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中國共產黨的教科書政治

許沖

【摘 要】教科書政治是百年中共政治發展進程中的一個基本政治形態。自延安時期至過渡時期，中共借助《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實施教科書政治，既因寄身于干部教育運動、延安整風運動、社會主義改造和中共黨史書寫而呈現出多重歷史面相，又因蘊含著黨的理論建設的進路、政治領袖權威的建構、社會主義意識的滲透、黨史教育觀念的形塑而具有多重價值意涵。整體考量中共教科書政治的成功實踐之所在，契合于世情、國情和黨情，得益于文本經典化、主體精英化、學習課程化、內容實踐化的策略實施。如此操作，實有助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和蘇聯經驗的學習、宣傳和推介，亦有益于借助域外經驗建黨、建國和建制。而個中呈現的經驗教訓對當下繼續推進教科書政治仍具有一定的鏡鑒價值。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教科書政治;政治形態

【中圖分類號】K26;D23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2096-6644（2022）03-0044-12

考察中共政治發展進程，教科書政治實際是一種廣泛存在的政治形態。從教科書視角看，中共教科書政治具有多重歷史面相，既寄身于黨政教育運動，亦彰顯于國民教育系統，更投射于中共黨史書寫;從政治視角看，中共教科書政治具有多重內涵，蘊含著科學知識的傳遞、政治意識的培育、價值觀念的建構、政黨形象的塑造和政治權力的生產。雖受時代條件和主客觀因素的影響，但自中共建黨以來的教科書政治始終循著政治性和規制化的方向演進。及至實踐領域，基于中蘇兩黨在組織與信仰、革命與建設、內政與外交上的過密關聯，中共教科書政治既曾積極仿效蘇共教科書政治的傳統與經驗，也曾直接借用蘇聯經典教科書。而論及此中典型，當屬以《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下稱《聯共黨史》）為中心的教科書政治。就其規劃部署、宣教學習和政治實踐來看，真可謂既系統又完備，既深入又深刻。這說明，中共教科書政治絕非某種偶發的政治現象，實為中共政治發展的內在要求，并構成中共政治形態的基本類型。為此，本文擬從歷史面相、價值意涵、策略路徑等層面就本論題作一簡要考察，以期管窺中共教科書政治的經驗得失。

一、中共教科書政治的多重歷史面相

教科書是文化政治的重要構成，借助教科書傳達政治意義和推進政治發展，務須寄身于多維社會政治場域，也必將因此而呈現出多重面相。中共借助《聯共黨史》嵌入干部教育運動、延安整風、社會主義改造和中共黨史書寫，不只提供了教科書政治的文本依據，同時也豐富了中共黨史的歷史面相。

（一）干部教育運動中的教科書政治

教科書是傳遞科學知識、民族文化、政治傾向與價值觀念的手段，可化作黨的宣傳教育工具，助力達成黨的階段性教育目標。1938年，中共發起全黨干部學習運動，同年《聯共黨史》問世。中共借此實施教科書政治，對解決黨內長期匱乏理論教材問題，特別是打通各級干部“精通馬列主義任務的最重要的道路”價值斐然。1939年2月，中共中央成立干部教育部，開始設置“聯共黨史與馬列主義”中級課程，要求在職干部和干部學校按初、中、高的程序展開研讀;1940年1月，中共中央規定“全黨干部都應當學習和研究馬列主義的理論”，“聯共黨史”被列為中級課程，并同時適用于中級黨校課程的一般標準;2月，中央指示各地黨的領導機關辦理黨校，意在“加強對黨的干部的馬列主義教育”，達到“鞏固與發展黨”的目的，“聯共黨史”由此正式成為黨校的中級課程;3月，中共中央發出在職干部教育的指示，“聯共黨史”成為甲類（有相當文化理論水準的）老干部的學習課程。同期，與課程分級設置相伴而生的，還有教育制度和學習方法的逐步建設和規范，包括“小組與大課之間相輔而行，指導員與支部教育干部的確立，巡回教育制與顧問團制的采用，各種研究組與研究會的推行，一般大講演的舉行與教育干部中有計劃的策略教育的開始等等”。上述規范，保證了“聯共黨史”課程教學和干部學習的效果。此后，該課程開始陸續進入抗日根據地黨的支部教育、在職干部教育和大后方黨的干部教育，八路軍總政治部宣傳部、晉察冀軍區、一二〇師等，也在營團一級及以上組織開展學習，據以“加強干部的階級教育及有系統的理論教育”。截至1940年6月，僅甲類學員就有837位老干部學完“聯共黨史”必修課，且收效甚大，理論水平和政治水平均較以前得到提高，并且建立或養成了系列性學習制度、習慣以及方法。由此可見，《聯共黨史》是以干部教育“聯共黨史”課程設置的形式，以及“干部必讀書目”的學習規范，首先介入中國共產黨的教科書政治，并成為黨的干部教育和理論建設的關鍵性文本要素。

