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立宣講員養成所史實新探

沈志剛

【摘 要】廣東省立宣講員養成所是陳獨秀在廣東教育行政委員會委員長任上開辦的一所公辦中等以上學校。第一屆學生于1921年8月下旬開學，分學制一年的專門班和學制半年的通俗班，每班招生80名。第一屆教員主要由陳公博、譚平山、譚植棠三人的同鄉、北大同學和同事組成，生源以各縣選送為主，也有部分在廣州招考?！傲涣儭焙?，該所人事出現巨大變動，廣東黨組織成員失去對該所的領導權，此后養成所因經費問題于1923年七八月間被廣東當局強制停辦。宣講員養成所雖開辦不到兩年，卻在廣東革命史和廣東黨團組織早期發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一，是廣東第一個正式黨組織——中共廣東支部的誕生地;第二，是廣東黨團組織早期重要的活動據點;第三，為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事業培養了一批重要的干部，扮演著早期黨團干部學校的角色。

【關鍵詞】陳獨秀;宣講員養成所;素波巷;廣東黨團組織創建;黨團干部培訓

【中圖分類號】K26;D23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2096-6644（2022）03-0017-14

廣東省立宣講員養成所（簡稱養成所），是繼上海外國語學社之后，與毛澤東主辦的湖南自修大學同期創設的一所黨團早期干部學校。它既是中共一大以后中共廣東支部的誕生地，也是1922年團一大和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簡稱一勞大）在廣州召開的籌備和接待處。但是，由于養成所存在的時間較短，且辦學規模不大，留存的史料很少。長期以來，學界對其了解大多是根據少數親歷者的回憶，對其辦學情況所知不多，更缺乏對其基礎史實考訂的成果。

養成所的創設、停辦及其辦學情況，與廣州政局息息相關，頗可反映當時廣東黨團組織的生存境遇。對該所的史實考訂，不僅可以加深對廣東早期黨團組織的了解，也可以豐富對早期黨、團組織開辦革命學校的認識。本文利用《香港華字日報》《廣東群報》《廣州民國日報》《廣東公報》等前人未加充分征研的史料，輔之以1922年印行的《廣東省立宣講員養成所同學錄》、養成所第一屆學員張貴寬（后改名張光第）在校日記以及其他回憶資料，從實證的角度盡力厘清養成所的辦學情況及其與廣東早期黨團組織的關系諸問題。

一、宣講員養成所的創設背景及籌辦過程

廣東省立宣講員養成所是陳獨秀在廣東教育行政委員會（簡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任上所開辦，是其制定的廣東教育施政計劃的重要一環。因此，研究養成所不得不從陳獨秀來粵談起。

1920年10月，粵軍從漳州反旆，趕走了統治廣州數年的桂系軍閥。為了振刷桂系治粵對廣州文化造成的禁錮現象，廣州當局決定邀請陳獨秀來粵出任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主管廣東的教育改革。對于陳獨秀答應來粵一事，學界多認為是李大釗和張國燾勸進的結果。近年來，也有學者從陳獨秀在當時上海文化圈的“實際地位”出發提出了新的認識。不過，這一淵源可能要追溯到更早的時候。

1919年9月21日，陳炯明通電護法軍政府，提議籌建西南大學，“為百年樹人之計，國家根本之源”。10月30日，此議案經護法軍政府政務會議通過，并特派汪精衛、章士釗為大學籌備員，“徹底計劃此事”。12月4日，軍政府政務會議準撥一百萬元作為大學開辦?？?。隨即，汪精衛與章士釗邀請陳獨秀、吳稚暉來粵謀劃相關事宜。但是，在校址擇定過程中，籌備人員之間出現了巨大分歧。

吳稚暉、蔡元培、張靜江等提議將西南大學設于上海，并在海外開設分部。經過他們的多方運作，1920年2月26日，護法軍政府通過“西南大學大綱”，規定西南大學本部設于上海，酌設分部于海外，并準予從大學籌備款中撥出二十萬為里昂分部?？?，剩余七十萬中也專門劃撥二十萬歸里昂部。這般結果引發了一場牽連頗廣的西南大學校址大爭論。其中，吳稚暉、汪精衛、胡漢民等主張以上海租界為校址;鄒魯、陳獨秀、廣東省教育會、廣東省議會則主張以廣州為校址。

陳獨秀當時的立論頗有大局眼光，他基于平衡全國教育發展的出發點，列舉出西南大學設于廣州的五點好處，如南洋華僑歸國就學，以廣州為便，設有大學，可通南洋教育。他還指出，就中國三大流域而言，黃河流域已有北大、南開兩所大學，長江流域也有復旦、南洋和其他學校，只有珠江流域沒有一所國立大學。因此，“為國家教育配置”計，也必須在廣州設一大學，以啟發珠江文化，“使江河流域，平均進步”。由于時局動蕩，護法軍政府籌建西南大學的計劃最終夭折。但在陳獨秀圍繞西南大學校址擇定的辯論中，頗可反映出他對國家教育前途的思量，尤其可見他對在廣州開辦高等教育的重視。

