。

23陳荒煤：《關于總結三十年文藝問題》，《文藝研究》1979年第3期。

24參見《一個值得注意的原則問題》，《文藝理論研究》1982年第3期。

25洪子誠：《“當代文學”的概念》，《文學評論》1998年第6期。

26丁帆、朱麗麗：《新時期文學》，《南方文壇》1999年第4期。

27《復旦學報》自2001年第3期起開設《中國文學史分期問題討論》欄目。嚴家炎《文學史分期之我見》（《復旦學報》2001年第3期）是專欄系列文章之一。該文認為文學史分期應以文學自身的演化狀況為依據，不必與歷史分期強求一致。20世紀中國文學雖有曲折，“現代性”（“人的覺醒”、“文的覺醒”）仍是其根本標志?！拔逅摹毙挛膶W的主流肯定文學的“獨立價值”，1990年代文學大體上仍在“五四”設下的軌道上運行。羅興萍《文學史分期與文學觀念的演變》（《復旦學報》2002年第6期）認為文學史分期的討論反映了不同的文學觀念的討論，近二十年來圍繞現代文學史分期，經歷了以“五四”新文學為起點的政治性標準、以世紀之交為起點的國家現代性標準和人的現代性標準三個階段，使文學史分期成為多元復雜的學術問題。

28席楊：《論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的發生與發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8年第6期。

29吳義勤：《新世紀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現狀與問題》，《文藝研究》2008年第8期。

30方維保：《論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敘述的“十年情結”》，《揚子江評論》2015年第5期。

31黃發有：《文學會議與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分期問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8期。

32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上），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4年版，第1頁。

33《〈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座談會記錄》，《文藝報》1952年第20期。

34王瑤：《從錯誤中汲取教訓》，《文藝報》1955年第20期。

35參黃修己：《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36洪子誠：《紅、黃、藍：色彩的“政治學”——1958年“紅色文學史”的編寫》，《文藝研究》2020年第11期。

37姚雪垠：《關于中國現代（包括當代）文學史的問題——給吳小如同志》，《芙蓉》1983年第1期。系作者和吳小如關于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問題的相關通信摘錄。作者對“宗派主義的”“關門主義的”文學史觀提出了批評。這些觀點放置于新時期初期，自有其意義。

38姚雪垠《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另一種編寫方法》，《文匯報》（香港）1980年3月10日。

39《文匯報》1985年10月29日發表唐弢的文章《當代文學不宜寫史》。而到1990年代，唐弢又于《求是》上發表《關于重寫文學史》，對此前正興的“重寫文學史”表示贊同，認為文學史可以有多種多樣的寫法，不應當也不必要定于一尊。文學史應當注重從思想上、藝術上對文學作品進行分析與敘述而不是從思想斗爭史角度進行分析。

40俞元桂：《談文學史的編著問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1年第3期。作者從文學史觀、文學史分期、文學研究的基本單位、文學史結構的主體、不同體別文學史的編寫、集體著史與個人寫作等方面對文學史的編著進行了全面的闡述。

41吳秀明：《當代文學學科特點與時代新質的嬗變——兼談當代文學史編寫的另一種思路》，《浙江大學學報》2003年第1期。作者認為當代文學概念的提出，有著強烈的政治意識形態內涵，空間范疇的單一性，政治化、組織化的模式，以及并不完全相同的階段性特征，這反映在當代文學的修史上，往往重主體認知而輕客觀事實。由此提出當代文學史編寫應以“實”見長而不是以“論”取勝的編寫思路。

42孟繁華：《歷史化：一個虛妄的文學史方案——當代文學史的理論想象與實踐》，《文藝爭鳴》2019年第6期。

43賀仲明：《建構以文學為中心的文學史——對于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建設的思考》，《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0年第2期。作者認為隨著時代及治史實踐的發展，有必要建構以文學為中心的文學史，以回應文學的發展要求和當下文學的生存情況。但應注意將文學中心理解為狹義的形式主義的現象，構建豐富的思想內涵，開放性的審美內涵，主體性的文學標準，以及審美意識和歷史意識，在與其他文學史共存，相互補充完善中形成良好的文學史生態。

44筆者曾編輯《新中國文學史史料與研究》一書，除了文學史關鍵詞、解題、編年簡史和史著出版系年外，該書重要組成部分的《專題史料與研究》所采用的分類即這四大模塊：“重要文學會議、決議文獻”“文學史的理論與觀念”“文學史的分期與命名”及“文學史編纂與學科史演進”。

（作者單位：趙普光，暨南大學文學院中文系;石珠林，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責任編輯：趙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