（二）延安整風運動中的教科書政治

教科書具有教誨性或規訓性，這源于教科書自身的意識形態性，它不僅傳遞意識形態，而且還塑造意識形態。歷史地考量延安整風發現，這項運動實際意味著中共意識形態體系的一次重構，而《聯共黨史》無疑為這次重構提供了最合價值的內容體系和最合邏輯的技術路線，進而也規范著中共教科書政治的基本樣態。1941年，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中提議，在職干部和干部學校教育既應“廢除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又應以《聯共黨史》為“中心的材料”來研究馬列主義。連同《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兩個報告，毛澤東意在借助一場整風運動解決全黨“怎樣以從實際出發的觀點而不是以教條主義的觀點來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的黨內路線分歧問題。在整風運動期間，他反復強調應“以《聯共黨史》為學習的中心”“多看反對主觀主義的言論”“把過去的一套徹底打碎”，據以將全黨思想統一到遵義會議以來的正確路線上來?！堵摴颤h史》所以具有“中心”地位，并且“其它一切為輔助材料”，實因整風運動高度關涉同小資產階級思想和黨內教條主義的斗爭，而這兩點恰是《聯共黨史》的寫作主旨和文本精髓。也正是基于此點，1941年9月，中共中央決定高級組研究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論;11月，通知各地高級組學習含“《聯共黨史》結束語”在內的理論資料;12月，要求黨的地委和軍隊團級以上干部“應以聯共黨史為學習馬列主義的基本教材”，克服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極端惡劣的毛病”。在此期間，毛澤東還參照《聯共黨史》編撰《六大以來》等文獻，以供高級干部學習并結合實際討論之用，借以區分黨內正確和錯誤的路線，區別真假馬克思主義。1942年至1944年，隨著整風運動的持續深入，中共中央屢發文件并指定閱讀書目，要求借助學習《聯共黨史》及其結束語，領會貫通全黨整風的“精神與實質”，“把主觀主義反倒”，糾正干部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和“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這種學習一直持續到整風運動結束，而融匯于《聯共黨史》的蘇共教科書政治傳統與經驗、方法與邏輯，幾乎在此次運動中得到系統、具體地實踐。