當時，陳獨秀應汪精衛、章士釗之請確有準備赴粵的打算，臨行前他在上海與“聯合通信社”記者談話時稱：“廣東人民，性質活潑勇健，其受腐敗空氣之熏陶，或不如北京之盛。以吾人現在之懸想，改造廣州社會或較易于北京。故吾人此行殊抱無窮希望也?！钡詈笠蜣D道武漢演講終未能成行。結合此番際遇，方可理解陳獨秀在《廣東群報》創刊號所作《敬告廣州青年》一文中，為何開篇即稱“去年很有機會可以到廣州，而竟沒有去成，實是一件憾事”。由此觀之，陳獨秀來粵就任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也是出于其在籌辦西南大學時所生出的在廣州創辦高等教育的夙愿。結合陳獨秀因籌建廣東大學預科而缺席中共一大的情況，更可見發展廣東高等教育事業在他心中的地位。

陳獨秀決定動身赴粵前，曾向陳炯明提出三個要求：教育獨立，不受行政干涉;以廣東全省收入的十分之一撥作教育經費;行政措施與教育所提倡的學說作同一趨勢。陳炯明復函表示同意，并許諾“以全省歲入十分之一以上為教育經費”。此番高調的許諾，經上?！睹駠請蟆沸麚P以后，為廣東的“新政”贏得了不小的聲譽。當時曾有不少政教界人士慕名赴粵考察，如山西馬鳴鑾（即馬鶴天）、云南李宗黃等，二人分別有《新廣東教育考察日記》《新廣東觀察記》等著作問世。

陳獨秀在赴粵以前便曾系統謀劃過到廣東后的教育施政計劃，并曾與戴季陶等人有過詳談。1920年底，陳獨秀到粵赴任。1921年1月3日，上?！睹駠請蟆吠暾禽d了陳獨秀準備在粵開展的三大教育方案，即《廣東全省教育委員會組織法》《全省學校系統圖》《每年教育經費概算表》。其中《廣東全省教育委員會組織法》主要規定了廣東全省教育委員會的行政職權，《全省學校系統圖》宏觀設計了全省學校門類和學制，《每年教育經費概算表》則具體制定了粵省每年教育支出的預算。

《每年教育經費概算表》按照粵省歲入的十分之一即300萬元的額度擬定。其中包括100萬元的大學開辦經費，5所省立中學年度經費每校3萬元，師范學校包括附小及幼稚園一共10萬元，8所專門學校每校10萬元，5所省立職業學校每校2萬元;預撥編譯局10萬元，宣講員養成所30萬元，貧民教養院10萬元，劇院6萬元，勞動補習所4萬元，美術院10萬元;另外還有行政、留學生、建筑費共52萬元，總計357萬元。值得注意的是，宣講員養成所的開辦預算每年竟有30萬元之多，相當于10所省立中學或3所專門及師范學校全年的經費。在陳獨秀的教育施政藍圖中，養成所屬于“社會教育”的范疇，是其重視成年教育的具體反映。

1921年2月14日，《廣東公報》正式公布了陳獨秀擬定的《廣東全省教育委員會組織法》和《每年教育經費概算表》，并下令“省會教育機關及直轄各學校自次日起，各屬自文到之日起，概呈該會核辦”。 3月8日，教育委員會正式成立，以5人組成的政務委員會為領導機構，領導方式采合議制并公推陳獨秀為委員長。政務委員會下設普通教育事務委員會，由譚平山、溫仲良等充任。

1921年4月下旬，教育委員會宣布將著手四件大事——開辦廣東大學、擇定第一師范校址、制定宣講員養成所招生計劃、籌設編譯局。其中，養成所的開辦計劃為：招生分專門班和通俗班兩種，專門班學制一年，通俗班半年;按三十人員額招專門班一班、通俗班兩班。生源由各縣選送，肄業期滿后，在省招考者由教育委員會分派職務，各縣選送者發回各縣服務。 6月20日，教育委員會任命陳公博為養成所所長，并定于8月11日開學。教育委員會特通令各縣，限于8月10日以前遴選學員。

7月初，養成所打出招生廣告，宣布除各縣選送外，在廣州市特招專門班和通俗班各一。不分男女皆可報考，只要年滿十八歲，初級師范、中學畢業或有同等學力者皆可報考專門班，高等小學畢業或有同等學力者可報考通俗班。在讀期間，每生每月可得津貼10元，同時許諾畢業后各生由教育委員會分配工作。其中，專門班畢業生可按月薪30元分配職位，通俗班可得月薪20元。 8月11日，養成所舉行入學考試，內容分國文、歷史、算術、地理等科，先行錄取專門班學生70名，通俗班學生76名，并列榜揭曉。此為初試，委員會定于8月15、16日在入圍者中進行口試，最終確定錄取人選。從宣講員養成所第一屆同學錄所列人數來看，當時通俗班和專門班均招了80名學生。