（三）社會主義改造中的教科書政治

教科書是政治、經濟、文化共同作用的結果，又“為民主政治、經濟和文化安排提供了新的可能”。當中共在1949年后試圖以蘇聯經驗革新中國，借以跨越千年傳統并一舉跨入現代時，首選的路徑是通過三大改造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順利過渡，而此時“黨的總路線，基本上是聯共黨史第九章至十二章的路線”。所以，1953年至1955年中共開展《聯共黨史》學習運動，實為配合宣傳學習過渡時期總路線而推行的教科書政治典范，意在借助蘇聯經典理論范本與蘇聯社會主義實體范本的互相映照，灌輸中共社會主義改造的國家法令，據以建構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因此，根據中共中央1953年至1954年干部理論學習指示及補充通知的要求，黨的高級組和中級組甚至“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上的黨員干部”，均應逐章學習《聯共黨史》第9章至12章的內容及其關聯著作。該指示下發后，全國各地以多種形式傳達中央要求、制定地區計劃、培訓理論教員、開設學習室和供給學習資料。如此擘畫，為“全黨主要干部都能有系統地了解蘇聯實現國家工業化、農業合作化和完成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規律，以便在我國經濟建設過程中根據我國具體條件正確地利用蘇聯的經驗”奠定了重要基礎。這也決定了此次學習運動的重點及其方針。根據蘇聯經驗和中共高層的權衡，前者務須領會堅持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道路的意義，以及以實現農業合作化來滿足社會工業化需要的價值;后者要求即便學習經過實踐驗證的蘇聯經驗，也不應“超歷史”和“超現實”，務須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和從全局觀點出發有重點地學習《聯共黨史》。經過近兩年學習，全國42.4萬名中高級黨員干部學習了《聯共黨史》，并且“收獲比較顯著”?？傮w而論，此次學習雖然具有灌輸性的鮮明特質，但借助《聯共黨史》來實施教科書政治，個中以強調權力集中、計劃管理、思想統一為特征的蘇聯建設經驗，確實為中共集中有限資源和力量實施社會主義改造，起到了輿論發動、思想動員、模式仿照和經驗鏡鑒等多重效用。

（四）中共黨史書寫中的教科書政治

教科書除具有表面形式上的便捷性，更須在內容上得到權威的認證，借此成為“正式知識”的傳承者，發揮建構教科書權力體系和“新文化世界”的功能?？剂恐泄步炭茣伟l展歷程，《聯共黨史》對中共政治文化影響深刻，一度成為中共黨史書寫的參照模板，規范著中共歷史知識的生產、政治權力的建構和政黨形象的塑造。從前期實踐看，作為一種非典型性黨史書寫，它先是以編纂《六大以來》等整風文獻為初次嘗試，并以延安整風成果《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歷史結晶。此中以領袖活動及其論著為中心的黨史編撰模式，以及特質鮮明的路線斗爭史觀，實為斯大林借助編撰《聯共黨史》來一統對蘇共黨史的“唯一”解釋，并據以強化理論權威和政治權威地位的運用。而借此生成的黨史決議，旋即又得到中共七大從組織和理論上的雙重權威認證。再至中共建黨30周年，經毛澤東等人多次修改，并以胡喬木個人名義發表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問世，更從邏輯和內容上再度強化了前述決議的政治邏輯、敘述主旨和編撰模式，在成就黨史上第一本總結中共30年歷程的簡明黨史的同時，也對日后中共黨史書寫產生重要規范意義。特別是，中共黨史編撰“以喬木同志的書為經，以伯達同志的書為緯”的思路形成，確系此階段受《聯共黨史》編輯主旨、敘事模式、編撰體例影響之故。就其要義，路線斗爭史觀及其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根源與社會根源的判定，“黨外的階級斗爭在黨內的表演”的性質判定，均長期影響中共黨史敘事及結論，甚至還一度把它們“作為黨的一種意識形態固定下來”;不僅如此，新中國成立后影響較大的三種黨史（革命史）講義，“從體例到內容都以《簡明教程》為樣板”，以至于“文革”后編寫教材“仍以其為藍本”。如此借鑒確有史學政治化之嫌，但通過理論的和批判的歷史內容敘事，它與全黨達至統一思想、統一意志和統一行動的教科書政治訴求是一致的。也正是在此種意義上，中共借此傳遞黨史知識、培育政治意識、塑造政黨形象和生產政治權力，也將獲得兼具簡明性和權威性的文本依據。

客觀而言，《聯共黨史》自傳入中國起即介入教科書政治。它既發生于中共組織系統，亦踐行于國家建設場域，還投射至歷史知識生產。在多重教科書政治樣態呈現的背后，既寄寓了中共對《聯共黨史》的多維政治訴求，也彰顯出中共教科書政治鮮明的政治性、實踐性和規訓性的特質。

二、中共教科書政治的多維價值意涵

教科書政治呈現多重面相，是中共根據時代條件和實際需要，借助釋放《聯共黨史》的知識理論價值和政治服務功能，來踐行革命目標、政治理想和歷史使命的基本表征。如此操作，契合推進黨的理論建設、建構黨的政治權威、滲透社會主義意識和形塑黨史教育觀念的需要，具有多維價值意涵。

（一）蘊含著黨的理論建設的進路

教科書是系統知識的載體，既可在國民教育系統成為“教學之材”，亦可介入黨和國家政治生活領域，成為理論建設的“中心材料”。從本質上看，《聯共黨史》并非規范意義的史學著作，而是把理論教育目的放在首位和按照理論學科要求來撰寫的理論教科書，以便能夠給予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中的各國以馬克思主義基礎知識的指導。中共借助《聯共黨史》推行教科書政治，初始價值意涵即在于助力黨的理論建設。從理論學習和教育上看，《聯共黨史》既可因應抗戰時期加強黨內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暨“鞏固黨的中心一環”的需要，也能滿足新中國成立前后“全黨有系統地學習理論”以適應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需要，并以系列理論學習運動為載體，消解黨內缺乏理論和輕視理論的弱點。從理論創新和理論斗爭上看，它以“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為立論的制高點，為毛澤東踐行“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理論命題提供了歷史啟迪和政治遵循，推動著全黨“把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國來，在中國創造出一些新的東西”，在整風運動中“收到改進思想、轉變作風的實效”，在黨的歷史決議和代表大會中闡明“左”傾錯誤、路線斗爭以及無產階級思想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斗爭問題。從理論宣傳和普及上看，它既可為全黨“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提供一部簡明流暢、史論結合、易于接受的經典文獻，亦能為黨的高級干部肩負“提高黨的理論水平”和“發展全黨理論學習”主要責任，提供一本“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和總結”?；诖它c，毛澤東早在1948年就指出：不管是理論上要提高還是要普及，“發展黨內民主，訓練干部，提高理論水平，準備占領全國后所需要的各方面工作干部”，均須學習含《聯共黨史》在內的經典文獻。而通觀黨的理論建設的基本進路，歸根結底，就是要實現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和時代特點相結合，建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發揮指導中國革命建設實踐的功能?！堵摴颤h史》作為中共教科書政治史上極具影響力的文本，既“是歷史的，又是理論的，又有歷史，又有理論”，而且還是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完全的典型”。所以，以《聯共黨史》為核心要素的教科書政治實踐，對黨的思想理論、組織制度和作風建設，其實具有同等重要的價值意涵。

（二）蘊含著黨的政治領袖權威的建構

教科書政治的核心關切是權力生產和權威建構，這關系到政治主體是否可以以及能否高效地為著共同理想既民主又集中地行動?！堵摴颤h史》曾被視作建構政治領袖權威的模本，中共借此實施教科書政治的核心旨趣，也內在地包含建構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政治領袖權威。在《聯共黨史》介入中共教科書政治前，遵義會議已經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則尚屬于“開始確立”階段。尋根究源，一種特殊形態的教條主義長期影響著黨的領導層：它除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本本外，更盲從于共產國際的指導和迷信于俄國革命模式，不僅照抄照搬相關指示和模式，而且還通過黨的領導、組織、決議、方針與政策加以貫徹，因而在黨內極具影響力和迷惑性，絕非一般性的理論探討可以克服。為廓清錯誤思想和科學指導革命，中共務須重構意識形態解釋體系，“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因此，中共既推動全黨學習《聯共黨史》，但又未把個中經驗視為普遍適用，而是力主學習列寧、斯大林“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蘇聯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又從而發展馬克思主義”，進而在思想路線重建中“展開討論，提出中心問題，開展自我批評，要聯系實際材料，要有歷史觀點”。這是依據得到自斯大林至共產國際權威認證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知識的百科全書”及其所述“把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與俄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的列寧精神，用以批判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用以創造中國氣派和中國風格的布爾什維主義，用以重新掌控對黨的意識形態的解釋權和話語權，建構以毛澤東為中心的新的政治權威、理論權威和領袖權威。當然，完成權威建構還離不開理論化和穩固化的步驟，這是賦予新的解釋系統以科學權威（符合歷史和實際）和組織權威（經中央會議通過）的關鍵。在實踐中，依據《聯共黨史》為藍本的歷史決議的起草，建筑于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理論化解釋模式的建構，借助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的原則性通過和中共七大上毛澤東的重復說明與闡釋，最終夯實了中共七大“最為重要的歷史標志”——確立毛澤東思想為全黨一致承認的指導思想。在中共七大閉幕后，一切共產黨員均應牢記和踐行毛主席的指示，為著團結全國人民完成解放中華民族的偉大任務而斗爭。