廣東省立宣講員養成所開學的準確日子，目前尚不能確定，但據有關材料可得大概時間。1922年2月初，鑒于第一屆通俗班學生將于2月底期滿畢業，陳公博特呈請省長陳炯明下令各縣選派第二屆通俗班學生來所，并準備于3月1日開學。通俗班學生學制為半年，根據第一屆學生將于1922年2月底期滿的時間推算，第一屆養成所的開學日期當在1921年8月底。

二、宣講員養成所的辦學情況

陳公博在中共一大上提交的報告明確指出：“成立了由宣傳委員會直接領導的宣傳員養成所，并委派我為該所所長。這個養成所是廣東省進行社會教育的主要機構，很多教員都是我們的好同志。我們希望養成所附設工人夜校和工人組織工作學校。但是這個養成所的存在取決于政治關系，我們只能暫時利用這種關系?！边@里的“政治關系”應當是指省長陳炯明的支持。這段話既明確交代了養成所的辦學性質——該所是陳獨秀以教育委員會的職權所辦，是公立的從事社會教育的學校;也交代了它與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之間的關系——該所領導層和教員“都是我們的好同志”，因此黨組織可以“暫時利用”該所的政治關系來從事黨的革命工作。鑒于該所的“兩張面孔”，免不了要將該所的辦學情況做一番探查。

（一）辦學旨趣

陳獨秀的教育藍圖存在這樣的邏輯關系：教育改革的目的在于改造社會，欲改造社會則需要開啟民智，而要想“短期間當中改變一般人民的思想，提高一般人民的知識程度”，這就需要培養大批能夠面向社會，向廣大民眾作通俗講演，做文化普及、推廣工作的宣講員。因此，“目前非注意成年教育不可”。 1921年4月下旬開始，陳獨秀著力推動的“四件大事”莫不是圍繞著“成年教育”而來。不過，只有創辦養成所的計劃得以真正實現。

關于養成所的辦學旨趣，任第一屆所長的陳公博曾有過明確說明，即以宣講的社會教育來彌補學校教育的不足，因為后者只注意少數人，基礎不堅固，而前者則剛好與之相反。

從陳獨秀的辦學思想和陳公博的辦學旨趣說明中，可大概明了養成所的培養目標。為了從“社會教育”到“教育社會”，該所還成立了全省的宣傳員組織并制定了組織大綱。據第一屆通俗班學員張貴寬1922年1月2日和3月23日日記所載，宣傳員組織分中央和地方兩大部，“中央部”設在養成所，分編輯股、演講股、文書股和庶務股;地方部則由學員畢業后回原籍創設，并規定“地方部發生困難時（如開辦阻力等），可郵寄中央部呈請所長設法維持”。而且，譚植棠還明確規定了各宣講員的使命：“旅行各縣宣傳，一面使民智開，一面促社會得知宣講員重要的價值”。

由于缺乏直接的史料，不知養成所開設的具體課程。但由于養成所與中共廣東早期組織之間的特殊關系，課程中包含有社會主義及馬克思主義的內容應當是毋庸置疑的。張貴寬在1922年3月13日——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的前一日的日記中，便感慨道“馬克思主義，實為打破資本主義的武器，且含有世界性的真革命”。這些認識顯然是在養成所里習得。據梁復然回憶，“學習主要內容有國語常識、社會科學、共產主義知識、三民主義等”。曾在養成所工作生活過的譚天度，也具體提到了該所開設的課程包括政治、歷史、地理、語文、社會教育和邏輯學等。從教員的教育背景來看，該所的課程設計較具綜合性。

“六一六兵變”以后，養成所的主要負責人陳公博、譚平山、譚植棠均離開了學校，因此招收第二屆學生時的辦學特色便發生了根本改變。據第二屆專門班學員鐘道生（即鐘覺）回憶，他入學時的老師主要有教社會學的余卓鳴、教日文的陸精治、教哲學的韋愨、教教育學的溫仲良、教倫理學的黃兼善和教心理學的伍子車等。這些老師大多為一時名彥，該所此時已徹底成為普通公立學校，與廣州其他六所公辦中等以上學?！獓V東高等師范學校、廣東公立法政專門學校、廣東公立農業專門學校、廣東省立第一甲種工業專門學校、廣東省立女子師范學校、廣東省立第一中學，合稱為“中上七?！?。

（二）學校選址

養成所的開辦地址為廣州市高第街素波巷19號，現在是廣州第十中學的所在地。20世紀90年代，在廣東黨史部門工作者的協助下，譚天度經過仔細勘察確認了其遺址所在。雖然，現在的“小紅樓”已不是當年的建筑，但其位置大體在此卻是有根據的。這與廣東群報社最初選址于此大有關聯。

最為后人熟知的《廣東群報》發行地址是廣州第七甫，即現在的光復中路，當時這里是著名的“報館街”。但這一地址是后遷的，《廣東群報》并非在此處創刊。從陳獨秀抵粵后的最初落腳地可判明廣東群報社的早期社址。很長時間來，學界關于陳獨秀到達廣州的具體時間，大多根據《申報》12月28日的香港來電，內稱“陳獨秀昨抵粵”，該電所署時間為“二十六日下午五點鐘”。若以此為據，易知陳獨秀到廣州的時間應是12月25日。但陳獨秀曾在1920年12月21日致信胡適、高一涵，明確言及他于20日便已抵穗。而且，該信透露當時廣東群報社的社址在“水母灣二七號”。