（三）蘊含著社會主義意識的滲透

教科書“是面向未來傳達的一種信息，也是關于未來的一個預言”，中共借《聯共黨史》實施教科書政治的核心價值意涵，還在于滲透和培育社會主義意識，助力實現社會政治變革理想。早在20世紀30年代，毛澤東就提出中國革命要通過人民民主主義實現社會主義。立足中國國情和時代條件，中共可依循的指導思想和參照樣本，唯有馬克思主義關于未來社會主義的設想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模式。在《聯共黨史》的“結束語”中，前者是關于社會發展、工人運動、無產階級革命和共產主義社會建設的科學，強調若要獲取“認識現在和預見將來的武器”，絕不能蔑視這一理論，“降低社會主義意識、社會主義理論的作用”;后者被譽為“世界上任何其他一個黨所未曾有過”的偉大經驗。因而，學習研究《聯共黨史》這部“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底一個模范”，不僅可以汲取馬克思主義偉大學說的精神，而且能夠賦予千百萬群眾和群眾運動以“社會主義意識”，獲得無產階級走向政治解放的“動員力量、組織力量和改造力量”。由此，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曾強調：《聯共黨史》揭示，布爾什維克以馬克思主義作為理論和方法，“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接著又搞了三個五年計劃，創造了社會主義的蘇聯。我們要按照同樣的精神去做”。至新中國成立，進一步“從斯大林同志的偉大的著作中去找尋自己勝利的途徑”，特別是從《聯共黨史》第9章至12章中學習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思想理論和政策經驗，進一步得到了源自中國革命勝利從理論到實踐的雙重權威認證。加之，在全面學習蘇聯運動的助推下，學習“通過了歷史檢驗”的蘇聯經驗，的確有助于明確中國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總方針，明確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具體道路，明確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實質就是要使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所有制成為中國唯一的經濟基礎?；谏鲜龇N種，《聯共黨史》無疑成為“向全黨和全國人民有系統地、經常地、生動地、切合實際需要地灌輸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思想”的范本。而這種學習，實際意味著社會主義意識的多維滲透，既有助于統一全黨的思想和保證改造政策得到自覺執行，也有助于規范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文化制度的重構，直至使其順利平穩地實現向社會主義的制度嬗變。

（四）蘊含著黨史教育觀念的形塑

教科書“是一種文化資本分配和使用的過程與記錄”，因受政治權力介入的影響，它既難以擺脫意識形態的操控，又在實踐中重塑著觀念系統。從《聯共黨史》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影響特別是深度介入中共教科書政治的事實來看，它蘊含的價值意涵還體現在對各國黨史教育觀念和宣傳工作方法的系統形塑。通觀中共對《聯共黨史》學習運動的系列部署及實施，實可謂聯共（布）中央《關于〈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出版后怎樣進行黨的宣傳》決議的“中國化”。在延安時期，中共建立中央學習組以加強對干部教育工作的領導，以集中開展、分級實施的方式推進《聯共黨史》學習，既為消解聯共（布）中央所批判的黨的宣傳教育工作的“手工業方式”，也為有針對性地糾正黨內存在的“重組織輕宣傳”的傾向;在整風運動中，毛澤東強調既要“研究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論”，又要“以《聯共黨史》為學習的中心”，其實與聯共（布）中央強調黨的宣傳教育工作要將黨史教育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相結合的要求如出一轍;在宣傳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過程中，中央要求各地各部門積極培養和訓練理論教員，翻譯和編寫教學提綱及參考資料，充分發揮《人民日報》《學習》《新建設》等報刊的理論陣地作用，實則是對聯共（布）中央決議第三部分方案的具體化實施。其實，此中最具方法論價值的歷史啟迪，無疑是“在解決實際活動問題時善以理論為指南”，也就是要將黨史學習、理論教育同黨在各個階段的中心任務相聯系。反映在實踐中，諸如抗戰時期為反對國民黨反唯物論宣傳而加強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教育，為豐富全黨對敵斗爭經驗而在《聯共黨史》學習中加強策略內容學習，為整頓“三風”而前“粗”后“細”有序閱讀《聯共黨史》的“結束語”，均為達到靈活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聯共（布）歷史經驗來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黨史教育目的?；诖它c，也進一步驗證了“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這不僅是中共黨史學習教育的宣言口號，也是中共教科書政治實踐的經驗所系，甚至它還可以解釋：緣何“全面的、全黨的、由中央領導進行的干部內部教育”，實際是從學習《聯共黨史》開始的。

除具有上述價值意涵外，中共以《聯共黨史》為中心的教科書政治，還蘊含著助力社會政治動員、政黨形象塑造、社會系統整合等具體功能。這也表明，教科書確是具有頂級的意義和價值的文本，教科書政治不僅能夠深度介入黨的歷史與理論的闡釋教育系統，而且可以直接作用于社會政治場域，并規范著全黨乃至全國層面的基礎性意識形態的建構，據以形塑著20世紀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社會的“知識、文化、信仰和道德的本來面貌”。

三、中共教科書政治的多元策略路徑

教科書政治彰顯多重歷史面相和蘊含多維價值意涵，是中共立足中國政治發展需要，借助《聯共黨史》建構教科書權力體系的政治表征。事實上，不同的歷史背景、階段化的教育目標和差異性的學習主體，均要求中共采取多元教科書政治策略。實施文本經典化、主體精英化、學習課程化和內容實踐化，即是滿足教科書政治實踐需要而適時做出的路徑選擇。

（一）文本經典化策略

教科書“象征著權威（不總是法定的）或自由”，因而在推行教科書政治過程中，如果選用權威的或經權威認證的教科書，無疑將具有更為重要的文化政治意義?！堵摴颤h史》出版后，蘇共與共產國際合力將其塑造為“創造式的馬克思主義的古典著作的模范”。中共基于道義或自身需要理當學習，但能否借此推進教科書政治，卻需要一個再度經典化的過程。一般而言，它需要借助精英話語施以比鑒推介，進而形成對文本意義和價值的權威性再生產。而論及此項工作，也主要是由毛澤東依據三個銜接有序的步驟來推進：先是閱讀接受，再是評點詮釋，后是權威推介。其實，在《聯共黨史》傳入中國僅數月內，毛澤東就“已讀了十遍”，并以“好書”之名推薦給黨內同志閱讀。及至延安干部教育和整風運動期間，他不僅頻繁引用《聯共黨史》“結束語”的六條經驗來比鑒黨內“三風”問題，還以此為歷史經驗依據和方法理論指導，用時兩天在西北局高干會議上作《關于斯大林論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的長篇報告，深度解析和批判中共在黨政軍民關系中存在的問題。同時，他還不忘面向全黨推介《聯共黨史》：從1939年界定其為全黨需要長期學下去的馬克思主義的“學問”，到1953年贊賞其為“百年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經驗的綜合”，再到1964年仍將其納入全黨“高級干部學習馬、恩、列、斯著作”的必讀書目，毛澤東始終以一種典型的領袖釋讀模式，引導著全黨對《聯共黨史》的認知、閱讀和理解。如果考察毛澤東《聯共黨史》閱讀史，單就“論次之多、引述之繁、評價之高、推介之切、影響之深”來看，其他書籍幾乎無出其右。而其中最為關鍵的，還是毛澤東以近乎作者的權威形象讀解《聯共黨史》，以馬克思主義理論、俄國經驗與中國革命關系的轉譯者、詮釋者和界定者的角色，賦予《聯共黨史》以崇高的歷史和理論地位。也正是基于此點，中共教科書政治獲得了源自經典理論和政治領袖的雙重權威認證，而此中的再經典化策略及其歷史進路，也內在地成為中共教科書政治的有機構成。