1921年2月25日，陳獨秀致信胡適時所留的地址已是“太平沙回龍下街六號”。陳獨秀后來給這里起了個十分文雅的名字——“看云樓”?；佚埾陆至?，曾在1917年護法運動中被辟為南下國會議員的臨時住所。當時貴州籍議員楊兆麟寫家信時所留的地址就是“增沙南回龍下街六號三樓”。據袁振英回憶，李季、潘贊化等一同南下的幾人也住在這里。在1922年的《廣東省立宣講員養成所同學錄》中，譚植棠留下的居住地址也是“回龍社六號三樓”。這說明回龍下街六號有不少房間，夠多人居住。

從1924年廣州馬路地圖來看，水母灣與素波巷相鄰，同回龍下街也只一條馬路之隔。因此，大概可以作出以下推斷：陳獨秀到粵之初，為方便工作特在報社周邊找到落腳處，后來廣東群報社雖然遷走，但陳獨秀等人的住處卻沒有再動。因此，籌辦養成所時便決定于附近選址，最終覓得素波巷19號這一地方。關于此處的辦學設施，目前留下的直接材料較少，只知道此處并非官產，這也是后來該所被強制停辦的原因（詳見下文）。

據青年共產國際代表達林憶稱，在籌備團一大期間，他曾來此與廣州的青年團員座談，并詳細回憶了路途情況，“我們繞來繞去，向前，拐彎，然后又轉回來，終于入了一個小門，從外面只能見灰色的墻。窗戶臨院而開。我們穿過幾個中國式的門洞，又穿過幾個房間，進入了一個小四合院。當時社會主義青年團委員會就設在這里。黨委的代表也住在這兒”。從其描述來看，這個地方應該就是養成所。據廣州十中的老師說，十中里的確曾有一間四合院，不過現已被拆除。從此可以大概明確，正是因為素波巷19號的四合院構造，才被辟為養成所的辦學地。

（三）師生來源

所長陳公博、專門班主任譚植棠、教員譚平山系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創辦者和主要領導者，此不多言。教員陳達材，系譚平山、陳公博等在北大時的同鄉和同學，也是《新潮》的編輯之一，曾參與陳公博等發起的政衡社?；鼗浐箨愡_材任職廣東公立法政學校，后一度擔任該校校長，此際為陳炯明的機要秘書。據梁復然回憶，這一時期陳達材與譚平山、陳公博等往來密切，也曾參與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活動，并經常出席小組會議，但后來沒有入黨。陳嘉藹即陳伯衡，也是陳公博在北大發起的政衡社成員，此際在廣州《新民國報》任職，他因北大校友的關系，也出席了報界歡迎陳獨秀的招待會，此際與陳公博、譚平山等交往密切。楊章甫是華南地區最早系統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楊匏安之族叔，與楊匏安同時東渡日本游學。二人在日期間接觸并研究了馬克思主義學說，當時任職于廣三鐵路。陳磊，即陳俊生，為陳公博幼時同學。陳公博回粵后與之恢復聯系，陳俊生也參與了《廣東群報》的創辦，主要擔任校對。此前，陳俊生曾加入共和工黨，該黨成立于五四運動之前，總部設在永漢南路，由鄭蒼生擔任“黨長”，約有黨員百人。五四運動期間，當先施、大新、真光三大百貨公司因不愿抵制日貨而遭全城聲討時，鄭蒼生領導的廣州共和工黨也適時介入其中。他們鼓動伙友趁機向三公司提出減少工時、按年增加工錢等要求。鄭蒼生曾參加辛亥革命，后留學日本，其組黨的宗旨是“模仿蘇俄”，在中國開展革命活動。陳公博、譚平山等成立“真正共產黨”以后，陳俊生便引陳公博去見鄭蒼生，鄭氏將工黨成員梁復然、劉覺非、陳卓生、梁鐵志、郭植生、王寒燼等介紹與陳公博相識。譚平山乃將這些人編成小組，指示他們到工人中開展活動。梁復然、郭植生、王寒燼后來加入共產黨。教務員梁空，生平信息留存不多。1922年標明服膺馬克思主義的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復辦以后，他是其中的活躍分子。在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青年周刊》第2至8號，有他翻譯考茨基所著《社會革命》長文，并且擔任青年團創辦的白話劇社劇務部主任、編劇?？芍?，他此時應當也參與了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活動，屬于“我們的好同志”之一。教員張毅漢當時是教育委員會設立的注音字母教導團總教導員，該教導團也設立于素波巷，與養成所可謂姊妹關系。譚天度憶稱：“當時政府還辦有一間‘注音字母教導團，負責人是張毅漢，和黨的關系很密切，也是一個活動的基地?！苯虇T沈藻修和陳肇燊俱為廣東公立法政專門學校畢業生，系廣州五四運動中成立的“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的骨干領袖，與當時就讀廣東省立第一甲種工業學校的阮嘯仙、劉爾崧、周其鑒、張善銘等同為學聯執委。其中，陳肇燊還被推舉出席上海中華民國學生聯合總會成立大會，被選為執行部七理事之一。1920年3月到5月間，陳肇燊與天津學聯代表劉清揚受全國學聯委派前往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南洋一帶為學生運動募款，最終得款二萬多元，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學生運動的經費問題。陳獨秀到粵不久前往公立法政學校演講《社會主義批評》時，便由陳、沈二人接待并記錄，后將之發表于《廣東群報》。雖然，二人后來沒有加入共產黨，但這一時期也是圍繞陳獨秀活動的廣州進步青年。

其他尚不太清楚生平履歷的高明籍教員、北大畢業生、廣東法政畢業生等，據推測也多是譚平山、陳公博等人的近交親友，此際應與他們有相近的革命理念。據包惠僧回憶，他1921年到廣州后，陳獨秀也派他在宣講員養成所當講學。從教員的選定可知，陳獨秀和陳公博可以實現對該所的全權領導。這便是陳公博所言“很多教員都是我們的好同志”的緣由。

從招生廣告和生源選拔渠道可知，養成所學員主要有兩部分組成，一為在省城廣州自主招考，二為各縣定額選派，其中后者占多數。至于各縣如何確定選送名額，目前不得而知。據陳公博1922年2月初向省長公署的呈請中透露，招錄第一屆學生時有部分縣因遇軍事未有選送學生，故懇請省署“責成趕速遷送，不得再延”。而且，他還抱怨第一屆學生“多不合格，以致教授極感困難”，因此規定此次選送學生到所后，“擬由所復試合格，方予收錄”。

第一屆專門班招收相當于中學畢業生水平的學生，通俗班則至少高小畢業者才有報名資格，而且兩班學生入學時都通過了所里舉辦的筆試和口試兩個環節。陳公博仍然覺得“教授極感困難”，未必是學員真不合格，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該所教員多為剛從專門學?；虮贝螽厴I的學生，授課經驗未必充分;二是以北大學生的水準來教各縣中學、高小的畢業生，感到授課困難也在情理之中。

學員畢業后的走向因史料闕如而不能確定。從少數人的經歷來看，其中既有暫時留在省城繼續從事青年團工作的張貴寬等人，也有回原籍工作的劉琴西等人。第二屆學員鐘道生明確表示該所并不包分配工作，但考慮到第二屆學生未及期滿便被勒令畢業的特殊情況，不能據以反推第一屆學員的情況。據張貴寬1922年3月23日的日記所載，所里當天下午在通俗班講堂開會，討論他們畢業后進行辦法及組織大綱的問題。但招生廣告所言學生畢業后分配月薪30元（專門班）或20元（通俗班）的工作，恐怕難以做到。

（四）經費來源及停辦緣由

養成所的辦學經費常常被宣傳為每年有30萬元之多，實際上這只是陳獨秀就任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之前，按粵省歲入十分之一的體量所做的預算而已，并不是決算。陳獨秀最為重視的創辦廣東大學的100萬元經費便是一張空頭支票，幾次以辭職向陳炯明相逼也未得撥付。1921年9月陳獨秀的離粵，雖有復雜的政治、社會、文化因素，但最本質的原因還是廣東高等教育事業已無可為，而陳炯明未能履行諾言下撥經費則是最關鍵的因素。陳公博在參加完中共一大返程路過廈門時，有人問他廣東大學在年內能否成立？他這樣寫道：“我想了一回，竟找不出一句話來回答?！边@一未曾言明的答語，卻也反映出教育經費的困難。

不過，養成所的確是辦起來了，由于體量不大，第一屆學員數不到200人，而且旨在培養宣講員，屬于文科類學校，并不需要昂貴的教學設備，因此顯然不會按預算的30萬元來撥款。該所不收學費，而且學生在所期間每月尚有津貼10元可領，這也可以從第二屆學員鐘道生的回憶中得到證實。據1922年春來粵考察教育的李宗黃記載，當時養成所“每月經常費千九百三十五”。但學員的生活津貼并非出自養成所的辦學經費，而是由選送學員的各縣財政所出。1922年2月6日，陳炯明在陳公博呈請上批轉各縣長道：“仰該縣即便遵照依期選送，并查照前期辦法將津貼匯所給領?！?/p>

1922年4月以后，由于孫中山與陳炯明之間的矛盾加劇，廣州政局出現動蕩。陳炯明于1922年4月21日辭去本兼各職，隨即離穗。隨后便爆發“六一六兵變”，不久所長陳公博赴美留學。第二屆所長改由黃霖生接任，但第二屆學生的選拔考試是在陳公博辭去所長之前。因為，鐘道生清楚地記得他的考題中有“我們的歷史使命”一道，系陳公博親自到場命題并監考。陳公博辭職以后，養成所的人事和師資都發生了很大變動，“我們的好同志”基本上退出了該所。因此，第二屆學生入學時不得不從其他學校聘請老師來兼課。