（二）主體精英化策略

干部是黨的事業的骨干，高級干部是其中承擔重要領導及管理職責的政治精英。以黨的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為重點，通過實施學習主體精英化策略，培養革命政治精英和執政政治精英，是中共借助《聯共黨史》實施教科書政治的基本要求。1939年，中共中央先是要求“縣委以上的各級黨委應經常開辦各種干部訓練班”，繼而在中央干部教育部領導下開展全黨學習運動，黨、政、軍、學、民各領域均被納入其中，而且要求應將提高干部的理論文化水平作為“頭等”大事來抓，著力“學習和研究馬列主義的理論及其在中國的具體應用”，《聯共黨史》就是重點學習內容。1940年和1941年，為提高在職干部教育質量和黨內高級干部政治理論水平，中共中央發文就加強學習指導、成立高級學習組、重點研究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和黨的歷史作出規定，《聯共黨史》成為學習的中心材料。在整風運動期間，中共中央發出學習“二十二個文件”號召，延安地區不僅“有一萬干部參加”，而且“在學習中發現各種紛歧錯雜的思想并獲得糾正，絕大多數干部都說兩個月學習比過去三年學習效果還大”。同期，中共中央還決定按工作關系由48人編成9個高級學習小組，深入研究《聯共黨史》結束語和斯大林的《論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切實推進黨的高級干部搞好黨的路線問題學習。及至中共七大和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為繼續加強理論學習，毛澤東號召學習含有《聯共黨史》在內的“五本書籍”和“十二本干部必讀的書”，并期望“如果有五千人到一萬人讀過了，并且有大體的了解，那就很好”，“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內，有三萬人讀完這十二本書，有三千人讀通這十二本書，那就很好”。事實證明，基于毛澤東號召而展開的這次學習活動，“我們學得不壞，進城以后，很快恢復了經濟，成功地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而論及社會主義改造中的《聯共黨史》學習運動，同樣采取的是學習主體精英化策略。此種策略不僅為黨培養和儲備了大量干部，而且還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中共由革命黨走向執政黨的組織基礎。

（三）學習課程化策略

以《聯共黨史》為中心的教科書政治進程，本質上也是一個外部知識轉化為內在經驗的課程化過程。如此策略路徑選擇，是中共按照既定目標有組織地推進蘇聯經驗中國化的重要手段，也是教科書政治走向科學化、規范化、常態化和有效化的基本保證。其實，早在國內絕大多數《聯共黨史》中文版出版前，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就已將“聯共黨史”列為甲類干部（擔任負責工作的老干部）在職學習的“必修課”。由此發展至1949年，中共從延安在職干部教育、整頓黨的作風、準備建國后的干部等訴求出發，有針對性地確定教育目標、規定研究內容、建立學習制度和設定研究議題;并且除前述具體課程設置和理論教材的認定外，中共中央還借此推動“學制的改革”，有序“確立干部教育中的定期考試制度”，“實行對于在職干部教育的考核測驗與賞罰制度”。新中國成立以后，《聯共黨史》開始進入國民教育系統，成為標準化課程與教學體系的重要構成。它先以“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課程之名成為華北?？埔陨蠈W校公共必修課，后被確立為高校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重要材料，并于1952年正式成為“馬克思主義基礎”課程的核心教授內容;至1954年，“聯共（布）黨史”被確立為全國高校普遍開設的4門政治理論課程之一，1955年前后又成為二年制專修科“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課程教授內容、中等學校教授“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課文，以及高級黨?！疤K共黨史”課程的基本教材。同期，黨的宣傳教育部門還圍繞課程作出系列教學管理規范，據以保證教學效果，直至1957年被“社會主義教育”課程取代。事實上，若非受中蘇關系以及相關意識形態之爭的影響，以《聯共黨史》為基本教材的課程設置和教學實踐恐將持續實施。而通觀《聯共黨史》的課程化實踐，雖有課程名稱、教授重點和管理規范的不斷調整，但據以達成理論教育、思想動員和實踐參照的多維訴求及效果則始終未變，此乃中共教科書政治的核心旨趣，也是課程化策略實施的價值所系。