兵燹即開，廣州政局處于持續動蕩之中，尤其孫中山引滇、桂等軍入粵，省城更是“五步一司令，一步一軍長。機關則自由占據，稅源則自由壟斷，地盤則自由競爭，民居則自由駐扎，兵力則自由擴充”?；浭∝斦萑氚c瘓，自然撥不出教育經費，連教師的工資也發不出來。1923年3月間，“中上七?！钡膶W生舉代表前往農林試驗場覲見孫中山，表示“如政府有誠意維持教育，請即克日撥款，否則請下明令解散中上七校，以免長此不生不死，致誤學生之寶貴光陰”，最終也不得要領。直到1923年5月，教職員欠薪問題也沒有解決。

在這種情況下，開辦時間尚短的養成所也變得搖搖欲墜。1923年6月，黃霖生辭所長職，時任省長廖仲愷便委任李崇年接任。由于該所開辦之地乃系借用，廣州當局可能為彌補財政而將之拍賣，也可能因削減財政支出而停辦，故于7月初遂勒令該所即刻遷出，并要求養成所在7月6日前為在學諸生提前完成畢業手續。按正常學制，在校的第二屆專門班學生和第四屆通俗班學生，均應于8月底期滿。因此，有學生請愿當局通融二月待期滿再離校，省署竟稱：“如有學業未能自慊，可隨時自加修養，所請延期畢業應無庸議”。

新任所長李崇年自知理虧，不愿面對各生，故也提請辭職。廖仲愷遂令廣東公立法政專門學校校長黎慶恩兼代所長一職，令其“妥善辦理結束事宜”。自此，事已不可挽，該所正式進入收尾期。雖然，8月13日廣東教育界人士集體否認“北廷”的宣言時，仍有“廣東省立宣講員養成所所長黎慶恩”的簽名，但恐怕該所此時只剩一個所長的大印了。9月5日，《廣州民國日報》則明確披露“宣講所前已裁撤”。

養成所辦學歷史雖只有兩年，卻分為差異巨大的前后兩段，總的來說是“虎頭蛇尾”。即便如此，該所辦學史上的第一年，在廣東革命史和中共廣東早期組織發展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三、宣講員養成所在廣東黨團早期發展中的地位

1921年9月上旬，第一屆養成所開辦未久，陳獨秀便離粵赴滬，但養成所的人事卻沒有變動，仍由中共廣東組織的成員所主導，這對于該所的風氣和導向有著重要的影響?？偟膩碚f，養成所在廣東黨團早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主要有三：第一，中共一大后，廣東正式的黨組織——中共廣東支部成立于此;第二，該所是廣東黨團組織早期從事革命活動的重要據點，團一大和一勞大均在此處籌備;第三，該所為中共的革命事業培養了不少干部，功能上有著黨團干部學校的雛形。

（一）養成所是廣東正式的黨組織——中共廣東支部的誕生地

廣東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經歷了廣東“共產黨”（1920年秋起）、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1921年春起）和中共廣東支部（1921年8月）三個階段。陳獨秀、譚平山和廣東黨組織的活動多與養成所有密切的關系。陳獨秀擔任書記時的廣東黨組織活動，有許多是在養成所進行的。

陳公博出席中共一大回到廣州后，在養成所召開黨員大會并邀請黨外分子梁復然、王寒燼、馮菊坡、劉爾崧、黃裕謙、郭植生、阮嘯仙、周其鑒、張善銘、陳式熹等十多人參加。會議由譚平山主持，陳公博報告一大概況后宣布中國共產黨廣東支部正式成立，并將出席會議的黨外先進分子補錄入黨。

1922年1月12日，香港爆發海員大罷工。中共廣東支部迅速投身其中，與國民黨合作組織“香港海員后援會”，并發動廣東總工會號召會員各捐一日工資為罷工海員生活費，“省工七十萬人一致允從”。2月9日，中共廣東支部公開署名發出《敬告罷工海員》傳單，稱“資本家在現代生產制度下，筑起獨占的堡壘……但是他好像吮人血的蚊蟲，他太飽了，他漸漸飛不動了，他故意在社會中筑成一道分別階級的厚墻，墻外的人們越多，他自己就成為孤立了，他不知不覺在自己狡獪的打算中，就掘下他自己的墳墓了”，進而號召廣大海員要堅持到底、團結一致、嚴守秩序、注重自治，最后表明“本黨以海員同志為開始階級斗爭的急先鋒。定當竭其能力，為之后援”。該傳單當時印發三千份，對香港海員大罷工起到了重要的鼓勵作用。從養成所在香港海員罷工中所起作用來看（詳見下文），可能這份傳單也是在該所中擬就。

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局發出通告，要求上海、北京、廣州、武漢、長沙五區“至遲亦須于明年七月開大會前，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立區執行委員會，以便開大會時能夠依黨綱成立正式中央執行委員會”。廣東支部遵中央指示于1922年6月正式成立中共廣東區委，于是中共廣東支部這一名稱不再使用。

（二）養成所是廣東黨團組織的早期重要活動據點

在中共一大召開以前，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時期的黨員總數不多，因此當時開小組會較為靈活，或在譚平山的家中，或在《新青年》廣州發行機關——昌興街，或在養成所。包惠僧回憶稱，當時廣州的黨小組會常常在譚平山家里召開，而陳獨秀的住處來訪人員太多，基本無法從事秘密活動。梁復然則清楚地記得，譚平山每周都會召集他和陳俊生、陳卓生、王寒燼、劉覺非、梁鐵志、郭植生幾人在養成所鄧瑞仁的房間開小組會，布置工人運動的任務。但是，隨著工作的推進和組織的壯大，尤其是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復辦以后，各人居家的場所便不夠用了。這時養成所的辦學空間便派上了大用場。

1922年初的香港海員大罷工，中共廣東支部除了印發傳單聲援工人以外，也把養成所辟為廣州海員公會與各界通信、接受捐款的聯絡機關。2月中旬，回到廣州的香港海員在素波巷成立了廣州海員公會，并以該會名義致電北方海員罷工后援會，“尚乞不遺在遠，慨予拯救?；蛘塘x執言，寒彼賊膽，或捐款援助，厚我實力”。該電文所留通信處為“廣州素波巷宣講員養成所陳公博轉海員公會”。因此，養成所在海員罷工中所起的作用應當引起重視。

陳獨秀來粵促成了無政府主義者退出共產黨組織，青年團也不可避免出現了糾紛和沖突，于1921年三四月間停止了組織活動。是年十一二月間，譚平山響應張太雷的函約決定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復辦青年團，次年1月召開第一次籌備會，到會者有58人，2月開第二次籌備會，人數已達140人，3月份廣州青年團已有400余人，并已派人組織了肇慶、佛山、梧州、新會、東莞和蕉嶺六處分團。

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復辦大多在養成所里籌劃。據張貴寬1922年2月11日日記記載：“昨日下午，社會主義青年團在本所開會，團員到會者九十余人，以本所學生為多?！?922年2月26日，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籌備組創辦《青年周刊》作為機關刊物，自3月7日第二號起，該刊出版通訊處便改到了養成所。1922年3月14日的廣東省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大會的接待和籌備工作，也主要在養成所進行。

由于3月14日大會來賓眾多，特辟東園廣場為會場。據報載是日參加人數有三千余人。 3月19日，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在養成所開會，通過了以下議案：（一）本團組織大綱及繩則;（二）各地方分團原則;（三）社會主義討論會簡章;（四）通訊圖書館簡章;（五）團址問題;（六）經費維持問題;（七）選舉正式職員問題;（八）派遣代表赴總團（上海）出席事，并當即選出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何覺甫、藍祥奎、馮菊坡、沈厚培為執行委員。

當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決定在廣州召開后，養成所便成為團一大的籌備處。據蔣世明回憶，“團成立前幾個月在素波巷宣講員養成所內開了很多次會議醞釀”。青年共產國際代表達林在4月下旬主持召開的黨團干部會議也是在所里舉行。與此同時，養成所也是一勞大的招待處。1922年4月18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南方分部書記譚平山致電上海，稱“全國勞動大會已籌備完善，招待處設廣州市素波巷宣講員養成所內”。

團一大和一勞大閉幕以后，陳公博曾于5月28日下午在養成所召開團員大會，傳達了團一大的會議情形，并進行了青年團的改組。 1923年初，孫中山驅逐陳炯明第三次在廣州建立政權以后，中共中央一度南遷來穗。據梁復然和楊章甫回憶，養成所也曾作為中共三大的籌備地。

由上可知，位于素波巷19號的廣東省立宣講員養成所，在廣東革命史以及廣東黨團組織的發展史上均曾起到重要的作用。這里不僅留下了許多革命人物的足跡，也見證了革命史、黨史、團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發生。

（三）養成所是廣東最早的黨團干部學校

第一屆養成所的教員多為“我們的好同志”，養成所又是廣東黨團活動的據點。這樣的師資力量和辦學環境，對于學生的思想、行動自然會帶來潛移默化的影響。揆諸后來的史實可知，養成所第一屆學員中有不少人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道路。

第一屆專門班學員黃學增（學名黃學曾），為遂溪縣推舉。1922年春夏間，黃學增加入共產黨。1923年7、8月間，黨組織委派黃學增到花縣秘密從事農運工作。1924年農民運動講習所開辦后，他成為第一屆學員，畢業后被委任為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特派員。1924年10月，黃學增當選為團粵區委候補委員，并兼任工農部助理，參與領導了廣寧農民自衛軍反抗地主的武裝斗爭。1925年5月，在廣東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上，黃學增與彭湃、阮嘯仙等人一起被選為省農協執委，黃學增兼任秘書，后主要被派往廣東南路地區領導革命工作。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以后，黃學增被派往瓊崖地區。1929年7月，由于叛徒告密，黃學增在?？诒徊?，同月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終年29歲。