（四）內容實踐化策略

中共教科書政治并未囿于書齋，而是指向對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的雙重改造。經典化、精英化和課程化策略的實施，也均為借《聯共黨史》的政治實踐性研習，來推進黨的建設和社會政治變革。就其基本特征看，它以解決直接政治性目的為初衷，通過橫向移植、縱向比鑒和綜合運用《聯共黨史》所述歷史事實、政策經驗和理論方法，達到廓清黨內思想痼疾、建構政治領袖權威和闡釋國家政策方針等多項目的。這是典型的“學以致用”式的政治性和實際化策略。若就內容實踐化的具體表征看，《聯共黨史》結束語既是延安整風運動中的干部必讀文獻，更是毛澤東頻繁比鑒引述的核心內容：以此為依據，他既批判了機會主義的兩條路線斗爭方法，也厘清了主觀主義的來源并提出克服之道，還闡明了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黨內斗爭方法，甚至還研判了黨內是否“常有敵人和敵對思想混進來”。在進入過渡時期后，中共發起對《聯共黨史》第9章至12章的學習實踐，更是構成一場名副其實的社會政治運動：從運動構成要素看，它起碼具有1953年至1955年的時間寬度，全國“黨的機關、政府機關、經濟機關和群眾團體領導機關”的空間范圍，黨的理論學習高級組干部約2.4萬人和中級組干部約40萬人的主體數量，以系統了解蘇聯實現國家工業化、農業合作化和完成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規律，結合中國具體條件正確運用蘇聯經驗，并借此整體灌輸“中蘇友好，學習蘇聯”社會主義意識的學習內容和實踐領域。如此實踐化甚至運動化的政治操作，無疑是以改造新民主主義社會舊世界和創造社會主義新世界為目的，并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實踐中同時改造主觀世界的雙重實踐。循此策略，特別是通過寄身于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以及直接生成一場社會主義學習運動，實有助于在“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改造主觀世界同客觀世界的關系”中整頓黨的作風和灌輸社會主義思想。這也正是無產階級力量薄弱且又匱乏革命建設經驗的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并能夠不斷走向政治自覺的必要路徑選擇。

四、結語

有論者指出：“教科書的政治學，不僅暗含著教科書是如何及被誰使用的問題，也意味著關于教科書的內在質量、內容和組織方面的政治學含義。還有一個重要的意義，就是教科書還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人們解讀課文的方式?！弊?0世紀30年代末至50年代，中共實施以《聯共黨史》為中心的教科書政治，總體上是契合于世情、國情和黨情的，有益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和蘇聯經驗的學習、宣傳和踐行，也有助于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建黨、建國和建制。在此過程中，既有《聯共黨史》作為普遍意義上的教科書知識功能的釋放，也有作為政治規訓工具的服務政治功能的彰顯。需要指出的是，《聯共黨史》之所以能深度介入中共教科書政治并發生多維影響，自中共建黨以來黨內嚴重匱乏開展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教科書是客觀事實，經由斯大林傾力編撰和共產國際極力推介是外部影響因素，簡明化和概括性內容構成是關鍵性文本因素，得到中共領袖權威認同和極力推介是核心主體要素，能滿足中國革命建設現實需要是最根本性價值依據。綜上種種，中共以《聯共黨史》推進教科書政治，實際具有某種特別的規定性，不僅其教科書政治職能得以發揮，而且教科書政治也逐漸成為影響中共政治發展的重要政治形態。然而，正是基于個中被特別強調的政治價值、理論功能和歷史意涵，常規教科書政治實踐中的功利化傾向、過度政治化和教科書依賴等問題，也或多或少隱現于以《聯共黨史》為中心的教科書政治實踐領域，這也構成了省思和鏡鑒當代中國教科書政治的重要參照。

[作者系法學博士，華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