第一屆專門班學員劉琴西，為紫金縣選派。他于1922年2月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與其胞弟劉爾崧共同負責團費收繳工作，并擔任《青年周刊》編輯，同時他也是青年團所辦白話劇社的活躍成員。1922年5月，劉琴西出席了團一大后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8月畢業后回到紫金，與賀濟邦等人開辦勞動夜校、地方宣講所傳播馬克思主義，為紫金建黨奠定了思想基礎。1923年8月，劉琴西介紹賴炎光、劉乃宏、鐘靈等人入黨，建立了紫金縣黨小組。1924年，劉琴西到廣州領導工人運動，后協助周恩來在東江開展革命工作。1927年廣州四一五政變后，劉琴西與張善銘、楊石魂等人建立了東江特委。后來又到上海從事地下工作，因積勞成疾被組織安排到香港治病，結果被國民黨的暗探認出遭到逮捕。1933年被秘密殺害于廣州黃埔港。

第一屆專門班學員黃覺群，為龍川縣推舉。1923年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春在惠州會館加入共產黨。在東征途中，被組織派往龍川，領導成立了中共龍川特別支部，是龍川黨組織的肇建者。第一屆專門班學員黃鳴一、肖漢宗和張翼甫，后來均加入青年團，并于1923年6月初在香山成立團小組，以黃鳴一為組長，后擴大為團香山支部。

第一屆專門班學員方汝輯，為惠來縣選派。在養成所畢業后，方汝輯回到惠來，同吳夢龍（即吳華胥）、林雪堂等組織青年社宣傳新文化。1925年東征軍進駐潮汕，方汝輯等被批準加入共青團，并于1926年初轉為中共黨員。1927年，方汝輯調任中共揭陽縣委書記，后兼任潮安縣委書記，中共東江特委常委、副書記等職。1929年6月不幸被捕，后遭殺害。

第一屆專門班學員孫律西，番禺人，為廣州特別招考生。在校期間加入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且是青年團開辦白話劇社中的活躍成員，后來加入共產黨。1924年與楊殷共同被聘為廣州工人代表會顧問，1926年擔任廣州市手車夫工會主席，是黨在大革命時期的工運領袖之一。高要縣選派的第一屆專門班學員許其忠，畢業后回到高要開展革命運動。他后來加入共產黨，是高要縣農民運動的開拓者。揭陽縣選派的第一屆專門班學員李賡詩，后來經歷不詳，但于1922年加入復辦后的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并當選社會教育委員會副委員長。五華縣選派的洪春榮，后來也加入共產黨，并被組織派往農講所學習。1925年隨軍東征，后回五華開展農運工作。樂會縣選派之曹俊升（后改名曹更生），1926年8月曾作為全國總工會特派員，與林尤璜一道前往瓊崖開展工人運動，并發展了潘子裕等入黨。 1928年6月，曹俊升被選派前往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

第一屆通俗班學員張貴寬即著名愛國民主人士張光第，為始興縣選派。他是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最早的團員之一。畢業后，張光第回到始興老家從事教育工作和革命宣傳活動。后來他加入張發奎部隊，并擔任少校秘書。全面抗戰爆發后，張光第來到廣州進行抗日宣傳，后投身教育事業。1938年，張光第發動一批進步青年包括自己的兒子張柏堅前往延安“抗大”學習，并帶頭給延安捐款支持“魯藝”建校。1940年夏，始興縣恢復黨組織，張光第向中共始興縣委書記張華申請入黨，但當時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張文彬指示：“光第同志已夠入黨條件，但考慮到他的地位和作用，暫不吸收他入黨為好，作一個黨外的布爾什維克，作用更大些，工作更方便些，等到需要吸收他入黨時再考慮”。1945年，張光第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1951年，始興縣人民政府追認他為革命烈士。

第一屆通俗班學員賀濟邦，為紫金縣選派。1922年2月，劉爾崧介紹他加入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領到第156號團證。3月初，通俗班結業，賀濟邦回到紫金，在縣城娘娘廟坪設立地方宣講所、勞動半夜學校等革命機關。

由上可知，養成所雖然辦學時間不長，卻為廣東黨團組織培養了一批干部，為中共在廣東各縣開展革命打下了良好基礎。因此，稱養成所為廣東最早的黨團干部學校是實至名歸的。

四、結語

廣東省立宣講員養成所從1921年初開始醞釀籌辦，6月后著手招生工作，8月底正式開學，是繼上海外國語學社之后，與湖南自修大學同時誕生的一所革命干部學校。相比之下，養成所擁有更優越的辦學環境：該校是廣東省財政支持的公辦學校，學生經各縣選送或在廣州招考入學，編入不同的班次，設置系統的課程，有正規的學制，聘有專職教員等。養成所是廣東黨組織利用廣州特殊的政治條件而創辦的一所正規學校，它的辦學實踐，在中共干部教育史上具有重要開拓意義。

廣東省立宣講員養成所的辦學歷史雖短，卻在廣東黨團組織早期發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里不僅是一大后中共廣東支部的誕生地，也是團一大和一勞大的籌備處，以及廣東黨團組織早期的重要活動據點。正是得益于養成所的辦學條件，廣東黨團組織擁有較別地更為便利的活動空間。而且，養成所的教員多為一時名彥，學員中也是人才濟濟，不少人對中共革命事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因此，廣東省立宣講員養成所值得進一步研究和宣傳。

[作者系歷史學博士，華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